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宋初內政及北強南弱局勢的形成

劉裕滅後秦　以劉裕為代表的新興的北府兵將領，在東晉末年鎮壓了農民起義之後，他們的內部便又開展了爭權奪利的鬥爭。公元412年至413年初，劉裕消滅了名位僅次於己的北府兵重要將領劉毅，從而為他自己受禪稱帝掃清了道路。 劉毅和劉裕一樣，早年僑寓京口，參加了北府系統的青州（鎮廣陵）刺史府中兵參軍屬。北府將領推倒桓玄的時候，劉裕在京口領導起兵，劉毅在廣陵領導起兵，兩人功業相當，毅亦因此自負，不願屈事劉裕。桓玄垮台後，劉裕統率北府兵，坐鎮京口。公元408年，揚州刺史缺官，劉毅等不欲劉裕入朝輔政，企圖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令裕于丹徒遙領州事。劉裕遂自請入朝，就任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掌握了軍政大權。次年劉裕北伐南燕，當時劉毅任豫州刺史，又以「宰相遠出，傾動根本」為理由（《宋書·謝景仁傳》），力圖加以阻止。不久自己卻在桑落洲被盧循打得大敗。最後為荊州刺史，「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一面與謝混等人相交好；一面招納親黨，要求朝廷調他的堂弟兗州刺史劉藩到荊州做他的副手。劉裕也知道劉毅「不能居下，終為異端」（《宋書·武帝紀上》），於是趁劉藩自廣陵入朝的機會，搞突然襲擊，殺劉藩、謝混；隨即率兵西征，佯稱劉藩率兗州兵西上，很快就攻破江陵，劉毅力竭自殺。 另一個與劉裕合謀討伐桓玄的將領諸葛長民，在桓氏滅後亦以功臣自居，「驕縱貪侈……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晉書·諸葛長民傳》）。劉裕西襲江陵，用長民為建康留守。他寫信煽動冀州刺史劉敬宣（劉牢之子）說：「盤龍（劉毅小字）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南史·劉敬宣傳》）劉敬宣把原信轉呈給劉裕，劉裕從江陵回來的第二天，就把他誘殺了。 公元405年，益州大族譙縱乘東晉衰亂之際，據有四川，自稱成都王，稱臣於後秦姚氏。桓玄敗，桓玄從兄桓謙逃奔姚興，縱又遣將與謙聯兵侵擾東晉，威脅荊楚。劉裕乃在公元412年十二月，命大將朱齡石率眾二萬進攻四川，翌年七月，晉軍攻破成都，譙縱自殺，益州遂被東晉收復。 在劉裕要討伐劉毅的時候，東晉政府任命宗室司馬休之為荊州刺史。到了公元415年，劉裕又嫌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休之不肯嚴懲，反而心存怨望為藉口，下令討伐休之。東晉雍州（鎮襄陽）刺史魯宗之也怕劉裕容不了他，和司馬休之聯兵抗裕。休之、宗之兵敗投奔後秦。公元416年正月，後秦派遣魯宗之子魯軌率兵進攻襄陽，騷擾荊楚，想切斷東晉長江上下游以及揚、益間的交通。這時後秦主姚興新死（公元416年二月，興病死），興子姚泓初繼父位，姚秦王室內部鬥爭激烈，北魏拓跋氏跨有並、冀，大夏赫連氏虎踞朔方，又時時在威脅姚秦北方，牽制了姚秦一部分兵力。劉裕就在公元416年的八月，親統大軍，北伐姚泓。 北伐大軍分為四路，水陸並進。一路由王鎮惡、檀道濟率領步兵自淮、淝進取許昌、洛陽。一路由沈林子、劉遵考率領水軍，與王鎮惡等步兵配合，由汴水經滎陽石門入河。一路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領，徑趨武關。一路由王仲德率領水軍，由桓公瀆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濟，自清入河。後來劉裕自己統率的大軍主力，也是走王仲德走的這一條路。 檀道濟、王鎮惡這一路，推進得非常迅速，所至諸城戍皆望風歸降；接連攻下項城、許昌、成皋（今河南滎陽上街鎮），姚秦洛陽守將姚開城出降。晉軍乃占領洛陽，前鋒進抵潼關。 王仲德這一路，由水道自巨野澤經清河折入黃河以後，自然要威脅到北魏在黃河南岸的唯一橋頭堡滑台（今河南滑縣東南）。北魏滑台鎮將尉建沒有等到晉軍進攻，倉皇放棄滑台，渡河遁逃。九月，晉軍進入滑台。公元417年初，劉裕也從彭城親統大軍從水道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經四瀆口（今山東長清西南）入黃河，溯流西上。為了確保行軍的安全，劉裕任命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今山東茌平西南），加強了黃河南岸這個戰略要點的防務。這時北魏在黃河北岸集結了十萬軍隊。晉軍主力沿黃河進軍時，北魏派了幾千兵士，在隔岸進行騷擾。劉裕的「軍人於南岸牽百丈（百丈是拉船的牽繩），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無可奈何，最後派自己的衛隊奮勇渡河，在黃河北岸建立了兩端抱河的卻月陣，並且動員了二千多勁勇，帶了大弩百張，大錘及矟千餘，奮勇擊敗魏軍。魏軍退至畔城（在今山東聊城境），晉軍追擊，又獲全勝，東晉大軍主力終於順利地自河道到達洛陽。 公元417年三月，劉裕到達洛陽，這時前鋒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軍已進抵潼關。於是重新作了部署，分兩路進攻關中，一路入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包抄長安的後路；一路從潼關直取長安。 武關的一路，仍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領，從武關北入，屯據青泥（即柳城，今陝西藍田）。後秦主姚泓怕青泥失守，長安不保，想先消滅東晉進攻青泥的軍隊，然後集中兵力來和潼關方面的晉軍主力決戰，所以親率步騎數萬南救青泥。沈田子軍只有一千多人，原是迷惑敵人用的疑兵，人數眾寡懸殊。可是北府兵作戰英勇，乘姚泓營陣未立，奮勇進擊，秦兵大敗，損折了萬餘人。姚泓率領餘部奔還灞上。 這時劉裕親率晉軍主力到了潼關，命王鎮惡率水軍溯渭水西上，直趨長安。王鎮惡的水軍打敗列陣於涇水之上的秦軍，進至渭橋（今陝西西安市東北）。鎮惡「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眾「莫不騰踴爭先，泓眾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宋書·王鎮惡傳》），姚泓出降，後秦亡，時為公元417年八月。劉裕收後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往建康，姚泓亦被送往建康市斬首。 晉軍北伐南燕、後秦，都取得勝利，固然由於戰士的英勇戰鬥，劉裕的指揮正確，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民的支援。如劉裕伐南燕時，「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有數千」（《宋書·武帝紀》）。及伐後秦，當王鎮惡、檀道濟等前鋒挺進得過快，到了潼關為秦兵所拒時，由於「懸軍遠入，轉輸不充」，「將士乏食」。王鎮惡親自到弘農（今河南靈寶北）去動員百姓捐獻糧食，「百姓競送義粟」，使晉軍「軍食復振」（《宋書·王鎮惡傳》）。正是中原地區人民的積極支援，保證了劉裕兩次北伐的勝利。 劉裕收復關中以後，流寓關中的隴右流民，都希望他繼續出兵收復隴右。由於劉裕留在建康代掌樞要的尚書左僕射劉穆之病死，政權有旁落到他人手中的危險，因此，他在長安只停留兩個多月，就急於返回江南。三秦父老聽說他要離開長安，流著眼淚到他那兒挽留他，向他訴說：「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長安十陵，咸陽宮殿，皆漢家故跡，裕為劉氏子孫，故三秦父老以是為言而留之），舍此，欲何之乎?」（《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可見關中人民對劉裕是如何寄以期望，而劉裕的行止卻終究使他們失望了。 劉裕這次攻滅後秦，將領中王鎮惡、沈田子之功居多。王鎮惡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孫子。十三歲時，苻堅敗亡，他隨叔父王曜流寓江南，客居荊州。後來為劉裕所賞識，劉裕殺劉毅，王鎮惡立了大功。劉裕出兵伐後秦，因為王鎮惡從少生長關中，故以鎮惡為龍驤將軍，帶領先頭部隊北伐關中。攻下長安之後，「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但王鎮惡為人貪財愛錢，「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宋書·王鎮惡傳》）。這時有人向劉裕密告王鎮惡收藏姚泓專用的車子，有做皇帝的野心。劉裕派人秘密調查這樁事，王鎮惡把車上的金銀都剔下來了，而把車子丟棄在牆邊。這說明王鎮惡貪財，而不是有政治野心，劉裕就放下心來了。關中人的追念王猛，真像蜀人的追念諸葛亮一樣，所以王鎮惡在關中，是很得人心的。攻滅後秦，王鎮惡又立了大功，因此劉裕軍中的江南將領，多妒嫉王鎮惡。尤其是沈田子和傅弘之，他們兩人在青泥以一千餘人擊敗姚泓數萬之眾，據以和王鎮惡爭功，彼此心不能平。 這年十二月，劉裕倉猝東歸，安排他的次子只有十二歲的劉義真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以王脩為安西長史，輔佐義真；王鎮惡為安西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為安西中兵參軍，率兵一萬餘留守關中。這樣安排顯然是無法應付剛收復的關中那樣複雜的政治局面的。夏主赫連勃勃見劉裕東還，認為這是他奪取關中的極好機會，他的謀臣王買德也對他說：「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代晉稱帝），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今陝西商州），南北之險要，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三年）。赫連勃勃採納了他的計策，叫自己的兒子赫連昌屯兵潼關，王買德屯兵青泥，又叫世子赫連率精騎二萬直趨長安，赫連勃勃親率夏軍主力為後繼。這樣，劉義真想用留守軍一萬多人來保衛長安，是太困難了。 夏軍前進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鎮惡聯兵抗擊。當時軍中流傳謠言說「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沈田子輕信了謠言，於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殺害了王鎮惡。王脩責備沈田子專戮節將，徵得劉義真的同意殺了沈田子。到了同年的十月，劉義真又聽信了左右的話，殺了王脩，並調回渭北的所有駐軍，集中守防長安。關中郡縣逐漸為赫連勃勃所攻占，長安也被圍困，「樵採路絕」。最後劉義真只好撤出長安。東晉將士在撤退時大掠長安，用車子滿載寶貨子女，一天不過走十里路。夏兵追及於青泥，義真全軍覆沒，他自己單騎逃出。當時毛德祖以河東太守名義鎮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沒有遭受損失。關中地區收復了不到一年零五個月，卻又落入夏主赫連勃勃的手中。 綜觀劉裕的北伐，其主觀動機，固然在於建立個人威望，以便代晉稱帝，可是在客觀方面，他的滅南燕、滅後秦這種軍事行動，不僅給予當時鮮卑、羌、胡各族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壓迫鬥爭，這是符合當時中原人民的要求的。儘管關中地區得而復失，而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終於被劉裕所收復了，對江南地區起了掩護的作用，為此後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因此，劉裕的北伐事業，還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宋初內政　劉裕回到江南，受封為宋王。公元420年，代晉稱帝，是為武帝，國號宋。 劉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義符繼位，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輔政。劉義符做了兩年皇帝，遊戲無度，不親政事。徐羨之等人密謀廢立，因次立者應是徐羨之等所嫌忌的廬陵王劉義真，於是他們先廢義真為庶人，再廢黜了少帝劉義符，並且把兄弟兩人都殺害了。然後迎立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劉裕第三子）為帝。他們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謝晦出任荊州刺史，掌握重兵，作為居中秉權的徐羨之、傅亮的外援。劉義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廢立，重蹈晉末衰亂的覆轍，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殺害劉義符、劉義真的罪狀，下令嚴辦。徐羨之畏罪自殺。傅亮被處死。謝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敗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斬首。這樣，宋文帝才把國家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從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剪除異己起，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這是南朝相對安定的一個小康時期。 由於劉裕的兩次北伐，獲得輝煌的勝利，雖然劉裕不能在這種勝利的基礎上，擴大戰果，統一中原，甚至連關中地區也得而復失，但從東晉、南朝的人民看來，這位宋武帝的功業，已初步滿足他們的抗敵要求了。劉裕、劉義隆父子承孫恩、盧循起義之後，繼東晉而稱帝，懾於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來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政權。東晉末年，渤海刁逵（刁協孫）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暢為桓玄右衛將軍，刁氏僑寓京口，史稱「刁氏素殷富」，「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余資稱是」，「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晉書·刁協傳》），劉裕起兵討桓玄，消滅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財產分給京口貧民。晉安帝妻王皇后（王羲之孫女，王獻之女）死，後有「脂澤田四十頃」，在臨沂（僑置在今江蘇句容境內）、湖熟（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湖熟鎮）一帶，劉裕請晉安帝下令把這四十頃土地分「賜貧人」（《晉書·安帝紀》）。當時江南的「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宋書·武帝紀》）。義熙九年，劉裕下令禁斷。同時荊、雍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縣屯田池塞」據為己有，中飽私囊。劉裕曾先後下令禁止。劉裕在消滅劉毅後，曾在荊州「寬租省調，節役原刑」（《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博得荊州人士的好感；在驅逐了司馬休之之後，又對荊、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戶從役」，加以改變，規定二州「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宋書·武帝紀》），一概遣散。在東晉末年，政府曾不斷向民間徵發造船木料，以及徵用船隻車牛，供運輸之用，劉裕下令以後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隻，由政府派定專人和民間商議好公平價格，依照規定的價格來「和市」，嚴禁官吏假借官威，強行徵發[1]。魏、晉以來，兵農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額的租稅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計其數，劉裕在稱帝的第一年，就下令「開亡叛赦，限內首出」得「蠲租布二年」（《宋書·武帝紀》）。此外，劉裕在稱帝之初，命令人民積欠政府的「逋租宿債」，不復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酌量減輕；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文帝也很重視農業生產，在他在位時期，幾次下令勸課農桑[2]；湖熟有「廢田千頃」（《宋書·文帝紀》），在他的命令下被開墾為良田；揚、南徐等州農民缺乏田糧種子，他下令貸給[3]；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災，文帝下令「悉督種麥，以助闕乏」（《宋書·文帝紀》）。文帝對消極的賑濟也比較重視，如元嘉十一年，丹陽、淮南、吳興、義興一帶大水，文帝就曾撥出數百萬斛米賑濟災民。 當然，劉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還在於鞏固自己的統治。這些措施，穩定了正在趨於沒落的自耕小農這一階層，使他們的經濟，不致日益衰頹，從而使自耕小農還能繼續供封建國家剝削。 宋文帝又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進行清理戶籍工作，以後齊、梁時代，再度整理戶籍，還都以元嘉戶籍為依據。戶口數比較準確，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明政府課戶人數的增加，稅源、兵源的有恃而無恐，標誌出元嘉時代劉宋政權的一定穩定程度來；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劉宋政權承東晉義熙土斷之後，怎樣重視整理戶籍工作，使賦役的負擔，不致偏壓在少數課戶頭上，在穩定它的剝削對象自耕小農經濟方面，有著顯著的成就。 這三四十年間，自耕小農這一階層，在困難的情形下，相對穩定，農村經濟也不斷地在發展，人民的購買力，也有所提高，貨幣流通數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雖已成立了魏、晉以來前所未曾設立過的「錢署」，開鑄四銖錢，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於商品交換的頻繁，流通貨幣還是極嫌缺乏，造成「用彌廣而貨愈狹」的現象，這正是生產事業向前發展的反映。 南朝及後世的歷史學家對這三四十年間的小康時代，作過概括的評述：「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宋書·孔季恭傳》論）；「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壑，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這些話雖然難免有溢美之處，但是可以說明這三四十年間的南朝人民，他們的生活比較東晉末年確是好過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領六十萬大軍南侵，南朝的人民，到這時還是不能避免轉死於溝壑之間了。 北魏的南侵　自劉裕棄關中以後，滑台、虎牢、洛陽等城邑也陸續被北魏奪去。河南雖失，可是那時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脅，西有赫連氏這個強敵，因此還不敢放手南侵。北魏境內的各族人民，也不斷起義，前仆後繼，想推翻拓跋魏的統治。其後北魏消滅了赫連氏，併吞了關中地區，漸漸地統一了黃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盧水胡人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起義，團結在他周圍的人民，有十餘萬之多，關中氐、羌、山胡等族紛起響應，河東薛氏一族三千餘家，也都參加了這次起義。起義軍聲勢浩大，震動關隴。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燾親自率軍鎮壓，才把這次轟轟烈烈的起義鎮壓下去。 蓋吳在起義之初，曾上表宋文帝云：「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舊之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眾，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壓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第二次又上表云：「士庶……傾首東望，仰希拯接。……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宋書·索虜傳》）可見中原的起義軍，對南朝援軍期望之殷切。宋文帝只是給蓋吳以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的空頭官號；並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為蓋吳聲援。實際上並無一兵一卒去支援蓋吳，坐失收復中原的時機，這樣，只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蓋吳的義軍既然失敗，柔然人對北魏的威脅，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暫為緩和，拓跋燾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調動大軍南下，進攻南朝。 拓跋燾自率步騎十萬，進攻宋的懸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軍苦戰卻敵。這年七月，劉宋出動大軍分水陸數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謨統率下，進攻滑台，為魏軍主力擊敗。劉宋另一支偏軍由建威將軍柳元景率領，用很少的兵力，出盧氏（今河南盧氏），得當地武裝配合，如盧氏人「趙難驅率義徒以為眾軍鄉導」（《宋書·柳元景傳》），形成相當大的力量和聲勢。他們直出熊耳山（今河南盧氏東南），連克弘農、陝縣，進軍潼關，勢如破竹，斬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魏軍死亡萬餘人。關中人民和四山各族人民，處處蜂起，響應宋軍，但宋文帝因王玄謨主力潰敗，所以命令柳元景退兵。 魏軍號稱百萬，乘勢分路南進。拓跋燾親率大軍攻彭城不下，渡淮直趨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揚言要渡江進攻建康。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兵」。「游邏上接於湖（今安徽當塗南），下至蔡洲（今江蘇南京市西南江中），陳艦列營，周互江濱，自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采石磯）至於暨陽（今江蘇江陰）六七百里」（《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建立了鞏固的防線。次年春，拓跋燾回軍圍攻盱眙，盱眙軍民奮勇抗擊。魏軍攻城三十日，死傷無數，積屍高與城齊；拓跋燾又怕歸路被切斷，方才退走。魏軍在撤退時，進行大殺戮大破壞，「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當時人說：「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江北魏軍「所過郡縣，赤地無餘」（《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宋書·索虜傳》稱：「喋喋黔首……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系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至於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南朝經此空前浩劫，國力是大大地削弱下來了。 自此，劉宋政府便把自己的防線，步步南撤，既由洛陽、滑台撤至淮北，到了明帝劉時代（公元469年），淮水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又先後被北魏奪去，於是防線復由淮北撤至淮南。那時的「淮北士民」，雖是「力屈胡虜」，可是「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南齊書·垣崇祖傳》）。南朝的統治集團，卻正在爭權奪利，排演其相互殘殺的醜劇，便把外敵完全放在一邊了。 * * * [1]　《宋書·武帝紀》：義熙八年十一月：公至江陵，下書曰：「……台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秋七月丁亥……又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台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 [2]　《宋書·文帝紀》：元嘉八年閏〔六〕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游食者眾，荒萊不辟，督課無聞。……宜思獎訓……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年冬十二月壬午，詔曰：「……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一年秋七月乙巳，詔曰：「……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3]　《宋書·文帝紀》：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處，都原之。……」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年，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飢，遣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凡欲附農而種糧匱乏者，並加給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