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

從東晉渡江到隋平陳，南北分裂二百七十年。政治、經濟等方面南北的情況不同，發展各異，文化也各有特點。從史學的發展說，南朝與北朝相比之下，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處。 總的講來，經濟上南方比北方發達。沈約《宋書》卷五四「史臣曰」描述五世紀前半南朝的心臟地區荊揚二州說：「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代指北方的中心地帶）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北方不但沒有這樣肥沃富庶的關鍵地帶，而且直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還要靠均田制來把農民束縛於土地上，去耕種境內荒廢的土地。手工業與商業，也是北不如南。南方商稅名目甚多，為北方所無，正反映其商業之發達。至於貨幣流通情況，北魏孝文帝以前未曾鑄錢，大致是用前代貨幣及絹帛交易。孝文帝以後雖然鑄了各種貨幣，還不能通行全境。而南方，據《隋書·食貨志》所說：「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谷帛交易。」雖然雜用谷帛，其通行貨幣的範圍，在全境內的比例，似仍比北方為大，也是經濟比較先進的一個標誌。 【93】 南朝有「元嘉之治」和梁武帝時「四紀之內，實雲殷阜」的局面（《陳書·何之元傳》所收《梁典序》）。而北方自十六國以來，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描述。《洛陽伽藍記》中描寫的遷洛以後的洛陽，固頗為繁榮富足，恐怕也像鄴城，只限於個別都會一隅之地。梁將陳慶之進入洛陽後的觀感是：「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給了他深刻印象的，是北方社會的禮儀風貌，而不是經濟上的繁榮富有。 北方雖然保留了漢魏社會的遺風，但經濟上的落後不免導致文化上的保守。而十六國以來長期胡族的統治，也使文化的進步發展多少受到阻礙。圖書是文化發達的標誌之一。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聚書篇》中自稱：「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隋書·經籍志》載，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江陵陷於西魏時，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資治通鑑》六五）。這大概是南朝藏書極盛時的數字。而北方則遠不能相比擬。隋志說北魏「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又說北齊也曾搜聚典籍，「迄於天統武平（565—575），校寫不輟」。但顏之推就在齊亡（577）後所作《觀我生賦》自注中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再從文學作品看，現今存世的詩文篇數和作家人數，南朝都大大超過北朝。 【94】 關於南北學術傾向的異同，史料中有兩段記載，而兩處所指出的現象有相通之處，可據以推論南北史學的異同。《世說新語·文學篇二十五》載：「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註：「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暗，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核，易核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褚裒卒於永和五年（349），此故事如可信，則褚孫對話時南渡才三十幾年，所謂北人南人，主要恐怕還不是指十六國的北方與東晉，而是指魏晉以來的趨勢，是為時已久的區別了。到南北朝對立時，這樣的區別繼續存在。《隋書·儒林傳序》先說「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跡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說明十六國時期直到北魏統一北方，北方文化學術一直處於衰落狀態。「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然後敘述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最後總結為：「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北史·儒林傳》也沿用這幾句話，說明是唐人公認的結論。這樣的估計，與褚孫對話所指，是一脈相通的。就是說，北方受兩漢以來章句訓詁之學的影響，治學偏於掌握瑣細具體知識，涉及面廣，所謂淵綜廣博，窮其枝葉。南方則在魏晉玄學和新傳入的佛教思想影響之下，偏重於分析思辨，追尋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謂清通簡要，得其英華。劉師培《南北經學不同論》謂：「北儒學崇實際，喜以訓詁章句說經；南人學尚誇誇，喜以義理說經。」南北對於訓詁義理各有偏重，劉說不誤。但其解釋原因，說「北方大儒抱殘守缺，不尚空言，恥談新理」，而「自永嘉構禍，古學消亡，故說經之徒喜言新理」。這裡忽略了玄學與佛學對所謂新理論推動促進作用，似乎不夠全面。我想，用《論語》的話來概括，就是北方偏於學而不思，南方偏于思而不學。褚孫對話與《隋書》、《北史》的議論，都有助於探求南北史學不同之處。 古人修史，基本史實的敘述大體因襲前人著作為多。如袁宏《後漢紀》成書於范曄《後漢書》之前，而所記史事與范書無大異同，說明出自同一來源，而且取捨大致相近。又如范書中《光武本紀贊》有「系隆我漢」字句，及《章帝八王傳》中所謂「本書」，皆沿用《東觀漢記》舊文之明顯證據。甚至論贊某些詞句，亦沿襲舊史，如章懷注指出範本出於華嶠《後漢書》者即有多處。 【95】 沈約《宋書》亦多本於徐爰等之舊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書。但是，除去體制編排之外，紀傳體史書仍自有最能體現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論部分。《宋書·范曄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自敘其平生，談到編纂《後漢書》時，一則曰：「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再則曰：「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三則曰：「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歸納范曄的話，除文字方面的自傲之外，他的精意深旨，主要在所發議論，自以為「以正一代得失」，而賈誼的《過秦論》是他的榜樣。《後漢書》的序或論，在范蔚宗的心目中，實為再三致意的全書之靈魂。 試以南朝范曄（398—445）的《後漢書》與沈約（441—513）的《宋書》和北朝魏收（506—572）的《魏書》中的序和論相比較，可以看出，范沈之書的序和論確實體現出「清通簡要，得其英華」的精神。《後漢書·鄧騭傳》論謂漢之外戚東西京十有餘族，多至顛覆，「其數有可言焉」，然後舉出傾覆的四條原因，亦即外戚的四條教訓。《黨錮傳》序不僅就後漢議論，而是從春秋以後世風的變化談起。所據以評論的道理雖不外儒家觀點，但這樣處理的方式，卻使人開闊了視野。《宦者傳》序從先寺人之制談起，臚陳兩漢歷代宦官事跡及其導致王朝覆滅的原因。傳末又追究宦官之禍所從來久，非一朝一夕所致。《儒林傳》序論述後漢二百年中學官設置及圖書收藏的始末。《西羌傳》論縱論後漢以來羌人活動，歸結為「羌雖外患，實深內疾」，批評了遷徙羌人於內地的失誤。 從范曄評論後漢王朝的覆亡與清流人士的關係，可見他認識到思想輿論對政治局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這樣的認識確是頗為深刻，稱得起「牖中窺日」的見解。范曄這個觀點多次表現在《後漢書》中。《左周黃列傳》論證後漢「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是由於「碩德繼興」，「宏儒遠智，高心潔行」的士流在起作用。《陳寔傳》論雲，雖然閹豎擅恣，政治腐敗，因有陳寔這樣一些人「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陳蕃傳》論更是大聲疾呼，說陳蕃等「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孔融傳》論說孔融「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把曹操生前終不敢篡奪漢家政權，歸功於孔融這些人的輿論。《儒林傳》論認為桓靈以來「君道秕僻，朝綱日陵」，「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總之，范曄把後漢清流士人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輿論，看成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國家亂而政權不倒的原因。這是通過思辨分析而得出的看法，是很有識見的解釋。有些論斷，從今天角度來看，也還是站得住的。范曄的史識，正是南方學術傾向的特徵在史學方面的體現。 沈約《宋書》的序或論，不如范曄之精闢，但也時時可以看出南朝史學如牖中窺日，對歷史發展的洞察能力。《武帝紀》的「史臣曰」，以簡潔文字描述了漢末到劉宋間政治歷史的梗概，抓住了各時期要害。說「魏武直以兵威服眾，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解釋了曹操何以懾於輿論，不敢及身篡奪政權。關於司馬氏取代曹氏，沈約認為，「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說明曹魏政權尚未到矛盾尖銳瀕於崩潰局面，是司馬氏巧取豪奪得了政權。關於東晉，沈約寫道：「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這樣的估計，要言不煩，恰中肯綮，是「王與馬共天下」的確切詮解。以後敘劉裕之代晉，用「功格區宇」、「樂推所歸」字樣，大約是沿用劉宋史臣的套話了。《孔季恭等傳》的「史臣曰」，縱論荊揚二州為南朝經濟中心，能使「數郡忘飢」，「覆衣天下」。而統治者剝削無度，「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並命比室，口減過半」，終於導致滅亡。《臧燾、徐廣、傅隆傳》敘述曹魏以來學術興廢及國學沿革。《謝靈運傳》的「史臣曰」敘述魏晉以來詩歌流變，並表達了自己所主張的聲調諧和理論。 【96】 《史通·雜說下》不贊成沈約這種作法，以為這篇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應當說，劉知幾這話表示他未認識到南朝史學的特點亦即優點。沈休文這些論述，都彌補了紀傳體限於體制，未能對經濟、學術、文藝綜觀全面，追溯源流來加以敘述的不足，同時也體現了「牖中窺日」，集中探求英華的學風。 南朝除范曄、沈約兩大史家的著作之外，今存尚有蕭子顯《南齊書》，也可以窺見南朝歷史著作中議論的傾向。《南齊書·劉 傳》回顧綜述曹魏以來儒學情況，指出「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業」，永明儒學一度興盛，建武以後趨於衰歇。《幸臣傳》論剖析幸臣得寵弄權原由。《文學傳》論標出貴新尚變的宗旨，並以此為準繩，評論了曹魏以來作家。《魏虜傳》追溯東晉以來南北關係及歷次北伐成敗，最後談北魏遷洛以後之南逼，總結南方屢次失利的原因說：「豈不由將帥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護。號令不明，固中國（指南方）之所短也。」總而言之，從范曄、沈約、蕭子顯三家著作，看出南朝學風總傾向在史學上的表現，形成南朝史學不同於北朝的一大特點。 再看魏收《魏書》列傳的序或論。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論事為主，拘泥於一人一事論其功過。其議論標準固是儒家倫理道德，而對拓跋氏一朝政治上興衰得失，沒有通觀全局的評論，也沒有指出哪些發展變化，更沒有宏觀地把北魏王朝與以前時代聯繫起來考慮觀察。議論的思辨性不強，因而也不能像南朝史家某些議論之較為深入。北魏是十六國胡族爭霸的統治基礎上建立的政權，《魏書》論中看不到十六國與拓跋氏統治異同的比較。北魏歷史亦自有其種種特徵，但魏收除設立官氏、釋老二志之外，不像南朝史學家那樣，對於所處理時期的歷史現象如黨錮、恩幸、外戚等等加以剖析，總結經驗教訓。關於北朝經濟、學術、文藝等發展的特點，由於《魏書·儒林傳》已亡，今本乃後人用高氏《小史》所補，《文苑傳》亦後人所補，無從與南朝史書對比。總的說來，北朝史學著作確似顯處視月，廣而難周。看不到敏銳深刻的高見卓識，給人以識暗之感，較之南朝史學大有遜色了。 當然，史學之外，例如經學，南北異同高下如何，有待另作探討。《南齊書·五行志》載，建元二年廬陵石陽縣山崩，水中得柱長短千餘口，「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雲，江東不閒隸書，此秦漢時柱也」。說明北方還有人認識古文字，而南朝像江文通這樣才學之士還是文盲。但一般而言，北人似乎對南人文化學識更多欽佩。如《梁書·王錫傳》載，錫與張纘接待魏使劉善明，「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嘆挹」。此雖南朝記錄，大致應得其實。 南北史學發展雖有不同，但雙方並未完全隔絕，而是有所交流。據《魏書·李豹子傳》載，正光三年（522）上書，為其父孝伯請求追封，稱「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戴。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沈約《宋書》成於齊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稱「劉氏偽書」，當即休文著作。今本《宋書·張暢傳》中載有張暢與李孝伯對話，所以豹子以為「有彰國美」。 不僅南方史書流傳北方受重視，南朝人的詩文亦復如此。邢邵詆毀魏收不只模擬任昉，「亦大偷竊。」魏伯起則反譏邢子才「常於沈約集中作賊」。《周書·柳慶傳》載，蘇綽曾對他說，「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這些都說明，北方文士不論地位如何，都傾倒於南朝文學。雖然也流傳有南人對北人文學欽挹的故事，如劉 《隋唐嘉話》上稱，「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南人皆嗤之，後乃欽服」。這已是南北朝末期的事。但更為流通的傳說，是南人輕視北人作品。如《朝野僉載》六載，「南人問（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余驢鳴犬吠，聒耳而已」。《隋唐嘉話》下稱，「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這些可能是帶有誇張性的故事傳說，然而反映當時的傾向是可以肯定的。 南朝與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風仍各有特點，也可以與史學相比較，看出某些跡象。《隋書·文學傳》序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意旨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北史·文苑傳》論亦沿用了這幾句話，足見為唐人公認的定論。北人理勝其詞，南人文過其意，這和北學淵綜廣博，南學清通簡要的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處。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實踐，南方重思索辨析，這兩種不同傾向，與學術和文藝分野內的異同，似乎也並不相悖。我曾有一種想法，認為文化可分三個層次：文學、藝術、思想等屬於狹義文化；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產工具等，可算廣義文化；而在一個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領域內，還可能潛在一種共同的素質，貫串於各方面，名之為深義文化。 【97】 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學、文學以至宗教等領域內的共同相通之點，也可幫助證成我的看法吧？ 1990年1月27日修訂舊稿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