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四節 東魏與北齊的政治

北魏王朝的分裂　人民起義的火焰，漫天遍野[1]，統治階級——鮮卑貴族和漢世家大族的反人民統治，在人民力量的沉重打擊下，到處裂出缺口。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西北部流經神池、五寨、保德之朱家川）的契胡族酋長爾朱榮，「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魏書·爾朱榮傳》）。榮擁有部落八千餘家，「牛羊駝馬，色別為群，瀰漫川谷，不可勝數」（《資治通鑑》梁武帝普通五年）。他趁魏末衰亂的時機，「招合驍勇」，糾集武裝力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元詡為母胡太后所毒死，無子，胡太后擇孝明帝堂侄、三歲小兒元釗為帝。其年四月，爾朱榮以此為藉口率兵南下，擁立元子攸（孝莊帝，獻文帝子彭城王勰第三子）為帝。榮兵渡河，胡太后落髮出家。爾朱榮把胡太后及元釗投在黃河沉死，又在陶渚（在今河南孟津）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把洛陽的鮮卑貴族和出仕北魏王朝的漢世族大地主消滅殆盡。 爾朱榮擅政後，以其塞上勁悍善戰的契胡族騎兵，瘋狂地進攻各地的起義軍，東方消滅了葛榮、邢杲，西方消滅了万俟奴、宿勤明達，造成軍事上的一度統一。各地人民起義剛鎮壓下去，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卻又大大地尖銳起來。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爾朱榮自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榮以晉陽為軍事根據地，自己鎮守，遙執朝政）入朝洛陽，魏孝莊帝元子攸乘榮入宮朝見之際，伏兵殺榮。榮從子爾朱兆等起兵為榮復仇，攻陷洛陽，殺魏孝莊帝，改立元恭（孝文帝弟廣陵王元羽之子，史謂節閔帝）為帝。 這時，爾朱兆奄有並（州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州治西河郡茲氏城，今山西汾陽），爾朱天光專制關中，爾朱仲遠（榮從弟）擅命徐（州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兗（州治瑕丘，今山東兗州），他們「分裂天下，各據一方」（《魏書·爾朱天光傳》）。此外，爾朱彥伯、爾朱世隆（仲遠兄弟）兄弟在朝秉政。史稱爾朱氏「割剝四海，極其暴虐」（《魏書·爾朱彥伯傳弟世隆附傳》）；其中爾朱仲遠尤其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魏書·爾朱彥伯傳弟仲遠附傳》），山東一帶的人民，比他做「豺狼」。那時六鎮兵民自河北起義失敗之後，被迫遷徙到今山西一帶，人數尚有二十餘萬，深受爾朱氏凌虐，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時值山西連年霜旱，移到山西的六鎮兵民，個個餓得「面無谷色」，至「掘田鼠而食之」（《資治通鑑》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曾舉行過大小二十六次的武裝反抗。這部分六鎮兵戶，除了武川一部分兵戶，以前已由賀拔岳率領隨爾朱天光西征，往後成為宇文泰的主要軍事力量以外，留在并州的一二十萬人，還時時繼續舉行武裝反抗。爾朱兆同晉州刺史高歡商量對策，高歡認為「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北齊書·神武帝紀》）。爾朱兆接受了他的意見，就叫高歡統領這三州（恆、燕、雲）六鎮兵民。高歡將他們加以部勒，組成軍隊。接著高歡又請求爾朱兆，讓他們去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就食，「待溫飽而處分之」。爾朱兆也就答應了。爾朱兆的長史慕容紹宗規勸爾朱兆不要把三州六鎮兵民交給高歡去指揮，他說：「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高歡）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資治通鑑》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爾朱兆不聽慕容紹宗的勸告，就讓高歡帶了三州六鎮兵民去山東就食。高歡掌握了三州六鎮兵民，就依靠這一支力量，倒戈消滅爾朱氏。 高歡，鮮卑名賀六渾，自稱是渤海蓨人（今河北景縣東），因祖父犯法發配到六鎮中的懷朔鎮充兵戶，「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北齊書·神武帝紀》）。據史籍載侯景罵高澄（高歡長子）為「鮮卑小兒」（《北齊書·神武帝紀》）；北齊文宣帝高洋（高歡第二子）問杜弼「治國當用何人」，弼對以「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高洋以為這話是譏諷自己的（見《北齊書·杜弼傳》）；又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9云：「高洋武川鎮虜」（武川當作懷朔）；《隋書·五行志》云：「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這些記載可證實高氏為鮮卑族人。但其祖父犯法發配到六鎮，可能是事實，因此高歡生於六鎮兵戶之家。而自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六鎮軍事上的地位逐漸下降，即使高門子弟，也「役同廝養」，何況高歡祖先是犯法配戶，他們的生活，當更為慘苦。歡娶匹婁氏（鮮卑族人）為妻，匹婁氏家富於財，高歡結婚後才得到一匹馬，鎮將就提拔他任「隊主」，改任「函使」。「函使」是負責把懷朔鎮的公文送往洛陽的小軍官，他任「函使」達六年之久，常至洛陽，對當時洛陽的腐敗政治，知道得比較清楚。六鎮起義後，他也和六鎮其他的下級軍官一樣，參加過破六韓拔陵、杜洛周、葛榮等的起義隊伍。不久他就背叛了葛榮，投奔到北秀容川契胡族酋長爾朱榮那裡去，爾朱榮以高歡為親信都督（衛隊長）。爾朱榮舉兵入洛陽把持北魏政權後，出兵鎮壓河北起義軍，利用高歡過去在河北起義軍中的關係，就派他去進行分化工作。高歡就把起義軍中七個稱王的將領和一萬多軍隊拉到政府那兒來，又和元天穆一起率兵去鎮壓山東以邢杲為首的起義軍，擊破了邢杲的起義隊伍，以功累遷第三鎮民酋長（鮮卑族人才授此官）、晉州（治白馬城，今山西臨汾）刺史，成為爾朱榮部下的得力將領。 爾朱榮為北魏孝莊帝元子攸所殺，爾朱兆起兵赴洛，高歡藉故留在晉州，曾引起爾朱兆的不滿。其後河西牧子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南下，欲襲取晉陽，兵勢甚盛，高歡和爾朱兆聯兵擊破步藩，兩人重又和好。河北大起義失敗後，三州六鎮兵民流亡到并州一帶的有一二十萬人，爾朱兆就命高歡去統率他們。因并州一帶連年霜旱，糧食發生困難，三州六鎮兵民「皆面無谷色」。高歡得到爾朱兆允許，帶領他們去山東「就食」。高歡掌握了這十多萬三州六鎮兵民，他就有了當時最雄厚的政治資本。 公元531年，高歡到達太行山以東的今河北地區。那時河北的情況複雜。河北的第一重鎮相州（治鄴，今河北臨漳西南）掌握在爾朱氏的親信契胡族的冀州刺史劉誕手裡，殷州（治廣阿，今河北隆堯東）掌握在爾朱氏族人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手裡。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刺史劉靈助已舉兵反對爾朱氏，並自稱燕王；爾朱氏特地任命其親信侯淵為定州（治盧奴，今河北定州）刺史，來對付劉靈助。只有控制了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的趙、魏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是傾向高歡的。高歡一到滏口（在今河北磁縣西北石鼓山），高乾就和封隆之的兒子封子繪親去滏口聯繫，歡迎他帶領三州六鎮兵民去信都。趙郡李氏的代表人物李元忠也趕到滏口，表示殷州的局面，他可以控制。這樣，高歡就進駐信都。北魏的洛陽政權為了安撫高歡，封他為渤海王，並任命他為東道大行台、冀州刺史。 高歡準備和爾朱氏決裂，假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又假造并州徵兵的兵符，裝作要送部眾萬人去并州應徵的樣子，使得三州六鎮兵民怨恨爾朱氏而擁戴自己。高歡然後對他們說：「爾鄉里難制，……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大家都異口同聲答應：「死生唯命。」（《北齊書·神武紀》）這樣，高歡通過各種權詐的手段，把三州六鎮兵民緊緊控制在自己手裡，作為反對爾朱氏的主要武裝力量。這是公元531年六月間的事情。 這時高歡還不敢公開反對爾朱氏。不久趙郡大族李元忠起兵攻打殷州，高歡派高乾領兵以救援為名襲殺了殷州刺史爾朱羽生，高歡就表示了與爾朱氏決裂的決心。於是他任命李元忠為殷州刺史，同時上表洛陽的北魏朝廷，控訴爾朱氏的罪惡。隨後由於其親信孫騰再三勸說，擁立元魏宗室疏屬元朗為魏帝，歡自稱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台。 這年十月，爾朱兆親率步騎二萬，自晉陽出井陘關（在今河北井陘西）直撲殷州，李元忠逃奔信都。爾朱兆進駐廣阿，眾號十萬。爾朱仲遠等和爾朱兆配合，也自徐、兗方向向河北推進，屯軍陽平（今山東莘縣）。高歡利用爾朱氏內部矛盾，離間爾朱兆和爾朱仲遠等人之間的關係，結果仲遠等不戰而還。高歡遂與爾朱兆在廣阿合戰，俘獲爾朱兆方面的甲士五千多人。次年正月，高歡又攻下鄴城，生擒相州刺史劉誕。 高歡在河北的節節勝利，迫使骨肉間互相猜疑的爾朱家族暫時地團結起來了。經過在洛陽掌握北魏朝廷大權的爾朱世隆的策劃，爾朱兆、爾朱天光、爾朱仲遠等湊集了二十萬大軍，會於鄴城。這時高歡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雖然眾寡不敵，但三州六鎮鮮卑深恨契胡貴族，因此士氣非常旺盛，「將士皆有死志」。高昂所帶的漢兵三千餘人，也都「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北齊書·高乾傳弟昂附傳》）。公元532年三月，兩軍在鄴城西南的韓陵山（今河南安陽市東北十七里）合戰，爾朱兆大敗，逃還晉陽，爾朱仲遠逃還滑台，爾朱天光逃往洛陽。洛陽的政局接著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爾朱氏的親信、大都督斛斯椿從前線敗回後，率部背叛爾朱氏，殺爾朱世隆、爾朱彥伯及其同黨，並將爾朱天光等執送與高歡。爾朱仲遠在徐、兗一帶也立不了足，倉忙投奔南朝。關中爾朱氏的殘餘勢力爾朱顯壽（天光弟）鎮守長安，也被倒向高歡的爾朱天光部將賀拔岳、侯莫陳悅所擒。四月，高歡入洛陽，廢殺元恭（因為他是爾朱氏所擁立的）及元朗（因為他是元魏宗室疏屬），另立孝文帝孫子、廣平王元懷之子平陽王元修為魏帝（北魏孝武帝），歡自為大丞相。北魏的政權，實際掌握在高歡手裡。 高歡不讓爾朱兆有喘息的機會，在公元532年的七月，調動了大軍十多萬，攻下了晉陽。爾朱兆退往北秀容（今山西神池、五寨一帶），至次年正月，兵敗自殺。爾朱氏的勢力，到這時候徹底垮台了。晉陽東阻太行山、常山，西有呂梁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地形四塞，形勢險要。高歡取得并州後，就在晉陽修建大丞相府，後來還修建晉陽宮，把晉陽建設成為高歡霸業的政治、軍事中心。他還把三州六鎮兵民從河北遷回來，讓他們居住在晉陽周圍。僑置恆州於肆州之秀容郡城（今山西原平西南），僑置燕州於并州故壽陽城（今山西壽陽）西二十五里（今名煙竹村），僑置雲州於并州受陽縣（今山西文水東）北三十里。又把六鎮改置為朔、顯、蔚三州，僑置朔州於并州界內，僑置顯州於汾州之六壁城（今山西孝義西南十五里），僑置蔚州於并州鄔縣界（今山西平遙西北二十五里）。從此三州六鎮鮮卑，就改稱六州鮮卑了。六州鮮卑因為構成為高歡的主要軍事力量，因此他們在政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他們家屬的經濟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六州鮮卑侵暴漢族人民，高歡在起兵時，就和六鎮鮮卑約定，「不得欺漢兒」。後來他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三年）高歡為了鞏固他的政治權力，就利用緩和胡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來實現他的統一事業，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歡消滅爾朱氏後，自己居於晉陽，遙控洛陽政權。魏帝元修不甘心於充當傀儡，高歡和元修之間的矛盾不久就尖銳起來了。元修殺高歡親信高乾，乾弟高昂、高慎都投奔到高歡那裡避難。這樣，洛陽和晉陽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起來。元修想利用擁兵關隴的爾朱氏舊部賀拔岳為勢援，任用岳兄賀拔勝為荊州（治穰城，今河南鄧州）刺史；賀拔岳被依附高歡的侯莫陳悅所殺，元修又扶植宇文泰的勢力，來對抗高歡。公元534年五月，元修下詔發河南諸州兵，聲言欲親率大軍伐梁，實際上是企圖襲擊晉陽。高歡已經知道洛陽政局底細，他先發制人，調集了二十萬大軍，分道南下，說是要去討伐梁和關中、荊州等地方勢力。高歡的軍隊一渡過黃河，元修就知道大勢已去，這年七月，他放棄洛陽，率輕騎入關，投奔宇文泰。荊州刺史賀拔勝兵敗投奔梁朝。 高歡進入洛陽。十月，擁立年僅十一歲的元善見（孝文帝子清河王元懌孫）為帝（東魏孝靜帝），統治權當然完全掌握在高歡手裡。高歡嫌洛陽逼近前方，決定遷都鄴城，命令下達的第三天，官民四十萬戶就狼狽上路。高歡自己留在洛陽，處分後事，事畢回晉陽。遷都鄴城後的魏朝，史稱東魏。 元修到長安後，宇文泰也想把他當作傀儡皇帝，元修當然不會甘心，主相之間的矛盾又尖銳化了。就在公元534年的冬末，宇文泰在酒中下了毒藥，把元修毒死。宇文泰擁立元寶炬（孝文帝子京兆王元愉子）為帝，是為西魏文帝。 東魏和西魏的戰爭　東、西魏分裂後，這兩個割據的王朝，都企圖吞併對方，不斷發生戰爭。 公元536年（西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關中地區是個大荒年，人「死者什七八」（《北史·西魏文帝紀》）。高歡利用了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就想消滅西魏。高歡兵分三路，自己率領主力駐屯蒲坂（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造三座浮橋，準備渡過黃河。大都督竇泰率領步騎萬餘人，直趨潼關；高昂自上洛（今陝西商州）包抄藍田（今陝西藍田）。宇文泰利用竇泰「屢勝而驕」的弱點，假裝要退保隴右，實際卻選拔精銳，從長安潛出潼關左邊的小關（即禁谷），出竇泰不意進行襲擊，全殲東魏軍，竇泰自殺。高歡得到消息，趕忙拆掉浮橋，撤退軍隊；高昂也從上洛一線撤回了。這個戰役，北朝歷史上稱為小關之戰。 北魏帝系表　北魏十二主，一百四十八年；西魏三主，二十四年；東魏一主，十六年。 公元537年八月，宇文泰率萬餘人出潼關，攻下恆農（今河南三門峽市）。當時關中糧荒嚴重，東魏在恆農城貯有大量積粟，宇文泰和他的一萬多軍隊，在恆農「就谷」，住了五十多天之久。 高歡出兵西征，派高昂將兵三萬進圍恆農，宇文泰已引兵入關。高歡親率十萬東魏軍自蒲津渡過黃河，又渡過洛水，屯軍許原（在洛水之南）。宇文泰率輕騎自渭水南岸渡河至渭水北岸的沙苑（今陝西大荔南），距離東魏的軍隊有六十里路。西魏大將李弼向宇文泰建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宇文泰接受了李弼的建議，再向東推進十里，「軍於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周書·文帝紀》）。李弼率領左拒（拒是方陣），趙貴率領右拒，都「偃戈」埋伏在蘆葦中。十月二日下午申時，東魏兵進至渭曲，西魏將士奮起。東魏主力同西魏的左拒接戰，李弼率領右拒騎兵橫擊東魏主力，把東魏軍橫截為二，東魏大敗，高歡跨了橐駝逃往黃河西岸，搶得船隻渡河。這一次，東魏「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宇文泰「選留甲士二萬人，余悉縱歸」（《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三年）。這個戰役，歷史上稱為沙苑之戰。 沙苑之戰前，宇文泰部將宇文深對宇文泰說：「高歡之撫河北，甚得眾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眾所欲。唯歡恥失竇氏（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周書·宇文測傳弟深附傳》）這個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孫子·謀攻篇》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這段話提出了指導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則，即戰爭指導者不可憑感情用事，輕率決定戰爭行動。西漢宣帝時丞相魏相也說過：「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漢書·魏相傳》）高歡這次慘敗，正是因為犯了「忿兵」的錯誤。他憤激於竇泰一軍的覆沒，貿然動用以六鎮鮮卑為主力的十萬大軍，去攻打另一支以六鎮鮮卑為主力的軍隊，結果「懸師度河，非眾所欲」，上下不能齊心協力，自然會招致失敗。此外，高歡還由於驕傲輕敵的緣故，十萬之眾竟被宇文泰不滿一萬的軍隊打得大敗。 沙苑之捷後，西魏乘勝攻下了河東的蒲坂和洛陽的金墉城。公元538年（西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東魏大將侯景進攻西魏占領的金墉城，「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二三」（《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四年）。西魏主元寶炬和丞相宇文泰本來要到洛陽去祭掃園陵（孝文帝以下幾代皇帝的墳墓都在洛陽附近），聽說侯景圍攻金墉城甚急，宇文泰親提大軍趕往救援。前軍至谷城（今河南新安東），擊殺了東魏前鋒莫多婁貸文。侯景布置陣勢，北據河橋（在今河南孟州西南），南依邙山（在今河南洛陽市北），宇文泰親率輕騎搏戰，馬中流矢逃逸，宇文泰落馬，幾乎被俘。西魏大軍趕到，奮勇反擊，東魏軍大敗，甲士被俘的有一萬五千人，士兵落水而死的將近萬人。東魏大將高昂也被西魏追兵所殺。這個戰役，稱為河橋之戰。 高歡在河橋之戰後親率精騎七千，自晉陽趕到洛陽前線，西魏金墉守將棄城逃走，東魏收復了洛陽城。高歡軍隊一撤退，洛陽又被西魏所襲取。但這時的洛陽城經過戰火兵燹，已經破壞得不像樣子了。 公元543年（西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氾水鎮）降西魏，宇文泰率大軍親至洛陽前線應接高慎，並遣大將于謹圍攻河橋南城。高歡也於三月間親提大軍十萬趕到黃河北岸。宇文泰「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河橋是用船連起來的浮橋），東魏人「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九年）。高歡的大軍遂得從河橋渡河，據邙山為陣。宇文泰向邙山推進，兩軍合戰，東魏軍大勝，俘斬西魏督將以下三萬餘人。第二天，兩軍再度合戰，西魏中軍、右軍聯合擊敗東魏；但西魏左軍失利，宇文泰只得引兵入關。這個戰役，稱為邙山之戰。 公元546年（西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十月，高歡親率大軍十餘萬人，圍攻西魏據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流的這個釘子。西魏守軍堅決抵抗，東魏軍苦攻玉壁五十多天，士兵戰死、病死的有七萬人之多，最後高歡也病倒了，只好解圍而去。這就是玉壁之戰。 高歡回到晉陽不久，病死，長子高澄以大將軍、渤海王名義，執掌東魏大權。當時東魏的河南道大行台、司徒侯景「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已有十三四個年頭，他素來看不起高澄，嘗對人說：「高王（高歡封渤海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指高澄）共事。」（《資治通鑑》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高歡一死，侯景叛降西魏；同時又派人和南朝聯繫，表示願意投梁。東魏派兵進攻侯景，西魏也趁機占領了侯景的東荊州（治比陽，今河南泌陽西）、北荊州（治伊陽，今河南嵩縣）、廣州（治魯陽，今河南魯山）、潁州（治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北），一共四州之地，並要求侯景入朝長安。侯景曾在河南和西魏血戰十多年，他知道宇文泰不會容忍他，於是就決意附梁。 到了公元549年（西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東魏派遣大將高岳、慕容紹宗率領步騎十萬，進攻西魏占領的長社。西魏守軍只有八千人，卻奮勇抗擊了一年之久，東魏大將慕容紹宗、劉豐生都戰死於城下。東魏大將軍高澄率領十萬援軍親臨前線，方才攻下長社城，生擒西魏大將王思政。西魏守軍生存者僅三千人。 長社被東魏攻下後，東、西魏的戰爭暫時停止了。這時侯景亂梁，南朝力量削弱，取代東魏的北齊和西魏都掉轉兵鋒，向南朝攻城略地去了。 北齊王朝的建立　公元549年八月，東魏大將軍高澄在鄴城為「膳奴」蘭京刺殺，其弟高洋繼掌朝政。次年正月，東魏主元善見任命高洋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台，封為齊郡王，隨後晉爵為齊王。同年五月，高洋廢掉東魏主，稱齊皇帝（是為北齊文宣帝），建立北齊政權。 在高洋稱帝之初，西魏曾出兵討伐北齊。宇文泰親率諸軍自弘農（今河南三門峽市）渡河，推進至黃河北岸的建州（西魏建州治車廂城，在今山西絳縣東南十里）。高洋特地在晉陽城東集合六州鮮卑舉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軍事演習，「軍容嚴盛」。宇文泰聽說後，說：「高歡不死矣。」（《北齊書·文宣帝紀》）就取道蒲坂退回關中了。直到宇文泰病死，子宇文覺代西魏稱帝，北周政權剛建立的時候，北周害怕北齊對它進行突然襲擊，史稱：「文宣（高洋）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恆以冬月，守河椎冰。」可見當時北齊的實力超過北周。到了北齊武成「帝即位，朝政漸紊」，國力也隨著政治的腐敗而削弱，反而「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北史·斛律金傳子光附傳》）了。 高洋還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襲擊庫莫奚，獲雜畜十餘萬頭；天保四年，出盧龍塞掩襲契丹，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天保五年，北破柔然殘部，獲生口三萬餘人，牛羊數十萬頭。高洋又西破山胡（步落稽）；南邊拓地淮南，盡長江而止。高洋在位時期，是北齊國力鼎盛的時期。 在當時，「王四瀆之三，統九州之五」，擁有戶三百萬、口二千萬的北齊，占有今黃河流域下游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蘇北、皖北等廣大平原地區。這些地區是當時中原最富庶的產糧地區，所有各州沿河的渡口，都有官倉貯積糧米。淮南石鱉等屯，每年徵收到糧米數十萬石，保證了淮南軍糧的供應。在幽州督亢陂及長城左右營屯，每年政府可以徵收到稻粟數十萬石，附近地區的糧食恐慌，也初步得到了解決。此外如鹽鐵事業，自東魏遷鄴之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魏書·食貨志》）。 在青瓷製造方面，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幾件北朝青瓷蓮花壺，壺的形制和堆積花紋的方法，與南方出土的青瓷器不同。經過化學分析，瓷胎中含三氧化二鋁和氧化鈦都較高，和南方的青瓷胎含氧化矽較高，氧化鈦極微的情況也不同。此外河間邢氏墓群中出土了青瓷器一百多件，都很精美。尤其應該特別提到的是白瓷器。白瓷器的燒造歷史比青瓷器短，早期白瓷出於河南安陽北齊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中。該墓共出土陶瓷器十三件，其中白釉者十件，胎質細膩；另有帶綠彩者三件。從胎質淘練細潔，釉質較潤並帶綠彩推斷，這批瓷器不似最初階段產物，可能它的燒造歷史要比武平時期為早[2]。自北魏以來，「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魏書·食貨志》）。至齊，綦毋懷文又造宿鐵刀，「斬甲過三十札」，到了唐代「襄國冶家尚傳其法」，可見北齊統治地區農業、鹽鐵業、瓷器製造業都相當發達。所以北齊是當時中國境內鼎立的三國中最富庶的一個。 均田制在北齊地區的推行及其破壞　東魏、北齊統治地區，是中原地區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因此，均田制也特別容易破壞。史稱：「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孝靜帝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資治通鑑》梁武帝大同十年）。通過這次括戶，政府租調收入一定增加不少。 括戶以外，北齊對三長免役特權，也作了些補充規定。北魏孝文帝在立三長制的時候，曾規定鄰長復（免力役與戶調）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一黨即一百二十五家之內，總共有三十八夫可以免役（黨長一，復三夫；里長五，復十夫；鄰長二十五人，復其身，即復二十五夫）。因為免役的人較多，兵源、稅源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對政府有所不利，故當北魏末年六鎮起義之際，已有人說「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以「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而「求權發為兵」（《北史·常爽傳孫景附傳》）；常景在河北，且曾發「范陽三長之兵」，來堵截起義軍。到了東魏時，宗室元孝友也認為過去「百家為黨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這樣，「羊少狼多」，「苦樂不均」（《北齊書·元孝友傳》）。所以他主張裁掉鄰長，在二十五家一閭之下，設立比長二人。那麼一百家之內，只需要八個比長，可以減少十二個受復的丁夫，「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三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區，十五丁為番兵（應力役之兵丁），計得一萬六千兵」（《北齊書·元孝友傳》）。由於這時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元孝友的建議不能立即見諸實行。但是到了北齊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制定新令時，終於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隋書·食貨志》），「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通典·食貨典·鄉黨》）如果這新的三長制度仍舊保留三長蔭丁以及免役特權的話，那麼黨族、副黨各復三夫共六丁，閭正各復二夫共四丁，鄰長各復其身共十丁，則一百家之內，受復者共二十人；比起北魏孝文帝初定三長制時，減少了十八丁之多。以北齊戶口三百萬戶計算，一年之中，政府可以多收到貲調四十五萬匹；如果十五丁合起來服一番力役的話，也使政府增多了二萬個役丁的員額，這對於政府是有利的。 魏、齊、周、隋、初唐鄉里組織簡表 北齊對於均田制，在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定令：「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隋書·食貨志》）。「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隋書·食貨志》）。 北齊這次的新令，對奴婢的人數、耕牛的頭數和受田的數目，都比北魏孝文帝時有了詳細的規定和一定的限制。但就實際情況說來，一個庶人可以擁有奴婢六十人，以一奴授田八十畝、一婢授田四十畝計算，那麼六十人中，奴婢各半，三十奴共授田二千四百畝，三十婢共授田一千二百畝，丁牛四頭，共授田二百四十畝，合計一個庶人，如有奴婢六十人，丁牛四頭，就可以分到土地三千八百四十畝之多。所以當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說：「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通典·食貨典·田制》引）可見當時的鮮卑勛貴和漢世家大族，他們擁有奴婢的數量很多[3]，他們一定在奴婢受田的名義下，向政府請領到比三千八百四十畝更多的土地，所以這種規定，實際上是對他們有利而無害的。 在齊文宣帝的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北齊曾把原居住在冀、定、幽三州的無田農民，強迫遷移到幽州寬鄉去，謂之「樂遷」戶，可是內地諸郡的肥沃土地，卻儘量讓豪家勢族去占奪。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云：「又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通典·食貨典·田制》引）這正可說明有奴牛的地主，他們請領到的土地，決不會很少，而沒有土地的農民卻是「不得一壟」。毋怪《關東風俗傳》又要說「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通典·食貨典·田制》）了。 北齊戶調的課徵，以床為單位，一夫一婦為一床，未娶者為半床。課徵的根據是「受田輸租調……退田免租調」（《隋書·食貨志》）。戶調的稅率是：「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未娶者輸半床租調」，「奴婢各准良人之半」。「奴婢限外不給田者，不輸。」「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隋書·食貨志》） 墾租送台；義租納郡，以備水旱。所謂墾租，相當於戶調中的田租；而所謂義租，相當於地方政府徵收戶調時的調外手續費或後來的義倉稅。從北齊戶調稅率的表面額看來，好像並不比北魏孝文帝時加重多少。事實上力役是很重的，如在河清三年曾明文規定：「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兵指力役，非指兵役），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隋書·食貨志》）可見均田戶除了負擔田租戶調以外，還須負擔沉重的徭役。北齊政權徵發頻仍，據《隋書·食貨志》稱：「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台殿，所役甚廣。」徭役已經成為均田戶破產的重要因素。 地主經濟在北齊統治地區的特別發展，土地兼併的劇烈，高利貸的橫行，田租戶調及兵役、徭役的苛重，在在結合起來進攻均田戶，使他們不得不「賣帖（典）田園」，流轉他鄉。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云：「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通典·食貨典·田制》引）露田到了「賣買亦無重責」，這正說明均田是如何迅速地在崩潰，均田上的農民是如何不斷地在「賣帖田園」，逃亡他鄉。他們在逃亡之後，不得不隱瞞戶口。而北齊定製，未娶的編戶，輸半床租稅，於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隋書·食貨志》）。在東魏初年，高歡還能派遣使者搜括無籍戶口。及至北齊後期，「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通典·食貨典·丁中》）。至於「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的壯丁，更發展到二百餘萬人之多，約占北齊全國人口（北齊亡國時，有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人）總數的十分之一（如五口有一壯丁的話，約占全國壯丁人數的二分之一），造成了國內「戶口租調，十亡六七」（《隋書·食貨志》）的嚴重現象；到這時候，連「括戶」也不勝其括了。 由此可見，北齊的統治地區，雖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區，但是，這一地區也是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唯其如此，均田制度愈難鞏固，從而也給王朝軍事力量帶來了衰落。 土地兼併的劇烈進行與均田制的迅速破壞，使得東魏、北齊的統治地區內，階級矛盾始終處於緊張狀態。東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九月，定州博陵郡有以陽平人路紹遵為首的農民起義；天平四年十二月，河北有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為首的農民起義；濮陽有杜靈椿為首眾至萬人的農民起義；興和三年（公元541年）三月，梁州有公孫貴賓為首的農民起義；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九月，北徐州有鄭土定為首的農民起義；武定二年二月，徐州有劉烏黑為首的農民起義。北齊天保中，楚州有東方白額為首的農民起義；天保八年（公元557年）五月，國都鄴城有以冀州人劉向為首的起義；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三月，信州爆發了攻破州城殺死刺史的農民起義；武平六年三月，乘氏縣有陽平人鄭子饒為首眾至數千的農民起義。上面的這些不間斷的農民起義，已經震撼了北齊國家大廈的基礎；何況又加之以統治階級在剝奪農民土地和奴役農民的爭奪戰基礎上展開了統治階級內部胡、漢權貴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北齊之亡，是必然的事情了。 北齊王朝的腐敗　以六鎮中的懷朔一鎮的中下級軍官為骨幹，獲得趙、魏一帶世族大地主擁護而起家的高歡，對於「聚斂無厭，淫虐不已」的鮮卑勛貴，是從來不加裁製的。高歡的姊夫尉景貪污得實在太不像話了，有一次，高歡「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高歡就藉此機會告誡尉景說：「可以無貪也！」但是尉景的回答卻是：「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高歡聽了，只能笑笑，不作答覆（見《北齊書·尉景傳》）。當時的鮮卑勛貴是這樣地看待貪污問題的。在高歡的統治政權還未穩固以前，他所親信的漢人杜弼曾「請先除內賊，卻討外寇。高祖（高歡）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勛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諭之曰：『……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北齊書·杜弼傳》）對於鮮卑勛貴的貪污行為，高歡也不肯作斷然處置，使統治集團內部發生離心的傾向。 高歡在中原的統治權比較鞏固之後，他就想用中原傳統的封建統治手段，來統治中原人民。他知道這樣貪污成風，終究會動搖政權的基礎的。他自己坐鎮晉陽，遙執東魏大權，命兒子高澄在都城鄴城掌握朝政，使兒子重用漢族地主崔暹、崔季舒等人，來制裁鮮卑勛貴的貪贓枉法行為，如免可朱渾元、司馬子如、元坦等官職，以儆效尤，一時頗收成效。高澄死，高洋繼掌朝政，他想做皇帝，對鮮卑權貴不得不極盡拉攏之能事，以求獲得他們的支持，乃把崔暹、崔季舒各鞭二百，充軍北邊。不過他做皇帝之後的尚書省的長官，還是由中原的世族大地主弘農楊（高歡女婿）充任。史稱高洋「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北齊書·文宣帝紀》）。他在楊等中原世族地主輔佐下，推行漢化政策，這對封建政權的鞏固，起了一定的作用。高洋死，子高殷繼位；不久，洋弟高演、高湛在鮮卑勛貴高歸彥、賀拔仁、斛律光的擁護下，殺大臣楊、燕子獻、宋欽道（皆漢人），廢高殷，擁立高演為帝（公元560年）。這一次胡、漢統治集團的火併，也就是北齊政權執行漢化和反漢化政策的鬥爭。這種鬥爭反映在北齊的宮闈內部，因為高演、高湛，都是太皇太后匹婁氏（高歡妻）的兒子，而高殷母李太后（高洋妻），卻是漢世族大地主趙郡李氏的女兒，所以在這次政變中，匹婁氏也說：「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北齊書·楊傳》）經過這次政變，鮮卑勛貴的勢焰更盛；漢族地主在北齊政權中的地位，更為低落。高演為常山王時，王（前秦丞相王猛六世孫）為常山王友，關係密切；高演即位之後，卻不敢重用王，主要是怕鮮卑勛貴見他接近漢世家大族，就認為他傾向漢化，會對他不滿。高演死，弟高湛繼位（公元561年），鮮卑勛貴的勢力更大。湛死，子高緯親政，鮮卑人和士開，親幸貴重，國柄朝權，都操在鮮卑族人手中，漢族地主到此只是在政權機關中辦辦例行公事而已。漢族地主信都馮子琮，就想利用高緯弟高儼的力量，來推翻鮮卑貴族的統治權。儼起兵殺和士開（公元571年），高緯又倚仗鮮卑勛貴斛律光（高車族人）殺馮子琮。和士開死後，高緯考慮到漢族地主對政府的不滿，乃通過乳母陸令萱和令萱子穆婆提的關係，起用漢人祖為侍中（宰相）、尚書右僕射，企圖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漢世族地主如薛道衡、顏之推等人，也在這時被重用，分任機要。封孝琰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五年）祖就在漢世家大族的要求下，勸高緯殺斛律光（勛貴中的實力派），又繼續驅逐胡人在北齊政府中的政治勢力。史稱：「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推重高望（世家大族），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北齊書·祖傳》）以前六鎮軍人，屬於京畿大都督府，祖為了要把指揮六鎮軍人的實權從鮮卑貴族手裡奪過來，至是乃「奏罷京畿府，並於領軍」。他又想「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北齊書·祖傳》）。結果反為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所排擠，朝廷的軍政大權，又落到鮮卑勛貴的手中。穆提婆等掌握大權之後，就大肆殺戮「漢兒文官」。漢世族地主的首腦人物如侍中崔季舒、張雕虎，尚書左丞封孝琰，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等也在「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北史·恩幸傳》）的口吻下，同日斬於殿庭，造成了鮮卑貴族在國家機器中的清一色局面。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云：「祖孝徵（字）用事，則朝野翕然……駱提婆（即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以至於亡。」顏之推的論調是代表當時漢世家大族的看法的。在穆提婆、高阿那肱等掌握政權之後，「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北齊書·後主紀》）。這樣自然使北齊統治地區的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而統治階級內部鮮卑族和漢人間的衝突，又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北周武帝宇文邕就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南聯陳，北結突厥，向北齊進兵，終於在公元577年，滅北齊，俘高緯，統一了黃河流域。 北齊帝系表　北齊六主，二十八年。 * * * [1]　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正月，秦州有羌人的起義。三月，南秦州有氐人的起義。七月，河州又有羌人的起義。二年九月，瀛州有劉宣明為首的農民起義。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正月，南秦州又有氐人的起義（以上在六鎮起義之前，均見《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南秀容有牧子萬於乞真為首的起義。并州有牧子素和婆為首的起義（均見《魏書·爾朱榮傳》）。十月，營州有就德興為首的農民起義。十二月，汾州有吐京胡薛羽為首眾至數萬的起義（均見《魏書·肅宗紀》）。同月，丘城有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為首的起義（見《魏書·肅宗紀》、《裴延儁傳從弟良附傳》）。又汾州有吐京胡薛悉公、馬牒騰為首眾至數萬的起義（見《魏書·裴延儁傳》），燕州有大俄佛保攻陷昌平郡的起義（見《魏書·京兆王黎傳》）。孝昌元年（公元525年）三月，齊州魏郡有房伯和為首的農民起義。三月，齊州清河有崔畜為首的農民起義。同月，廣川有傅堆為首的農民起義。孝昌二年春，河西有牧子費為首的起義。六月，絳郡有陳雙熾為首的起義。閏十一月，齊州平原有劉樹、劉蒼生為首的農民起義。孝昌三年正月，徐州有任道棱為首襲據蕭城的農民起義。二月，東郡有趙顯德為首的農民起義。三月，齊州廣川有劉鈞為首的農民起義。同月，清河有房須為首襲據昌國城的農民起義。七月，陳郡西華有劉獲、鄭辯為首的農民起義。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豫州有李洪為首襲據陽城的起義（均見《魏書·肅宗紀》）。 魏孝莊帝建義元年（公元528年）五月，齊州有賈皓為首的農民起義。七月，濮陽有劉舉為首眾至數千的農民起義。永安三年（公元530年）正月，徐州有呂文欣、王赦為首的農民起義（均見《魏書·孝莊帝紀》）。節閔帝普泰元年（公元531年），青州海岱之間有崔社客為首的農民起義（見《北齊書·李渾傳》）。 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三月，膠州有青州人耿翔為首的農民起義。五月，東徐州有王早、簡實等為首的據州投奔南朝的起義（均見《魏書·出帝紀》）。 [2]　參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馮先銘先生著《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載《文物》1973年第7期。 [3]　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篇》：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每人餚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