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江東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　江東的世家大族自東吳滅亡（公元280年）後，並不因東吳政權的消滅而隨著消滅；他們的莊園，仍舊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們的莊園之內，仍舊是「僮僕成軍，閉門為市」。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動搖。固然，北方的人士從某一角度看來，認為西晉政權籠絡江東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好[1]，江東世家大族出仕中朝——在洛陽任大官的人還不夠多[2]。可是江東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潛在勢力與社會地位，依然有舉足輕重之勢，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組織，仍然是鎮壓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的主要力量。 所以以周為代表的江東世族大地主，能夠「三定江南」。什麼是周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長江、沔水之間，曾爆發了張昌為首的農民起義，農民軍的一支在石冰的統率下，攻下揚州，進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臨淮（郡治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民封雲起兵響應，也襲破了徐州，起義軍一時聲勢浩大。雖然是年八月，張昌在江夏戰敗，而石冰、封雲所統率的起義軍卻仍繼續在揚、徐一帶進行著頑強的鬥爭。江東世族大地主義興（今江蘇宜興）周（祖父魴，東吳鄱陽太守；父處，西晉御史中丞）聯絡「江東人士」，推「東吳四姓」之首的吳郡顧祕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3]，動員江東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裝，配合政府軍，攻擊農民起義軍。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戰敗，奔江北，投封雲，雲部下殺冰，雲降。在石冰領導下的揚、徐二州農民起義，就這樣地在江東世族大地主鎮壓之下結束。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晉滅吳以後，「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晉書·陳敏傳》），西晉政府任命倉部令史廬江陳敏為合肥度支（後遷廣陵度支），令其督運江淮漕米。敏後以功遷廣陵相，轉右將軍。時中原戰亂，公元305年，敏收兵據歷陽（今安徽和縣），自稱揚州刺史。乃南略江州，「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晉書·陳敏傳》），自稱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他想拉攏江東世家大族來建立割據江東的新政權，任命「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4]。但是這些江東的世家大族地主們，卻以為陳敏出身寒微，「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晉書·陳敏傳》），不甘心擁戴他做江東之主。當西晉政府派兵討伐陳敏之際，江東世家大族以周、顧榮、甘卓為首，起兵響應政府，攻殺陳敏。這就是「再定江南」。 當陳敏想割據江東之時，吳興人錢起兵討敏，敏破，西晉東海王司馬越任命錢為建武將軍，令率其部眾救援洛陽。至廣陵，聞劉聰攻逼洛陽，懼不敢進，遂自廣陵舉兵，殺西晉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糧倉），公元310年，自稱西平大將軍、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進攻義興。周又聯合了鄉里地主武裝，擊滅錢。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三定江南」，換句話說，有了江東世家大族鎮壓農民起義、消滅割據勢力，從而穩定了江東的政局，而後東晉政權，才有在江東紮根的餘地。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西晉在八王混戰後，接著王彌、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蕭條，白骨塗地」。東漢末年以來已經發展起來的塢壘堡壁，至此普遍出現於西晉王朝的廢墟上。如陽翟（今河南禹州）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於是峻險，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晉書·孝友·庾袞傳》），繕治兵器，部勒部曲，敵人圍逼三次，都不敢進攻而退。這種塢壘堡壁的初起，固然是一種共同保護生命財產的自衛組織，但是由於平民和自耕農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護，依附的農民又大都是在塢壘堡壁武裝勢力所能防禦的附近土地上進行生產，以其剩餘生產品貢獻於塢主鄉豪，於是塢主鄉豪遂成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農民亦淪落為塢主鄉豪的部曲、佃客，這樣也就是更強化了封建的隸屬關係。 由於少數民族貴族武裝勢力日益發展，北方的局勢日益惡化，掌握塢壘堡壁領導權的世家大族與地方豪強，就在軍事上作出有計劃的移動。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涼州刺史張軌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里、賓客、部曲，南渡江南。如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東北）人郗鑒，初率鄉里「千餘家，避難於魯之嶧山（今山東鄒城東南），三年間，眾至數萬」（《晉書·郗鑒傳》）；後又退屯廣陵（今江蘇揚州市）。鑒後仕東晉，官至太尉。東莞姑幕（今山東諸城西北）人徐澄之「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並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晉書·儒林·徐邈傳》）。那時北方「亡官失守」的世族大地主很多求官吳越，如潁川（治許昌，今河南許昌東）庾琛（袞弟）出任會稽太守，琅邪（治開陽，今山東臨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荊、揚二州刺史[5]，真是紛紛渡江，切實掌握了長江中下游的重要據點，作好洛陽喪失後撤退江南的準備。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琅邪王氏，從太保王祥以來，一直是冠冕盛門，祥族孫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他看清了北方局勢，所以有這一些布置。這時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自然也早有籌劃，預先在江南培植好自己的勢力，作為自己以後的退步，琅邪王司馬睿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市），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琅邪王司馬的孫子，嗣琅邪王司馬覲的兒子。覲早死，睿襲封琅邪王。司馬睿的封地鄰接司馬越的封地。在八王混戰時期，司馬睿一直在司馬越卵翼之下，成為司馬越的忠實黨羽。司馬越率軍北上，參與宗室混戰，就把自己後方軍事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古邳）交給司馬睿去鎮守。其後，北方的局勢日見惡化，而下邳又是一個「四戰之地」，不易守御，於是司馬睿請求司馬越，把根據地從下邳移到長江之南的建鄴，司馬越正有從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打算，自然同意司馬睿的請求。於是由西晉政府下令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令其移鎮建鄴；不多時，又以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他便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司馬睿的移鎮建鄴，是在晉懷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荊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為揚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見，在洛陽實際上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們在那時已經開始布置好南渡的準備工作了。 其後洛陽飢困危急，司馬越率領西晉的主力軍十餘萬人與王衍等退守許昌。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軍途中病死；眾推王衍為元帥，想護送司馬越柩還葬東海（治郯，今山東郯城北）。四月，王衍等行至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寧平城（在今河南鄲城東北三十五里），遭石勒軍圍攻，全軍覆沒。同年六月，洛陽亦失守，懷帝被劉聰所俘。建興四年（公元316年），長安又陷落，愍帝被俘，北方的司馬氏政權，至此覆滅。公元317年，司馬睿也就和過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來了。 司馬睿為琅邪王時，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從弟王導（太保王祥弟王覽之孫）「素相親善」，王導對司馬睿也是「傾心推奉」（《晉書·王導傳》）。東晉政權的建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王導任至宰輔，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上游重鎮，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太平御覽》卷495引《晉中興書》），並不是憑空產生的一句話，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有了世家大族的相率渡江，而後司馬睿能在長江以南重建政權。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柱既是世家大族，於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到達江南以後，東晉政府除了「收其賢人君子」（《晉書·王導傳》）與之共圖國事以外，還對其家族照顧備至。如太原王佑子王嶠，攜二弟渡江避難，既到建鄴，司馬睿就下詔曰：「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晉書·王湛傳族孫嶠附傳》）可見東晉政府對於流離南下的世家大族，照顧得是無微不至的。 司馬睿移鎮建鄴之初，江東世家大族的態度非常冷淡，他們本來就瞧不起外來的一群「傖父」，對坐鎮建鄴的琅邪王、安東將軍司馬睿同樣不夠重視，經過一個多月，司馬睿竟沒有能夠和江東的世族地主取得聯繫。王導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巳那天，司馬睿乘肩輿出遊，王敦、王導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皆騎馬隨從，隆重的儀仗，威嚴的行列，使江東世家大族體會到司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後要擁戴的江東之主，於是如「江南之望」的紀瞻、顧榮，見到這種形勢，就相率拜睿於道左。王導也就想籠絡具有代表性的江東世家大族顧榮、賀循，再通過他們的關係，使整個江東世族地主集團逐漸向司馬睿靠攏，乃進策於司馬睿說：「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晉書·王導傳》）司馬睿便請王導代表他去拜訪顧榮、賀循。恰好這時江南一帶經過三次「變亂」，江東世家大族也感覺到如果要維護住本階層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個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致，並且真正能夠代表門閥專政的政權，而司馬睿所要組織的江東新政權，正是這樣的政權。因此，顧榮、賀循一經王導拉攏，就應命而至，史稱「由是吳、會風靡……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晉書·王導傳》），也就是說到這時候，司馬睿除了已取得北來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過王導的拉攏，在利害一致的基礎上，又獲得江東世家大族的擁護，東晉王朝成立的條件，完全成熟了。公元317年，司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先稱晉王；翌年，改稱皇帝（史稱元帝），東晉王朝於是創建起來了。 由於東晉政權是在南北門閥支持下出現的，東晉政權是西晉政權之再版，因此就決定了東晉政權的性質。「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東晉內政的基本方針。東晉初年，「偷石頭（在今江蘇南京市清涼山）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晉書·庾亮傳弟翼附傳》）。當時歌謠有「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初學記》卷20引晉元帝時廷尉衛展陳諺言表）的說法。江南「萬頃江湖」，盡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匹，則不得放」（《太平御覽》卷834引王胡之與庾安西箋），東晉政府也並沒有加以干涉。明白了東晉政權的性質，我們對於這些情況，也就會認為是門閥專政的必然的結果，而不以為怪了。 祖逖北伐　東晉政權初建立時，匈奴劉聰的勢力，才擴張到晉南、豫北和關中一帶；羯人石勒南進江漢失敗，退而北據襄國，開始經營河北；巴氐李雄時已占有巴蜀，北取漢中，西收寧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但除了成漢以外，由於劉、石仇視漢族人民，肆行殘殺，激起北方漢族人民的紛起抗敵。中山劉琨以并州都督名義屯晉陽，屢敗劉聰[6]；平陽李矩為鄉人推為塢主，以滎陽太守名義，屯新鄭（今河南新鄭）；東郡魏浚與流民數百家，屯於洛北石樑塢（今河南洛陽市東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該領其眾，以河東太守名義，屯宜陽一泉塢（今河南洛寧東，洛水北岸），與劉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遺民，自為塢，以河內太守的名義與李矩、魏該相犄角；乞活帥陳午，以五千餘人據浚儀（今河南開封市），與石勒對峙；魏郡邵續，以冀州刺史名義，屯厭次（今山東陽信東南），與石勒相拒；續女婿廣平劉遐，以塢主為平原（今山東平原南二十里）內史，壁於河、濟之間。他們不顧力量薄弱，往往以少擊眾，堅持鬥爭，如李矩的軍隊，收復了洛陽，擊敗了劉聰的大軍，使劉聰「憤恚發病而死」。塞外部族如遼西鮮卑段匹、遼東鮮卑慕容、代郡鮮卑拓跋犄盧等，也遙奉晉王朝，配合劉琨等和劉、石作戰。 以上的形勢，對於東晉北伐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同時，那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也還有北伐的可能。可是以司馬睿為首的東晉政權卻是無意收復北方，惟范陽祖逖，以一軍北上。 祖逖，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北）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洛陽淪沒，「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因此獲得流民的愛戴，被推為「行主」（堡壁的首領為塢主，流徙的首領為行主）。到達泗口以後，司馬睿任命祖逖為徐州刺史，尋征入為軍諮祭酒，徙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請求司馬睿交給他北伐的任務。司馬睿乃用逖為豫州刺史，只「給千人廩，布三千匹」（那時政府倉庫內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不給兵器，也不給兵士，讓祖逖自己招募。愍帝建興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來隨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數百家渡長江，先在淮陰（今江蘇淮陰西南）起鐵冶，鑄造兵器，陸續招募到二千餘人，進屯雍丘（今河南杞縣）。數出兵邀擊石勒，「勒鎮戍歸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戰將領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擊，很不團結，到這時皆願受逖指揮。「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來信請求互市，逖不答勒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黃河北岸塢壁間的人民，對祖逖也都十分支持，只要石勒方面一有軍事性的行動，他們立刻把情況報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備，結果「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開，正在積蓄力量，準備向河北推進，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卻大大尖銳起來。當時王敦同司馬睿對抗，內亂勢將爆發。東晉政府派大臣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坐鎮合肥，來防備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淵的節制。逖「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晉書·祖逖傳》）。逖死（公元321年），東晉內亂旋起，不久，祖逖收復的失地自淮水、漢水以北，又悉為石勒所攻占。 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　據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這一百個世家大族，他們帶著自己的宗族、鄉里、賓客、部曲到達江東以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江南的膏壤沃野，自東吳以來，久為江東世家大族所據有，北來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帶發展，必然會損害到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那就毫無疑問地要遭受到江東世家大族的強烈反對，這樣，南北世家大族間的矛盾，就逐漸發展，東晉新政權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東晉新政權是以北來的世家大族為主要支柱的，在東晉政權中，北來的世家大族，特別占優勢。這也使兩大地主集團間除了在經濟上的矛盾無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現為南北地域上嚴重的宗派鬥爭。洛陽喪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紛紛渡江，司馬睿儘量爭取他們來「佐佑王業」，於是北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而江東的世家大族，如以後賀循任太常，紀瞻、陸曄為侍中，只是虛名具位，並無實權。司馬睿這種虛與委蛇的態度，自然更要引起江東世家大族之不滿，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馬睿在內，不過是流播南下的高級難民，這一點，司馬睿在初渡江時，也曾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篇》）。而今居然「駕御吳人」，喧賓奪主，又怎能不使「吳人頗怨」（《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呢? 「三定江南」的義興周，首先想發動武裝政變。事泄，周憂憤而死；臨死對他兒子周勰說：「殺我者，諸傖（吳人謂中州人曰『傖』）子，能復之，乃我子也。」（《晉書·周處傳子附傳》）。周勰秉承父志，糾集江東地主武裝，準備起兵。吳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聚眾數千；孫族人孫弼起兵廣德（今安徽廣德東）；勰族兄周續舉兵義興，均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將奉周勰叔父周札為主。事為周札聞知，札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絕少，就把勰等陰謀告知政府，周勰想發動的武裝變亂，至此完全失敗。事實上這次叛變是周勰發動的，可是司馬睿考慮到義興周氏在江南的潛勢力，暫時還不敢「窮治」其事，表面上對待周勰還是和過去一樣。 然而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勢力對於東晉政權的威脅，發展到像周勰這樣舉行武裝叛變的地步，這使司馬睿和北來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他們感到舊的籠絡政策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於是對有武裝力量如義興周氏、吳興沈氏等江東世族大地主的態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籠絡而變為多方分化，用離間的手段，以達到使江東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當時江東世族地主武裝力量較為強大的，要數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而周氏「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晉書·周處傳子札附傳》），尤為北來世家大族所忌憚。王敦乃通過錢鳳的拉攏，與吳興沈充深相勾結，如沈充答應與王敦共滅周氏，王敦也想培植沈氏，「使充得專威揚土」（《晉書·周處傳子札附傳》）。於是由王敦製造藉口，誣周札叔侄圖謀叛亂，派沈充統兵襲擊，盡滅周氏。 義興周氏既滅，沈充遂成為王敦死黨。其後王敦失敗，充亦為其部下吳儒所殺。江東之豪的周、沈二族，就這樣在東晉政權的分化政策下，於內訌中同歸於盡。 東晉政權的建立，由於獲得江東世家大族之擁護而更加鞏固，但是當江東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裝力量無限發展，威脅到東晉政權的存在時，那麼，它就會回過頭來打擊江東世家大族如周札、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東世家大族對東晉政權還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麼也必然會迫使北來的世家大族作出適當的讓步。同樣的道理，當北方的世家大族不嚴重損害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時，江東世家大族也還能與北來世家大族和平共處，共同維護東晉政權；假如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損害，他們不但不肯發揮支持東晉新政權的作用，甚至會不惜一切來拆新政權的台。東晉政權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必須迅速解決。於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就轉而去開發東土——浙、閩，這就是說為了避免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的經濟衝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著重向東土發展經濟勢力，不要盡在太湖流域一帶求田問舍，江東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經濟利益，是應該尊重而照顧的，這樣，南北兩大地主集團的關係才會好轉。而這時在會稽一帶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謝四姓[7]，他們的勢力，遠不及太湖地區吳郡的顧、陸、朱、張以及吳興的丘、沈諸族。於是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里、賓客、部曲，紛紛流寓到浙東會稽一帶，進而又發展到溫、台一帶，林、黃、陳、鄭四姓則移居福建[8]。從此，南北兩大地主集團之間，便從地域上劃分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從而兩者間激化著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緩和。這樣，兩大地主集團此後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共同維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東世家大族雖然經過一定的鬥爭過程，使得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不受到損害，但是在參加政權領導工作方面，無論在東晉抑或宋、齊、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來，還是相形見絀。《南齊書·張緒傳》稱：「張緒……吳郡吳人也。……太祖（蕭道成）……欲用緒為〔尚書〕右僕射，以問王儉（王導五世孫）。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上乃止。」《南齊書·沈文季傳》：「世祖（蕭賾）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可見「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遠不及北人，故南齊時，丘靈鞠（吳興烏程人）曾恨恨地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在這裡還應該補充幾句話，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固然存在著矛盾，但是在怎樣占奪勞動者的土地，怎樣對依附農民進行更厲害的剝削的問題上，他們的利益卻完全是一致的。 王敦跋扈與蘇峻舉兵　東晉、南朝的經濟軍事重心，就地區而論，主要是在荊、揚二州，所謂「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南齊書·州郡志》）。兩州的戶口，也占了江南的一大半。就地理和軍事的形勢而論，自東晉以來，又以揚州為內戶，荊州為外閫。然而揚州雖是京畿——政治中樞之所在；而長江上游的荊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因此，就東晉、南朝整個時期的內部形勢來看，荊州的鎮將又往往因上游軍事經濟的優勢，孕育野心，威逼下游。《通典·州郡典》稱：「荊楚風俗，……雜以蠻僚，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9]。所謂「荊、揚之爭」——中央與方鎮的矛盾，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造成的。 王敦的跋扈與叛亂，是荊、揚之爭的序幕。 敦，王覽之孫，妻司馬炎女襄城公主。西晉懷帝時王衍薦之於東海王司馬越，越用為青州刺史，後轉為揚州刺史。司馬睿「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等，同心翼戴」（《晉書·王敦傳》）。敦任統帥，經營上游，杜滅後，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王敦既掌握了上游軍隊，逐漸威脅中央。司馬睿以劉隗、刁協等人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軍事布置：首先充實中央的軍事力量，釋放揚州地區內淪落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們組成軍隊[10]，任命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並六州軍事，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各率萬人，分駐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蘇淮陰西南），名義上是北討石勒，實際是防禦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舉兵，攻下建康（時因避西晉愍帝司馬鄴諱，已改建鄴為建康），殺戴淵、周、刁協，劉隗逃奔石勒。這一年的閏十一月，元帝司馬睿死，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明帝）。敦又自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討伐王敦。敦以兄含為元帥，率眾三萬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軍遂潰。敦無子，以兄含子王應為嗣，軍敗，含父子西奔荊州，含從弟荊州刺史王舒沉殺含父子於長江，敦餘黨悉平。 王敦雖死，王含雖敗，而琅邪王氏，如王導即以司徒進位太保，王舒遷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後為江州刺史，導從弟彬為度支尚書，彬子彪之後官至尚書令，位任不衰，仍然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游的威脅剛解除，歷陽（治歷陽，今安徽和縣）內史蘇峻又自淮南舉兵入都。 蘇峻，長廣掖（今山東萊州）人。「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晉書·蘇峻傳》）中原戰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被推為塢主。後率數百家泛海南奔，仕東晉，以破王敦、沈充功，為歷陽內史，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東晉政權寄以江外（時稱江北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馬衍（成帝）繼位，年幼，王導與外戚世族大地主潁川庾亮輔政。亮以蘇峻驕恣，欲奪峻兵，因而內調峻任大司農。公元327年，峻與豫州刺史祖約（祖逖弟，逖死，約領逖之眾）合謀，以討伐庾亮為名，舉兵南渡長江。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轉戰吳縣、海鹽、嘉興、餘杭，又攻陷宣城，聲勢日盛。峻攻建康時，「因風放火，台省及諸營寺署，一時盪盡」。城破之後，又「縱兵大掠」，這時東晉政府的大庫內尚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被峻全數掠去。 東晉的邊防，上游在荊、襄，下游在淮南，趙宋時李綱所謂「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宋史·李綱傳》）。現在淮南的方鎮既然舉兵對抗中央，唯有倚賴荊楚的力量來戡定叛亂。於是荊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溫嶠聯軍東下，消滅蘇峻，收復建康（公元329年）。祖約與蘇峻舉兵時，石勒派大軍進攻祖約根據地，約軍潰散，約逃奔歷陽。及蘇峻失敗，約又率親信數百人投奔石勒。石勒鄙薄祖約的為人，將約及其親屬百餘人，全都殺死。 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經過幾次火併，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東搞得積弱不堪。除非在萬不得已時，他們不願意把兵鋒轉而北向，有時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打算，甚至不惜採取阻礙恢復中原的行動。以後桓溫的北伐，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遭受了挫折。 桓溫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後，陶侃坐鎮荊楚，都督八州（荊、江、雍、交、廣、寧、梁、益），史稱其「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晉書·陶侃傳》）。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鎮武昌，而王導以丞相居中輔政。「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亮字元規）塵污人。』」（《晉書·王導傳》）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導病死，亮弟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荊、揚之爭，暫得消弭。亮死，弟翼繼督荊州。翼大佃積穀，發奴為兵，有意北伐，以眾意不同而止。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東晉政府乃以桓溫繼翼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上游事權，遂集中於桓溫一人之身。明年春，司馬睿少子司馬昱又以會稽王居中輔政，於是荊、揚之間，復形成分爭對立之局。 桓溫，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西北龍亢鎮）人。父彝，渡江後仕至散騎常侍、宣城內史，死於蘇峻之亂。溫娶明帝女南康公主為妻，拜駙馬都尉，累遷至徐州刺史，後代庾翼鎮荊州。 溫有雄才，志在收復中原，同時他更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來提高個人的威望，以便代晉稱帝。這時，蜀李氏的成漢政權已日趨衰亂，在「取亂侮亡」的策略指導下，桓溫欲進兵滅蜀。溫以公元345年任荊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輜重於彭模（今四川彭山），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戰敗投降。平蜀之後，溫聲望極高。 當時中原的情況：公元349年正月，梁犢起義於雍城，眾至十萬，東出潼關，犢失敗，始平人馬繼續起義，中原的石趙政權開始動搖。四月，石虎憂怖病死。五月後，石趙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惡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為兄石遵所殺；遵立百八十三日，為兄石鑒所殺；鑒立百三日，為冉閔所殺；閔盡滅石氏、誅胡羯，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人。公元350年，徒河鮮卑慕容儁率眾南下；至公元352年，滅冉閔。自公元349—352年這三年間，北方再度大混亂，於是「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11]，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飢疫……無復耕者」（《資治通鑑》晉穆帝永和七年）。 桓溫在這時想乘機北伐，幾次上表朝廷討論進兵事宜，朝廷恐桓溫北伐成功，更無法控制，故意把桓溫的建議擱置不復。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浹以壽春（今安徽壽縣）降晉。東晉政府就派徐兗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討大都督，率眾三萬北伐，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河朔士庶，歸附者日以千計」，「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晉書·外戚·褚裒傳》），真是「晉之遺黎，鵠立南望」，殷切期待晉兵的渡河。可是褚裒懦怯，非將帥之才，一戰而敗，便退屯廣陵。當時河北有遺民二十萬人，渡河欲來歸附，因晉兵已經撤退，他們遭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殺掠，死亡殆盡。淮水、漢水以北，黃河以南，一度在名義上盡成晉土[12]。可是東晉的北伐之師，卻並未再出。公元351年，桓溫不等朝廷命令，聲稱北討，率領大軍順流而下，到達武昌，宰輔會稽王司馬昱苦苦勸阻，溫只得作罷。東晉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務交給揚州刺史殷浩。浩於是統兵北上。殷浩是個書生，只能清談玄學，並無實戰經驗。公元353年，殷浩自壽春率眾七萬北伐，以羌族酋長姚襄（姚萇兄）為前鋒，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襲擊浩軍，浩丟棄輜重，狼狽逃走，士卒死傷萬餘人。東晉的世家大族本來就不主張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導從子）便主張不但應該放棄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13]。東晉政府在這樣不利的形勢下，只得把司州撥歸桓溫來節制，也就是說把收復河南的任務交給桓溫來負責。溫上表彈劾殷浩，殷浩被罷免，這時誰也不能阻止桓溫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溫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取道襄陽，出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進攻關中，於柳（今陝西藍田）連敗秦主苻健的軍隊，兵鋒直達長安東面的霸上。居民「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晉書·桓溫傳》）在關中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晉軍才能取得勝利，迫使苻健退保長安，深溝自固，不敢交戰。桓溫來時，由於運輸上困難，沒有能夠多帶糧食，當時估計春麥已熟，可割取以為軍糧，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晉軍在給養上遭遇到嚴重困難，是年九月，溫只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許昌一帶的羌族酋長姚襄，進攻洛陽，桓溫自江陵北伐，把姚襄擊潰，襄西走關中，為秦主苻生所殺。桓溫在收復洛陽以後，建議政府還都洛陽，並主張把永嘉以來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4]。那時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們已在江東置立莊園，自然不願北遷，對桓溫的建議，紛紛提出異議[15]，復都洛陽之議，就此作罷。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擬任命桓溫弟桓云為豫州刺史，尚書僕射琅邪王彪之認為「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東晉豫州刺史鎮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稱豫州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於是朝廷任命吳興太守陳郡謝萬（謝安弟）為豫州刺史。公元359年，萬受命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北征，曇因病退屯彭城，萬誤認為是前燕大軍壓境，倉皇下令退兵，軍遂潰散，萬單騎逃歸，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為前燕慕容氏所攻沒；公元365年，洛陽又告失守。 公元363年，桓溫被任命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次年又加揚州牧，到公元369年，兼徐、兗二州刺史，荊、揚兩鎮，由溫一身兼任。溫企圖利用北伐獲得勝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以便代晉稱帝，因此決定北伐前燕。這年四月，桓溫統率步騎五萬，從姑孰（今安徽當塗）出發。六月，到達金鄉（今山東金鄉）。由於這年夏季氣候亢旱，水位低落，如果運輸糧食給養的航道不能暢通，五萬人的大軍是無法北進的。因此桓溫駐兵金鄉，遣冠軍將軍毛寶生「鑿巨野（即大野澤，在今山東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古濟水自巨野澤以下別名清水）」（《資治通鑑》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因為我國的河流大都由西向東，而當時行軍需要，必須開鑿一條由南向北的航道出來。《水經·濟水注》里稱這條桓溫所開的航道為「桓公瀆」[16]。本來這裡有一條久已淤塞的河道叫「洪水」，桓公瀆就是利用洪水舊道重新加工浚鑿，把泗水和巨野澤接通，再通過巨野澤的東北角和清水相連接。桓溫還嫌清水的水源不旺，因此他進一步把汶水引入清水[17]，然後使軍用艦隻可以由清水駛入黃河。這條桓公瀆雖然開鑿成了，可是在北方，秋冬之際雨水稀少，水位驟落，航道澀滯，這一條新鑿的運河以後能否暢通無阻，仍存在著嚴重問題。桓溫的謀士郗超曾為此事向桓溫慎重提出：「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指前燕）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指前燕）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資治通鑑》晉海西公太和四年）郗超指出秋冬之際，水更澀滯，糧運困難，因此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今年頓兵河、濟，積蓄糧食，到明年再進兵；一個是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戰。而桓溫認為第一個方案太遲緩，使前燕有了準備時間；第二個方案，直撲鄴城，一決勝負，又太冒險。所以都沒有採納。 桓溫親率水軍自清水經四瀆口（今山東長清西南、東阿東北）入黃河[18]，舳艫數百里，進至枋頭（今河南濬縣西南）。另外派遣建威將軍檀玄自陸路進軍，在黃墟（今河南杞縣東南）擊潰了前燕征討大都督下邳王慕容厲的二萬軍隊。前鋒鄧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鄭州市東北）擊敗了燕將傅顏的軍隊，軍事形勢的發展對東晉非常有利。枋頭離前燕國都鄴城只有二百里地，前燕君臣恐慌異常，一面向苻秦王朝求救，希望苻秦從洛陽出兵側擊，牽制晉軍北進；一面作好出奔龍城（今遼寧朝陽）的準備。同時改派慕容垂為南討大都督，率兵五萬抵禦晉軍。 桓溫七月間到達枋頭，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欲務持重」，不敢直趨鄴城。到了這年九月，北方繼續缺水，桓公瀆水位低落，接近乾涸，不能利用了。桓溫在進兵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進兵譙（郡治譙，今安徽亳州）、梁（治睢陽，今河南商丘南），直趨滎陽（今河南滎陽），想叫他打開滎陽的石門（即汴口）[19]，把黃河水引進蒗盪渠下注汴渠，以溝通淮、泗水運，使水軍能由這一條水道，退回淮上。袁真雖然攻克了譙、梁，卻不敢進兵滎陽，打不開石門。慕容垂又命其弟范陽王慕容德率領精騎一萬五千，加強了石門的防禦力量，袁真更難完成奪取滎陽、打開石門這個戰略任務了。桓溫懸軍深入，糧儲已竭，只得退兵。退兵時因無法走水道由河入蒗盪渠，由渠入汴，只好焚毀船艦，丟棄輜重兵器，自陸路由東燕縣（今河南延津東北三十五里，當時在黃河南岸）經倉垣（今河南開封市東北），步行七百餘里，退到襄邑（今河南睢縣西）。慕容垂率騎兵八千跟蹤追擊，慕容德先伏勁騎四千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晉軍，晉軍大敗，損失了三萬多人。東晉收復的淮水以北的失地，重又喪失。 桓溫北伐的失敗，正如前燕謀臣申胤所預料的：「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資治通鑑》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可見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荊、揚之爭的持續和擴大，牽制著桓溫，甚至破壞桓溫的北伐，成為他北伐不能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當然，桓溫本身的弱點——企圖在勝利以後做皇帝，也使他的北伐事業受到不利的影響。不過桓溫的三次北伐，給予氐族、羌族、鮮卑族的統治者一定的打擊，在客觀上並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壓迫鬥爭，多少符合了當時中原人民的願望。 枋頭敗後，桓溫為了挽救自身威望的低落，於公元371年廢皇帝司馬奕，擁立司馬昱為帝，是為簡文帝。這時桓溫已經六十歲了。翌年，司馬昱病死，昱子司馬曜（孝武帝）繼位，溫業已有病，要求加九錫，這是禪位之前的一種榮典，宰相謝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故意拖延，拖上九個月，桓溫等不到榮典頒發，就病死，東晉王朝又拖長了四十多年。 東晉帝系表　東晉十一帝，一百四年。 * * * [1]　《晉書·劉頌傳》頌上疏曰：「……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湮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 [2]　《晉書·賀循傳》：後為武康令……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誠以……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 [3]　《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胡三省注曰：揚州統郡十八，帝割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建安、南康、晉安屬江州。揚州統十一郡，今止推〔顧〕祕督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九郡；淮南、廬江在江北，不與也。 [4]　見《晉書·陳敏傳》。《資治通鑑》晉惠帝永興二年：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 [5]　《晉書·王戎傳》：從弟衍，字夷甫。……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 《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太傅越，以王澄為荊州，敦為揚州，據吳、楚以為形援，越從之。……」按《晉書·王敦傳》：自青州入為中書監，……出為揚州。 [6]　《晉書·劉琨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為并州刺史。……琨在路上表曰：「臣……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險而進。……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白骨橫野……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時……並土饑荒，百姓……南下，余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斗至晉陽。府寺焚毀，殭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劉〕聰遣子粲……乘虛襲晉陽……琨引猗盧併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 《北堂書鈔》卷165注引王隱《晉書》：琨與丞相書云：「不得進軍者，實因無食。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椹，冬則瑩豆，視之哀嘆，使人氣盡。」 《晉書·劉琨傳》：〔元〕帝……拜琨為司空、都督並冀幽三州諸軍事。……尋猗盧……病死，部落四散……箕澹等帥〔猗〕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屬石勒攻……琨……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並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數遣信要琨……琨……率眾赴之……竟為匹所……害（公元317年）。 [7]　《世說新語·賞譽篇》：「會稽孔沉、魏、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俊，於時之桀。」同篇魏隱兄弟條注引《魏氏譜》：「隱，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黃門郎。」 [8]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引唐林《閩中記》：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 明何喬遠《閩書》卷152：晉永嘉二年，中州版盪，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 [9]　晉王敦、桓溫、殷仲堪、桓玄，宋謝晦、南郡王劉義宣、袁、沈攸之、桂陽王劉休范，齊陳顯達，梁武帝蕭衍，陳王琳、華皎，皆自上流擁兵東下。 [10]　《晉書·元帝紀》：太興四年（公元321年）五月庚申，詔曰：「……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晉書·刁協傳》：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之。 《晉書·戴若思傳》：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 《晉書·劉隗傳》：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率萬人鎮泗口。 《晉書·王敦傳》：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御敦也。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敦率眾內向……上疏曰：「……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 [11]　《資治通鑑》晉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註：石虎破趙嶷，徙青州之民；破劉胤、石生，再徙雍州之民；破段匹及為燕所敗，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漢，徙荊州之民。 [12]　《晉書·穆帝紀》：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六月，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七年正月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五月，〔石〕祗兗州刺史劉啟自鄄城來奔。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冉閔載記》作「閔兗州刺史」）魏脫各遣使來降。十二月，石季龍故將（《冉閔載記》作「閔徐州刺史」）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冉閔載記》作「荊州刺史樂弘」）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來降。 《晉書·冉閔載記》：閔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 《晉書·穆帝紀》：永和八年七月，石季龍故將（《南齊書·州郡志》作「秦州刺史」）王擢遣使請降。 [13]　《晉書·王羲之傳》：〔殷〕浩……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又與會稽王（司馬昱）箋，陳浩不宜北伐，……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殿下……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 [14]　《晉書·桓溫傳》：隆和初（公元362年）……溫……欲還都洛陽，上疏曰：「……伏惟陛下……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回（言還都洛陽），眾星斯仰……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苻氏、慕容氏）之命，不誅而自絕矣。……自強胡陵暴，中華盪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臣……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然後陛下……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 [15]　《晉書·孫楚傳孫綽附傳》：時大司馬桓溫……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綽乃上疏曰：「……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中夏蕩蕩，一時橫流。……中宗（司馬睿）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溫今此舉……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 [16]　《水經·濟水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巨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徑闞鄉城（今山東汶上西南南旺湖中）西，又北與濟瀆合。自〔薛訓〕渚迄於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眾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劉裕）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 [17]　《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於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 [18]　關於桓溫水軍由清入河，我認為是從四瀆口進入黃河的。《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北流，徑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桓溫自清水入黃河以後，進屯武陽（東武陽，今山東莘縣西南朝城）。如果不是從平陰、東阿一帶進入黃河，就無法解釋水軍會經過武陽的。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桓溫的進軍枋頭，是由濟水入汴入河，再折而向東至枋頭，這是值得商榷的。胡三省《通鑑》注認為清水在東燕縣入河，東燕在今河南延津東。如果桓溫由東燕入河，也已繞過了東武陽，所以也說不通。後來劉裕伐後燕，水軍分兩路，一路由沈林子、劉遵考率領，出石門（即滎陽的汴口），自汴入河；一路由王仲德為前鋒，「開巨野入河」。開巨野入河，就是走桓溫北伐前燕開桓公瀆去枋頭的老路。接著劉裕親率大軍北上，也是走王仲德「開巨野入河」的這條水路。《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北徑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水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鎮此，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稱。」垣苗城就在四瀆口的東南面，劉裕為了確保四瀆口的水運暢通，所以才叫垣苗以重兵鎮此。《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劉裕「自淮、泗入清河，將溯河西上」。又說：「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在今山東茌平西南。「留戍」兩個字，意味著向彌是跟隨劉裕進軍的，劉裕率水軍西進，經過，認為這是一個戰略要地，有把向彌留下來戍守的必要。可見是劉裕水軍經過的地方。《資治通鑑》又說：「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後來劉裕派遣朱超石、丁等率二千七百人進擊，魏人奔潰，「退還畔城」。畔城在今山東聊城界內，可見北魏軍隊在黃河北岸騷擾劉裕的水上行軍，也不出聊城一帶。《資治通鑑》又說「王仲德水軍入河」，取滑台。滑台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也在東燕縣東。由此可見劉裕、王仲德都在滑縣、聊城以東，由清水經四瀆口入黃河，而不是由東燕縣入黃河，更不是由汴水入黃河。所以我認為桓溫也是一樣，由平陰、東阿一帶經四瀆口入河，而不是由清溯汴入河。 [19]　滎陽的石門即後來的汴口，在晉、宋時期是戰略要地。現略釋如下： 《水經·河水》：「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蒗盪渠出焉。」酈道元《水經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盪渠也。漢……靈帝建寧（公元168至172年）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水經·濟水注》：「〔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魏太和（公元227至229年）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