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有其特點。而這個時期的史學著作，總起來看，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文分別談四個問題。 「條　例」 古人所稱的「條例」，實即指宗旨、標準、原則、方針等等而言。 荀悅（148—209）卒於曹魏受禪以前。但如以建安元年（196）作為三國時期的開端，則荀悅及其所著《漢紀》也可列入本文範圍之內。荀悅奉漢獻帝之命，重編《漢書》為編年體的《漢紀》。《高祖紀》中說，「夫立典（史書）有五志（目標）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燦然顯著，罔不備矣。」這是荀悅所立的體例，提出自己書中應當包括的內容亦即史書所應達到的目標。雖然通古今列為一條，但荀悅五志的總精神，仍是《春秋》彰善罰惡的宗旨。據《史通·書事篇》，干寶解釋五志云：「體國經野則書之，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詞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這個解釋與荀悅五志的本意不全相應，但總括起來，可以說干寶的宗旨是記錄政治、軍事事件和表彰德行、言語、技能三方面的殊異人物。在此以前的史書，雖未明白提出目標宗旨，實際內容也不外乎荀干兩家所舉。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春秋》和《左傳》曾舉例發凡，定出宗旨，「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說「安國（孫盛）立例，乃鄧氏之規。」鄧粲《晉紀》全書不可得見 【86】 ，其條例已不可知。但《史通·序例篇》卻說《春秋》以後，從戰國到晉代，五百多年間出現不少史家，而始終沒有提出史書內容的標準。「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照劉知幾的說法，魏晉南北朝史書中，定出凡例宗旨者，干寶在鄧粲之前，干寶的書也可算起五百年之衰了。干寶以後，宋范曄《後漢書》、北齊魏收《魏書》、隋李百藥《北齊書》等皆有序例，惜都不傳。《南齊書·檀超傳》載有檀超與江淹修齊史時「上表立條例」。其中有仿班固立藝文志一條，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修史諸家所忽略，惜檀超修史未成就死去了。 與荀干兩家正面提出的著史宗旨相對照，當時也有人從反面提出修史應當避免的毛病缺點。東晉時，曾著《後漢書》百篇（《晉書》本傳）的袁山松說，「書之為難（意為詰責，引申而有缺點之意）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史通·模擬篇》）歷史應當據事直書，通過它來賞善罰惡，自然是正確的。但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於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但劉知幾在《史通·敘事篇》中也說，三國以後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以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這當然與紙的廣泛應用以後文字不再求簡練以省篇幅有關，袁山松的責難也不無理由了。 總　論 中國自古以來史官的職掌，是秉筆記錄當代的事件。司馬遷《史記》雖始於五帝，重點仍在漢代。以後史家，也都是編寫當代史事為主。《隋書·藝文志》史部著錄的著作，絕大部分出於魏晉南北朝人之手。而這些著作不論屬於哪一類體裁，所處理的對象，主要也都是當代的內容。記述或考訂魏晉以前的歷史的，只占極少數。 編年體史書的名稱，除以春秋或紀為名，如《魏氏春秋》、《晉紀》等之外，還以略或典為名，如《宋略》、《梁典》等。這些編年體史籍大都已經佚失，輯本難窺全豹。幸而體現其特徵之一的總論還保存了幾篇，即干寶《晉紀·總論》（見《文選》，唐修《晉書·愍帝紀》之史臣曰中節引其文） 【87】 、梁裴子野《宋略·總論》和陳何之元《梁典·總論》（俱見《文苑英華》七五四）。這三部史書，都是本朝人寫本朝史或親身經歷過的前朝的歷史。在此以前的編年體《左傳》或紀傳體《史記》、《漢書》，都沒有總論這個體例，用以綜論一代政治上治亂興衰，指出歷史經驗教訓。賈誼的《過秦論》和陸機的《辨亡論》有近似的內容，但不是歷史書的總論。東晉南朝史家這三篇總論，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學盛行後，史家思路開闊，視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觀地觀察一代的發展變化。至於總論在書中位置，從《文選》所載《晉紀·總論》前冠以史臣曰三字，及《宋略·總論》末裴子野簡單敘述著書經過類似書後的自敘看來，總論當是在全書之末，用來總結全書的。也只有編年體史書，在臚敘一代歷史之後，能夠安排這樣一篇總論的地位，紀傳體就無法安插進去了。 三篇總論都從本朝取得政權談起，中間敘述興盛衰亡經過，和覆滅的原因。干、裴、何三人對於晉宋梁三朝政治上成功的估價和覆亡原因的剖析，各有見地，本文暫不涉及。這裡只指出，他們有一共同之點，即都強調覆亡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長期以來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各方面弊端所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裴子野）；「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何之元）。而且，他們強調歷史的發展變化在人不在天，「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裴子野）。干寶甚至說：「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賈后之妹）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系一婦人之惡乎？」強調人事而不歸之於天命，不把西晉的滅亡歸咎於賈后個人，這在當時不能不推為卓識。唐修《晉書》摘錄干寶的議論，偏偏把這幾句刪去了。 三篇總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把記述的對象和它以前的歷史相比較，亦即何之元所謂「以曩求今，工拙可見」。如干寶用大段篇幅敘述周的興亡與晉比較，裴子野拿周平王東遷以後和東漢章和以後趨於衰弱的歷史與劉宋之衰亡相比較。何之元說，「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然後問道：「逮茲梁室，有異於此，」是為什麼呢？其實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但當時的史家並不能從比較古今歷史得出正確的回答。如何之元對自己問題的回答是：「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自天所佑，歸於有德」，又回到天道上去了。從歷史的比較得出正確結論，無疑還需要高明的見識。像諸葛亮《出師表》所指出：「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是諸葛亮和劉備經常比較、討論兩漢的得失而共同得出的結論。他們的見識水平，顯然為干寶、裴子野、何之元所不及。 史注、考訂與新史料的發現 魏晉南北朝史家的首要任務，是修撰本朝或前朝的歷史，至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史學研究，當時還遠未提上日程。勉強與史學研究相接近的學術活動，只有為史書作注和極初步的史事考訂。兩漢以來，經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章句註解。當時對於班固《漢書》的興趣，似乎大於《史記》，所以注《漢書》的特多。據《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所載，注《史記》的有宋裴駰的集解、宋徐野民的音義、梁鄒誕生的音；而《漢書》則有吳韋昭、隋蕭該的音義，魏孟康、梁劉顯、夏侯詠、隋包愷的音，晉晉灼的集注，齊陸澄、梁蕭繹、劉孝標的注，梁韋稜的續訓，陳姚察的訓纂和集解， 【88】 共十餘家。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吳士鑒《補晉書經籍志》所收注《漢書》者，晉人有近十家。《顏氏家訓·書證篇》載，劉顯「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隋書·蕭該·包愷傳》稱該尤精《漢書》，所撰《漢書音義》為當時所貴。包愷大業時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猶言登記為門生）者數千人。」隋志說「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這些音義註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既然師法相傳，必然墨守承襲，談不到對歷史本身的探討研究。 除去像漢儒注經那樣為前代史書作注之外，據《史通·補註篇》的分類，魏晉南北朝史家還有幾種作注的類型。一種是「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舉例有晉摯虞注趙岐的《三輔決錄》、陳壽注楊戲的《季漢輔臣贊》、周處的《陽羨風土記》、常璩的《華陽國志》。除周處書無可考外，輯本《三輔決錄》摯虞注多舉書中人物的字與籍貫仕歷。《三國志·楊戲傳》收錄戲所為《季漢輔臣贊》，楊戲和陳壽所作小傳附於每人讚詞之下。《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先列四言讚詞，然後注其人事跡。注的用意，顯然是為了用較多文字補充讚詞所不能詳敘的事實。這種體裁正符合劉知幾所說的，「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注作為贊的補充，二者是溶為一體的。另一種類型的注，劉知幾認為是「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眾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缺。」所舉例為裴松之注《三國志》，陸澄注《漢書》，劉昭注《後漢書》，劉彤注《晉紀》，劉孝標註《世說新語》。裴松之注《三國志》，劉知幾雖承認其「以廣承祚所遺」，但又說他「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實際今天我們還應當感謝裴松之在註裡保存了這麼多史料，因為陳壽的書實在過於簡要，劉知幾的責難是不妥當的。關於劉孝標，劉知幾承認他「善於攻繆，博而且精」，以他的才識「足堪遠大。」但由於劉知幾對《世說新語》的偏見，目之為「委巷小說」和「流俗短書」，因而牽連到《世說新語》注，被說成「勞而無功，費而無當」，顯然這樣評價也不近情理。酈道元之注《水經》，亦屬此類，對於後人是功德無量的。據劉知幾所說，陸澄用《史記》補充《漢書》，一言半句的異同，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劉昭注《後漢書》也多是范曄所捨棄的內容，「言盡非要，事皆不急」。可惜的是陸澄等人的注今皆不傳，無從判斷劉子玄的評價是否公正了。 第三種類型的史注，劉知幾舉了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這幾部書都是作者自己加注，劉知幾對這一類型帶注的史書，評價是很低的。他說這些史家「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缺倫序。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四種史書中，只有《洛陽伽藍記》尚存，它採取注的形式來保存更多史料，其作用與裴松之，劉孝標之注前人著作，意義相同。 陳寅恪先生《支愍度學說考》詳考佛書合本子注之體。以後又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文中發揮此義，引支愍度《合維摩經序》，記此經先後三譯，「同本人殊出異，或詞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為本，以（叔）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迂之勞」。陳先生在文末推論，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以及裴注《三國志》、劉注《世說新語》、酈注《水經》，皆是此種受佛家影響的體裁，並舉《洛陽伽藍記》五圓凝寺條記惠生宋雲使西域事為例。楊衒之敘述完畢後云：「衒之案，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陳先生舉此節之文如「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萑離浮圖。道榮傳雲，城東四里」，謂「道榮云云」八字即正文「東南七里云云」九字的子注。《洛陽伽藍記》此類例子確是比較符合「瞻上視下，讀彼案此」的要求，猶之同本異譯的佛經，同一內容而各家譯文表達有別，並列起來易於比對。至於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不大好「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更不能「瞻上視下，讀彼案此」。所以，這幾家的注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 關於史事的初步考訂，首先應當舉蜀漢譙周（？—270）的《古史考》。隋志列於正史類，附於《史記》之後。 【89】 此書已佚，有章宗源輯本。譙周書的目的，是糾正《史記》不妥之處，如《趙世家》載周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說：「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長驅日史（駛）千里乎？」斷言「此事非實也」。《田敬仲完世家》載陳恆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有七十餘子。譙周辯駁云：「春秋陳恆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他認為司馬遷的話「事豈然哉」，「非實也」。《仲尼弟子列傳》記公伯僚向季孫誹謗子路，孔子說道之行與廢有命，「公伯僚其如命何？」譙周也辯駁說：「疑公伯是讒訴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命，非弟子之流也，」不同意司馬遷把《論語》中所記公伯僚收入仲尼弟子之列。譙周是一個迂闊的儒生，但這些駁正《史記》之處卻是合理的，有助於研究歷史。隋志正史類有晉劉寶《漢書駁議》二卷，疑亦《古史考》之類。又有姚察《定漢書疑》二卷。姚振宗據《隋書》本傳，姚察使於北周，劉臻向他請教《漢書》中「疑事」十餘條。姚察一一剖析解釋，「皆有經據」，劉臻十分佩服。姚氏懷疑這兩卷書即劉臻所問的十餘條，當亦屬於考訂史實之類。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對陳壽書及注中所引著作，亦多訂正，如《魯肅傳》辯陳壽之矛盾，《諸葛亮傳》辯郭沖五事之誣等，其例甚多，表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家對繁富史料實事求是進行考核的精神。劉知幾說裴松之「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未免過於武斷，不顧事實了。隋志又有諸葛亮的《論前漢事》一卷，姚振宗疑即《出師表》中所說「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這就不是史事考訂，而是史論性質了。 在近代殷墟甲骨和敦煌文獻之前，晉代汲冢五百八十多年前的古書之出現，是史學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次新史料的發現。據《晉書·束皙傳》，晉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名叫不準的盜掘魏襄王（一說安厘王）墓，發現寫在竹簡上的書籍《易經》、《國語》等數十車，共七十五篇。其中保存下來的史書有《紀年》十三篇和《穆天子傳》五篇。後者記載周穆王遊行四海事。前者記錄夏以來至三家分晉後魏襄王二十年的事，是魏國的史書。其中所載如夏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幽王亡後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而非周召二相共和等等，都與經典相傳不同。 汲冢的發現，《晉書·武帝紀》繫於咸寧五年（279）。《隋書·經籍志》作太康元年（280）。但荀勗所撰《穆天子傳序》稱太康二年，與束皙傳同。清代學者有人解釋為發冢出書在咸寧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報給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書，所以各書記載有三個不同年份。但荀勗、束皙都是參加整理竹書的人，荀勗的話應較可信。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後序更足以為證。他說：「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會字意為恰巧、適逢。杜預用「會」字，說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兩書之後不久，與二年之說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一八雲，「趙明誠《金石錄》據太公廟碑及荀勗序《穆天子傳》，俱雲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其說固確。」但錢氏此條下又注云，「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則未注意杜序中「會」字，遂致誤解耳。 語言文字 我國自古各地即有方言。南蠻 舌是中原人民對南方話的描述，而齊楚方言不同，也見於孟子。東晉十六國以後，中原人民大批南渡，以洛陽一帶語言語音為主的北方話傳入江南。 【90】 北方則由於各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各族的胡語也流行起來。北魏統一北方，在孝文帝遷洛漢化以前，北方統治者中盛行鮮卑語。北齊統治下的北方東部，鮮卑語在上層統治階級中又見流行。幾千年來，口語方言的變化無窮。如果歷代文學作品和歷史記載都使用當時各地方言，必然給後代讀者造成極大困難。幸而我國自古以來使用的漢字雖然字形字音有發展變化，其作用未變。用方塊漢字寫的文體成為書面語言，雖然語法詞彙時有變化，周秦兩漢以來文體結構基本相同。《春秋》、《左傳》、《史記》、《漢書》都是沿用這種書面語言，所以兩千多年後仍然可以讀通。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家撰史雖然仍舊使用周秦以來的書面語言，卻出現了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文章模擬古人問題。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輕遠的傾向，所以《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但史家似又與文士不同。《史通·模擬篇》曾經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這樣的概括確切與否，尚待從文學角度研究史學著作的人來判斷。當時的三史只能是《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而《東觀漢記》是否著名到成為模擬對象，尚屬可疑。 【91】 兩晉南北朝的史書文字，恐怕更不能認為一律「喜學五經」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史家在使用傳統的書面語言時，往往模仿古代文章。 劉知幾指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文章模擬的兩種類型。一是形式上遣詞造句模仿古人，而實際不恰當的，即他所謂貌同而心異；一是形式上不全同古人，而得古人文章神似的，即他所謂貌異而心同。前者如譙周《古史考》記李斯之死說「秦殺其大夫李斯」。《春秋》稱列國之卿為大夫，譙周用諸侯屬下的大夫這個名稱，來稱呼天子的丞相，是模仿春秋而貌同心異。《公羊傳》為了解釋經義，所以屢屢先引經文，然後說「何以書？記某事也」，這並非史書之體。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所以劉知幾云：「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貌異而心同的例子，如《左傳》中人的名與字前後互舉，不相重複。裴子野《宋略》亦是如此：前面用桓玄，後文即稱其字敬道；上文舉小字殷鐵，下文即標出景仁。《左傳》敘晉軍敗於邲，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讀者自然體會到兵士搶著攀登上船，亂刀砍斷手指的景象。王劭《齊志》敘韓陵之戰高季式追奔逐北，「夜半方歸，槊血滿袖，」讀者也能領會到奮勇殺敵的情景。劉知幾認為，這兩個例子都是模擬《左傳》而成功的，亦即貌異而心同。劉知幾見到的魏晉南北朝史書，遠遠比我們多，《史通》所舉的這些例子，幫助我們了解當時史書文章的遣詞造句方面模擬古人的一些特點。 劉知幾之前，裴松之對於史書文字盲目模仿古人，已有過針砭。如《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載曹對諸將云：「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勾踐將生憂寡人」語見《左傳·哀廿二年》，是吳將滅于越時吳王夫差的話。裴松之批評說：「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他既批評了孫盛文章模仿古人的惡習，又指出此處模仿的不恰當，也屬於劉知幾貌同心異之類。《史通·言語篇》也舉此例云：「故裴少（唐人諱世為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六朝時不僅史書如此，文學作品更所不免。所以《文心雕龍·指瑕篇》雲，「若掠人美詞，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也。 語言文字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以雅代俗。在書面語言的文體中，記述對話時如果用當時俗語或方言，可以更為生動。《左傳》中有不少這種例子，《世說新語》之所以為後代人所愛讀，這也是原因之一。可惜的是，魏晉南北朝史家在可以用生動活潑的口語使文章生色時，卻代之以古雅而僵死的詞句，使歷史敘述喪失了時代感。裴松之《三國志·陳泰傳》注已經指出，孫盛《魏氏春秋》改易舊史的文字，文詞華美卻失去真實性。裴松之大聲疾呼：「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詞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記言當使若出其口，這是關於史書記言的很好的一條原則，劉知幾也信奉它。《史通·言語篇》的論述，包含一些對少數民族的偏見。但排除這些，從劉知幾的話，可以看出南北朝史書語言文字方面以雅代俗的問題。他認為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魏書》、牛宏《周書》敘述北方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時，「諱彼夷音，變成華語」，沒有忠實表達當時人質樸的語言。相反，把古代漢族文獻中的詞句塞進他們口中，「妄益文采，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另一方面，王劭《齊志》和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兩部記述北齊的歷史，被劉知幾贊為「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雜說篇中》又進一步論列，說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如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雲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都是當時習語，幸在《齊志》中保存下來，以後讀史者不至茫然莫曉。但劉知幾又埋怨「今之學者」，說他們反而認為這兩家的書「言多滓穢，語傷淺俗。」 【92】 看來王劭、宋孝王的書很能表達鮮卑化的北齊時代的精神風貌，可能也由於這個緣故而兩書都不幸失傳了。 1985年12月改訂完 （《余嘉錫先生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