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講義及雜稿 · 十七 唐後期財政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云：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宜委黜陟使與觀察使及刺史、轉運所由，計百姓及客戶，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如當處土風不便，更立一限。其比來征科色目，一切停罷。」至二月二十一日起請條請，令黜陟觀察使及州縣長官，據舊徵稅數，及人戶土客定等第錢數多少，為夏秋兩稅。其鰥寡煢獨不支濟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調併入兩稅，州縣常存丁額，準式申報。其應科斛斗，請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黜陟使每道定稅訖，具當州府應稅都數，及征納期限，並支留合送等錢物斛斗，分析聞奏，並報度支、金部、倉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觀風俗，仍與觀察使、刺史計人產等級，為兩稅法。此外斂者，以枉法論。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上疏奏曰：「國家初定令式，有租賦庸調之法。至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為治本，故不為版籍之書。人戶浸溢，提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非得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敗，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大鎮，又自給於節度、團練使；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緣以為奸，或公托進獻，私為贓盜者，動以萬計。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正賦所入無幾。吏之職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炎遂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度支總統之。」德宗善而行之。
同書卷八八「倉及常平倉」門略云：
貞觀二年四月三日，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麥稻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上（太宗）曰：「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可之。
永徽二年閏九月六日敕：「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下戶五石，余各有差。」
《通典》卷一二「輕重」門云：
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
《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參《通鑑》卷二三七「憲宗元和三年九月」條）云：
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征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
《唐會要》卷八七《轉運鹽鐵總敘》云：
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為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二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為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異為揚子留後，四年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興，唯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巽掌使三載，無升斗之缺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墉代之。五年，墉為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大半，詳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以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即此錢當為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葉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為江淮以南兩稅使，江陵留後為荊衡漢沔東界、彭蠡南及日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糴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
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井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
《顏魯公文集》附殷亮撰《顏魯公行狀》云：
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以定錢收景城鹽，沿河置場，令諸郡略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睹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
《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云：
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自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蹟；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東都凋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才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挽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水），所在淤，涉泗（洄）千里，如罔水行舟，為二病。東垣、厎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為藪，為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挽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同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奸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參《通鑑》卷二三七「元和二年」條胡注及《唐會要》卷六三「修撰」條）云：
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征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
同書卷一九下《僖宗紀》云：
丁卯，車駕至京師。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