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四百年，雖然政治上分裂割據，紛爭擾攘，但並非漆黑一團的黑暗時代。經濟上，廣大南部中國得到開發，為唐宋以後南方的繁榮發展打下基礎。文化上，這個時期也有它光輝燦爛的貢獻。文學、哲學、藝術、科學等等，無不有其與前一時期相比是新的東西，而與以後各時期又迥然有別的特點，史學也不例外。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獨立。從典籍的分類來看，史學著作擺脫了隸屬於《春秋》、作為經部附屬品的地位而獨立了。這也就意味著，史學從而成為獨立的學科。 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校訂皇家圖書，編纂總目錄，稱為《七略》。除包含總序總目的輯略之外，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共六略，亦即六大類，《春秋》是六藝略中的一家。東漢班固撰《漢書》，創立《藝文志》，著錄漢以前書籍。《藝文志》完全沿襲《七略》的體制，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記》、《漢著記》（顏師古註：若今之起居注）等，都列入《春秋》家，史書根本沒有獨立地位。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處於高據經書地位的《春秋》的卵翼之下。 曹魏時，鄭默（？—280）為秘書郎，整理皇室所藏圖書，編為《中經》。西晉秘書監荀勗（？—289）依據《中經》編成《中經新簿》，分群書為四部：甲部包括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包括諸子、兵書、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69】 ；丁部包括詩賦圖贊等，而新發現的《汲冢書》也附在丁部。史書這才獨立成為一個門類。東晉時，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對荀勗的次序有所更動：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 【70】 從此史書在書籍的四部分類法中屬於第二大類即乙部，一直延續到近代，因而史學過去又稱「乙部之學」。 史書在書籍分類中獨立成為一個部門，起初並不一定出於認識這門學科的特點而予以重視。梁代阮孝緒（479—536）整理公私藏書，編成《七錄》，其中第二稱為記傳錄。阮孝緒說，自來把各種史書都與《春秋》合在一起。劉向劉歆父子時史書很少，附見於《春秋》之後是適當的。「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 【71】 所以他在第一經典錄之後，立了第二記傳錄，包括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共十二個部門。可見魏晉以後史書數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編目者不得不另設獨立門類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緒時，還只有乙部或記傳的名稱。唐修《隋書·經籍志》，說「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三十種，別為史部」。以經史子集分類，來代替甲乙丙丁的代號，是從隋志開始的。 兩漢政府立學官，置博士以教授生徒的，主要內容都是儒家經典。私家教授的學術，其內容大致相同。《春秋》雖是魯國國史，但由於孔子筆削加工，灌注進了他的微言大義，通過關於史事的書法來體現政治倫理道德，表達孔子個人的否定與贊成，博士們並不把這部著作當作記傳史籍來講授。《公羊》、《穀梁》兩傳正是從筆法中的微言大義來解釋《春秋》的。所以，《春秋》之立博士，並不說明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和傳授下來。《隋書·經籍志》關於《春秋》家的說明，仍然是寓褒貶，別善惡，亂臣賊子懼之類的意思。而關於史部書的說明，則提出對史官的要求或者說史官的規格：「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詒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這些話可說也代表當時對於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規格要求，其實質依然與《春秋》之教無二致。歸根到底，史部著作或者史部之學的目的是要彰善罰惡，垂訓後世。從今天觀點看來，這就是從歷史吸取經驗教訓，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應當能夠起這個作用。但是，從更高的層次來講，只有司馬遷才道出了孔子所未能觸及的史學的終極作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72】 太史公確實不愧為中國史學之父。天人之際的話，是在董仲舒影響下的說法，想在天道與人事之間求得對應關係，反映司馬遷的時代局限性，可以存而不論。通古今之變卻意味著宏觀上考察人類歷史，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和前因後果，以至尋找出規律。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歷史，從而更有效地吸取經驗教訓。可以認為，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提法，已經孕育著這些思想的萌芽，正是太史公偉大之處。《史記》在「通古今之變」方面也作了努力。只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著作中，能體現這個思想的還不多。 史學作為學科的獨立，還從制度上反映出來。從現有史料來看，最早把史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教授的，不是漢族而是少數民族政權。《晉書·石勒載記》稱，石勒曾立大學及十餘小學，簡選將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稱趙王，任命了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等，擔任史學祭酒者為任播、崔浚。祭酒教授的內容雖不可知，但史學與經學、律學並列，足見受到重視，大約與西晉史書開始獨立為門類，以及石勒本人性好歷史，喜歡讓人給他讀《漢書》聽有些關係。東晉南朝雖然玄學盛行，統治者也注意史學教育。《宋書·雷次宗傳》載，宋文帝重視學術與教育，國子學尚未立時，征雷次宗至京師，在雞籠山開館教授儒學，生徒百餘人。同時，「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裴子野《宋略·總論》也說文帝時「庠序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南史·本紀》系此事於元嘉十六年（439），稱何承天官職為著作佐郎，「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據《宋書·何承天傳》，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傳又說他「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可見何承天史學有修養，又是現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學講座，是有理由的。《宋書·禮志一》載，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親耕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山謙之後任學士、奉朝請，曾協助何承天修《宋史》，負責諸志，草封禪儀注，著有《吳興記》及集，見《宋書·自序、禮志三》、《隋書·經籍志》。說明史學生受訓練之後即從事國史撰述。 《南齊書·百官志》載，宋太始六年（470）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南史·王儉傳》記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紀》記載設立總明觀，「征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所記制度及人數與《南齊書》及同書《王儉傳》不盡相合，但可以知道，總明觀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各科學士是研究人員，而史學在這裡仍然是獨立的一門。《南齊書·百官志》記齊制只言總明觀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禮，永明三年國學建，省」，齊時似已無儒玄文史四科之設了。梁武帝時有裴子野等掌國史及起居注，武帝還曾命吳均撰《通史》，但沒有教授史學的記載。武帝建國學所開五館，主要是講授五經的。 （二）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第二個特點，是繼承先秦以來太史記錄當代史事的傳統而加以改革，設立專職史官，不再兼管天文曆法，四百年間沒有中斷。 中華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樣，自古以來耽於玄想，長於思辨，而是更注重實際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現，是道德倫理之學和歷史之學特別發達，在幾大文明古國中，中國古代遺留下來的歷史資料和著述特別豐富。早在商代，已有問卜以後在龜甲獸骨上刻詞作記錄的習慣。商周都尊重祖先，當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導下的社會體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這一點對於歷代注重記錄舊事，力避數典忘祖亦不無影響。東漢時，徵調擔任各種官職的名儒碩學，入直東觀亦即國家圖書館，從事撰述國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專職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書籍自成獨立部門不過幾十年。（孫吳有左國史、右國史之職） 【73】 協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後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稱和人數各代略有出入。齊梁陳又另設置修史（一作撰史）學士。晉制佐著作郎到職，必須先撰寫一篇名臣傳，含有測試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沒有適當對象，其制遂廢。《史通·史官建置篇》雲，「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然《宋書·何承天傳》稱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又《荀伯子傳》稱其為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王韶之傳》言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詞論可觀，為後代佳史」。可見佐郎任務不僅搜集資料，亦執筆撰寫。承天傳又言，「承天已老，而諸佐併名家年少」。蓋「上車不落」者多此輩「名家年少」（年少猶今言少年），雖搜集資料亦未必勝任耳。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北魏、北齊、北周等比較穩定的北方政權設有修國史的著作郎之職，（北周稱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國中一些歷時不久的少數民族政權，也意識到歷史為自己政權服務的重要性，而設置史官修史。據《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國中修本國歷史的少數民族政權有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後涼、南涼、北涼、前秦、後秦、西秦、夏、成漢，漢族建立的前涼、西涼當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國全都撰修了自己的歷史。修史官的名稱，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國史、國紀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領史職的也不少。所修國史稱記、書、錄、志、紀等，各不相同。十六國所修國史多已亡佚，現在從《隋書·經籍志》得知眾多的書名，從清代學者所輯各書殘本窺見片段。北魏崔鴻能夠寫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國春秋》，正是依據了這些國的國史。魏晉南北朝包括十六國割據局面下修史事業的興旺發達，給後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這個時期史學的第三個特點，表現在史書的種類與數目。比起前一時期，史部著作數目驟增，性質複雜多樣，門類異彩紛呈。 從數字看，東漢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中《春秋》項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國語》、《世本》、《戰國策》及《史記》等十一種三百五十餘篇（卷）。到梁阮孝緒《七錄》記傳錄所收，四百餘年間，驟增至一千二十種，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種類增加了一千倍；卷數增加四十餘倍。但稍晚的《隋書·經籍志》史部總計只有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稱「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卷」。所謂亡書，即指志中多處所載「梁有某某書，亡」。梁代文運極盛，皇家及諸王藏書至為繁富。王僧辯平侯景，自建康將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梁元帝《金樓子·聚書篇》稱，「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至魏軍逼江陵時，元帝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所以隋志著錄反不如阮孝緒所列梁時史籍為多。徐崇所輯《補南北史藝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見於隋志。魏晉南北朝史書的撰述，可以說在梁朝達到了高峰。 《七錄》的記傳錄分為十二個門類，隋志史部則分為正史、古史（即編年體史書）、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十三個門類，與《七錄》基本相同。《七錄》的國史隋志作正史，正史之名從此沿用。《廣弘明集》只收《七錄》序言，無從窺見全部書目。但分析隋志所列目錄，可更進一步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史部著作確有風起雲湧之勢。隋志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著作。如古史（即編年）類三十四部，《竹書紀年》之下即荀悅《漢紀》等；雜史類七十二部，《汲冢書》兩種之後，即何承天《春秋前傳》等。霸史類二十七部，全是十六國史書。起居注類四十四部，在《穆天子傳》及《漢獻帝起居注》之後，都是晉以後書。雜傳類為各類中最多的，計二百十七部。有專記某一地方人物的，如《徐州先賢傳》、《陳留耆舊傳》等；有專記性質相同人物的，如《高士傳》、《孝子傳》、《正始名士傳》等；有專記某一家族人物的所謂家記、家傳等，如《太原王氏家傳》、《崔氏五門家傳》、裴松之撰《裴氏家傳》、范汪撰《范氏家傳》、《虞氏家記》等；有各種列女傳、高僧傳、真人傳等；最後是各種志怪之書如《異苑》、《搜神記》等。這一類中，只有開頭的《三輔決錄》為漢趙岐撰，此外皆曹魏以後著作。這種現象，與魏晉以來士大夫注重人倫鑑識，盛行人物品評，以及社會上以門閥郡望相炫耀，都有密切關係。《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分（據楊明照《校注拾遺》補）。詳而易覽，述者宗焉」。申述氏族及人物靠立傳才能「詳而易覽」，也說明這時期雜傳類著作蜂起的原因。隋志地理類一百三十九部，加上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所搜集隋志未著錄的魏晉南北朝時地理書，共有二百五十餘種。地誌之中，有以州為對象記述的；有以郡為對象的，個別郡還不止一部；甚至有以一縣一城作為主題的。 【74】 魏晉南北朝史籍種類之多，劉知幾也特別注意到。《史通·雜述篇》談到正史以外著作時說：「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事，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所謂近古，當指魏晉。 【75】 劉知幾的分類與《七錄》、隋志沒有大的出入，而篇中每類舉書四部為例，基本皆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確如劉知幾所謂「門千戶萬，波委雲集」了。這種興盛情況，與上述第一、第二兩個特點有關。同時也由於割據局面下各地方社會經濟各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為史書的湧現提供條件，而紙的逐漸普遍應用，更使撰寫和流通大量書籍成為可能。 （四）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第四個特點，與後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編年體與紀傳體兩者並重，相輔而行。唐以後所謂正史皆是紀傳體，遂被目為史書體裁的正宗。魏晉南北朝時，文人心目中編年體與紀傳體還是不分軒輊，相輔相成的。 《史通·二體篇》說，「既而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在討論兩種體裁得失之後，結論說：「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這雖是劉子玄的論斷，實際是沿襲了兩晉以來對史書體裁的傳統看法。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少時代相同或相近的史學家們，為同一朝代，有人著紀傳體的史書，有人撰編年體的史書，彼此並不認為工作重複無意義，更沒認為二者可以互相代替。劉節先生《中國史學史稿》第七章「魏晉南北朝史學概觀」中編年與紀傳節論述甚為詳盡。程千帆先生《史通箋記》關於《二體篇》亦有論列。如王隱、虞預等十多家《晉書》是紀傳體，而陸機、干寶、鄧粲的《晉紀》和孫盛的《晉陽秋》都屬編年體。徐爰、何承天、沈約等的《宋書》為紀傳體，而裴子野《宋略》、王智深《宋紀》為編年體。 【76】 蕭子顯《南齊書》為紀傳體而吳均《齊春秋》為編年體。梁代則有謝昊、許亨等人的紀傳體史書，和劉璠、何之元的編年體《梁典》。經北齊北周而入隋的王劭，既撰編年體的《齊志》二十卷又撰紀傳體的《齊書》一百卷。同樣記述北齊史事，紀傳體與編年體篇幅如此懸殊，說明正如劉勰所論，後者「於文為約」，前者「詳而易覽」。王劭必然是感到兩種體裁各有優缺點，才兼采兩種方式處理了同一對象。陳隋以後，兩體並重的傳統衰落，正史都採用紀傳體裁。到宋代司馬光修《資治通鑑》，編年體的優越性才又顯現出來。以後宋朝幾部當代史的大書，都採用了編年體。 最早的歷史記載，大約都是依年代順序來敘述。這符合於人類思想的脈絡。東西方史學著作的發展，也與此相適應。中國最早的歷史《春秋》是編年體。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這個「一也」可能包含其他內容，但不妨推斷，在體裁上，晉國楚國的國史大概也是和魯國史一樣的編年體。汲冢發現的魏國國史《紀年》，也是編年體。西方最早的歷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紀號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順序撰寫的。羅馬著名史學家李維（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的《羅馬史》，更是明確的編年體史書。中國在編年體流行了約五百年之後，到公元前一世紀末，才出現紀傳體的司馬遷《史記》。在西方，普魯塔克（約46—120）的列傳體的《希臘羅馬名人合傳》，則是在希羅多德之後約六百年才出現的。 編年體易於省覽，便於了解歷史發展的大略與趨勢，所以漢獻帝命令荀悅根據班固《漢書》另編更為簡要的編年體史書《漢紀》。但也有人對編年體有偏見，如東晉袁宏。當時有關後漢的編年體史書有謝承、司馬彪、華嶠、謝忱、張潘諸家，而袁宏說他讀這些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盡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三十卷）。」他所參考的，除上述諸書外，還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以及諸郡耆舊先賢傳等，凡數百卷。（見《後漢紀·序》）袁宏時代在范曄之前，而其書所載史事，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後漢紀》條，基本皆見於范氏《後漢書》。這說明兩家所依據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書的特點，是編年體而兼采紀傳體之長。如楊彪事屢見，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記彪以壽終時，又較詳細追敘其平生及其子楊修事，類似以簡單傳記插入編年體中。吐魯番出土《晉史》殘卷，陳國燦、李征二同志考訂為孫盛所著《晉陽秋》。其書編年體，而敘事中夾有人物傳記。如敘述張華被害，同時記其為人與歷任官職，並載其所著《鷦鷯賦》，其體例與袁宏《後漢紀》如出一轍。袁宏與孫盛是同時代人，這種寓傳記於編年的辦法，可能是當時習用的。 在日本，除去記載神話傳說的《古事記》之外，第一部歷史《日本書紀》出現於八世紀初，也是編年體。《日本書紀》是用漢文寫的，也在編年體中吸取了紀傳體的做法。在每個重要人物死去時，比較詳細地總括敘述其生平，有似列傳。可以說綜合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優點。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當時日本存在的中國書籍編了一部書目——《日本國見在書目》，是研究中日文化關係史上很寶貴的史料。此書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悅《漢紀》、袁彥伯（袁宏的字，未詳何以不稱其名）《後漢紀》和孫盛《晉陽秋》。這三部書可能早在編書目以前已傳入日本。《日本書紀》名稱的書紀二字，可能源於中國，書表示紀傳，紀表示編年；而其兼采編年紀傳體制之長，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孫盛之書的影響。 （五）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以前以後都不相同的又一個特點，是出現一個分支——譜牒之學。這幾百年中，家譜、族譜大為興盛，數目驟增，種類繁多，譜學成為世代相傳的專門之學。 《隋書·經籍志》譜系類載，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西漢有帝王年譜，東漢有鄧氏家譜，晉摯虞有《族姓昭穆記》。隋志所錄四十一部（包括《竹譜》、《錢譜》、《錢圖》各一卷，性質不同，實系附錄），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幾乎全部為魏晉南北朝時著作。實際上當時譜系之書還遠不止此。《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中所引用家譜即達四十種左右，而據楊殿珣氏統計的各書所見可以知名的譜系著作，計家譜六十二種，總譜二十三種，以州郡標題者十三種，皇室譜十五種，當然還遠遠非這個時期全部譜系著作。 【77】 據隋志宋劉湛、齊王儉、王逡之、梁王僧孺、賈執、傅昭等都編有《百家譜》或《百家譜》的拾遺、抄、集抄等。顏之推的《觀我生賦》自注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可見百家之稱主要指南渡僑姓大族，百家譜是他們的家譜，也不一定限於百家。東南諸族另有《東南譜集抄》之類，不在百家之數。族譜之編集，早在東晉末年已盛行。《南史·王僧孺傳》載，「始晉太元中（376—396），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譜狀，乃廣集眾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南齊書·賈淵傳》還說，「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 【78】 以後王僧孺亦集《十八州譜》。晉太元時有實州僑州各九，合十八之數，但郡則實郡八十四，僑郡四十餘，或僑郡之數有出入。隋志不載，止在注中提到梁武帝「總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疑此十八州譜乃合北來僑姓與南土高門，兼包士族與庶族在內，故而卷帙如此龐大。隋志除宋、齊、北魏、北齊等皇室宗譜和大族如京兆韋氏譜、謝氏譜之外，還有以一州或一郡氏族為對象的譜錄，如《冀州姓族譜》、《江州諸姓譜》等。 隋志所載北朝譜牒很少。《北齊書·魏收傳》載，楊愔說《魏書》中「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魏收回答說：「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說魏收「大征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說明當時譜牒流傳不多，所以需要大征，而魏收之修《魏書》是充分利用了這些史料的。《史通·書志篇》說，「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 【79】 《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有《後魏方司格》一卷。《柳沖傳》在列舉漢鄧氏《官譜》、應劭《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之後，說「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選舉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方思與方司未詳孰是，但從卷帙之少可以推知，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門第高下排列成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類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譜族譜。 南北朝家譜族譜今天都已亡佚。據陳直先生《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索隱》 【80】 ，北魏太昌元年（532）薛道衡之父薛孝通有石刻貽後券，敘其五世祖強至祖父聰的世次，可藉以想見家譜的大概。宋太始六年（470）臨津侯劉襲墓誌（見陶宗儀《古刻叢抄》）及正光五年（524）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華墓誌，皆刻有直系親屬及兄弟姊妹等姓名官位。隋志唐志列有《中表簿》、《親表譜》，《北齊書·盧潛附懷仁傳》有《中表實錄》，其格式或即與墓誌所列者近似。《新唐書》的《宰相世系表》和宋汪藻《世說人名譜》，也可以使我們約略窺見南北朝家譜的原型。 東晉後期，賈弼開創了譜學。他的子孫賈匪之（宋）、賈淵字希鏡（齊）、賈執（梁）、賈冠（隋）世傳其學，綿延近二百年。 【81】 《新唐書·柳沖傳》說，「王氏之學本於賈氏」。王氏當指宋王僧綽、齊王儉父子一家，王僧綽在元兇劭時被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株連而死，說明賈王兩家密切關係。劉知幾所說江左兩王，則是指琅玡王儉、東海王僧孺兩家。這一情況，正符合隋志譜系篇所謂「齊梁之間，其書轉廣」。除這些專精譜學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譜系，「諳練百氏」，是宋齊以後士大夫學識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梁書》本傳）梁元帝《金樓子·戒子篇》也說，「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疏，或復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齊以後譜學趨於極盛，是有其社會政治原因的。 劉宋以後改變了東晉「朝權國命，遞歸台輔」的局面，高門世族已由東晉時政治上的極盛逐漸走向反面。因而他們更要通過種種途徑鞏固其士族特權地位，而家族譜起了維護士族集團在社會上封閉性的作用。士族雖然缺乏實權，但某些官職仍要從他們中間選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區別，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烏衣諸郎」，這就需要仔細了解各氏族譜系。熟悉譜系與否，成為擔任吏部的主要條件之一。據各史本傳記載，宋王僧綽「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鹹得其分」。陳姚察官吏部尚書，「尤喜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孔奐任吏部尚書，「鑑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敘。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新唐書·柳沖傳》，這裡所謂撰，疑是刪節之意）齊蕭鸞因為「不諳百氏」，王晏不同意讓他擔任吏部尚書。北朝類似之例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須具備這個條件。所以「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的李神俊擔任了吏部尚書。 從政府看，除作為任官參考或依據之外，譜牒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別士庶，使應當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這種逃避情況，到南齊愈益嚴重，「改注籍狀，詐入仕（同士）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卻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時，這種情況仍然繼續。《通典·食貨》載，天監初尚書令沈約上書，建議用比較可靠的晉宋時舊黃籍，來核對當時黃籍。然後書中說，「臣又以為」云云，又提出應當檢查那些根據偽造家譜而妄稱祖先屬於士族的「巧偽」，防止他們「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舉」。例如南齊時，荒傖人王泰寶就從譜學專家賈淵那裡「買襲琅玡譜」，賈淵差一點被處死（見《南齊書》本傳）。為此沈約建議：「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通典》避諱改民為人）郎、左人尚書，專供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仇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這段話中，專供校勘云云以下幾句文義較難理解，我想意思是：專門核對那些門第不高（卑姓）而自列為高門（所貴）的各類譜牒（雜譜）。方法是用保存的晉宋舊戶籍冊來糾正後來偽造的家譜。如果譜牒中記錄為士族（若譜注通），而按晉宋戶籍上卻是寒門庶姓（籍有卑雜），那就根據保存下來可靠的戶籍，對假造譜牒者處罰治罪。 【82】 可見譜牒記錄也是區分士庶、確定從役與否的依據，所以必須慎重對待。《通典》在沈約奏文之下寫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蓋梁時政府開始設機構掌管氏族譜牒，譜學由私家世代傳授而變為國家過問了。 【83】 南北朝時期，士大夫對於避家諱一事很嚴格。《通典》載宋王弘好賈弼之書，「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正是由於熟悉各人家譜的緣故。《梁書·徐勉傳》稱其「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百氏當指百家譜，亦即僑姓高門的代稱，是說徐勉熟悉這些氏族的家諱。至於譜牒在締結婚姻時的重要參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後一個特點，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與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關僧人與道士的傳記開始出現。由於大量佛經譯為漢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編制目錄，作為史學分支之一的佛經目錄之學，也建立起來。 魏收（506—572）的《魏書》立《釋老志》，敘述佛教與道教歷史，在中國史學史上為創舉。梁慧皎（？—554）著《高僧傳》，記述自後漢至梁初的中國和外國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全書分十門：一譯經，二義解，三神異，四習禪，五明律，六亡身，七誦經，八興福，九經師，十唱導。以後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傳》，大體都沿襲這樣的體制。 齊王儉的《七志》和梁阮孝緒的《七錄》，都著錄了佛經與道經。在儒家典籍目錄如《漢書·藝文志》的影響下，不少僧人先後自己編制了各種「經錄」。這些目錄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東晉道安（312—385）於孝武帝寧康二年（374）在襄陽寫定的《綜理眾經目錄》。據梁僧祐所說，道安的目錄不只是臚列經名，而且「詮品譯才，標列歲月」。即依年代先後，逐家匯列，以經名為目，下注異名及譯出歲月，並略述譯經始末及譯筆優劣。這種方法，比當時流行的各種儒家典籍目錄，要細緻得多，也確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書的基礎上，撰《出三藏記集》，在體例上又有發展。全書分四大部分：一撰緣記，敘佛經及譯經的起源；二銓名錄，即歷代出經名目，按時代及譯者分類；三總經序，收錄諸經序文與後記；四述列傳，即譯經人的傳記。這樣的佛經總目，其詳盡又在道安目錄之上，在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歷史上，作為分支之一，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84】 道家史籍有東晉葛洪撰《神仙傳》。梁陶弘景《真誥》中亦保存道士傳記，但所述事跡不盡真實。葛洪《抱朴子·遐覽篇》列舉道書多種，類似總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陸修靜撰成《靈寶經目》，是當時道經的正式總目錄。書已佚，分類方法亦不詳。東晉以後，道士競制新經，有的有目無書。 【85】 陸修靜經目所列經的卷數也不可信。其學術價值與道安、僧祐的佛經目錄不可同日而語了。 1985年12月改訂完 附記： 1986年1月，檢得1984年10月魏晉南北朝史討論會上遼寧大學顧奎相同志論文《魏晉南北朝史學繁榮探源》（列印本）。文中所注意問題與本文略同，而考察角度及論述詳略有異。其中論紀傳編年兩體相輔相成之義，頗為詳盡。均希讀者參看。 （《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第2輯，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