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二節 北方流民的南下與東晉政府的對策

北方流民的南下　西晉永嘉以後二三百年間，進入中原地區的各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於漢族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異常殘酷，他們對漢族農民，不是呼為「漢狗」、「賊漢」，便是呼為「頭錢價漢」[1]，「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在階級的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下，漢族人民聯合被壓迫的各少數兄弟族人民，自始就沒有停止過反抗，到處舉行武裝起義，而且如梁犢的起義，終於摧毀了最殘暴的石趙統治政權。此外，在每逢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權動搖之際，北方通向江南國境的封鎖線上，偶然綻裂出一個缺口，那些本來「南向而泣，日夜以覬」的中原人民，就「北顧而辭」（《南齊書·王融傳》），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當然，江南廣闊而肥沃的耕地的墾闢，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種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滿荊、湘一帶外，此外可以分作七個時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馬睿移鎮江東，北方流民相率過江，這是第一個時期[2]。 太興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鑒自鄒山（今山東鄒城東南）退屯合肥，祖約自譙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壽春，其後遂盡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區，流民渡江者轉多，這是第二個時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犢起義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趙政權崩潰，桓溫出兵關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漢中，這是第三個時期[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堅敗亡，黃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這是第四個時期[5]。 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劉裕北伐，河南、關中次第收復，既而復失關中；劉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轉多，這是第五個時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六個時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七個時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荊、揚、梁、益諸州，據譚其驤教授的統計（見《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載《燕京學報》第15期），今江蘇長江南部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長江北部的揚州市及淮陰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東地區及蘇北移民為主體，河北、皖北副之。今皖南的蕪湖與江西九江附近及皖北，河南的淮水以南、湖北的東部，當時所接受之移民，以今之河南及皖北移民為主體，河北、蘇北副之。今山東省黃河以南，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河北及山東之黃河以北移民為主體。今湖北江陵、松滋及湖南北部安鄉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西移民為主體，河南副之。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鍾祥，以襄陽為中心，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陝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為主體。今四川自成都東北沿川、陝通途及陝西之漢中，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甘肅及陝西北部移民為主體。綜觀遷徙的大勢，是我國北方的東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東部；我國北方的西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西部。 譚其驤教授把《宋書·州郡志》中所記載的僑州郡縣之戶口數作為南渡人口（政府的編戶齊民）之約數，自永嘉截至劉宋之季，南渡人口（編戶齊民）約有九十萬，占當時政府編戶齊民五百四十萬的六分之一。當西晉太康之初，北方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戶約百四十萬（見《晉書·地理志》），以一戶五口計，共有口七百餘萬，而南渡人口九十萬，占北方人口總數的八分之一強。換言之，亦即晉永嘉以來，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遷徙至南方。結果使東晉、南朝所轄境域內，其政府編戶齊民中六分之五為本土舊民，六分之一為北來僑民。 南渡民戶，以僑寓今江蘇者為最多，約二十六萬，僑寓今山東者約二十一萬，僑寓今安徽者約十七萬，僑寓今四川及陝南之漢中者約十五萬，僑寓今湖北者約六萬，僑寓今河南者約三萬，僑寓今江西、湖南者約各一萬餘。 全國僑寓人口中，僑寓今江蘇者即有二十六萬人。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一州領有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幾占有全省僑寓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九。南徐州內僑舊人口合計為四十二萬餘，若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則比舊有人口多二萬餘人。 不過在這裡我們應該特別指出，上面的僑寓人口統計數字，只是指政府的編戶齊民而言。北來的世家大族在過江之後，為了統治人民，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同時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發展他們自己的莊園別墅。在流離混亂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剝削對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圖獲得耕種的土地，於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蔭庇而形成的一種中古莊園形態，也更加發展起來。《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云：「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併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南兗州序云：「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南史·齊本紀》稱：「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當時「南北權豪，競招游食」[9]，如山遐為餘姚令，「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到縣八旬，出口萬餘」（《晉書·山濤傳孫遐附傳》），可見當時世家大族蔭庇戶口數目之多。蔭附的人戶，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從此成為世家大族莊園下的佃客、部曲，他們的人數不會比在政府編戶齊民之內的北來僑民為少。因此，上面僑民的數目，也不過是一個約數，其移民的實在數字，可能還要超過可以算出的僑寓人口的總數。 由於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詩人張籍的《永嘉行》中，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的說法。 僑州郡與土斷制　永嘉以後，中原地區人民大量南徙，倘若東晉政府不能及時很好處理這一問題，不但會失去作為僑寓政權的剝削對象，而且西晉末年的流民起義，又會重演。因此，東晉政權以及後來繼承東晉的劉宋政權處理北來僑民的對策，除了拉攏流民領袖如祖逖、蘇峻、郗鑒、康穆等，讓他們參加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構之外，還在長江南北，梁、益通路，陸續成立北來僑民原籍地區的地方機構——僑州郡。《隋書·食貨志》所謂：「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置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只要注籍僑州郡戶口簿上，就可以獲得優復（免調役）等等的優待。在當時，兵役和國家租調的重擔，成為編戶農民破產的重要原因，政府對僑州郡人民，作出這一規定，不僅僅對延長僑州郡人民——編戶農民破產時期的到來，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對於吸引中原地區人民像怒潮似地湧向江南，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同時，當時北來的世家大族，互相標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標，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館標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館」、「常州盛公館」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陳郡謝氏為了流寓江南而變成了丹陽王氏、會稽謝氏，那就等於取消了他們的高貴標誌，因此，他們也必會提出：琅邪（或陳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了[10]。 在元帝司馬睿南遷時，琅邪人民隨司馬睿過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興三年（公元320年），僑立懷德縣於建康，以安置這些琅邪僑民。成帝司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縣（今江蘇句容北六十里）境內僑立琅邪郡，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區別起見，稱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臨沂縣（琅邪王氏就是這一縣的人），於是南琅邪郡領邑下也僑立臨沂縣（在江乘界內）[11]，這可以算是僑郡縣的創始。其後僑置紛繁，以長江下游而言，在東晉渡江之初，由於從兗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僑民較多，所以東晉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內僑立南徐州和南兗州（南兗州初在京口，其後遷往江北之廣陵），在廣陵界內僑立南青州，在蕪湖界內僑立南豫州等州一級的機構；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達江南的僑民，人數較少，就不設立州一級的機構，而只是在大江南北僑置幽、冀諸州的郡級或縣級的機構，並把它們撥給南徐、南兗、南青等州來管轄，這樣，以南徐州一州而論，就包括有徐、兗、幽、冀、青、並等州的郡邑。這種隨便分合地區、隨便僑置郡縣的結果，到了後來，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論，在當時就設有十五六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的流寓郡縣，真是搞得「紊亂無紀，名實俱違」。如沈約《宋書》諸志總序所說：「自戎狄內附，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於是「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徙」，「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版籍（戶口冊）為之渾淆，職方（掌管疆域圖籍的政府機構）所不能記」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縣仍然未改；一方面北來僑民，已因從事生產而有安定的生活。到這時候，東晉、南朝的統治者，認為過去優待僑州郡人民而作出的優復等等辦法，已消失其曾經有過的意義。為了政府的「財阜國豐」（《宋書·武帝紀》）計，為了「京口」的「兵可用」計，自然有調整地方行政機構，實行「土斷」，取消優復等等優待辦法之必要了。 土斷的目的，不是在於撤銷僑置郡縣。因為歷次土斷以後，雖也裁撤了或合併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機構，可是卻把那些保留下來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機構，混合編制了起來，往往把江南的縣邑，轉移給僑州郡去管轄，俾使僑州郡有了實際轄地，如義興郡本屬揚州，由於南徐州統轄下的許多僑郡縣和義興郡接界，因此就把義興郡改隸到南徐州之下；於湖（在今安徽當塗南三十八里）本來是屬於揚州丹陽郡的，其後成為淮南郡的治所（淮南郡原治壽春）；當塗縣（今安徽懷遠）原來是屬於治所設在壽春的淮南郡的，以後也隨著淮南郡撤退，在於湖縣境內成立了僑置當塗縣，到了後來，原來在江南的於湖縣，在輿圖上卻消失了，僑置的當塗縣反而代替了於湖縣的位置；武進（今江蘇常州市）和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東南十八里丹徒鎮）縣，本來是屬於揚州晉陵郡的，以後丹徒變成南徐州南東海郡的轄地，晉陵郡也由揚州改隸於南徐州。這樣一來，所謂土斷，不但沒有徹底裁撤僑置郡縣，而且還搞亂長江中下游固有的舊地方行政系統。這種南北地名分合交叉的結果，除了客觀上標誌出南北兩大地區人民在這種過程中的大融合以外，只有使人的地域觀念混亂。同時，從這一點來看，也就可以說明土斷制的目的，並不著重於裁撤流寓的郡縣。 那麼土斷制的目的是什麼呢? 土斷制的中心內容，是想通過整理戶籍，以便於政府統一進行對編戶齊民的剝削——就是北來僑民，也不例外。東晉時范寧曾說：「荒郡（僑郡）之人，星居（分散）東西，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12]。劉宋時柳世隆亦稱：「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散居）」[13]。這些北來僑民，居處既然這樣分散，對政府來說，不但查實戶口，有所困難；就是在將來取消優復等等辦法之後，呼召役調，也無法進行。因此，在調整地方機構之後，對北來僑民，就須用鄉里的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起來，固著於土地之上，作為政府牢固的剝削對象，這就是土斷人戶的目的。 第一次土斷，在東晉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中，可惜史無明文[14]。第二次土斷在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這次土斷，為了使北來僑民保留著將來在故地收復之後，還可以回復原籍的希望，因此在取消流寓郡縣之後，把戶籍分作兩種顏色，一種是黃色的戶籍，所謂「黃籍」，是正規的土著的戶籍；另一種是白色的戶籍，所謂「白籍」，是北來僑戶的戶籍[15]。第三次土斷，在東晉哀帝「興寧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為庚戌制」（《晉書·哀帝紀》）。第一、二次土斷，都沒有第三次土斷著名。第三次土斷的命令，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頒布的，因此稱為「庚戌制」，也稱為庚戌土斷。主持這次土斷的是桓溫。由於取消僑州郡優復等等辦法之後，政府對北來僑民的剝削加緊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為以後北來僑民破產的主要原因，因此，北來僑民往往在土斷之際，隱匿不報戶口，或去請求世家大族，取得他們保護，以期逃避比起世家大族的剝削來遠為沉重的政府調役。因此桓溫在執行土斷法時，不得不對隱匿戶口的世家大族，予以沉重的打擊，如東晉宗室彭城王司馬玄，「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晉書·彭城穆王權傳玄孫玄附傳》）。又當時王彪之為會稽內史，「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這也說明庚戌土斷的徹底。由於執行得比較徹底，政府的收入增多，所以經過這次土斷之後，史稱「財阜國豐」。以後謝安當國，組織北府兵，也就是在這一次土斷的基礎上進行的。 此後，東晉義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進行第四次土斷[16]。這時劉裕當國，先是會稽四姓中的餘姚世族大地主虞亮，因「藏匿亡命千餘人」，被裕處以死刑，於是「豪強肅然，遠近知禁」（《宋書·武帝紀》），所以這次土斷，也能雷厲風行。除南徐、南兗、南青三州在晉陵郡界內（今江蘇鎮江、常州一帶）者，不在土斷之例外，其餘皆依界土斷，「流寓郡縣，多被並省」（《宋書·武帝紀》）。經過這次土斷後，一直到宋文帝劉義隆元嘉末年，一般官吏對戶籍清理工作，可以說都比較重視[17]，因此，在齊、梁之際，再度整理戶籍，還是以宋元嘉黃籍為依據的。到了宋孝武帝劉駿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宋書·孝武帝紀》）。其後又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秋七月，「土斷雍州諸僑郡縣」的第五次土斷。宋後廢帝劉昱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的第六次土斷[18]，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土斷江北僑郡縣的第七次土斷[19]，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梁書·武帝紀》）的第八次土斷，入陳之後，又有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的南朝最後的一次土斷[20]。 土斷以後，政府剝削對象增多，同時北來僑民不再享受優復待遇，因此造成一時的「財阜國豐」現象。但是租調的日益加重，和東晉、南朝政府在長久持續的戰爭中強迫北來僑民服兵役，使得他們生活貧困，並且缺乏勞動力，不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產，除了由債務人變為奴客之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 * * * [1]　《北史·恩幸·韓鳳傳》：鳳恆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鳳……尤嫉人士。……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 《北史·高允傳》：允從祖弟祐，祐從子昂，昂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按「頭錢價漢」《資治通鑑》作「一錢漢」，胡三省注曰：「言漢人之賤也。」 [2]　《宋書·州郡志》序：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並、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並四州。……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並、揚七州郡邑。 《晉書·地理志》司州序：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 《晉書·地理志》徐州後序：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置……琅邪郡……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 [3]　《宋書·州郡志》：〔揚州〕淮南太守：……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晉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 《宋書·州郡志》南兗州刺史：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 《宋書·州郡志》南豫州刺史：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刺史祖約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治蕪湖。 [4]　《晉書·石季龍載記》：荊、楚、徐、揚，流叛略盡。 《晉書·冉閔載記》：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 《晉書·外戚·諸裒傳》：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裒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使還鎮廣陵。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死亡咸盡。 《宋書·郡州志》〔益州〕安固太守：張氏於涼州立，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 [5]　《宋書·州郡志》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 《南齊書·州郡志》：雍州……自永嘉亂，襄陽民戶流荒。……〔晉安帝時〕郗恢為雍州，於是舊民甚少，新戶稍多。 《宋書·州郡志》：〔南豫州〕南譙太守：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僑立郡縣。……南梁太守：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於淮南。 《宋書·州郡志》：秦州刺史：……晉孝武復立，寄治襄陽。安帝世，在漢中南鄭。……西京兆太守：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三，戶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西扶風太守：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二，戶百四十四。 《宋書·州郡志》〔益州〕懷寧太守：秦、雍流民，晉安帝立。……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始康太守：關、隴流民，晉安帝立。領縣四，戶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晉熙太守：秦州流民，晉安帝立。領縣二，戶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6]　《宋書·州郡志》司州刺史：……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暫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內底定，置司州刺史……少帝景平初，司州覆沒於北虜。文帝元嘉末，僑立於汝南（懸瓠），尋又廢省。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漸成實土焉。 《宋書·州郡志》〔雍州〕馮翊太守：……三輔流民出襄陽，文帝元嘉六年立。……南天水太守：……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漢水中之洲，在襄陽附近）。……領縣四，戶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華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襄陽城東北之堤），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梁書·康絢傳》：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其後即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 《宋書·武帝紀》：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 《南齊書·州郡志》梁州：……宋元嘉中……氐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關中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 《宋書·州郡志》〔秦州〕馮翊太守：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五，戶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隴西太守：……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戶歸化，六年立。今領縣六，戶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7]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西流民於姑熟，合萬許家。 《宋書·州郡志》〔冀州〕魏郡太守：……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領縣八，戶六千四百五，口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二。……頓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歸順，孝武孝建二年立。臨邑令：……孝武孝建二年，與頓丘同立。……河間太守：……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領縣六，戶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萬七千七百七。……頓丘太守：江左屢省置，孝武又僑立。……領縣四，戶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高陽太守：……江左屢省置，孝武又僑立。……領縣五，戶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勃海太守：……江左〔屢〕省置，孝武又僑立。……領縣三，戶一千九百五，口萬二千一百六十六。 《宋書·州郡志》〔秦州〕北扶風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領縣三。 [8]　《宋書·州郡志》〔南兗州〕北淮太守：宋末僑立。……北濟陰太守：宋失淮北僑立。……北下邳太守：宋失淮北僑立。……東莞太守：宋失淮北僑立。 《宋書·州郡志》兗州：……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高平太守：……宋明帝泰始五年，僑立於淮南當塗縣界。……東平太守：……宋末又僑立於淮陰。 《宋書·州郡志》青州：……明帝失淮北，於郁洲僑立青州，立齊、北海、西海郡。 《宋書·州郡志》徐州：……魏、晉、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 《宋書·州郡志》〔雍州〕北河南太守：晉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後省。……明帝泰始末復立，寄治宛中。……弘農太守：……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壟。 [9]　《晉書·顏含傳》：過江……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征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10]　《南齊書·州郡志》北兗州：鎮淮陰。……宋泰始二年，失淮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所領唯平陽一郡。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啟稱：「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東平郡：壽張（割山陽官瀆以西三百戶置）。淮安（割直瀆、破釜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 [11]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南琅邪太守：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 [12]　《晉書·范汪傳子寧附傳》：〔孝武帝時〕寧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併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今荒小郡縣，皆宜併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 [13]　《南齊書·州郡志》：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南兗州〕刺史柳世隆奏：「尚書符下土斷條格，並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離為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並帖。若鄉屯裡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 [14]　《陳書·高祖紀》：〔其先〕世居潁川。……達，永嘉南遷……出為長城令……因家焉。……達生康……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 [15]　《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夏四月，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 《資治通鑑》晉成帝咸康七年胡三省注云：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戶口版籍也；宋、齊以下有黃籍。 《太平御覽》卷606引《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則黃籍晉時已有）。 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卷4：《通鑑》九十六，晉咸康七年，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史《釋文》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余（胡三省自稱）按江左之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司馬睿封琅邪王）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舊土，僑置郡縣名，並置守令以統治之，故曰正土斷。不以黃籍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紙為籍，以別於江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為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哉? [16]　《宋書·謝晦傳》：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 《宋書·武帝紀》：義熙九年，時民居未一，公表曰：「……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併，於是為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系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准庚戌土斷之科……」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並省。 [17]　《南齊書·虞玩之傳》：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偽，為日已久……」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籍為正。……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 [18]　《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元年八月辛亥，詔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冊……故井遂有辨，閭伍無雜……雖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熾齊、楚之族，並通籍新邑，即居成舊。洎……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申土斷之制。而……歲饉凋流，戎役惰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為永憲。……」 [19]　《南齊書·柳世隆傳》：建元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上（齊高帝）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垣崇祖時任豫州刺史）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 《南齊書·呂安國傳》：建元二年……上（齊高帝）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雜漸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 [20]　《陳書·世祖紀》：天嘉元年秋七月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戶播遷，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