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
像董狐、南史那樣先秦時代史官，記述當代史事秉筆直書，毫不隱瞞回護的優良傳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並未斷絕。史官當然也因此而獲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堅的母親早寡，引將軍李威為男寵，「史官載之」。苻堅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寫的紀錄中看到，既慚且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由於執筆的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才作罷（《晉書·苻堅載記上》）。北魏太武帝時，崔浩撰國史，對於拓跋氏先世翁媳婚配一類舊習俗據事直書，因此得罪。清河崔氏以及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都遭誅戮。此次大獄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但國史問題肯定是重要導火線。 【98】 然而，像後代多數封建王朝一樣，史官對統治者的行動有意塗飾粉刷的，恐怕還是多數。例如北魏太武帝滅赫連夏以後，看到著作郎趙逸所修國史，認為赫連屈丐暴虐無道，「史官安得為此言乎？」下令追究。還是崔浩講情，把學者趙逸比作漢代揚雄之吹捧王莽，勸皇帝寬大為懷，「固宜容之」，乃作罷。赫連屈丐這樣的統治者，史官還要為之粉飾美化，其他一般的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史官考慮個人利害安危，害怕得罪皇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春秋·公羊傳·閔公》所宣揚的「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之類儒家教條，在當時史家心目中必然也是占有地位、起了作用的。在諸種需要忌諱的事情中，用暴力推翻舊王朝，殺死所臣事的皇帝，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應當是最為敏感的問題。
政權的禪代，在魏晉和南朝時期特別頻繁。北方五胡十六國政權以後，鮮卑拓跋氏統一北方，不存在什麼禪代問題。到高氏宇文氏代魏，政權禪代在南方已經司空見慣，北方也就更不以為奇了。魏晉南朝四百年間，禪代問題其政治敏感程度先後有變化，因而表現於史書的修撰亦有所不同。自王莽代漢不久即被推翻之後，二百年間沒有發生過篡奪情況。大臣推翻舊王朝而建立新政權，被目為冒天下之大不韙。所以，曹操雖然把皇袍當做內衣（翦伯贊同志語）穿了二十多年，始終沒有親自推翻劉氏政權，而是由他的兒子曹丕完成了經營二三十年的事業。司馬氏「作家門」的時間也不短。從高平陵事件（249）以後，十六年間經歷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雖然權勢炙手可熱，卻沒有下手。到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才取代魏室，建立晉朝。絕非曹氏司馬氏的政治、軍事力量不足以奪取政權，而是輿論壓力使他們不敢貿然從事。
在彌縫粉飾「篡弒」問題上，晉以後封建統治者使用了兩種辦法。一是在確定本朝歷史的斷限時作文章，一是在處理前朝歷史的末代或本朝歷史的開端時彌縫回護，或略而不詳，或公然曲筆。隨著以禪代方式奪取政權愈益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之後，這兩種手法中，前者已無必要，後者則由隱諱曲筆變成公開宣揚禪代為合理合法了。
現在看不到曹魏史官所修的後漢史或魏史。至於魏晉以後史家記述後漢史事，當然不怕公然譴責曹氏。如東晉的袁山松說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罵他是「竊國」的「盜賊」（《太平御覽》九二引）。而范曄的《後漢書》也公正地指出了漢室早已衰弱：「天厭漢德久矣，山陽（漢獻帝）其何誅焉（怎能責備）！」
西晉武帝時，曾把晉朝歷史的斷限交給大臣們討論。按理說，一個王朝的開端，當然應該從取得政權，建立新朝之日算起。當時荀勗卻主張從魏正始（齊王芳正始元年〔240〕）開始，而王瓚又主張從魏嘉平（齊王芳嘉平元年〔249〕）開始。為什麼要把晉朝歷史的開端向上推延到曹魏時期呢？又為什麼不推向魏明帝時，而只上推到齊王芳時呢？我們先看荀勗之為人。他在魏末已傾心於司馬氏。晉朝建立後，他「獲佞媚之譏」，「時議以勗傾國害時」。但由於他「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晉書·本傳》）。荀勗的意圖，是借斷限的上延，賦予司馬氏父子以孔子所讚頌的周文王那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的形象（《論語·太伯》），從而沖淡「弒君」、「篡位」這一尖銳矛盾。按照荀勗的斷限，齊王芳的廢黜，高貴鄉公的被害，都已經是大晉王朝至少在史書文字上矗立以後。他們的被廢和被害，只證明他們已是受到挑戰的統治者。在荀勗看來，這樣就使兩樁大事件在當時的非正義性多少有所減輕。武帝時討論未有結果。惠帝即位後，又繼續討論。仍然主張「宜用正始開元」者，有荀藩、荀畯、華混。主張從嘉平起年者，有荀熙、刁協。荀藩、荀畯是荀勗的兒子和孫子。荀藩繼其父之學，一切秉承荀勗的主張（《見晉書·律曆志·樂志》），所以對修史斷限的看法也不例外。今傳陸機《晉書限斷議》數語，見《初學記》二一，當亦此時所作。他說：「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不（今本脫此不字，據嚴可均所引補）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關於司馬懿父子三人稱傳或稱紀，陸機語氣模稜，但他也主張司馬懿等父子三人應入晉史，則是肯定的。只有王戎、張華、王衍、樂廣等朝中主要大臣，都主張照賈謐的意見，從武帝代魏建立晉朝政權的太始元年（265，實際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開始。最後就這樣定了下來。賈謐雖然是舞弄權勢的紈袴子弟，看來確如《晉書·本傳》所說，「好學有才思」，所以能籠絡了潘岳、左思、劉琨等當時名流文士作為二十四友，而且能看重亡國之餘的吳人陸機陸雲兄弟。王戎等人附和他關於晉史斷限的意見，應當說是正確的。不以向上延伸晉朝歷史的辦法來掩飾沖淡禪代過程中的陰謀與暴力，也應當說是公道的。
孫盛《晉陽秋》，王隱、虞預、臧榮緒諸家《晉書》，干寶《晉紀》都從司馬懿敘起，均見湯球輯本。唐修《晉書》中司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紀。看來賈謐意見未被以後史家所採用，實際仍是把斷限向前延伸了。
司馬氏代魏的鬥爭異常尖銳，發生了像高貴鄉公曹髦謀殺司馬昭而又被殺、淮南連續三叛討伐司馬氏等等，是歷史上有名事件。史書記載和後人研究甚多，此不具述。當時輿論對司馬氏之不滿，不僅從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態度看得出來，就從司馬氏家族本身，也可窺見，明顯的例子是司馬懿的三弟司馬孚。《晉書》本傳載高貴鄉公被害，百官無人敢奔赴，而司馬孚卻「枕屍於股哭之慟」，並且奏請追究主謀。太后命令以庶人之禮埋葬，司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司馬孚在司馬懿執政時就不大與聞政事，「後逢廢立之際，未嘗與謀」。司馬師昭兄弟因為他是長輩，也不敢逼迫。等到司馬炎受禪，曹魏末代皇帝廢居金墉城，司馬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甚至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實際上，和司馬孚抱有同樣思想的，還有八達之一的司馬懿的七弟司馬通父子。《三國志·杜恕傳》載，明帝時恕上疏稱「大將軍狂悖之弟」，裴注謂即司馬通。所謂狂悖不知所指，意即與司馬懿不合。注又稱晉初受禪，通之子順，「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晉書·宗室傳》亦載「順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阿而卒」。由此可見，鬥爭尖銳，輿論沸騰，所以晉武帝即位以後，想通過修史來加以粉刷。王沈所撰《魏書》是突出之例，陳壽的《三國志·魏志》當然也不例外。
王沈是司馬氏死黨，曾將高貴鄉公計劃向司馬昭告密，「甚為眾論所非」。王沈的《魏書》今不傳，王隱《晉書》已稱其書「多為時諱」。唐修《晉書·本傳》也說王沈的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劉知幾更是一再說王沈的《魏書》是「假回邪以竊位」，「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史通·直書篇·古今正史篇》）。所謂「為時諱」的時，即當今朝廷之意，主要是「弒君」、「篡位」等王沈親自參與的政治上極為敏感的時事。唐修《晉書》稱陳壽之書為實錄，實際他只是用務從簡略的手法來迴避真實，並不能符實錄之稱。如《魏志·齊王芳》只記皇太后列舉莫須有罪名的廢立之令，用一句「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了事。關於高貴鄉公之死，只敘述一句：「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然後用皇太后誣衊曹髦圖謀加害自己的令文，說他「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為司馬氏開脫。陳壽在評語中雖然讚揚曹髦幾句，又歸結為「輕躁忿肆，自蹈大禍」。而對陳留王奐則說「比之山陽（漢獻帝），班寵有加焉」，近乎阿Q理論。評論中對曹爽、夏侯玄都不正面觸及他們對司馬氏的鬥爭，而從其他方面諷以微詞。評王凌、毋丘儉、諸葛誕「心大志迂，不慮禍難」，也是就事論事的客觀主義的議論。後人對陳壽在魏晉禪代史事的處理有種種看法，有人認為多回護，有人認為細微處有深意。 【99】 但總起來說，恐怕與王沈只是五十步與百步。《史通·直書篇》有「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的話，這當然和他本人來自蜀國的孤臣孽子處境有關了。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史》說「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如此言也，可謂直矣」。王氏所指當即干寶總論中所云「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指三分天下有其二及八百諸侯會同武王伐紂）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諸語。干寶距晉初已遠，故而敢於指摘揭露。而他所揭露的司馬氏「不及修」的「公劉太王之仁」，恰恰正是荀勗等人把晉史開端向上延伸所要達到的效果。
兩晉歷一百五十餘年，最後桓玄奪取政權而未能立足，司馬氏終為劉裕取代。宋人所修晉史，如何法盛《晉中興書》，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的《晉紀》等書，現皆亡佚，只存輯本，無從考見其對晉宋禪代經過如何敘述。但劉宋時史家對於這個問題在宋史上的處理，與晉代史官有近似之處。他們也採用了把宋史斷限向上延伸的辦法。據《宋書·徐爰傳》，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以後山謙之、蘇寶生繼續這個工作。大明六年（462），徐爰任著作郎修國史。他上表中所云：「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實惟雍伯。……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意思是，殷周兩朝受天命來統治，都早在商湯周武建立政權之前；而劉邦、劉秀之建國，也早在豐沛、昆陽之日。「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遠之鴻規」。這是引證《三國志·魏志》從曹操開端，《晉陽秋》從司馬懿開始，論述曹魏王朝不始於文帝即位的黃初元年，晉武帝即位的太始元年也不形成晉政權的開端。荀勗等人的依據今天不得而知，很可能與徐爰近似。徐爰的結論是，劉裕之德「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有如周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謙讓未遑，「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所以宋朝的歷史應當「起元義熙（晉安帝義熙元年〔405〕），為王業之始」。當時討論徐爰的建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的多數贊同徐爰的意見，「以義熙元年為斷」。巴陵王休若、檀道鸞兩人主張以元興三年（404）即劉裕誅桓玄之年為始，虞和主張「以開國為宋公元年」，即義熙十二年（416）劉裕封宋公之年。最後徐爰的建議得到孝武帝的批准。齊時沈約修《宋書》，即遵照徐爰的斷限，「始自義熙肇號，終於升明三年」。於是劉裕取代晉室，殺死順帝等等，都在「巍巍蕩蕩」、「樂推」、「謳歌」的大帽子下面失去其尖銳性。
沈約在齊時修《宋書》百卷，只用了一年時間，因為絕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舊史。只有永光元年（465）以後到宋亡的十多年「缺而不續」，才由他補足。所以從沈約《宋書》可以大致窺見宋代史臣所修國史舊本的內容。宋代史臣所修國史中，關於劉裕代晉的敘述，其態度遠不像晉代史臣處理司馬氏代魏問題時那麼曖昧畏縮，隱瞞回護，而是比較鮮明，比較客觀。這是由於曹魏末年遠非主昏臣暗、民不聊生局面，司馬氏奪權實在師出無名。而東晉末年，司馬道子、元顯的統治太不得人心，爆發了孫恩大起義，桓玄又一度奪權，統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都很尖銳，迫切需要改弦更張。《宋書·武帝紀下》的史臣論說東晉「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又《劉穆之傳》也說東晉「主威不樹，臣道專行」。而《武帝紀》史臣論評價禪代時說：「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220，漢獻帝最後年號）；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265，魏陳留王奐最後年號）。所以恭皇（晉恭帝）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權其實矣，盛哉！」公然歌頌劉裕代晉是眾所樂推，不像魏晉兩朝奪取政權那樣空標榜美名而實不相符。這和陳壽在《三國志·魏志》中畏首畏尾的態度，是多大的差別啊！
蕭道成代宋建立齊朝，建元二年（480）置史官，檀超與江淹擔任史職。據《南齊書·檀超傳》，修齊史「以建元（齊高帝紀元）為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這就是說，修齊朝國史的斷限不再從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從蕭道成即位之年算起。這一做法反映，當時對於禪代和殺死前朝末代皇帝，已經不以為意，並不感覺有任何理虧之處，無須借斷限上移的辦法，來隱瞞回護，以沖淡禪代過程中的暴力行動。齊朝史臣所撰本朝史今皆不傳，蕭子顯的《南齊書》成於梁代，很可能是依據齊代諸家舊史，同時也反映齊梁時期政治、社會的共同傾向。《高帝紀》史臣曰開頭即引「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公然為禪代辯護。後面又說：「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把齊之得政權說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政權禪代既然不構成敏感尖銳的矛盾，大臣對皇家一姓的忠節自然也就沒有意義。如褚淵兩世為宋朝皇室姻親，而背宋投齊，身至高位。這樣受寵前朝，又為新朝佐命的人物，齊以前並非沒有，但當時史官對這種人的變節行為，往往採取迴避態度，不去觸及，更不敢公然讚頌。蕭子顯對褚淵卻不然。論中首先把褚淵與袁粲對比：「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托，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眾矣。」然後從世家大族的發展變化來為褚淵辯解，說魏晉以後「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准。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蕭子顯這一番話，確實道出了某些真實情況。東晉時皇帝沒有權威，政柄軍權操在世家大族之手。宋武帝加強皇權，扶植皇族勢力，中央政權與地方兵力都操在皇族手中。門閥世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力量和影響依然如故，政治上則遠不能與東晉相比。因此，進入宋代以後，高門益發變成封閉排他的集團，形成所謂「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氣氛。他們用高自標置的方式來抬高和鞏固自己社會地位，以補償政治勢力的衰落。《隋書·經籍志》說家譜族譜之類氏姓之書「齊梁之間其書轉廣」，正是反映這一趨勢。高門世族的命運，並不與王朝一家一姓的興亡相聯繫，君臣之節只是虛名。儘管王朝更替，門閥世族利益不受波動，仍然平流進取，去充當那些名位很高而毫無（至少很有限）實權的公卿。因此，保家遠遠比殉國重要得多，褚淵的行為也就無可非議了。
梁武代齊後，沈約、周興嗣、鮑行卿、謝昊等撰錄國史，侯景之亂散失。何之元與劉璠又合撰了編年體的《梁典》，亦已佚去。我們沒有看到梁朝討論國史斷限的記載，估計這時禪代已成司空見慣，梁朝史臣不像晉宋兩朝那樣，需要利用某種手段來沖淡所謂「篡弒」的名聲，而是和蕭齊一樣，從本朝建立之日敘起。何況梁武帝還曾對蕭齊宗室蕭子恪說過：「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起義兵，非唯自血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我今日雖是隔代，情同一家」（見《梁書·蕭子恪傳》）。他根本不承認是革蕭齊之命取而代之，因而也毋庸忌諱了。但是，梁武帝對史記記載也不是全無忌諱。《南史·吳均傳》載，均撰《齊春秋》，「書稱帝（梁武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競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梁書·本傳》文略同，而未稱為明帝佐命。數十條作數條）《史通·古今正史篇》亦載其事：「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梁武帝在政治上有寬容一面，而且王朝禪代已成「例行公事」無須諱言。但是，充當齊明帝蕭鸞這樣一個皇帝的「佐命」，未免不光彩，有礙個人顏面，所以發怒。梁武帝這個人一向是狹隘護前的。 【100】
對於禪代之際大臣出處的議論，我們未能從梁代史臣著作中找到材料，但從陳代史官議論卻可窺見一二。在這個問題上，推想梁陳兩朝思想觀點應是一致的。謝朏在宋時任侍中，拒絕解下御璽交給受禪的齊高帝，但以後仍在齊朝和梁朝做了官。陳姚察評論云：「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高帝時），拂衣止足；永元多難（東昏時），確然獨善。……高祖（梁武帝）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他讚揚謝朏在齊朝時雖然出仕，而不露頭角，獨善其身，近於處士。到梁武帝時「首陟台司」，才算是出，而這樣的「處」與「出」都是正確的。姚察完全抽去了齊梁不同政權的區別，把二者作為統一的封建統治者對待，討論的只是謝朏個人與統治的君主之間的關係，與蕭子顯之論褚淵，可稱異曲同工。梁代另一來自齊朝的大臣袁昂，起先對梁武帝表示不合作，以後終於歸順。《梁書·本傳》的史臣曰雖不標姚察之名，姚思廉的思想與其父亦有共鳴。評論先說袁昂「存夷叔之風」，但筆鋒一轉，又說他「終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這話並非對袁昂的諷刺，而是符合當時思想風氣的傾向，超越異代禪讓來評論人物，等於說袁昂也「極出處之致」。陽翟褚氏、陳郡謝氏和袁氏，都屬當時有名的高門，也都是「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了。
陳霸先崛起南土，在侯景亂後取得政權，情況與宋齊梁迥異，所以也不存在需通過修史來沖淡矛盾之類問題。南方世家大族經過侯景之亂和西魏破江陵，受到沉重打擊，因而也不存在以前門閥世族在禪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書中，與王朝禪代有聯繫的另一問題，是所謂正統。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於本人所處時代與環境，總是尊本朝和它所繼承的政權為正統。如陳壽著書在西晉，西晉是取代曹魏政權的，《三國志》雖魏蜀吳並列，不得不以魏為正統。曹操一家稱為帝，入本紀；而劉備、孫權等稱為主，入列傳。《蜀書》、《吳書》中君主即位必記魏之年號，以明「正朔」所在。東晉習鑿齒著《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論》。他根據這個觀點，撰《漢晉春秋》，以晉承蜀漢為正統。《晉書·本傳》說習氏鑒於桓溫圖謀篡位，因而撰此書「以裁正之」。所以《漢晉春秋》於三國以蜀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晉書》這個解釋過於迂曲，似不可信。主要原因還是由於晉室南渡，偏安江左，有類蜀漢的緣故。正統問題是封建統治者為表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而利用史書為之服務的。它不太牽涉到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與評論，只是史家筆下的安排，所以雖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其敏感與尖銳程度，卻遠不及歷史中禪代問題的處理了。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