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三節 人民的流徙與流民起義

漢族人民的流徙　西、北各族入居中原內地之後，因受西晉地方官吏和漢族地主的剝削與壓迫，不斷起來反抗。如在西晉泰始中，鮮卑禿髮樹機能舉兵涼州，歷十年之久（泰始五年至咸寧五年，即公元269年至279年）。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黨谷遠（今山西沁源）；元康六年，氐帥齊萬年起兵關中，郝散弟郝度元聯結馮翊、北地羌、胡族人舉兵響應，秦、雍二州氐、羌族人也奮起參加，有眾數十萬，聲勢浩大，連敗政府軍。他們都先後失敗。可是秦、雍一帶，自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起，由於水利失修，無年不旱。到了元康四年，便造成了嚴重的饑饉。元康七年以後，「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饑荒更是嚴重，「米斛萬錢」，正是「飢疫荐臻，戎晉並困」（《晉書·五行志》）。此後，「至於永嘉（公元307—312年），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在大旱荒大飢餓的情況下，秦、雍等州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至梁、益、荊、豫等州就食[1]。并州的漢族人民，也在飢旱與日益壯大的匈奴貴族勢力威脅之下，不得不流徙至冀、豫等州就食[2]。冀州的漢族人民又不得不流徙至兗州一帶就食[3]。 秦、雍流民流徙至梁、益之後，西晉在益州的統治即告結束，益州的漢族農民，流徙到荊、湘地區，或南入寧州（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的很多。寧州連年飢疫，人民死亡在十萬人以上，西晉在寧州的統治也瀕於瓦解的前夜，在寧州的吏民，又有不少人由寧州撤退至交州一帶[4]。 漢族人民遷徙的數目，大概從秦、雍遷出者約四五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從并州遷出者約四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從梁、益遷出者約二十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九；從冀州遷出者約一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十分之一。 總計遷徙的戶口，見於記載的，將近三十萬戶，約占西晉全國總戶數（三百七十七萬）十二分之一強。占秦、雍、並、冀、梁、益、寧等州總戶數（合計約六十萬戶）的二分之一弱。 由於人民大流徙，階級矛盾更趨激化，便引起流民大起義。 流民入蜀與成漢建國　江統在《徙戎論》里說：「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當時的關中地區，是漢族和氐、等少數民族雜居而且是人數不相上下的地區。在氐人齊萬年所領導的經歷四年之久（元康六至九年，即公元296—299年）的抗晉運動將告失敗之際，秦、雍一帶，由於連年荒旱，米一石賣到萬錢，略陽、天水等六郡人民數萬家、十餘萬口，包括人和氐人在內，這時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區去就食。 在六郡人民流徙的過程中，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閻氏、趙氏、何氏、楊氏、上官氏、費氏，便成了流民的領袖。李氏就是略陽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稱流徙之中，「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心」（《資治通鑑》晉惠帝元康八年），因而被推舉為流民領袖。可見李氏後來領導流民與西晉政府對抗，在流徙之初就已打下深厚的群眾基礎了。 流民十餘萬口進入巴蜀地區之後，益州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時西晉益州刺史趙見中原多事，有割據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這六郡十餘萬流民的力量來和西晉政府抗衡，於是拉攏李庠等，「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入蜀之道）」（《資治通鑑》晉惠帝永康元年）。西晉任命耿滕為益州刺史來替代趙，在耿滕到達成都之後，集兵殺滕，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又猜忌李庠「驍勇得眾心」（《資治通鑑》晉惠帝永寧元年），藉故殺李庠及庠子侄十餘人。庠兄李特、弟李流將兵在外，團聚六郡流民七千餘人進攻成都；戰敗逃亡，為其部下所殺。 趙既死，晉廷任命羅尚為益州刺史，率兵萬餘入蜀。晉廷並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時「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晉書·李特載記》），「隨谷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潦」（《華陽國志·大同志》），「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同時廣漢太守辛冉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還「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並「於諸要〔隘〕施關，搜索寶貨」。在這樣情勢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屢為流民向政府請求放寬遣返期限，因此為流民所感戴，被推為領袖。公元301年，李特在綿竹（今四川德陽北）結大營，收容流民，「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旬月間，眾過二萬。〔李〕流亦聚眾數千」（《晉書·李特載記》）。可見流民生活的痛苦和西晉政府官吏對他們的壓迫，是激起這次起義的重要原因。 李特分其眾為二營，李特自居北營，弟李流居東營。還派閻式去見益州刺史羅尚，再一次請求他放寬遣返回鄉的期限。羅尚正在集結軍隊，準備進攻流民，所以假意應允。閻式知道羅尚欺騙他，便說：「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閻式回去不久，羅尚果然調動步騎三萬來襲擊李特大營。李特率軍反擊，政府軍大敗。於是六郡流民推李特為主，成立軍政府。特稱行鎮北大將軍，後又改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署置官吏，進兵廣漢。 李特的領導六郡流民起兵抗晉，是能取得當時巴蜀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羅尚為首的西晉官吏，大都貪殘異常，深為巴蜀人民所痛恨。《晉書·李特載記》稱：「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可見在益州的人民看來，李特的一切措施，比西晉政權要好得多。李特開始領導六郡流民與西晉官吏進行鬥爭的時候，益州的地主階級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但是由於益州土著地主的實力比較薄弱——前面曾提到過，蜀漢政權傾覆後，有武裝組織、實力雄厚的荊楚地主集團，既然撤離四川，益州的土著地主集團卻沒有經過武裝的過程，所以秦、雍流民一入益州，他們就無法抵禦了，他們當時雖然也已經結成塢堡，但是軍事力量懸殊，使他們不得不與李特等虛與委蛇。及至李特屢敗晉軍，攻入成都小城，羅尚退守成都大城，特因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至成都外圍諸塢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並寫信給李特的司馬上官惇說：「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但是這些合理的意見並沒有引起李特的重視。結果，羅尚密約諸塢堡的大地主，合兵襲擊李特。特軍大敗，李特被殺。 流民聞李特被殺，團結得更緊，由李流繼續領導作戰。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繼續領導流民與西晉政權鬥爭。經過幾次大的戰鬥，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終於逐走羅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稱成都王；306年，改稱皇帝，國號大成。 秦、雍六郡流民在巴蜀地區舉行的大起義，可以說是西晉末年流民起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它是由人李氏領導的，好像帶有少數民族對抗西晉王朝的色彩，但是實際上巴族人從秦漢時代起就已融合於漢族之中，巴族人很早已經完全使用漢族的語言，而且巴蜀地區本來就是巴族人生息活動的區域，人和漢人之間無所謂民族隔閡，亦無所謂地域上的距離，因此，以人李氏為首的在這一地區發動的流民起義，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與民族的雙重鬥爭。 人李氏雖是略陽大姓，領導這次起義的其他流民領袖，也有不少是略陽、天水六郡大姓分子[5]，但是這並不改變這次鬥爭的性質，即階級鬥爭的性質。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領導的反晉運動，是完全符合廣大流民的利益的。 但是，到了李雄稱帝、成漢政權正式建立之後，政權性質確已轉變，屬於封建制政權範疇之內的了。本來在流民與以羅尚為首的西晉官吏進行鬥爭的軍政府時代，李流為了戰勝羅尚，就已與益州青城山武裝大地主道教徒范長生取得聯絡；到了成漢建國，李雄稱帝，任范長生為丞相，號「天地太師」。范長生擁有部曲數千家，李雄還允許優待他的「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晉書·李雄載記》）。對范長生優待到這樣程度，這不僅僅是鞏固成漢政權的一種策略，實際上成漢政權已經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成為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工具。 不過，成漢在建國初期，究竟不同於一般的封建地主政權。因為這一政權是在六郡流民反西晉統治者的火熱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它為了繼續取得流民的擁戴，勢必要重視人民（流民和土著居民）的利益。因此向人民徵收的賦稅，就遠較晉和迭據中原的少數兄弟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國為輕。《華陽國志·李雄志》稱：雄「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谷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境內因而出現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國紛擾的時代里，初期的成漢政權，應該算是人民所擁護的政權。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兄子班立，李雄子李期殺班自立。公元338年，李驤（李特弟）子李壽又殺李期自立，始改國號為漢。李壽即位之後，務為奢侈，大起宮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晉書·李壽載記》）。李壽死，子李勢繼位，淫殺尤甚，上下離心。在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梁、益二州原有人口二十二萬五千六百戶；西晉末年，流徙荊、湘、寧州的益州民庶，有二十萬戶之多，占梁、益二州總人口的十分之九，那麼留下來的巴蜀土著居民，就不到十分之一了。秦、雍六郡十餘萬口填充巴蜀以後，巴蜀的人口密度還是稀疏的。公元346年左右，成漢政權將趨瓦解之際，本來居住在我國西南的僚族人民，紛紛向巴蜀移動，史稱當時僚族人民移居梁、益二州界者，達十餘萬落之多。這在中世紀時期少數兄弟族遷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蜀政益亂，公元347年，東晉荊州鎮將桓溫出兵伐蜀，李勢兵敗出降，成漢亡。自李雄稱成都王至李勢降晉，立國凡四十四年。 流民起義的繼續發生　當秦、雍六郡流民在益州地區進行起義的時候，西晉王朝曾命令荊州刺史調發荊州「武勇」，開赴益州去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樂遠征，「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晉書·張昌傳》）。這些武勇到處受到驅逐以後，「展轉不遠，輒復屯聚」（《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有平氏縣（今河南桐柏西北平氏鎮）小吏張昌，聚眾於江夏郡治安陸縣（今湖北安陸北）南八十里地的石岩山，就食江夏一帶的流民數千口以及不願遠征的丁壯，不久都團聚在他周圍。昌起兵攻下江夏，擁立山都縣（今湖北谷城東南）吏丘沈為天子，昌自為相國。丘沈易姓名為劉尼，自稱漢後；張昌易姓名為李辰。江、沔間人民紛起響應，旬月之間，眾至三萬。起義軍頭著絳色巾，上插羽毛，作戰非常勇敢，在短短一年之內，就南破武昌，下長沙、湘東（郡治酃縣，今湖南衡陽市）、零陵；東攻弋陽（今河南潢川西）；北破宛（今河南南陽市），下襄陽，殺西晉都督荊州諸軍事新野王司馬歆；東路在石冰、封雲率領下，攻下江（今江西、福建）、揚（今江蘇、浙江）二州，「於是荊（今湖北）、江、徐（今江蘇北部）、揚、豫（今河南南部）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同年秋，西晉荊州刺史劉弘調集大軍，由其部將陶侃率領，進攻張昌的根據地江夏。至第二年，昌兵敗被害，石冰、封雲亦在徐州為其部下所害。轟轟烈烈的起義失敗了。 當秦、雍六郡流民向梁、益地區流徙的時候，關中一部分流民流移至沔漢流域的宛縣一帶就食。以後西晉政府令散處各地的秦、雍流民一律歸還鄉里，而其時關中荒殘，流民都不願回去。當地的西晉官吏卻「促期令發」，至「遣兵〔押〕送之」（《晉書·王如傳》）。這樣又激起了沔漢流域的流民起義。公元310年，京兆王如、南安龐寔、馮翊嚴嶷、京兆侯脫一時俱起，眾至四五萬人，屢敗晉兵，王如自稱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但是這支流民軍的領導者大姓與大姓之間，由於爭奪地盤，互相攻擊，侯脫甚至稱藩於劉淵，王如也與石勒勾結，以致失掉流民群眾的支持。侯脫、嚴嶷旋為石勒所消滅；王如則於公元312年投降王敦，卒被王敦所殺。宛縣的流民起義就這樣結束了。 河北的流民流徙到青州。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晉廷任苟晞為青州刺史。晞欲「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於是流民五六萬人，推頓丘太守魏植為首領，反抗苟晞，但不久也失敗了。 當李特、李流領導流民和西晉益州官吏進行鬥爭之際，巴蜀的土著居民數萬家流亡到荊、湘地區。他們到達荊、湘以後，由於受到荊、湘二州官吏、地主的歧視和壓迫，起義的事件也是不斷發生。蜀人李驤在樂鄉（城名，在今湖北松滋東北）領導流民起義，殺死縣令。西晉荊州刺史王澄派兵襲殺李驤，並沉殺巴蜀流民八千餘人於長江。流民更為怨忿，蜀人杜疇再次聚眾起義。湘州刺史荀眺也認為「巴蜀流民皆欲反」，「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五年），並推「以才學著稱」有「州里重望」的益州秀才杜弢為首領。公元311年，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起義軍攻下長沙，生擒荀眺，復南破零陵、桂陽，東襲沔陽、豫章，殺了不少西晉的貪官污吏。公元315年，晉琅邪王司馬睿命王敦、陶侃集結大軍，圍攻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兵力損折甚多，部將王貢投降官軍。弢突圍出走，中途病死，這次堅持四年的流民起義也就失敗了。 以上許多次流民起義，除了極少數在北方發動的流民起義偶然被其領導的大姓所利用，歸附劉聰、石勒以外，其餘都有程度不同的積極表現。如在巴蜀地區流民起義中建立起來的成漢政權，為了取得流民的擁護，採取輕徭薄賦的措施，而使這一地區在十六國紛擾時代出現了一種稀有的政治清明局面。至於江、湘、漢、沔流域的許多次流民起義，雖然都沒有發展成為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它的意義卻更為深遠。因為這個時候，進入中原地區的少數兄弟族的反晉運動已經揭開了，不久，西晉在中原地區的統治便完全崩潰了，但是由於少數兄弟族的統治貴族如劉聰、石勒等奴役和屠殺漢族人民以及各少數兄弟族人民的緣故，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反而退居次要與服從的地位。這樣，在南方，流亡南下的北方人民，就以全力來支援東晉王朝在江東建立僑寓政權，進行北伐；而東晉的統治階級，也鑒於歷次流民運動的巨大威力，而不得不注意對流民生活有所安排，除了減輕賦稅以外，還僑立州郡來安置北方流亡南下的人民，並作出優復等各種辦法，因而流民的生產情緒有所提高，從而推動了此後江南經濟建設的巨大發展。在北方，情況完全不一樣，流徙的人民，往往集結在一兩個堅持戰鬥的將領周圍，如并州流民數千家集結在「乞活帥」陳午周圍，東郡流民數百家集結在抗胡將領魏該周圍，和劉聰、石勒等進行鬥爭。這時他們的課題已經不是推翻西晉王朝，而是與各少數民族統治者作生死的決鬥了。 * * * [1]　關於陝、甘流民至湖北、河南一帶就食的事，見下列記載： 《晉書·李特載記》：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秦、雍六州民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 《晉書·王如傳》：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潛結諸……少年……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眾至四五萬。 [2]　《晉書·劉元海載記》：東嬴公騰……率并州二萬戶下山（太行山）東。 《晉書·東海王越傳》：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并州刺史司馬騰以晉陽荒遠，移鎮鄴城），攜并州將田甄……等部眾萬餘人至鄴，遣就谷冀州，號為「乞活」。 《晉書·王彌傳》：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晉書·劉琨傳》：并州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時東嬴公自晉陽鎮鄴，並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余戶不滿二萬。 [3]　《晉書·苟晞傳》：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推，眾五六萬，大掠兗州。 [4]　《晉書·杜弢傳》：〔杜弢〕蜀郡成都人也。……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湘州參軍馮素……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共推弢為主。……〔後〕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見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 《晉書·王澄傳》：梁、益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晉書·劉弘傳》：時益、梁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 《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 《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二年：漢中民東走荊、沔。 《資治通鑑》晉惠帝光熙元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 [5]　《晉書·李特載記》：元康中，……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初，流人既到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表曰：「流人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 《華陽國志·大同志》：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旱荒，就谷入漢川。 六郡大姓流移入蜀，後仕李氏，其姓名爵里可考者列之於後： （任回子任調，在李壽時為鎮北大將軍、梁州刺史、東羌校尉；李雄妻弟任顏，在李壽時為僕射） 以上諸大姓，除董、費兩氏，可能是氐人外，其餘皆是漢人。可見成漢政權建立之初是六郡大姓所掌握的封建地主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