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經學與歷史、地理著作

經學的繼續發展　近代有不少學者說，盛極一時的兩漢經學，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完全衰竭了，在當時的思想界，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壟斷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第一，誠如許多學者所說，東漢以來，由於階級矛盾不斷尖銳化，用兩漢那種儒家思想來繼續統治人民、欺騙人民，已經行不通了，統治階級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還利用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作為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學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義思想，充塞了當時的思想界。第二，儘管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發展，但不能認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經學從此一蹶而不振了，因為儒家思想對鞏固封建社會的倫常秩序來講，是最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的，它既沒有玄學思想帶有的那種消極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樣存在分割民戶影響國家租調收入和兵源的危險，所以統治階級還是要發展儒家思想的。當時在政府設立的國子學裡，儒家經典仍然是國子學生修習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為統治階級行動的準則，經典的根據。也就是說，雖然玄學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躍，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仍然沒有動搖。儘管這一時期，在儒家經典的注釋方面，也有不少玄學家想用玄學思想來改造儒家思想，但這些玄學家在注釋工作中，卻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學說，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們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內，利用玄學思想來講儒家所不大講的東西（如性命、天道等學說），以作為補充而已。 《周易》：漢宣帝時，有施氏（施讎）《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賀）《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博士。尚有費氏（費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間傳習甚盛。到了東漢，傳習費氏《易》的有馬融，著《易傳》十卷，鄭玄注《易》十卷，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見費氏《易》傳習之盛。三國時，曹魏有王朗、王肅父子亦為《易》學名家；東吳有虞翻，家世傳習孟氏《易》，注《易》十卷。陸績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漢代的《易》學，重象數，好說陰陽災異，不脫卜筮之書的範圍。 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後，玄學興起，王弼首先以玄學思想來闡明《易》學，他注《易》上下經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關「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的術數迷信，「弼皆擯落，多所不關」（《三國志·魏志·鍾會傳》注引孫盛言）。他著重講運動變化的理論，開創《易》學研究方面的新風尚。西晉永嘉之後，「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鄭玄）、王輔嗣（王弼）所注行於世」（《經典釋文》卷1）。東晉學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興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肅《易》學，「在玄（鄭玄）、弼（王弼）之間」，又立《易》王肅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顏延之任國子祭酒，又黜鄭玄《易》，獨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學鄭注浸微，王弼獨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經；《繫辭》以下，後人用東晉韓康伯的注來加以續補，今天流傳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經註疏》里的，就是這個本子。江左自東晉以下，注《易》者數十家，如張璠集鍾會、向秀、阮咸、王濟、衛等二十八家之說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謝萬（謝安弟）、韓康伯、桓玄等，並注《繫辭》，發揮玄理。他們大都祖述王弼，擯落鄭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經師專習鄭注，只有青齊地區曾屬南朝，才有講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穎達奉詔作疏，專崇王弼，廢棄漢儒馬、鄭諸說，因此馬、鄭在《周易》方面的學說，後來大都散佚了。 《尚書》：秦時焚毀民間藏書。漢興，濟南伏生出壁藏《尚書》，已經腐爛很多，只有二十九篇還較完整，伏生以此授徒。漢王朝為使《尚書》得到傳播，派人去伏生處學習《尚書》，並用當時流行的字體隸書來寫壁中古文，是為《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了擴充王宮，拆毀魯縣（今山東曲阜市）孔子舊宅，又在孔宅牆壁中發現《尚書》五十八篇，被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所得，後以授徒。因為孔壁中的《尚書》是用古文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尚書》。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所以《史記》里還保存不少《古文尚書》的說法。王莽時，一度列《古文尚書》於學官，莽敗又廢。因為《古文尚書》在東漢一代未能列於學官的緣故，所以不但壁中真本早已湮滅，就是傳授《古文尚書》的經師們如馬融、鄭玄，他們注箋《尚書》，也是但注伏生所有篇目，不注伏生所無的篇目，因此孔壁的遺篇，也漸漸地失傳了。就是《今文尚書》，在東漢一代，雖被列於學官，而傳至三國，亦告散失。 西晉時，又出現了一個《尚書》本子，這就是後來稱為《偽古文尚書》的，據說是西晉人所偽作。《偽古文尚書》系根據《今文尚書》——伏生傳出的本子作底本，它又分《堯典》為《舜典》，分《皋陶謨》為《益稷》，並修改了原來《泰誓》篇內容和文字；另外，它又根據子書所引《尚書》的逸文，偽造了二十五篇，合起來成為今天《十三經註疏》中《尚書》的本子，人們稱之為《偽古文尚書》。造《偽古文尚書》的人，他不但偽造經文，同時也偽造孔安國《尚書傳》，因此我們稱孔安國的傳為《偽孔傳》。西晉滅亡，東晉在江南建國，這一部偽書在這時流傳到江南，那時戎馬倥傯，誰去辨別一部書的真假。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豫章內史梅賾把這部偽書獻於朝廷，由此在江南流傳開來。當初西晉人造這部偽書時，為了要使人們相信，所以用隸體書寫，稱為《隸古定尚書》。傳到江南以後，隸書傳授不便，經過東晉豫章太守范寧改寫成當時流行的楷書，由此傳習遂盛。東晉時，有尚書郎謝沈注《尚書》十五卷，江夏太守李注《尚書》十卷，范寧有《尚書集解》十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有《尚書集解》十卷，梁國子助教費作《尚書義疏》十卷。到了唐貞觀時，孔穎達奉詔撰《尚書正義》，仍以《偽古文尚書》、《偽孔傳》為底本。這一學案到明梅才開始認為《偽古文尚書》中偽造的二十五篇，系西晉皇甫謐所造；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也指出其偽，佐證分明。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為定論了。 《詩》：《詩》自秦火後，有毛公及魯、齊、韓三家。東漢時，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辯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齊詩》早亡。《魯詩》自西晉滅亡後，沒有傳過江東。《韓詩》雖在，當時傳習的人也不多。曹魏時王肅有《毛詩注》二十卷，述毛非鄭；同時有荊州刺史王基常與抗衡，據持鄭玄義。東晉有孫毓，著《詩同異評》十卷，評毛、鄭、王肅三家優劣，而偏向於王肅。陳統又難孫毓，申鄭玄。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訟不已。然《毛詩鄭箋》，國學置博士，世所遵用。梁世崔靈恩集諸家之說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為《毛詩義》，到唐代還流傳其書。又東吳人陸璣，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這本書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 《周禮》：《三禮》中，《周禮》較為晚出，鄭玄《六藝論》謂亦得自孔氏壁中。王莽時，曾列《周禮》於學官。東漢時，鄭興、鄭眾父子，賈逵，馬融，皆作《周禮解詁》。馬融傳鄭玄，鄭玄作《周禮注》，最稱通洽。曹魏時，王朗有《周官傳》，朗子王肅有《周禮注》，肅注多與鄭玄牴牾。東晉時，干寶有《周禮注》十三卷。宋元嘉中復立國子學，《周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列於學官。西魏仿《周禮》行六官，盧辯、辛彥之等都對《周禮》有較深的研究。後梁有沈重，撰《周官義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從江陵請到長安，講授《三禮》。北齊有熊安生，亦以禮學名家，北周武帝滅齊之初，親到熊安生家訪問，可見當時政府對《三禮》的研究的重視。 《儀禮》：東漢時有鄭玄注《儀禮》十七卷。曹魏時，王肅亦嘗注《儀禮》。後梁時，沈重為《儀禮義疏》。但是王、沈二家之書，傳習不多。宋元嘉國子學，《儀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 《喪服》是《儀禮》中的一篇，魏晉南北朝論《喪服》的著述特別多，清人章宗源在《隋書經籍志考證》里，著錄有七十一家之多。講《喪服》的單篇著述，收在《晉書》和《宋書》志里，以及《通典·禮典》里的，還不計算在內。討論喪服的等差區別，主要是根據親疏、尊卑等等來決定的。當時的世家大族，標榜自己門第族望特別優越，在宗族之內則分別親疏，在親戚婚對之間更重視門第，使士庶的界限劃分得非常清楚。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喪服》規定，外孫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喪五月（大功），但是有個前提條件，那個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須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才肯替他們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門庶族，就別想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來替他們戴孝。魏晉南北朝人講究《喪服》，比漢代經師講得更精細，也更煩瑣，為世家大族特殊權益服務的階級性十分突出。 《禮記》：漢代有戴聖傳《禮記》四十九篇，時稱戴聖為小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小戴禮》。東漢時，馬融、盧植加以整理，鄭玄又根據馬、盧的定本，加以注釋，就是今天流傳的鄭玄注《禮記》二十卷本。曹魏時，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宋元嘉國子學置鄭玄注《禮記》國子助教。梁時有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後梁有沈重撰《禮記義疏》四十卷，北朝周齊間有熊安生撰《禮記義疏》，並行於世。 《大戴禮記》：漢代有戴德傳《禮記》八十五篇，時稱戴德為大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大戴禮記》。西魏、北周間人盧辯，「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指他們的祖先盧植）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周書·盧辯傳》）。《大戴禮記》注本，這算是第一部。 《春秋左氏傳》：漢初，張蒼、賈誼傳《左氏傳》，但未立學官。至平帝時，始立《左氏傳》博士於學官。東漢光武建武中，以李封為《左氏》博士，置博士官就是在國學中特設一個講座。李封死後，許多蔽陋的學官，公開反對《左氏》置博士，因此這個講座就被撤銷了。到了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經鄭興、鄭眾父子力爭，遂在學官里，復置《左氏傳》博士。東漢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賈逵著《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其後服虔又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並行於世。公羊家經師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企圖抬高《公羊傳》，貶低《左傳》、《梁傳》。鄭玄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針鋒相對地與何休進行爭論。經過這次爭論，學者爭相傳習《左氏傳》，「自是《左氏》大盛」（《經典釋文》卷1）。西晉時，杜預撰《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專取丘明之傳，以釋《春秋》之經；又著《春秋釋例》十五卷，成為一家之言。東晉南朝時，服虔、杜預二家《左傳》注，並立學官。當時人對杜預這部書評價特別高，如南齊永明（公元483—493年）時領國子博士陸澄寫信給尚書令王儉，提到「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王儉復書說：「元凱（杜預字）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指學官）可廢矣」（《南齊書·陸澄傳》）。可見他二人對這部書都很推重。梁朝有沈文阿撰《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全書尚未完成；入陳有王元規又撰《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以續沈文阿之書。北朝的經師，比較相信漢學，因此有很多人研究賈逵、服虔的《左傳》注，傳習杜預《集解》的人不多。 《公羊傳》：東漢時，何休注《公羊傳》，名《春秋公羊解詁》，凡十一卷。晉至南朝，列於學官。東晉時，王期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孔衍撰《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 《梁傳》：曹魏時，有糜信注《春秋梁傳》十二卷。東晉時，學官置《梁傳》博士，即用糜信注。孔衍撰《春秋梁傳集解》十四卷；徐邈注《春秋梁傳》十二卷；又范寧撰《春秋梁傳集解》十二卷，號稱賅洽。宋元嘉中，顏延之為國子祭酒，《梁傳》置助教，仍用糜信注，益以范寧集解。南齊時，陸澄致書王儉，以為《梁》劣於《公羊》，注又不善，糜信、范寧不足兩立。王儉覆信，同意了陸澄的看法，存糜略范，學官單用糜信注來講授。 《孝經》：相傳有鄭玄注，但《鄭志》及《中經簿》並無著錄。南齊陸澄亦云：「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南齊書·陸澄傳》）。可見他也懷疑不是鄭玄的著作。到了隋劉炫，又偽造《古文孝經》，於是《孝經》也有今文與偽古文的分別。魏晉南北朝人注《孝經》的很多，梁皇侃還撰有《孝經義疏》三卷。唐玄宗時，令群儒論定《孝經》真偽，劉知幾主古文（偽古文），司馬貞主今文，最後今文行而古文（偽古文）廢，並以玄宗御注名義頒行《孝經正義》，即今通行本《孝經》。玄宗御注《孝經》行而鄭注亡。今世所傳鄭注，系自日本傳來，清人阮元認為是偽中之偽，尤不可信。又今所傳孔安國注《古文孝經》，亦自日本傳來，阮元亦認為荒誕不可信據。 《論語》：西漢時傳《論語》者有三家：《魯論語》，魯人所傳；《齊論語》，齊人所傳；《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東漢時，鄭玄以《魯論》為主，並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注。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中，「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並下己意，為《集解》」（《經典釋文》卷1）。這就是何晏的《論語集解》十卷。由於何晏是清談鉅子，隨著玄學的發展，他的注本也盛行於世。東晉南北朝時，鄭玄、何晏兩家所注《論語》，並立於學官。魏晉間人注《論語》者，有十多家。東晉時，江熙又集衛、郭象、江淳、范寧、王珉等十三家之說，為《論語集解》十卷。梁朝皇侃撰《論語義疏》十卷，專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兼采江熙所集衛、郭象等十三家之說，援證精博，為當時所稱。 《爾雅》：西漢時有犍為文學（佚名）注，東漢時有樊光、李巡等注《爾雅》。至東晉，郭璞又作《爾雅》注三卷。郭璞「洽聞強識，詳悉古今」（《經典釋文》），因此他注的這一部書，受到後世的重視。 文字訓詁之學，在這一時期，除郭璞《爾雅》注以外，還有不少著作，陳顧野王著《玉篇》三十一卷，最為博洽。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收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魏李登撰《聲類》十卷，收采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晉呂忱撰《字林》七卷，收采一萬二千八百餘字；北魏陽承慶撰《字統》二十一卷，收采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至《玉篇》成書，收采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字，超過了前人的著作。文字符號的不斷增多，標誌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知識面的開拓。 聲韻反切之學，在這一時期，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從東漢末年起，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響，開始創反切來注字音。孫炎的《爾雅音義》八卷，就是採用反切來注《爾雅》字音的。三國以後，反切更為盛行，高貴鄉公不解反切，至當時以為怪異。魏李登《聲類》，分所收之字為宮、商、角、徵、羽五部。西晉呂靜《韻集》六卷，又按宮、商、角、徵、羽分卷，並立韻部。齊梁時代，文士追求聲律，特別講究音韻之學。當時周著《四聲切韻》，「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封氏聞見記》卷2）。沈約著《四聲韻譜》，一時文士，咸取準則。在北朝，李概撰《音譜》四卷，陽休之撰《韻略》一卷，都很重視聲韻之學。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里說當時講求聲韻之學，「音韻鋒出」，著作甚多。但這些著作都雜有方音，「各有土風，遞相非笑」，莫衷一是。他認為南朝建業，北朝洛陽，這兩處的方言比較近正，因此主張「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來制訂一種標準語言。北周末年至隋開皇初年，顏之推、陸法言、蕭該、盧思道等九人在長安共同商榷音韻之學，認為「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呂靜以下諸家韻書，又「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他們因此討「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陸法言《切韻序》），編制一部標準的韻書。不久陸法言就在以前討論的基礎上，「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並博採眾記，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於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撰成《切韻》五卷。《切韻》綜合古今南北語言，吸取前人韻書長處，奠定漢字音韻學的基礎，是一部重要的韻書。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有其獨特的成就，後世所遵用的注本，如《周易》王弼注，《左傳》杜預集解，《梁》范寧集解，《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以及字書《玉篇》，韻書《切韻》，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也說明當時的經學是在繼續發展中。 南北的學風，本來是略有區別的，所謂「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世說新語·文學篇》）「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因此「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虔），《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北史·儒林傳》）。除了《詩》、《禮》南北同遵毛、鄭以外，一般來講，南朝採用魏晉以來的新注多，北朝遵守漢代的舊注多。因為漢代的舊注，比較煩瑣，所以要說他們「深蕪」、「廣博」；因為魏晉的新注，在當時說來，比較有一些新穎的見解，所以說他們「清通」、「約簡」。 到了隋代，南北統一，南北的學風逐漸合流。到了唐前期，南北學風更有熔冶於一爐的必要。因為，統治階級是想靠經學來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的，如果經師們對儒家經典各持異說，門戶之見甚深，那就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唐初的統治者亟亟於統一思想，所以在唐太宗貞觀（公元627—649年）中，詔孔穎達、顏師古、王恭、王琰等撰《五經正義》，同時又有賈公彥也撰成《周禮註疏》、《儀禮註疏》，陸德明撰成《經典釋文》，可以說把漢魏兩晉南北朝以來的經師們研究成果，作了總結性的整理工作，並且把南北學風基本上統一起來了。這一工作的成功，對此後宋代的經學和清代的樸學，都有一定影響。 正史的修撰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修史的風氣非常發達，這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一個原因，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唯有依賴史書，使民族精神有所發揚，所以修史的同時也含有發揚民族精神的目的在內，這便是當時學者從事撰述的動機之一。第二個原因，自三國鼎峙，永嘉離亂，十六國雲擾，直至南北分裂，這種長期的戰亂局面，使得官府保留的資料，很容易散失；統治政權在百事廢弛的情況下，也無暇及此，於是就不得不依靠私家的記載。 下面按照歷史時代的順序來敘述修史的經過[1]。 《後漢書》：東漢時，學者奉命在東觀（洛陽宮中殿名，是當時皇家藏書和修史之處）撰述國史，初稱《漢記》，至《隋書·經籍志》乃題為《東觀漢記》。參加撰述的人很多，先後有班固、劉珍、蔡邕等，始終沒有完稿。此書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相當高，但是它究竟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此後有關後漢的史書，出了不少。列表如下： 這十三種後漢史，完整地保存到現在的，只有范曄的《後漢書》、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和袁宏的《後漢紀》了。 十三家中，據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稱：「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山松）、張（瑩）所制，偏駁不倫；薛（瑩）、謝（沈）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論述後漢諸史，除了范曄《後漢書》外，也推重司馬彪、華嶠兩家，而且認為「推其所長，華氏居最」。可是華嶠的著作，也並未完成，尤其「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殘闕得很厲害。所以范書一出，采掇眾家之說，包有諸史之長，而諸史俱廢。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今河南淅川南）。宋文帝元嘉中，官至左衛將軍，掌管禁旅，參與機要，後因孔熙先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一案牽涉，被殺。曄任宣城太守時，收集了各家的後漢書，刪繁補略，成《後漢書》十紀、八十列傳，最後擬撰十志，合成百卷，十志未成而被殺。梁劉昭以曄書無志，乃取西晉宗室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補之，並為作注，分成三十卷行世。至北宋時，以續志與范書合刊流行，即今通行本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 袁宏，東晉時人。他生在范曄之前，所著《後漢紀》，其精華及重要史料，大都被范曄吸收進《後漢書》中去了。因為《後漢紀》是編年體，簡明易檢，所以仍然流傳下來。 《三國志》：有關三國史的著作，一共有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陳壽《三國志》為集大成者，故《三國志》出，而眾史皆廢。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少受學於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初仕蜀漢為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入晉後再為著作郎。撰魏、蜀、吳三書，號《三國志》，時稱良史。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謂：「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可見南朝時人對《三國志》的評價，就很高了。 陳壽的《三國志》，固然「高簡有法」（《郡齋讀書志》語），但是終究嫌太簡略。南朝宋文帝時，中書郎裴松之為之注。松之「兼采眾書，補註其闕」（《史通·古今正史篇》），書成，於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奏上，文帝稱其書為不朽之作。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提出注書四例。其一曰：「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約公元184至280年間事），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採取，以補其闕。」其二曰：「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其三曰：「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四曰：「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在他的注中，引用的書籍，多至二百十種，差不多有關三國的重要史料，全部在注中保存下來，史料價值，又出陳壽本書之上。像他這種注《三國志》的方式，與其說是注史，毋寧說是補史。魏晉故籍，傳世者寡，虧得在裴注中保存了下來，所以裴松之的《三國志》注，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晉書》：撰晉史者，前後二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上面所列二十三家中，謝沈、鄭忠、沈約、庾銑之書，至唐初皆已亡佚；習鑿齒所著之《漢晉春秋》，上溯後漢、三國，並不專記晉事，因此專屬晉事者，一共有十八家。然而這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晉為斷限，便是僅記東晉事，而且很多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榮緒和蕭子云兩家之書，紀、錄、志、傳比較完備。而蕭子云之書，原來一百零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書·經籍志》時，已經殘缺很多，只剩十一卷了。所以臧榮緒的《晉書》，在唐初可以說是晉史中最完整的一個本子。 兩晉和十六國，是一個變動極大的時代，碩果僅存的臧榮緒《晉書》尚不能把這一變動極大的時代反映出來，「前後晉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史通·古今正史篇》）。所以唐太宗在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晉書》，其實際執筆的則為令狐德棻等人，並有深通律歷的李淳風負責纂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德棻等以臧榮緒《晉書》為主，採擷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十六國書，成《晉書》一百三十卷。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書成，因為唐太宗親撰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和陸機、王羲之二傳的史論，故題其書為「御撰」。它的材料，自然又超過臧榮緒《晉書》。安史之亂以後，臧氏之書又亡，於是比較完善的晉史，就只有這部唐房玄齡等修撰的《晉書》了。 十六國史：關於十六國的史書，就其可考者，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北方各族和漢人所建立的短期王國，流傳下來的史書本自不多，所以到了崔鴻的《十六國春秋》行世，其餘單行的十六國諸史就散亡了。 崔鴻，清河崔氏，是北方有名的世家大族。鴻卒於北魏孝昌（公元525—527年）末年，官至散騎常侍。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他寫成《十六國春秋》九十五卷，只有李氏成漢政權的事跡，由於沒有搜集到它的史料，無法動筆。到了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終於托人從江南搜集到《華陽國志》，於是繼續寫定，合為百卷（附目、敘錄各一卷）。書成，大行於世。後來唐史官奉敕撰《晉書》載記及張軌、李等傳，主要就是根據崔鴻的書來編寫的。可惜崔書到了北宋，已經散亡，現在所流行的《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是明朝人從《晉書》以及類書中抄撮而成的；另外清人湯球又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如果我們現在把《太平御覽》等類書所引《十六國春秋》，以及《晉書》載記部分，《資治通鑑》所載十六國史部分，搜集在一起，以國別為篇，以年代排比，每條之下，註明它的出處，可能還可以恢復《十六國春秋》的一些原來面目。 十六國史以外，宋段國撰有《吐谷渾記》二卷，記載當時居住在青海一帶少數兄弟民族吐谷渾汗國的歷史。 南北史：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所謂八代史，現在先將南朝四史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宋代的歷史今存沈約《宋書》，齊代的歷史今存蕭子顯《齊書》（後人為區別李百藥的《北齊書》，改名《南齊書》），梁代的歷史今存姚思廉《梁書》，陳代的歷史今存姚思廉《陳書》。此外，《南史》原本具存。南朝的四史，以沈約的《宋書》卷帙較大，材料較豐富，紀、志、列傳，體例也較為完備。沈約在編撰《宋書》時，認為自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以外，《三國志》、《晉書》都沒有志，所以《宋書》的紀、傳雖以劉宋為斷限，而它的志，卻是上起三國、下迄宋季，上繼《續漢志》以彌補陳壽以來史書的缺略，對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綜述。後來唐初纂修《晉書》，除補撰《食貨志》等外，晉志大部分抄自《宋書》，就是這個緣故。沈約《宋書》是在它以前的徐爰、蘇寶生等的《宋書》基礎上加以擴大整比而成，它的八志，又多因仍何承天等的舊作。所以沈約雖然在齊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奉詔纂修，到永明六年就成書奏上，可見在奉詔纂修以前，實際已經基本完成，只是借重奉詔纂修的名義，把它傳寫出來而已。除沈約《宋書》外，裴子野的《宋略》，是有關劉宋歷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由於它是編年體，因此不為後世正統史學界所重視，後來也便散佚了。唐人許嵩撰《建康實錄》，所述劉宋的歷史，基本上取材於《宋略》。因此從《建康實錄》中還可窺見《宋略》原本的大概。蕭子顯以齊高帝的孫子，在梁代啟撰《南齊書》；由子孫執筆來敘述祖宗的事跡，本來是很不容易下筆的，故《南齊書》於高、武之治，事多褒飾；而於齊明帝（蕭鸞）殺高、武子孫諸事，則又奮筆直書。儘管《南齊書》有這些缺點，但是《南齊書》的八志，所謂「憲章所系」，還是「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鄭樵《通志序》）。《南齊書》的文筆，也是典馴爾雅，僅次《宋書》。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是根據他父親姚察的舊稿，補綴續撰而成的。陳朝年代短促，事跡不多，姚書所述，已稱詳盡。梁武享國較久，文物可觀。當姚氏父子修史事時，蕭韶《梁太清紀》，蕭圓肅《淮海亂離志》，劉璠、何之元《梁典》，劉仲威《梁承聖中興略》等書具存；關於梁代的雜史，流傳至多；甚至敵國的記錄，如魏收《魏書·島夷傳》，也可作為參考。可是姚思廉撰《梁書》時，對這些材料卻采掇不多，以致蕭梁一代之史，多所闊略，故南朝四史中，以《梁書》為最弱。我們今日研究梁事，可以司馬光《資治通鑑·梁紀》來補其不足，因為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採錄梁代雜史很多，保存了梁代不少有價值的史料。 關於北史的著作，列表如下： 續表 北朝的歷史著作，今存者有魏收的《魏書》，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的《周書》，魏徵領銜修撰的《隋書》，此外還有李延壽的《北史》。 《後魏書》除魏收所撰者以外，隋魏澹的《後魏書》，亦稱名著，可惜唐時已經散佚，現在只能從《太平御覽》等類書中見到它的一鱗半爪了。魏收的書，由於觸犯了某些世家大族，而又諂媚貴臣，書成後議論紛紜，曾被稱為「穢史」。這部書收集史料相當豐富，尤其諸志中立《官氏志》、《釋老志》、《食貨志》，有不少可取之處。但其《地形志》只記東魏武定時的疆域，而對北魏延昌以前的州郡沿革，頗多省略，未免有所不足。自《北史》流行後，此書殘佚甚多，後人多以《北史》來補闕，有些已不是它原來的面目了。隋時王劭撰《齊志》，其敘事率直，多記當時口語，最為劉知幾所稱道。唐李百藥修《北齊書》，猶仍其舊，所以高齊一代的歷史，寫得比較生動，可是《北史》流行後，《北齊書》殘缺過多，後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來補苴殘帙，這是一樁憾事。《周書》，唐令狐德棻所撰，自《北史》流傳後，《周書》亦日漸湮滅，殘闕者多。令狐《周書》於宇文諸帝有廟號者皆稱廟號（如世宗、高祖之類），而《北史》於宇文諸帝一律稱諡，故今本《周書》列傳中有述及宇文諸帝而稱諡者，都是《周書》原已散失，後人用《北史》來補足的文字了。又令狐德棻以宇文周憲章姬周，其軍國詞令，皆準則《尚書》，故在撰寫《周書》時，亦悉用古文筆調，但由於矯枉過正，對當時的口語多所刪落，以致人物形象的描寫，不及《北齊書》那樣生動，這是《周書》的一個缺點。唐史官修《隋書》，時代相接，故記猶存，因此《隋書》的材料，比較豐富；後來李延壽《北史》記述隋代事，在史料方面很少能夠越出《隋書》之外，即此一端，可見《隋書》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 唐初再修《晉書》，此外又敕姚思廉撰《梁書》、《陳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撰《周書》，魏徵領銜撰《隋書》，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有五部史書（加上《晉書》是六部）是在唐代修撰成的。唐代修撰的歷史，本來應該在唐史中敘述；因為這些史書對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有重要意義，所以一併在這裡介紹。 唐初（唐太宗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八年）修《五代史》（即《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時，因為梁、陳、齊、周史，並有紀、傳而無志，所以把五代綜合起來，修撰了《禮儀志》、《音樂志》、《律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經籍志》，一共十志，計三十卷，俗呼為《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時才定稿。後來就把《五代史志》附入《隋書》一起刊行，現在就稱它為《隋志》了。所以我們要研究梁、陳、齊、周的典章制度，地理歷算，文化典籍及學術源流，就得去找這部《五代史志》。 還有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也是唐初修成的，也得在這裡提一下。李延壽繼承了他的父親李大師的遺志，編寫《南史》、《北史》，他在《自序》里講到他的父親「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這說明在隋唐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後，人們很需要綜合敘述南北各朝歷史的新著。同時，南北朝時期分裂的封建政權互相敵視詬罵的用語，實際也和全國統一後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勢不相適應了。所以李延壽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通敘南北各朝歷史，又在書中刪除了一些不利於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提法，正是反映了當時歷史的要求。李延壽在編寫《南北史》時，除了參考宋、南齊、魏舊史外，並參考雜史千餘卷。當時《五代史》未出，延壽乘參與《五代史》的編纂工作的機會，在史局裡親手抄錄他所需求的材料，加以撰述。書成，《南史》起宋訖陳，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訖隋，合一百卷。兩書史事多而文省，閱讀起來前後貫穿，因此書成以後，流布甚速，壓倒八史。 兩晉、南北朝時期編寫的歷史，和唐初編寫的《五代史》、《南史》、《北史》，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正史都是出於封建地主階級之手，總是詳盡地敘述帝王將相的活動。對於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的活動，卻極少講到。即使講到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也是在編撰者百般詆毀、盡情誣衊的情況之下來加以敘述的。在這些正史的列傳里，最占篇幅的是世家大族的家族史。世家大族的仕宦經歷，一言一行，答人的一封信，對人說的一句話，都被鄭重其事地記載了下來。南朝宋的何法盛，著《晉中興書》，甚至把東晉大族王、謝兩家的頭面人物集中為傳，稱為《琅邪王錄》、《陳郡謝錄》，說是國史，實際無異於家傳。這個現象，正是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壟斷政治局面的社會現實。 汲冢竹簡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西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有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或說是魏安王）冢，得竹簡小篆漆書十餘萬言，載之數十車。其中有魏國史書，是用編年體記載史事的，記夏以來至魏安王二十年事。整理的人，根據竹簡原來的包紮法，把它分為十三篇，題作《竹書紀年》。所記的事情，如云：「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益干啟位，啟殺之。」「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太甲僭出自桐，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又如「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晉書·束皙傳》）。和儒家《經》、《傳》上記載的傳統說法，出入很大。《竹書紀年》中所載戰國時期的史事，近代學者根據曆法推算來對證，認為史料的可信價值，不在《史記》之下。 《竹書紀年》以外，還有《汲冢瑣語》十一篇，雖說是「諸國卜夢妖怪相書」（《晉書·束皙傳》），但對古史研究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如《瑣語》謂：「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和《竹書紀年》的堯「為舜所囚」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又有《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西王母（當時西方的一個部落女酋長）故事。另有一篇記美人盛姬之死及其喪儀。《穆天子傳》傳世之後，晉人郭璞作注，流傳至今。此外汲冢又出《易經》二篇；言楚、晉事的《國語》三篇；《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大曆》二篇，鄒子談天之類。這些出土的竹簡，經過荀勖、和嶠、束皙、衛恆等人的整理，改用當時通行文字寫定成書的有七十五篇。其中有七篇，因竹簡折壞，無法考知書名。這批汲冢出土的竹簡，曾轟動過當時歷史學界。可惜除了《穆天子傳》外，其餘的如《竹書紀年》、《瑣語》等書，到了宋代已經散失了，我們現在只能看到它的輯本了。汲冢竹簡的發現，對研究我國古代夏、商、周及戰國的歷史，有重要的意義。 在汲冢竹書出現以前，蜀人譙周以為司馬遷的《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據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晉書·司馬彪傳》）。其實是譙周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認為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時所採錄的材料，還不完全依據儒家的傳統說法，所以想通過《古史考》來糾正《史記》。汲冢竹書出現以後，西晉宗室、史學家司馬彪又根據《竹書紀年》指出譙周《古史考》中不當的地方，有一百二十二處之多。魏晉間人皇甫謐著有《帝王世紀》十卷，上起三皇，下訖漢魏。這部書也是在汲冢《竹書紀年》未傳布前寫定的，因此和《古史考》一樣，其史料價值遠遠沒有《竹書紀年》那樣高。《古史考》和《帝王世紀》原書都散失了，但《太平御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不少條；在輯佚書里也有它的輯本。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原本二卷，今本分為六卷。卷末有葛洪跋，跋云：「洪家世有劉子駿（劉歆）《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恐年代稍久……並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但是《隋書·經籍志》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題作葛洪撰，可見唐五代時人都不相信這一部書是劉歆的作品。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魯迅先生不主張把這書歸之吳均，他說：「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抄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為近是。」（《中國小說史略》） 我個人完全同意魯迅先生的看法，即《西京雜記》「以葛洪所造為近是」。但是《西京雜記》文風和葛洪的《抱朴子》迥然不同，這也是可以解釋的。大概東晉初年，去漢未遠，葛洪的家裡確實藏有一部漢代雜事長編十帙之多，但未必是劉向、劉歆父子的手稿，葛洪為了抬高這部長編的身價，於是託名為劉歆所撰集。他從這部長編《漢書》里抄出了不少珍貴資料，但也摻雜有不可靠的資料，於是真假混雜，就編成為這部《西京雜記》。因為葛洪只是抄集材料，沒有重加寫定，所以這部書的筆調，與《抱朴子》顯然不同了。從《西京雜記》的史料價值來講，遠比《漢武帝內傳》為高。從文學而論，魯迅先生說：「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西京雜記》應該說是一部好書。 《西京雜記》中載：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 漢武帝的蛟龍玉匣，我們尚無法證實，但漢代諸王的金縷玉衣，近日考古發掘，已有實物出現，可見《西京雜記》所記載的事，都不是向壁虛造的。又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短短不到五十字，寫出了幸臣韓嫣驕奢汰侈生活，極為形象。可以補《漢書》所缺。又載：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築，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為民妻也。 漢高帝時期，未必有于闐樂傳到中原地區，也就是說，這些反映宮內生活的資料，未必是漢初的，但是說它反映西漢末年的宮廷生活，還是有近似的地方，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華陽國志》　東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部有名的地方性的通史《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十二卷，東晉常璩撰。璩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南）人，初仕成漢李氏，李氏滅後入晉，著此書。從這部書的書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實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所志曰巴，曰漢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孫述、劉二牧（劉焉、劉璋），曰劉先主（備），曰劉後主（禪），曰大同（晉統一），曰李特、雄、期、壽、勢，曰先賢士女，曰後賢，曰序志。敘述有法，材料豐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兄弟族以及蜀漢、成漢政權的較好史書，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序志》里，提到「世俗間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他認為「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叔世猶言末期），安得三千歲？」又批駁了「荊人鱉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的說法，認為「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況能為帝王乎？」他還批駁了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的說法[2]，認為「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他還批駁了杜宇之魄，化為子鵑的神話傳說，認為「子鵑鳥今雲是巂，或曰巂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3]這些論點，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是比較正確的。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巴志》里，還有如下的記載：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責怪）。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像這樣樸素質直的詩歌，在《華陽國志》中被保存了下來，說明常璩在採錄這樣一首東漢末年的詩歌方面，不僅注意到了詩歌的藝術性，也注意到詩歌的思想性。這也是值得稱道的。 由於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華陽國志》也存在不少缺點。對屬於地主階級的「耆舊」、「先賢」，「大姓」、「顯宦」，他們的仕宦言行，往往不厭其詳地加以載述。還有，因為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有時不免流露出地方民族主義的色彩。 《世說新語》　在西晉時，有郭頒撰《魏晉世語》十卷。東晉隆和（公元362—363年）中，有裴啟，字榮期，收集漢、魏以來一直到東晉穆帝時為止，關於世家大族、名士顯宦的言語應對，人物品題，符合於當時清談風尚的材料，撰成《語林》十卷。由於它的故事新穎，文筆清雋，其書曾風行一時。《世說新語·文學篇》稱：「裴郎（裴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但是《語林》中記載謝安的「話言」兩條，一條是說：「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一條是說：謝安當面對裴啟說過，「裴郎乃可不惡，何得復為飲酒？」謝安向人否認，說他沒有說過這些話。這樣，別人就對《語林》有不同的評價，裴啟本人也難以分辨，只得把書中牽涉謝安的事情，全都刪削。東晉末，又有郭澄之仿裴啟《語林》的風格體例，著《郭子》三卷。 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鮑照等，在《語林》、《郭子》等書的基礎上，撰成《世說新語》十卷，分為《言語》、《文學》、《識鑒》、《品藻》等三十八門。梁武帝世，劉峻又為《世說新語》作注，引用「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高似孫《緯略》）。劉峻注釋此書時，徵引廣博，用書四百餘種之多。遇到《世說新語》有謬誤的地方，劉峻必摘其瑕疵，加以糾正。其注考證之詳確，徵引之繁富，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以媲美。 《世說新語》雖然記的是軼事佳話，片言隻語，但反映出了當時世家大族、豪門顯宦的生活面貌，和一代的清談風氣，特別在揭露他們驕汰奢侈的腐朽生活方面，比較成功。《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是簡明而有風致，它還保存了當時流行的一些口語。文字雖簡，表達能力卻極強，往往通過兩句三句話，把這個人的性格面貌，勾畫了出來，形象非常鮮明。 在《世說新語》里，對偏安江東起棟樑作用的王導和淝水之戰擊敗苻堅入侵時主持中樞大計的謝安，都是以肯定人物的面目出現的。試看書中對他們兩個人的記載，《言語篇》載： 〔東晉初〕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世說新語》用過江諸名士在新亭對泣，愴懷故國的傷感情調，來襯托王導的堅毅性格和政治遠見，是比較成功的。 《雅量篇》載： 謝太傅（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綽）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緊張），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同篇又載： 桓公（溫）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坦之字）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溫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又載： 謝公與人圍棋，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指淝水之戰大敗苻秦）。」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第一則用諸人在風急浪猛中的喧動形狀，來陪襯謝安泛海時那種貌閒意悅的神情；第二則寫謝安臨危不懼，而以王坦之的恐狀來襯托謝安的寬容；第三則更著筆寫出謝安在淝水大捷聲中那種鎮安朝野的高量雅度。使人讀了這三則故事以後，對謝安這麼一個清流人物，就有深刻的印象，這就是作者寫作上的成功之處。 《世說新語》作者為了要表現一個傑出的人物，往往製造一個典型的環境，把這個典型人物突出出來。如《雅量篇》載： 嵇中散（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準）嘗請學此散，吾靳固（吝惜）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司馬昭）尋亦悔焉。 嵇康的被殺，千古之下，為之扼腕。《世說新語》作者卻正攝取了嵇康臨刑時彈奏《廣陵散》這樣一個速寫鏡頭，來為這位一代才人之死鳴不平。最後還提到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一事，來加強當時人們惋惜的氣氛。 作者在《識鑒篇》中，對石勒的描寫，也是很成功的：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漢高祖〕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 把石勒在實踐中積累的政治經驗和他的識見，前後只用三句話，就完全表達了出來。這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智慧的石勒，完全不同於一般史書所謾罵的石勒。 《世說新語》很少引用詩歌的全文，唯獨對曹植的七步詩，卻加以引用。《文學篇》載： 文帝（曹丕）嘗令東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死刑）。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統治階級在同室操戈的時候，讀曹植這首詩，不能不無動於衷。 《世說新語》寫政治上遭到挫折的失意形象，也入木三分。如《黜免篇》載： 殷中軍（浩）廢后，恨簡文〔帝〕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因為殷浩的北伐，是簡文帝（時以會稽王秉國政）所支持的，想用北伐的勝利來牽制跋扈於上游的桓溫。浩兵潰失官，所以責怪簡文帝把他送上百尺樓上，卻把梯子搬走了，使人下不了台。這二則，都是通過寥寥幾筆，把失意人物的形象和懊喪情緒，都表達了出來。據劉峻在《世說新語》注中考證云：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世說新語》還善於表現幽默和諷刺。如《言語篇》載：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水牛），見月而喘（吳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故喘）。」 《儉嗇篇》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術解篇》云： 郗信道（天師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於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這些幽默和諷刺的小品，語言簡約含蓄，雋永有味。 由於作者的階級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世說新語》是以全盤肯定的態度來看待當時世族名流的言行的，甚至對於他們不可寬恕的罪惡，《世說新語》作者也用欣賞的語氣來敘述它。譬如《汰侈篇》載：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王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這一則，未必一定是實事，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世說新語》作者雖然把這則故事，安置在《汰侈篇》里，包含有譴責石崇殘殺勸酒美人的意思。但這一則的本意卻是要突出王敦，用王導的飲酒至於沉醉，來襯托王敦的堅不飲酒，突出王敦在年輕的時候，就具有豪邁殘忍的性格。在這裡，石崇枉殺無辜，便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對《世說新語》所存在的這些缺點，是應該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 《水經注》　魏、晉、南北朝的許多地理著作，有的記述州郡地理，有的專記名山大川，有的記敘征途經涉，有的兼記土產異物。其著名者，如三國時，蜀漢人譙周著《三巴記》，東吳人沈瑩著《臨海水土異物志》。西晉時，周處著《陽羨風土記》。東晉時，賀循著《會稽記》，顧夷著《吳郡記》。劉宋時，郭緣生著《述征記》，戴延之著《西征記》，山謙之著《吳興記》、《丹陽記》、《南徐州記》，盛弘之著《荊州記》，庾仲雍著《湘州記》、《江記》、《漢水記》，袁山松著《宜都記》，阮昇之著《南兗州記》。這些著述，除了《江記》、《漢水記》記述長江流域、漢水流域的地理景物，卷帙稍多，每記五卷以外，其餘少則一卷，多則三卷，其中描寫山川風景，關河險阻，文字清麗可喜，讀之令人神往。這一些地理著作，卷帙很少，雖然流傳很廣，卻容易散失，所以保存起來比較困難。南齊時，陸澄收集了一百六十家地理方面著作，依據地理書籍性質的分類，著述的先後，編為《地理書》一百五十卷（其中目錄一卷）。到了梁代，任昉又在陸澄所編的一百六十家《地理書》基礎上，加以擴充，增收了八十四家，編成《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可惜這些地理著作，後來大部分散失了。在北魏人酈道元著《水經注》時，他本人沒有到過江南，他記述江南的山川景物，主要藉助於這些著作。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今河北涿州）人。北魏景明中（公元500—503年），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代行州刺史事。後歷魯陽太守、東荊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職。道元當官「有嚴猛之稱」（《北史·酈范傳子道元附傳》），因此權貴們都討厭他。這時北魏雍州刺史蕭寶夤看到北魏王朝面臨分崩離析的局勢，就想割據關隴，自立為帝，北魏的權貴們有意要陷害酈道元，建議派酈道元為關右大使，前往長安慰勞軍士。道元入關前至陰盤驛（今陝西臨潼東），被蕭寶夤所派的人殺害了。這一年是北魏的孝昌三年（公元527年）。 道元好學博聞，歷覽異書。他生長的時代，正當兩晉十六國各族大遷移以後，在北方，有許多地名，幾經變動，人們已不知道它的原名了；有許多城郭，原來是設置過郡縣的，以後廢毀了，也有的是治所移動了。在南方，新成立了許多州郡縣；僑置的州郡，又棋置星羅，變動更大。獨有水道系統，儘管「川流戕改」，「川渠隱顯，書圖自負」（酈道元《水經注序》），也有變動，而且「胡漢譯言，音為訛變」（《水經·河水注》），但究竟要比城郭的變改少，究竟容易考查一些。因此他依據三國時人所撰《水經》，而為之注，成《水經注》四十卷。《水經》原書只簡略地敘述了一百三十七條水流，酈道元在注《水經》時，詳細地介紹了全國重要的河流，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條之多。《水經》原文，往往不過簡短的一兩句話，酈道元在《水經注》里卻寫成幾百字甚至多到幾千字的文章。《水經注》全文約三十萬字左右，比起《水經》原文來要多二十倍左右。《水經注》的內容，包括沿革地理、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各方面，它名為注釋《水經》，實際上是一部以《水經》為綱的全面而系統的綜合性地理著作。 酈道元在撰寫《水經注》時，引用了周秦兩漢以來與《水經》有關的文獻達三百餘種之多，有些間接的參考資料以及單篇的文章，尚不包括在內。 《水經注》在自然地理方面，如對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火井溫泉，有翔實的描寫。《水注》云： 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台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燃，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陵人，不可暫停。 酈道元對火井溫湯的地貌描述，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地帶一千多年前的火井活動和周圍的地貌情況。 在經濟地理方面，《水經注》詳細地記載了古代勞動人民所修造的堰渠分布情況和溉田畝數，以及各地的特產等等。他又轉引它書，記載了石油的產地，如《河水注》中載： 清水又東徑高奴縣（今陝西延安東），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今甘肅玉門東南）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燃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 這是今天延長石油礦和玉門石油礦的最早記錄。酈道元卻十分重視這些資料，他把這兩則記錄合在一起寫在書里，後來張華的《博物志》散佚了，幸虧酈道元摘錄下來，才不致湮沒。又如關於石炭使用的記載，《水經·濁漳水注》云： 〔鄴城〕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 又《水注》載： 火山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 這兩則有關石炭的記載，也是史書中較早記錄中國人使用石炭的資料，作為古代經濟資料來說，價值是很高的。 又如《河水注》中，記載了河東蒲坂（今山西永濟）的名釀——桑落酒。 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酎。……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獻，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平民），牽拂相照者，每雲「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 這種河東的名酒，當時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所以酈道元把它詳細地記載了下來。 在沿革地理方面，酈道元在《水經注》里，不僅系統地闡明了水道的源流和變遷，同時他還對郡縣的沿革，城市的盛衰，以及歷史故跡、民間傳說，都作了詳盡的記載。譬如他在《渭水注》中，對西漢、前秦故都長安的描述；在《濁漳水注》中，對曹魏和後趙故都鄴城的描述；在《水注》中，對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描述；在《谷水注》中，對當時的皇都洛陽的描述，都結合歷史的事跡，宮殿園苑池台巷市遺址的調查，詳盡細緻，令人讀了不僅增長地理知識，同時也增長歷史和考古知識。 《水經注》既是古代地理名著，也是山水文學中的優秀作品。酈道元以雄拔雋秀的文筆，不拘散駢的文學形式，來描寫祖國的壯麗河山，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酈道元對於自己遊歷過的地方的自然景色，寫得尤其生動翔實。酈道元是在青、齊一帶長大的，因此他在《水經注》里，對這一地帶的名勝區，寫得特別出色。如《巨洋水注》載： 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寔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寔亦潔並飛鱗。 雖是寥寥幾筆，臨朐的綺麗風光，卻已盡收眼底。 又如酈道元在《濟水注》中寫大明湖景色說： 濟水又東北，濼水入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如輪。……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這是最早描述大明湖和歷下亭的記載。 此外如對三門峽的描寫，文筆也非常細緻生動。《河水注》云：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傑出，勢連襄陸。……其山雖辟，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雖世代加功，水流，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 上面一些情況，大都是酈道元親身經歷過的，這才寫得出來。至於江南、西蜀，不在他足跡所至的範圍之內，酈道元網羅了那一帶的地理文獻資料，藉以彌補自己知識之不足。如他在《沔水注》中，講到漢中陽都坂（在今陝西洋縣東北）雜峻異常，說： 〔漢水〕又南徑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云：自西城（今陝西安康西北）涉黃金峭（今陝西洋縣東北）、寒泉嶺（今陝西洋縣北）、陽都坂，峻百重，絕壁萬尋。既造其峰，謂已逾崧（嵩山）岱（泰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涉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岩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 這一則對秦嶺南段景色的描寫，酈道元主要利用了庾仲雍的《漢中記》的記載。經過他加工以後，文筆生動，使人讀了，有點像他自己正在跋登萬重峻岭，回頭顧眄煙雲蒼茫的來徑一樣。 還有描寫長江的三峽景色，《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徑巫峽……歷峽東徑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其間。……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三峽不是酈道元足跡到過的地方，但是他善於利用當時文學家寫的遊記、地誌，如庾仲雍的《江記》、盛弘之的《荊州記》、袁山松的《宜都記》等書，因此把前人和當時人對三峽的景色描寫記錄下來。 《水經注》對歷史沿革地理作出很大貢獻。倘使沒有《水經注》的記載，後人簡直無法考知漢代朔方郡的境界在那裡，也無法知道漢代的漁陽郡白檀縣在今天承德西北。今天北京密雲，當時叫通潞縣。北魏的密雲縣和西密雲戍，在今天河北豐寧縣附近。到了東魏時失去安州，當時的密雲縣治自口外的豐寧縣遷到通潞縣境內，後來通潞縣在地圖上消失了，代之以今天的密雲了。清乾隆時，清高宗御製《熱河考》和《灤河濡水源考證》，猶以為「白檀乃今密雲」，酈道元把白檀、要陽安置在承德西北，是錯誤的，「漢時郡縣，安得至此？」一批御用學者也隨聲附和，認為「白檀、要陽在今密雲，並非灤水所經。酈氏此條，舛誤殊甚。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特加辨正，一破千古傳訛」。實際在密雲的白檀、要陽，是東魏以後的僑治，漢代的白檀、要陽確實是在承德西北。不是酈道元記載錯了，而是御製《熱河考》、《灤河濡水源考證》考錯了。 當然，酈道元的《水經注》，不是沒有缺點的。江南不是酈道元經歷過的地方，有些地區又缺乏文獻方面的資料，因此酈道元記載這些地區的水道河流，往往失實。舉兩三個例子來說。他把《羌水篇》中的白水（白龍江）和《漾水篇》中的白水（白水江），搞成一個源頭，都出於西山。他把雲南的葉榆水從大理通到昆明。還採用古老的違反科學的傳說，黃河的水源出於崑崙墟，這個崑崙墟卻在今天的新疆。另外，又由於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因此在《水經注》里記載了不少神鬼故事和迷信傳說，這就不能不削弱這部偉大著作的科學價值。 《洛陽伽藍記》　東魏時，陽之撰《洛陽伽藍記》[4]。之歷官撫軍府司馬，期城郡太守。洛陽為東漢、曹魏、西晉的京都。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又自平城遷都洛陽，此後四十年中，洛陽再度成為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爾朱榮入洛，殺王公朝士二千餘人，當時死事之家多舍居宅以施寺，為死者造福，故史稱「京邑第舍，略為寺矣」（《魏書·釋老志》）。永熙（公元532—534年）初，「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餘寺」（《洛陽伽藍記序》）。永熙末，東西魏分立，東魏遷都於鄴，諸寺僧尼，同時徙鄴。接著東西魏長期戰爭，洛陽被戰火破壞得很嚴重。陽之本來就居住過洛陽的，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又因事到達洛陽，看到過去繁華的洛陽城，這時候「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洛陽伽藍記序》）。之撫今思昔，感觸萬端，於是懷抱這個故都橫遭大劫的沉痛心情，寫出《洛陽伽藍記》這部書來。 陽之在《洛陽伽藍記》里，用細緻的筆觸來記述城內外著名伽藍的結構和帝都風物、庭園景色。如他記載城南景明寺說： 景明寺，宣武皇帝（元恪）所立也。景明年（公元500—503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台觀光盛，一千餘間，復殿重房，交疏對霤，青台紫閣，浮道（飛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公元520—524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塔）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雲「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寺名）。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沉浮於綠水。（碾）磑舂，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稱首。 像景明寺這樣的寺院，當時在洛陽還不止一兩所。這些寺院的建築，都是「金剎與靈台比高，講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洛陽伽藍記序》）。當時北魏全國大小寺院二萬多所，其豪華奢靡的情況，可以推想而知。 陽之還通過本書，詳盡地記載了北魏末年爾朱氏跋扈的歷史事件，同時也無情地揭露了當時貴族權豪窮奢極欲的生活及其貪鄙性格。如寫河間王元琛的華侈和章武王元融的貪婪： 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爭修園宅，互相夸競。……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繢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琛〕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行列如錢的雕制環狀飾物）青瑣（用青色塗飾的連環形花紋），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余酒器，有水晶缽、瑪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珠璣，冰羅霧，充積其內，繡纈、綾、絲彩、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婉嘆，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及〔胡〕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指北魏武泰元年，爾朱榮舉兵入洛，殺王公朝士二千餘人），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當是因舊為河間王宅而名）。觀其廊廡綺麗，無不嘆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 陽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當時洛陽商市的情形，除了洛陽大市和通商等十里，已在第七章第三節提到以外，它還記載了永橋市和魚鱉市： 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為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市也。 《洛陽伽藍記》除了記載這些商市以外，還介紹了當時譽滿洛陽的佳釀桑落酒： 市西有延沽、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 這一條和上引《水經·河水注》劉墮桑落酒條參看，就可以看出劉白墮所釀的桑落酒風靡全國的暢銷盛況。 另外，陽之在《洛陽伽藍記》中，還介紹了南北兩地飲食嗜好的殊異情況，如說： 〔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喝飲茗汁（茶）。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孝文帝）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鄉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 又如記錄當時重視四聲反切的風尚說： 洛陽城東北有上商里……高祖名聞義里。……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嘗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佇奴謾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是誰」同屬禪母，「過佳」及「郭冠軍家」同屬見母，「凡婢」同屬奉母，「雙聲」同屬審母，「佇奴」同屬泥母，「慢罵」同屬明母，皆雙聲字。「第宅」二字，「第」為定母，「宅」為澄母，古音亦屬同部。李元謙和春風互相用雙聲語來嘲戲，可見當時喜用雙聲語的風尚已很普遍。 《洛陽伽藍記》是一部出色的地理著作，又是一部抒情的文學作品。這部書的文體，接近駢儷，但不流於浮靡雕琢。它能夠以精雅潔淨的語言，繁簡得宜的記敘筆法，表現了純熟的藝術技巧。陽之還依據宋雲《家紀》、慧生《行記》和《道榮傳》，綜述宋雲、慧生西行求法的經過，這是研究古代西域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如果沒有保存在《洛陽伽藍記》里，那也早就散失了。 《洛陽伽藍記》和《水經注》一樣，記載了不少鬼神傳說，這和當時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密切相關的，儘管作者本意不在於宣傳鬼神怪異。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　顏之推，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先世隨東晉渡江，寓居建康。之推初仕梁朝，為梁元帝散騎侍郎。西魏破江陵（公元555年），之推被俘入關。他偷偷從弘農郡（今河南陝州區）坐了一條小船，趁黃河水漲，逃奔北齊。仕齊至黃門侍郎、平原太守。齊亡又入周，至隋初病死。他在《觀我生賦》自註裡，說自己一生「三為亡國之人」，一次是侯景破台城；一次是江陵淪沒；一次是北齊滅亡。他在賦的結尾沉痛地說：「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污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和庾信的心情一樣，對身世的感觸是較深的。 顏之推是南北朝後期的一位著名學者。他的代表作是《顏氏家訓》二十篇。《家訓》的《序致篇》說：「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他所著《家訓》，確實也避免了這點，做到言之有物。由於他經歷南北，飽經憂患，深知南北俗尚的弊病，政治的得失，南學北學的短長，因此在《家訓》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時，往往非常中肯。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曾揭露了北方世家大族教兒子學鮮卑語、彈胡琵琶，藉以獵取官位的無恥行徑。《教子篇》說：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吾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對這種無恥想法，顏之推是深惡痛絕的。他又揭露了北方世家大族憑藉門第來進行婚姻買賣交易的醜劇，《治家篇》說： 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 他批評南朝的世家大族，「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涉務篇》）。「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豎也；問其為田，不知稷早而黍遲也。」（《勉學篇》）他進而抨擊了南朝的門閥世族制度，《涉務篇》說：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噴陸梁（跳躍），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 《勉學篇》又說：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猶落拓）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 以上二則，對南朝世家大族的沒落腐朽，揭露無遺。 顏之推對北朝貪婪的鮮卑貴族，也作了辛辣的諷刺。他在《治家篇》里說： 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餚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在《顏氏家訓》中，顏之推還反映了世家大族南北風尚的區別，如在《治家篇》里說：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曲，此乃恆代（北魏初都恆州代郡之平城）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悴奴，僅充而已。 此外他在《治家篇》里又反映了當時北方世家大族溺殺女嬰的惡習：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閽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窗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顏氏家訓》這些方面的記載，有助於我們對當時社會風習的了解。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幾次提到，有了一點學問，千萬不能驕傲。他說：「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勉學篇》）。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還提出他在經學和文學方面的見解，有些是很精闢的。他對南朝文學批評形成一種風氣，非常讚許。他說：「《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慚者多矣」（《勉學篇》）。所以他說：「江南文制，欲人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曹植）得之於丁也」（《文章篇》）。他對北朝文壇上文學批評風氣的不展開，所謂「山東風俗，不通擊難」，是不以為然的。 顏之推認為要使作品有生命，首先要有充實的內容，然後再講求寫作技巧。他說：「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他反對當時那種浮艷的文風，說：「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認為偏重辭藻，反而阻礙了內容的表達，限制了文氣的奔放。因此他主張向古人的作品——主要是優秀的散文學習，說「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遠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文章篇》）。 顏之推談到當時的經師：「『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聞一言輒酬數百〔言〕，責其指歸，或無要會」（《勉學篇》）。他對這種學風，也加以反對。他嗤笑當時的學者，說他們正像鄴城謠諺中所嗤笑那樣，「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講了好多廢話，始終沒有把主題點出來，這種情況「令人氣塞」，他告誡子孫千萬別向他們學習。 《顏氏家訓》一書，不但持論平實，而且在當時駢偶文盛行的年代裡，沾染習氣不深，它的文風，給人以一種渾樸的感覺，對後代散文的發展，起了一定影響。 顏之推這一部書，自然也有許多缺陷。尤其是之推虔信佛教，在《家訓》里散布了因果報應思想，這是必須加以批判的。 * * * [1]　在本節編寫時，參考了金毓黻先生著《中國史學史》第四章。文中附錄後漢史、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史、北史諸表，均據金先生書中所列之表製成。 [2]　《莊子·外物篇》：「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按萇弘碧血，蜀地傳說又把它變為碧珠，常璩否定了這種說法。 [3]　揚雄《蜀王本紀》：「望帝使臣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且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望帝去時，子鳴，故蜀人悲子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按子，即子規，杜鵑鳥的別稱。 [4]　陽之，劉知幾《史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羊之。《隋書·經籍志》、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唐法琳《破邪論》、道宣《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作楊之。獨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辯惑篇》作陽之，並云：「陽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按羊氏郡望為泰山，楊氏郡望多弘農，獨陽氏郡望是北平。之既是北平人，當作陽氏為是。北平陽氏，是北朝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