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三節 孫恩盧循的起義與東晉王朝的崩潰

北府兵與荊揚內爭　桓溫死後，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年幼，世族大地主陳郡謝安當國[1]，桓氏讓出了揚州，由桓溫弟桓豁、桓沖相繼出任荊州都督，繼續掌握上游大權。桓沖不像桓溫那樣野心大，不十分干涉下游的事權，因此，荊、揚之間的矛盾，又暫時緩和了下來。 桓溫因為集中在今鎮江、常州一帶的當時北來僑民——南徐州、南兗州僑戶，「人多勁悍」，在土斷之後，就有把他們編成一支新軍的計劃，可是計劃還沒實施，桓溫病死。謝安繼溫當國，為了充實長江下游的軍事力量以拱衛首都、抗衡上游起見，就籌募成立這支新軍。公元377年，東晉政府任命謝安兄子謝玄為南兗州刺史，負責籌組新軍。謝玄又把南兗州的軍府，從京口移到廣陵。南徐、南兗兩州僑戶，紛紛應募入伍，彭城劉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晉書·劉牢之傳》）。這一支新軍，經過七年以上的長期訓練，成為一支精悍能戰的軍隊，號為北府兵（當時稱京口為北府）[2]。北府兵的興起，它不但成為長江下游的主要軍事力量，改變了荊、揚的形勢；而且在淝水會戰中，在江、淮以南廣大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苻秦南侵的百萬大軍，把江南從苻秦的鐵騎下搶救出來。 淝水戰後，東晉的統治階級滿足於偏安的局面，沒有恢復失地的要求和決心，以致不能擴大戰果，乘勝逐北，收復中原。雖以北府兵之善戰，收復了徐、兗、青、司、豫、梁六州（今山東、河南、陝西南部等廣大地區），但當東晉外部的威脅消除的時候，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卻日益尖銳化。王室內部和王室和世族——主、相之間，中央與方鎮——荊、揚之間，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爭。他們不但不能通力合作，收復失地，反而互相牽制，破壞北伐。後燕終於攻入臨淄、滑台；南燕且在青、兗一帶建國；不久，洛陽又失守；淮、漢以北，悉為後秦所占；最後譙縱據益州稱成都王（公元405—413年）。淝水會戰後所收復的失地，就這樣地次第失去，「鵠立南望」的中原地區人民，不但沒能獲得解救，而且在北方再度大分裂、少數兄弟族再度大移動之中，在各族統治者的殘酷統治下，半為奴虜，輾轉死去。 謝安在淝水會戰勝利之後，進位太保、太傅，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聲望極高，因此招致了皇帝的猜嫌，主相之間，漸漸隔膜起來[3]。他於是請求北征，出鎮廣陵，實際上是在孝武帝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排斥下，被迫離開朝廷。不久安病死，司馬道子遂以司徒、錄尚書事、兼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代安為相。 當時孝武帝沉溺於酒色。司馬道子更是宴飲無度，經常「蓬首昏目」，「政刑謬亂」（《晉書·簡文三子傳》）。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之間——同時也是主相之間，逐漸又發生了摩擦。孝武帝任命王恭（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王皇后之兄）為南兗州刺史，鎮北府；又以殷仲堪（陳郡殷氏，世族大地主）為荊州刺史（淝水戰後，桓沖死，桓豁子石民繼任荊州刺史；石民死，王忱繼任荊州刺史，時亦病死），掌握上游事權。孝武帝想培植方鎮的力量，來牽制朝廷中的權臣，結果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 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馬德宗繼位，是為安帝，司馬道子以太傅攝政。史稱安帝「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奉這樣的一個白痴來做皇帝，宰輔司馬道子的權任自然更重了。道子又引用主張削弱方鎮的王國寶（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祖述，尚書令；父坦之，中書令；弟忱，荊州刺史。國寶，謝安女婿）、王緒（國寶從祖弟）為心腹，以對抗王恭、殷仲堪等。國寶位至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參掌朝權」。 公元397年，王恭（這時他又成為皇帝的舅父）從京口舉兵，以誅王國寶為藉口；殷仲堪也在荊州舉兵，與恭相應。東晉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來是為了拱衛首都、充實長江下游力量的，現在北府兵在王恭統率下反而聯絡荊州軍來對抗中央，司馬道子自然無法抵禦，只得把王國寶、王緒等殺死，請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舉兵，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桓溫子，時在荊州）等起兵響應，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區）相楊期率舟師為前鋒，沿江東下。司馬道子以子司馬元顯為征討都督，統兵抵禦。那時王恭以北府將領劉牢之為前鋒，元顯派人往說牢之倒向中央，答應事成後用牢之代恭任南兗州刺史，於是劉牢之倒戈襲擊王恭，王恭兵敗而死。殷仲堪、桓玄等聞恭被殺，倉皇退走，至尋陽（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併了殷仲堪、楊期，據有荊州上游，東晉以玄為都督荊江襄雍秦梁益寧八州軍事、荊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鎮荊楚，故舊甚多，因此桓玄「樹用腹心，兵馬日盛」（《晉書·桓玄傳》）。 元顯自擊破王恭以後，又用手段把揚州刺史的職位攘奪到手，同時他又總錄尚書事，當時稱「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晉書·會稽王道子傳》）。道子昏醉多病，「政無大小，一委元顯」，由是「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中央大權實際操在元顯一人手中。 元顯考慮到荊州上游的威脅和北府兵的難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來指揮的新軍。因為當時兵源缺乏，於是下令強制徵發東土諸郡（浙東）其本身或父祖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的壯丁，集中京都，擔任兵役，稱之為「樂屬」[4]。這一措置，不僅僅造成世族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因而使東晉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且從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身份的農民來說，更是絕大的迫害。因為這一部分佃客，他們已經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具有為耕種土地並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勞動興趣，現在卻被徵發為兵，而兵士的身份，自魏、晉以來，就已非常低落，「兵騶」之名，至與奴婢並列，「謫兵」、「補兵」又是世代相襲，真是一成兵士，「辱及累世」，他們是絕不樂意去當兵的。因此這一命令一頒布，就搞得「東土囂然」，終於變成孫恩、盧循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孫恩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　上面提到的東晉政權發東土諸郡免奴客為樂屬，只是浙東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次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北來的世族大地主的莊園集中在浙東一帶，而他們對佃客所進行的剝削又是超乎依附農民所能忍受的限度所致。 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在經濟上發生衝突起見，他們把莊園安置在浙東一帶。據《晉書·王羲之傳》稱：「羲之……與……謝萬書曰：『……當與安石（謝安字）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可見他們的能夠「頤養閒暇」以及「與親知時共歡宴」，就是建築在這種「行田視地利」的基礎上的。南渡的世族如琅邪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孫氏、陳留阮氏、高陽許氏、譙國戴氏、魯國孔氏等[5]，他們的田業，多集中在東土一帶，明白這一點，而後對孫恩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後從海上登陸，獲得浙東農民的積極響應，而且孫恩也以這一地區為根據地，也就不難瞭然了。 自東漢于吉以來，五斗米道就在會稽、吳郡一帶傳播。晉孝武帝時，有錢塘人杜子恭傳教授徒。琅邪大族孫氏，「世奉五斗米道」（《晉書·孫恩傳》），孫氏南渡以後，至孫恩叔父孫泰又師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繼子恭為道首。道教的教義本身並不含有反抗黑暗統治的企圖，不過在缺乏經濟聯繫的封建社會裡，它卻是聯絡農民發動革命的較好工具。孫泰就是借宗教去聯絡農民群眾的，《晉書·孫恩傳》稱「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孫泰固然出身大族，但他這種做法，也會引起東晉政府對他的懷疑，於是把他流放到廣州。當時東晉統治階級上層也有不少人信奉五斗米道。孫泰到了廣州以後，被廣州刺史王懷之暫任為代理鬱林（郡治布山，今廣西貴港東）太守（公元393—394年）。不久東晉政府又把他召回來，任命為徐州主簿，遷新安太守。王恭舉兵，孫泰以討恭為名，私合兵眾，得數千人，「三吳士庶多從之」。東晉政府害怕孫泰作亂，司馬道子父子便誘斬了孫泰和他的六個兒子，泰兄子孫恩逃入海島。 孫泰的信徒，聽說孫泰被殺，不肯相信是真的，都以為孫泰好像蟬一樣蛻殼成仙——「蟬蛻登仙」。他們紛紛給逃亡海島的孫恩饋送資財。這樣，孫恩就在海島上團聚了一百多個決心反晉的夥伴。 公元399年，東晉政府下令「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充兵役」，一時激起浙東依附農民普遍騷動，孫恩就在這一年的十月中，帶了一百多人從海上登陸，攻下上虞，殺上虞令，襲破會稽，人數發展到好幾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郡治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周胄、永嘉（郡治永寧，今浙江溫州市）張永及東陽（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新安（郡治始新，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旬日之中，眾數十萬」，「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晉書·孫恩傳》）。會稽內史王凝之、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烏程令夏侯等被殺，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司馬崇、義興太守魏隱等，紛紛放棄郡城逃走。此外南北世家大族如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等，也都被農民起義軍先後殺死。 孫恩自稱征東將軍，以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市）為農民軍的活動中心，稱他的部下為「長生人」。 浙東是以王、謝為首的世族大地主莊園所在地，現在浙東陷落，直接損害到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東晉政府要派遣大軍去鎮壓，選擇元帥，也自然以物色王、謝兩族中人物來擔任為適宜。北府兵宿將、衛將軍謝琰（謝安子）正是那時王、謝兩大族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東晉政府乃任命謝琰為會稽內史兼督吳興、義興軍事，去收復浙東。當時北府軍著名將領南徐、南兗二州刺史劉牢之亦發兵前往浙東，協助謝琰鎮壓農民軍。 謝琰於公元399年十二月率軍攻下義興，擊殺農民軍頭領許允之。接著進兵吳興，擊走農民軍頭領丘尪，屯兵烏程（今浙江湖州南二十五里）。分兵配合劉牢之，向錢塘江推進。 孫恩見劉牢之率北府兵精銳將渡錢塘江，乃率男女二十餘萬口向東撤退。官軍攻破山陰，殺農民軍所任命的吳郡太守陸、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沈穆夫。劉牢之縱容軍隊燒殺搶掠，東土「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余乃稍有還者」（《資治通鑑》晉安帝隆安三年）。 孫恩率眾退入海島。公元400年五月，孫恩從浹口（在今浙江寧波市鎮海東南）登陸，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今浙江紹興市北三十五里），被謝琰派兵擊退。幾天後，起義軍再度進攻邢浦，官軍失利，孫恩乘勝追擊，山陰（今浙江紹興市）一戰，陣斬驕傲自恃的謝琰及其二子，朝廷大震，增派北府兵將領高雅之等堵擊起義軍。這年十一月，孫恩大敗官軍於餘姚。東晉政府緊急任命劉牢之都督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五郡軍事，統兵進擊孫恩。恩又退至海島。次年二月，孫恩又自浹口以水軍進攻句章（在今浙江寧波市南），轉而進攻海鹽，都被劉牢之部將劉裕擊破。五月，恩率軍北上，攻下滬瀆（今屬上海），殺吳國內史袁山松。六月，又浮海疾進至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東丹徒鎮），有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懼，內外戒嚴，東晉政府趕忙下令駐紮江北的軍隊入衛京都。劉牢之也派劉裕自海鹽兼程赴援。孫恩知道建康已有防備，不打算硬攻，便派兵攻破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自己率領水軍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蘇連雲港東雲台山一帶），生擒東晉將軍高雅之。但與劉裕三戰三敗，死傷萬餘人，於是又從浹口遠航海島。 這時由於東晉政府加強了沿海地區的防務，起義軍得不到給養，又發生疫病，「死者大半」（《宋書·武帝紀》）。最後於公元402年三月，孫恩進攻臨海失敗，起義軍損失很大。孫恩及其家屬和部下一百多人，一起投海而死，人們便傳說孫恩成了「水仙」（《晉書·孫恩傳》）。起義軍餘眾還有幾千人，推孫恩妹夫盧循為首領。當時東晉政權已經落入桓玄手中，桓玄正想代晉稱帝，力求穩定局勢，乃發表盧循為永嘉太守。盧循在大起義失敗之後，也想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所以表面上接受了永嘉太守的任命，實際上並沒有停止對東晉統治階級的鬥爭。 盧循，范陽涿（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於北方大族。孫恩領導農民起義時，循即參加起義軍。孫恩投海死後，循取得餘部的領導權。公元403年正月，循出兵進攻東陽，被劉裕擊敗。同年八月，劉裕進攻永嘉，盧循接戰不利，退往晉安（郡治原豐，今福建福州市）。次年十月，又泛海攻下番禺（今廣東廣州市），活捉東晉廣州刺史吳隱之。盧循自稱平南將軍，攝（代理）廣州刺史事。派他的姊夫徐道覆攻下始興（今廣東韶關市西南）。在這期間，北府兵後起將領劉裕掌握了東晉政府的大權，正在消滅桓玄的殘餘勢力，無暇南顧，就在公元405年的四月，正式任命盧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盧循也答應了東晉政府提出的要求，把俘虜的前廣州刺史吳隱之和流寓在廣州的世族大地主王誕一併放回。 孫恩所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它不僅是為了推翻東晉在江南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同時由於參加的起義群眾多半是浙東世族莊園裡奴童佃客，作為領導者的孫恩雖然自己出身世族，但為了滿足起義群眾要求，因此也必須無情地打擊或消滅以王、謝為首的世族大地主。消滅的對象如謝琰是謝安之子，謝肇、謝峻是謝琰之子，謝邈是謝安幼弟謝鐵之長子，謝沖是謝邈之胞弟，謝明慧是謝沖的親生兒子而又過繼給謝石（謝安弟，謝鐵兄）子謝汪為子的（所以襲封南康公），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又是謝安的侄女婿。孫恩還下令懸賞通緝謝方明（謝沖子，因為謝方明組織地主武裝的緣故）。這正可以說明浙東是王、謝的天下，而這次浙東的農民運動所要消滅的對象也正是他們。 東晉王朝的衰亡與劉裕的當國　沈約在《宋書·孔季恭傳》論里說過：江東「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而會稽「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浙東是東晉的剝削淵藪無疑。自從浙東農民起義發生之後，政府派大軍進行鎮壓，除了大肆搶掠以外，還放手屠殺，把江浙地區，搞得殘破不堪，所謂「三吳……編戶饑饉，公私不贍」（《晉書·簡文三子傳》），「饑饉疾疫」，「殲亡事極」（《宋書·孔季恭傳》論），揚州的生產事業遭到破壞，荊州的勢力自然駕御揚州而上。因此，荊州都督桓玄乘「東土……饑饉，漕運不繼」（《資治通鑑》晉安帝元興元年），東晉政府財政糧食都非常困難的時候，封鎖長江，不讓上游的物資向下游運輸，「商旅遂絕」。於是下游的糧荒更加嚴重，兵卒的食糧至以（穀皮）、橡實代替。東晉政府迫不得已，下令討伐桓玄，以司馬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為前鋒都督，率軍討玄。桓玄也上表指斥司馬元顯罪狀，舉兵東下。公元402年三月，劉牢之為桓玄收買，北府兵不戰而降於桓玄，因此桓玄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長驅入建康，司馬道子、元顯父子先後被殺。以後桓玄又逼安帝退位，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自己登位做皇帝，國號楚。 表面上是改朝換代了，實際還是危機四伏。東土諸郡，還是有無數農民在「饑饉疾疫」中死去，所謂「會稽饑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穭」，「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晉書·桓玄傳》），「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資治通鑑》晉安帝元興元年）。這樣嚴重問題，新王朝不但不能予以及時解決，相反危機還在加深。 荊州軍的成功，是由於北府兵將領的倒戈迎降，以當時實力而論，能與荊州軍為敵的，也就是這支北府兵。無怪桓玄認為要鞏固自己荊州系統的新政權，削弱北府兵將領的力量是他的主要任務了。因此桓玄在進入建康之後，首先剪除北府將領，奪劉牢之兵權，轉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想舉兵反抗沒有成功，自縊而死。玄又先後殺北府將領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高平相竺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劉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同時桓玄又不得不提拔一些北府後起的將領如劉裕等，來作為他的爪牙，使北府兵能夠對他效忠，北府兵依舊能成為拱衛下游的力量。 劉裕，原籍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曾祖混，渡江僑居丹徒的京口，做過武原令（僑縣，無實土，寄治武進，屬南徐州南彭城郡）；祖靖，東安太守；父翹，郡功曹。劉裕雖說是士族，可是北來僑民的生活本來就不優裕，而裕父又早亡，故裕「嘗自新洲（在今鎮江市西，長江中小洲）伐荻」，「躬耕于丹徒」，「樵漁山澤」。土斷以後，僑州郡的編戶齊民又加重了兵役的負擔，裕以士族，為北府將領冠軍將軍孫無終府司馬，其後為前將軍劉牢之府參軍，隨牢之鎮壓浙東農民起義有功，累官至建武將軍、下邳太守。桓玄剪除北府將領，北府中下級軍官人人危懼，可是劉裕知道他自己還不夠格，並不恐懼，對人說：「今方是〔桓〕玄矯情任算之日，必將用我輩也。」（《宋書·武帝紀》）果然，桓玄任命從兄桓脩（桓沖子）為南徐、南兗二州刺史鎮北府（京口）以後，桓脩就以劉裕為參軍，把他當作北府中下級軍官中培養的對象。桓玄將要做皇帝，桓脩兄桓謙想了解北府將領對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曾單獨和劉裕談話。劉裕對桓謙說：「楚王（玄時封楚王），宣武（桓溫諡宣武）之子，勛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這種「勸進」的表示，獲得了桓氏對他的信任。可是另一方面，劉裕卻在團結北府中下級軍官，密謀推翻桓玄。 公元404年二月二十八日，劉裕與北府兵中下級軍官何無忌（劉牢之甥）、魏詠之、檀憑之等百餘人，在京口起兵，斬桓脩。同日，北府兵中下級軍官劉毅、孟昶、劉道規（劉裕弟）等，也在北府兵另一根據地廣陵起兵，斬桓玄所任命的青州刺史桓弘（桓脩弟）。毅等集兵渡江至京口，與裕會師，進攻建康。 桓玄聽到北府兵叛變，恐慌異常，派兵堵擊，又被北府兵擊潰，桓玄只得放棄建康，退往荊州軍的根據地江陵。撤退時，還把退位的東晉皇帝司馬德宗一起帶走。到了江陵之後，桓玄又「大聚兵眾」，準備浮江東下，結果在崢嶸洲（今湖北鄂城）一戰，水軍主力兩萬都被劉毅所統率的北府兵擊垮，桓玄敗退江陵，不久被殺。桓氏的殘餘勢力，還在荊、湘一帶繼續騷擾，過了一年左右，才完全消滅。白痴的東晉皇帝司馬德宗也被迎回建康，重又登上皇帝的寶座。 劉裕起兵成功，以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隨後又解除南青州，加領南兗州刺史，於是北府重兵，都掌握在劉裕一人的手中。公元408年，裕又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實際掌握了東晉政權。 這時，南燕主慕容超乘東晉衰亂之際，派騎兵侵入東晉邊境，劫掠晉人充作奴婢，稱為「吳口」，分送給後秦各國。公元409年二月，慕容超又派將軍公孫歸等率騎兵攻破宿豫（今江蘇宿遷），擄東晉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在所掠晉人中挑選出男女二千五百人，補為樂工。隨後公孫歸等又侵擾濟南，擄去太守趙元及男女千餘人。劉裕於是出兵北伐南燕。劉裕的對外用兵，一方面想滿足江南人民抗敵的要求，以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另一方面，劉裕也企圖利用對外用兵的勝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使得和他同時起兵的北府將領（如劉毅、諸葛長民等）以及世家大族俯首帖耳，不敢與他抗衡。 公元409年四月，劉裕率水軍自建康出發，沿中瀆水、泗水到達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留下船艦、輜重，走陸路到琅邪，越過大峴（今山東沂水北穆陵關），六月，進圍廣固（今山東青州西北八里）。慕容超向後秦求救，姚興派了個使臣到劉裕那裡警告劉裕說：「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劉裕的答覆是：「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宋書·武帝紀》）當然，後秦姚興不過是虛聲恫嚇而已。公元410年二月，劉裕攻下廣固，生擒慕容超（送至建康市斬首），滅南燕，收復了青、兗廣大地區。劉裕的功業，這時已超軼祖逖、桓溫，東晉政權中，沒有人能和他抗衡了。 盧循北進的失敗　當劉裕北伐南燕，獲得勝利的時候，盧循所領導的農民軍，正從廣州向江州（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推進。 盧循到了廣州以後，在廣州住了五年零四個月。農民軍進行了休整補充，待機再起。在劉裕北伐南燕期間，徐道覆派人勸盧循乘虛襲取建康，盧循猶豫不決。徐道覆親自到番禺對盧循說：「本住嶺外……正以劉公（指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劉裕〕方頓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歸死士（指三吳舊部），掩襲何〔無忌〕、劉〔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若〔裕〕平齊（指南燕）之後，小息甲養眾……自率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宋書·武帝紀》）又說：「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今江西九江市西）。」（《晉書·盧循傳》）盧循勉強同意了徐道覆的意見。 徐道覆是一位堅定果敢的農民起義將領。他攻取始興之後，就派人到大庾嶺一帶斫伐大量船木，運至始興（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賤賣給居民，這時又依據原先的賣券收購船木，趕造船艦，積極準備北進。 公元410年二月，盧循和徐道覆在始興會合，隨後分兵兩路，西路由盧循率領，從始興攻下長沙，推進至巴陵（今湖南嶽陽市），準備攻取江陵；東路由徐道覆率領，破南康（郡治贛，今江西贛州市），連下盧陵（郡治石陽，今江西吉水北）、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兵鋒直指建康。農民軍的戰士，不是「三吳舊『賊』，百戰餘勇」，便是「始興溪子，拳捷善斗」（《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戰鬥力極強。東晉江州刺史何無忌自尋陽（今江西九江市西）引兵南下，抵禦徐道覆。三月，何無忌戰死於豫章。劉裕得到消息，慌忙班師南歸，自己只帶幾十個人，於四月間趕回建康。 盧循到達巴陵以後，接受徐道覆的建議，自巴陵浮江東下，與道覆會師，集中力量攻取建康。於是兩路農民軍連旗東下。東晉江、淮駐軍紛紛入衛建康。豫州刺史劉毅率水軍二萬，從姑孰（今安徽當塗）溯江而上，阻擊農民軍。五月，農民軍在長江中的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市東北）大敗晉兵，劉毅丟掉全部船隻和輜重，帶了幾百人狼狽逃走。農民軍接連打敗北府兵重要將領何無忌和劉毅，聲勢大振。史稱「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別有八槽船八枚（艘），起四層，高十二丈。」（《宋書·武帝紀》）十多萬大軍乘勝直逼建康，進抵淮口（秦淮河入江之口，在今江蘇南京市西北）。 這時東晉方面，劉裕「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建康人心惶惶，「眾議並欲遷都」（《宋書·王懿傳》）。劉裕認為「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宋書·武帝紀》），堅決不同意遷都。當農民軍到達淮口時，東晉政府宣布內外戒嚴，同時徵發居民修築防禦工事，沿江置柵、築壘。稍後江、淮入衛軍隊陸續開到，其中有一千多強悍的鮮卑騎兵，分兵守衛各個軍事據點。農民軍到這時候便喪失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計篇》）的有利戰機。 盧循在北上進軍中，常處於被動地位。他開初不願意出兵。後在行軍途中得悉劉裕已經回到建康，立刻大驚失色，竟想退還尋陽，再占領江陵，「據〔江、荊〕二州以抗朝廷」。經過徐道覆力爭，「疑議多日」（《宋書·武帝紀》），盧循才同意繼續進兵。這樣，劉裕便贏得了周密部署的時間。 徐道覆曾經向盧循建議，水軍從新亭（在今南京市西南）到白石壘（在今南京市西北）一線登陸，登陸後焚毀船艦，使士兵下決心死戰，力爭勝利。盧循認為徐道覆的建議太冒險，不是萬全之計，而把戰船停泊在蔡洲（在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大江中），等待晉軍自行「潰亂」。等到劉裕完成其防備部署後，盧循方才發動進攻，率兵與晉軍相持於查浦（在今南京市清涼山南），進至丹陽郡（在今南京市東南），轉攻京口等地，並無所得。劉裕則統率北府兵主力列陣於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帶，堅壁不戰。 盧循自五月乙丑（五月十四日）到達蔡洲，到七月庚申（七月初十日），頓兵建康城下兩個月之久，師老兵疲，糧食給養都發生困難，只好從蔡洲南撤，退守尋陽。欲西取荊州，再與劉裕決戰。這年十月，徐道覆率水軍三萬西攻江陵，大敗於破冢（在今湖北江陵東南），損失萬餘人，道覆退回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十二月，盧循、徐道覆又率眾數萬，連艦而下，先後與晉軍戰於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陽湖口），農民軍方面又損折了數萬人。盧循乃收散卒數千人，向其根據地廣州轉移；徐道覆也退保其根據地始興。次年二月，晉軍攻破始興，徐道覆被殺。三月，盧循率部到達廣州，但廣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晉軍占領，循圍攻番禺二十餘日不下，於四月間南襲合浦（今廣西合浦東北），轉戰至交州（州治龍編，今越南慈山、仙遊地區），兵敗投水死。 從公元399年十一月孫恩領導浙東農民起義起，到411年四月盧循在交州失敗止，東晉末年的這次農民起義，前後持續了十一年零五個月之久。農民起義軍轉戰東南半壁，人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艦隊，曾經溯洄贛江，縱橫長江上下游，乘長風破巨浪於汪洋大海之上，開農民戰爭戰略戰術上未有之前例。 以孫恩、盧循為首的這一次農民起義的失敗，除了因為沒有也不可能有先進階級的領導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一）孫恩在浙東登陸，一時獲得八郡人民的響應之後，未能及時地建立根據地，成立農民自己的軍政府，一見戰爭形勢不利，便倉猝退入海島，這樣，不但失去了與大陸廣大群眾的聯繫，而且眾至二三十萬的農民軍以及婦孺，無計劃地向海島撤退，糧食等給養得不到保證，給農民軍造成很大的困難。（二）盧循取得農民軍的領導權後，雖然採用各種手段鞏固了根據地——廣州，可是他實際上是企圖割據一方，並沒有推翻東晉王朝的決心和信心；等到劉裕北滅南燕，初步滿足了江南人民抗敵的要求之際，他迫於三吳戰士的思歸要求和徐道覆的嚴正態度，遲遲北進，使得農民軍不容易保持其戰略主動地位。（三）盧循在作戰指導上往往舉棋不定，「多疑少決」，不能利用有利戰機力爭勝利。農民軍在建康城下從優勢變為劣勢，從主動變為被動，最後竟一敗塗地，這主要是盧循主觀指導錯誤所造成的。 在盧循交州戰敗投海死後，東晉末年農民戰爭的最後一幕已經結束[6]。江南各地農民再度屈服於世家大族與新興的北府軍將領的統治之下，他們重新受著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雖然他們在過去已被榨取得幾乎一無所有了。 這次農民戰爭，給了東晉王朝嚴重的打擊，從此它就名存實亡了。 在這次農民戰爭中受到沉重打擊的，還有東晉政權的主要支柱——以王、謝為首的北來的世族大地主，他們的倉廩被打開，他們在浙東的莊園和財產遭到嚴重衝擊，他們喪失了數目眾多的奴客。王凝之、謝邈的被殺，謝琰的陣亡，又在在說明了他們削弱到簡直不能抵抗。固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為「憑藉世資」，還是極高，然而他們今後在政治上只是飾演配角，當庶族出身的新興北府系統的將領奪取帝位之際，他們就只能飾演捧璽綬、上勸進表角色，「將一家物與一家」這一流的角色。從此，他們被剝奪了北府兵的領導權；他們顧問中樞大權，以後也逐漸被寒門庶族出身的中書舍人所替代。寒門庶族出身的新興將領做了皇帝以後，為了集權中央，也毫無顧忌地對他們加以打擊，如劉裕殺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書僕射、前將軍）、陳郡謝混（謝安孫，謝琰子，混官至中書令、領軍將軍、尚書左僕射）、高平郗僧施（郗鑒曾孫、郗孫）等，都足以說明高貴的世家大族，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將領統治之下了。 在這種情形下，唯一得利者是新興的北府將領，他們在農民戰爭的結局中得到利益，他們不僅從以王、謝為首的世家大族手裡，奪得了北府兵的領導權，消滅了以桓玄為首的荊州系統的方鎮勢力，而且他們在因農民戰爭而崩解了的東晉王朝廢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王朝來。 * * * [1]　謝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伯父謝鯤，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大地主。以王、謝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到達江東之後，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發生經濟上的衝突起見，他們的莊園都在東土——浙東，所以謝安早年多居會稽（郡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市）。那時謝安從兄謝尚（謝鯤子）官至尚書僕射、都督豫並幽冀四州軍事、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繼尚為都督豫兗冀並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安弟萬又繼奕任都督司豫冀並四州軍事、豫州刺史。真是「家門富貴」，江東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由於謝安有這些兄弟先後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可以代表他們這一階層和他這一家族的利益，因此，謝安可以「放情丘壑」，「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東晉政權既是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那麼，這些世家大族為了本階層和家族的利益起見，每家至少有一人或一人以上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這一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愈高，社會地位就愈鞏固，經濟利益也就更能獲得一定的保障和長足的發展。每個世家大族如三世以上冠冕不絕，那就成為「天下盛門」、「奕世膏粱」；倘或偶然有一代接不上來，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爵位，於是便有稱為「門戶中衰」或「衰門」的危險。同時，東晉王朝既然以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為其主要支柱，那麼必須隨時注意培養世家大族中的後起之秀，通過九品官人等等方式，吸收他們參加政權領導工作，統治集團內部人才愈充實，統治權自然也愈鞏固。以謝安這個人物而論，自是過江以後的第一流，作為東晉政權而論，是應該把他拉出山來的，於是便產生出「東山不起，如蒼生何」的話來。可是謝安呢?仍然高臥東山（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里），度著他山林隱遁的生活，塵世事沒有擾亂他的心胸，因為塵世事自有他的門生、典計（莊園的管理者）去替他處理，並不用他操心，政府幾次三番請他出山，他都「高臥不起」，政府甚至採取「禁錮終身」的手段，來對他進行威脅，他還是漠然無動，「吟嘯自若」。到了謝安四十多歲的時候，安兄謝奕、從兄謝尚先後逝世，弟謝萬受命北討，兵潰單騎逃歸，廢為「庶人」，這麼一來，謝家就要「門戶中衰」了。由於門戶中衰，社會地位受影響，經濟的利益首先會受到損害，陳郡謝氏處在這種不利形勢下，要保持家門富貴，便只有謝安出山之一法。桓溫在這時請他去當自己幕府的司馬，安黽勉從命。王、謝兩族，是當時世家大族中的冠冕，只要謝安肯做官，獲致高位，是不成問題的，何況謝安一「釋褐」，就和桓溫建立了僚屬的關係，這對於他以後進身之階，甚為有利：以後謝安入輔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書、尚書僕射、後將軍、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事；桓溫死後，孝武帝年幼，安更獨綜朝權，政由安出。 [2]　《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南徐州記》：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世說新語·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記》：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資治通鑑》晉海西公太和四年胡三省註：「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又晉孝武帝太元二年註：「晉人謂京口為北府。謝玄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 按南徐州刺史多兼北中郎將，故時稱南徐州為「北府」，因此，在京口招募之僑民亦稱之為「北府兵」。 [3]　《晉書·桓宣傳族子伊附傳》：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4]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世子元顯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5]　《晉書·王羲之傳子徽之附傳》：居山陰，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世說新語·任誕篇》：王子猷（徽之字）居山陰。劉峻注引《中興書》曰：徽之棄官東歸，居山陰也。（這是琅邪王氏王羲之一房居會稽之證。） 《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自註：大小巫湖……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王導孫）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這是琅邪王氏王導一房中居會稽之證） 《晉書·王傳子胡之附傳》：胡之，字修齡。《世說新語·方正篇》：王修齡曾在東山，甚貧乏。劉峻注引《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自註：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王曾孫）經始精舍。 《南史·王裕之傳》：晉驃騎將軍之曾孫。……所居餘杭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孫秀之，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 《南史·王鎮之傳》：晉司州刺史王胡之之從孫……桓玄輔政……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墓。 《南史·王鎮之傳弟弘之附傳》：家在會稽上虞……始寧（今浙江上虞西南）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宋書·隱逸·王弘之傳》：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世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逾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此而已。……」（以上是琅邪王氏王一房居會稽之證。） 《宋書·王素傳》：高祖翹之（王彬子），素住東陽，隱居不仕，頗營園田之資。（這是琅邪王氏王彬一房居會稽之證） 《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中興書》：〔謝〕安玄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續晉陽秋》：初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 《宋書·謝弘微傳》：從叔峻，司空琰（謝安子）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所繼叔父混（琰第三子）……誅，妻晉陵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有餘處，童僕千人……〔元嘉〕九年，東鄉君（即晉陵公主，晉亡，降為東鄉君）薨，資財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謝安）、司空琰時事業，奴童猶有數百人。（以上是陳郡謝氏謝安一房居會稽之證） 《水經·漸江水注》：浦陽江自山東北徑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檐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 《南史·謝靈運傳》：祖玄……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舊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備山帶江，盡幽居之美。……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童既眾，義故門生數百。（以上是陳郡謝氏謝奕一房居會稽之證） 《世說新語·讎隙篇》：王藍田（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 《世說新語·識鑒篇》：王大（王忱小名）自都來拜墓。（王忱為王坦之子，王述孫，王述一房墳墓在會稽，其田宅當亦在會稽） 《世說新語·文學篇》：支道林、許〔詢〕、謝〔安〕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曰：「今日可謂彥會。」《言語篇》注引《王長史別傳》：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經漢、魏，世為大族。 《世說新語·文學篇》：許掾（許詢）年少時，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註：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司徒左長史。」 《世說新語·德行篇》：王恭（王孫，王脩子）從會稽還。（以上是太原王氏王一房居會稽之證） 《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自註：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漫石在唐磁下，郗景興（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高平郗鑒孫，郗子）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這是高平郗氏居會稽之證） 《晉書·孫楚傳》：子纂，纂子綽，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世說新語·言語篇》：孫綽築室畎川。《世說新語·賞譽篇》：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注引《會稽記》：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世說新語·任誕篇》：劉尹云：「孫承公（孫綽兄孫統，字承公）狂士。」注引《中興書》：承公家在會稽。（以上是太原孫氏居會稽之證） 《世說新語·棲逸篇》：阮光祿（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德行篇》注引《阮裕別傳》：裕……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汝南太守。裕累遷侍中，以疾築室山陰會稽剡山。 《宋書·隱逸·阮萬齡傳》：祖思曠（阮裕字），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家在會稽剡縣。……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以上是陳留阮氏居會稽之證） 《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世說新語·棲逸篇》：許玄度隱在永興（今浙江蕭山西）南幽穴中。《世說新語·文學篇》：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許〔詢〕便往西寺。《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中興書》：〔謝〕安玄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這是高陽許氏居會稽之證） 《世說新語·棲逸篇》：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注引《續晉陽秋》：逵（安道之名）不樂當世……隱會稽剡山。又引《戴氏譜》曰：〔安道兄〕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這是譙國戴氏居會稽之證） 《宋書·隱逸·孔淳之傳》：孔淳之……魯郡魯人也。……居會稽剡縣。……元嘉初，復征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這是魯國孔氏居會稽之證） [6]　《宋書·褚叔度傳》：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義熙八年（公元412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款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