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六節 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

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歷史階段，南方各族人民通過長期的密切的經濟文化的聯繫，加速了各族的進步和互相融合的進程。 豫州「蠻」與荊、雍州「蠻」　講南方的民族融合，首先要提到山越。從三國的東吳時期起，山越就已經從深山險阻之間出居平地，逐漸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縱然在南朝的梁、陳之際，還有山越在會稽一帶活動的記載（見《陳書·世祖紀》），此後再也沒有記載，它已完全和漢族融合起來了。關於山越，我們在前面敘述東吳歷史的時候，已經講得很詳細，這裡就不去多談它了。 其次要提到的是「蠻」族。先講豫州「蠻」，它是廩君「蠻」的後裔，後來出至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又從南郡遷至漢水下游，漸漸又推進至廬江（郡治舒，今安徽廬江西南），就形成為豫州「蠻」。他們活動的地方，「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書·豫州蠻傳》）。在豫州「蠻」中間最有名的一支是五水「蠻」，因為西陽郡（治西陽，今湖北黃岡）有巴水、蘄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舉水）、西歸水（今倒水）五條水，這五條水的東北就是今天的大別山區，豫州「蠻」「咸依山谷」（《南齊書·蠻傳》），「所在並深岨，種落熾盛」（《宋書·蠻傳》）。他們也以種植穀物為主要生產，一到收穫的季節，「『蠻』田大稔，積穀重岩」（《宋書·沈慶之傳》）。南朝的統治階級，經常出動大軍，向他們居住的地區進行掠奪，「搜山盪谷」，「系頸囚俘」（《宋書·蠻傳》）。他們往往奮起抵抗，殺得官軍「被傷，失馬及器仗」（《南齊書·蠻傳》），狼狽而歸。後來南朝政府索性在他們居住的地區，成立左郡、左縣，拉攏「蠻」族的酋豪渠帥來擔任左郡太守、左縣令，對他們實行羈縻的政策。 除了豫州「蠻」以外，還有荊、雍州「蠻」，他們的祖先，自稱是盤瓠之後，可能是一個崇拜狗圖騰的部落。他們原來居住在長沙、武陵一帶，武陵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五條溪，因此稱為五溪「蠻」；後來又漸漸北上到荊州、雍州（治襄陽）一帶。荊州置有南蠻校尉府，雍州置有寧蠻校尉府，專門管理荊、雍兩州「蠻」族事務。南朝也在他們的居住地區，設立左郡、左縣，「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比起土著居民來，賦稅比較輕。南朝統治下的人民，苦「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所以「蠻」族居住地區的人口，反而激劇增加。遇到好刺史，如宋文帝時劉道產任雍州刺史，他「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漢水）為居」。劉道產死後，繼任的官吏，壓迫「蠻」人，史稱「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宋書·蠻傳》），被壓榨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只能舉起反抗大旗，出兵斷道了。「汶陽（郡治高安，今湖北遠安西北）本臨沮（今湖北當陽西北）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而水白田甚肥腴。」這個地區，西邊是今天的神農架，「西北接梁州新城（南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縣），東北接南襄城（郡治在今湖北南漳），南接巴（巴東郡治魚復，今重慶奉節東）、巫（今重慶巫山）」（《南齊書·蠻傳》），「蠻」族人民辛勤地把這個地區開墾了出來，可是南朝的統治階級卻進兵這個地區，對他們進行無情的掠奪，「斷其鹽米」，想困死他們，結果還是「連討不克」，無功而返。 「蠻」族留居在湘州一帶的稱為莫徭「蠻」，史稱「湘州界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衡陽（郡治湘西，今湖南株洲市西南）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世不賓服」（《梁書·張纘傳》）。《隋書·地理志》講到它的風俗時說：「長沙郡又雜有夷，名曰莫徭。自雲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褌衫，更無巾褲；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無鞋。婚嫁用鐵鈷為聘財。武陵（郡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巴陵（郡治巴陵，今湖南嶽陽市）、零陵、桂陽（郡治郴縣，今湖南郴州）、澧陽（郡治澧陽，今湖南澧縣）、衡山（郡治衡陽，今湖南株洲市）、熙平（郡治桂陽，今廣東連州）皆同焉。」說明這個地區都是莫徭「蠻」的居住區域。 在三峽一帶的盤瓠「蠻」，在南北朝末年有冉氏、向氏二姓，「陬落尤盛。余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他們的酋豪也自「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魏書·蠻傳》）。否則就過不了這個三峽通道。 北朝的史書上，就不分別廩君「蠻」和盤瓠「蠻」而混稱為「蠻」了。《魏書·蠻傳》稱「蠻」族「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今安徽壽縣），西通上洛（今陝西商州），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曹魏）之時，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江、淮之間的「蠻」族，實際是指廩君「蠻」而言，上洛、汝、潁之間的「蠻」族，則是指盤瓠「蠻」而言。到了十六國的劉聰、石勒時期，中原雲擾，更沒有一種力量可以阻礙「蠻」族向北遷移，因此，盤瓠「蠻」（也稱荊、雍州「蠻」）也就「漸得北遷，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以南，滿于山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為了鞏固洛陽都城的防務，開始用兵襄樊，進軍三關（平靖關、武陽關、黃峴關，均在今河南信陽之南）。這些地區本來是「蠻」族的左郡、左縣所在地，孝文帝拉攏大陽（今大別山區）「蠻」王桓天生（他自稱是桓玄的兒子），封他為襄陽王、東荊州刺史，令居朗陵（今河南確山西南），跟隨桓天生北附北魏的「蠻」族，據說有八萬餘落之多。「蠻」族酋豪很多像桓天生一樣，利用南北朝對峙的矛盾，發展他們自己的勢力。「蠻」族人民一般都是「衣布、徒跣（赤足），或椎髻，或剪髮」。「便弩射」，「虎皮衣楯」，「兵器以金銀為飾」（《南齊書·蠻傳》）。由於「蠻」族人民從山谷出居到江、淮、汝、潁之間以及沔水南北以後，長期和漢族人民交錯雜居，互通婚姻，所以到了南北朝後期和隋唐之際，他們基本上已和漢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分別不出「蠻」、漢了。 人與俚人　「蠻」族以外，就應該提到人和俚人。亦作奚，或作溪。居住的地區，大概在今江西省的南部和廣東省的曲江一帶。當時北來的世家大族輕視江南的少數民族，所以東晉溫嶠詆陶侃為「溪狗」（見《世說新語·容止篇》），南齊范柏年罵胡諧之作「狗」（見《南史·胡諧之傳》）。族人民有很多被人掠賣為奴婢，過著悲慘的生活。南朝宋時人喬道元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家裡有「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獐，言語嶁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初學記》卷19引《喬道元與天公箋》）。東晉、南朝統治階級對族人民進行各種各樣的掠奪和壓迫，引起族人民的不斷反抗。東晉末年農民起義軍重要將領徐道覆曾以始興（郡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為據點，他的部下多為「始興溪子，拳捷善斗」（《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所謂「始興溪子」就是指今廣東曲江一帶當時的族人民而言的。人的宗族，往往以溪洞來稱呼。梁、陳之際，有新吳（今江西奉新西）洞主余孝頃出任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他大概是溪洞的豪姓，而不是一般族的普通人民了。可是族內部，貧富貴賤的分化，也很劇烈。南北朝以後，族這個名稱，已經少見。後來以溪峒相稱的，不是指族，而是指湘黔桂的苗、瑤諸族了，因為那時族早已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 俚人當時分布在今兩廣、湘南等山地，大部分俚人已和漢人雜居，同為國家編戶。逃役的漢人，「年及應輸」（《宋書·良吏·徐豁傳》），便往往逃入俚人村落。歷史的記載里說：「俚人則質直尚信」，「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隋書·地理志》）。可見俚族內部雖然已經貧富分化，但風俗習慣還是比較純樸的。東晉、南朝的統治階級為了統治俚族人民，往往拉攏他們的酋豪渠帥，來擔任州郡官吏，所謂「又嶺外酋帥，因生口（奴隸買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隋書·食貨志》）。郡縣的地方政權，往往操縱在酋豪渠帥手裡，東晉、南朝政權對這些郡縣，也只是「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魏書·司馬睿傳》）。東晉、南朝對這個地區進行剝削，也不是採用田租貲調等形式，「諸蠻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隋書·食貨志》）。俚族人民所受南朝政府的剝削，雖較漢族的編戶為輕，但有時也很沉重。如「中宿縣（今廣東清遠）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中宿縣並不產銀，俚民得向市上去購銀，「俚民皆巢居鳥語」，不懂買賣，每碰到要購銀輸課，就逃不了被商賈剝削的一關。因此表面上看來，「官所課甚輕」，而實際卻是「民以所輸為劇」（《宋書·良吏·徐豁傳》）。所以州郡官吏也替俚民說話，請改計丁課銀為計丁課米。東晉、南朝時期，廣、湘地區爆發了無數次農民起義，常常有俚民參加。 僚族　僚族原來居住在我國西南部的廣西、貴州一帶。李勢王蜀時（公元346年左右），僚人開始移居巴蜀地區，先是「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僚遂挾山傍谷」，分布居住。「自漢中達於邛、筰，川洞之間，所在皆有」。到了北朝中期，僚族人口更加增多，僅隆城鎮（今四川儀隴北）北僚的一支，就有僚戶二十萬戶之多。僚人和漢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不為編戶的，當時稱其酋帥為「頭王」。頭王也「每於時節，謁見刺史」。這個僚族的頭王，是由僚族村落里推選出來的，所謂「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可見頭王的勢力範圍不是太廣，權力也不是太大。但「父死則子繼，若中國（指中原地區）之貴族也」，說明頭王已經是世襲的了。僚族的支派也很複雜，「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子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他們還處於很原始的奴隸制階段。奴隸掠賣的現象非常普遍，「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村落之間，「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他們性格暴躁，「忿怒」的時候，「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僚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便於熟食。」僚人作戰，「唯執盾持矛，不識弓矢」，因此他們的戰鬥力並不太強。僚人也以農業為主要生業，他們織出的「細布，色至鮮淨」。「死者豎棺而埋之」。可見他們是採用豎棺葬的。南朝梁武帝時，「梁、益二州歲歲伐僚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魏書·僚傳》），說明南朝的統治階級公開掠賣僚族人民，充作奴隸。西魏、北周取到巴蜀地區之後，更是大規模用兵，掠奪僚人居住的村落，「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奴隸），謂之為壓僚焉」。因中原地區的鮮卑、漢貴族、官僚使用僚奴婢的非常普遍，所以當時「商旅往來」巴蜀的，也多販賣僚奴，賺取暴利。這麼一來，中原地區的「公卿逮於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周書·僚傳》）。由於鮮卑、漢族地主不斷對僚人居住地區進行人口掠奪和屠殺，從而經常引起僚人的反抗。史書上記載著：僚人「種族滋蔓，保據岩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周書·僚傳》）。這說明鮮卑、漢族統治階級的殘酷掠奪和血腥屠殺，並沒有嚇倒僚族人民。入唐以後，伐僚的事情，逐漸少見，大概僚族已經和漢族融合起來，沒有僚、漢的分別了。 爨族　分布在今雲南東部（迤東、迤南）的各民族，從兩晉以來，大多處在其酋帥爨氏的統治之下，因此被稱為爨人。爨人分為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兩部，西爨白「蠻」分布在今昆明、嵩明、安寧、晉寧，西至老鴉關一帶；東爨烏「蠻」則圍繞在西爨白「蠻」居住地區的東、南、北三面，即北自尋甸、曲靖，東經師宗、彌勒，南達建水、元江。這個兩爨地區，當時「邑落相望，牛馬被野」（《蠻書》）。兩晉、南朝政府沿用蜀漢以來的羈縻政策，除了只是任命漢人將帥擔任寧州（西晉治味縣，今雲南曲靖；南齊移治同樂，今雲南陸良東北）刺史外，一般郡守、縣令，都由爨族酋豪世襲，而經中央政府加以追認。東晉、南朝的統治階級往往利用爨族酋豪來鎮壓邊地人民，遇有鄰近州郡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南朝政府也發動爨族酋豪來共同鎮壓。如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益州地區爆發了趙廣為首的起義，起義的火焰曾播及到寧州地區，晉寧（郡治建伶，今雲南晉寧區）太守爨龍顏曾出動軍隊，進行激戰，終於把這次起義鎮壓下來。侯景亂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從爨族地區招募士兵數萬，東下拒景。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歷著巨大的變化。不管山越、俚、僚的出居平地，豫州「蠻」、荊雍州「蠻」的向北推移，由於他們和中原地區漢族（或鮮卑族）人民二三百年的交錯雜居，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聯繫，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各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分化，從而也比較顯著地出現走向封建化的過程以及與漢族逐漸融合的局面。除了南方的邊遠地區外，到了隋唐，進入中原地區和江南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少數民族，基本上已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就是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如莫徭、西爨白「蠻」、東爨烏「蠻」等等，由於受到中原前進中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的社會結構，也多少地在發生著不同程度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