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三節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義

北魏政治的衰亂　自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至公元524年六鎮起義，前後三十年間，洛陽又一度成為中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洛陽除了城內的宮殿、寺署、邸宅以外，出西城外還有特設的市區。據《洛陽伽藍記》所載，「出西陽門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釀酒為業。」「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車為事。」「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城內還有「西域商胡」萬餘家，《洛陽伽藍記》載：「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洛陽總戶數一度激增到十萬九千餘戶。 從魏晉以來，商業停滯，貨幣幾近廢棄，《魏書·食貨志》稱：「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流通。」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開始鑄造「太和五銖」的青銅幣，流通在洛陽附近地區；河西諸郡，因與西域通商，也都廣泛地行用一種西域金銀錢。但是太和五銖青銅幣的流通地區是不廣的，所謂「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貨幣使用額不多，貨幣使用範圍縮得很小，當時河北諸州，「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完全用布帛來代替貨幣，「錢略不入市」（《魏書·食貨志》）。因此，從當時經濟現象的一切總和來看，可以說自然經濟在中原地區還占統治地位。 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也說明當時生產率低下，生產技術落後，剩餘產品稀少。稀少的剩餘產品，也照例以封建地租形式被封建地主剝削去了，不可能有很多剩餘產品作為商品來交換，從而也可以知道當時農民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可是進入中原的鮮卑貴族，隨著他們經濟生活的變化，他們的奢侈腐化也越來越驚人了。 在北魏初期，官吏並不是不貪污。如太武帝拓跋燾時，大將公孫軌在上黨，貪縱狼藉。「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魏書·公孫表傳子軌附傳》）又《魏書·良吏傳》稱：魏初「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掛一目」。可見貪污情況是嚴重存在著的。不過當時北魏政權對貪污行為的制裁，執行得很嚴峻。如明元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魏書·太宗紀》）。獻文帝拓跋弘「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魏書·張袞傳玄孫白澤附傳》）。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定律，還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魏書·刑罰志》）。太和八年普給百官俸祿之後，「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就在這一年，孝文帝還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一時造成「食祿者，賕謁之路殆絕」（《魏書·刑罰志》）的情況。這也反映了在王權強大的時代，官吏多少還有所顧忌。 孝文帝死（公元499年），子恪（宣武帝）即位。史稱當時的洛陽政權「寬以攝下」，政治趨於腐敗。宣武帝死，子詡（孝明帝）即位（公元515年），年僅七歲，母胡太后臨朝。公元520年，太后妹夫宗室（道武帝玄孫）元叉與宦官劉騰，共幽禁胡太后於北宮，叉、騰遂共執朝政，政治至此大壞。《洛陽伽藍記》稱：「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夸。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如咸陽王元禧「姬妾數十」，「奴婢千數」；高陽王元雍「僮僕六千，妓女五百」；河間王元琛「妓女三百人」。為了滿足他們享樂腐化的生活要求起見，他們除了「田業鹽鐵，遍於遠近，臣吏僮僕，相繼經營」（《魏書·咸陽王熙傳》），「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魏書·閹官·劉騰傳》）之外，在政治上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如元暉為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遵傳曾孫暉附傳》），其餘官職，各按差等定價。當時稱吏部為賣官市場——市曹，稱吏部賣官為白晝行劫[1]。朝中權貴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州郡的刺史、太守更是「聚斂無極」（《北史·魏河間公齊傳孫志附傳》）。當時戶調絹每匹規定長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徵收戶絹時，卻每匹要「皆長七八十尺」（《北史·盧同傳》），方肯收納。租米也是如此，據唐代人的考證，「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加倍）」，而當時又有大斗、重稱，所謂「三斗為大斗，三兩為大兩」，度量衡的變化，驟然給黃河流域均田上的均田農民增加封建負擔一倍或二倍以上，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想見的。 自耕小農在這種繁重的租調之下，不得不落進高利貸者的羅網裡去，當時的高利貸利息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五[2]。當時放高利貸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光伯以放高利貸致富，家內「綾絹錢布，匱篋充積」（《魏書·崔亮傳從弟光韶附傳》），皆光伯所營；趙郡李元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舉貸求利。僧侶地主也利用他們所控制的僧祇粟，「儉年出貸，豐則收入」，來進行高利貸盤剝[3]。 在孝文帝頒布均田法時，曾規定：「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相代付」（《魏書·食貨志》），私賣處罰。此外北魏政府又下令規定：「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馬料）。」（《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從宣武帝時開始，「始以永賜，得聽賣買」，公田開始可以買賣。均田中的露田，雖然依法不聽買賣，但是「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自公元485年孝文帝頒布均田法，到此不滿三十年，在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均田制已經開始破壞了。 兵役和徭役也成為當時自耕小農破產的主要因素。 北魏在遷都洛陽之後，由於洛陽在黃河之南，要鞏固河南的防務，必須奪取南朝長江北部的土地，因此不斷南侵。交戰地點，西在宛、鄧，中在義陽，東在淮上。宣武帝即位，戰爭規模益趨擴大，「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因之人民的徭役和兵役也隨之增重，「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被徵發去服兵役的人民，在軍隊中受盡將帥剝削，史稱「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戰利品），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閒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魏書·袁翻傳》）。由於「兵士役苦」，均田農民甚至自己拋棄了土地，所謂「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北史·孫紹傳》）。到此農民不是亡命山澤，便是庇蔭到世家豪族大地主那裡去作佃客部曲；此外便是「絕戶而為沙門」，《魏書·釋老志》所謂：「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農民離開自己土地，必然會造成「通原遙畛，田蕪罕芸，連村接，蠶飢莫食」（《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的現象。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其尖銳複雜的程度，人民大起義的條件是完全成熟了。 北魏末年的僧侶起義　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農民的反抗鬥爭並沒有停息。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就發生定州民王金鉤為首的起義（見《魏書·高祖紀》）。在宣武帝元恪統治的十五年中，見之於記載的人民起義有十次：太和二十三年，幽州有王惠定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九月，齊州有柳世明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秦州有屠各胡人王法智為首的人民起義，法智尋推呂苟兒為主，年號建明，眾至十萬，同年，涇州人陳瞻起兵響應（見《魏書·世宗紀》、《北史·魏濟陰王小新成傳》）；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有沙門劉慧汪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永平三年二月，秦州有沙門劉光秀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同月，秦州隴西羌族人民殺鎮將，舉行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永平四年正月，汾州有劉龍駒為首的人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十一月，幽州有沙門劉僧紹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延昌四年六月，冀州有沙門僧法慶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肅宗紀》、《北史·魏京兆王子推傳》）。 宣武帝時代的十次起義，其中四次是僧侶領導的，連同孝文帝太和五年沙門僧法秀在平城招結奴隸策划起義、太和十四年沙門司馬惠卿的起義，一共有六次。 早在孝文帝即位的次年（延興二年，公元472年），就有詔書提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魏書·釋老志》）稍後，世族大地主范陽盧淵也曾上表說：「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煽惑，顯然於眾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為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赤眉、黃巾之禍。」（《魏書·盧玄傳孫淵附傳》）從這些詔、表中，可以見到從那時起，少數僧侶已經採用宗教的形式，開始組織農民來進行推翻北魏統治的活動。或認為：「這時僧侶地主在經濟上的勢力，已極雄厚，因此想通過『叛亂』的形式來奪取政權，所以這是一種政教的武裝衝突。」我個人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 北魏在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黃河流域的僧尼總數還不到八萬人；到了孝明帝正光之際（公元520—524年），相距不到半個世紀，僧尼總數卻驟然增加到二百萬人左右，占政府編戶總人口數的十五分之一。這是由於被奴役、被壓迫的自耕小農，他們想找出一條逃避苛政的出路。所謂「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他們為了逃避苛重的調役，出家當和尚，是他們當時一條可走的路子。 可是佛教寺院是封建貴族的「孿生姊妹」，寺院裡的教職制，昭玄統、沙門都、州三藏、州僧主、州律主、寺主、都維那之類，是與封建社會諸關係的品級制度相適應的。二百萬僧侶中，只有一小撮僧侶地主掌握著寺院中的常住財產（寺院的庫房稱為無盡藏，寺院裡的財產稱為常住財產）[4]；按照佛教教律，常住財產是屬於全體僧眾的，但確立了與封建制度相適應的封建的教職制之後，實際上寺院的財產是掌握在一兩個寺主的手裡。他們擁有為數眾多的佛圖戶、僧祇戶以及「部曲」[5]，結交官府，放高利貸，氣焰赫，成為僧侶中的特權階級——僧侶大地主。這樣的僧侶地主，在中原地區二百萬僧侶中，究占絕少數；其他絕大多數的僧侶，卻是在寺院莊園裡做牛馬。雖說按佛教教義，僧侶不必參加生產勞動，應該受人供養，可是事實上廣大勞動僧必須在寺院莊園裡刈稻種菜[6]，有時還要修屋築路[7]，至如初投寺院作小沙彌，服侍大和尚，灑掃周旋，更不用說了。他們受盡僧侶地主的奴役和剝削，事實上，他們就是寺院裡變相的農奴。因此，逃避調役的僧侶，本來就不滿政府，至此也會不滿僧侶地主。所以法慶領導的冀州起義，他們不僅攻城略地，殺戮官吏，震撼了北魏統治政權；同時還公開宣稱「新佛出世，除去眾魔」，「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北史·魏京兆王子推傳子遙附傳》），殺了不少僧侶地主，燒毀了不少寺院。隊伍迅速發展到五萬多人。北魏冀州刺史蕭寶夤派長史崔伯麟率領軍隊前往鎮壓，被起義軍擊潰於煮棗城（今河北棗強西），伯麟敗死。後來北魏王朝一面派遣親王元遙率領十萬大軍進攻起義軍；一面派遣漢世族大地主勃海高綽執「白虎幡軍前招慰」，進行分化，這才把義軍基本上鎮壓下去。起義軍雖然只支持三個月（延昌四年六月至九月），可是兩年以後（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還有「大乘余『賊』，復相結聚，攻瀛州」（《北史·魏孝明帝紀》）的餘波。 從上面幾次僧侶領導的起義的具體內容來看，我們應該把它當作是最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而不應該認為是政府與僧侶地主之間的內部矛盾，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把它說成是政、教的武裝衝突，我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法慶領導的冀州起義，只能算作北魏末年大起義的序幕。 六鎮起義　北魏初都平城，為了拱衛首都，不受北方遊牧人柔然族之威脅，乃在平城沿北邊置立六個軍事據點，這就是六鎮[8]。從西說起，這六個鎮是： 沃野鎮——今內蒙古五原東北烏加河北。 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西南。 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西南烏蘭不浪土城梁。 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 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西北。 懷荒鎮——今河北張北北。 北魏抵抗北方柔然族人的軍事主力，就集中在這六個軍事重鎮中，每鎮有「鎮都大將」，「統兵備御」（《魏書·官氏志》）。鎮都大將的人選，在北魏初期，不是拓跋宗王，便是鮮卑八族王公；就是戍防的士兵，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員，或者是中原的強宗子弟。《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北史》避唐諱改作「深」）載淵上書曰：「……昔皇始（公元396—397年）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遍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北齊書·魏蘭根傳》載蘭根說尚書令李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都說明了這點。在孝文帝以前，北魏王朝的幾個皇帝對北鎮的防務非常重視[9]；就是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之初，還常至六鎮巡察。 但是拓跋部自從「分土定居」之後，由於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部落內部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急遽，誠如《魏書·官氏志》所說的：「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門閥等第）……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叔伯兄弟），仍居猥任。」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更加速了這一分化的過程。除了少數鮮卑貴族隨都南遷，「得上品通官」（《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以外，大部分的鮮卑族人以及被征服各族的人民都無可抗拒地淪落到封建隸屬的人群里去了。 拓跋部的成員，起初曾構成拓跋部全部軍隊，而在北魏王朝初期，又構成北魏王朝軍隊的基本核心。現在，一部分隨著都城南遷而移居洛陽之後，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曾「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魏書·高祖紀》）。可是隨著封建化程度的加深，他們過去「進仕路泰」，現在卻「進仕路難」（《魏書·山偉傳》）了。他們有的被稱為「代來寒人」，開始受到鮮卑貴族和漢族大地主的排抑，認為他們是武人，「不使預在清品」，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在孝明帝神龜二年（公元519年）二月二十日，洛陽的羽林、虎賁聚集至千餘人，進入尚書省詬罵，最後「以杖石為兵器」（《魏書·張彝傳》），焚毀征西將軍張彝第宅，毆傷張彝，燒殺彝子張始均。起因就是由於張彝的長子張仲曾上封事請重定銓敘法，排抑代來武人的緣故[10]。 隨遷都而進入中原地區的鮮卑族人，雖然由於鮮卑族封建化加深，身份為之低落，但無論怎樣，北魏王朝有時還會照顧他們一些，如「奏立勛附隊，令各依資出身」或「悉被收敘」[11]。至於留在塞上的鮮卑族人，以及和他們共同戍防邊陲的被征服的各族人民，情況就不一樣。由於遷都洛陽之後，過去拱衛平城的六鎮，至此漸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宣武帝以後，「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他們大都貪殘無比，「政以賄立」。史載「景明（公元500—503年）以來，北蕃（六鎮）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惟有水田，少可畝」，可是六鎮的「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魏書·源賀傳子懷附傳》）。如薄骨律鎮（今寧夏靈武市西南）的「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承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民）口累，率皆飢儉」（《魏書·刁雍傳》）。鎮戶的經濟因此日益衰頹，生活也更加困難起來。 鎮戶的身份也日益低落。尤其自文成帝（公元452—465年）以來，北魏政府把判處死刑的罪犯「恕死」，「徙充北蕃諸戍」（《魏書·源賀傳》），充當「邊戍之兵」。鎮戶既然經常與罪犯謫配者同列，他們的身份地位，更是明顯地低落了。久而久之，就造成《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所謂「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平涼戶），悉免廝役；豐、沛舊門（拓跋族人），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本家兄弟），留居〔洛〕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的情況。這樣，貧困的鮮卑族人，甚至逃奔到柔然人那裡去。政府恐怕他們逃亡，「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形成了「中年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北齊書·魏蘭根傳》）的情形。可見他們已完全淪落到被封建隸屬的境地，他們逐漸在失去人身的自由，而且被稱為「府戶」[12]，比起「各各榮顯」的「本宗舊類」來，他們已經成為與之對抗的階級了。 同時由於留居塞上的鮮卑族及被征服各族人民經濟的衰頹，也顯然使北魏的軍事力量衰落，因此，北方遊牧人柔然族的進攻，又大大頻繁起來。 六鎮起義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孝明帝元詡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夏，柔然主郁久閭阿那南侵至平城附近，那時六鎮「戎馬甲兵，十分闕八」（《魏書·源賀傳子懷附傳》），邊防非常空虛，結果阿那俘執北魏行台尚書元孚，「驅掠良口二千，並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去。孝明帝急忙抽調關內大軍十五萬人前往抵禦，結果無功返回。柔然人不久又進攻六鎮，六鎮本來很空虛，士兵天天在飢餓之中，見大敵來侵，懷荒鎮兵民請求鎮將把公倉打開，發糧食給兵民，以便抵抗。鎮將藉口沒有洛陽命令，不敢擅自開倉[13]，以致兵民憤恨異常，聚眾攻殺鎮將。 正光五年三月，六鎮最西的一個鎮——沃野鎮轄下有一個高闕戍，戍主「率下失和」（《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起義，殺戍主。起義不久，就攻占了沃野鎮，史稱「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資治通鑑》梁武帝普通四年）。高平鎮民赫連恩等推敕勒酋長鬍琛為首，舉兵攻下高平鎮，響應拔陵。拔陵接著攻下武川、懷朔兩鎮，又連敗政府軍於五原白道（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白道之戰，魏軍「只輪不返」（《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淵附傳》）。六鎮至此盡為起義軍占領。東西部敕勒（高車族），也加入了起義集團，聲勢浩大。北魏政府至此已經束手無策，統治階級為了挽救自己滅亡的命運起見，不惜出賣土地和人民，請柔然人來消滅六鎮義軍的勢力。北魏的設立六鎮，本來是為了抵禦柔然，拱衛平城的；現在北魏自己願意請柔然人來消滅六鎮，削弱在北方抵抗柔然人的軍事力量，柔然主阿那焉有不願之理。柔然主阿那就在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的春天，率領大軍十萬，進攻武川鎮，西向沃野鎮，義軍頻戰不利。六月，拔陵渡黃河南移，餘眾尚二十餘萬，不幸又受到北魏廣陽王元淵率領下的政府軍的夾擊。由於軍事上的失利，拔陵無法掩護六鎮兵民全部後撤，以致六鎮兵民二十餘萬人都為元淵所截獲。這時六鎮經過柔然人的襲擊，生產組織破壞無餘，所謂「六鎮蕩然，無復蕃捍」（《魏書·高涼王孤傳六世孫天穆附傳》）。北魏政府便派遣黃門侍郎楊昱把這些六鎮降戶「分散於定（治盧奴，今河北定州）、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州）、瀛（治趙軍都城，今河北河間）三州就食」（《魏書·楊播傳弟子昱附傳》）。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並未因此解決，於是又爆發了河北大起義。 六鎮起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破六韓拔陵，是自從東漢以來就已加入鮮卑部落結合的匈奴人的後裔[14]。參加這次起義的將領如別帥衛可孤、王也不盧等，也大都是鮮卑族人。拔陵自公元524年3月起義到公元525年6月起義失敗，共一年零三個月。起義失敗之後，拔陵的下落不明，可能為柔然人所殺。 六鎮起義失敗後八九個月，即公元526年的4月，懷朔鎮（時已改稱朔州）民鮮于阿胡（鮮卑化的丁零族人）、厙狄豐洛（鮮卑族人）繼續據鎮起義，這一年的七月，他們還攻下北魏的故都平城。 這一支義軍的結果如何，史書也缺乏記載。 河北大起義　公元525年6月，六鎮起義失敗，北魏政府開始把平城以及六鎮兵民二十多萬人移往河北地區就食。這二十多萬兵民，路上飢餓困苦，固已難以形容；而河北頻遭水旱，「饑饉積年，戶口逃散」（《北史·魏常山王遵傳五世孫暉附傳》），他們到達河北後也無處就食，終於又爆發了河北大起義。 孝明帝孝昌元年的八月，以柔玄鎮兵杜洛周為首的「六鎮降戶」在上谷（郡治沮陽，今河北懷來東南）起義，「攻沒郡縣，南圍燕州（治廣寧，今河北涿鹿）」（《魏書·肅宗紀》）；「安州（治方城，今河北隆化）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二萬餘落」（《魏書·常景傳》），也舉兵響應。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十一月，洛周攻下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武泰元年（公元528年）正月，洛周兵鋒南轉，又攻下了定州和瀛州，並擊敗了柔然主阿那的一萬援兵；過了一個月，另一支在定州的義軍領袖葛榮殺了杜洛周，並有了他的部眾。 在杜洛周上谷起義後四個月，以懷朔鎮兵鮮于修禮（鮮卑化的丁零族人）為首的「六鎮降戶」，在定州之左人城（今河北唐縣西）起義。起義發動之初，定「州城之內，先有燕、恆、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草廬攢住。……外『寇』將逼，恐有內應，〔州長史甄〕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殺之」（《魏書·甄琛傳子楷附傳》），統治階級這樣「屠害北人」，更增加了北人的仇恨，起義群眾一時發展到十餘萬人。起義發動後的八個月，在孝昌二年的八月，鮮于修禮為義軍別帥元洪業所殺。元洪業殺了鮮于修禮之後，就想投降政府。修禮部將葛榮殺元洪業，繼續領導義軍堅持鬥爭。博野（今河北蠡縣）白牛邏一役，葛榮擊潰了北魏王朝的主力軍，在陣上擊殺了北魏的左軍都督章武王元融；不久，又在定州附近俘斬了魏軍的大都督廣陽王元淵。史稱「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書·崔辯傳子楷附傳》），於是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建元廣安。接著在孝昌三年又攻下了殷州（治廣阿，今河北隆堯東）、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殺殷州刺史博陵崔楷，俘冀州刺史北魏宗室元老元孚。武泰元年正月，又攻下了北魏的河北大鎮定州。過了一個月，葛榮火併了杜洛周，攻占了冀、定、滄、瀛、殷五州之地。這時義軍已經發展到數十萬之眾，號稱百萬，「將向京師（洛陽）」（《魏書·爾朱榮傳》）。在這一年八月，義軍圍攻相州（治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前鋒已過汲郡（治汲，今河南衛輝西南）。這時北魏的政權已落入契胡族酋長爾朱榮的手裡。九月，爾朱榮自「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今河北磁縣西北石鼓山）」（《魏書·爾朱榮傳》）。滏口會戰結果，轟轟烈烈的葛榮起義是失敗了。 葛榮領導的起義失敗。義軍「數十萬眾，一朝散盡」（《魏書·爾朱榮傳》）。但是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義軍的餘部在韓樓、郝長領導之下，繼續起義，還占領過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人數也發展到數萬人，到第二年九月才失敗。河北大起義失敗，六鎮兵民被北魏政府「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流入並（州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肆（州治九原，今山西忻州）者二十餘萬，為契胡（爾朱族）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北齊書·神武帝紀》），可見他們還是前仆後繼，不間斷地進行鬥爭。 從公元525年八月，杜洛周起義上谷，到公元529年九月，韓樓幽州起義失敗為止，河北大起義共持續了四年零一個月。起義群眾大都是六鎮兵民，他們不是鮮卑族人，便是被北魏所征服各族中鮮卑化已經很深的人。如杜洛周，《梁書·侯景傳》作吐斤洛周，《魏書·官氏志》稱「獨孤渾氏後改為杜氏」，杜洛周可能就是這一族的後人。鮮于修禮是丁零族人。葛榮可能是複姓賀葛，《魏書·官氏志》稱「賀葛氏後改為葛氏」；又《梁書·侯景傳》稱葛榮曾任懷朔鎮鎮將，在當時，這一軍職往往只有鮮卑族人才能充任，所以他無疑是鮮卑人。韓樓複姓出大汗氏，《魏書·官氏志》稱「出大汗氏後改為韓氏」。因此，河北義軍四個領袖除了鮮于修禮是被征服族的丁零族人，而因久鎮北邊，已經鮮卑化了的以外，其餘大都是鮮卑族人。杜洛周軍中將領曹紇真（見《魏書·常景傳》），可能是匈奴族人；馬叱斤（見《魏書·常景傳》），也不像是漢人；賀拔文興、侯莫陳昇（見《魏書·肅宗紀》），皆鮮卑族人。鮮于修禮軍中將領元洪業系元魏宗室，尉靈根（見《魏書·楊播傳弟津附傳》）系尉遲氏，潘法顯（見《魏書·楊播傳弟津附傳》）系破多羅氏，宇文肱（見《周書·太祖紀》）屬鮮卑別部，他們也大都是鮮卑人。葛榮軍中將領獨孤信（見《周書·獨孤信傳》）、賀若統（見《周書·賀若敦傳》）、可朱渾元（見《北齊書·可朱渾元傳》），也都是鮮卑人。韓樓軍中的將領郝長可能是匈奴族人，乙弗醜（見《北齊書·薛孤延傳》）是鮮卑人。除了杜洛周的別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恆、葛榮封為京兆王的「廣宗大族」潘樂等是漢人之外，起義軍將領大都是鮮卑族或同化於鮮卑族的人。誠如前節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由於拓跋部封建化的程度加深，塞外八部六鎮的鮮卑族人，大都淪落到被封建隸屬的人群里來，因此，他們領導的六鎮起義以及接著發生的河北起義，都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是淪落的鮮卑族人及被征服各族的人民聯合反對鮮卑貴族及漢世族大地主的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所以是進步的。 六鎮兵民的河北起義，雖然是在漢族人民聚居的中原地區進行的，但由於這是鮮卑、漢兩大部族中的封建隸屬階級的第一次接觸，因此，在民族關係上，不可能一開頭就十分融洽。所以六鎮鮮卑在河北地區就有「欺漢兒」的情況發生，如葛榮破信都時，「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魏書·肅宗紀》）；攻下滄州時，「居民死者什八九」（《魏書·肅宗紀》）；進圍相州，游兵向汲郡推進之際，「所在村塢，悉被殘略」（《魏書·爾朱榮傳》），迫使河北流民二十餘萬，流入青州。鎮將出身的葛榮，對於漢族人民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使得自己終於為廣大起義群眾所唾棄，這是河北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 河北的義軍領袖對於漢族人民加以凌暴，可是對於漢世家大族卻毫不警惕地予以拉攏。如范陽盧勇，葛榮封之為燕王（見《北史·盧同傳從子勇附傳》）；「山東豪右」渤海高乾、高昂兄弟，葛榮也竭力拉攏。義軍領袖把漢世家大族儘量地吸收到義軍中來，對於「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魏書·李順傳族子裔傳》）的義軍將領，卻沒有重用，以致後來爾朱榮得施用分化手段，命高歡收買義軍方面的「別帥稱王者七人」（《魏書·孝莊紀》）。這樣，混入義軍中的漢世家大族和鮮卑的貴族豪強，很快地倒向爾朱榮了。這也是河北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 此外義軍方面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也加速了失敗的過程。 山東起義　在河北大起義期間，河北冀、瀛諸州的漢族人民，有二十多萬戶流亡到青州（治東陽城，今山東青州）一帶，飽受當地豪右的欺凌，生活無著，靠食榆葉度日。永安元年（公元528年）六月，青州爆發了以前幽州北平府主簿河間世族邢杲為首的河北流民起義。「所在流人……率來從之，旬朔之間，眾逾十萬」（《魏書·高涼王孤傳六世孫天穆附傳》）。邢杲自稱漢王，年號天統。從以漢為國號這一點看來，邢杲這次起義，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是結合起來了的。起義軍曾攻占過光州（治掖，今山東萊州）和今膠東半島。北魏政府派遣了宗室大臣元天穆率領大軍前往鎮壓。濟南之戰，起義軍被擊潰了，邢杲兵敗犧牲。 邢杲為首的山東起義，從公元528年六月到公元529年四月，一共持續了十個月。在當時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中原地區，由於經濟聯繫的缺乏，錮閉經濟所造成的地域觀念也特別深，以邢杲為首的河北流民與山東土著農民之間的關係也沒有搞好，因而邢杲也沒有得到他們的充分支持，這可能是邢杲為首的山東起義失敗得這樣急促的一個原因。 六鎮起義和河北起義、山東起義，這三次起義是連續著進行的；在六鎮起義同時，關隴地區也爆發了人民起義。 關隴起義　關隴起義，比六鎮起義稍遲一些，是在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六月發動的。那時的秦州（治上封，今甘肅天水市）刺史李彥（隴西李氏，李沖兄子）刑政酷虐，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殺彥，推羌人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南秦州（治洛谷城，今甘肅西和縣南）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殺刺史博陵崔游，響應大提。不久，大提病死，大提子莫折念生稱天子，國號秦，年號天建。 起義軍曾攻下岐州（治雍城鎮，今陝西鳳翔南），俘斬北魏的都督元志及岐州刺史裴芬之。分兵西向，攻下涼州。後來這支起義軍在黑水（今陝西興平西）與政府軍決戰，一度遭受損折；北魏政權又勾結在青海一帶的遊牧人吐谷渾貴族，叫他們襲取了義軍據守的涼州；同時義軍內部出現了叛徒天水人呂伯度，引魏軍進攻義軍，起義一度進入低潮。 到了孝昌三年（公元527年）的正月，莫折念生開始反攻，大敗政府軍於涇州（治臨涇城，今甘肅鎮原），再度攻占隴東的東秦（州治城，今陝西隴縣南）、岐、豳（州治定安，今甘肅寧縣）、北華（州治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諸州，並曾越長安東據潼關，有直搗北魏京城洛陽的動向。北魏政府震懼異常，孝明帝下令宣布「中外戒嚴」，並聲稱將出動御駕「西討」。北魏王朝一方面派重兵堵擊義軍，收復潼關，解除了洛陽的威脅；一方面又派間諜收買義軍將領，分化義軍內部。就在527年的九月，莫折念生部將常山王杜粲叛變，殺了莫折念生和念生全家，據秦州投降了政府。杜粲不久又為他的部下駱超所殺。但是起義並沒有結束，關隴地區的人民，團聚在另一義軍領袖万俟奴的周圍，與北魏王朝繼續進行戰鬥。 當公元524年三月，破六韓拔陵在六鎮首義，高平鎮敕勒族酋長鬍琛舉兵響應時，万俟奴就是胡琛的部將。到了孝昌元年，莫折念生一度為政府軍擊敗，損折很大，胡琛就命万俟奴和宿勤明達等率領義軍進攻涇州。北魏行台蕭寶夤率岐州刺史崔延伯等「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資治通鑑》梁武帝普通六年），趕來鎮壓。奴奮擊，擊潰了政府的主力軍，臨陣斬殺崔延伯，造成關隴義軍起義以來的空前大捷。胡琛死後，奴繼胡琛為領袖。及莫折念生為杜粲所殺，關隴義軍都受奴指揮，接連攻下東秦州和豳州。永安元年的夏天，奴就自稱天子，建元神虎；永安二年，進圍岐州。那時北魏政權已落入爾朱榮的手中，爾朱榮在消滅了葛榮之後，就命其從子爾朱天光、都督賀拔岳等率領新收編的六鎮軍團中的武川軍團，趕到關隴進行鎮壓。建明元年（公元530年）的四月，義軍潰敗，奴本人被擒送洛陽，壯烈犧牲。 奴失敗後，關隴義軍的一支有六千人左右，在万俟道洛率領之下，退至略陽，與氐人王慶雲會合，據守水洛城（今甘肅莊浪），繼續抵抗。後來遭到爾朱天光軍隊的包圍，義軍在突圍時中伏，全部被爾朱天光坑殺，「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魏書·爾朱天光傳》）。義軍的另一支在宿勤明達率領之下，退至夏州（治岩綠，即統萬城，今陝西靖邊縣北白城子），又從夏州退至東夏州（治廣武，今陝西延安市西北甘谷驛附近）。到了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四月，爾朱天光軍北出夏州，宿勤明達也被擒送到洛陽，像万俟奴一樣地壯烈犧牲了。 關隴起義，自公元524年六月莫折大提領導起義開始，到公元531年四月宿勤明達最後失敗為止，一共持續了六年零十個月。莫折大提是羌人，已見前述。万俟則是鮮卑複姓。《一切經音義》稱：「万俟氏，上萬音墨，下俟音期。」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稱：「高齊居士萬天懿……元是鮮卑，姓万俟氏。」隋世去魏猶近，其言當可信，故奴是鮮卑族人無疑。奴的太尉侯伏侯元進（西魏侯植賜姓侯伏侯氏，可證是鮮卑姓），大行台尉遲菩薩，涇州刺史侯幾長貴（即《魏書·官氏志》之俟幾氏），將帥叱干麒麟（《官氏志》有叱干氏），這幾個姓也大都是鮮卑複姓。所以兩次關隴起義，前者是羌人領導的起義，而後者卻是六鎮義軍在六鎮起義失敗後推進到關隴地區的持續鬥爭。因此，前者擴及的地區，大致在原來氐、羌兩族人居住的隴山東西；而後者擴及的地區，大致自河套以南以至陝北。這兩次起義的失敗，前者以義軍叛徒殺義軍領袖投降政府而結束，後者則除了由於犯了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以外，鮮卑族人不能及時聯合漢族以及氐、羌、山胡各族人民來壯大起義的隊伍與力量，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第一，北魏王朝就在起義的烈火中，分崩離析，舉行了它的葬禮。第二，深刻地教育了後來北齊和北周的統治者，促使他們進一步貫徹漢化政策，和改變鮮卑貴族對待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態度，並迫使他們考慮到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兵士地位的淪落為府戶等問題。所以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都不得不繼續推行並鞏固均田制，北周甚至沒收寺院土地，以圖緩和由於土地問題引起的階級矛盾。北齊王朝的締造者高歡在得政之初還告誡他的部下不得欺侮漢人；北周王朝的締造者宇文泰也重用漢族地主蘇綽、盧辯等，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除此以外，宇文泰和他的兒子北周武帝宇文邕還建立、推行府兵制來提高士兵的身份地位，並分給他們均田土地，使兵士的經濟生活有了保障。這些措施，都可以算作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義的碩大果實。第三，在這次各族人民大起義中，初進塞內的鮮卑族平民和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關係，一開頭固然不是怎樣融洽。但是漢族人民參加大起義的人數還是極多，如六鎮鮮卑流寓河北者二十多萬人，而河北起義軍後來在葛榮領導下，人數號稱百萬，那麼除了二十多萬鮮卑人以外，其餘的就大都是漢族農民了。關隴的義軍的情況恐怕也不會兩樣。鮮卑族人民和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在這次大起義中，既然並肩作戰，他們必然會在共呼吸、同命運的對統治階級的鬥爭中，日益融合起來了。所以不到一個世紀，到了7世紀20年代隋末農民大起義時，民族的大融合已經基本完成，除了在姓氏上還可看出鮮卑人、漢人的區別外，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風俗習慣各方面，已完全看不出漢族和鮮卑族或其他各族的差異來了。因此，這一次大起義對民族大融合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 * * * [1]　《北史·魏常山王遵傳曾孫暉附傳》：〔暉〕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北史·魏汝陰王天賜傳》：〔子〕義……明帝初……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居遂求之。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義失色。 [2]　《張丘建算經》：今有甲，貸乙絹三匹，約限至不還，匹日息三尺（一匹四十尺，每日息三尺，一月九十尺，利率為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3]　《魏書·釋老志》：和平（公元460—465年）初……〔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高宗（拓跋濬）……許之。於是僧祇戶、粟……遍於州鎮矣。……世宗（元恪）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又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而都維那（僧官）僧暹、僧頻等……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 [4]　《釋氏要覽》：寺院長生錢，律雲無盡財，蓋子母輾轉無盡，故《十誦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聽之。」《維摩經·佛道品》：佑利眾生諸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即寺院之質庫）。 [5]　《魏書·釋老志》：和平初……曇曜……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許之，於是……寺戶遍於州鎮矣。 《唐律》卷6《名例》：「觀寺部曲奴婢於三綱，與主之期親同。」疏議曰：「觀有上座、觀主、監齋，寺有上座、寺主、都維那，是為三綱。其當觀寺部曲奴婢於三綱有犯，與俗人期親部曲奴婢同。……若三綱毆殺觀寺部曲，合徒一年；奴婢有罪，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其部曲奴婢毆三綱者絞，詈者徒二年。」「觀寺部曲毆當觀寺余道士、女冠、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傷重各加凡人一等；若毆道士等，折一齒，即徒二年。奴婢毆又加一等，徒二年半。」 [6]　《高僧傳·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至年十二，出家。……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 《高僧傳·宋江陵辛寺釋法顯傳》：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 《續高僧傳·唐京師宏法寺釋靜琳傳》：七歲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 [7]　《續高僧傳·唐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初造龍懷寺，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 [8]　六鎮的說法極不一致，這裡六鎮之名，是根據《元和郡縣圖志》之說和它的次序來敘述的。六鎮中除了沃野、武川二鎮以外，其餘四鎮往往以懷柔、「玄」、「冥」、「荒」、「朔」為名，可見它們的重要任務是抵禦北方的柔然人。在懷荒鎮東南尚有御夷鎮。《水經·沽水注》：「大谷水又南徑御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魏書·高祖紀》下載有太和十八年八月「丙寅，詔六鎮及御夷城人」云云，御夷稱城，是其時猶未立鎮，故在六鎮之外。且御夷未立鎮之先，顧鎮立名，其重要任務，也只在抵禦東方的北燕馮氏之類，而尚未擔負起「捍北狄」的任務。六鎮最西一鎮沃野之西南，尚有薄骨律鎮（今寧夏靈武西南）、高平鎮（今寧夏固原），也都是沿邊重鎮，但也不在六鎮之列。 [9]　《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曰：「賞貴宿勞，明主恆德，恩沾舊績，哲後常范。太祖道武皇帝（拓跋），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爪牙，服勤征旅，契闊行間，備嘗勞劇。逮顯祖獻文皇帝（拓跋弘）自北被南（向南發展），淮海思，便差割強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元宏）……將遷嵩洛，規遏北疆，盪辟南境，選良家酋帥，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實惟斯等。先帝（宣武帝元恪）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鋒，朐、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於今……。」 [10]　《魏書·張彝傳》：子仲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言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神龜二年（公元519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當時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屍骸，不復可識……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遂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11]　《魏書·崔亮傳》：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亮乃奏為格制，不問世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答〔外甥劉景安〕書曰：「……今勛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魏書·山偉傳》：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沾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勛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 [12]　《魏書·節義·劉侯仁傳》：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走投侯仁。……侯仁終無漏泄，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府籍即兵籍），敘一小縣，詔可。 《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曰：「……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 [13]　《魏書·於栗傳曾孫景附傳》：黜為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余，乃殺之。 《魏書·李平傳》：延昌（公元512—515年）初，……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 [14]　《北齊書·破六韓常傳》：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為亂，以孔雀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落一萬人，降於爾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