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評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 【661】

此書分內外兩編，內編第一章魏晉時代，第二章東晉五胡時代，第三章南北朝時代——南朝，第四章南北朝時代——北朝。外編第一章魏晉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第三章北朝之文明。每章分若干節，每節內又有子目。自序說：「內編主於究權力之移動，外編專記人文化成之跡。」換句話說，就是內編是政治史，外篇是文化史。這樣分割本是很勉強的，但為敘述或駕馭材料的方便起見，也不必厚非。全書斷始於東漢宦者之害，終於北周之亡。內編第四章末尾說：「李延壽北史中包括隋朝事跡，我卻認為隋朝乃揚大唐帝國之先聲者，隋唐的歷史自當另起爐灶。」這是很合理的斷限。從政治上講，隋朝統一了南北，不能單把它歸到北朝。再說文化方面，如隋朝的開始融合南北派經學，如因煬帝的武功而輸入東北西方外族的文物，都與北朝迥異其趣，而開唐之先河。自然該留著與唐代相提並論，不能包含在魏晉南北朝史中。 此書內外編所收敘述的對象不同，著者所根據的資料亦復不同。內篇注重政治方面，以《資治通鑑》為骨幹，間或參考八書二史，采拮比附。書中常常也著明某段的敘述全本於《通鑑》。《通鑑》本是一部極好的政治史，去取之間既然經過考證，可以信據，而文字也明暢生動，當得起「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八字。所以此書的內篇大致無可評隲。岡崎氏的文章很流暢，徵引文字簡短的照錄原文，如果冗長或稍稍費解，他便用日文意譯。既然是普通的敘·述，而非考證，這辦法對於東邦的讀者反倒相宜吧。外篇注重製度文物和學術思想。前者雖然有通典通考和各史的志，但並不能完全抄錄，許多地方還待整理和補充，至於學術思想更沒有成書可以依據了。因此，外篇大抵是著者綜合舊有史料研究的結果，也許可以說是此書精彩所在。這三章之中，以第一章魏晉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為佳，而其中尤以第一章後漢之經書主義第三節，與第二章江域被化小記等三節最好，曾在《支那學》上發表過。 今略讀全書一過，將個人認為可以商榷者，試舉幾點於下：內篇第四章第三節——北魏之全盛——說：「魏世祖統一北方，對高車柔然大加壓迫，伸長其威力於北狄。同時為完固北邊的邊防，而試設六鎮。六鎮是懷朔，武川，撫冥，懷荒，柔玄，御夷。從楊圖看來，大體散在察哈爾綏遠境內。」（頁三五一）案清沈垚有六鎮釋，載《落帆樓文集》卷一，考定北魏六鎮為沃野，懷朔，武州，撫冥，柔玄，懷荒。除了撫冥鎮之外，都指實後代地望，其說精湛不易。不知著者何以未曾參考？其所據或是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的《北魏地形志圖》，但楊圖兼引顧氏《方輿紀要》和《元和郡縣誌》兩說，並未決定六鎮的鎮名，著者之言未免失於武斷。同節又說：「但是六鎮何時成立，史無明文。太宗時始在北邊築長城，想像起來，那時大約已經駐軍於要害地帶。世祖初伐柔然，大多數的降人都配置在六鎮，當時六鎮想已存在。」（頁三五二）北魏設鎮始於何時史書雖無明文，但《魏書太武五王傳》廣陽王深上書說：「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皇始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年號。北魏重要的鎮都在北邊和西北邊，廣陽王深所謂皇始時的「作鎮」雖然沒有說明方向，但六鎮定在其中。《周書·楊忠傳》說：「高祖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武川是六鎮之一，所謂魏初，自是皇始前後了。至於六鎮這兩字，則最早見於《魏書·顯祖太安五年紀》，自然不能據以推斷六鎮的成立時代。總之，六鎮是北魏諸鎮中較先成立的，可無疑問，而北魏的設鎮在太祖皇始時，下距太宗即位約十二三年。雖然不能積極地證明六鎮成立的年代，消極地卻可以推翻著者「起於太宗或世祖時」毫無根據地判斷。 外篇第二章第三節——南朝治下的江南一般經濟狀況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敘述鄉里制度和賦稅的關係，追溯到漢代的鄉里制。在引用《續漢書·百官志》以後，著者便說： 依照它的本注以五家為伍的組織為單位，進而為什，為里，里是由百戶所組成。沈約《宋書·百官志》記載制漢，（原文如此）以為里是百家的組合，十里為亭，亭千家，鄉萬家。《後漢書》不像沈約所述那樣明了，但推本注之意，當和沈氏相同。以戶數為根據的鄉村制度本是《周禮》、《管子》等書所主張，我的意思，至少前漢的制度與此大異其趣。自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的組織也見於《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原文作「見於前漢書志」，誤）此處所謂里和亭，其中並不含有一定數目的戶口。據《漢官儀》，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以里為里數之里。……亭是聚集十個里，而主其治安訴訟的機關，里的意思等於部落。總統這十個部落的亭的配置，大約是依里數來定。所以一個里內，它的戶數固沒有一律的必要。漢朝大體以自然發生的部落為基礎，更統括以亭鄉的制度。……自治制度崩潰以後，鄉官的權力漸微。所以《通典》所載晉制每縣五百戶以上為鄉，率百戶置里吏。這是以戶數為標準的鄉村新組織，《續漢書·百官志》（原文作《後漢書》，誤）本注百家為里的話，恐怕是以晉制擬漢而言。沈約根據百家為里的單位，算出鄉亭的戶數，認作漢制，於是更推廣司馬彪（原文作范曄，誤）的錯誤了。（頁五七九至五八一） 今案岡崎氏主張漢代不以百家為里，這話是對的。班固的百官公卿表上說：「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並不曾說明若干戶為一里。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說：「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監察。」據百官志總序：「世祖節約之制宣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劉昭注云：「故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一里百家之說見於本注，可見是司馬彪的話，而不是後漢官簿所舊有。梁沈約《宋書·百官志》里說：「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這才把百官公卿表與百官制混合，認定司馬彪本注所說為漢制。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同，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條正文引《漢書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書百官志》作註腳。以為漢代每百家為一里。然而我們看百官公卿表：「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應劭《漢官儀》衛宏《漢舊儀》（孫星衍校集漢官六種）都有同樣的記載。一縣戶數最多到若何程度，現在不可考，《續漢志》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說：「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為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知道大縣戶數能達四五萬，小縣只有數百。再拿《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所記每郡縣數（續志稱城，與縣同）和戶數平均分配一下，每縣戶數大抵遠在萬戶以下。如果依照司馬彪、沈約的說法，百家為里，千家為亭，萬家為鄉。那麼，十分之八的縣都已經不能統鄉，而鄉本身卻足以獨立為縣。即使說只有大縣才統鄉，但漢代這種鄉里制度本意在求「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干之總條。」（魏孝文帝立三長詔語）一鄉的戶數如果這樣多，早已有尾大不掉之患，全失去「身之使手，干之總條」的意義了。《周禮》、《管子》等書所載鄉官制度都是理想，未必見於實行，姑且不論。但晉以後的鄉里自治制度怎樣呢？據《通典·職官典鄉官門》所載，晉縣五百戶以上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試取《晉書·地理志》每郡下所記縣數和戶數平均分配，每縣戶數什九在一萬之下。萬戶以上的縣既不多，縣置四鄉，每鄉所統戶雖在二千五百以外，但必不能超過很多。唐朝則百戶為一里，五里為一鄉，一鄉也只五百戶。北魏的三長制據《魏書·食貨志》說：「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所統僅僅一百二十五家。可見後代凡是實行過的鄉里自治制度——且不論實行的久暫，因為沒關係——都在縣的管轄之下，最大的單位也絕對沒有到萬戶的！沈約在百官志中記載他所謂的漢制之後，便說：「其餘眾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無定製也。」《南齊書·百官志》和《隋書·百官志》所載梁陳制度，都沒有鄉官，可見南朝鄉里自治制度本極廢弛。因為東晉時中原人士渡江，僑置州郡縣，地方制度呈一種變態，於是不能行承平時代的鄉里制度。桓溫行土斷而不成，宋高祖再行土斷，雖然成功，但積習難反，兩漢西晉的鄉里制終不能恢復了。沈約也許受了司馬彪的騙，相信漢代確有百戶為里的制度存在；但他還知道，劉宋時代這制度絕不曾施行。他之所以組織司馬彪的話記在百官志中者，不過是以備一格，自己已經聲明「無定製」了。所以，我認為《續漢書·百官志》本注和《宋書·百官志》百戶為里的解釋，不但絕非兩漢的制度，劉宋時也未嘗實行，止是一種以訛傳訛的理想而已。岡崎氏也反對漢制之說，但沒有舉出證據，故為推論補充之如此。但他還相信百戶為里那一套鄉里自治制度實行於劉宋時代，便錯誤了。 岡崎氏既不從《續漢志》和《宋書》的說法，於是有一個新意見。他主張百官公卿表所謂里和亭其中並不含有一定數目的戶口，將十里一亭的里字解作距離的里，以為亭的配置是依照里數來決定。據我的意見，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數目的戶口是對的，而解十里一亭的里為距離則難成立。第一，兩漢以前理想的鄉里自治制度和兩漢以後實施的鄉里自治制度，無一不是用戶數作單位，從無用地域距離來劃分的。鄉官的制度所求由小至大，由近達遠。假如亭的分配按照里數遠近，同一縣境內戶口的分配自有疏密，也許第一個一里地中有幾百戶，而第二個十里地中，只有幾十戶，這就太不平均了，怎樣能實現自治的功效呢？第二，一縣所統土地往往犬牙相錯，參差不齊，絕非一律地長方形或正方形的。即使百官表十里一亭的里指距離而言，必須說大率方十里一亭，如同後面說縣大率方百里一樣，才可以計算。現在百官志既不說方若干里，又沒有其他限制，若把這裡字解成距離的里，便無從計算和分配了。岡崎氏唯一的根據是應劭《漢官儀》：「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衛宏《漢舊儀》文同。（孫星衍校集漢官六種）文義不甚可解，《史記留侯世家索隱》索引《漢舊儀》「郵間」作「郵人居間」，意義也不可曉。我認為漢官儀十里一亭的亭，與在百官表十里一亭的亭是截然兩事。百官表的亭是鄉里制度的單位之一，亭長和有秩，三老，嗇夫，游徼等相同，是掌地方教化與治安的。《後漢書·劉玄傳》：「資亭長賊捕（疑當作捕賊）之用。」章懷註：「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後漢書·虞延傳》：「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後漢書·逸民傳逢萌傳》：「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漢官儀：「亭長課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漢舊儀文同）都指鄉官的亭長而言。它的職守不但是治安，還兼及教化，《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傳》：「選為蒲亭長。……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是一個好例。至於漢官儀的十里一亭，里字確指距離而言。但這裡所謂的亭是交通制度上的亭，大約設在交通要道上，五里一郵，十里一亭，和置於縣治的傳舍相聯絡，所以方便行旅。《漢書·高祖紀》：「為泗上亭長。」師古註：「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亭留行旅宿舍之館。」其餘如項羽傳：「欲渡烏江，烏江亭長 船待。」《後漢書·趙孝傳》：「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當過，以有長老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後漢書·獨行傳王忳傳》：「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行客，不可宿也。忳……即入亭止宿。……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樓下游徼者也。」《說文》「亭，民所安足也，亭有樓。」與《王忳傳》合。《釋名》也說：「亭，停也，人所集中也。」鄭康成注《周禮》三十里有宿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都是說交通制度上的亭。還有幾段更有力的證據，《後漢書·衛颯傳》：「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魏志·張魯傳》：「諸祭煙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以亭和傳舍，又以亭傳和郵驛對舉，可是一系統中的不同單位，與鄉里制度的亭迥異。《漢書·循吏傳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註：「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明明郵亭和鄉官兩事，郵亭不在鄉官制度中，而鄉里制度中又自有其亭也。顏師古分辨得很清楚，岡崎氏徒然因為都是十里一亭，於是勉強牽合了。其實漢代亭字的用途非常泛濫，鄉亭郵亭之外，又引申為邊塞烽候要地之稱，如《史記·大宛傳》：「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漢書·食貨志》：「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匈奴傳：「行攻塞外亭障。」而《漢書·王霜傳》：「鞏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衛宏《漢舊儀》：「長安城……十二城門，……百二十亭。」應劭《漢官儀》：「洛陽……十二門皆有亭」。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洛陽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一城門，門一亭。」（俱見孫星衍校集本）這又與鄉亭郵亭亭障不同了。 複次，我為什麼主張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數目的戶口呢？有兩個理由。第一，百官表和續漢百官志——即後漢官薄——都不曾明說若干戶為一里。百官表記鄉官組織清晰，里是鄉里制度的最低單位，如果有一定的戶數，絕不容忽略不言。再看兩漢以前書中，除去《周禮》《管子》一類後人偽托以表現其政治思想者外，凡是講到里的，都僅有邑或居的意思，看不出一里中有一定戶數的痕跡。漢人如毛公傳《詩》，康成注《禮》，以及劉熙《釋名》應劭《風俗通》等，解釋一里的戶數互不相同。許君說文每用當代制度說字，並非儘是本義，但里字下也只說「居也」而已。古時的里猶之後代的街或巷，一條巷裡自然不能限制它有一定的戶數。不但先秦為然，漢代亦復如是。所以諸家注經不一其說，都不外是猜測之詞，而百官表中因為沒有定數，也就不提了。還有第二個證據，百官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我以為這一段的意思是：一縣土地大抵方百里，但也有出入。如果這地方人口密，方百里內卻遠超萬戶以上」——即大縣的戶數，便分割其土地，使它的戶數不至超過一縣所應有。於是變成方九十里八十里，甚至於六七十里了。如果這縣戶口稀少，它的屬地頂多也只方百里，聽它曠著，而不擴充此縣的土地。這是兼顧戶口和土地兩方面，折衷調和而定的制度。所謂「鄉亭亦如之」者，每里戶口本不相同，大率是十里一亭，假如五里的戶數已經相當於普通的十里時，這五里便成為一亭。同樣，五亭或六亭的戶數相當普通十亭時，這五亭或六亭便為一鄉，所以百官表說「縣大率方百里」，「大率十里一亭」，大率者，可上可下之詞也。前人注《漢書》，對於這一切似乎都忽略過去，我覺得字面雖單簡，若不注意「大率」二字，便很費解。除了上述的解釋外，不易有更適當的說法，而上面的解釋恰恰能支持里亭無一定戶數之說。《續漢書·百官志》上載鄉有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長，里有里魁；並不說若干里為亭，若干亭為鄉；也可以做一個消極的證據——里中無一定戶數，因之亭不統一定里數，鄉也不統一定亭數。《宋書》刪去大率二字，一律十進，便謬以千里了。至於里亭鄉普通所包括的戶數究竟若干，不可得知。劉昭《續漢志》注引漢官：「鄉戶五千，則置有秩。」依此數推算，每亭當五百戶，每里當五十戶，也許這就是漢代里亭所統的大率麼？ 以上僅就本書內容所摘出的幾點加以商榷，至於著者在史料的認識和解讀方面，有些地方似乎也不完全正確。例如上舉外編第二章第三節引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徑稱為《後漢書·百官志》；頁五七九、五八○、五八一凡四次提到這段記載，竟稱范曄以為如何（頁五八一作班曄、班字乃誤植）。頁四四一，引《五行志》，也稱《後漢書》以及范曄的解釋云云。其實後人取司馬彪《續漢書》的《志》羼入范書紀傳後面，自從明監本把《志》置於《紀》之後《傳》之前，並不載司馬氏姓名，於是有人誤會為范氏原書了。然而這是普通常識，著者何以如此疏忽？誤解史料的地方更多。例如頁三五五：「又依照高閭的意見，使太宗時所計劃築長城之說復活，互六鎮倉體施以種種防禦工事，於是北邊防備次第完成。」《魏書》五十四載「高閭上表陳邊備，孝文帝：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並不曾說用了他的建議築長城。《本紀》中也未載其事。頁三六八：韓顯宗對高祖說：「從來中書監，中（此字誤衍）秘書監等掌詔命的職分都用膏腴子弟，那麼，現在作中書監秘書監的人的子息將來果能堪其任麼？」高祖說「如有特別人材，自當不拘門第來拔擢！」韓顯宗的兩句問話邏輯上沒有因果關係，似乎第一句可以不說，再檢原文，便知由於著者的誤解，《魏書》六十《韓顯宗傳》：「顯宗進曰：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者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韓顯宗意在反對高祖只用膏腴子弟，所以說：「如果一定要中書秘書的監和令的兒子才能作秘書郎，那麼，試看近來作監令的人們的兒子能夠勝任麼？」意思是用眼前的事實——中秘書監令的兒子之不成材，來喻膏腴子弟之不盡可用。著者誤會譬喻為事實，而對顯宗所舉的幾個官名似乎也不甚瞭然，結果所引證的這段史料便不可解。頁四一三至四一四記北齊後主緯的昏亂，說是據北齊史，其實北史無其文，乃是根據《北齊書》八《後主紀》。頁四一三說他：「然而銳於感情，發怒的時節，雖朝廷大官也不得仰視。」但《北齊書》原文是：「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後主緯的性情固然很乖奇，著者用「銳於感情」四個字來概括這一段，真有點莫知所云了！頁四三五迻譯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作一具棺木要費千萬人的勞力，棺重萬斤，還從洛陽遠遠搬運到滿洲，甘肅敦煌地方，用費莫大。」試看原文：「重只萬斤，非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挽。東至樂浪，西至敦煌，萬里之中，相兢用之。」兩者相去何其太遠？頁六六四：「《魏書·趙柔傳》記他從甘肅的金城赴代都，有人贈以金銖（珠之誤植）一貫，其值數百縑。」按《魏書》五十二《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縑。」著者誤遺失的遺為贈遺。頁六七三說北魏高祖太和二年有悉使工商雜伎赴農，令諸州課民種菜之詔，據《魏書·本紀》，此詔之下在延興二年。 地圖是讀歷史所不可少的，尤其十六國與南北朝時代，各種族和各國家勢力的興滅，疆域的伸縮，如果想了解得清楚，非有地圖不可。即使是極簡單的，也勝似沒有，而此書竟付缺如，外編中有許多地方也嫌疏略，譬如頁五七二講南朝的經濟和交通，拈出「埭」與「桁」兩個字，僅僅引其端緒，未能儘量闡發。頁六六一至六七九講北魏的政術，抽象的議論太多，對於北魏法制幾種特別當注意的，如刑法和刑官，均田制，三長制等，所述說都嫌不足。至於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和藝術，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所由表見，更不容不提一字。 校對太不精密，也是此書一大遺憾。普通的字尚不要緊，歷史上的專名若有誤植，往往遺誤不小。苻秦的苻字都從竹作符， 人李氏的 都誤為賓。頁一三二隴西誤作朧；頁一八七江統的江誤作王；頁二○二姚弋仲都誤為戈沖；頁三四四姑臧都誤作藏；頁三五三和三五四北魏顯祖都誤作顯宗；頁四二○，四二一尉遲迥都誤作回；頁四六八，四七一，四七三魚豢都誤作拳；頁五六七丹陽都誤作楊。以上大抵全書皆錯，偶爾印錯的益發更僕難數。頁六六四記趙郡當葛榮亂時「米栗之價至數縑」，檢《魏書》五十七《崔孝諱傳》，才知米栗是「斗粟」之誤。尤其可怪者，除頁五，頁三十五等僅有的幾處外，全書十多處引趙翼的話都誤作張翼，著者自序頁二亦然，這怕不是手民所當負責的了。 1935年11月20日寫竟於燕京大學圖書館 （原載《大公報》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