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二節 文學
五言詩的形成 漢以前的詩，大都是四言。到了漢代，出現了五言詩。漢初戚夫人的《永巷歌》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歌，都可以說是五言詩的濫觴。
漢武帝立樂府，采歌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漢書·藝文志》），和塞上橫吹之曲。樂府歌辭，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其後漸以五言為多。樂府歌辭本來是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詩就是歌。到了後來，樂府中的五言歌辭，逐漸同音樂分離開來。於是人們把可以歌唱的五言詩，仍舊稱為樂府，如班婕妤的《怨歌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不能入樂的案頭五言歌辭，叫做五言詩，如《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中的秦嘉《贈婦》詩之類。五言詩到東漢，可以說已臻成熟的階段了。
五言詩愈成熟，離開音樂也愈遠，但不能說樂府就衰歇了。五言詩在向五言詩的成熟方向發展，樂府詩也繼續在向同音樂結合的方向發展。在東漢末年，有一首《孔雀東南飛》的五言故事詩，原題《古詩為焦仲卿作》，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詩的內容是敘述東漢建安（公元196—219年）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夫妻倆感情很好。可是焦仲卿的母親對蘭芝卻百般挑剔，最後終於把她趕回到娘家去。蘭芝被迫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而死。故事情節，在封建社會裡，有它的普遍性。作者通過敘事詩的形式，對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和批判。
《孔雀東南飛》一開頭，有這樣的句子：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我們不妨拿《太平御覽》卷826里所引的《古艷歌》來和它比較。《古艷歌》云：
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為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匹，猶言我遲。
這首《古艷歌》的作者，已不可知，但作品產生的時間肯定是在《孔雀東南飛》之前。它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提供了《孔雀東南飛》一詩以很典型的塑造材料。這也可以說明，不僅《孔雀東南飛》是如此，一切民間的詩歌創作，往往汲取了流傳在民間的樂府艷歌歌辭等等的精華部分，然後充實具體的故事內容，又經過文人的不斷加工，才完成它的創作過程的。
建安文學 建安時期，湧現了不少著名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受到了樂府民歌的深刻影響。
東漢王朝的統治，在黃巾起義之後，實際已經土崩瓦解了。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董卓擅政，牧守混戰，又給這一代人帶來了巨大災難，即使統治階級中的文士才人，也都受到戰亂的衝擊，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他們根據自己在亂離中的切身經歷，不僅唱出了東漢王朝末日的輓歌，同時還把所見所聞可悲可泣的富有社會內容的事情，通過詩賦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唐詩人陳子昂所稱譽的「建安風骨」，就是指建安時期詩歌的社會內容和它的蒼涼風格而言的。
建安詩人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陳琳、蔡琰等人。
曹操在建安時代，在政治上是叱吒風雲的霸主，同時在詩壇上也是一代主將。曹操的詩歌，最喜歡摹擬樂府。由於受到樂府的深刻影響，因此節奏響亮，史稱操所「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曹操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二十首左右，幾乎全部都是樂府。曹操利用樂府這一形式，來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當時的亂離情況，也就是說，樂府形式到了他的手中，被賦予新的內容，即帶有抒情詩的內容了。
曹操的代表作，有《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指董卓等）。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指袁術）稱號，刻璽於北方（指袁紹亦欲為帝）。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在這首樂府里，敘述了當時討伐董卓的將領自相殘殺，特別指出袁紹、袁術兄弟企圖割地稱帝，造成長期戰爭，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禍。這首詩客觀上反映了牧守混戰，人民死亡的社會現實。
曹操在行軍途中，做了一些詩歌，其中如樂府《苦寒行》，是講在太行山一帶進軍的情景，描述行軍之艱苦，也反映出曹操在行軍途中，「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主帥和士卒同甘苦的可貴精神。
曹操在取得冀州之後，因為三郡烏桓騷擾北邊，他出兵抗禦，經過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的時候，寫了一首《碣石篇》的樂府，其第一章《觀滄海》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在秋風蕭瑟的季節，登高望海，在他面前展示出一幅波濤洶湧的大海圖景。詩歌里描述了吞吐宇宙的自然景象，也表達出曹操那種雄放豪邁的氣概。寫大海的景色達到這麼水平，確實是千古絕唱了。
同一首《碣石篇》的第四章《龜雖壽》，也是膾炙人口的詩篇：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用神龜、騰蛇都不免身死物化，比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並不為此而頹唐喪氣，卻反而通過形象思維，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積極樂觀的精神，來表現老當益壯的志士胸懷。他在《短歌行》的開頭，儘管詠嘆「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稍嫌消沉，但是這首詩的基調還是昂揚的，最後唱出「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詩中反覆傾訴的正是這種求賢若渴，藉以成就統一大業的心情。這類詩最能體現曹操詩歌悲涼慷慨的特色。
曹操的文章，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正文及裴松之注以及類書所引的，如《上雜物疏》、《軍譙令》、《整齊風俗令》、《明罰令》、《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等，雖然代表了曹操的思想，但未必由曹操親自動筆，而是由其幕僚起草的。惟有《讓縣自明本志令》，肯定是曹操親自屬稿的。又曹操臨死時的《遺令》，即使不是他的親筆，至少是曹操口授成文的。這兩篇令文，反映了曹操那種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尤其是前一篇，觀點鮮明，語言簡樸，毫無矯飾，表現了政治家的豪邁氣概。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後來代漢做皇帝，史稱魏文帝。他在文學方面，也有相當的成就。他的詩文，有一部分是建安時代的，也有一部分是他稱帝後的黃初時期（公元220—226年）的作品。他在五言詩方面，開始寫出像後來抒情詩那樣的作品。他的七言詩，如《燕歌行》，固然還採用樂府形式，詩的基調比較傷感悲沉，但是它採用七言的句法，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格，因為七言比起四言、五言來，畢竟能夠表達較多的東西，畢竟是一種進步。《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對詩歌形式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曹丕樂府《上留田行》云：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上留田在漢歌吹曲里，本來是一個地名。可是在這裡是作為曲調的餘聲，如《臨高台》的「收中吾」，今天民歌中的「薩麗哈」之類，有音無義。曹丕在這首樂府里，雖然指出貧富生活的懸殊，但是他卻歸結為懸在蒼天的祿命在主宰著一切，就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了。
曹丕著《典論》五卷，其中《論文》一篇，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有過積極的影響。文中指出文體「本同而末異」，亦即一切詩文從根本上說有其共同性，但是由於具體效用不同，所以分成各種不同的體裁，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正是因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因此他尖銳地批評了「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種「文人相輕」的陋習。他又提出「文以氣為主」，「氣」是指作家的個性而言，他認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創作的風格也就千差萬別，連父兄也不能勉強要求自己的子弟消滅這種差別。最後強調「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高度評價了文學作品的功能和價值。全篇重視文學作品的地位、作用和特點，鼓勵作家努力寫作，對當時文學的繁榮無疑是有推動作用的。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養，「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他早年的作品如《送應氏》詩：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這首詩作於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當時曹植隨曹操西征馬超，經過洛陽，作詩送別汝南應瑒、應璩兄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漢末年洛陽的殘破景象。
曹植又有樂府《泰山樑父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反映了海邊貧民經歷戰亂之後的艱辛生活。
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曹植《說疫氣》中的一段話：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乎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根據當時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的判斷，這次疫病為傷寒病的感染。近半世紀醫學史的研究，認為倘屬傷寒或流感，人民不可能死亡那麼快、那麼多，所以推斷是肺鼠疫。曹植在這則短文里，指出感染疫病死亡的，絕大多數是窮苦的老百姓。他還批判了用懸符壓邪來抵禦疫氣的愚昧行為。
曹植的一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他在前期因「文才富艷」，得到曹操寵愛，幾乎被立為世子。這時他的詩歌除了反映戰亂和人民疾苦以外，主要是表現政治抱負，嚮往建功立業。後來曹丕、曹叡父子相繼做了皇帝，他深受猜忌，動輒得咎。黃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他和同母兄任城王曹彰、異母弟白馬王曹彪同朝京都，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洛陽。同年七月，他和曹彪回到封國去，「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氏春秋》）。他以充滿激憤的情調，寫了一首《贈白馬王彪》的長詩，痛斥小人播弄是非，讒間骨肉：「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他還唱出「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來寬慰自己，這更加重了全詩悲切、憤懣的氣氛。曹植在魏初十一年中遷徙封國三次，一直處於被監視、受壓抑的境地，居常汲汲無歡，正當四十一歲的壯年，就發病而死。曹植在文學造詣上，卻由於他久處逆境，雖然貴為侯王，而情同囚犯，反而使他體會現實較深，哀怨牢愁，形象思維更為深刻。
曹植採用了美人香草以譬忠賢，飄風雲霓以比讒佞的傳統表現手法，寫出了《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詩中借思婦的愁嘆，來表達自己的哀怨之情。「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這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比喻，意義是一樣的，豆和萁同根而生，相煎何急；塵和泥本為一物，升沉異路。「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這樣沉痛絕望的呼聲，基調雖很低沉，但也反映了政治壓力之深。
曹植《雜詩》六首之一：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華難久恃。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志士暮年，美人遲暮，這首詩表達的感情也是很沉痛的。
曹植在另一首《野田黃雀行》中，表現了他對抉破羅網，逃出危難境地的渴望之情。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曹植詩歌的特色，是在樂府民歌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加工，創造出新的風格來，不僅可以任意寫景物，而且可以任意抒寫感情，可以說把五言詩推進到成熟的境界了。
曹植在辭賦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洛神賦》是他的代表作。曹植採用神話傳說中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作為素材，通過形象思維，塑造了「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這麼一個神女形象。《洛神賦》整篇充滿抒情的氣氛，比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更完整，更形象，文辭也提煉得更華麗而簡約。
建安時期的著名作家，除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外，還有「七子」。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曾提到這七個人，他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陳留阮、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此七子者，於學無所遺……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這才有「建安七子」的稱呼。其中孔融行輩較高，他也不是曹操集團中人。王粲、陳琳等六人都是曹操霸府的幕僚，又經常和曹丕、曹植兄弟詩酒唱和。這裡只介紹王粲和陳琳。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南）人，家世公卿。粲年十餘歲隨漢獻帝遷都長安。董卓死後，又避地荊襄。在這期間，經歷了流離的生活，他的著名詩篇《七哀詩》，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七哀詩》的第一首云：
西京（長安）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遠。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人從長安往荊州避難，這首詩當是初離長安時所作。詩里描寫了董卓死後，董卓部將李、郭汜等攻掠長安，殘殺人民，造成白骨蔽野的慘酷景象，是非常真實的。
王粲到了荊州襄陽，看到劉表的苟安局面，未必能支持多久，他本是作賦的能手，這時他就作了一篇《登樓賦》。賦里說道：「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示了對這種苟安局面的擔心。賦里還說道：「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之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表達了他渴望全國統一的心情。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人。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詩歌只留存四首。他的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描寫的雖然是秦代築長城的歷史題材，實際是反映了東漢末年人民征役之苦：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篇樂府運用民歌常用的對話形式，通過役卒和官吏、役卒和妻子的對話，把封建徭役制度下一幅悽慘的社會畫面生動地展示出來。詩中役卒忍痛勸妻子改嫁，妻子卻懷疑丈夫在邊城已經別有所愛，所以想拋棄她了。這麼一個轉折，用彼此不信任的氣氛，來加深人們對這對夫婦生離死別的災難性處境的同情。
與七子同時富有才華的作家，還有女詩人蔡琰。
蔡琰，字文姬，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父親蔡邕，是東漢末年著名的學者。蔡邕字伯喈，在漢靈帝時為議郎，因上疏議論朝政得罪宦官，被流放到五原安陽縣（今內蒙古五原北）。得赦後畏懼宦官集團陷害，逃亡到江南會稽等地，積十二年之久。董卓擅政時被迫出仕，官左中郎將。司徒王允殺董卓，並捕蔡邕，殺之獄中[1]。
蔡琰博學多才，一生的遭遇卻非常不幸。她在幼年曾隨父親度過一段流亡生活。年輕時嫁給河東衛仲道，又因夫死無子，回陳留父家寡居。漢末大亂，為董卓部下的胡騎擄去，居胡中（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和蔡邕是舊交，見蔡邕沒有兒子，這一個女兒又流落在南匈奴，就用金璧把她贖回來，改嫁給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感傷離亂，作《悲憤詩》二章，第一章中有句云：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蔡琰挑選了最慘絕人寰的一個場面，來暴露董卓并州軍利用胡、羌作戰殘殺擄掠漢地人民的萬惡罪行，是非常成功的。在《悲憤詩》中，蔡琰還把自己熱愛漢地的感情和母子骨肉之愛這兩者間的矛盾，深刻細緻地描寫了出來。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何所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沒有親身的經歷和真實的感情，是寫不出這樣動人的作品的。
蔡邕在音樂方面，造詣很深。他亡命在江南的時候，「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漢書·蔡邕傳》）。蔡琰幼時，受到家庭的薰陶，也妙於音律。有時蔡邕彈琴，琴弦斷了，蔡琰一聽便知道第二弦斷了，或是第四弦斷了。蔡琰在南匈奴時，每遇日暮風悲，笳聲四起，她就寫成了《胡笳十八拍》。可惜蔡琰的原作已佚，現在《樂府詩集》中所收的《十八拍》，其中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沖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宛然是唐人的詩格，已經不是蔡琰的原作了。
正始文學 正始時期（公元240—248年），正是玄學的發展時期，詩歌方面，也同樣會受到玄學的深刻影響，《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所以詩歌的創作，仍以嵇康、阮籍為首。
嵇康的詩如《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中的一首：
良馬既閒，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弓名），右接忘歸（矢名）。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這首詩是寄贈他的哥哥嵇喜（字公穆，曾舉秀才）的，想像嵇喜在軍中戎裝馳射的生活。詩旨「清峻」，有如其人。他入獄以後所寫的《幽憤》詩，最後表示要「採薇山阿，散發岩岫」，也表達了他不肯和當時權要妥協的精神。
阮籍在思想上，和嵇康是同路人。嵇康死後，阮籍以嵇康為前車之鑑。因此他的詩旨，更是托寄「遙遠」，以隱晦的筆調，來抒寫內心的苦悶，所謂「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雖多感慨之詞」（《詩品》卷上），卻使人難於推求他的旨趣所歸。
《詠懷》詩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品。其二云：
二妃游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解環佩，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這首詩借江妃二女游於江漢之濱，解佩贈與鄭交甫的傳說，追憶作家自己和嵇康等周旋的經過。嵇康被殺，對阮籍來說，當然是很傷心的事情，所以說「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嵇康已死，知己零落，「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詩·衛風·伯兮》），所以阮籍要說「膏沐為誰施」了。又第一首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本篇寫夜中不寐，苦悶彷徨的情景。末兩句吐露自己得不到任何慰藉的傷感。其第三十一首云：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以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這首詩是借古事以慨時政。它寫的是戰國時魏王嬰歌舞荒淫，以致兵敗身死的故事，卻深刻揭露了曹魏後期黑暗腐敗的現實政治。這類詩給處於黑暗統治下的詩人開拓了一條抒情述懷的道路。
西晉文學 西晉是門閥士族即世家大族專政的時期，這一期的作品，大都粉飾太平，缺乏社會內容。即便是名士領袖的張華，他的詩賦，也是「興托不奇」，所以後來謝靈運說：「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詩品》卷中）傅玄的詩文，固然「繁富可嘉」（《詩品》卷下），但精彩的也不多。其時著名的作家，當推潘岳與陸機。
陸機，字士衡（公元261—303年），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陸遜，父陸抗，都是東吳大將。吳亡，機與弟雲入洛，機仕至平原內史。八王內戰，成都王司馬穎任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兵敗為穎所殺。陸機的樂府，是全力摹仿曹植的，但由於他過於追求辭藻的華贍和對偶的工整，著重了形式，輕忽了內容，因此比起曹植來，就大大不如。但是如他的《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等詩句，還是清新可誦。陸機所作辭賦很多，以《文賦》為著名，它對於創作方法、創作過程都作了比較細緻的論述。他的散文，如《吊魏武帝文》、《辯亡論》、《五等論》，在當時也都是傳誦一時的文章。
潘岳（公元247—300年），字安仁，滎陽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仕至黃門侍郎，後為趙王倫所殺。他的《悼亡詩》，描寫得很細膩，感情也還真摯，所謂使人讀了彌增伉儷之情。他做了很多篇賦，著名的如《秋興賦》、《閒居賦》、《笙賦》、《射雉賦》之類，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錄《文選》時，收入了很多篇。他的誄文，在當時也傳誦一時。
潘岳和陸機在當時才名相當。東晉時人孫綽說：「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新語·文學篇》）可見兩人的文風各有特色。我們現在從思想性方面來講，潘、陸的成就，都沒有左思大。
左思，字太沖。臨淄（今山東臨淄）人。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三都賦》，和東漢張衡的《二京賦》並稱，當時人有「《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二賦是經典之羽翼）」的話（見《世說新語·文學篇》），評價很高。《三都賦》初成，當時西州大儒皇甫謐為之作序；著名文士張載替他的《魏都賦》作注，劉逵替他的《吳都賦》和《蜀都賦》作注。「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文苑·左思傳》）
左思的詩，就其內容來講，比他的賦的價值要高。其代表作是《詠史》詩八首。左思的父親左熹，出身小吏。後來左思有妹左芬，為晉武帝貴嬪，但我們從左芬的《離思賦》開頭第一句「生蓬戶之側陋兮」看來，左氏雖然是外戚，而家世寒素，並不是當時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因此左思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是有被壓抑的感覺的。他在《詠史》詩第二首中表示出憤恨不平的心情：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他還憤激地疾呼：「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第七首），控訴九品中正制度的不合理和賢才的被埋沒。同時他唱出「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第六首）的詩句，表示對權貴的蔑視。最後他寫出自己「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第五首）的心愿，決意離開宮闕巍峨、侯門深邃的皇都，走向廣闊的大自然。他還有《嬌女》詩一首，描寫自己兩個幼女的淘氣情況，憨態如畫，形象生動。
和左思同時，有河南人郭泰機，是「後門寒素之士」（《文選》注引《傅咸集》）。泰機有《贈傅咸》詩一首，也是對當時九品官人法的一種控訴。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西晉永嘉之際，劉琨詩文，時稱雄拔。劉琨（公元271—318年）字越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為并州刺史，當時「並土饑荒，百姓隨〔東瀛公司馬騰〕南下，余戶不滿二萬」（《晉書·劉琨傳》）。據劉琨的表文稱：
臣……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妻賣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
他率領了一千多人，轉戰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那時晉陽也是「府寺焚毀，殭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琨加以整頓，敵人時來襲擊，「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晉書·劉琨傳》）。劉琨終於把防地逐漸穩固起來。洛陽、長安相繼陷沒，西晉政權雖告顛覆，劉琨在河東繼續作戰，支持危局，歷十年之久，方才失敗。他在和各少數民族統治者（劉聰、石勒等）的實際軍事鬥爭中，鍛煉了堅強的戰鬥意志，這種戰鬥意志也貫穿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扶風歌》，是所謂「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詩品》卷中）的。他的《重贈盧湛》詩有句云：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這首詩透露出一種英雄末路而堅貞不屈的氣概來，在兩晉的詩人中，這種悲壯的風格是不容易見到的。
東晉南朝的玄言詩與山水詩 自正始（公元240—249年）中何晏一派開始，他們的詩摻雜了玄學思想的成分，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文心雕龍·明詩篇》），創建了「玄言詩」的一個流派。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把玄學思想和情感真正地融合起來，只是想通過詩歌的形式把哲理的內容表達出來。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引致玄言詩走上絕路。可是這一詩派，隨著玄學的盛行，到了兩晉，更加發展。鍾嶸《詩品·總論》所謂：「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東晉），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2]
東晉初可以稱述的作家，只有郭璞。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博學多才，愛好古文奇字，注釋過《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等書。他又精於陰陽、歷算、天文、卜筮之術。中原大亂前渡江，東晉初為著作佐郎、王敦大將軍府記室參軍。王敦謀反，璞借卜筮勸阻，為敦所殺。郭璞的詩篇，在玄言詩盛行的年代裡，固然不能不受到這一詩派的影響[3]；但是它富於文采，並不像當時的玄言詩那樣平淡無味。他的代表作是《遊仙詩》，名曰遊仙，其實是採用象徵的手法，來抒寫自己不滿現實的感情，如「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之類；至如「靈妃（指宓妃，傳說中洛水女神）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古之良媒）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表示有意學仙而無緣，語言鮮明生動，自具特色，遠非抽象浮淺的玄言詩可比。
山水詩到了郭璞，也有了發展。西晉末，左思的《招隱》詩，有「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等句，已經開山水詩之端緒。郭璞的「林無靜樹，川無停流」（《世說新語·文學篇》），更為時人所稱道。他還著有《江賦》，也是山水文學方面的重要著作。
郭璞以後，山水文學在繼續發展。北來的世家大族初到江南之際，在太湖流域一帶和土著的江東世家大族爭奪土地，東晉統治階級內部曾經產生尖銳的矛盾。後來為了鞏固封建政權，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就率其賓客、部曲，轉而經營東土（會稽等郡）。王羲之與謝萬書，就說過：「當與安石（謝安）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為得意，可勝言邪。」（《晉書·王羲之傳》）他們要稱譽他們在東土一帶莊園的山水之美，自然不能不形諸筆墨。《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王子敬（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顧長康（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自東土成為北來世家大族的禁臠，歌詠東土山川者，亦日益增多；孫綽作《天台山賦》，對人說「擲地要作金石聲」（《世說新語·文學篇》），雖然這是自我吹噓的話，但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山水文學的重視。南朝宋初，山水詩在謝靈運的倡導之下，有了新的發展，玄言詩就更加衰落下去了，故《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過這裡應該附帶說明的，當山水詩開始發展之際，在謝靈運等山水詩人的詩篇中，並不完全排斥玄言佛理的成分，相反如謝靈運的詩中，有「三世無極已」，「永拔三界苦」等生硬的語句，這種生硬的語句，又往往破壞詩篇的優美風格。
陶淵明 陶淵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後改名潛，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東晉大司馬、荊州都督陶侃的曾孫（從沈約《宋書·隱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的說法）。淵明祖父陶茂，東晉武昌太守。父早卒。陶侃雖是在東晉幾次內戰中，立了大功，勳業顯赫，但是他的十七個兒子，見諸史傳記載者有九人（包括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其餘八人都不見記載。可見陶侃的後人，有些房分已經偏枯了。陶淵明這一房，到他父親這一代，也已經破落了。
陶淵明生於東晉興寧三年（公元365年）。在他三十歲以前，正是東晉王朝的相對安定時期，所謂「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餘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宋書·孔季恭傳》論）。陶淵明就是在這樣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陶氏雖然衰落，但究竟是尋陽的數一數二望族，因此江州刺史曾辟陶淵明為江州祭酒從事。淵明任職不久，因「不堪吏職」，辭職回家。後來江州刺史又召他去當主簿，他也沒有到職。後又出仕為鎮軍將軍府、建威將軍府參軍等職。東晉、南朝人是以做地方官作為括錢的手段的[4]，陶淵明也表示：「聊欲弦歌（做地方官），以為三徑（指隱居的處所）之資。」（《宋書·隱逸·陶潛傳》）結果在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做了彭澤令。他做了八十多天的縣令，認為要向老百姓括錢，「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蕭統《陶淵明傳》）從而結束了仕宦生活。這一年他不過四十一歲。
陶淵明在棄官之前，就嚮往田園生活。東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他因母喪離職，與從弟敬遠同居田舍，並參加農業勞動，有詩云：「秉耒歡時務（指農活），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指麥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他的早年作品《五柳先生傳》，曾提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的話，可見陶淵明早年的生活並不富裕。退居農村以後，開始幾年，生活還可以對付，如同他的《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所描寫的：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家有草屋八九間，繞宅有田地十多畝，生活安排得不算壞的。可是到了義熙四年，家裡失火，把八九間草屋全都燒光了，「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幸虧是夏天，一家人暫時住在船上，生活漸漸困難起來了。有時「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有會而作》序），日常生活僅能維持不至於斷炊的地步，境況是比較艱難的。尤其是他五十四歲那一年（公元418年），先是旱災，接著又是水災，所收糧食不足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陷於「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的困境。在生活最艱難的年頭，陶淵明曾向人借貸，做過一首《乞食》詩，中有句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諧余意，遺贈豈虛期。」陶淵明的友人顏延之在陶淵明死後作《陶徵士誄》，說淵明「少而貧病，居無仆妾」。陶淵明臨死時與子儼等書中，也有「恨汝輩稚少，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之語[5]，可見他家裡的主要勞動，還需要家內成員來擔當，所以陶淵明有時需要參加農業勞動。我們舉陶淵明兩首詩為證：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指耕作），歲功（一年的收成）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長〕沮〔桀〕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五首之三）
都是清晨出門，日落才回家，勞動是相當沉重的。
但是，陶氏是尋陽的望族，其社會地位和一般露門役戶是截然不同的；陶淵明又是高士，受到人們的尊重。元熙（公元419—420年）中，江州刺史王弘欽仰陶淵明的為人，想見到他。聽說陶淵明要去廬山，就備了酒菜，在去廬山的路上等候他。陶淵明到了那裡，「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王〕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晉書·隱逸·陶潛傳》）。「嘗九月九日無酒，出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太平御覽》卷996引《續晉陽秋》）由此可見，陶淵明雖然生活清苦，可是他畢竟還是過著沒落的世族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田以後，同農村接觸多了，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般詩人所缺乏的清新內容和樸素風格。他對田園生活是愛好的。他常說：「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與子儼等疏》）「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詠貧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第五首）平淡無奇的東西，收入他的筆端，便成為最好的寫作素材。《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第一首，最能寫出他對幽居耕讀的樂趣來。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指《穆天子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由於他生活在農村，他的詩大多以田園生活為題材。如：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指車馬）。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鄉野）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五首之二）
他在詩里說歸田以後交遊稀少，也沒有世俗的想法，人們關心的只是桑麻。這首詩寫得既樸素，又親切。
陶淵明晚年作品《桃花源詩並記》，標誌了詩人思想發展的高度。他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把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會描繪出來了。所謂桃花源是一個人人自食其力，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是一個「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無）王稅」（《桃花源詩》），「黃髮（老人）垂髫（兒童），並怡然自樂」（《桃花源記》）的美好世界。這正是受盡苦難的勞動人民求之不得的一種空想社會。陶淵明所描寫的世外桃源的圖景，儘管是不能實現的，然而卻反映了廣大農民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的共同願望。
陶淵明雖然被《詩品》的作者鍾嶸推崇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他並沒有完全超脫政治。魯迅先生說過：「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陶淵明聽到劉裕收復長安、洛陽的消息後，他在《贈羊長史》詩中說：「聖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可見陶淵明對全國統一事業，不是不關心的。
但是陶淵明的作品，究竟寫悠閒生活的比較多，寫農民疾苦的少。他的隱居農村，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行為，他採用這種逃避現實鬥爭的方式，註定他的作品對當時社會不起積極作用。由於陶淵明思想因素中有不少消沉的東西，譬如他在詩里時常提到死，還做了《輓歌詩》三首，他對死的態度是：「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兮辭》）；「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這種委運任化，隨順自然的老莊思想，基本上是消極的。還有陶淵明詩里時常提到酒，我們知道酒是可以消憂的，陶淵明「每一醉，則大適融然」（《晉書·隱逸·陶潛傳》）。他在詩里說道：「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這種以酒為歡的生活態度，反映到他的詩篇里，其基調又往往是低沉的。陶淵明歌頌了避世的隱士，嚮往桃花源的可以逃避戰亂。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他創造了一個逃避現實鬥爭的精神世界。陶淵明作品中的這一些消極成分，對後人也起了不良的影響。宋以後許多過慣安逸生活的地主階級文人，喜愛陶淵明的詩，並不是偶然的。
詩自潘岳、陸機以來，縟采紛披，可是愈追求詩的華麗繁縟，離開詩的意境神韻愈遠。至於玄言詩，一方面是玄學思想因素損害了詩的形象思維，使玄言詩自己走進死胡同去，不可能更有發展；然而另一方面，玄言詩「平典似道德論」，「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卻給繁縟華麗的詩體起了一種沖洗作用，為陶淵明那樣的樸素、平淡的獨特風格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陶淵明的詩，可以說汲取玄言詩的精華，而摒棄了它的糟粕。由於陶淵明經歷了一般文人所不曾經歷過的那種田園生活和參加部分農業體力勞動，因此他的詩文就有一般文人所沒有的清新內容和樸素風格。尤其在文學語言方面，如「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歸園田居》）；如「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如「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責子》）；以及《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儼等疏》等散文，文學語言都自然到接近口語的程度。在當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的駢儷文盛行時代，陶淵明獨能運用這樣樸素簡潔的語言來寫出優秀的詩篇和散文，對此後的文風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鍾嶸在《詩品》里，特別提到陶淵明的「歡言酌春酒」（《讀山海經》）、「日暮天無雲」（《擬古》）這兩首詩「風華清靡」；而把陶淵明其餘作品，歸結為「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世嘆其質直」。這是以六朝文風來衡量陶淵明，是不能作為定論的。
謝靈運與顏延之 謝靈運（公元385—433年），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謝玄的孫子，襲封康樂縣公，故世稱謝康樂。仕宋為永嘉太守，歷官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後在廣州被殺。陳郡謝氏，是東晉南朝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宋書·謝靈運傳》）他家在始寧縣（今浙江上虞西南）「有故宅及墅」，經過靈運修營，「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可是他還不滿足，請求政府撥予會稽東郭的回踵湖和始寧的湖，企圖闢為湖田。他在會稽，經常「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備盡」。他「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郡治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他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從事山水文學的創作的。
謝靈運寫了一篇《山居賦》，在賦的注文里，他詳盡地記述他的山莊景物之美，這篇賦可以說是山水文學中的代表作，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東晉南朝世族地主的莊園制度，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謝靈運的詩如：
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運往（時間的運轉推移）無淹物（久留之物），年逝（年華消逝）覺已催。（《歲暮》）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二句，當時曾傳誦一時。謝靈運的山水詩，更是「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篇》）。他的每首詩未必通篇都好，但時有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入彭蠡口》）；「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登石門最高峰》）；「石橫水流分，林密蹊絕蹤」（《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密林含余清，遠峰隱半規」（《游南亭》）；「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游赤石進帆海》）；「亂流趨正絕，孤嶼明中川」（《登江中孤嶼》），這些詩句，描寫風景，在技巧上，注意「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篇》），比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前進了一大步。但是謝靈運的山水詩，由於缺乏社會內容，他的寫作技巧也因斧鑿痕跡太深，而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他在《山家》詩里，曾有這樣的句子：「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即是他懷著封山錮水的欲望來描述山水、歌詠山水，山水成為他想占奪的對象，反而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滲透到山水景物中去，這樣，要使他的山水詩達到更高的境界，就受到了限制。
顏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其先人在東晉初，移居建康。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宋書·顏延之傳》）。仕宋為始安太守、步兵校尉。他和陶淵明交情很好，和陶淵明一樣喜歡喝酒，酒後使氣，往往批評時政。當軸權貴討厭他，撤掉他的官職。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顏延之的《五君詠》就是這個時候做的。《五君詠》的《嵇中散》一首云：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仙人）。形解驗默仙，吐論（指嵇康作《養生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指嵇康與隱士孫登、王烈同游）。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阮始平》一首云：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指阮咸對音律有真知灼見）。郭奕已心醉，山公（山濤）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阮咸在晉武帝時因堅持自己對音律的看法，得罪了權貴荀勖，被斥為始平太守。顏延之在宋少帝時也因得罪權貴徐羨之、傅亮，而被出為始安太守。當時人把他和阮咸相比，稱為「二始」。所以顏延之在詠阮咸時說：「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延之在詠嵇康時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時說：「沈醉似埋照。」「途窮能無慟。」詠劉伶時說：「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歌詠的雖是古人，實際卻借題發揮，在發泄自己胸中的憤憤不平之氣。
顏延之後來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活到七十多歲。顏延之的詩最大的缺點，是「喜用古事（典故），彌見拘束」（《詩品》卷中）。在他的作品影響之下，「文章殆同書抄」（《詩品序》）。「唯睹事例（典故），頓失清采」（《南齊書·文學傳論》）。因為搬用典故過多，把詩句堆砌得密不通風，就會同詩歌所要求的「空靈」二字，背道而馳了。
鮑照 鮑照，字明遠。其先原籍上黨（郡治潞，今山西長治市東北），流寓東海（郡治郯，今山東郯城）。家世寒微，照自稱「北州衰淪，身地孤賤」（《拜侍郎上疏》），又雲「家世本平常」（《松柏篇》），「田茅下第」（《謝永安令解禁止啟》）。他曾做過王國侍郎、秣陵令，宋文帝用他為中書通事舍人，後為孝武帝（劉駿）子荊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的前軍府記室參軍，子頊在內戰中被其叔明帝（劉彧）所殺，鮑照亦為亂兵所害（公元466年）。由於鮑照出身寒門，政治上始終受到壓抑，同時在文壇上也受到輕視，所以鍾嶸著《詩品》時，有「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之語。唯其如此，他的詩文就反映出那種懷才不遇的悲憤情緒和對於黑暗現實的不滿情緒來。
他的《擬行路難》十八首中的第四首：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表現出對於現實的不滿，但同時也流露出一種及時行樂的頹廢情緒來。他在《代東武吟》中寫道：
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仆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指張騫），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指李蔡，漢武帝時為輕車將軍），追虜窮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仗牧雞豚。昔如（革制臂衣）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指晉文公）惠，不愧田子（指田子方）魂。
這首詩寫久歷戰場的下級軍官晚年淒涼生活，比較親切，但最後幾句反映了鮑照的地主階級立場和忠君思想。再看《擬行路難》十八首中的第十四首：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極邊氣寒。聽此愁人今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馬跡，能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軻（坎坷）欲何道，綿憂摧抑起長嘆。
寫出了百戰關山的老軍人流離邊塞，思鄉難歸的愁苦。鮑照又在《擬古》詩中寫道：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澗陰。朔風傷我肌，號鳥驚思心。歲暮井賦（田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
這首詩抒寫自己的困苦生活以及不能用世的感慨，客觀上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鮑照又在《擬行路難》第九首中描寫棄婦憤激決絕的態度：
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昔我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漠與先異。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詩中揭示了封建社會婦女地位沒有保障的現實，同時表現了被損害者那種強烈反抗的精神。
此外如「游越萬里，少別數千齡。鳳台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代升天行》），借遊仙詩來表示自己對現實的不平；「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代白頭吟》），借炎涼世態來對現實社會進行批評。這些也都帶有一定現實意義。
鮑照的詩篇，以樂府詩為多。鮑照的主要成就也在於樂府歌行。他從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中汲取營養，豐富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和文學語言，形成了他的詩歌的豪邁風格。他的文學語言，如「莫惜床頭百個錢」（《擬行路難》），「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擬行路難》），「朱城九門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代淮南王》），都自然到接近口語的地步，這是和他運用樂府民歌的體裁來作詩分不開的。他寫了很多七言詩，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推動了此後七言詩進一步的發展。
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說到鮑照的詩歌，「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鍾嶸在《詩品》里也說鮑照的詩，「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這些都是站在門閥世族正統派的立場上，看不慣鮑照詩歌繼承和發揚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妄加指責，並非定評。
鮑照的著名代表作，還有《蕪城賦》。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大舉攻宋，進兵至長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蘇六合東南），廣陵太守劉懷之放火焚燒城市、官署及船隻車輛，率民眾渡江南逃；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又在廣陵舉兵叛亂，孝武帝命大將沈慶之等率兵討誕，城破之日，城內五尺以上男子皆斬首，殺三千餘人，女口為軍賞。廣陵是當時南朝數一數二的雄鎮，十年內經過兩次嚴重破壞，一時不能恢復。大明三、四年間，鮑照親履其地，緬想廣陵過去的繁華和國防上的重要性，經過戰火，只見「通池（城濠）既已夷，峻隅（城上角樓）又已頹」，「野鼠城狐，風嗥雨嘯」，一片淒涼景況，無限感慨，故作《蕪城賦》以資憑弔。這篇作品實際是對南朝統治集團虐害人民的控訴書，是具有社會內容的優秀作品。
鮑照的另外兩篇文章《登大雷岸與妹書》及《瓜步山揭文》，也很膾炙人口。前一篇，他用細緻的筆觸，描繪自己在旅途中見到的江山雄偉景象，並以抒情的口吻，敘述旅途的艱辛，讀之使人彌增手足之情。後一篇，借描述江中小山——瓜步山，為寒門才士吐氣。文章最後，直接斥責了當時「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的這一流人物，抨擊現狀，頗為大膽。
東晉南北朝的民歌與故事詩 東晉、南北朝時期，無論在長江流域或黃河流域，民歌都有較大的發展。
兩晉之際，少數民族接連進入中原，漢族人民則紛紛渡江南下。這樣，南北方不僅在政治上陷於分裂，而且在經濟、社會風俗以及文學風格方面，也有顯著的差別。民歌來自民間，更表現出南朝與北朝鮮明不同的色彩與情調。
南方的民歌，以纏綿婉轉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為特色。南方民歌的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愛情；北方民歌的內容，則更為廣泛，戀歌之外，有牧歌、戰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可以分為《吳聲歌》和《西曲歌》兩大部分。《吳聲歌》是長江下游的民歌，即揚州一帶的民歌，所謂「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是也」（《樂府詩集》四十四）。《西曲歌》是長江中游的民歌，即荊襄一帶的民歌，所謂「《西曲歌》出於荊、襄、樊、鄧之間」（《樂府詩集》四十七）。這些作品，大都流傳在人民的口頭，後來由樂府收集起來，被之管弦。北朝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得之……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樂府詩集》四十四），所以南朝的民歌，也被稱為《清商曲辭》。
由於荊、揚二州風土習俗，略有不同，因此《吳歌》、《西曲》的風貌情調，也不一樣；在「聲節送和」方面，也有所不同。
《吳聲歌》現在保留在《樂府詩集》里的，一共有三百多首。以《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前溪歌》、《讀曲歌》、《碧玉歌》以及《華山畿》等曲為主。在這些歌辭里，較多的是戀歌。如：
暫出白門（建康的正南門宣陽門，世稱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讀曲歌》）
鍥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歡聞變歌》）
都是用女子的口吻來描寫感情的堅貞。這些民歌中，也有很多是控訴男女戀愛的不自由的。如《華山畿》：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不肯把我嫁給你）。
啼著曙（哭到天亮），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如許，這樣）。
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
這種刻骨的描寫，在愛情得不到正當滿足的封建社會裡，往往達到對封建制度猛烈衝擊和破壞的程度，所以是可以肯定的作品。
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會裡，女子的失戀和被遺棄，成為民歌普遍的題材。如：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前溪歌》）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作芙蓉（雙關語，蓮的別名，諧「夫容」），蓮子何能實。（《子夜歌》）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指其所愛心易轉移，猶如白日一樣），朝東暮還西。（《子夜歌》）
君行負憐事，那得厚相於（相親近）？麻紙語三葛，我薄汝粗疏。（《讀曲歌》）
這些歌反映了封建社會裡女子婚姻得不到保障，是具有現實的思想內容的。
在《吳聲歌》中，男女結合生產來歌唱愛情。如：
春傾桑葉盡，夏開蠶務畢。晝夜理機絲，知欲早成匹。（《子夜夏歌》）
初寒八九月，獨纏自絡絲。寒衣尚未了，郎喚儂底為。（《子夜秋歌》）
這平淡、真摯的口吻，充分表現了勞動者的本色。
《西曲歌》現在保留在《樂府詩集》里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多首。傳下來的歌辭固然比《吳聲歌》少，但種類比《吳聲歌》多。以《石城樂》、《烏夜啼》、《襄陽樂》、《三洲樂》、《那呵灘》、《作蠶絲》等曲為主。這些歌辭也和《吳聲歌》一樣，有不少是戀歌。如：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作蠶絲》）
也是用女子的口吻來描寫愛情的。
《西曲》中也有不少一面歌唱愛情，一面歌唱勞動的歌聲。如：
吳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安東平》）
春月採桑時，林下與歡俱。養蠶不滿百，那得繡羅襦？
語歡稍養蠶，一頭養百。奈何黑瘦盡，桑葉常不周。（以上《採桑度》）
素絲非常質，屈折成綺羅。敢辭機杼勞，但恐花色多。（《作蠶絲》）
歌辭委婉，感情十分真誠。
《吳歌》、《西曲》雖然有雜體，但一般都是五言四句。這種五言四句，如《子夜四時歌》：「秋風入窗里，羅帳起飄颺。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暑盛靜無風，夏雲薄暮起。攜手密葉下，浮瓜沉朱李。」無論形式和內容，都和五言絕句很相近了。所以南朝的民歌，給以後唐代五言絕句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南朝的民歌，在表現方法上，都喜歡用雙關字的隱語，如「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讀曲歌》），「蓮」諧「憐」字，「藕」諧「偶」字。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子夜歌》），以黃蘗之苦，譬相思之苦。如「理絲入殘匹，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以匹端之匹，諧匹偶之匹。如「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讀曲歌》），以棋局之棋，諧期會之期。後來唐人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劉禹錫《竹枝辭》），以晴雨之晴，諧感情之情，就是從六朝民歌里學來的。
同時，南朝的民歌，往往採取問答的形式，所謂「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子夜歌》），男女一唱一答。以西曲歌中《那呵灘》為例：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在今湖北荊州）。願得篙櫓折，交（教）郎到（倒）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指應官差服力役的人），那得到頭還？
前一首女子所唱，後一首是男子的對答。這種例子還很多，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舉了。
北方的民歌，現在保留在《樂府詩集》里的，約有七十首左右。《樂府詩集》把這些民歌列在《梁鼓角橫吹曲》里。這些東晉以來的北方民歌，有漢人的作品，也有少數民族人的作品而用漢文翻譯過來的。
北方民歌的思想內容，比南方民歌較為豐富。由於南北風習的不同，南北民歌的色彩情調，也有顯著的差異。在內容上，北方民歌所反映的生活面貌比較廣泛。有反映各族大移動時期的詩歌，如：
隴頭（隴山的頂上。隴山在今陝西隴縣西北）流水，流離西下。念我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捲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指渭水流域），心肝斷絕。（《隴頭流水歌辭》）
所謂「東人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太平御覽》卷50引《周地圖記》）是也。又如：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紫騮馬歌辭》）
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朔馬謠》）[6]
這些都是中原漢族人民遭受少數民族政權強制遷徙時的作品。至如少數民族人的作品而被漢人所移譯的，有：
紇干山（在今山西大同市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7]。
這首歌謠，可能是北魏初年都平城時的作品。它反映了邊疆上的遊牧人正準備繼續向中原遷移的跡象。
邊疆上的遊牧人還帶來了他們自己喜歡唱的歌辭，如牧歌有：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這首歌是東魏時高車族酋長斛律金所唱的高車族牧歌，後來由漢人用漢語記錄了下來。寥寥數語，卻勾勒出一幅遼闊草原上的放牧圖，筆力勁健，具有無比魅力。
北方的民歌，很多是表現尚武精神，歌唱勇敢的戰士及其戰鬥生活的。如十六國時代的《企喻歌辭》：
男兒欲作健（做健兒），結伴不須多。鷂子竟天飛，群雀兩向波（向左右兩邊飛逃，如同波浪湧起）。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馬肥）。牌子鐵襠（馬甲），（疑是頭盔）尾條（插在頭盔上作裝飾用的雉尾）。
凡是原野上馳騁射獵的能手，在戰場上必然會成為出色的戰士。
《折楊柳歌辭》五首中的三首：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行者）坐（坐著）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遙看孟津（在今河南孟州南）河，楊柳郁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馬蹄擊地聲）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這些民歌描摹出北方健兒的馬上生活，逼真地表現了他們騎著快馬在原野上往來馳逐的形象。
北方的戀歌，剛健、爽朗，不像南方戀歌那樣柔靡、纏綿。如：
側側力力（嘆息聲），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地驅歌樂辭》）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邊。（《折楊柳歌辭》）
這些北方戀歌大膽乾脆，毫不做作，與南方戀歌的委婉含蓄，大異其趣。民歌中也有反映婚姻問題上苦悶的作品。如：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折楊柳歌辭》）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系。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捉搦歌》）
風格也和南方民歌迥然不同。
長期的戰爭，使丁壯大量死亡，所謂「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企喻歌辭》），這就會給當時社會製造出無數孤兒寡婦。民歌中也反映了這種情況：
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地驅歌樂辭》）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紫騮馬歌辭》）
這兩首歌辭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老女不嫁」、「童男娶寡婦」等反常現象。
北方民歌的藝術特色，是語言質樸，表情真率，風格豪放，而不忸怩作態。有關愛情婚姻的民歌是如此，反映社會現實的也不例外。如：
快馬常苦瘦，剿兒（指勞動人民）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幽州馬客吟歌辭》）
這首民歌坦率地訴說無錢難做人，正是勞動人民的不平之鳴。
在北方的民歌里，藝術成就最高的是長達三百多字的敘事詩《木蘭詩》。《木蘭詩》繼承和發展了北方民歌的優秀傳統[8]，而又經過後代文人不斷的藝術加工，所以這篇作品更趨完美。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們要斷定這篇作品的著作年代，反而比較困難，在這方面的論爭直到今天還沒有解決[9]。
《木蘭詩》內容是寫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木蘭為了捍衛祖國，女扮男裝，代父出征，在外作戰十年之久。詩中以「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等詞句，歌詠了木蘭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德。最後戰爭勝利結束，寫木蘭回到家裡時的情景，「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嚮往。一千多年以來，人民喜歡歌唱這首傑出作品。
永明詩人與新體詩 南齊永明（公元483—493年）中，有周著《四聲切韻》。僧斌（俗姓王）亦「著《四聲論》行於世」（《南史·陸慧曉傳從孫厥附傳》）。沈約又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南史·沈約傳》）。同時沈約又大力提倡把這種聲律學說應用到詩歌上去，成了四聲八病之說。據《南史·陸慧曉傳從孫厥附傳》稱：
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撰《宋書》時，特別在《謝靈運傳》後論中，對聲律之說，加以鼓吹。謂：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南史·陸慧曉傳從孫厥附傳》引此語作「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並謂「自靈均（屈原）以來，此秘未睹」。沈約也是偶然發明的，所謂「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南史·陸慧曉傳從孫厥附傳》）。
總之，永明詩體要求詩賦在整篇之中，「宮商相變，低昂舛節」，儘量在文學語言方面，加強其音樂性。同時，除了要求嚴格地遵守四聲規律以外，還提出了避忌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的要求[10]，使「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這樣就會音節鏗鏘，使作品收到預期的音樂效果。
事實上，詩最早就是歌，也就是樂。到了建安以後，詩逐漸離開樂府而獨立發展起來，開始詩里還有濃厚的音樂成分，它一方面是詩，一方面仍然可以歌唱。自西晉潘岳、陸機以來，追求辭藻華麗和對仗工整的風氣開始發展，詩和音樂的距離一天一天擴大。到了劉宋之世，辭藻雕琢的風氣，變本加厲，同時如顏延之輩又喜歡在詩里用典故，漸漸發展成為鍾嶸《詩品》中所說的，「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公元457—464年）、泰始（宋明帝年號，公元465—471年）中，文章殆同書抄。」到了南齊時，而且形成了任昉、王融等的「辭不貴奇，競須新事」，「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的風氣。這樣的文學作品，自然既不能被之管弦，又不能加以歌唱。詩歌既然不能自然地和音樂合節來歌唱，必然會有人工地加強詩歌本身語言文字方面音節和諧的要求，永明詩人對聲病的講求，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產生的。但是四聲八病這些規律的發展，固然開啟了以後唐代律詩形成的門徑，而在當時，卻並不能使詩歌真的接近音樂，只是使齊、梁的作家更趨於技巧和形式方面的追求而已。也由於齊、梁作家過於追求技巧和形式，過於重視文學的形式美而輕視作品的思想性，這就造成內容空虛表面華麗的唯美文風和齊梁詩體。
永明詩人詩歌做得最好的，要推謝朓（公元464—499年）。朓字玄暉，為謝安兄謝據的玄孫，謝靈運的族子，有「小謝」之稱。他曾任宣城太守，人們又稱他為謝宣城。謝朓的山水詩，在謝靈運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不僅徹底擺脫了玄言詩的影響，而且更為清新秀麗，而為時人所愛重。沈約譽之為「二百年來（指建安以來）無此詩也」（《南齊書·謝朓傳》）。梁武帝常說：「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太平廣記》卷198引《談藪》）
謝朓詩儘管不是通篇都好，「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詩品》卷中）。他在描述山水及自然景物方面的詩句，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宣城郡內登望》），「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和徐都曹出新林渚》），「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游東田》），這些秀句，描繪細緻，色彩鮮明。詩篇開頭第一、二句，如果起勢好，就能籠罩全篇，謝朓在這方面特別擅長，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朔風吹飛雪，蕭條江上來」（《觀朝雨》），「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品》說他「善自發詩端」，也是不錯的。
謝朓的邊塞詩如「紅塵朝夜合，黃沙萬里昏；寥戾清笳轉，蕭條邊馬煩」（《從戎曲》），狩獵詩如「原澤曠千里，騰騎紛往來」（《校獵曲》），也都使人讀了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謝朓在新體詩方面，也是有一定成就的。其特色是在聲律和辭藻運用上，善於熔鑄和剪裁，注意了辭藻，但不流於華靡；重視了聲律，而不受到拘束。詩的思想內容固然比較貧乏，而詞句秀麗，音律和美，形成了一種清新風格。特別是他的五言小詩如：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游》）
他在這方面受了江南民歌的影響，同時加以錘鍊提高，使五言小詩正式成為新體詩的一種。
謝朓的新體詩已開唐人絕句的先河，後世評論者認為「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謝朓在山水詩的發展上貢獻尤大，唐代著名詩人王維、孟浩然的作品都受到他的詩的影響。李白更在詩中三番四復地提到謝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他還稱讚「詩傳謝朓清」（《送儲邕之武昌》）。所以清人王士禎在《論詩絕句》中說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可見謝朓的詩在唐代詩人中影響之深。
永明體詩人還有王融、沈約等。王融的詩如《三婦艷行》、《芳樹》等，對以後的新體詩影響也很大。
沈約的詩，在當時享有盛名，其實他的詩不如謝朓、王融，但謝朓、王融都早死（朓三十六歲、融二十七歲下獄死），而沈約活到七十多歲，政治地位又很高，又是新體詩和永明聲律說的倡導者，所以「見重閭里，誦詠成音」（《詩品》卷中）。他的詩如《臨高台》、《六憶詩》、《夜夜曲》，對後來新體詩的影響也很大。
何遜稍後於謝朓、王融，他的詩句如：「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相送》），「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贈諸舊遊》）；「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和蕭諮議岑離閨怨》）；「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學古》）；「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慈姥磯》），都是膾炙人口的佳句。
與何遜齊名，年輩又在何遜之後，成名於梁代，死於陳代的陰鏗，他受到永明體的影響，在新體詩的創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沒有受到當時風靡一時的宮體詩影響。他的寫作態度比較嚴肅，善於練字造句，如「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和傅郎歲暮還湘州》）；「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晚出新亭》）；「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開善寺》）；「鼓聲聽欲絕，帆勢與雲齊；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江津送劉光祿不及》）等，對後來唐朝律詩的影響較大。杜甫自述作詩甘苦時，曾說「頗學陰〔鏗〕、何〔遜〕苦用心」（《解悶》）；又在贈李白詩時有雲，「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可見他對陰鏗的推重。
此外如梁代前期柳惲的詩句「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搗衣》），王籍的詩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入若邪溪》），梁宗室蕭愨（侯景亂後入北齊）的詩句「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秋思》），都是名句，都沒有用什麼典故和多少辭藻，在當時即被傳誦一時。
駢文的發展 東漢之前，辭、賦、誄、贊以外，一般文體，都用散文。東漢之末，散文也漸趨整齊，並有對仗的傾向，但也並不是通篇如此，只在一篇之中偶一為之而已。西晉自潘、陸起，他們的文章，開始追求辭藻的華麗和對偶的工整，這一趨勢，到了南朝更加發展。劉宋時，范曄撰《和香方序》，鮑照有《登大雷岸與妹書》，一般習慣，這些都是用散文來寫的，可是他們卻改用駢文來寫，辭藻愈來愈綺麗，對仗也愈來愈工整。永明聲律學說興起以後，當時貴族文人專心在聲病麗辭方面爭奇鬥勝，結果，把駢儷文學推到了高峰。沈約用駢儷文來寫《宋書》某幾篇的傳論，劉勰用駢儷文來寫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一切文章，都向駢偶化、辭賦化方面發展。到了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兄弟，庾信，徐陵等人，連幾十字的一張小啟，也都緝事比類（典故），非對不發（對仗）；辭藻紛披（辭藻），宮徵靡曼（音律）。這些華麗的辭藻和靡曼的聲律，無非是用來掩蓋他們作品內容的貧乏和空虛而已。
由於辭賦是最適宜運用駢儷的文學體裁，因此當時的貴族文人儘量在辭賦方面下功夫。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時，把賦列在主要地位，可能也是這個緣故。在當時文人一般的辭賦里，大都以綺麗的辭藻，來粉飾它空虛的內容，但也產生了一些代表當時高水平的作品，如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之類。
在駢文中，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和劉孝標的《廣絕交論》，不但在寫作技巧上都有較高的成就，就是從思想性來講，也有一定的社會內容。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對當時的假逸人、假名士，作了尖銳的諷刺與抨擊；劉孝標在《廣絕交論》中，對當時的趨炎附勢之徒，也作了應有的揭露與批評。
《文心雕龍》與《詩品》 齊、梁時文學創作講求對仗、用典、辭藻、聲律，在表達思想內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流於空虛和頹廢，這就激起了反對頹廢主義和形式主義文風的要求。這時候就產生了優秀的文學批評專著《文心雕龍》和《詩品》，對當時和後代的文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仕梁為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一生不婚娶，最後出家為僧。《文心雕龍》創作於南齊之末（約公元501年左右），全書共五十篇。它系統地論證了有關文學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提到了文學發展的規律，討論了文學創作藝術技巧各方面的問題，同時還對齊、梁以前一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作了扼要的評述。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強調了文學反映現實這一原則。他認真地考察了齊、梁以前「蔚英十代，詞采九變」（《時序篇》贊）的文學變遷軌跡以後，分析了每個時代的代表作品，由此得出了「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篇》）這一規律，即文學反映現實，現實在不斷變易中，文學也跟著在變易這一事實，劉勰已經對它有所認識了。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還特彆強調文學藝術的真實性，他反對並指摘當時一種虛假的創作態度和作風。他認為那些「世極，而辭意夷泰」（《時序篇》）的作品，或者「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情采篇》）的詩文，都是虛假而沒有真實生活內容的東西，也就不可能有感人的藝術力量。他所推許的，則是那些「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徵聖篇》），內容既充實，形式又完美的作品。
劉勰除了強調作品內容的重要性，如稱道「雖文非拔群，而意實卓爾」（《雜文篇》）的作品以外，還提到了形式影響內容的問題。他反對用繁縟的辭藻、艱深的典故來寫「論說」、「議對」這一類文體，認為「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隱為奇」（《議對篇》），如果「詞深人天」，便會「致遠方寸」（《論說篇》贊）。他並不反對在詩賦韻文中用辭藻，不過他反對用浮麗的辭藻來掩飾作品內容的空虛和貧乏。他在《情采篇》里還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這對繁采寡情的當時文風，是一種很好的針砭。
劉勰是不反對對仗的，不過他贊成「自然成對」，「不勞經營」（《麗辭篇》）。他也不反對用典，不過他認為文人應該「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事類篇》）；有了這些條件而後用典，就會「用人若己」（《事類篇》贊），「不啻自其口出」（《事類篇》）。他在修辭方面，認為有些辭彙，「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練字篇》），學者不可不察。他反對詩賦里用詭異的字，稱之為「字妖」；他反對用一連串同偏旁的字（如石旁、水旁），詆之為「字林」（古代字典）。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認為文學批評家要避免主觀，「不偏於憎愛」，不要「貴古賤今」，不要「崇己抑人」，不能「執一偶之辭，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應該「博觀」，應該「沿波討源」，不能使作品「深廢淺售」（《知音篇》）。批評的標準，「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序志篇》），這樣才夠得上做一個批評家。
劉勰的文學觀點，有許多是應該加以肯定的。但是因為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立論的，必然強調文學必須折衷於周、孔之道。他在《原道篇》里說：「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伏羲作八卦），素王（孔子）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在《徵聖篇》里又說：「是以政論文，必征於聖，必宗於經。」他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鼓吹文學必須為當時封建制度服務，這樣，他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難免帶有偏見。還有，劉勰在《文心雕龍》里，一方面固然批評了當時文風的采溢於情，爭疏僻典；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文風的深刻影響，全書用駢文寫成，有些地方使讀者感到費解。
《詩品》，鍾嶸所著。嶸字偉長，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仕梁至西中郎將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梁簡文帝）記室參軍。當他寫這部書時，駢儷、聲病的風氣，已盛極一時，宮體文學也正在醞釀成熟之中，他就針對當時文風，提出批評。
首先，鍾嶸反對聲病說，他在《詩品序》中說：「平上去入，則予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他主張自然和諧的音律，認為古代的詩歌，都是「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到了曹魏「三祖（操、丕、叡）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現在「既不備管弦，亦何取於音律邪」？所以他主張作品只要求它能夠「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就好了，如果在聲律方面過於講究，會損害作品的自然之美，所謂「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其次，鍾嶸反對用典。他認為詩歌是「吟詠情性」的，亦「何貴於用事」。傳誦一時的佳句，「『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乃）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豈）出經史」，多不用什麼典故，而是由「直尋」得來的。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劉宋中葉以後的作品，簡直像「書抄」一樣，沒有什麼創造性。
其次，他反對玄言詩，詆永嘉時的詩篇，由於受到玄風的影響，「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詆東晉時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論」。他最推重建安文學，要求大家學習建安詩人的創作精神。
《詩品》的批評方法，是把詩分為《國風》、《小雅》、《楚辭》三大類，然後把與三大類風格接近的作家歸納進去，如李陵、班姬出於《楚辭》，曹植出於《國風》，阮籍出於《小雅》之類；進而論述各家風格的源流，特別提出前後作家的繼承關係，如王粲、曹丕出於李陵，潘岳、劉琨出於王粲，陸機、謝靈運出於曹植，郭璞出於潘岳，顏延之出於陸機之類。這樣的分析法，比較機械，也嫌牽強，沒有能夠說明每一個詩人的獨特風格。
《詩品》把漢、魏以來的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這是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影響，當然和六朝的流品也有一定的關係），定其等級。運用這種方法，難免不流於主觀。如置曹操於下品，置陶淵明、鮑照於中品，就太低了；置潘岳、陸機、謝靈運於上品，置盧湛、任昉、沈約於中品，又未免太高了。鍾嶸品評詩人，往往著眼於作品的辭藻，而忽視作品的思想內容，甚至也沒有理解其高度的藝術成就，這說明他並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
《文選》 從晉代起，有不少人在編纂文章總集，但至今大都已經亡佚。現存的總集，不得不推梁昭明太子蕭統所主編的《文選》為最古。
蕭統在《文選序》里說，從周秦以來，時逾千載，「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為了要節約讀者精力，必須「略其穢蕪，集其精英」，選出一部好的文章總集來。選擇的標準，經書是周公、孔子所定，不敢「加之剪截」，因此只收錄了《毛詩序》、《尚書序》、《春秋左氏傳序》三篇序文，這都是作為文學的體裁來采輯的。諸子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因此也從略。大量的歷史著作，主要是記載史事，「褒貶是非」，不同於文學作品，因此也不收；然而其中的贊論和序述，因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已經屬於文學作品的範疇了，所以加以輯集。
《文選》全書三十卷（李善加以注釋時析為六十卷），以類（文體）分卷。共分成賦、詩、表、啟、贊、論、碑文、墓誌、行狀、祭文等三十九類。三十九類文體以賦冠首，賦的分量占全書三十卷中的九卷有餘，從這裡可以看到蕭統受到當時傳統文學觀點重視駢儷的深刻影響。每一類文體又分成許多子目，如詩一類內，又分成公宴、遊覽、詠懷、贈答、行旅、樂府等許多子目。每個作家的作品，按照體裁分別編入各類目。《文選》中雖然辟有樂府這一子目，但所收的絕大部分是文士的作品，漢樂府和東晉南朝的吳歌西曲，大都遺漏不載。
儘管《文選》有些缺陷，但蕭統選錄作品還是比較嚴格，當時盛行的那些庸俗作品，他大都摒而不錄。《文選》略古詳近，對晉宋以來的作品收得比較多，選擇得也比較精，這都是可取的地方。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梁天監初，曾為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梁書·文學·劉勰傳》）。蕭統的文學觀點，受到劉勰的文學觀點的一定影響，所以《文選》的取材標準，與《文心雕龍》的批評標準，基本上是一致的。《文選》一書的所以可貴，恐怕也就在此。
《文選》成書以後，風行一時，到了唐代，應進士舉者，必須熟習《文選》。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有李善為《文選》作注，成書六十卷。李善引據豐博，考訂翔實；而且他所引用的古籍，有不少已經散佚了，所以他的注文到後世還成為輯佚的淵藪。世以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酈道元注《水經》和李善注《文選》，四書並稱。雖體例微有不同，但都是不朽的著作。自李善以後，治《文選》者接踵，世稱「選學」，一直到清代還沒有衰竭，可見《文選》影響之大。
宮體詩 從齊永明（公元483—493年）時代起，辭藻更趨華靡，聲律更加講究，詩歌的內容題材也漸漸從描寫山水轉而描寫色情。南北世家大族，這時愈來愈腐朽。他們「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出則車輿，入則扶持……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喘，不耐寒暑」（《顏氏家訓·涉務篇》），不但做官做不了，連當家也當不了。這些貴族子弟，還「熏衣剃面，傅朱施粉」（《顏氏家訓·勉學篇》），很少能夠不沉溺在荒淫墮落的色情生活里，這樣，這一時期便產生了以描寫色情為主要內容的宮體文學。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太子蕭統病卒，其同母弟蕭綱被立為皇太子（到公元549年侯景亂梁時繼位為傀儡皇帝，即簡文帝）。蕭綱及其弟蕭綸、蕭繹都喜歡寫以色情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當時環繞東宮周圍有一群貴族詩人如庾肩吾、劉孝威、徐陵、庾信之徒，「文並綺艷」（《北史·文苑·庾信傳》），他們又彼此模仿和提倡，便形成了宮體文學。宮體文學，追求聲律，誇耀辭藻，內容則著重描寫色情。這種文學，是南朝統治階級上層淫侈頹廢生活的集中反映。
為了提倡宮體文學，徐陵特別編了一部《玉台新詠》。徐陵在《玉台新詠》里，為了標榜色情的宮體文學得情性之正，所以他收羅了很多漢、魏以來有關愛情的詩篇和樂府民歌，來裝飾宮體文學的門面，說宮體詩和這些作品有著血脈的淵源。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割斷宮體和宮體以前的文學的關係，但是漢、魏以來的優秀詩篇和宮體文學，在基本態度上是不同的。至於樂府民歌，大都來自民間，固然也有情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宮體詩在形式方面固然採用了樂府的體裁，而在內容方面，我們只要從《玉台新詠》所收錄的蕭綱等宮體詩題目中，如《春郊見美人》、《車中見美人》、《為人寵姬有怨》、《詠人棄妾》、《倡婦怨情》、《詠舞》、《看妓》、《夜聽妓聲》之類，就可以瞭然這些詩歌內容墮落到如何程度了。宮體詩對女性的侮辱，對色情的放恣，和樂府民歌在本質上有嚴格的區別。
侯景亂梁以後，宮體詩並沒有停止發展。陳時，徐陵稱一代文宗，他就是當時宮體文學的主將。陳後主（公元583—589年）好為艷體詩，與宮廷詩人江總、孔范等互相唱和。他們最艷麗的作品有《玉樹後庭花》等，大概都是寫貴妃嬪嬙的美麗容色的。他們對艷體詩的提倡，使當時文學頹廢墮落到極點。
庾信及北朝詩人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皇太子東宮的秘書長）。信十五歲作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講讀，十九歲作蕭綱的東宮抄撰學士，父子都是宮體詩的重要作家。侯景亂梁時，信逃奔江陵。梁元帝蕭繹在江陵即位，以信為右衛將軍，派他出使西魏。不久梁亡，庾信因其文學成就被強留在長安，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直到隋開皇元年才病死。
庾信的作品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四十二歲以前）的作品，和一般宮體詩人一樣，寫艷麗的詩篇，誇耀辭采，內容頹廢貧乏。後期（四十二歲以後）的作品，由於政治的變化和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起了較大的變化。他親身經歷過侯景之亂，又看到梁元帝敗亡時，西魏把江陵十幾萬人民都俘作奴隸這一事實，加上自己羈旅北朝，屈身事敵的痛苦和懷念鄉土的感情，便傾注在他的作品裡。
庾信在後期的詩賦里，痛恨南朝世家大族的腐朽無能和皇室的骨肉相殘：在和平的日子裡，「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紳以清談為廟略」（《哀江南賦》）；到緊急關頭，「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百萬義師，一朝卷甲」（《哀江南賦序》），把蕭梁王朝都斷送了。他責備梁武帝任用孫子蕭為雍州刺史，以後蕭叛梁，以致江陵陷沒，「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襄陽、江陵的分野）而賜秦（指西魏），天何為而此醉」（《哀江南賦》）。他也痛恨自己沒有能夠完成朝廷交給他的任務，而遭受敵人的欺騙，並在長安被扣留起來；他甚至於懷疑到歷史上沒有申包胥哭秦廷這種事情——「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詠懷》），並比喻他的被扣留而留仕北朝是「倡家遭強聘」（《詠懷》）。他最悲憤的時候，甚至想到了「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詠懷》），要效法張良的博浪沙一擊。他認識出仕北朝以後，「忠孝」兩個字全都勾銷了，「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詠懷》）。於是他就認為自己應該不求聲譽，偏偏自己文學方面的聲譽很高——「無悶無不悶」；自己所以不死，照理說應該有所等待，然而還有什麼可以等待的呢——「有待何可待」？他把自己無可奈何地生活下去，比之為「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詠懷》）。最後，他只好慨嘆「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思舊銘》），流露出極為沉痛而又消極悲觀的複雜心情。
庾信懷念江南的感情是和他的「故國之思」分不開的。儘管庾信在西魏、北周不算太落寞，而他總是有「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哀江南賦序》）的感觸。「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小園賦》），「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薄酒）無忘憂之用」（《哀江南賦序》），在在都能使他觸目動心。他在「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和侃法師》），「還思建業水，終憶武昌魚」（《奉和永豐殿下言志》）等詩句中，反覆傾訴了對故國的深切懷念。只要能生還江南，連封侯他也不要，所謂「一思探禹穴（在會稽），無用鏖皋蘭（在今甘肅臨夏西南，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敗匈奴處）」（《詠懷》）。他甚至討厭羈留地的長安，最後說出「倘使如楊仆（漢武帝時人，恥為關外民，東徙函谷關數百里），寧為關外人」（《率爾成詠》）的話來。
庾信的代表作，詩有《詠懷》詩二十七首，賦有《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銘志有《思舊銘》和蕭泰、吳明徹等墓志銘。他的《詠懷》詩二十七首中的第二十六首是：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荊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這首詩是庾信羈留長安時的即景傷懷之作。他在詩里自比李陵的永別蘇武，荊軻的入秦不還。而又將梁元帝敗於江陵，比作項羽敗於垓下。其中第十七首說：
日晚荒城上，蒼茫余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疏勒歸。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這首是指公元567年北周大將元定的軍隊在江南被陳兵所圍殲的事情，詩前面八句都是形容北周軍隊戰鬥力之強，用來陪襯最後兩句南侵的失敗，以說明南朝的不可輕侮。庾信這些詩，都是具有一定內容的作品，風格也不低。杜甫詩「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蹟》），又雲「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可能就是指這種風格既高又具有一定內容的作品而來說的。
庾信至北朝後，有些詩句描寫北國風光，也一洗濃艷的舊習，使人讀了有清新的感覺，如「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將命至鄴酬祖王員》），如「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望野》），如「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上益州柱國趙王》），如「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同州還》），如「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至老子廟應詔》）。他在新體詩方面的這種努力，給予以後唐代五言律詩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庾信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如：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寄王琳》）
短短二十字，卻是感情深厚，富於含蓄，儘管平仄稍有不調，但它已經是唐代五言絕句的先驅。
庾信的類似七言詩的《春賦》和樂府詩中的《燕歌行》、《楊柳歌》，對唐初七言詩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庾信在駢體文方面的成就極高。駢文的缺點，一般失於柔靡，而庾信的作品卻給人以一種挺拔的感覺。清人蔣士銓曾評論庾信的駢文說：「唐四六畢竟滯而不逸，麗而不遒。徐孝穆（陵）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評選四六法海·總論》）。《四庫提要》說庾信駢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說明他在駢體文的發展中，是承先啟後的人物，對唐代的駢文影響也是很大的。當然，無論庾信的駢文和詩，就內容而論，其基調還是低沉的。
與庾信同時的，還有王褒。他在前期也是梁朝宮體詩的重要作家。江陵破後被俘至長安，以文學受到宇文氏的優待，官位通顯。他到了北方以後，詩歌的風格，也有了變化。他在這一時期寫了不少關於邊塞和從軍的詩。其代表作如《渡河北》：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這首詩寫北渡黃河所見秋色及故國之思，具有蒼涼的格調，和他在南方的作品大不相同。
王褒的五言小詩，也清新可詠。如：
百年余古樹，千里暗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入關故人別》）
短短二十字，寫亡國羈旅的心情，頗為真切。
江陵破後，流寓北朝的詩人，還有顏之推。他的《顏氏家訓》，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了。他的詩的代表作是《從周入齊，夜度砥柱》。詩云：
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霧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辭藻清麗，對仗工整，還有齊、梁余習；而風格內容，已經接近唐風了。
庾信等來北朝以後，對南北文風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喜愛文學，明帝的詩的風格，以《過舊宮》一首為例，就完全是模仿庾信的。其餘趙王宇文招、滕王宇文（皆宇文泰子，明帝弟）以及李昶（小名李那）等人的詩文，也大都師法庾信。這也可以說，北朝的文風，受到南朝文風的深刻影響。同時庾信等來到北朝以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和本身感受的不同，以及生活面的較為廣闊，因之，他們的作品的思想內容也豐富起來；與這種內容相適應，詩歌的藝術風格也從艷冶轉入剛健，出塞、入塞、從軍、夜宿荒村，成了詩歌的重要題材，這就是庾信等到了北朝以後南北文風初步融合的結果。
隋代統一後，南北文風有了進一步的融合。固然當時詩歌還不可能擺脫梁、陳舊習，但如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昔昔鹽》），王胄的「庭草無人隨意綠」，從新體詩的意境和寫作技巧來看，比之以前都有了進展。至如盧思道的《從軍行》，楊素、虞世基的《出塞》，和薛道衡的《出塞》、《渡北河》等作，在內容和風格上，已成唐代邊塞詩的前驅。這種文風的轉變，正為唐代詩歌的發展鋪好了道路。
神話與志怪小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神話和志怪小說都很發達，這和這一時期封建隸屬關係的強化，自然經濟的占統治地位，頹廢厭世思想的充塞，宗教迷信的廣泛傳播，有密切的關係。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一章中說：「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於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偽作，至宋明尚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晉以後人之託漢，亦猶漢人之依託黃帝、伊尹矣。」
《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舊題東方朔撰；《漢武洞冥記》一卷，舊題東漢郭憲撰，其實都是魏晉以後方士的偽作。《漢武帝故事》一卷，記漢武帝生於猗蘭殿至死後葬於茂陵雜事，《隋書·經籍志》著錄，不題撰人，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雲「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雲，《漢武故事》，王儉造也。」那麼應該算是南齊時代的作品。又有《漢武帝內傳》一卷，今收入《太平廣記》中，這部書多採用《十洲記》和《漢武帝故事》中的話，可見它的成書又在以上二書之後。以上幾部書，都接近於神話，有文學價值，在史料價值上意義不大。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著名的有舊題魏文帝撰《列異傳》三卷，西晉張華撰《博物志》十卷，東晉葛洪撰《神仙傳》十卷，干寶撰《搜神記》二十卷，戴祚撰《甄異傳》三卷，舊題陶淵明撰《搜神後記》十卷，宋劉敬叔撰《異苑》十卷，東陽無疑撰《齊諧記》七卷，南齊王琰撰《冥祥記》十卷，梁吳均撰《續齊諧記》一卷，蕭綺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北齊顏之推撰《還冤志》三卷。
《列異傳》，舊題魏文帝撰，但是書里講到甘露年間（公元256—259年）事，已在文帝死後三十年，可能後人加以增益，也可能撰人是假託，但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都徵引過這部書，所以定為魏晉人的作品，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原書已佚，下列兩條均從《太平御覽》轉引。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太平御覽》卷370）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雲，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太平御覽》卷888）
《博物志》，西晉張華撰。華字茂先（公元232—300年），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至司空，為趙王倫所殺。他博聞強識，於書無所不覽，所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如：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污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蠟。」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敦煌西渡流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於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神仙傳》，葛洪撰，敘述古代傳說中九十四個神仙的故事。其中《麻姑》條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有頃……麻姑至矣。……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坐定……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太平廣記》卷60《女仙·麻姑》）
滄海變為桑田的典故，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搜神記》，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東晉元帝時以著作郎領修國史，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又編集神怪靈異故事，成《搜神記》二十卷，原書已佚；今存本亦二十卷，為後人所輯錄。這部書意在「發明神道之不誣」（《搜神記序》），宣傳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藉助神怪的題材，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和願望。韓憑妻條說：
宋康王（即戰國的宋君偃）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五歲刑）。……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兩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為相思樹。……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
這則故事揭露了統治者的荒淫無道，歌頌了韓憑夫婦的生死不渝的愛情和何氏的堅貞不屈的鬥爭精神，並且通過幻想，表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
干寶在《搜神記》的《三王墓》一條里，還把流傳已久的幹將莫邪的故事加以重寫，突出了主題，人物形象也更為鮮明了。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劍有雌雄。……將雌劍往見楚王。……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及）後壯……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邪？」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雄〕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今河南汝南西南）界。
故事是虛構的，但干寶卻在短短几百字中，寫出了統治者的殘暴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情節生動感人。
《搜神記·李寄》條，記載了少女李寄斬蛇的故事：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五寸為一圍）。……都尉、令、長……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奴婢子女仍為奴婢的，女的叫「家生婢」；「子」，語尾辭）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初一日）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齧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今福建將樂）李誕……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訪求）好劍及咋（咬）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用密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目如二尺鏡。聞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
這則故事描寫一個窮苦的女孩子為民除害的英雄行為，也反映出官吏的顢頇無能。這類故事是《搜神記》也是志怪小說中的優秀作品。
《異苑》，劉敬叔撰。敬叔，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東晉末為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為給事黃門郎，泰始（公元465—471年）中病死。他在《異苑·紫姑神》條中，敘述了一個平凡的故事，說紫姑為人家婢妾，受大婦虐待，於正月十五夜感憤而死。後人同情她的遭遇，每到正月十五夜，就在「廁間或豬欄邊」，「奠設酒果」，來悼念她。當然還摻雜進許多迷信的內容。但是這種迷信故事的側面，也揭露了封建社會地主家庭的殘忍，婢妾身份的低賤和生命的沒有保障，具有一定社會內容。
《異苑·父廟》條說：
會稽石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鱔）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非樹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父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食之，其神遂絕。
這則故事揭露了盲目迷信的荒唐可笑。
《異苑·銅澡盤》條說：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這個解釋，說明當時人不僅懂得今天聲學中由聲波的作用而引起的共振現象，而且已經有了消除共振現象的知識。但是《異苑》所收的絕大部分是鬼怪迷信故事，荒誕無稽，是應該批判的。
《拾遺記》，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秦安縣東）人。前秦時隱居長安附近山中，弟子數百人。後為姚萇所殺。此書一名《王子年拾遺記》。原書經戰亂散失，梁蕭綺掇拾殘本，編為十卷。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32謂「蓋即綺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拾遺記》中的《怨碑》條，說秦為始皇造驪山墓成，臨葬把築墓工匠都活埋在陵墓里。工匠沒有立刻死掉，還在墓內刻了許多碑文，辭多怨酷，稱為「怨碑」。《嗽金鳥》條寫魏明帝（曹叡）宮闈的奢華；《翔風》條描述西晉官僚石崇的侈汰：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殘酷腐朽，有積極意義。全書其餘部分「記事多詭怪」（《晉書·藝術·王嘉傳》），只能產生消極有害的影響。
《續齊諧記》，梁吳均（公元469—520年）撰。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梁武帝時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以撰《齊春秋》不實免職。不久奉召撰《通史》，未成而卒。「均夙有詩名，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模擬之，稱『吳均體』，故其為小說，亦卓然可觀，唐宋文人多引為典據，陽羨鵝籠之記，尤其奇詭者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陽羨（今江蘇宜興）許彥於綏安（在今江蘇宜興西南）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心，情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余，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太元（公元376—396年）中為蘭台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雲是永平三年（公元60年）作。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貶誤篇》謂佛教《譬喻經》有這類故事。魯迅先生也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蓋「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和尚）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還冤志》亦稱《冤魂志》，顏之推撰。之推篤信佛教，因此《還冤志》也是以講因果報應，傳播宗教迷信思想為其主要內容。不過之推經歷了許多變亂，如侯景亂梁，江陵陷沒，北齊滅亡，因此多少在他的書里反映出這些變亂的慘痛事跡來。如《弘氏》條：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梁武帝父蕭順之）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今江蘇丹陽）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州治臨湘，今湖南長沙市）治生。經年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彩……誣以涉道劫掠所得……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梁武帝為了掠奪弘氏的木材，竟授意官吏誣陷弘氏為劫盜，處以死刑，並沒收了弘氏從湘州販運來的木材。故事的下文說為虎作倀的孟少卿很快就遭到惡報，「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主題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客觀上卻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狼狽為奸的醜惡面目。又《江陵士大夫》條說：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棰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回顧，號叫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太平廣記》卷120《報應》）
顏之推親身經歷江陵的陷落，所以在這裡描述了江陵士民被當作俘虜驅迫入關的慘痛遭遇，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荼毒生靈的罪惡。儘管故事以劉死後梁元暉驚悸成疾而結尾，也是講因果報應的。這些故事，揚棄其中宗教迷信的糟粕，還是有具體的社會內容和一定的史料價值的[11]。
* * *
[1] 蔡邕晚年藏書萬卷。像王充所著《論衡》，當時流傳很少，蔡邕就藏有《論衡》的抄本。蔡邕很器重王粲，他在長安見到王粲時說：「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張華《博物志》稱：「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蔡邕送給王粲的書，後來落到王粲族孫玄學家王弼的手裡。王弼在玄學方面的成就，該當與他多讀書有關。
[2] 《詩品》卷下：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王濟）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劉琰）、仲祖（王）、桓〔溫〕、庾〔亮〕諸公猶相襲，世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詞。
[3]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西晉）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文質，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公元405—418年）中謝混始改。」按《續晉陽秋》，宋檀道鸞所作。道鸞以為「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自郭璞開始。而鍾嶸在《詩品》中，就不同意他的看法。鍾嶸固然認為哲理詩「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但是他接著又說「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說明郭璞是想改變這種詩風的人物。我個人基本上同意鍾嶸的看法，但是也不否認郭璞的詩歌受到當時哲理詩的一定影響。
[4] 《世說新語·言語篇》：李弘度（充）常嘆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5] 蕭統：《陶淵明傳》：「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淵明棄官歸，作《歸去來兮辭》，中有「僮僕來迎」語，疑此僮僕，即前送之力也。淵明既罷令，此力亦當遣返。《晉書·隱逸·陶潛傳》謂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仆」。《晉書》唐初所修，不知根據何書。
[6] 《晉書·呂光載記》：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
[7] 《元和郡縣圖志》卷14：「雲州雲中縣，紇真山在縣東三十里。虜語紇真，漢言三十里。其山夏積霜雪。」按：紇干山即紇真山，登紇干山，可以望平城。此歌見《資治通鑑》唐昭宗天佑元年引鄙語。
[8] 如同《古艷歌》的「孔雀東飛，苦寒無衣」，提供了《孔雀東南飛》的塑造材料一樣，北方民歌里的《折楊柳歌辭》「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也給《木蘭詩》的「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提供了塑造材料。
[9] 關於《木蘭詩》的著作年代，近年來經過許多人的討論，我同意這一作品最後完成是在隋代或唐初的說法。理由如下：
一、這首詩如「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和「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等句，不像北朝早期的作品，即庾信、王褒未到北朝之前的作品。
二、這首詩不像是府兵制度尚未形成以前的作品，如「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之類，似乎反映了府兵制度的存在。又如寫木蘭決定代父從軍以後，還在「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與唐初府兵制度「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二萬五千」一事，也相吻合。
三、隋承周制，有勛官十一等。唐制勛官「凡十有二等，十二轉為上柱國，十一轉為柱國」（《唐六典》卷2）；《木蘭詩》中的「策勛十二轉」，似述唐代制度。
四、府兵制度從西魏大統中開始。但西魏在實施府兵制同時，也仿《周禮》行六官，此制終北周之世不改。在行《周禮》時，既無尚書台，更無尚書郎。至隋廢周官，始有尚書郎。如果說《木蘭詩》是西魏、北周間即府兵制初期的作品，尚書郎這一問題就說不通了。
五、現在許多同志認為《木蘭詩》是隋以前的作品，主要根據是郭茂倩在《樂府詩集·木蘭詩》題下注云：「《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古今樂錄》在陳時成書，《玉海·藝文類》引《中興書目》：「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僧智匠撰《古今樂錄》，起漢訖陳。」既然《古今樂錄》成書在陳光大二年，《木蘭詩》被收入此書中，當然是《古今樂錄》以前的作品，亦即隋代以前的作品。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認為《樂府詩集·木蘭詩》下的「木蘭，不知名」這話，並不是陳智匠《古今樂錄》的原文，它連同下文「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都是後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古文苑》卷9《木蘭詩》題下注云：「舊注云：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所謂舊注，是當時唐人注《古今樂錄》的注文。因為《木蘭詩》的寫出是在智匠之後，在智匠編《古今樂錄》時，不可能把它收進書里去；到了唐代，韋元甫才把它附錄在《古今樂錄》里，唐人為《古今樂錄》作注，恐後人不察，附帶加以說明。現在有人反而根據這一點來證明它是陳智匠以前的作品，這是值得商榷的。
不過，我們一方面說《木蘭詩》最後完成在隋代或唐初（高宗以前）。另一方面，又認為木蘭的故事，可能在北朝初期已經流傳於民間，《木蘭詩》的許多塑造材料，在北朝民歌中也可以探索到。就是木蘭的名字，如韓擒虎的父親韓雄，小名就叫韓木蘭，可見這是北朝流行的名字。所以說它是北朝的作品也可以。然而它經過文人的藝術加工，到了唐初才最後完成。至於今人有以「可汗」之詞致疑者，則北朝諸帝有時亦稱可汗，北齊即稱後為可賀敦，這是很平常的事，不獨自唐太宗稱天可汗始。以此而證《木蘭詩》是唐初之作，則非所敢聞。
[10] 八病的解釋，唐時日本僧遍照著《文鏡秘府論》，曾存其說。
[11] 本節的編寫，參考魯迅先生著《中國小說史略》第四、五、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