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二節 西晉的黑暗統治與「八王之亂」

西晉的門閥政治　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稱帝，國號晉，史稱西晉；司馬炎就是晉武帝。到了公元280年，晉武帝出兵滅吳，重新統一中國。但西晉是一個極其短促的統一王朝。 在封建社會裡，土地所有權是政治權力的源泉，從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出發，就出現了「九品官人」之法。曹魏一代，九品中正制的繼續採用，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現象。 《晉書·禮志》載晉武帝詔曰：「本諸生家，傳禮來久。」可見司馬氏為東漢中葉以後的世家大族無疑，而司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貴公子當上品之選，司州十二郡莫敢與其輩比。這樣，西晉受禪之後，雖然有令內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的詔令，可是那時中正所保薦的人物，如霍原曾封「為列侯，顯佩金〔章〕紫〔綬〕」，而「應寒素之目」（《晉書·李重傳》）。這樣，名為「拔寒素」，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為素門寒族開道路，而只是給世家大族增多另一種做官的機會而已。當時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滎陽鄭沖、陳國何曾、臨淮陳騫、潁川荀、荀勖、河東衛瓘、裴秀、太原王渾、王沈、泰山羊祜、河內山濤、京兆杜預等，或以國之耆老，特蒙優禮；或以參與魏、晉遞嬗之際的秘策密謀，任掌機要；或以聯姻皇室，如羊祜為司馬師妻弟，山濤與司馬師、司馬昭為中表兄弟，杜預為司馬懿女婿等等，為晉室爪牙虎臣。門閥專政的典型時期，實形成於這一時期。無怪敦煌段灼有「今台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埋沒）者哉」（《晉書·段灼傳》）的說法了。 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由於他們經濟勢力的發展，客觀環境的變化，往往想貫徹一種政治理想。如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在曹魏時代曾謂「天下土崩之世，由秦滅五等之制」（《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因此他主張恢復五等爵。這種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復古的論調，其實是符合當時世家大族，尤其是經過武裝過程以後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他們建立起他們的小王國——莊園以後，想用舊的五等封建製作為外衣來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經過名正言順的法定手續，來承認他們小王國的獨立主權和新的主佃依附關係的合法性[1]。這種政治理想，到了司馬氏掌握政權時，在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申「復五等爵」（《三國志·魏志·陳留王奐紀》），就見諸實行了。故晉「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關外等侯之爵」（《通典·職官典·歷代王侯封爵》）。 本來，曹魏承漢以來削弱諸侯王的趨勢，雖因循漢制，封建同姓王侯，但均為虛封，「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懸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三國志·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袁子》）。因此在地方上，宗室毫無屏藩的勢力；中央方面，雖重用宗室，如任曹爽，以圖集權，但外無屏藩，一旦中央勢力轉移，政權亦隨之轉入他人之手。晉初受禪，「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晉書·段灼傳》）。晉武帝懲戒曹魏之以孤立而亡，於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大封同姓諸王，使互相維制。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郡公食邑如五千戶王，郡侯食邑如不滿五千戶王）。以後「更制戶邑」，凡是不滿萬戶的小國，皆增滿萬戶；大國增為四萬戶，而汝南王亮、秦王柬食邑至八萬戶，成都王穎食邑至十萬戶。西晉分封五十七王，以每國一萬戶計，已達五十七萬戶，此外五等封爵的食邑戶數尚不統計在內。這些諸侯王雖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而且所謂食邑戶數，也只是在國家的編戶中（名義上是屬於諸王侯的），抽出每戶全年戶調絹的三分之一（即戶調絹一匹）與每戶田租二斛，作為諸侯王的租秩[2]，這對中央來說，並不妨害中央行政權的統一，但租調的分割，卻給中央的財政收入帶來了巨大影響。 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戶三百七十七萬，這和東漢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全國領戶九百九十三萬的數字比較起來，才三分之一強。可是龐大的官僚機構政務開支，卻壓在這三百七十七萬國家編戶頭上，無怪當時人有「縱使〔農民〕五稼普收，僅足相接」，倘「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晉書·傅玄傳》）的說法了。 魏晉之際，除了中央擁有數十萬大軍，以守衛邊境、防備吳蜀以外，在維持國內統治秩序方面，州郡兵也是一支重要軍事力量。晉武帝平吳之後，以為全國統一了，可以「偃武修文」（《世說新語·識鑒篇》），「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竹林七賢論》）了，「乃詔天下罷軍役」（《晉書·山濤傳》），「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置武吏〕五十人」（《竹林七賢論》）。這些州郡兵在裁撤以前，可能就在軍屯上從事耕作；裁撤州郡兵時，屯田土地大概都被用來供占田法的受授之用，因此被裁撤的州郡兵可以根據占田法的土地分配方式，獲得土地，從事耕作，並繳納國家以田租戶調。把拿刀槍的消費者士兵，改變為拿鋤犁的生產者占田務農，這本來是一個極為可取的步驟。但是從封建統治階級來說，不能輕易地削弱州郡軍事力量，如果把州郡兵全部裁撤了，統治階級就會失去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力的重要手段。當時的尚書僕射山濤就「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晉武帝不聽。州郡沒有武備，宗室諸王卻擁有軍隊，諸王就是利用了手中的軍隊和擔任方鎮的權力「輕遘禍難」，釀成「八王之亂」；劉淵、石勒、汲桑、王彌等起兵，「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世說新語·識鑒篇》）。具體歷史事實說明晉武帝去州郡兵是錯誤的做法，它不但違反了「忘戰必亡」這個箴言，而且混戰局面形成之後，兵連禍結，州鎮權力愈重，州郡兵的數目也比前愈為增多，晉武帝裁撤州郡兵的結果，跟他的願望恰恰相反。 統治階級的貪暴和奢侈　西晉政府在占田制度中本已制定了一套關於世家大族蔭宗族、蔭佃客等的優待辦法；加之世家大族無不致位通顯，爵極公侯，國租戶稅的收入，也極為可觀，這樣，豈有不事兼併的道理。王戎「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財聚錢，不知紀極」（《晉書·王戎傳》）。「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初學記》卷18引王隱《晉書》）「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田二百餘頃。」（《晉書·張輔傳》）金城麴氏「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晉書·麴允傳》）足見他們擴大財產，並無止境。統治階級就在過於富裕的生活中腐化了，如晉武帝在滅吳之後，後宮姬妾近萬人，而史稱：「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晉書·后妃·胡貴嬪傳》）皇帝如此，貴戚公卿也以淫奢相競。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晉書·何曾傳》）；曾子劭「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奢侈更甚於曾。王濟、王愷、羊琇比劭尤甚。晉武帝曾至王濟宅（濟妻常山公主，晉武帝女），濟「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以手擎飲食。蒸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世說新語·汰侈篇》）。「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晉書·王渾傳》）愷、琇等聲色服用與濟相似。石崇又高出一等，沒有人能與崇相比。石崇做過荊州刺史，他「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晉書·石苞傳子崇附傳》）。王愷曾與石崇鬥富，「君夫（王愷字）以糒（麥芽糖）澳釜（洗鍋）；石季倫（石崇字）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里，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武帝……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世說新語·汰侈篇》）無數財富浪費在奢侈生活之中，「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晉書·傅玄傳子咸附傳》）。 這些世家大族，擁有為數眾多的家內奴婢，如王戎「家僮數百」（《初學記》卷18引徐廣《晉記》），石崇有「蒼頭八百餘人」（《晉書·石苞傳子崇附傳》）。他們對於這些奴婢，更是隨意殺戮。如王愷請客人吃飯，命女伎吹笛，「吹笛人有小忘，君夫（王愷字）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世說新語·汰侈篇》注引《王丞相德音記》）。「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世說新語·汰侈篇》）有一次宴客，有一個客人堅決不肯飲酒，石崇就在席上殺了行酒美人三人。真是殘暴到絕滅人性的地步了。 統治階級為了滿足其奢侈腐化的生活，必然要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從皇帝司馬炎起，就賣官鬻爵，當時有些正直之士，面斥司馬炎，比之為東漢末年的桓、靈二帝，而且以為「桓、靈賣官錢入官庫」，而司馬炎「賣官錢入私門」（《晉書·劉毅傳》），所以他還不如桓、靈二帝。南陽魯褒曾作《錢神論》譏刺當時的士大夫，說：萬惡的金錢「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升遷）；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王公），當途（當權）之士，愛我家兄（指錢），皆無已已（愛不能止），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統治者愛錢如命，所以當時「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晉書·惠帝紀》） 所以西晉初期的繁榮，正如曇花一現，瞬息即行萎謝。到了惠帝司馬衷時，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決裂了，貴族相互攻戰，演成「八王之亂」。 賈后干政與「八王之亂」　司馬懿共有九個兒子，其中最出名的是司馬師和司馬昭了。司馬師無子，以司馬昭次子司馬攸為子。司馬師死，司馬昭繼兄執政。因為司馬昭是繼承了司馬師的事業，司馬攸是司馬師過繼去的兒子，所以司馬昭雖已立長子司馬炎為太子，而認為這個天下是司馬師讓給他的，他還得把它交給司馬攸，因此特別寵愛司馬攸，「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晉書·齊王攸傳》）臨死，執司馬攸之手以授司馬炎，意思是兄弟要友愛。司馬昭死後，司馬炎做了皇帝，封攸為齊王。 晉武帝司馬炎立兒子衷做皇太子，他是個白痴。當時朝廷大臣都知道太子「不慧」，武帝的其他兒子又年幼，所以大家都希望司馬攸能夠繼承武帝的皇位。武帝也擔心太子衷擔當不了治理國家的重任，有意廢掉他，太子衷母楊皇后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武帝寵信的大臣荀勖、馮黨附太子衷，害怕司馬攸嗣位後對自己不利，也竭力勸阻，而且慫恿武帝命令司馬攸回到他的封國去。司馬攸氣得吐血，就在洛陽病死。 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太子衷繼位，是為晉惠帝。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蛤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晉書·惠帝紀》）這樣糊塗的皇帝，自然無法掌管朝政。他即位之初，皇太后父楊駿為太傅輔政，獨攬大權。皇后賈南風（賈充女）兇險多權詐，與楚王司馬瑋（司馬炎第五子）合謀，於公元291年三月，殺楊駿、楊珧、楊濟兄弟，楊駿親族和黨羽死者數千人。賈后又廢黜皇太后為庶人，迫使她絕食而死。大亂就從宮廷政變開始了。 既而晉廷推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第四子）和元老衛瓘共執朝政，賈后仍不得專權。這年六月，賈后又叫惠帝下手詔給司馬瑋，令其率領北軍（守衛京城北部的禁兵）殺司馬亮、衛瓘。等到司馬瑋執行命令殺了司馬亮等人之後，賈后又否認惠帝曾經下過這道詔書，乃借司馬瑋擅殺大臣的罪名，殺了司馬瑋。這樣國家大權就完全落在賈后的手中。賈后除了依靠族兄賈模、內侄賈謐、母舅郭彰這些親黨外，還起用當時的名士張華為司空，世族裴為尚書僕射，裴楷為中書令，王戎為司徒，令他們四人並管機要。因為這幾個人具有一定的統治經驗，賈模和他們「同心輔政」，所以從公元291到299年這七八年間，「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資治通鑑》晉惠帝元康元年），還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惠帝只有一個兒子——太子遹，是惠帝後宮謝玖所生。太子和賈謐有矛盾，賈氏的親黨怕太子得政之後，也像賈后殺楊駿、逼死楊太后一樣來對付他們，所以勸賈后廢太子，「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賈后於是誣陷太子遹要殺害惠帝和她自己，廢太子為庶人，接著又把太子殺害了。「太子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怨。」（《晉書·愍懷太子傳》）就在太子遹死後一個月——公元300年四月，掌握宿衛禁兵的趙王司馬倫（司馬懿第九子），利用了禁兵對賈后殺害太子的不滿情緒，起兵殺了賈后和張華、裴等人。次年正月，司馬倫又廢晉惠帝，自立為帝。宮廷政變轉變為皇族爭奪政權的鬥爭，演成「八王之亂」。 所謂八王是指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司馬攸子）、長沙王（司馬炎第六子）、成都王穎（司馬炎第十六子）、河間王顒（司馬懿弟司馬孚孫）、東海王越（司馬懿弟司馬馗孫），一共八個王而言。 一般人認為八王之亂是因晉初武帝封建同姓諸王所致，這是不全面的。其實晉初的同姓諸王，雖都擁有軍隊，分潤租調，但他們在封地上，並沒有治民的實權，所謂「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晉書·劉頒傳》）。而其召亂之速，主要是由於西晉承東漢末年以來州、郡積重之勢，而使諸王出專方面重鎮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司馬炎子）都督關中，楚王瑋都督荊州，淮南王允（司馬炎子）都督江、揚二州，汝南王亮出鎮許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司馬懿子）、趙王倫、河間王顒等先後鎮關中，成都王穎鎮鄴。趙王倫擅政，用齊王冏鎮許昌。出鎮的親王，既握軍符，復綜民事，州郡本已列置佐官，將軍開府以後，復添設許多幕僚，他們的文武僚屬，自然縱橫捭闔，各求富貴，一切割據稱雄與舉兵向闕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所以八王致亂，不是在於司馬炎大封同姓諸王，而是在於司馬氏任諸王以方面重鎮之故。 趙王司馬倫篡奪了帝位，出鎮許昌的齊王司馬冏就起兵討倫，得到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等的響應。三王聯兵打敗司馬倫的軍隊。司馬倫的親信將領王輿也在京城舉兵反倫，迎惠帝復位，司馬倫旋即被殺。司馬冏入京輔政。 司馬冏輔政後，太子遹的第三個兒子司馬尚本來已被立為皇太孫的，也病死了。成都王司馬穎本來可以立為皇太弟，可是司馬冏想要久專大政，怕司馬穎立為皇太弟之後，自己的權力被削弱，所以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馬遐（司馬炎第十四子）之子，年僅八歲的司馬覃為皇太子。這一著，不但導致司馬穎與司馬冏的破裂，也使長沙王司馬（司馬炎第六子）不滿於冏，因為司馬也是有可能立為皇太弟的。公元302年的十二月，西鎮關中的司馬顒出兵進攻洛陽，軍抵新安。在洛陽的司馬也舉兵討冏，連戰三日，冏敗，為所殺。成都、河間二王都不肯離開他們的根據地鄴城和長安，所以司馬在洛陽執政，司馬穎以大將軍名義在鄴城遙加控制。司馬顒原欲廢惠帝立司馬穎，自己做宰相，可以專政。司馬穎也嫌司馬不完全受他擺布，於是二王又聯合起來，藉口司馬「論功不平」，於公元303年八月同時發動對洛陽的攻勢。這一次內戰，司馬顒命都督張方率領精兵七萬，自函谷關（今河南新安東北）向洛陽推進；司馬穎調動了大軍二十多萬，由前鋒都督陸機率領，也渡河南向洛陽。司馬所能指揮的洛陽軍隊也不下數萬人，三方結集的軍隊，人數在三十萬人以上，這是八王之亂以來軍隊人數最多的一次集結。司馬的軍隊人數雖不多，但是曾在洛陽建春門外，擊敗司馬穎的軍隊，使陸機潰不成軍。不過由於雙方兵力懸殊，司馬穎和張方逐漸收縮對洛陽的包圍圈，「張方決千金堨（堰谷水而成），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晉書·惠帝紀》）。在這種困難環境下，洛陽城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了。公元304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勾結部分禁軍，拘禁司馬，向外兵求和；並把司馬交給司馬顒部將張方，被張方活活用火烤死。司馬穎進入洛陽，做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他的根據地鄴城。這時惠帝子孫既死盡，穎又廢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時政治中心移到鄴城。 成都王司馬穎是武帝的兒子，惠帝的弟弟，按照當時局面，他來擔任西晉的皇位繼承人，是名正言順的。但司馬穎的為人，「形美而神昏，不知書」，而「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晉書·成都王穎傳》）。又委任宦人孟玖等，政治搞得比以前司馬冏、司馬執政時還壞，因此大失人心。洛陽禁軍在東海王司馬越的統率之下，擁戴惠帝討伐司馬穎。盪陰（今河南湯陰西南）一役，討伐軍戰敗，皇帝被俘；司馬越逃往自己封國（今山東郯城北）。河間王司馬顒命部將張方乘機率兵占領洛陽。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司馬越弟）聯兵攻破鄴城，司馬穎挾惠帝出奔洛陽。但洛陽已經落入司馬顒手中，穎至京後不得復與政事。不久，張方又強迫惠帝和司馬穎前往長安。穎到長安後為司馬顒所廢黜，豫章王熾（司馬炎第二十五子）被立為皇太弟。 公元305年七月，東海王司馬越在山東起兵，西向進攻關中。司馬顒戰敗，次年六月，越迎惠帝還洛陽。穎、顒相繼為越所殺。大權最後落入司馬越手中。 自公元291年賈后殺楊駿至公元306年惠帝回洛陽，前後十六年間，統治階級內部大混戰，人民被殺害的，動輒以萬計[3]，這就是所謂八王之亂。 而且諸王在混戰中利用少數民族的貴族參加內戰，造成嚴重後果。如成都王司馬穎引匈奴劉淵為外援，於是匈奴貴族遂借赴國難之美名，長驅入鄴；東嬴公司馬騰引烏桓羯朱襲司馬穎，於是烏桓遂長驅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遼西鮮卑攻鄴，「鮮卑大掠婦女」，「沉於易水者八千人」[4]。從此大河南北，就成為匈奴、鮮卑貴族統治的世界，由八王內亂引起了中原地區更大的胡漢移民狂潮。 西晉王朝的滅亡　公元306年十一月，晉惠帝死，皇太弟司馬熾嗣位，是為懷帝。 懷帝是武帝最小的兒子。史書里說他為豫章王時，「沖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即位以後，「至於宴會，輒與群官論眾務，考經籍」。所以當時人稱讚他，說他如果生在「承平」的時候，「足為守文佳主」（《晉書·孝懷帝紀》）。但是在八王內戰之後，又碰到東海王司馬越擅政的局面，這時需要的是撥亂反正的才幹，懷帝缺乏統治經驗，沒有辦法把當時的險惡政局扭轉過來。懷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匈奴貴族劉淵已在平陽（今山西臨汾市）稱皇帝，國號漢，石勒、王彌等並以漢主為共主。永嘉三年，石勒的軍隊發展到十萬以上，在河北地區活動。王彌的軍隊也發展很快，而且經常出入於洛陽、許昌附近。永嘉四年，石勒又從河北渡河南出襄陽，連續攻拔了長江以北的堡壁三十多所。洛陽處於包圍之中，糧食供應問題很嚴重。朝廷用羽檄徵調四方軍隊來保衛京城，懷帝對使臣說：「為吾語征、鎮（將軍出任方面，帶徵東、南、西、北或鎮東、南、西、北將軍的軍號的），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及）矣。」（《晉書·孝懷帝紀》）當時的方鎮自救不暇，沒有一個發兵來救。東海王司馬越準備放棄洛陽，就在這年十一月，帶領甲士四萬人，向東南方向撤退。他在撤退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尚書行台，「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四年）。永嘉五年三月，越行軍到項縣（今河南沈丘），憂懼病死。襄陽王司馬范（楚王瑋子）、太尉王衍率領這支軍隊，折至苦縣（今河南鹿邑）的寧平城（今河南鄲城東北三十五里），為石勒軍追及。石勒縱騎兵「圍而射之」，晉軍將士自相踐踏，「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晉書·東海王越傳》）。西晉的主力軍全部消滅。留在洛陽的司馬越妻子裴妃、子司馬毗等，得到越病死的消息，同西晉宗室四十八王也逃出洛陽，中途遇到石勒軍隊，也全被消滅了。懷帝在洛陽支持到這年六月，匈奴貴族劉曜與王彌、石勒等聯軍攻陷了洛陽，晉懷帝被擄至平陽，不久被害。劉曜破洛陽時，縱兵燒掠，宮殿官府皆被燒盡，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自東漢末董卓焚毀洛陽以後，經魏、晉兩代慘澹經營加以修復的洛陽，不到一百年，重又化為灰燼了。 洛陽破後，劉曜進掠長安。時關中「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晉書·賈疋傳》）。晉臣賈疋、麴允、閻鼎等聚眾十餘萬，屢敗劉曜軍。曜棄長安，驅掠關中男女八萬餘口，退往平陽。公元312年八月，賈疋等擁立秦王司馬鄴（司馬炎孫）為皇太子，建行台於長安。次年四月，懷帝死訊傳到長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愍帝。這時候「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全城「公私有車四乘」（《晉書·愍帝紀》）。愍帝為了取得關中武裝地主的支持，凡是關中堡壁塢壘的主帥，都給予銀印青綬和將軍稱號[5]，可是對兵民的生活，卻全沒注意改善。長安臨時政府的局面支持了四年。在這期間，關中的農業生產不但沒有能夠逐漸恢復，而且由於臨時政府統治集團內部不斷火併的結果，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公元316年，劉曜再度攻入關中，進圍長安。長安城中食盡，史稱「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晉書·愍帝紀》）。這年十一月長安城破，曜擄愍帝，送至平陽，西晉亡。明年，愍帝在平陽被殺，琅邪王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政權，史稱東晉。 西晉帝系及八王世系表 * * * [1]　本段參考陳寅恪氏所著《崔浩與寇謙之》一文，載《嶺南大學學報》，11卷第1期。 [2]　《初學記》卷27《寶器部·絹》第九所引《晉故事》云：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谷畝一斗（「斗」為「升」之訛），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為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為諸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二字疑衍）戶三匹，綿三斤，書（當作「盡」）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 [3]　《晉書·趙王倫傳》：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 《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河間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洛陽〕公私窮踧，米石萬錢。永興元年：〔方〕軍中乏食，殺……牛馬肉食之。……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積蓄，掃地無遺。 《晉書·孝惠帝紀》：光熙元年……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 [4]　《晉書·王沈傳子浚附傳》：〔浚〕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段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5]　《資治通鑑》晉建興四年：麴允……喜以爵位悅人。……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