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五節 西魏與北周的政治
北周王朝的建立 宇文泰的先世是東胡族宇文部的酋長。宇文部在東漢末曾加入鮮卑檀石槐部落聯盟，遊牧在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上游。西晉末，宇文部曾一度強盛，其酋長嘗自稱單于。4世紀40年代，為徒河鮮卑慕容氏所滅[1]。
宇文部雖亡，宇文部的部落貴族，仕於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後燕政府的人數很多，如宇文輸為慕容垂之甥，為垂所重用；宇文拔仕慕容盛為中領軍將軍。慕容寶敗亡，有宇文陵降魏，遷居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宇文泰就是宇文肱的兒子。
北魏末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據沃野起義，起義軍的大將衛可孤攻下武川鎮，不久武川鎮中下級軍官賀拔度拔、賀拔岳父子和宇文肱、念賢等叛變，襲殺衛可孤，投降政府。那時北魏政府曾向柔然人方面借兵來消滅六鎮起義軍，柔然人攻下六鎮之後，大肆劫掠與破壞，使得六鎮饑荒嚴重，北魏政府只得移六鎮饑民去河北就食，宇文肱全家都在被移之列。宇文肱到了河北博陵郡之後，就參加了以懷朔鎮兵鮮于修禮為首的起義隊伍。起義軍的總部在定州左人城，宇文肱率領全家從博陵前往左人城，走到唐河北面，為政府軍所敗，宇文肱和他的長子、次子都在這次戰役中陣亡。
宇文肱的第三子洛生，後來在葛榮起義軍中，屢立戰功，封為漁陽王；葛榮失敗後，洛生為爾朱榮所殺。宇文泰隨兄洛生在葛榮軍中，曾被葛榮任為將帥，時年二十歲。葛榮失敗，宇文泰因與爾朱榮的部將賀拔岳有世交的關係，被收編在賀拔岳的部下。賀拔岳奉爾朱榮命率兵鎮壓關隴起義軍，宇文泰隨岳入關。這次入關的政府軍主帥是爾朱天光，賀拔岳和侯莫陳悅為副主帥。關隴起義軍被消滅後，爾朱天光因爾朱榮被殺，率兵東返，為榮復仇，不久爾朱氏失敗，爾朱天光被殺。關中只剩下賀拔岳與侯莫陳悅兩個軍團。高歡與魏孝武帝元修火併，魏孝武帝想依賴賀拔岳在關中的實力，來牽制高歡，任命賀拔岳為關西大行台，叫他率兵東下。高歡方面也暗地派人聯絡侯莫陳悅，叫他在和賀拔岳會見的時候，殺死賀拔岳。
宇文泰隨賀拔岳入關後，累遷關西大行台左丞，出為夏州（治岩綠，今陝西靖邊縣北白城子）刺史。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所殺，岳軍中將領迎宇文泰主岳軍，泰舉兵伐侯莫陳悅，悅大將李弼倒戈迎降，悅兵潰被殺。關隴地區遂為宇文泰所據有，時為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三月。到了這年七月，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自洛陽入關，泰迎孝武帝遷都長安，是為西魏。泰遂擅軍政大權。孝武帝入關不久，與宇文泰之間又發生裂痕；同年十二月，泰毒殺了孝武帝，擁立元寶炬（孝文帝之孫）為傀儡皇帝（西魏文帝）。宇文泰的政治地位，遂由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而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最後為太師、大冢宰。
宇文泰以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人，能夠繼賀拔岳為統帥，實際掌握西魏的軍國大政，主要原因在於賀拔岳的軍團是以六鎮中的武川鎮軍官為骨幹而組成的，其後成為高級將領的念賢、寇洛、趙貴、李虎、侯莫陳崇、梁御、若干惠、王德、韓果等，沒有一個不是武川鎮人，而宇文泰不僅僅是賀拔岳的左右手，而且也是這個集團中的核心分子。所以在賀拔岳死後，由宇文泰來領導這軍團，並不是偶然的。
以六鎮中之武川一鎮的中下級軍官為骨幹而又獲得關隴、河東地區世家大族擁護而成功的宇文泰，他一方面把過去鮮卑族在塞外的民兵制度介紹到關隴地區來成立府兵制度，另一方面又通過西魏的政權組織和府兵的鮮卑、漢人混合編制，組成關隴統治集團，他的政權基礎是比較穩固了。他因此能夠有力地抵禦實力遠勝於己的高歡的進攻；同時還能乘侯景亂梁以後，利用蕭梁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於公元553年，命他的甥兒尉遲迥出兵取得巴蜀（今四川、重慶）；公元554年，又命大將于謹和侄兒宇文護出兵攻破江陵，殺梁元帝蕭繹，扶植蕭在江陵建立後梁傀儡政權，作為他以後經略江南的據點。西魏的疆土也擴展到了今四川、重慶、湖北一帶。
公元551年（西魏大統十七年），西魏文帝元寶炬病死，子元欽繼位，是為廢帝。元氏宗室還想把國家權力從宇文泰手裡奪過來，以尚書元烈為首，陰謀發動政變。事泄，元烈被殺。元欽傾向元烈，對宇文泰「有怨言」。公元554年，宇文泰廢殺元欽，立元欽弟元廓為帝，是為恭帝。宇文泰還是把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
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出巡至北黃河（今內蒙古後套烏加河），得病，還至雲陽宮（在今陝西淳化西北）病死，年五十。宇文泰在世時，因諸子年幼，對他長兄的兩個兒子宇文導、宇文護，委以重任。宇文導為隴右大都督，早於宇文泰病故；宇文泰臨死時，不得不把國家權力交給宇文護。宇文護接過國家權力之後，就推宇文泰嫡子宇文覺代西魏稱周天王，是為北周孝閔帝。
北周王朝建立後，宇文護專政。與宇文泰行輩相似的前西魏大將趙貴、獨孤信等怏怏不服，圖謀襲殺宇文護。宇文護先發制人，殺趙貴，令獨孤信自殺。北周政權穩固下來了，宇文護也由大司馬遷任大冢宰（大冢宰是當時的丞相），晉封晉國公，威權日盛。不久竟廢殺孝閔帝宇文覺，立宇文泰庶長子宇文毓為帝，是為明帝。到公元560年，宇文護又毒殺明帝宇文毓，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為帝，是為北周武帝。《周書·晉盪公護傳》稱：「自太祖（宇文泰）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連北齊人也說：「護外托為相，其實王也。」（《北齊書·段榮傳子韶附傳》）宇文護是北周政權的實際主宰者。
公元563年（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宇文護命柱國大將軍楊忠率步騎兵一萬，出北黃河與突厥聯兵伐齊，至晉陽而還。翌年，宇文護徵調了二十萬軍隊，出潼關，圍攻洛陽，因北齊援軍趕到，無功而歸。少師楊率州郡「義兵」一萬餘人深入敵境，全軍覆沒。伐齊的挫敗，使宇文護在北周的威望大為降低。
宇文護自公元557年至公元572年，前後執政十五年之久，對北周王朝的穩定局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北周武帝宇文邕精明強幹，他不願充當傀儡皇帝，對於宇文護「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周書·晉盪公護傳》）這些情狀，又是不滿意的。於是在公元572年的三月，趁宇文護進宮朝見太后時，殺掉宇文護。三十歲的北周武帝，這時才政由己出。北周武帝不但把國家權力奪回到自己手中，同時為了集權中央，還進一步擴大了府兵的兵源，打擊了僧侶地主在經濟上的勢力，並且出兵消滅北齊，完成了宇文泰所未能完成的事業。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 西魏、北周統治地區，同東魏、北齊地區比較起來，是地主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地區。因此，均田制度也容易鞏固。
關於北朝均田制度的實施情況，除了史籍所載魏、齊、周、隋四朝頒布的均田令式，以及《通典·食貨典》轉引的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外，其餘可資說明的資料不多。近年敦煌石室資料的發現，尤以其中西魏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的《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斯坦因漢文書第613號）的發現，使我們對於北朝時期尤其是西魏時期施行的均田制下土地的實際分配情形和租調徭役的實際負擔情形，清楚得多了[2]。我們過去認為在北朝均田制實施初期，均田的土地該是足額的；到了隋唐時代，由於人口的激增，官吏受田數字的龐大等等原因，土地方才不足分配。但是我們現在從《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來看，情況並非如此。殘卷所牽涉的三十三戶中，只有六戶是授田足額的；六戶三分之一左右未足；十三戶二分之一未足；七戶三分之二未足；另有一老女戶因為缺乏勞動力全不受田。這三十三戶的應受田額和已受田額的比例如下：
從上列表中可以看到，受田足額的均田戶六戶，只占三十三戶中的五分之一弱，而且平均每戶受田數額不到二十畝；受田不足額的，竟占五分之四強。這說明在西魏時期，均田制下可供授受的土地，就已非常不足了。
西魏大統十三年《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所反映的均田情況，說明當時授予均田的底額，不僅談不到一夫一婦授田百畝，連一夫授田四十畝這一數目也已經達不到了。它還說明當時敦煌地區（麻土狹鄉），丁男只授正田（即露田）二十畝、麻田十畝，丁女只授正田十畝、麻田五畝，奴婢依良，丁牛每頭二十畝；因為是狹鄉，戶籍計帳殘卷中沒有授受倍田的記載。現在把殘卷中可以考知的鄧延天富等五戶受田畝數，列表於下：
這五戶受田皆不足額，有的只受二分之一，有的只受三分之二。但同一殘卷中，卻有可靠的資料說明他們是要依照足額的土地畝數來繳納田租、戶調的。西魏均田農民田租戶調的負擔，列表如下：
課戶的田租，還根據上中下三等的戶等，折草輸納。如上等戶每丁男或丁女，納租二石，其中一石二斗五升輸租粟，七斗五升折草（折草一圍半）；中等戶每丁納租一石七斗五升，其中一石輸租，七斗五升折草（折草一圍半）；下等戶每丁納租一石，其中五斗輸租粟，五斗折草（折草一圍）。
我們從西魏大統十三年《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中，還可以了解到丁、中、老、小的年齡規定。三歲以下為黃，四歲至九歲為小，十歲至十七歲為中，十八歲至六十四歲為丁，六十五歲以上為老。凡男子從十八歲到六十四歲稱之為丁的，都得服力役。關於均田戶所服的力役，殘卷有如下的記載：
都合課丁男叄拾柒人
五人雜任役
一人獵師
……（二人防閣）……
二人虞候
叄拾兩人定見
六丁兵卅人
親〔信〕二人
從殘卷的斷片中，可以看到鄧延天富等三十三戶，應服力役的丁男有三十七人之多。最普遍的一種力役為「六丁兵」，即每個丁男在六個月內要為政府服役一個月，一年內要服役兩個月。這種力役負擔，是非常沉重的[3]。
從西魏大統十三年《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來看西魏時期的均田制度，授田土地非常不足，政府卻要按照足額的授田畝數來向均田農民徵收令文上規定的田租、戶調，還要他們每年服力役兩個月，對均田戶的剝削，可以說是極其苛重的。這也說明了均田制的虛偽性，西魏王朝正是通過這種虛偽的均田制，來實現其對人民的殘酷剝削。
北周王朝的均田制，據《隋書·食貨志》載：「司均掌田裡之政令。」「有室者（一夫一婦）田百四十畝，丁者（尚未娶妻）田百畝。」「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下，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十八歲成丁受田，六十四歲年老退田。一夫一婦每年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未娶妻者）者半之（減半收納）。其非桑土（麻鄉），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三分之一）」，皆以時征納。北周的力役，「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西魏大統十三年敦煌戶籍計帳所記載的是六丁兵制，即六個月服力役一個月，一年服力役兩個月。北周初年已改為八丁兵制，即八個月中服力役一個月，一年服力役一個半月。「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4]，即一年十二個月當中，均田農民服力役一個月。《隋書·食貨志》還說，當時農民服力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二月，營建洛陽宮，臨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常役四萬人。這是臨時把山東諸州的十二丁兵改為八丁兵；宣帝死後，洛陽宮停築，局部地區的八丁兵又恢復為十二丁兵了。
北周的戶調，同北魏、北齊、西魏大統十三年的差不多，但西魏一夫一婦繳麻二斤，而北周一室繳麻增至十斤；田租因授田百四十畝，納粟亦增至五斛（即五石）。我們根據上面的資料知道，應受田儘管定額是一百四十畝，實際上政府沒有那麼多的土地來供授受之用，而田租並不因為授田數額不足而有所削減，所以北周田租的定額還是很高，剝削是很重的。訂定北周田租、戶調數額的是蘇綽，他在西魏時訂定這個數額，他自己也覺得定得太重了，《隋書·蘇威傳》里有這樣一段話：「初，威父（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徵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到了隋文帝代周稱帝，蘇威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務從輕典」。關於隋代輕徭薄賦的問題，我們這兒且不去談它；我們只是說明，北周的田租五石，確比西魏上等戶的四石、中等戶的三石五斗、下等戶的二石要高得多，繳納原麻也增加到西魏的五倍之多，所以北周農民的田租、戶調負擔，確是很重的。
此外還有一個考訂上的問題，需要交代一下。蘇綽死在西魏大統十二年，這是《周書·蘇綽傳》明文記載著的。如果北周的田租、戶調式真的是蘇綽手訂的話，那麼在大統十二年之前，早已固定下來了，何以這個剝削數額與授田畝數等等，和敦煌石室發現的西魏大統十三年《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所記載的出入那麼大呢？我們的答覆是西魏到大統十二年，才真正取得河西走廊的瓜州和涼州，這個西魏大統十三年的敦煌戶籍計帳，只是根據北魏以來授田令式，並參考敦煌地區均田土地和丁壯多少的實際情況來記錄的，它還沒有受到蘇綽大統新制的太大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當另文加以詳述，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北周的田租、戶調、力役都不算輕，只是由於關隴地區的土地兼併情況，不比北齊統治地區那樣劇烈，均田農民多少還能分到一些土地（儘管是二分未足或三分未足），能夠進行農業生產；加以北周的政治，相對來說，要比北齊好一些，所以這一地區的土地危機不算突出，北周的統治也還比較穩定。
府兵制度的確立 宇文泰在接收賀拔岳的以六鎮中武川鎮兵戶為骨幹的軍團時，這一軍團人數不過數千人；侯莫陳悅兵潰後，李弼擁眾萬人來歸；北魏宿衛禁旅所謂「六坊之眾」（也是鮮卑族人）隨孝武帝元修入關的，也「不能萬人」（《隋書·食貨志》）。合起來，西魏的兵力，大概在三萬人左右。宇文泰命十二個將軍分別率領。大統三年（公元537年）沙苑會戰，高歡以二十萬眾進犯西魏，宇文泰迎擊的軍隊，還不滿萬人；大勝以後，不斷補充，人數增多。大統八年三月，正式成立六軍。到了大統九年，西魏的軍隊，就發展到十萬人左右了。同年與高歡在邙山會戰失利，宇文泰的軍隊被東魏殲滅的，就有六萬人之多。經過這次慘敗，西魏實力大傷，而且事實上，關隴地區的六州鮮卑人數本來就不多，戰爭的長期持續，使兵員的補充更有困難，宇文泰自不得不從漢族方面補充軍隊，來充實自己的力量。《周書·文帝紀》稱：「邙山失律，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這些新編的軍隊，又都是由政府選擇關隴地區有名望的人物來統領的，如：太原陽曲人郭彥，「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領鄉兵，除帥都督」（《周書·郭彥傳》）。武功人蘇椿，「大統初……賜姓賀蘭氏。……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眾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周書·蘇綽傳弟椿附傳》）。敦煌人令狐整，「世為西土冠冕。……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周書·令狐整傳》）。兵力是漸漸充實了。為了更好地配合建軍工作，宇文泰對他的統帥部，也略加改組，形式上採取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立八柱國，除自己已在大統三年由西魏文帝任命為柱國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為西魏政權中的實際最高統帥外，又在大統十四年，任命西魏宗室廣陵王元欣為柱國大將軍，但也只掛虛名，並不授予實權，卻用趙貴、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等六人為柱國大將軍來實際分頭統率六軍[5]。每個柱國大將軍下，有二個大將軍，共十二大將軍。每個大將軍下，有兩個開府，共二十四開府，是為二十四軍。每個開府下，又有兩個儀同，共四十八個儀同。根據西魏末、北周初的記錄，一個儀同在那時領士兵一千人，一個開府在那時領士兵二千人[6]，那麼一個大將軍領士兵四千人，一個柱國大將軍領士兵八千人，六柱國合起來有眾四萬八千人，與《鄴侯家傳》所稱西魏初期府兵「六柱國共有眾不滿五萬」（《玉海》卷138引《鄴侯家傳》）的說法，相差不遠。這支軍隊，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府兵。
府兵的前身，是以賀拔岳武川軍團和侯莫陳悅軍團的一部分（即李弼軍團）以及「六坊之眾」隨魏孝武帝入關的北魏宿衛禁旅這三個基本部分組成的，原是鮮卑化非常徹底的軍隊。其中尤以構成府兵核心的武川軍團，它的前身是六鎮鮮卑，六鎮鮮卑前身大都是拓跋部氏族成員，由於北魏孝文帝以後，封建化的程度急劇加深，他們的地位也急劇下降，終於淪為「役同廝養」的「府戶」，因此，他們參加過六鎮起義和河北起義。固然，六鎮起義和河北大起義終於推倒了腐朽的北魏洛陽政權，但是進入中原的六鎮鮮卑，其中一部分背叛了起義軍而成為新興的軍事貴族以後，他們卻還存在著一種不可實現的幻想，就是想回復到原來的氏族或部落關係去，這樣他們也必然會帶著一種反動的反對漢化的傾向。宇文泰、趙貴、獨孤信等既出身於武川軍團，在他們建立府兵時，主觀上為了要滿足六鎮鮮卑的要求，就採用了六鎮鮮卑所嚮往的過去鮮卑族的一種原有部落組織，即八部組織[7]，作為編制新軍的一種藍本。宇文泰等想在編制這一支新軍的時候，對於士兵和軍官之間的結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鮮卑舊日的氏族關係。因此，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詔以有功諸將繼承鮮卑三十六國（大部落），及九十九姓（大氏族）之後[8]，除了新軍中的將領本來就用鮮卑複姓的如侯莫陳氏、獨孤氏、豆盧氏、賀蘭氏諸姓不予更動外，有的鮮卑複姓已經北魏孝文帝變法時改為單姓的，如于氏，則仍舊改為勿忸于氏。其他功高諸將，或雖出身武川，而已採用漢姓或本來漢姓的，則均由西魏政府賜以三十六大部落中的一個姓氏，如：李虎賜姓大野氏，李弼賜姓徒何氏，趙貴賜姓乙弗氏，楊忠賜姓普六茹氏（亦譯作普陋茹氏），王雄賜姓可頻氏，讓他們都作為這一姓的「宗長」，也就是這一部落的酋長，並且「仍撰譜錄，記其所承」（《隋書·經籍志》），以表示他們都是三十六大部落或九十九大氏族的嫡系子孫。同時又令鮮卑、漢族將領所統率的士卒，皆以他們主將的鮮卑賜姓為他們的姓氏，猶如過去鮮卑族的氏族社會裡氏族成員以氏族的姓氏作為他們的姓氏一樣。由於鮮卑複姓的重複使用，六鎮鮮卑政治軍事勢力的在各方面抬頭，所以庾信詩中甚至有「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出自薊北門行》）的句子，可見複姓的鮮卑軍事貴族，怎樣地在社會上受到重視。六鎮鮮卑居住在北鎮時，是一直講鮮卑話的，就是進入中原地區，也在本族人中保持著講鮮卑語的習慣。東魏丞相高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只有高昂在側，「則為之華言」（《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三年）。宇文泰對六鎮鮮卑也是講鮮卑話的，一直到宇文泰的兒子北周武帝宇文邕還是講鮮卑話，《隋書·經籍志》載有《周武帝鮮卑號令》一卷。《隋書·李德林傳》稱周「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雲」雲，可見周武帝習慣於講鮮卑話。群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鮮卑軍事貴族）也懂得鮮卑話，鮮卑話又一度成為「國語」。至於胡服，更是流行，紗帽、黃紋綾袍或青袍，九環金帶，烏皮吉莫靴，所謂「虜袍通踝，胡靴至膝」（《文苑英華》卷672引徐陵《答顧記室書》），這類鮮卑貴族的服裝，觸目皆是。然而歷史的發展，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所有六鎮鮮卑，既然進入中原地區，只能像他們的先輩跟隨北魏孝文帝遷居洛陽一樣，必然要走上漢化的道路。
宇文泰企圖用落後的氏族關係來組織府兵，搞好將領與兵士間的結合，使他們好像血緣近親，並肩作戰，來改善兵士的地位，提高府兵的戰鬥力量。事實上，在鮮卑族成員之間，他們的血緣聯繫久已消失了；宇文泰對於毫無血緣關係的鮮卑、漢族兵士，硬用舊日的氏族關係把他們合在一起，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要求的。因此，府兵的組成，並沒有也不可能使府兵真正退回到氏族關係去，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於這種「府兵」，多少還帶著一些過去自由民所組成的「民兵」的色彩，因而在已經淪為「府戶」、「役同廝養」的六鎮兵戶看來，身份是大大地提高了。不但六鎮鮮卑，成了府兵的骨幹力量；就是「中原強宗子弟」、「關隴豪右」，也是府兵發展的對象。他們「不但不廢仕宦」，而且「進仕路泰」，他們的地位，的確大大地改善了，因此，府兵的戰鬥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下面討論一下從西魏到隋初，府兵制度的變化：
第一，儘管府兵制度在開始時鮮卑化的程度還算深刻，兵士的身份比起魏、晉、南朝來，有相當的提高，因而早期的府兵制度蒙上了薄薄一層古代的「民兵」色彩；但是從府兵的實質來看，它既不是過去拓跋氏拱衛平城的六鎮駐防軍，更不是鮮卑更早期的部落軍，而一開始就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魏書·高祖紀》）一樣，是以禁旅的姿態出現的中央禁衛軍。史載：「柱國大將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周書》趙貴等傳後敘）又稱：「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北史》李弼等傳後敘）可見府兵一開始就是「禁旅」——中央禁衛軍的性質，所以「十二大將軍外，念賢、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北史》李弼等傳後敘），可見州鎮的督帥，就不能算作府兵統帥，也就是說，只有「禁旅」的統領，才算是府兵統帥。
不過，府兵一開始，固然以「禁旅」的性質出現，但是由於當時實際的執政者是宇文泰，西魏文帝元寶炬只是宇文泰所操縱的傀儡，府兵的指揮權，實際屬於相府（宇文泰任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所以名為「宿衛」、「禁旅」的早期府兵，皇帝是無法調度的。直到北周前期，宇文護專政十餘年，府兵的指揮權也是屬於相府（宇文護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周書·晉盪公護傳》稱：「自太祖（宇文泰）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北周武帝殺宇文護（公元572年），命其弟齊王宇文憲往宇文護相府「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周書·齊煬王憲傳》），這支府兵才真正直轄於君主。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下令「改諸軍軍士為侍官」（《周書·武帝紀》），從此府兵便成為名副其實的直轄於皇帝的禁衛軍了。
第二，既如前述，西魏建立府兵制度時，府兵的身份地位，比較北魏末年的「府戶」，大有提高。宇文泰為了發展府兵，在六鎮鮮卑以外，又以關隴豪右為發展對象，廣為徵募。可是東、西魏對峙，周、齊分立，戰爭的長久持續，府兵的人數兵源，有減無增。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府兵指揮權從中外都督諸軍事府收回由自己掌握之後，為了要擴大兵源，充實軍事力量，於是不得不使均田上的「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選材力一人」（《玉海》卷138引《鄴侯家傳》）來充當府兵。
西魏、北周的統治地區，在當時說來（和東魏、北齊相對而言），是地主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地區，因此，均田制也就比較能夠鞏固。西魏、北周政府為了擴大府兵基礎，以「除其縣籍」（《隋書·食貨志》）、「無他賦役」（《北史》李弼等傳後敘）等廉價方法來號召農民充當府兵。均田上的農民，正苦於經濟上的超額剝削，自然紛紛入伍，故史稱「是後夏人（漢人）半為兵矣」（《隋書·食貨志》）。府兵制到這時，開始和均田制結合起來，兵源大大地擴大，府兵制至此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第三，府兵在成立初期，由二十四軍統率，另有軍籍[9]，不編戶籍，也不負擔其他的賦役[10]，所以到了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還繼續在關中渭水上游僑置恆、雲、燕、朔、蔚、顯六州並「築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周書·武帝紀》）。而且早期的府兵，不是六州鮮卑，便是關隴豪右，並非一般平民；加之那時府兵人數很少，而戰爭接觸頻繁，事實上又「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也不可能兼事農耕，所以兵農是分離的。在兵農分離的時期，「兵士、軍人」，雖是「權置坊府」，但「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恆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隋書·高祖紀》），是不可能有土著的軍府的[11]。到周武帝擴大府兵基礎，開始招募均田制中的農民來充當府兵以後[12]，情況有了變化。固然那時的均田戶一當府兵，還可不編入民籍；但既以均田戶來充當府兵，又不能令均田戶放棄農業生產，自然要設置土著軍府，郡守也可以在「農隙教試閱」（《玉海》卷138引《鄴侯家傳》）。「初置府不滿百」，恐怕就是指開始成立土著軍府（唐折衝府之前身）這一階段而說的。在初置土著軍府之始，還是兵民異籍，到了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下令：「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且依舊式。」（《隋書·高祖紀》）到這時候，凡是府兵，也就是均田制下的農民——均田戶固然未必人人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戶。府兵制至此，已從初期的兵農分離制走向和均田制結合起來的兵農合一制了[13]。
由於府兵在開始時帶有「民兵」的色彩，其身份從西魏以來，已大大提高；到了北周時，且稱為「侍官」（《隋書·食貨志》）。府兵制和均田制結合以後，均田戶中六等戶以上，他們的身份、地位也顯然有所提高，這一部分上升的均田戶，必然帶有豪強的氣息。
自府兵基礎擴大以後，到北周滅齊時，府兵已發展到近二十萬人；到了隋文帝滅陳時，府兵已發展到五十萬人。這支軍隊以後終於成為隋唐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隋唐王朝的強盛，是和均田、府兵分不開的。
關隴統治集團的組成 宇文泰在創置府兵同時，組織了代表鮮卑、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關隴統治集團。
宇文泰領導了以武川鎮軍官為骨幹的賀拔岳軍團，據有關隴，而關隴一帶的人力、物力，遠不及高歡所轄境域之富庶。那時的江南，則自晉室南遷之後，又是漢族文化薈萃之地，高歡也曾說過：「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北齊書·杜弼傳》）梁武帝在位時候，又是正如庾信說的「江表五十年無事」（《哀江南賦》）的時代，因此宇文泰除了在軍事方面創置府兵，來提高自己軍隊的戰鬥力和貫徹執行漢化政策以外，在統治階級內部，還須加強團結關隴地區及河東地區世族大地主的工作，結成關隴統治階級的聯合陣線，俾與雄踞山東的高歡及偏安江南的蕭衍爭一日之長。
在組織府兵統帥部與關隴統治集團的過程中，還有兩項措施。第一，必須泯沒鮮卑、漢族統治階級的民族界限。在當時，西魏的軍隊中，不僅有六州鮮卑與久已鮮卑化的漢人，也有關隴豪右，這樣就會有兩支部族不同、語言不同的士兵，集結在同一部隊里。宇文泰為了要團結這一支鮮卑、漢族混合的軍團，泯沒他們的民族成見，以完成其建軍工作起見，於是如前所述，表面上採取了過了時的鮮卑舊日部落組織形式，作為編制新軍的一種藍本（實質上還是強化中央的力量）。凡是關隴將領，率領他們的鄉兵加入這一府兵統帥部時，大都賜以鮮卑複姓，如蘇綽弟蘇椿賜姓賀蘭氏，李遠弟李穆賜姓拓跋氏，令狐整賜姓宇文氏之類。士卒也以統將的鮮卑賜姓作為姓氏，使這一支鮮卑化的軍隊，雖有關隴豪右新的成分參加，但是無法從他們的姓氏上辨別出他們的民族差異來。第二，宇文泰還想使關隴世家大族、六州鮮卑、山東鄉帥泯沒他們的地域成見，因此改易代人（即鮮卑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對西遷關隴之漢族將帥中之山東郡望也不予歧視。這樣，關隴統治集團內部就會結合得更緊，而關隴政權也自然會更鞏固起來了。
這裡所指的關隴統治集團，是指代表西魏北周關隴政權利益的一種政治性地主集團而言，它不僅包括了鮮卑貴族上層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獨孤諸族，以及關、隴、河東一帶的漢世家大族京兆韋氏、弘農楊氏、武功蘇氏、上谷侯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柳氏、薛氏諸姓。而且也並不完全排斥山東地區的世族大地主。當時山東地區世家大族個別房分出仕關西的，如博陵崔氏有崔士謙、崔說、崔猷，清河崔氏有崔彥穆，范陽盧氏有盧柔、盧辯、盧光，滎陽鄭氏有鄭孝穆、鄭譯，趙郡李氏有李子雄，頓丘李氏有李昶，他們雖然都是山東世族，但因仕於西魏、北周之故，亦應列入關隴統治集團之內。
在關隴統治集團組成之後，府兵統帥部中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也就是宇文泰軍團中的高級將領——與他們的繼承人，便成為這一統治集團中的寶塔尖。八柱國中，除了宇文泰之外，如：柱國大將軍李虎，是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柱國大將軍獨孤信，長女為周明帝宇文毓皇后，第四女為李虎的兒子李昺的妻子（李淵的母親），第七女為隋文帝楊堅皇后。十二大將軍中，如楊忠就是後來隋文帝楊堅的父親。可見周、隋、唐三朝的創業皇帝，沒有一個不和關隴統治集團有著血緣上的關係。自周、隋迄唐初的將相大臣，也有很多是關隴統治集團中重要組成分子的後裔。
宇文泰為了鞏固他的關隴政權，首先必須給關隴統治集團打下雄厚的經濟基礎，因此拚命對外掠奪勞動人手。如在取得梁朝的四川之後，每年命將攻略居住在四川一帶的僚族人民，俘虜到數十萬人之多，把他們作為「生口」，分賜給他的部下，當作奴隸，大將陸騰一人，先後就受賜到僚族奴隸八百口之多。宇文泰又在取得江陵之後，把江陵城內和江陵附近城邑的人民十餘萬人，全部俘虜入關，分賜給當時關隴集團中的統治貴族，作為奴婢。如：賜于謹（唐宰相於志寧的曾祖）奴婢一千口，賜長孫儉奴婢三百口，賜楊紹（唐宰相楊思道、楊恭仁的祖父）奴婢一百口，賜侯植（唐大將侯君集的祖父）奴婢一百口。其餘如伐稽胡，賜韓果奴婢一百口；伐羌，賜於寔（于謹子）奴婢一百口，賜李賢奴婢四十口；伐吐谷渾，賜李雅奴婢百口；滅齊，賜有功將領元景山奴婢二百五十口，賜宇文奴婢一百五十口，賜崔弘度奴婢百口，賜陰壽奴婢百口。這些奴婢，雖然以後北周武帝宇文邕曾下令把他們解放為部曲；隋文帝楊堅即位後，又再度下令放免，可是還是准許舊主留為部曲、佃客，他們一直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受著關隴統治集團的剝削和壓迫。這數十萬勞動人手，給關隴統治集團中的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打下了穩固的基礎。我們可以從《舊唐書·于志寧傳》的記載里來窺知他們莊園經濟勢力的雄厚：「志寧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趾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關隴統治集團的核心分子于氏，從於謹到于志寧，經歷過一百多年，「田園」照舊「有餘」，莊園下的勞動人手，當然也不會缺乏。所以關隴統治集團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他們的潛勢力都是非常雄厚的。從而我們對於關隴統治集團能夠左右周、隋和李唐前期三朝的政權，就也不難了解了。
北周武帝統一北方 在北魏末年，全國有寺院三萬餘所，「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的僧侶，人數發展到二百萬，占政府編戶人數十五分之一。到北齊時，寺院有四萬餘所，僧侶人數二百萬，占政府編戶人數十分之一。北周寺院約萬餘，僧侶人數約一百萬，占政府編戶人口的比例數，大概也在十分之一左右。僧侶人數愈多，政府的租調收入愈少，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擔勢必加重。這樣發展下去，階級矛盾一定要激化，統治政權一定要動搖。當時北周有個衛元嵩，就提出消滅佛教的建議。他認為有德的貧人，只要向政府繳納租調，而不必服力役；無行的富僧，除了輸課以外，還必須服力役。他聲稱這樣做法，不是滅佛，而正是符合佛教「平等」的宗旨的，所以他又說：「勸行平等，非滅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廣弘明集》卷7《敘列代王臣滯惑解》）統治階級中的世俗地主，既有這種論調，而周武帝呢？在他親政之後的第二年，關中發生大饑荒，政府命令「公私道俗積貯粟麥者，准口聽留，以下盡糶」（《周書·武帝紀》）。而僧侶地主能夠根據政府的命令，拿寺院積穀賑濟貧民的，恐怕為數極少；相反，僧侶地主必定會利用人民饑饉的機會，舉放高利貸，牟取大利，加深統治政權的危機。而那時的北周地狹民貧，遠不及北齊地廣國富。周武帝要統一中原，必須消滅北齊；要消滅北齊，必須富國強兵，於是「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廣弘明集》卷27周釋曇積《諫周高祖沙汰僧表》），便成為他的政策了。他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下詔廢佛，把關、隴、梁、益、荊、襄地區幾百年來僧侶地主的寺宇、土地、銅像、資產全部沒收，充作以後伐齊的軍事費用；把近百萬僧侶和僧祇戶、佛圖戶，編為均田戶，作為北周境內生產戰線上的重要力量；把合齡的壯丁，編為軍隊，擴大了府兵的隊伍。這種做法，在客觀上由於僧侶、僧祇戶、佛圖戶的編入戶籍，調整了人民的賦役負擔，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所謂自廢〔佛〕以來，民役稍稀，租調年增，兵師日盛。」（《廣弘明集·敘任道林辯周武帝除佛法詔》）不到五年，周武帝便出兵滅掉北齊，廢佛教成為北周能夠統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武帝在滅齊之後，繼續執行廢佛政策，把北齊僧侶地主的「三寶福財，其資無數」（《續高僧傳·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也同樣全部沒收。這樣，整個中原地區「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周、北齊、後梁）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歷代三寶記》），北周也成為當時富強昌盛的國家了。
北周武帝一方面吸收均田上廣大的漢族農民充當府兵，擴大了府兵的隊伍；另一方面他又消滅僧侶地主在經濟上的勢力，沒收許多寺院財產和土地，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同時也或多或少地緩和了境內的階級矛盾。他還善於運用外交策略，北與突厥和親，娶突厥可汗的女兒為皇后，和突厥連兵伐齊；南與陳朝通好，約中分中國，使陳進兵淮南，牽制北齊，因此他在公元577年能夠出兵滅齊，統一黃河流域。
從公元568年起，北齊、北周兩個王朝開始通好，互相遣使聘問。北周武帝親政後，見「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周書·韋孝寬傳》），便準備趁機消滅北齊。他整軍練武，「蓄銳養威」；表面上還是同北齊和好，「使彼懈而無備」（《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七年），然後「觀釁而動」，大舉出擊。
公元575年（北周建德四年、北齊武平六年），北周武帝調集了十八萬大軍進攻北齊。武帝親率六軍攻拔了河陰（今河南孟津東）大城；齊王宇文憲率領的前鋒也攻拔了洛口東西二城（今河南鞏義東北）。武帝麾軍進圍洛陽城，不克。北周的主力在攻下河陽（今河南孟州西南）南城之後，進攻中城（在河南孟縣西南黃河中，北岸為河陽北城，南岸為南城），攻了二十天，未能攻下。北齊派右丞相高阿那肱從晉陽統率大軍救援河陽，北周武帝也得了疾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即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再度出兵伐齊。北周的謀臣宇文認為：「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不如「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隋書·宇文傳》）。趙也認為：「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隋書·趙傳》）鮑宏也主張：「進兵汾、潞，直掩晉陽。」（《隋書·鮑宏傳》）武帝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統率步騎兵十四萬五千人，直指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這年十月初三日出兵，到了十月下旬，周軍主力進抵平陽城下。十月二十七日，北齊晉州刺史崔景開北門出降，周軍當夜進入平陽，俘獲了北齊平陽城主行台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及其甲士八千人。北周攻占平陽為進軍晉陽打開了大門，在軍事上有重大的意義。武帝遂命齊王宇文憲率精兵二萬沿汾水河谷向北挺進，攻拔了洪洞（今山西洪洞北六里）、永安（今山西霍州）二城，前鋒挺進到雞棲原（在霍州北）；柱國宇文盛也率步騎一萬，到達了汾水關（今山西霍州北、靈石南的南關）。
北齊後主高緯在周軍進攻晉州平陽城的時候，正在晉陽。十月十一日，他帶了妃子馮淑妃在天池（在今山西寧武西南管涔山上）打獵，晉州告急的文書，「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說：「大家（對皇帝的稱呼）正作樂，何急奏聞」（《北齊書·恩幸·高阿那肱傳》）。後主準備提早回到晉陽，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圍獵）」（《北史·后妃·北齊馮淑妃傳》）。所以唐詩人李商隱有詩（《北齊二首》之二）云：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
十月十八日，北齊後主回到晉陽。十九日，在晉陽的晉祠（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祠）集合了齊軍主力十萬以上。二十五日，出發救援平陽。齊軍來不及趕到平陽城下，平陽先已落入周軍手中了。北齊後主所率領去救援晉州的十萬大軍，是北齊六州鮮卑的主力，如果指揮得當，戰鬥力是很強的。北齊大軍向雞棲原推進，分兵出汾水關。宇文憲看到齊軍來勢猛，接受了北周武帝的命令，全軍向南撤退到玉壁（在今山西稷山南二十里）附近。北周武帝聽說北齊大軍南下，任命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守平陽城，自率六軍退到玉壁。十月十八日，北周武帝還從玉壁返回長安，住了三天，發布詔書重申伐齊的決心。十二月初三日，武帝又到達汾水之曲的高顯（今山西曲沃東北）前線。
北齊後主在十一月初三日率齊軍主力到達平陽，開始包圍平陽城，晝夜猛攻。北周平陽守將梁士彥苦守待援。北齊十萬大軍囤兵於平陽城下，有一個多月之久，士氣逐漸衰頹。根據「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孫子·軍爭篇》）這個著名軍事原則，北周武帝決定選擇平陽城南與北齊主力進行決戰。十二月初六日，北周集結了八萬主力，靠近平陽城布置陣勢，東西二十餘里。北齊在決戰之前，在平陽城南挖掘壕溝，東起喬山（在今山西襄汾北），西抵汾水，北齊的軍隊列陣於壕溝北面。周軍在壕溝南面。從早晨到申時（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兩軍「相持不決」。北齊後主左右的一批幸臣對後主說：「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北齊書·恩幸·高阿那肱傳》）。北齊後主聽從了，下令齊軍填平壕溝南進，兩軍一接戰，齊軍東翼稍微退卻，在陣上觀戰的馮淑妃和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便認為已經打了敗仗，慫恿北齊後主退保高梁橋（今山西臨汾東北）。北齊後主的腳跟一動，軍心渙散，結果全軍大潰，損折了一萬多人。「軍資甲仗，數百裡間，委棄山積。」（《周書·武帝紀》）平陽之圍，也自然解除。十二月十日，北周大軍攻取了高壁（山西靈石東南二十五里）。十二月十二日又攻取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十四日就包圍了并州。平陽城下一戰，北齊主力實際已被打垮，北周軍隊的攻取晉陽、鄴城，已可計日成功了。
北齊後主逃回晉陽，還想逃往北朔州（治馬邑城，今山西朔州），投奔突厥。他一出晉陽城，從官多散走，他只得退往鄴城。北齊幸臣穆提婆投奔周軍，北周武帝任命他為柱國大將軍、宜州刺史。從此，北齊臣下紛紛投降北周。
北齊後主離開晉陽的時候，任命安德王高延宗（北齊文襄帝高澄子）為相國、并州刺史，令其堅守晉陽。後主走後，留在并州的北齊將帥推立高延宗做皇帝。可是不到兩天，晉陽就被周軍攻下，高延宗也被俘虜。
北齊後主回到鄴城，知道大勢已去，把皇位讓給自己八歲的兒子高恆（史稱幼主），自稱太上皇帝。他準備逃往南朝的陳。公元577年正月，周軍攻破鄴城，北齊後主先一日逃奔濟州（治城，今山東茌平西南），又從濟州逃往青州，為北周追兵所俘。
北齊任城王高（高歡子）在信都（今河北冀州）集兵，眾至四萬餘人。北周武帝命齊王宇文憲進攻信都，宇文憲俘斬齊軍三萬人，高也被俘。
北齊范陽王高紹義（文宣帝高洋子）退保北朔州馬邑城（今山西朔州），周軍進逼馬邑，高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眾三千人，自稱皇帝。後來突厥可汗接受了北周王朝的賄賂，把他送往長安。北周將高紹義流放到蜀中，不久在蜀病死。
當周武帝聯陳伐齊之時，陳派大將吳明徹進兵取齊淮南。周滅齊之後，又派大軍伐陳，奪得陳淮南之地，擒陳大將吳明徹，消滅了南朝主力軍三萬多人。一時北周的疆土，南面抵達長江沿岸。周武帝還打算「平突厥，定江南」，造成全國統一的局面。可是他不久病死（公元578年），他的統一事業，遂由隋文帝楊堅來完成。
北魏時期，奴隸制殘餘形態，還很嚴重，所以均田制實施之初，還有奴婢受田的規定。其後東、西魏分立，周、齊對峙，由於長期進行戰爭，西魏、北周的統治者往往把戰俘和征服地區的平民作為奴隸，分賜功臣，因此奴隸使用的殘餘形態，在較短的一個時期內，又有變態的發展。北周武帝即位之後，前後五次下詔，釋放官、私奴婢[14]，並令「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詔）。這對於奴隸制殘餘形態的削弱，封建隸屬關係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北周武帝是當時歷史上一位傑出的人物。他不僅結束了周、齊對峙的局面；同時還給此後南北朝的統一，打下了良好基礎。在他統治時期，北周王朝開始吸收均田上的廣大漢族農民充當府兵，這樣不僅大大地擴充了府兵的隊伍，加強了軍事力量；同時由於漢族農民參加鮮卑化非常濃厚的府兵隊伍，也就使得鮮卑族和漢族人民有了進一步融合的可能。此外，他消滅了僧侶地主在經濟上的勢力，沒收了寺院的許多財產和土地，因而增加了國家的財富，也調整了人民的賦役負擔。他在滅齊前後，還五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聽任舊主留為部曲和客女，這就削弱了當時的奴隸制殘餘形態，促進了封建關係的發展。因此，北周武帝在當時的歷史進程中，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北周王朝的衰亡 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病死，子宣帝贇立。宣帝是一個非常荒唐的皇帝。他在做太子時就幹了許多壞事，武帝知道後，把迎合他做壞事的太子宮尹鄭譯等除名。他喜飲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內史中大夫王軌侍武帝內宴，酒後捋武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周書·王軌傳》）武帝也明白兒子不爭氣，但次子漢王宇文贊同樣不爭氣，其餘的孩子年紀又小，所以這個繼承人問題被擱置下來了。由於武帝管教很嚴，太子也「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周書·宣帝紀》）。其實武帝的弟弟齊王宇文憲文武全才，是武帝事業的最好的繼承人。宇文憲「善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為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為之用」，算得上是個出色的軍事統帥。而且他善於識別和選拔人才。唐人修《周書》時，還稱道說：「昔張耳、陳餘（楚漢之際的人）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指宇文憲）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周書·齊煬王憲傳》）北周武帝不肯把皇位傳給這樣的弟弟，終於讓不肖子成為自己的繼承人，北周王朝很快就走向衰亡。
宣帝宇文贇既即位，他最妒忌的就是齊王宇文憲，剛做了皇帝就把宇文憲殺死。到了第二年，還殺掉王軌，逼死武帝所信託的宗室重臣宇文神舉、宇文孝伯。而把迎合他為非作歹的鄭譯、劉昉等人留在身邊，參掌機要。宣帝自己「酣飲過度」，幾乎天天都在醉鄉，有宮伯（宿衛）下士楊文在宣帝酒席前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無秩序）。」（《隋書·刑法志》）宣帝聽了發怒，重杖二百四十，把他活活打死。至於縱情聲色，更是不用說了。宣帝「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周書·顏之儀傳樂運附傳》）。他一入後宮，接連一二十天不出來，大臣無法見到他，國家大事，只能通過宦官向他報告。他還制定了一些非常不合乎情理的法令規定，如下令「唯宮人得乘有輻車」，「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又下令只准宮人「加粉黛」（粉以傅面，黛以畫眉），「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周書·宣帝紀》），只能「黃眉墨妝」（《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宣帝還嫌武帝所制定的法律《刑書要制》在量刑定罪上太輕，「更峻其法」，稱為《刑經聖制》。新的法律規定：「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開除官職）。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鞭杖皆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其決人罪，雲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隋書·刑法志》）上自公卿，內及后妃，往往多被棰杖，他想通過「威虐」來懾服臣下，搞得內外恐怖，人人離心。
北周宣帝還非常狂妄。他即位的第二年，就把皇位傳給七歲的兒子宇文闡（靜帝）來做，自己做太上皇帝，稱天元皇帝，這時他才二十一歲。他居住的宮殿，稱為「天台」，制（大賞罰、大除授用的文件）稱「天制」，敕（任免一般官員用的文件）稱「天敕」。還立了五個皇后，天元大皇后楊氏、天大皇后朱氏、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宣帝這樣昏暴荒淫，做了不到兩年的皇帝和太上皇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就得病死了，死時年才二十二歲。靜帝宇文闡這時年才八歲，大權遂旁落到宣帝嫡妻天元大皇后楊氏之父楊堅的手裡。
楊堅祖先原是弘農楊氏。五世祖楊元壽在北魏初期，遷居武川鎮。父楊忠，從小生長武川鎮，後來成為獨孤信的部將，在西魏擔任將帥，宇文泰組織府兵統帥部，置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楊忠就是十二大將軍中的一員。北周時，官至柱國大將軍、大司空，封隨國公。楊忠死，楊堅襲父爵為隨國公。北周武帝滅齊後，任用楊堅為定州（治盧奴，今河北定州）總管。宣帝時，因為楊堅是皇后的父親，由亳州（治左城，今山東曹縣西北）總管內調為大司馬和右司武，掌握軍權。宣帝死，靜帝只有八歲，掌握機要的內史上大夫鄭譯和御正下大夫劉昉假造遺詔，命楊堅總持朝政。隨後讓靜帝叔父漢王宇文贊出任右大丞相，實際上什麼權力也沒有。楊堅卻獲得假黃鉞（代表皇帝專主征伐）、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等名號；既而取消左、右大丞相的官號，楊堅為大丞相，國家權力操縱在他一人手裡。
楊堅掌握了國家大權之後，怕周室五王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均宇文泰子）等在外藩發動兵變，先不將宣帝死訊告訴他們，推說宇文招女千金公主要嫁與突厥可汗，徵召五王回京。不久就把周室五王和明帝、武帝諸子陸續殺死。
當時擔任相州（治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總管的尉遲迥，是宇文泰的外甥，武帝讓他統治舊齊之地，權力極大。楊堅想把他撤換，派韋孝寬擔任相州總管。大象二年六月，迥起兵反堅；迥弟子尉遲勤時為青州（治東陽城，今山東青州）總管，也起兵響應；滎州（治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氾水鎮）刺史周宗室宇文胄、徐州（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總管司錄席毗羅，都紛紛起兵，席毗羅部眾號稱八萬。尉遲迥的軍隊發展到數十萬人。除了并州（治晉陽）總管李穆、幽州（治薊）總管於翼以外，關東諸州，幾乎全都響應尉遲迥了。
鄖州（治安陸，今湖北安陸）總管司馬消難的女兒是北周靜帝的皇后。他在尉遲迥起兵的下一個月，起兵響應尉遲迥，反對楊堅。他管下的九州八鎮，都歸附了他。
益州（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總管王謙，是十二大將軍之一王雄的兒子。他聽說楊堅掌握了北周大權，派了梁睿來替代他做益州總管，他也起兵鬧獨立，益州所管益、潼等十八州和川南、川東十州，大都處於他的控制之下。
當時三方起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城有晝閉，巷無行人」（《隋書·高祖紀》），形勢是相當緊張的。楊堅在對三方用兵的同時，先革除了北周宣帝的「苛酷之政」，廢除《刑經聖制》，刪略舊律，重新行用武帝制定的《刑書要制》，一切更為寬大，取得了人民和下級官吏對他的好評。其次就在大象二年六月，下令准許傳播佛、道兩教，發還寺院的一部分財產，允許僧侶重新在寺院修行念佛。他這樣做，一方面是想利用佛教來欺騙和愚弄人民，鞏固他的統治政權；另一方面也想緩和統治階級內部——世俗大地主所代表的王權和僧侶大地主之間的矛盾，來應付周隋之際改朝換代的緊張局面。
楊堅要應付三方起兵的局面，首先要解決東戰場「聚眾百萬，稱兵鄴邑」（《隋書·高祖紀》），「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李德林《天命論》）的尉遲迥。他徵發關中精兵，任命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不久加派心腹高去做監軍，東討尉遲迥。這時韋孝寬年老多病，可是他是有實戰經驗的老將，加上高足智多謀，作戰部署完成得比較出色。這支軍隊推進到永橋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橋，當時橋旁有城），與尉遲迥兒子尉遲帶領的十萬軍隊相持於沁水兩岸。高就在沁水上趕造浮橋，渡過大軍。尉遲布陣二十餘里，企圖在韋孝寬的軍隊半渡之際進行襲擊，因此麾兵稍作退卻。尉遲退卻時陣地動搖，韋孝寬乘勢出擊，軍隊鳴鼓齊進；高便下令焚毀沁水浮橋，使士卒只好勇往直前。尉遲大敗，全軍潰散，單騎逃奔鄴城。這次會戰的勝利，奠定了楊堅一方勝利的基礎。
韋孝寬乘勝進逼鄴城。尉遲迥集中在鄴城的兵力是十三萬人，韋孝寬的兵力大概也有十多萬人。韋孝寬的軍隊列陣於鄴城西面，尉遲迥的軍隊列陣於鄴城南面。尉遲迥雖然年已老邁，還是披甲臨陣；其麾下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稱「黃龍兵」，作戰很賣力。兩軍接戰之初，韋孝寬軍不利，稍作退卻。當時鄴城士民有數萬人在旁觀戰，韋孝寬部下故意用箭亂射觀戰者，觀戰者趕緊躲避，「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北史·宇文貴傳子忻附傳》）。韋孝寬的軍隊乘勢猛攻，迥軍大敗，退守鄴城。韋孝寬縱兵包圍鄴城，很快就攻破鄴城，尉遲迥自殺。鄴城的大城裡面有小城，大概就是幾年之前北齊王朝的宮城，有很多軍士聚集在小城裡堅持抵抗，城破，韋孝寬把他們坑殺在游豫園內，據《隋書·五行志》說，被坑殺的人數有幾萬人之多[15]。楊堅還命令韋孝寬、高，把鄴城徹底加以破壞，所有居民南遷至四十五里外的安陽（今河南安陽西南）居住，改安陽為鄴縣，仍為相州治所。鄴城自東漢以來，一直為河北政治中心，曹操時為魏都，石虎、慕容氏前燕和北齊又都作為都城，經過這次大破壞，它就從地圖上消失了，一直到今天，只留下一些斷碑殘碣，一灣漳水，供訪古者憑弔而已。
鄴城破後，尉遲迥麾下大將檀讓有部眾數萬人，另一大將席毗羅有部眾十萬人，在河南地區活動，先後被楊堅任命的河南道行軍總管于仲文擊敗，檀讓被擒，席毗羅被殺。關東諸州都為韋孝寬、于仲文兩支軍隊所平定。尉遲迥從大象二年六月起兵，到八月失敗，歷時僅六十八天。
在南戰場方面，楊堅以王誼為行軍元帥，率荊襄兵進攻司馬消難。司馬消難以鄖、隨等九州八鎮降陳，陳宣帝趁機出兵，攻下沿江一些城鎮。王誼大軍進逼，司馬消難逃奔陳朝，只有魯山、甑山兩鎮（今湖北漢川、蔡甸之地）為陳占有。
西戰場方面，益州總管王謙派大將達奚等率眾十萬，北攻利州（治綿谷，今四川廣元），利州總管豆盧勣堅守待援。楊堅任命梁睿為行軍元帥，出兵二十萬，深入蜀境。達奚等蒼黃撤兵，梁睿軍自劍閣進逼成都。王謙令達奚等守成都，自己親率精兵五萬，迎戰失敗，守城將領達奚等開城投降梁睿。王謙在北逃途中被擒殺。西戰場的戰事也是以楊堅的勝利而結束。
大象二年六月尉遲迥起兵，到這年十月王謙最後失敗，三方從起兵到失敗，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三方既平，楊堅也在公元581年（北周靜帝大定元年、隋文帝楊堅開皇元年）二月代周稱帝，國號隋。不久殺北周靜帝，盡滅宇文氏。從公元557年北周王朝建立，到北周靜帝宇文闡失國，凡五主，共二十四年。
北周帝系表
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從公元317年起，到公元581年止，匈奴、羯、氐、羌、盧水胡、鮮卑人先後入主中原，有兩個半世紀以上，至隋文帝楊堅即位，黃河流域的統治權才又重新回到漢族地主的手中。當拓跋部進兵中原的時候，鮮卑族的人口本不多，它的社會發展的階段也較落後，因此，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權起見，無論對內鎮壓還是對外征服，都不得不依靠漢族地主和強迫漢族農民來供他們奴役。起初，鮮卑的統治階級還警惕著，它將政權的主要部分和軍事的主要力量都緊緊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權方面，所謂「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大酋；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北宋劉等《魏書·目錄敘》）。軍隊中，起初由鮮卑族人構成全部軍隊，漢族農民只是「服勤農桑，以供軍國」[16]，即使以後驅蹙漢族農民作戰，也只充步兵，騎兵均由鮮卑人來擔任，鮮卑人構成當時軍隊中的基本力量。隨著他們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鮮卑族內部急遽的分化，大部分鮮卑人都淪落到被封建隸屬的人群里去了。宇文泰籌組府兵，兵農的身份固然有所提高，但是終究不能挽回這一頹勢。這樣，軍事力量自不得不依靠漢族農民來補充，從北周武帝宇文邕起，府兵在均田的基礎上大大地發展起來，這一事實也反映了這時漢族農民已經構成為府兵中的主要力量了。另一方面，漢族地主在政權中的勢力，也必然會隨著鮮卑族封建化加深而更加重要起來。這樣，久而久之，鮮卑族的統治權，逐漸從鮮卑貴族的手裡移轉到漢族地主的手裡，而鮮卑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又加速了這一過程。隋文帝的代周，就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
在南北朝對峙時期，南朝人民的支持南朝政權，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半世紀中，民族矛盾已經上升到第一位，而南朝終究是漢族地主的政權之故。現在，北朝的統治權重新回到漢人的手中了，民族矛盾基本不存在了；而南朝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又使南朝政權成為南朝人民痛恨的目標。所以隋文帝代周以後，在均田、府兵擴展後的國富兵強的基礎上，很快消滅了南朝，結束了二百多年的紛擾局面，使中國又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隋文帝以漢族地主的身份重新取得北朝的皇帝地位，隋王朝的統一南北，這些事業的完成，都是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礎上進行的。從十六國時代起，匈奴、羯、氐、羌、盧水胡各族，以及最後崛起的鮮卑族拓跋部，先後入主中原，建立政權，這些政權崩潰後，各族人民並沒有遷回到他們自己的原居住地去，他們留在中原，和漢族雜居，並和漢族人民一道與北方的各族統治者進行頑強的鬥爭，久而久之，他們自然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無論在經濟生活方面、文化語言方面、風俗習慣方面，他們已完全和漢族一樣了。後來的歷史學家也只有從他們後裔的姓氏（如匈奴的呼延氏，羌的夫蒙氏，鮮卑的元氏、長孫氏、獨孤氏諸姓）和郡望上（如代人、河南洛陽人、京兆長安人之類），來考知他們族姓之所自出了。到了隋唐時代，匈奴、羯、、氐、羌、丁零、烏桓、鮮卑等族諸名稱，終於成為歷史上的名詞，在當時再也沒有他們的活動可以記錄下來了，也就是說，經過十六國南北朝將近三百年的時間，這時他們已經完全融合在作為統一國家中主體部族的漢部族裡了。這一民族大融合，固然經歷了長期的痛苦歷程，但是由於漢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因此在經濟上、文化上，不但沒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興盛起來。中國歷史上空前強盛的隋唐封建國家，就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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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文泰的先世是宇文部的酋長。宇文部，東胡族，遊牧於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流域。在東漢桓帝時，鮮卑族的大酋長檀石槐所組織的部落聯盟中，有東部大人槐頭，據說他就是宇文部的酋長。宇文部共有十二個部落，因此他是十二個部落結合起來的一個部落聯盟的酋長。公元293年，宇文部的大酋長莫槐死，弟普撥繼立。普撥死，子丘不勤繼立。丘不勤死，子莫繼立。莫時，部眾強盛，自稱單于。莫死，子遜昵延繼立。遜昵延死，子乞得歸繼立。公元319年，乞得歸率士卒數十萬，南伐鮮卑徒何族酋長慕容於棘城（今遼寧義縣），反為慕容所敗。公元325年，慕容又戰敗乞得歸，長驅入其國三百餘里，擄掠宇文部人數萬戶而歸。公元332年，乞得歸為其族人逸豆歸所逐，走死於外。公元343年，逸豆歸亦為慕容晃所敗，遠遁漠北。慕容晃徙宇文部五千餘落於昌黎（今遼寧朝陽），宇文部亡。
[2] 關於西魏大統十三年敦煌《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日本山本達郎博士和池田溫教授作了精湛的研究，其論文《敦煌發見計帳樣文書殘簡》載日本《東洋學報》第37卷第2號。西村元佑教授對此也作了極其細緻的研究，其論文有《關於西魏時代之戶籍計帳二三問題》，載日本《史林》第44卷第2號；《西魏戶籍計帳關於課上稅之意義》上、下篇，載日本《東洋史研究》第2卷第1號、第2號；《敦煌發現西魏計帳戶籍（斯坦因漢文文書第613號）關於兵制稅制與其施行時間》，載日本《東方學》第23輯。本文所介紹的西魏均田實施情形和當時的田租、戶調、力役制度，都是參考了山本達郎、池田溫和西村元佑三位先生的論文結論而寫成的，附志於此，並致謝意。
[3] 《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中提到五人雜任役中有一人是獵師。按《周書·裴俠傳》：「除河北（治河北縣，今山西平陸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獵師蓋即漁獵夫之類，是替郡守、縣令獵取鳥獸以供口腹的雜役。據《太平御覽》卷431引《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詔……賜射鹿師二人，並給媒弩。」射鹿手亦獵師之類，是獵師在曹魏時已有之。
又《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斷片中，其最後一行「親二人」，「親」即「親」字，親系親信或親兵之簡略。當時獨孤信以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督兵擒涼州刺史宇文仲和；令狐整亦於此時逐張保，以瓜州歸西魏，西魏任命申徽為瓜州刺史。而獨孤信適又加督涼、甘、瓜諸州。敦煌為統府督將諱，故親信但用「親」字。西魏、北周有「親信」或「親信兵」，其上置親信都督、親信大都督。
[4] 《隋書·食貨志》：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資治通鑑》陳文帝天嘉二年胡三省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
[5] 當時雖設八柱國，可是實際只有六個軍。事實上宇文泰也不可能把六個軍打散，再改編成為八個軍。因此八柱國中，除了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事成為西魏最高統帥外，廣陵王欣，史稱以「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周書》趙貴等傳後敘），並沒有帶領軍隊。帶領軍隊的實際只有六個柱國。六個柱國分掌六個軍，也就是大統八年所成立的六軍。六軍的前身就是賀拔岳的武川軍團、侯莫陳悅舊部李弼軍團與元修帶進關中的禁衛軍團。不過宇文泰在組織府兵統帥部時，為了團結以上三個軍團的將領以鞏固關隴統治集團的聯合陣線起見，賀拔岳軍團還是由趙貴、侯莫陳崇、李虎等率領；李弼的軍團，也保持原有的建制。除了調「專制隴右」的獨孤信來主持一軍之外，宇文泰又提拔他的親信于謹（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時，謹為夏州長史；宇文泰為大丞相時，謹又為丞相府長史）為柱國大將軍。可見六軍原有的班底，並沒有多少更動，新招募到的「關隴豪右」，也只是分隸六軍（歸六柱國指揮），並沒有組織新的軍團來予以收編。
[6] 《周書·尉遲迥傳》：迥伐蜀，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叔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是一開府領兵二千人之證）
《周書·趙剛傳》：孝閔帝（宇文覺）踐阼……剛……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是一儀同領兵一千人之證）
[7] 《魏書·官氏志》：初安帝（拓跋越）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拓跋鄰）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與帝室合為八部）。
[8] 《北史·西魏文帝紀》：大統十五年（公元549年）五月，初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並令復舊。
《周書·文帝紀》：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隋書·經籍志》：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
《周書·明帝紀》：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9] 《周書·孝閔帝紀》：元年（公元557年）八月甲午，詔曰：「……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是二十四軍另有軍籍之證）
[10] 《北史》李弼等傳論：柱國大將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為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
[11] 不是土著的軍府，自北魏初期已有。《魏書·楊播傳》：弟椿，「除定州刺史。自太祖（拓跋）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懾。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這一類軍府的兵士，不一定是土著農民，因此和唐代均田戶、府兵合一的折衝府，意義完全不同。
[12] 《隋書·食貨志》：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
[13] 府兵創置時，八柱國的模仿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系採用陳寅恪氏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的說法。但府兵一開始是禁旅而不是分隸六柱國家的部落軍，則採用岑仲勉《隋唐史》和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的說法。
[14] 《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六月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二月……關東平……癸丑，詔曰：「……自偽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偽齊被略為奴婢者，不問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十一月，詔「自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周書·武帝紀》：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三月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
[15] 《隋書·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遲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游豫園。
《集神州三寶感應錄》：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相州大慈〕寺北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圍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不為流，血河一月。
《法苑珠林》卷84：唐初相州大慈寺塔，此塔即隋高祖手敕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國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圍牆有空，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帝（楊堅）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尉遲迥，余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游豫園南葛蔞山上立大慈寺，六時禮拜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
按《隋書·五行志》謂坑殺數萬人於游豫園，釋記謂殺六十萬人，流屍漳水，語有誇大，今從《隋志》。
[16] 《魏書·劉潔傳》：〔世祖〕時……潔奏曰：「……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