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與海東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高句麗　高句麗，是從貊部落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和貊是兩個部落，在東，貊在西。高句麗屬於貊部落，後來才合併了部落。據《三國志·魏志·傳》說：「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戶二萬。」開始還沒有形成國家，「無大君長，自漢已來，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系銀花，廣數寸以為飾。」「同姓不婚。」「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部落的「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事實也證明了他們的「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到了曹魏後期，高句麗逐漸強大，部落就很自然地併入高句麗國了。 高句麗是屬於貊部落的，貊族以外，還有貊的「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之為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貊部落和小水貊部落，他們構成了高句麗國人的主體。漢代稱高句麗人為貊人，說明高句麗人即出於貊人。但統治高句麗的貴族卻不是貊人，而是夫餘人。高句麗的貴族很忌諱高句麗人民和貊部落人民之間有血緣紐帶的這段歷史，總喜歡強調他們和夫餘王族的親密關係。《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曾提到「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這個說法，就高句麗貴族而言是對的。至於高句麗的人民，那麼應該說是、貊族而不是夫餘族。 高句麗的創業君主，名喚朱蒙。傳說「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宮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遂生朱蒙。所以朱蒙自稱，「我是日子，河伯外孫」（《魏書·高句麗傳》）。後來夫餘人要殺朱蒙，朱蒙從夫餘南逃，建立了高句麗國。高句麗國的統治貴族固然是夫餘人，而構成高句麗國的人民卻不是夫餘人，他們主要是貊人和人，當然也有古朝鮮人，以及沃沮人的南方一部分。高句麗國的形成，也經歷過一個各族人民融合的較長曆程。 朱蒙四傳至莫來，曾北征夫餘，夫餘王戰敗，夫餘的勢力開始向北面撤退，但高句麗王始終無法征服夫餘，夫餘仍以今吉林農安為都城。在北魏時期，夫餘國還是用豆莫婁國這個名稱，作為我國東北部的一個強大部落而存在著。舊史說高句麗強盛之後，「乃並夫餘」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高句麗國初都紇升骨城（在今我國遼寧省桓仁西北），後來從紇升骨城遷都到丸都城（今我國吉林省集安）。到了我國南北朝時期，高句麗又把都城從丸都城遷到平壤。我們現在先講丸都城時期的高句麗，再講平壤城時期的高句麗。丸都城時期的高句麗，其地「南與朝鮮、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故其俗節於飲食。」（《後漢書·高句麗傳》）由於自然條件較差，因此高句麗人西面想向漢朝的遼東郡發展，北面想侵凌夫餘，東面想蠶食南沃沮，尤其不忘南下略定朝鮮半島。高句麗有五個大的氏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指曹魏時）桂婁部代之」。「絕奴部世與王婚」，所以勢力也很大。高句麗已經進入奴隸社會，國內階級分化非常明顯，「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這種「下戶」，不見得一定是奴隸，而是自耕農民。高句麗「無牢獄，有罪，諸加（加是官名）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奴婢的來源，除了這些罪犯奴婢外，其餘就是被擄掠的四鄰人民了。因為要通過戰爭來掠奪奴婢，所以高句麗國很好戰，國力也較強，史稱其人「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後漢書·高句麗傳》），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高句麗人「潔清自喜」，「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以上講的都是丸都城時期的高句麗社會風俗。 公元32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麗王派遣使節訪問洛陽。公元244年（曹魏齊王芳正始五年），高句麗王位宮乘公孫淵新滅，想略取遼東（郡治襄平，今遼寧遼陽市），為曹魏幽州刺史丘儉所破。高句麗王把他的兵鋒轉而南下，攻取平壤。東晉十六國前期，前燕慕容氏霸有遼海，高句麗王釗也想乘隙攻占遼東，這兩個力量衝突的結果，前燕主慕容皝取得勝利，高句麗國人五萬餘口歸附了前燕，高句麗國都丸都城被毀壞，高句麗王釗為百濟國所殺。到了後燕慕容熙時，高句麗王乘後燕衰敗之際，奪取了遼東郡。這時高句麗國的都城已經不在丸都而在平壤了。 高句麗遷都平壤城以後，在朝鮮半島的幾個國家中，是國力最為強盛的一個國家。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派遣的使節李敖曾到達平壤城，據說這時高句麗國的「人戶參倍於前魏（曹魏）時」（《北史·高麗傳》），曹魏時高句麗有三萬戶，這時戶口已有九萬戶了。平壤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水（今大同江）」。高句麗國的疆域，這時東至新羅，西抵遼水，南接百濟，北鄰，可是「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給」（《北史·高麗傳》）。「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周書·高麗傳》）「稅，布五匹，谷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隋書·高麗傳》）「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征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為奴婢以償之。」（《周書·高麗傳》）「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為賣婢。」（《北史·高麗傳》）服裝，「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北史·高麗傳》）。「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周書·高麗傳》）「貴者，其冠曰骨蘇，多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褲，素皮帶，黃革屨。」（《隋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為（緣邊）。」「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為飾。」（《魏書·高句麗傳》）「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周書·高麗傳》）「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蘆管）以和曲。」（《隋書·高麗傳》）以上講的都是平壤城時期的高句麗社會風俗。 高句麗和我國東晉、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北燕、北朝、南朝，每歲都有頻繁的使節來往。它派遣使節到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王朝的京都訪問，並饋贈方物，前後有九十餘次之多，有時一年中派出的使團，不是二次，便是三次。派遣使節到達東晉、南朝的京城建康訪問，並饋贈方物，前後也將近三十次。在北魏王朝舉行大朝會款待外國使團名單中，南朝使團列在首位，高句麗王派遣的使團，名次排列在第二位。高句麗可算是當時東北亞各國中國力最強盛、文化最發達的一個國家。 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高句麗王一次就贈送給南朝戰馬八百匹，南朝也相應回贈高句麗王許多禮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全盛時期，高句麗每年贈送北魏王朝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北魏王朝也回贈價值相等的禮物。北魏末年，干戈擾攘，有很多中原人民流亡到高句麗。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三年（公元552年），遣使臣崔柳出使高句麗，「求魏末流人」（《北史·高麗傳》），高句麗王一次就遣返了五千戶。 高句麗從建國以來，很早就接受了我國的儒家思想，因為這種思想適合高句麗階級社會的發展需要，所以他們的統治階級便大力加以提倡。高句麗王曾模仿中國，在國都平壤設置太學，還從中國取去許多書籍，所以在高句麗國內，「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晉陽秋》」（《北史·高麗傳》）等，並且非常流行。在公元372年左右，佛教也從中國北方前秦王朝統治地區傳入高句麗，高句麗的統治階級也企圖利用佛教來薰陶人民，鞏固他們的統治。高句麗一方面吸取中國文化的有益成分，來充實和發展高句麗文化，一方面又把中國文化和高句麗文化介紹到南方的百濟、新羅和隔海的日本去，給予這些國家非常深遠的影響。 百濟　百濟是從馬韓部落發展而來的一個國家。馬韓在我國的漢代，共分五十四個部落。這些部落，「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晉書·馬韓傳》）。「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三國志·魏志·馬韓傳》）「其男子科頭露（把頭髮打成一個結，盤在上面），衣布袍，履草。」「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發垂耳。」（《晉書·馬韓傳》）西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時，馬韓部落的酋長還派遣使節到洛陽，贈送方物，共有七八次之多。 公元346年（東晉穆帝永和二年），馬韓五十四個部落之一的百濟部落，開始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形成了百濟國家。 百濟的王室姓夫餘氏，自稱出於夫餘王之後，他們開始把夫餘王室東明的神話傳說，搬來作為百濟王室的神話傳說。我們認為構成百濟國人民的主體的是馬韓的五十四個部落，可能百濟王室有夫餘王的血統，或確有夫餘王子仇台其人南下為百濟部落的酋帥。至於史籍上說仇台帶領夫餘族人，「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北史·高麗傳》）的這個說法，肯定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理由是，《三國志·魏志·馬韓傳》曾提到了構成馬韓的五十四個部落中，已經有個伯濟部落——伯濟國。伯濟即百濟，那時百濟還沒有統一五十四個部落，也還沒有形成百濟國家，但是已經有了這個伯濟國了。遍考東北亞部族的遷移跡象，在此之前找不出夫餘王子率夫餘族人，「以百家濟」的一點痕跡。所以，百濟是夫餘王子「以百家濟，因號百濟」的說法，是望文生義，完全不可靠的說法。 百濟「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指中國）。唯無駝、驢、騾、羊、鵝、鴨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周書·百濟傳》）「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又知醫藥、蓍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鼓角、箜篌、箏、竽、、笛之樂，投壺、、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弈棋。」「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征之；婦犯奸，沒入夫家為婢。」（《北史·百濟傳》） 百濟國於北魏孝文帝延興元年（公元471年）、北齊後主天統三年（公元567年）、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先後四次派遣使節來北朝京都洛陽、鄴城、長安訪問，並饋贈方物。北朝航海捕魚的漁民和出使海東的使節在海上遇難，百濟往往加以救護。有一次百濟國人在「西界海中，見屍十餘，並得衣器鞍勒」（《北史·百濟傳》），經過調查，知道是北魏出海使節遇難的遺物，除了埋葬屍體外，還把這個消息通報北魏王朝。 百濟也經常派遣使節，到東晉、南朝來訪問。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元嘉二十年，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七年，梁武帝天監十一年（公元512年）、普通二年（公元521年）、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太清三年（公元549年），陳後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百濟使節訪問東晉、南朝的京城建康凡十一次。百濟士人愛好中國的「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梁武帝時，百濟國的使節曾到建康「求書」。在侯景亂梁之後，建康城內斷垣殘壁，荒涼不堪。百濟國的使節來到建康，「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梁書·百濟傳》）。就此二事，可見百濟國王派遣到南朝的使節，不但愛慕漢族文化，而且也極其關心南朝的治亂，百濟和南朝的友好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百濟很早就從遼東地區傳入了五帝神。公元384年，百濟又從東晉傳入佛教，百濟國內「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北史·百濟傳》）。何承天的《元嘉歷》，也從南朝傳入百濟，史稱百濟「用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首」（《周書·百濟傳》）。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濟聖王明十九年，即公元541年），百濟使節到達建康，「表請《毛詩》博士，《涅》等經義，並工匠、畫師等」（《三國史記》卷26），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滿足了百濟的要求。從這一系列的事實看來，百濟和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是如何頻繁而密切了。漢族文化還以百濟為媒介，給予新羅和日本以一定的影響。 新羅　新羅是從辰韓和弁韓發展而來的一個國家。辰韓地處馬韓之東，它總共由十二個部落組成聯盟，聯盟的酋長稱辰王。另外又有一個弁韓，也由十二個部落組成聯盟。這二十四個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千家，小的也有六七百家，總起來有四五萬戶。由於北方強大的高句麗，念念不忘南下牧馬；在朝鮮半島南部，倭國也在弁韓的迦羅部落基礎上建立任那府，企圖利用這個橋頭堡壘，經營朝鮮半島。為了抵禦南北兩大勢力的侵凌，在公元356年（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辰韓、弁韓等部落開始聯合起來，由過去鬆散的部落聯盟，形成了新羅國家。 新羅「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北史·新羅傳》）。「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國出鐵」，在辰韓、弁韓時代，「韓（馬韓）、、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鐵的普遍使用，使新羅社會經濟有了飛躍的發展。「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築，彈之亦有音曲。」（《三國志·魏志·弁辰傳》）「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營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彩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死有棺殮，葬送起墳陵。」（《北史·新羅傳》）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年、七年，辰韓王曾三次派遣使節來洛陽訪問，並饋贈方物。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陳廢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三年，新羅國王先後四次派遣使節，遠涉重洋，來建康訪問。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後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新羅國王也先後兩次遣使來齊都鄴城訪問，並饋贈方物。這些友好往來，給此後幾百年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礎。 日本邪馬壹與大和國家　約當我國西漢時期，日本島上存在一百多個獨立的部落。自從漢武帝把漢王朝勢力推進到遼東半島之後，前後有三十多個倭部落與漢有了經濟文化交流。到公元1世紀中葉，北九州已形成了幾個部落國家。公元5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其中的倭奴國曾派遣使節到東漢京城洛陽來，饋贈方物。東漢光武帝贈以印綬。這個「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在日本的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於筑前國糟屋郡志賀島葉崎村發現。公元107年（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倭王又遣使聘漢，曾贈送漢王室生口（奴婢）一百六十人。從這件事看來，倭奴國已經把被征服部落的俘虜當作奴隸，並用來贈送鄰邦，這說明他們已經進入較為原始的奴隸社會了。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公元3世紀前半葉，日本島上出現了一個服屬二十多個部落的勢力強大的邪馬壹（即邪馬台）國。它的國王是個名叫卑彌呼的獨身女子，常用「鬼道」來牢籠人心。政務由她的弟弟管理。卑彌呼女王平時深居簡出，「以婢千人自侍」；死後「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可見邪馬壹國社會，還滯留在不發展的奴隸制階段。「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種禾稻、麻，蠶桑緝績，出細縑綿。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收租賦，有邸閣（存貯糧食）。國國（每個部落）有市，交易有無。」風俗淳樸，「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戶。」「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每個部落「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同時還「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男女皆徒跣。」「男子皆露，以木棉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發屈。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食飲用籩豆，手食。」婦人「不妒忌」，國多女子，「國大人皆有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嫁娶不以錢帛，以衣迎之。」（《晉書·倭人傳》）階級的差別已經非常明顯，「下戶與大人相逢，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三國志·魏志·倭人傳》）。 曹魏明帝的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懿滅公孫淵，取得了遼東。這年六月，邪馬壹國卑彌呼女王遣使至洛陽，饋贈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曹魏王朝回贈了許多禮物，其中有「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羊毛織品）十張，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另外還有「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到了齊王芳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卑彌呼女王又派遣使節到洛陽，饋贈「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正始八年，卑彌呼女王病死。不久，嗣女王壹與又遣使節來魏都洛陽，饋贈「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三國志·魏志·倭人傳》）。魏王朝也相應回贈方物。司馬昭相魏，邪馬壹國的使節，又幾次來到洛陽。西晉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邪馬壹國又派遣使節，重譯來洛陽，饋贈方物。 邪馬壹國究竟在日本的什麼地方？一說是在九州北部，一說是在本州的大和（今奈良），歷來就有爭論。但是到公元3世紀以後，大和地方興起了一個猶如邪馬壹那樣的大和國家，這是無可置疑的事[1]。在我國南朝時，大和國多次派遣使節，遠涉重洋，到建康訪問。《宋書·倭國傳》記載著大和國王武在宋順帝昇明二年（公元478年）所上的一個表文，文中提到倭王武的父、祖「躬擐甲冑」，「東征毛人（蝦夷）五十五國，西服眾夷（熊襲）六十六國，渡平海北（指三韓部落）九十五國」。可見自西晉末至南朝時，大和國已經逐漸統一四國，進而渡過海峽，向朝鮮半島擴張勢力了。正如《北史·倭傳》所說：「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 大和國和東晉、南朝的通聘，一共十次。第一次是在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年），第二次是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第三次是在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第四次是在元嘉七年，第五次是在元嘉十五年，第六次是在元嘉二十年，第七次是在元嘉二十八年，第八次是在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年），第九次是在順帝昇明元年，第十次是在昇明二年，倭國王先後派遣使節來建康訪問，並饋贈方物。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502年），南朝的皇帝也主動派遣使臣，贈與大和國王以榮譽位號。除了南朝和大和國彼此間的友好往來有了進一步發展以外，中國人民很早就把中國大陸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介紹到日本去。從西晉時候起，中國人開始流移到日本，這對日本的社會發展，起過一定影響。在西晉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吳服師（我國江南地區的縫衣師）經百濟到達日本。同年，我國的儒家經典《論語》，也傳到了日本。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大和國又從江南聘去「漢織（北方織匠）、吳織（南方織匠）及衣縫（縫衣師）兄媛、弟媛等」（《日本書紀·雄略天皇紀》）。過了兩年，在公元472年，大和朝廷又下令本國栽植桑樹。從此，日本的蠶桑和絲織業，便迅速發展起來。我國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到了隋唐時代更有長足的發展。 * * * [1]　參考日本井上清教授著《日本歷史》第二章《大王國家與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