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二節 宋齊梁的更替與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宋齊梁的更替 以北府將領起家的劉裕承東晉王朝而稱帝之後，因鑒於東晉政權由於門閥勢盛，因此威權下移，所以中書省則任用寒人為中書舍人掌機要，而外藩則託付宗室。劉裕下諭「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書·劉延孫傳》）；又「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宋書·江夏王義宣傳》）。除了荊、揚、南徐州以外，其他重要的州鎮，也大都由諸王出任刺史。諸王掌握了方鎮的軍隊，還兼任當地的最高行政官，實際上形成半獨立的政權。他們力量強大的時候，往往要奪取中央政權。王室內部骨肉相殘的事，也就史不絕書。
東晉中葉以來，還重用宗室親王總錄尚書眾事，如簡文帝司馬昱為會稽王時，以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專總萬機；東晉安帝時，會稽王司馬道子亦以太傅錄尚書事，時稱「相王」，他們的權力都非常大。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始以弟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到了元嘉九年，又加領揚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又進位大將軍。劉義康既專總朝權，加上文帝多病，「寢頓積年」，「方伯（方鎮）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生殺大事」，義康亦「以錄命行之」，所以「勢傾天下」（《宋書·彭城王義康傳》）。江州刺史檀道濟，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北府名將，曾隨劉裕滅南燕、後秦，元嘉初擊敗謝晦，元嘉八年率軍北討，又斬北魏濟州刺史悉頰庫結。身經百戰，戰功卓著。元嘉十三年，文帝病久不愈，義康怕文帝一死，「道濟不可複製」，就把他殺死了。道濟臨刑時，憤怒地說：「乃壞汝萬里長城！」北魏統治者聽到這個消息卻很高興，說：「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這種自壞長城的行為，真是使親者痛、仇者快。又有一次，文帝病重，已在安排後事。那時文帝諸子年齡都很小，義康的親信竟去尚書儀曹調閱東晉中葉成帝病死立其弟康帝這一事實經過及其儀注的檔案。文帝病癒後略有所聞，隱忍未發。當時擁護義康最為出力的是領軍將軍劉湛，劉湛也是宰相之一，他和劉義康的親信，結成朋黨，排斥異己，使得文帝對義康更為嫌惡起來。元嘉十七年，文帝終於採取了斷然措置，收殺了擁戴義康的劉湛及其族人劉斌等十多個人，改授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到了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等又想擁立義康，謀泄被殺，義康也因這案牽涉在內，被廢為庶人，徙居安成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東南）。元嘉二十八年，北魏主拓跋燾率大軍抵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隔江威脅建康。文帝怕義康被人利用，在後方作亂，終於下令把義康殺死。南朝王室骨肉相殘的事情，就是從這樁事開始的。
宋文帝立子劭為太子，「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後來文帝又想廢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先發制人，於元嘉三十年二月，率東宮兵入宮殺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綽等，自立為帝。這時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劉駿出為江州刺史，正帶領江、豫、荊、雍四州的軍隊去攻打大別山以南的少數兄弟族五水「蠻」，聽說父親被殺，就利用這支武裝力量傳檄州鎮，聲討劉劭。討伐軍很快就推進到新亭（在今江蘇南京市南），依山修築營壘。劉劭出兵迎戰失利，退守台城（建康有三城，中為台城，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為石頭城，禁軍駐屯之所；東為東府城，宰相錄尚書事兼揚州刺史所居，亦有甲士數千人守衛），束手無策。大將軍、江夏王劉義恭（劉裕第五子）棄家逃奔劉駿，劉劭殺義恭十二子及有舊恨的宗室長沙嗣王劉瑾、臨川嗣王劉曄等多人。到五月四日，台城就被攻破，劉駿殺劉劭及其四子，又殺劭同黨始興王劉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王室間子殺父、弟殺兄的醜劇不斷演出。當時民間有一首歌謠：「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魏書·島夷劉裕傳》）。反映了人民對統治集團內部骨肉相殘的醜惡行徑的鄙夷態度。
劉駿即帝位，是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因荊州是上游重鎮，不願意讓他叔父南郡王劉義宣（劉裕第六子）久任荊州刺史，於是內調義宣為丞相、揚州刺史。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舉兵不受代。他率水軍十萬，「舳艫數百里」，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質、南豫州（治壽陽，今安徽壽縣）刺史魯爽等起兵響應。孝武帝一面派遣大將沈慶之率軍在小峴（今安徽合肥市東）一帶擊殺了魯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脅；一面遣王玄謨、柳元景率領水陸大軍在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當塗西南）一帶和義宣、臧質的叛軍進行決戰。結果叛軍大敗，義宣單舸逃到江陵，並其諸子，均為孝武帝新任的荊州刺史朱修之所殺。臧質亦逃至武昌，為人所殺。
孝武帝在位的短短十年中，還先後殺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劉鑠（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劉渾（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劉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及竟陵王劉誕（文帝第六子）等。尤其是劉誕，大明三年（公元459年）為南兗州（鎮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大軍圍攻廣陵，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斬首，死者數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為「軍賞」，分賜給屠城有功的將領充當奴婢。可見在他們兄弟互相殘殺的過程中，更遭殃的還是南朝人民。
孝武帝死（公元464年），子劉子業（前廢帝）繼立，年才十六歲，骨肉相殺的醜惡劇，還是繼續演下去。子業殺叔祖劉義恭（劉裕第五子）並其四子，又殺弟劉子鸞、劉子師。劉子業不僅殘殺骨肉，也殺了許多大臣名將，密戚近臣，如始興郡公沈慶之、尚書令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東陽太守王藻、會稽太守孔靈符等，搞得「舉朝遑遑，人人危怖」（《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附傳》）。劉子業還計劃把剩餘的六個叔父殺掉，其中三個叔父湘東王劉（文帝第十一子）、建安王劉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陽王劉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更是成為劉子業猜忌的對象，常想加以殺害。宿衛的將士也朝不保夕，他們最後就聯合起來，自發地殺了劉子業，擁立劉為帝，是為明帝。
劉子業未死前，曾派人拿了毒藥去毒殺弟弟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孝武帝第三子）。子勛年才十歲，江州的軍事政治權力實際都掌握在江州長史鄧琬手裡，鄧琬起兵反抗。劉子業死，明帝即位，鄧琬在尋陽（今江西九江市）擁立子勛為帝。子勛的兩個弟弟，一個是荊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孝武帝第七子）；一個是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都由其長史作主，起兵響應。這就爆發了一次規模較大的以明帝劉為首的文帝系諸王和以晉安王劉子勛為首的孝武帝系諸王的統治階級內戰。明帝一方面遣將在晉陵（今江蘇常州市）、義興（今江蘇宜興）一帶，擊敗了會稽方面北上的軍隊，最後並進軍浙東，生俘了劉子房和行會稽郡事孔覬，結束了東戰場的軍事行動。一方面就專意對付長江中游的軍事壓力。戰爭膠著在鵲洲（今安徽繁昌東北大江中）一帶，由於明帝方面的將領張興世等在貴口（今安徽貴池西五里）襲擊江州方面的糧米三十萬斛得手，使西軍十萬人不戰自潰。明帝很快就攻下尋陽，殺年僅十一歲的劉子勛；接著又攻下江陵，殺劉子頊，孝武帝其餘十二子，也先後為明帝所殺死，一個不剩。
在宋王室骨肉相殘的過程中，參加內戰的鎮將如幽州刺史劉休賓、兗州刺史畢眾敬、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紛紛投降北魏，把淮水以北的廣大地區，拱手送給敵國。淮北失守，淮南就變成了前線，在「烽鼓相達」與「兵火相連」的情況下，「天府所資，唯有淮海」的淮南地區，也弄得「民荒財單」（《宋書·後廢帝紀》）。北魏進軍青、齊時，就把青、齊一帶的人民，全部掠作奴婢，分賜百官，稱為「平齊戶」，可見王室內戰，遭殃的還是南朝人民。
明帝自己受著劉子業的迫害，幾乎被殺，但到了他自己大權在握，不但殺盡了孝武帝諸子，還把自己僅存的五個弟弟也殺掉了四個。明帝死（公元472年），子劉昱（後廢帝）繼位，明帝僅存的一個弟弟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范於公元474年5月起兵，率眾二萬、騎五百，輕兵急下，直搗建康。幸虧右衛將軍蕭道成指揮城防軍隊，堅守台城，並派黃回、張敬兒等詐降於休范，乘機殺了休范，才把危局挽回。建平王劉景素（文帝孫）為南徐州刺史，鎮京口。看到朝政混亂，權力旁落，想舉兵奪取政權，兵敗身死（公元476年）。在王室內部傾軋的浪潮中，大權集中到中領軍將軍蕭道成手中。公元477年，道成殺劉昱，立昱弟劉准為帝（順帝）。以後道成次第消滅了他的政敵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沈攸之等，他也像劉裕一樣，登位稱帝，是為齊高帝；改國號為齊，史稱南齊。劉准旋被道成所殺，「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南史·宋本紀》），僅宋文帝第九子晉熙王劉昶在前廢帝劉子業時，出為徐州（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刺史，逃禍降魏，留有後人。宋王朝就這樣地在內亂中滅亡。
宋帝系表 宋八帝，首尾六十年。
蕭道成，原籍蘭陵郡蘭陵縣（今山東棗莊市嶧城東）人。道成高祖蕭整，東晉初年南遷江南，東晉在晉陵武進縣（今江蘇常州市）界內僑置蘭陵郡，以後這地區便被稱為南蘭陵，因此蕭氏遂為南蘭陵人。道成父蕭承之，以劉宋的外戚疏屬（劉裕繼母蕭氏），因軍功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軍將軍，道成也以軍功累官至南兗州刺史，其後以中領軍將軍掌握了劉宋的軍政大權。
道成稱帝後四年死（公元483年），子蕭賾（武帝）繼位。道成父子為了想緩和國內階級矛盾，鞏固新政權起見，也曾針對宋末的情況，減免百姓逋租宿債，減輕市稅，又下令「諸王悉不得營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齊書·高帝紀》）。可是事實上為了滿足他們奢侈腐化的生活（如武帝後宮姬妾萬餘人，弟豫章王蕭嶷後房亦千餘人），不但劉宋末年的苛捐雜稅沒有減除，反而變本加厲，通過種種剝削形式，搜括民脂民膏，「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南史·齊本紀》）。對內進行殘酷剝削，對收復中原的事業卻置之度外。
南齊王朝仍然和劉宋王朝一樣，王室內部不斷爆發爭權奪利的鬥爭。武帝嫡長子蕭長懋（文惠太子）先武帝死，武帝舍第二子竟陵王蕭子良不立，而立長懋子蕭昭業為太孫。在繼承人人選問題上，這是很大失誤。因為蕭子良歷任會稽太守、丹陽尹、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揚州刺史、司徒，富有統治經驗；子良並在雞籠山開西邸，招集文學之士，依曹丕《皇覽》例編《四部要略》，當時才學之士沈約、謝朓、王融、蕭衍（即梁武帝）、蕭琛、范雲、任昉、陸等並游西邸，號稱八友，可見他延攬的人才很多，如果齊武帝把國家權力交給他，蕭子良是能夠勝任的。太孫蕭昭業少長深宮，「矯情飾詐」，又無統治經驗。公元493年，齊武帝病死，太孫蕭昭業嗣位，叔父蕭子良以嫌疑憂懼病死，國家大權旁落到受遺詔輔政的蕭鸞（蕭道成侄）手中。蕭鸞殺昭業，立昭業弟昭文；旋又殺昭文自立，是為明帝。齊明帝在位五年，專事屠殺，齊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除蕭嶷（高帝次子）一支有後人外，其餘都被明帝殺盡。明帝於公元498年病死，子寶卷（東昏侯）繼位。蕭寶卷為太子時，「便好弄（玩），不喜書學」（《南齊書·東昏侯紀》）。明帝並不好好對他進行教育，反而告訴他自己死後如果有人想發動政變，就應該先發制人，「作事不可在人後」。所以蕭寶卷取得政權之後，便拚命殺人。王室方鎮間也還是不斷傾軋與殘殺，最後演出齊宗室雍州刺史蕭衍的舉兵向闕，盡殺明帝後裔的一幕。
齊明帝時，北魏統治地區內有北地人支酉，在長安以北起義，秦、雍間七州人民同時響應，眾至十萬人。支酉遣使請求南齊速派大軍支援義軍，齊王朝內部正在火熱地演出它骨肉相殘的醜劇，哪肯派遣大軍援救，以致秦、雍一帶義軍，旋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消滅。魏孝文帝也為了加緊鎮壓中原的漢族人民起見，遷都洛陽，出兵南侵。史稱「齊梁之際，內難九興，外寇三作」，南齊王朝就在這樣情況下，結束了它的統治。
蕭衍是齊武帝的族弟。蕭衍父蕭順之，在武帝父子相殘殺時，奉命率兵進攻江陵，殺武帝子子響。蕭衍長兄蕭懿，在明帝殺高帝、武帝子孫奪取政權時，也出了很大的氣力。明帝死時，指派侄子蕭遙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輔佐蕭寶卷處理國家大政，時稱「六貴」。六貴後欲廢殺寶卷，寶卷誅六貴。既而江州刺史陳顯達自尋陽、豫州刺史裴叔業自壽陽先後舉兵，陳顯達旋即兵敗被殺，裴叔業獻地投降北魏。蕭寶卷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眾北討裴叔業。崔慧景至廣陵，擁立南徐、南兗二州刺史江夏王蕭寶玄（明帝第三子）為主，倒戈進圍建康。蕭寶卷命蕭懿率兵抵禦，蕭懿殺寶玄、慧景，懿亦以功進位尚書令。後蕭懿又欲廢殺寶卷，寶卷殺懿，並收其家屬。時蕭懿弟蕭衍為雍州刺史，鎮襄陽，寶卷派將軍劉山陽率兵三千，會合荊州軍，襲取蕭衍。那時荊州刺史蕭寶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歲，實權掌握在長史蕭穎胄（南齊宗室）手中。蕭衍派人聯絡蕭穎胄，攻殺劉山陽，同時舉兵聲討蕭寶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蕭寶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蕭穎胄為尚書令、行荊州刺史，蕭衍為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事。蕭衍自襄陽出兵，直取漢口，加湖（在今湖北黃陂東南）一役，擊敗了蕭寶卷的討伐軍，進逼江州，江州刺史陳伯之迎降，衍遂乘勝東下。
不久，蕭穎胄在江陵病死，蕭衍弟蕭憺自襄陽率兵赴江陵，寶融任命蕭憺為荊州刺史，從此荊州——長江中游事權，全落於蕭衍手中。蕭衍進兵攻圍台城，城中禁衛軍叛變，殺蕭寶卷，迎蕭衍進入台城。蕭衍使人迎蕭寶融於江陵，中途殺寶融。公元502年四月，蕭衍在建康自為皇帝，改國號為梁，蕭衍就是梁武帝。
南朝的世族 在南朝統治階級內部，地位最優越的，要算世家大族了。南朝的世家大族，承兩晉以來的趨勢，還是憑藉世資，坐取公卿，他們在統治政權內還是繼續盤踞著高官重位，宋、齊、梁政府在法令上而且作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寒門）以過立（三十歲以上）試吏」（《梁書·高祖紀》）的明文規定，這對於他們都是非常有利的。世家大族子弟一開始做官，多先為秘書郎和著作佐郎。秘書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閣的四部書籍；著作佐郎員額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國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這兩種官，職閒廩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門子弟開始做官的最好階梯。由於秘書郎員額不多，而許多世家大族子弟須挨次序遞補空額，所以不能久任，做秘書郎的照例不到幾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遷[1]。吏部郎可以參掌大選，而選銓大權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關係的，因此除了吏部尚書必須由世家大族擔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來擔任。至於其他尚書台的台郎，在兩晉時代，人選還比較重視，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誰都不願干它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級雖不極高，卻是清選，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如黃門侍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時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書·殷淳傳》），與散騎侍郎二官，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之說。秘書丞，員額一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六，官既清貴，歷來對它的人選十分看重，劉宋時張緒為吏部郎，以琅邪王儉「人地兼美」（《南史·張裕傳孫緒附傳》），請政府任儉為秘書丞。梁武帝蕭衍以吳郡張率為秘書丞，「引見於玉衡殿，謂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江東世家大族）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南史·張裕傳曾孫率附傳》）。梁武帝又用劉孝綽為秘書丞，對人說：「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梁書·劉孝綽傳》）。他的所謂第一等人，當然還是從世家大族的門第流品來說的。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經歷上述的這些過程，所謂「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劉駿以琅邪王僧達（王導五世孫）為尚書右僕射，而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其後僧達孫王融，在齊武帝蕭賾時期，「自恃人地，三十〔歲〕內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曾孫融附傳》）。這些都可以說明他們政治地位還是相當的優越。當然，他們這種政治地位的優越，未嘗不是以他們莊園經濟基礎的優越為前提的。陳郡謝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混死後十餘年，至宋元嘉中，混妻東鄉君死時，猶有「資財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南〕琅邪諸處，太傅（謝安）、司空〔謝〕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宋書·謝弘微傳》）。謝靈運在會稽始寧縣的別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園五所，竹林菜圃。琅邪王騫（王導六世孫）「有良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大愛敬寺寺側，「即晉丞相王導賜田」（《梁書·太宗王皇后傳》）。會稽孔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今浙江蕭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宋書·孔季恭傳》）。他們有了這種優越的莊園經濟基礎，自然不能不形成他們優越的政治地位。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文苑英華》卷760引《寒素論》）。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寒人雖致位通顯，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為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慶之孫路瓊之，和王僧達做鄰居，瓊之「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於是叫左右把路瓊之坐著的床燒掉，搞得路瓊之下不了台。宋吳郡張敷為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以為與張敷是同僚，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周赳說：「他倘若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難堪，我們還不如不去。」秋當說：「我們也已經有相當地位了，既是同事，隨便坐坐總可以。」這樣，他們兩人就決定去看張敷。張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南史·張邵傳子敷附傳》）表示不願意和寒人共坐。秋當、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典掌機要，曾請求齊武帝蕭賾：「臣出身本縣武吏，榮任高官，又替兒子娶得舊門荀昭光家的女兒作媳婦，現在我沒有其他要求了，只請求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齊武帝說：「『由江、謝，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傳曾孫附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與對當時官位身份的嚴格區別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數端，已可概見了。
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別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別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結親，吳郡顧、陸、朱、張四姓也一定自擇素對，或者和會稽孔、魏、虞、謝四姓結親[3]。一方面他們不以聯姻素門出身的南朝帝室為殊榮[4]；另一方面，他們也以「營事婚宦」，「不得及其門流」為恥。因為「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金字招牌的門第就會變得不光彩，他們以後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門出身的將帥，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既是那麼大，所以有少數世家大族與這一批暴發戶結起親來，如琅邪王錫（王導七世孫）以女妻沈慶之子沈文季[6]，陳郡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謝朓妻王「敬則女」（《南史·謝裕傳從孫朓附傳》）。不過這種情形極不普遍罷了。至於世家大族更下而與寒賤雜門結婚，像「東海王源（王朗七世孫）嫁女與富陽滿氏」滿璋之子滿鸞，滿氏「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南齊御史中丞沈約上表彈劾，以為王源曾祖位至尚書右僕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顯，而滿璋之雖任王國侍郎，璋之子滿鸞任吳郡主簿，可是滿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玷辱世族，莫此為甚，故請政府革去王源官職，剔出士族，「禁錮終身」（《昭明文選》卷40沈約《奏彈王源》）。可見寒門、世族的界限，還是極嚴格的。
社會上士庶的區分愈嚴，世家大族愈互相標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標。自西晉末年中原世家大族開始播遷渡江，一個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用不著自行表，遷徙到其他地方以後，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謝氏或江氏就不是，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或姓謝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氏或哪裡的謝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別的王氏，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而非別的謝氏、江氏了。可見所以重視郡望，是講究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極端注重門閥的結果，因而造成重視家諱這一積習。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諱，在他的子孫面前，必須避免說出，並用其他語言來代替。如王子王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爺爺（「郁」音同「」）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草上之風必偃」，「上」音同「尚」，故改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為舅）」（《南史·王傳子絢附傳》）。如果不避忌別人的家諱，便會鬧出笑話來。如謝超宗的父親是謝鳳（謝靈運子），超宗有文才，為宋孝武帝所稱美。有一天，孝武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
由於重視門閥，於是譜牒百氏之學，遂成為專門的學問。平陽賈淵，祖弼之，父匪之，祖孫三代以譜學名家。弼之，晉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譜。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譜》，俾便吏部銓敘之用[7]。「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唐人柳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譜學的，即認為不能居吏部之職[8]。
但是也由於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優越地位，因此都只孳孳於保持他們家門富貴。君統的變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與己無關。在禪代廢立之際，世家大族不是不預聞，便是幫助篡位，均以自己門第利益為轉移。《南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蕭道成）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時為尚書左僕射）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南史·謝弘微傳》：孫，「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為吳興太守。明帝（蕭鸞）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時為吏部尚書」，「於徵虜渚送別，指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至郡，致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明帝廢鬱林（蕭昭業），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與客圍棋，每下子，輒雲『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這都是不預聞的事例。《南史·王曇首傳》：孫儉「素知帝（蕭道成）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又曰：『……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南史·王鎮之傳侄孫晏附傳》：「齊高帝（蕭道成）時威權雖重，而眾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及明帝（蕭鸞）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這是幫助篡位的事例。這時主謀勸進、受禪奉璽者，莫不由世家大族來扮演這一角色，如宋受晉禪，謝澹（謝安孫）授璽，王弘（王導曾孫）、王曇首（弘弟）、王華（王導曾孫）均為佐命元勛；南齊代宋，褚淵（褚裒五世孫）授璽，王儉、王晏均為謀首；蕭梁代齊，王亮（王導六世孫）、王志（王導五世孫）授璽；陳氏代梁，王通（王導九世孫）、王（王弘六世孫）授璽。他們認為禪代受璽，不過是把一家物給予另一家而已。史稱褚淵子褚「賁，往問訊〔從叔褚〕。問曰：『司空（淵時為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南史·褚裕之傳從孫附傳》）從以上的例子看來，無怪封建的史學家們也要說他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了。
寒門將帥勢力的逐漸抬頭與寒人的典掌機要 從東晉以來，有兩種社會勢力在互相激盪。一種是世家大族的勢力，他們依一定的門第和仕途，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另一種是寒門將帥的勢力，他們由軍勛起家，或由寒吏入仕。這兩種勢力，在統治階級內部互為消長。
由於世家大族經濟上有田園別墅供其剝削和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資蔭作憑藉，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書·王曇首傳》），「不樂武位」（《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結果，寒門庶族出身的將士軍人，便以軍功為其進身之階。自此荊州、北府，成為他們勢力的淵藪。宋武帝劉裕微時嘗伐荻新洲（在今江蘇鎮江市西長江中），又曾負刁逵社錢，被縛執甚急，其出身寒素可知。齊高帝蕭道成在宋時與褚淵及袁粲書，稱「下官常人，志不及遠」（《南齊書·褚淵傳》），及臨死遺詔，復稱「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齊書·高帝紀》）。既雲「常人」，又雲「素族」，其非高門亦可知。梁武帝蕭衍與齊高帝蕭道成同族，則亦非高門。他們無不由於立了軍功而掌握了軍事力量，勢力強大到足以取得帝王的地位與政權。此外南朝的將帥功臣，亦多出自寒人，宋世將帥如蒯恩，在劉裕鎮壓孫恩農民起義軍時，「縣差蒯恩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宋書·蒯恩傳》），其後累功至輔國將軍、淮陵太守；到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南史·到彥之傳》），後因軍功累官至護軍將軍；沈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宋書·沈慶之傳》），後以軍功，官至太尉；張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為竟陵郡，興世依之為客」（《宋書·張興世傳》），後以軍功至左衛將軍；沈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宋書·沈攸之傳》）後官至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宗越「本為南陽次門」，其後「條次氏族」，又被黜為「役門」（《宋書·宗越傳》），越出身補郡吏，後總禁旅，受將帥之任；佼長生「出身為縣將」（附見《宋書·宗越傳》），後以戰功為寧蠻校尉；武念，「本三五門（三丁發一、五丁發二的役民），出身郡將」（《宋書·宗越傳武念附傳》），後為右軍將軍、南陽太守；吳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宋書·吳喜傳》），後亦任至將帥；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宋書·黃回傳》），其後位至將帥。齊世將帥如張敬兒「本名苟兒」，其弟恭兒「本名豬兒」，及貴始改，「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孝經》、《論語》」（《南齊書·張敬兒傳》）；王敬則「母為女巫」，敬則微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南史·王敬則傳》），其後官至大司馬，封尋陽郡公；陳顯達以寒賤，後官至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封鄱陽郡公，「自以人微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南齊書·陳顯達傳》）；陳伯之「年十三四……候伺鄰里麥熟，輒偷刈之」，「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梁書·陳伯之傳》），齊末官至安東將軍、江州刺史。梁世將帥如呂僧珍「起自微賤」（《梁書·呂僧珍傳》），事蕭衍父蕭順之為門下書佐，後至領軍將軍；馮道根「家貧傭賃」（《梁書·馮道根傳》），既貴始讀書，後以軍功累官至左軍將軍、豫州刺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南史·昌義之傳》），後以武干，屢居藩任，積戰功，官至護軍將軍；陳慶之「本非將種，又非豪家」，幼為蕭衍隨從，衍「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梁書·陳慶之傳》），及蕭衍稱帝，任慶之為將帥，後佐元顥北伐至洛陽，累官至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南史·王琳傳》），以梁元帝蕭繹寵姬之兄仕梁，積軍功至廣州刺史。由此可見，南朝自劉宋以降，出身庶姓寒門的將士軍人，已能因緣時會，致位通顯了。固然當時的世家大族，尚恃其門第輕侮軍人，如齊世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徐孝嗣戲儉以為「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南史·王敬則傳》）。然而軍人的勢力實際已凌駕世家大族而不容輕視了。
此外，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著要行使君權，也常引用寒人，典掌機要。
本來自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勢力愈益發展，結果自然是君權的衰落。君權既縮至極小，一切高官清要，全由世家大族來充任，於是君主的用人之權，只及於卑官寒吏[9]。可是魏、晉以降的世家大族，已如前述，憑藉其身份特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並且擁有大量莊園，過著悠閒生活，不必以外物攖心，不必以吏治著績，這樣一來，遂使世家大族，崇尚玄虛，菲薄吏治，結果實際的吏治，均讓台閣令史、主書、監帥、典簽等曉習文法的下吏去辦理[10]，也就是說，世家大族固然把持了政權高位，同時卻又脫離了實際吏治。
世家大族一方面盤踞高官重位，一方面又不屑留心吏治，並且進而壓抑君權。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著要行使君權，自然有所委信，當時剝奪世家大族的官品以位置人才的措置，在世家大族力量尚存在的時期既不可能[11]，只好一方面優容世家大族，任其霸占高官重位，一方面便是引用寒人，以委寄中樞的實權。於是實際政權和軍權的行使，反而落到中書通事舍人與制局小監的手裡，這些都是當時的卑官，不限門資，可用庶姓寒門來充任，君主為了集權，自然就用寒人以典掌機要[12]。寒人的典掌機要，這裡還牽涉到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制度問題。自東漢以來，尚書台就已開始取代了丞相、御史二府的職權；到了魏、晉、南北朝，尚書台已正式成為法定的行政執行機關[13]，但是也由於尚書職權發展為行政執行機關的緣故，反而使它和皇帝之間有了一定的距離，於是比起它來更接近皇帝的中書監令，便代替了它過去的地位，專管機密，地位日益重要，成為實際的宰相，從此大政的決定，多在中書，尚書遂又變為純粹受成的執行機關了。中書省的發展，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中書監令權重，使尚書的實權陵替；第二是中書省職掌的文書詔命出納，又轉歸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只是清華貴重，反無事任，又成虛位。前者正當魏、晉時期，後者則在南朝時期更為顯著。至是不但尚書之權陵替，即中書監令與中書侍郎之權，亦暫時旁落了[14]。
宋文帝元嘉中，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赳，出自寒人，並管要務。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會稽戴法興「少賣葛于山陰市」，法興父「販為業」。孝武帝在位時，尚之、法興並為中書通事舍人，孝武帝凡有「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都和尚之、法興商量決定。孝武帝死後，當前廢帝劉子業尚未親政之際，「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當時的錄尚書事、江夏王劉義恭與尚書左僕射顏師伯，都拱手受成，並無實權。故民間稱戴法興做「真天子」，而把當時新即位的小皇帝稱作「贗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明帝劉時代，會稽阮佃夫，「出身為台小史」（《宋史·恩幸·阮佃夫傳》）；吳興王道隆，出身主書書吏；宣城楊運長，出身宣城郡吏：並為中書通事舍人，權柄次於君主。拿孝武帝時的中書通事舍人巢尚之、戴法興和阮佃夫等來比較，權勢還遠不如他們。佃夫的「捉車人〔官至〕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官至〕員外郎」（《南史·恩幸·呂文顯傳》），就可見他們權勢的赫了。
南齊時代，君主對中書通事舍人，尤為委任。其時居此職而擅權勢者，如紀僧真、劉宗，均門戶低賤，出自寒人；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母珍之，亦多起自小吏，歷齋干、扶持等賤職，「既總權重」，並「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齊武帝蕭賾嘗說：「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南齊書·幸臣·劉宗傳》）。齊武帝又稱譽呂文度，說：「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可見君主對他們委寄之深之重。齊「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世謂之四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由於中書通事舍人位居樞要，和皇帝關係密切，所以人地雖寒，官品雖卑，而權任卻極重。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常常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傳》）綦母珍之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凡所論薦，齊廢帝蕭昭業事無不允，當時官吏甚至說：「寧拒至尊（皇帝）敕（令），不可違舍人命。」（《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又可見他們勢焰之逼人。
蕭梁時代，中書通事舍人的權任，還是非常重要，梁武帝蕭衍初任世族大地主汝南周捨為中書通事舍人，捨參與機密二十餘年。周捨卒後，梁武帝改用寒人朱異替代周典掌機要。朱異後累官至中領軍將軍，但是始終兼任中書舍人。他對世家大族王公貴戚，都非常驕倨，有人勸他不要採取這種態度，他說：「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貴人，都依靠他們的門第和祖宗的官資來輕視我，也就是說靠冢中枯骨來輕視我；倘我對他們謙恭，他們反會更看不起我的。所以我先做出看不起他們的樣子來。」異居權要有三十餘年之久，威震內外，無怪當時的世家大族要「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顏氏家訓·涉務篇》）了。
入陳之後，毛喜以素族，施文慶以吏門，沈客卿以寒流，先後任中書通事舍人。史稱宣帝陳頊因委政毛喜，「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陳書·毛喜傳》）；及後主陳叔寶用施文慶、沈客卿等典掌機要，文慶等聚斂無厭，「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南史·恩幸·施文慶傳》），而陳遂以亡。在封建的史學家看來，陳王朝的興亡，其關鍵就在於君主所委任的中書通事舍人是否賢佞，這看法固然只是就表象而論，並不深入到事物本質，但也可以見到由寒人出身而出任中書通事舍人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是扮演著如何重要的角色了。
南朝的君主，既然鑒於東晉政權由於門閥勢盛，威權下移，因此內省則重用寒人，參掌機要；外藩則託付宗室，由諸王出任刺史。可是自宋中葉以後，出任方鎮的諸王，年齡都比較幼少，而州府上佐，那時大多由世家大族子弟來充任，他們往往不屑留心吏事，而寄情物外，因此，君主不得不指派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來充任諸王典簽——也稱簽帥，代替諸王批閱公事，甚至照管到諸王的飲食起居，這樣，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重。同時，由於宋、齊諸王出任方鎮的結果，諸王的勢力逐漸強大，往往威脅中央，骨肉相殘的事，史不絕書，於是加強典簽控制刺史的權力，成為當時君主控制諸王——中央控制方鎮的唯一可以施行的辦法。所以君主為了集權中央，不但年幼皇子出任刺史，要派典簽來代他處理政務，就是「長王臨藩，素族出鎮」，也得由君主指定典簽以「出納教命」（《南史·恩幸·呂文顯傳》），這樣可以對方鎮事事掣肘，使他們不至於和中央相對抗。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也必須取得典簽的副署；有些典簽，一年之內，回首都幾次，當他到達首都朝見皇帝時，就秘密匯報刺史、郡守和州內僚佐的好壞，以供君主進退黜陟的參考，這樣一來，毋怪上自刺史、下至僚佐，都要巴結典簽，希望他不在皇帝面前說他們的壞話了[15]。齊武帝的兒子竟陵王蕭子良曾經問范云：「士大夫何意詣簽帥?」范雲答道：「去巴結長史以下的僚佐，對他們毫無好處，巴結簽帥便有十倍的好處，為什麼不去巴結」（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典簽的「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南史·恩幸·呂文興傳》），就是在這樣情況下，逐漸形成。如齊武陵昭王蕭曄（蕭道成第五子），出為江州刺史，到任百餘天，典簽趙渥之向齊武帝匯報蕭曄過失，齊武帝即將曄免職，召還建康（見《南齊書·武陵昭王曄傳》）。南海王蕭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而止」；子罕回京後，哭著對他母親說：「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西陽王蕭子明（武帝第十子），去探望他侍讀鮑的病，想帶幾部書去送給他，典簽吳修之不同意，只好不送。吳修之後為荊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的典簽，與長史劉寅等聯名密告子響隱秘，子響殺劉寅、吳修之等，於江陵舉兵。齊武帝聽到子響反，對群臣說：「子響遂反！」大臣戴僧靜大聲說：「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簽帥；〔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以後明帝蕭鸞殺高、武子孫時，都叫典簽去下手，諸王束手就戮，竟沒一人敢抵抗。蕭鸞開始輔政時，衛尉蕭諶密召諸王典簽，責成他們約束諸王，不許諸王交通外人。這時巴陵王蕭子倫，出鎮琅邪，擁有軍隊，蕭鸞想殺他，先和子倫的典簽華伯茂商量，華伯茂說：「你倘要派兵，恐怕一時反不能解決；不如把這任務交給我，我絕對有把握處理。」蕭鸞就命華伯茂回琅邪相機行事，伯茂終於強迫子倫服毒而死（事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蕭鸞又命裴叔業帶兵去害湘州刺史南平王蕭銳，蕭銳的防閣周伯玉主張起兵抵抗，可是蕭銳的典簽已傾向蕭鸞一方，下令把周伯玉下獄處死，同時把蕭銳殺害（見《南史·齊南平王銳傳》）。蕭鸞又令典簽柯令孫殺郢州刺史建安王蕭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南史·齊建安王子真傳》），加以殺害。從以上一系列事例來看，典簽出身雖微賤，官品雖小，然而，權任極重，「權重藩君」四字，並不是憑空一句話，而是實在的事情。
無論世族寒門，無論他們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矛盾，他們利用政治地位共同對人民進行剝削與劫奪，卻是一模一樣的。南齊時寒人典掌機要的中書通事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當時謂之「四戶」，四方守宰，饋送財物，一年中可收至數百萬，茹法亮曾在中書省對人說：「何須覓外〔郡〕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南史·恩幸·呂文顯傳》）事實上，一戶內年入百萬，還是最低的估計，故戴法興、戴明寶之於宋，茹法亮、呂文顯之於齊，均各家累千金；齊廢帝鬱林王蕭昭業時，有舍人綦母珍之，「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東晉以來，地方官吏的任用制度，誠如范寧所云：「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晉書·范汪傳子寧附傳》）因而更代頻繁，輪流搜括。宋、齊以下，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年）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南齊書·王秀之傳》謂秀之「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這是輪流搜括的最好例子。由於地方官大都以貪賄搜括為事，因此世家大族的經濟情況稍或不充，便請求政府派他去充任地方官，如羅企生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見《晉書·忠義·羅企生傳》）；王僧達訴家貧，求郡，宋文帝欲以為秦郡太守（見《宋書·王僧達傳》）。均因地方官可以受餉遺搜括致富的緣故。南齊時陳郡謝出為吳興太守，唯務聚斂，嘗以雞蛋交予農民，每一雞蛋至期交雞一隻，共收雞數千隻[16]；濟陽江祿（江子），梁時出為武寧太守，大事搜括，「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南史·江夷傳玄孫祿附傳》）；琅邪王筠（王僧虔孫），梁大通中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兩舫（船），他物稱是」（《南史·王曇首傳曾孫筠附傳》）。荊、雍是南朝的上游軍事重鎮，齊豫章王蕭嶷嘗為荊州刺史，後返建康，「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宋張興世（寒門）自雍州還，括到錢三千萬（見《南史·張興世傳》）；齊曹虎（寒門）任雍州刺史，括到錢五千萬（見《南齊書·曹虎傳》）。但是南朝的肥缺，究竟要數廣州，史稱「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南齊書·王琨傳》）；廣州「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卷握之資（搜括致富），富兼十世」（《南齊書·州郡志》）；河南褚叔度（晉太傅褚裒曾孫）除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宋書·褚叔度傳》）。廣州之外，就數梁、益，史稱「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至萬金。所攜賓客，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貪污）自資」（《宋書·劉秀之傳》）。蘭陵蕭惠開，宋末任益、寧二州刺史，出鎮成都，後自蜀還，資財至二千餘萬（見《宋書·蕭惠開傳》）；齊劉悛為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稱是」（《南齊書·劉悛傳》）；梁初鄧元起（寒門）任益州刺史，大事聚斂，「財富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南史·梁長沙王懿傳子藻附傳》）；清河崔慶緒，齊永明中為梁州刺史，「資財千萬」（《南齊書·文學·崔慰祖傳》）；清河崔慧景，齊時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貨」（《南齊書·崔慧景傳》）。以上都是南朝方鎮盛事聚斂的例子。至如刺史所攜的賓客以及用寒人來充任的典簽，也無不大通餉遺。梁蕭恪（梁武帝侄）為雍州刺史，恪時年少，委政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萬〕，王新車，庾大宅』」（《南史·梁南平王偉傳子恪附傳》）。至於典簽「威行州郡，權重藩君」，貪污致富的機會更多。齊南兗州刺史、西陽王蕭子明的典簽何益孫、劉道濟，先後受贓均在百萬以上（見《南齊書·蕭惠基傳弟惠朗附傳》）。由此可知，南朝無論世族寒門，都是聚斂成性。其時州郡縣皆儘量向民間搜括；而朝廷則於刺史、太守還京時，迫令獻納，甚至有君主採取樗之戲（古代的一種賭博），以罄盡臣僚之還資者。史稱宋「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貢獻，又以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垣〕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對庭），先詔獄官留閎，於是〔閎〕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南史·垣護之傳從弟閎附傳》）。又如齊時崔慧景，歷居方鎮，「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南齊書·崔慧景傳》），由此獲得齊武帝蕭賾對他的嘉獎；齊永明中蕭惠休出為廣州刺史，罷任，傾資獻奉武帝；劉悛「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南齊書·劉悛傳》），後罷益州刺史還都，適武帝病死，廢帝鬱林王蕭昭業新即位，悛奉獻減少，蕭昭業示意官吏把他監禁起來，幾乎砍去腦袋。又據《魏書·島夷蕭衍傳》稱：梁武帝蕭衍時，「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獻，獻物多者，便雲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可見到了梁代，上下求索的風氣，更形普遍。當時的官吏一方面要盡情搜括來傾資獻奉於君主，一方面又要滿足自己的侈靡腐化生活，因此，他們罷官之日，雖是「致資巨億」，可是「不支數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梁書·賀琛傳》）。倘若他們再去擔任地方長官（這種機會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多的），以後官做得越大、越長久，那麼他們搜括的本領也就越到家。然而南朝的人民在「百端聚斂」之下，「唯以應赴征斂為事」，被統治他們的君主與守令、世族與寒門地主，剝削得「肌肉略盡」、「骨髓俱罄」（《魏書·島夷蕭衍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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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書·張緬傳弟纘附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
《唐六典》：秘書郎中四人，宋氏除「中」字。……梁秩六百石。江左多任貴游年少，而梁代尤甚。當時諺言：「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陳著令：「令，僕射子起家為之。」
《通典·職官典》：魏氏又置佐著作郎。……晉佐著作郎八人。……秘書監自調補之。（《閻纂集》云：鄒湛謂秘書監和嶠曰：「閻纂可佐著作。」嶠曰：「此職閒重。勢貴多爭，不暇求才。」）……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陳氏為令、仆子起家之選。
[2] 《通典·職官典》：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
《晉書·王湛傳曾孫坦之附傳》：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
《晉書·王湛傳玄孫國寶附傳》：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余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
《宋書·江智淵傳》：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台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3] 東晉世族，琅邪王羲之妻高平郗鑒女，見《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王氏譜》。羲之子凝之妻陳郡謝奕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王氏譜》。王導孫王娶陳郡謝萬女，弟王珉娶謝安女，見《晉書·謝安傳子琰附傳》。陳郡謝安妻沛國劉耽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謝氏譜》。安弟謝萬妻太原王述女，見《世說新語·簡傲篇》注引《謝氏譜》。太原王述子王坦之娶順陽范汪女，見《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王氏譜》。坦之子國寶妻陳郡謝安女，見《晉書·王湛傳玄孫國寶附傳》。潁川庾亮子庾娶陳郡謝尚女，見《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謝氏譜》。河南褚娶潁川庾峻女，見《晉書·褚傳》。陳郡袁耽大妹適殷浩，小妹適謝玄，見《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袁氏譜》。陳郡殷妻同郡謝尚女，見《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謝氏譜》。從兄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殷氏譜》。譙國桓沖娶琅邪王恬女，見《世說新語·賢媛篇》注引《桓氏譜》。沖復娶潁川庾蔑女，見《世說新語·讎隙篇》注引《庾氏譜》。沖兄子桓玄娶沛國劉耽女，見《晉書·劉耽傳》。宋世世族，琅邪王敬弘女適廬江何述之與魯郡孔尚，見《宋書·王敬弘傳》、《孔淳之傳》。王導曾孫王弘妻陳郡袁淑姑母，見《宋書·袁淑傳》。弘從弟僧達妻陳郡謝景仁（祖據，謝安第二弟）女，見《南史·謝裕傳子恂附傳》。陳郡殷景仁妻琅邪王謐（王導孫）女，見《宋書·殷景仁傳》。陳郡袁質（袁耽子）妻同郡謝安女，質子湛妻安兄子謝玄女，見《宋書·袁湛傳》。湛弟子洵妻濟陽蔡廓女，見《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附傳》。洵弟淑妻琅邪王誕女，見《宋書·袁淑傳》。齊世世族，陳郡殷叡妻琅邪王奐女，見《梁書·殷鈞傳》。陳郡謝（謝萬五世孫）妻河南褚淵女，見《齊書·謝傳》。汝南周，東莞臧質外甥，見《齊書·周傳》。梁世世族，南陽樂藹，同郡宗愨之甥，見《梁書·樂藹傳》。南陽劉之遴，同郡樂藹之甥，見《梁書·劉之遴傳》。陳留阮胤之，琅邪王晏之舅，見《梁書·阮孝緒傳》。胤之從子孝緒，陳郡謝藺（謝安八世孫）之舅，見《梁書·謝藺傳》。河南褚向，陳郡謝舉（謝子）外弟，見《梁書·褚翔傳》。以上諸例，大都是北來的世族大地主，他們為了鞏固新的同盟以加強自己的勢力，所以互結姻親；而江東的世族大地主也和北來世族大地主一樣，慎擇門戶素對，然後結好。如吳郡張融，會稽孔稚珪外兄，見《齊書·孔稚珪傳》。吳郡陸慧曉妻同郡張岱女，見《梁書·陸傳》。慧曉從孫陸絳妻，同郡顧妹，見《昭明文選》卷26陸韓卿《答內兄顧希叔詩》。吳郡陸叡妻同郡張暢女，見《梁書·陸杲傳》。吳郡張稷女適會稽孔氏，見《梁書·張稷傳》。
[4] 《梁書·王峻傳》：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蕭，梁武帝蕭衍第十弟）女繁昌公主，不惠，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尚字）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
[5] 《晉書·楊期傳》：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期……自雲門戶承籍，江表莫比。……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
[6] 《南齊書·沈文季傳》：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妻王氏，王錫女，……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
[7] 《南齊書·文學·賈淵傳》：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南史·王僧孺傳》：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武帝……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雁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
[8] 《南齊書·王晏傳》：上（蕭賾）欲以高宗（蕭鸞）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干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9] 《晉書·良吏·胡威傳》：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武〕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宋書·武帝紀》：史臣曰：「……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
[10] 《晉書·裴秀傳子附傳》：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
《梁書·謝舉何敬容傳》論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以台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閒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
[11] 《南史·王惠傳從弟球附傳》：球除尚書僕射。……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勠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
[12] 《宋書·恩幸傳》序：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宋孝武帝劉駿年號）、泰始（宋明帝劉年號），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南齊書·幸臣傳》論：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恆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疏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譯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探求恩色，習睹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至於元戎啟轍……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眾，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害政傷民，於此為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顏氏家訓·涉務篇》曰：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仆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以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台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簽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13]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央政制方面，因仍東漢以來的趨勢而有顯著的演變與發展。第一，是秦漢以來的三公及其他古代的諸公官稱，至此完全成為虛銜，除權臣轉移政權的過程中利用以為尊崇的官銜以外，大都變為加贈榮寵之官，與實際的政務無關。第二，是九卿職權的卑落，尚書、門下、中書三省的發展，三省在漢代都是少府的屬官，及至發展到魏、晉，不但脫離少府，而且根本代替了秦漢三公、九卿的職權了。東漢尚書台本已取代了丞相、御史二府職權，太傅或太尉錄尚書事代替了丞相，諸曹尚書也代替了九卿。自魏晉以至南北朝，錄尚書發展演變，一方面以王公重臣權重者為之，成為錄公或總錄的制度，主領行政銓選職權；另一方面則依條省錄，而有分錄的制度。尚書令僕射則取代了前此丞相、御史二府一部分的職權，總理尚書諸部，而八座尚書，這時已發展到了具體執行中央政務的地位了。故整個尚書已成為行政中樞。
[14] 《南齊書·幸臣傳》序：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西晉），猶為重寄。……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嘆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幸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密，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
[15] 《南史·恩幸·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後雲謹簽，月日下又雲某官某簽，故府州置典簽以典之。……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大明、泰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愨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簽，愨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簽共臨。」……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簽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指長史代理刺史執行政務者）之美惡，繫於典簽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明帝……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簽還都，而典簽之任輕矣。
[16] 《南史·謝弘微傳孫附傳》：……為吳興太守……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