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西、北各少數民族的內遷

從漢、魏以來，我國西境和北境的少數民族不斷內遷，一直到北魏末六鎮起義後鮮卑人最後全部湧進塞內為止，這樣一個階段，在中國古代中世紀史上，可以說是民族大遷徙的時代。 匈奴人的遷徙　北方的遊牧部族匈奴人，居住在廣大的蒙古草原上。他們的生活情形，常受自然條件所限制，他們以放牧馬、牛、羊、橐駝來生活，他們為了要飼養這些畜類，每年不得不由北而南，由南而北，逐水草而移動。全體遊牧人，平時的遷徙很有規則，所謂「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漢書·匈奴傳》）。因為漢地有富庶的城邑，肥沃的土地，這些對遊牧人來說都是富於誘惑性的目標，所以他們時常劫掠漢邊境。他們在幾個世紀之中，總是突然侵入漢北邊郡縣，洗劫城市，蹂躪莊稼，掠漢人為奴婢。當漢軍雲集的時候，他們又回到草原地帶，在茫無邊際的曠野里四散了。 兩漢時匈奴人的社會還滯留在家長奴隸制的階段，奴隸經濟還不是匈奴部族的整個經濟基礎，奴隸只是輔助力量，只是主人的助手。漢元帝時（公元前32年），郎中侯應對匈奴事狀稱：「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漢書·匈奴傳》）從這話看來，匈奴人對待奴隸遠較漢人為溫和，也就是說匈奴的社會階段遠較漢族社會為落後。 先進的漢族文化漸漸地影響了遊牧的匈奴人，匈奴單于也採用了「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尊號，匈奴的王侯們派遣自己的子弟到漢王朝來居住。匈奴人也開始模仿和採用了漢人的習慣和漢人的服裝，近時在蒙古北部發掘了一些埋葬匈奴酋長的墳墓，發現有戰車、漢地的絲織品、織有帶翼野獸裂麋鹿的華麗地毯、珍貴物品、傘蓋及其他物品。 公元46年（東漢建武二十二年），蒙古高原發生了空前的大旱災，「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遊牧於這裡的匈奴族，「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後漢書·南匈奴傳》）。在這樣大饑饉、大癘疫的時期中，匈奴汗國分裂了。一部分匈奴人依附東漢，是為南匈奴；大部分匈奴人則向西方遷移，是為北匈奴。自是之後，匈奴遂分南北。公元91年，東漢復驅逐北匈奴勢力於金微山（阿爾泰山）之外，北匈奴遂益更西徙，與以前西徙的匈奴人（郅支單于遺族）會合，越烏拉爾山及伏爾加河，抵頓河而止。安置他們的帳幕於裏海之北，有兩個多世紀之久。 過了兩個世紀，北匈奴的後裔在遷徙期中和其他族如阿蘭人混合以後，在4世紀60年代，出現於歐洲東部。5世紀之初，匈奴已有歐洲之半（自高加索直達易北河），其後立國於匈牙利平原，以那裡為中心，進而經略中歐。5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匈奴主阿提拉（Attila）的兵鋒直逼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城下，而且曾深入高盧，攻陷奧爾良，當時羅馬人稱之為「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 阿提拉死（公元453年），歐洲的匈奴汗國，為阿提拉諸子所瓜分；匈奴征服地區的日耳曼人，亦群起反抗，因此汗國驟然衰落。有些匈奴人定居多瑙河右岸，其餘的則回到黑海草原。 北匈奴西遷時，經過伊犁河流域，「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的伊斯色克（Issik）湖畔，於5世紀的前半葉建悅般國，「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北史·西域·悅般國傳》）。 北匈奴既北徙數千里，而南匈奴率五千餘落依附東漢。初居五原塞（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以東、包頭市西、烏拉爾山以南），不久遷至西河美稷（今內蒙古准格爾旗西北之納林）。東漢王朝以巨大的軍費，每年一億九十餘萬，供給南匈奴，使為西北的外圍，以抵禦北匈奴。其後鮮卑的勢力，日益西漸，至盡有匈奴故地。且趨五原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薁鞬日逐王。南匈奴感受鮮卑的壓迫，於是亦益南徙塞內，到達了晉陝高原北部，最後建庭于山西離石的左國城（今山西離石北）。 黃巾大起義爆發，漢政府欲調發南匈奴兵鎮壓農民起義，匈奴部眾不從，殺單于羌渠，別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羌渠子於扶羅既不得立為單于，求助於漢，值漢衰亡，於扶羅遂乘釁將數千騎與白波起義軍合兵，略地趙、魏，兵鋒及於河南。 後曹操以南匈奴處內地，人口繁殖，勢力漸大，始分匈奴為五部，以弱其勢。每部置帥，選漢人做司馬，來監督他們。魏末又改帥稱都尉。左部都尉統萬餘落，居故茲氏縣（今山西臨汾市南）；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今山西隰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東北）。至此已有匈奴三萬餘落，分布於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還通過并州刺史梁習，「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三國志·魏志·梁習傳》）。這樣一來，保塞的匈奴不論上層、下層，全都被置於曹操的有效控制之下。 西晉初（公元265—287年），塞外匈奴歸附者，一次兩萬餘落，一次兩萬九千三百人，一次十餘萬口，一次一萬一千五百口，前後有十九種，各按部落，居住塞內。而其他所謂「雜虜」之以「內附」而移居中原內地者，亦「前後千餘輩」（《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甚至有「男女十萬口」（《晉書·武帝紀》太康十年）的。 十六國時期，匈奴入塞十九種中之屠各種劉氏建漢、前趙政權（公元304—329年）；羌渠種石氏建後趙國（公元319—351年）；屠各種赫連氏建大夏國（公元407—431年）。 當東漢時，還有一支遊牧於青海祁連縣西北黑河流域的盧水胡，後來他們也驅著畜群向東北遷徙。魏晉之際，盧水胡的一支已經到達了今天甘肅的張掖、高台附近的黑河流域，而且逐漸從遊牧轉向農業的定居生活[1]，他們稱為臨松（郡名，今甘肅張掖南）盧水胡。這一支的部落酋長大沮渠氏以後建北涼國（公元397—439年）。由於大沮渠氏先世曾為匈奴左沮渠之官，故以官名為氏。後來的人，也因為盧水胡曾為匈奴之官，所以認為他們也是匈奴族了。 烏桓、鮮卑的分布地區及其社會制度　在公元前2世紀、1世紀，今內蒙古東部的老哈河流域，住有遊牧部落，這些遊牧部落後來形成一個大的部落，中國史上稱此一結合的遊牧人為「烏桓」，也有譯作「烏丸」的。 當匈奴全盛時，烏桓曾為匈奴所攻破，不得不臣屬於匈奴。匈奴以頻繁的勒索與劫奪去壓榨烏桓人民，烏桓人民「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可是烏桓人要從匈奴的統治下求得解放，必須配合漢王朝與匈奴作戰。在漢武帝擊破匈奴之後，烏桓得到漢王朝的同意，徙居上谷（治沮陽，今河北懷來東南）、漁陽（治漁陽，今北京市密雲西南）、右北平（治平剛，今遼寧凌源西南）、遼東（治襄平，今遼寧遼陽市北）、遼西（治陽樂，今遼寧義縣西）五郡的塞外。漢王朝交給他們的任務是「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曾描寫過烏桓人的生活，說：他們還過著半遊牧的生活，他們主要的職業是畜牧和打獵，他們為了尋找良好的牧地，經常遷徙，「居無常處」。他們逐漸向安定的生活方式轉變，烏桓族中從事農耕的開始多起來，他們知道在布穀鳥啼叫的時候，從事耕作。他們住在名為「穹廬」的牧帳中。衣服還是很原始的，「以毛毳為衣」。食物為牛乳、乳酪、肉、「青穄」、東牆煮成的飯，能釀白酒而不知道作曲。他們還不知道種稻秔，糵米也是由漢地輸入的。他們已知道開採金鐵，並且已知道「鍛金鐵為兵器」。他們能夠自己制弓矢和鞍勒，他們經常把羊毛製成氈毼。但他們還沒有文字。 他們過著氏族制度的生活。他們選舉勇健能戰、公平而能解決爭訟的人做「大人」，「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和小帥都是由氏族中選舉出來的，不能世襲。大人有呼召，各部落不敢違犯。他們的土地還是氏族公有的，但是他們的酋長和氏族長已經把馬牛羊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所謂「大人以下，多自畜牧治產」，這樣，畜牧已經成為私有財產了。但對氏族成員，還「不相徭役」，這說明氏族內部還是平等的。 他們還沒有法律，只相約：「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 烏桓族常常進行戰爭，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戰士。在戰鬥中死去，這在烏桓人看來是無上光榮的事，所以他們「重兵死」。戰爭和軍事組織成為烏桓族人民生活的正常職能。他們開始為掠奪而進行戰爭，東漢以來，烏桓族的入塞殺掠，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掠奪戰爭促進了君王權力的出現，於是漸漸地派生了由氏族酋長和軍事領袖所構成的氏族和軍事貴族。 公元1世紀50年代，匈奴分裂，轉徙千里，烏桓勢力轉盛，逐漸布滿在漢沿邊諸郡——自今山西、河北以北一直到內蒙古包頭一帶。東漢靈帝時期（公元168—189年），烏桓大體可以分為四部： 上谷（郡治沮陽，今河北懷來東南）部，由九千多落組成，歸部大人難樓統治； 遼西（郡治陽樂，今遼寧義縣西）部，由五千多落組成，歸部大人丘力居統治； 遼東（郡治襄平，今遼寧遼陽市北）部，由一千多落組成，歸部大人蘇仆延統治； 右北平（這是指西漢的右北平郡，郡治平剛，今遼寧凌源西南）部，由八百多落組成，歸部大人烏延統治。 每一個落，即每一個帳戶，大概有十多口，四部烏桓一萬六千多落，總數大約在二十萬人以上。其中以遼西部勢力最強。公元190年，遼西部大人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代立，總攝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後樓班長大，遼東部大人蘇仆延擁立樓班為單于，蹋頓退居為王。可見那時烏桓族由於長期進行掠奪戰爭，加強了最高軍事首領以及次要軍事首領的權力，由同一家族中選出他們後繼者的習慣，漸漸地已變為世襲的權力了。從袁紹拜三郡烏丸王為單于的版文中「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注引《英雄記》）的話看來，部落軍事組織中，十進法的千夫長、百夫長，也已經普遍地採用了。 蹋頓總攝三郡，成為部落結合的軍事領袖，正值漢末中原紛擾之際。蹋頓破幽州，擄去漢民十餘萬戶之多。公元207年，曹操親征蹋頓於柳城（今遼寧朝陽南），臨陣斬蹋頓，樓班、蘇仆延、烏延後亦被殺。三郡烏桓的一部分餘眾及幽州、并州漢烏丸校尉所統率的烏桓一萬多落，逐漸徙居塞內。曹操以後還率領他們的「侯王大人」及其部眾，參加中原內戰，「由是三郡烏丸」，號稱「天下名騎」。 三郡烏桓的主力既為曹操所破，而且被強制地徙居內地參與中原內戰，這些入塞的烏桓人，他們的事跡以後還屢見於當時的記載[2]，歷十六國北朝，始融合於漢族。塞外的烏桓，自4世紀以後，也因鮮卑勢力的發展而都同化於鮮卑[3]。烏桓和鮮卑本來是近屬，習俗語言大抵相同，因此他們的融合是很容易的。只是《舊唐書·室韋傳》說：「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今黑龍江）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這一支烏桓是怎樣遷徙去的，或是那河之北本來就是烏桓族的原始居住地帶，以後這些烏桓人又是怎樣融合於其他部族的?都無從考查了。 公元1世紀左右，在今西拉木倫河流域以北的蒙古草原東部住有遊牧部落，這些遊牧部落後來形成一個大的部落，中國史上稱此遊牧部族為鮮卑。 《三國志·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說鮮卑族「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可見鮮卑、烏桓是近屬，他們當時的社會性質大致相同。不過，自蹋頓單于為曹操擊殺以後，塞外烏桓族的獨立國家是夭折了，而鮮卑族的勢力在那時卻方興未艾。 烏桓族人原來的分布地區較南，在老哈河流域；而鮮卑族人原來的分布地區較北，在西拉木倫河流域。公元1世紀50年代，匈奴汗國內部分裂之後，北匈奴西遷，南匈奴保塞，今天的蒙古草原，在那時一度成了無主的地帶。於是烏桓人出而占領漠南，鮮卑人出而占領漠北，做了蒙古草原新的主人，中國北部形勢至此一變。 公元155年，鮮卑的勢力推進到匈奴汗國的本部鄂爾渾、土拉河流域。原來蒙古草原上留下來的「匈奴餘眾尚有十餘萬落」，在鮮卑統治蒙古草原之後，他們也就加入鮮卑的部落結合，「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後漢書·鮮卑傳》）。 從本來是「隔在漠北」，「無軍長之帥，廬邑之居」（《後漢書·應奉傳》）的鮮卑部落，不到一個世紀，發展成為「東接遼水，西當西域」（《三國志·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兵利馬疾，過於匈奴」（《後漢書·鮮卑傳》引蔡邕語）的鮮卑部族，外在的原因，固然由於匈奴汗國之瓦解與東漢統治政權由於小農的破產而帶來的軍事威力之衰落；但內在的原因還是由於鮮卑族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口增多的緣故。 從公元1世紀以來，漢人就與鮮卑人「通胡市」（《三國志·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以後又因漢地先進生產技術和「精金良鐵」（《後漢書·鮮卑傳》）不斷輸入鮮卑的緣故，鮮卑的生產力獲得更快的發展。這一切都是鮮卑族人口日益稠密的徵候。大約從這一時期起，在東漢的邊塞——從東北的遼水起到西北的河西走廊止，鮮卑人向東漢政權的總進攻已經開始了。這一鬥爭，一直延續到公元4世紀末拓跋氏入主中原為止，持續了二百多年之久。 鮮卑勢力向匈奴汗國推進的時期，鮮卑族正處於原始公社制解體而進入家長奴隸制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戰爭和軍事組織成為鮮卑人民生活的正常職能；在他們看來，掠奪是比辛勤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耀的事情。以前他們進行戰爭，僅僅為報復侵犯，或為了擴大感覺不夠的領土；現在他們進行戰爭，則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鮮卑人的正常的職業。他們與匈奴人、漢人直接為鄰，又經常與匈奴人、漢人進行戰爭，這就促進了鮮卑族軍事組織的鞏固和發展。氏族和軍事貴族在鮮卑族裡形成了，戰俘奴隸也大量出現了。自從2世紀起，鮮卑人就組成了部落聯盟，其中有幾個已經有了王——最高軍事首領，不過那時的王，是從貴族裡面推選出來的，而不是世襲的。國王在戰爭中獲得大量的戰利品，他擁有許多牧地、牲畜和奴隸，王權便這樣地逐漸鞏固起來，為以後真性的王權奠定了基礎。 2世紀50年代，鮮卑各部落推選檀石槐為最高軍事首領。檀石槐建庭（鮮卑族的政治中心）於高柳（今山西陽高西北）北三百餘里彈汗山（今河北尚義大青山）歠仇水（今東洋河）上，有控弦之士十萬，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零，東卻夫余，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成為新興的強大力量。檀石槐仿照匈奴遺制，「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余、〔〕貊為東部，二十餘邑（部落），其大人曰彌加、厥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部落），其大人曰柯最、厥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部落），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三國志·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掠奪戰爭加強了最高軍事首領以及次要首領的權力，由同一家族中選出他們後繼者的習慣漸漸地變為世襲的權力。對於這種權力，他們最初是容忍，其次是要求，最後便是篡奪了。世襲的王位與世襲貴族的基礎便從此奠定下了。於是自檀石槐以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了。 參加檀石槐部落聯盟的部落貴族：東部大人槐頭，就是宇文部大人的祖先莫槐；中部大人慕容，就是徒何部大人慕容氏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可能就是拓跋部大人推寅的異譯。檀石槐時代，是初期鮮卑族的全盛時期，《魏書·序紀》稱拓跋氏之先「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恐怕也就是指檀石槐時代的部落聯盟而言。其後檀石槐子孫式微，但是檀石槐的英雄事跡卻遺留在一般鮮卑人的記憶中，非常鮮明。拓跋氏為了誇耀其悠遠的家世起見，就把這非直系祖先的檀石槐的事業攘奪過來，作為拓跋氏先世的光榮業績。 自檀石槐死後，到了度步根（檀石槐孫）時代，這個部落聯盟勢力漸趨衰落。另一鮮卑小帥軻比能的勢力逐漸興起。軻比能牧地之廣及獲得各部落共同之推崇，雖「猶未能及檀石槐」，而因其「部落近塞」的緣故，當東漢末年，曾有不少漢人由河北逃至塞上，軻比能部落就從這些流亡的漢人那裡學會了製造兵器和鎧楯的方法。3世紀20年代，曹操西征馬超於關中，河間郡民田銀、蘇伯起義，烏丸校尉閻柔徵發軻比能所統率的騎兵三千餘前往鎮壓，由此使軻比能的勢力更獲得了長足的發展。3世紀30年代，軻比能已有「控弦十餘萬騎」，「從雲中（治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五原（治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成為塞上最強大的勢力了。同時，軻比能又採用了漢人的習慣，「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三國志·魏志·鮮卑軻比能傳》）。從這時起，近塞的鮮卑人，開始學習漢族的文字，鮮卑族的漢化，比檀石槐時代更進一步了。 3世紀40年代，軻比能被刺身死，鮮卑人繼續向中原地區擴展勢力。自檀石槐時代起，他們早就在塞上分為三路向前推進。檀石槐時代的中部大人慕容氏的牧地逐漸向東部移動，與東部大人宇文氏及遼西鮮卑段氏，向遼水流域推進，任左翼；檀石槐時代的西部大人拓跋氏的牧地也逐漸向中部轉移，過了若干年後，又自今內蒙古地區向長城內的山西、河北挺進，為中路；拓跋氏的支族禿髮氏仍為西部大人，留居河西走廊，與後來號為隴西鮮卑的乞伏氏，向中原地區的西北部陝甘進展，任右翼。慕容氏的另一支族吐谷渾氏擔任對青海草原的征服。 十六國時代，慕容氏建前燕國（公元337—370年），西燕國（公元384—394年），後燕國（公元384—407年），南燕國（公元398—410年）；馮氏（鮮卑化的漢人）建北燕國（公元407—436年）；禿髮氏建南涼國（公元397—414年）；乞伏氏建西秦國（公元385—400年，409—431年）；而吐谷渾氏所建的河南國，自晉永嘉末（公元307—312年）至唐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取其地時止，前後歷三百五十年，最為長久。 氐、羌的分布地區及其遷徙　西羌各族，以廣漠的青海草原為他們放牧的場所。他們每遇壓迫，即行退卻。史稱當時諸羌「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徙於川滇邊境的為氂牛種，即越嶲羌；徙於四川西北的為白馬種，即廣漢羌；居於甘肅西南的為參狼種，即武都羌；本來留居在青海湟水兩岸，而後又徙居西海鹽池（今青海湖）左右的為研種，即湟中羌。 漢宣帝時（公元前63年），先零羌渡湟水，進攻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肅永靖西北）；元帝時（公元前42年），羌彡姐等七種進攻隴西（郡治狄道，今甘肅臨洮），均先後為西漢將領趙充國、馮奉世統率的軍隊所擊潰。故史稱永光（公元前43年）以後，漢邊疆無事，達六十餘年。 新莽時代，取西海之地，置西海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王莽死後，羌又入居塞內。隗囂據隴西，曾發羌人為兵；隗囂死，羌人遂更深入內地而遍布於今甘肅西南之境。 東漢初，馬援擊破先零羌，徙其人於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之地。先零、卑湳諸羌，先居大小榆谷（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西），土地肥美，故並皆富強。後燒當羌（即研種羌，在西漢時，研種的部落酋長燒當最豪健，故後以燒當為部落之稱號）奪居大小榆谷，逐漸發展，成為強大的部落。公元58年，漢政府出兵奪取大小榆谷，徙燒當族人七千口於關中三輔之地。燒當羌既失大小榆谷，走析支河曲（今青海東南境河曲之地），常結合其他羌部落，進攻東漢邊塞，以圖奪回他們舊日的牧地。漢政府在公元2世紀初，出兵三萬擊破燒當羌，徙其族人六千餘口於漢陽（郡治冀，今甘肅甘谷南）、安定（郡治臨涇，今甘肅鎮原南）、隴西。於是夾黃河兩岸，列置屯田三十五部，作為以後開拓青海、設置郡縣的準備。 當時移居內地的羌族移民，布滿關隴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後漢書·西羌傳》），他們早就要起而反抗。而那時的東漢王朝，由於主要軍事力量——小生產者經濟的衰頹而造成軍事威力的衰落，為了挽回這種頹勢起見，漢政府乃徵發羌族移民，編成僱傭軍，去遠征西域。羌族移民「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發兵儌遮，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羌同時驚潰，釀成了統治階級歷史書上的所謂「羌患」。 隨著東漢統治日益陵替與其內部力量之日益衰弱，羌族的進攻，遂日益頻繁起來。他們的兵鋒，曾「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江統《徙戎論》）。漢與羌人所進行的戰爭，遂不得不日益由進攻轉變為防禦了[4]。 羌族原來有一百五十「種」，「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後漢書·西羌傳》）。迄至東漢時，羌族還沒有國家形式出現，「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5]，其餘大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順帝時（公元126—144年），東漢王朝對近塞的羌族戰士人數，曾有過統計，認為合起來在二十萬人左右，當然，絕遠地區的羌部落戰士人數，尚不計算在內。 自安帝時代起，終東漢之末，「羌患」三起，雖終於弭平，而一直到西晉之初，馮翊（郡治臨晉，今陝西大荔）、北地（郡治泥陽，今陝西銅川市南）、新平（今陝西銅川市西南）、安定（郡治臨涇，今甘肅鎮原南）界內，還是布滿了羌人。因此在十六國時代，燒當部落的一支，南安赤亭（今甘肅隴西西）羌姚氏得以糾集其族人，在關中建立後秦國（公元384—417年）。 氐人自「稱盤瓠之後」（《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可能與崇拜狗圖騰的南方少數民族是血緣近親，後向西發展，和冉夷、白馬羌混合以後，他們的「嫁娶有似於羌」，因此，後來的封建歷史學家，也不稱之為「南蠻」而稱之為「西戎」了。 當氐族歷史序幕拉開的時候，他們的分布地區，在今四川茂縣東北，一直到陝西略陽和甘肅徽縣、成縣附近，分為十多個部落，其中以白馬氐最為強大。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至末葉，氐族逐漸向安定的生活方式轉變。一部分已定居，一部分尚在探尋適宜於他們移住的地方。 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漢的統治勢力，向氐族分布地區推進，並在他們居住的地區，成立武都郡（郡治武都，今甘肅成縣西）。氐人成為漢王朝的編戶以後，一方面可以自由地從西南向東北移殖，「或在上祿（今甘肅成縣西南），或在汧隴（二山名，在今陝西隴縣界）左右」；但是另一方面，列置郡縣以後，給他們帶來了繁重的賦役，所謂「立郡賦重」（《後漢書·西南夷冉傳》）。氐人為了解除漢統治者的奴役，曾再次舉行武裝起義，但每次都失敗；而且一部分氐族人民在反抗失敗之後，還被強制地遣送到酒泉郡去居住。 據《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的記載，氐人有自己的語言；不過由於他們長期和漢族「錯居」的緣故，他們大部分懂得漢語，而「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 從武帝開武都郡以來，氐族中從事農耕的更加增多，他們雖也「畜養豕、牛、馬、驢、騾」，但這不是他們主要的職業了，他們主要的職業是「善田種」。他們住在「板屋土牆」（《南齊書·氐楊氏傳》）的房子裡。他們又從漢人那裡學會了熟練的紡織技能，《通典·邊防典·氐傳》說他們居住的地區「土地險阻，有麻田」，《魏略·西戎傳》說他們「俗能織布」。他們喜歡穿青絳色的衣服，漢人根據他們衣服的顏色，稱他們為「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魏略·西戎傳》）。所以稱他們為「蚺氐」，可能由於他們曾和「冉」融合的緣故。 氐人「多自有姓」，也都是單綴語，如同漢人姓氏。他們雖然從西漢以來，久已成為漢王朝的編戶齊民，但是在他們自己的村落間，還存在著部落貴族，所謂「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墟落間」。而且這種王侯，多受漢王朝封拜，已經取得漢王朝對他們名義上的承認了。 東漢末，氐族中最強大的「部落大帥」，數仇池（山名，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南洛峪）楊氏。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為號。四面陡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宋書·略陽清水氐楊氏傳》）。酋長楊千萬稱百頃氐王，與興國（今甘肅秦安東北）氐王阿貴，各有部落萬餘家。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西征馬超，千萬與阿貴聯兵抗曹，操遣將夏侯淵滅阿貴，逐千萬，收氐谷十餘萬斛（見《三國志·魏志·夏侯淵傳》）。操又遣將徐晃進平隃麋（今陝西隴縣東）、汧（今陝西隴縣南）櫝仇夷諸氐。操擊張魯於漢中，武都氐人塞道，操擊破氐人，收其麥以給軍食（見《三國志·魏志·張既傳》）。又進破氐王竇茂之眾於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前後徙武都氐人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地界[6]。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楊仆率部眾內附，居漢陽郡。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餘落於關中。一直到西晉初年，氐人布滿秦隴地區的天水（郡治上邽，今甘肅天水市）、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肅隴西東北）、扶風（郡治池陽，今陝西三原西南）、始平（郡治槐里，今陝西興平東南）、京兆（郡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一帶。 楊千萬孫子楊飛龍，西晉之初，返回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南八十里）。其子楊茂搜，值西晉亂亡，率部落還保百頃。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建仇池國（公元296—506年），然僻小不預於十六國之數。而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東南）氐族部落酋長苻氏建前秦國（公元352—394年），至苻堅時，最為強盛，曾統一中原地區。堅敗，又有略陽氐呂光據姑臧建後涼國（公元387—403年）。 人的分布地區及其遷徙 人亦稱巴人，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自周秦以來，就已經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地區了。 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春秋時代，巴國的君長是姬姓，也許巴部落和周部落曾是血緣的近屬。《華陽國志·巴志》稱春秋時代的巴國，「雖都江州（今重慶市嘉陵江北岸），或治墊江（今重慶合川），或治平都（今重慶豐都），後治閬中（今四川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慶涪陵西）」，可見巴部落的活動，大概在這一地帶。巴國雖然僻處西南，不能參與春秋時代所謂諸夏的會盟，可是巴族的分布地區，「東至魚復（今重慶奉節），西至僰道（今四川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7]，疆域遠比中原的齊、晉為大。 自春秋一直到戰國，巴國一方面與楚數相攻伐，一方面又和蜀世起戰爭。秦惠文王時秦滅蜀，繼而進兵取巴，以巴、蜀為郡縣。秦亡，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欲舉兵東向與項羽爭中原，募發民與共定三秦。秦地既定，漢兵將要出關，民皆思歸，劉邦聽其還巴。「閬中有渝水（今嘉陵江上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武，帝（劉邦）……乃令樂人習學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巴志》） 秦取巴國時，曾與巴人約：「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算賦——人口稅），傷人者論，殺人雇死倓錢」（《華陽國志·巴志》）[8]。至漢又規定巴族的羅、朴、昝、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但每戶歲出「錢」口四十文。巴人呼賦為，故當時稱之為「人」。由於人執板楯作戰，因此也稱作板楯七姓；因為他們能夠打虎，所以亦稱為「白虎蠻」或「白虎復夷」[9]。 秦、漢以來，巴人的分布地區，既已列置郡縣，巴人亦已融合於漢部族之中，經久而失去了他們自己的語言，改用漢族的語言。但是在他們的村落間，還是有部落酋長所謂夷王、邑侯存在。 東漢安帝永初（公元107—113年）中，西羌侵入漢中，攻沒郡縣，漢政府賴板楯七姓——民的英勇作戰，才把羌人擊退，當時板楯獲得「神兵」的徽號。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人再度攻入漢中，殺太守，漢政府又靠了板楯精兵，才把它的西南部疆土從羌人手裡搶救出來。由於那時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小生產者經濟衰頹，軍事威力衰落，因此漢政府的南征西討，不得不靠板楯兵的力量。可是東漢政府對於民所進行的剝削，卻是逐漸加重（絕不止每歲口錢四十文），所謂「更賦至重」（《華陽國志·巴志》），重到民無法負擔，不是「嫁妻賣子」，便是「或自頸割」。東漢的地方官吏，對待他們，也是「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隆於囚虜」，因此，民從東漢中葉起，也不斷地採取武裝起義的形式來反抗東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東漢末，益州牧劉璋發漢昌（今四川巴中）民為兵，以拒張魯（《華陽國志·二牧志》）。民多奉張魯的五斗米道，很多民「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遷於漢中楊車坂」（《晉書·李特載記》），漢中人稱之為「楊車巴」。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依板楯七姓。其後魯降於操，板楯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濩亦率民降附於操，操以朴胡為巴中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欲利用巴人的力量，來瓦解劉備的後方。後朴胡等為劉備部將黃權所敗，操又使張郃進軍宕渠，徙民於漢中。劉備使張飛拒郃，飛大破郃，郃走還南鄭，在這一次戰役中，巴西的民隨曹操軍撤退的，人數可能很多。以後曹操預備放棄漢中，又把漢中的民全部遷移到略陽、天水一帶去居住。那一帶本來是氐人的居住地，氐人內遷，人填充，因此北土之人，稱人為「巴氐」[10]。 巴族這一支——「巴氐」或「人」，一部分於西晉末年，在李特的領導下，以流民的身份，結合天水六郡豪右，返抵巴蜀，在數萬家秦、雍流民的支持下，建成（漢）國（公元303—347年）。一部分仍留居隴右，在西晉滅亡後，巴族酋長勾渠知聯絡四山羌、氐、巴、羯三十多萬人，對匈奴主劉曜展開了慘烈的鬥爭，雖然巴民五千餘眾最後作了壯烈的犧牲[11]，但已經震撼了匈奴前趙王朝的根基。 漢族統治階級對內遷各族的奴役與剝削　大抵匈奴族居山西西北部及陝西北部，氐、羌入居陝、甘內地，鮮卑族布滿東起遼東西迄青海的塞外。他們都在「歸附」的名義下，成群地進入中原地區。魏末晉初，少數民族歸附的最高數目是「八百七十餘萬口」（《晉書·文帝紀》），這數字固然有些誇張，但也未必全沒根據；八百七十餘萬口雖未必全部入居中原地區，但是入居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數，也不會太少。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東漢中葉以後，曾在秦漢國家發展的整個時期里，都起過重要作用的小生產者破產了，他們是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他們經濟的衰落，也就給東漢帶來了軍事威力的衰落，其結果，使東漢王朝對少數民族所進行的戰爭不得不日益由進攻轉為防禦。 隨著東漢王朝軍事威力的衰落，鮮卑、烏桓人的進攻日益頻繁起來，在這樣條件下，東漢政府為了挽救軍事上的頹勢，不得不利用內附羌夷、附塞匈奴來作戰。少數民族之為漢政府作戰，有時固出於強制（如發西羌屯戍西域）；有時卻出於自願（如南匈奴為漢擊鮮卑）。東漢王朝崩潰以後，方鎮互峙，三國紛爭，中原的割據勢力為了戰勝敵人，又主動地招致了塞上少數民族的內徙。如袁紹「撫有三郡烏桓，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序）；紹子袁尚遣將與匈奴單于連兵平陽（今山西臨汾），以擊曹操；曹操使太原烏丸王魯昔屯兵池陽以備盧水胡；又徙武都氐五萬餘落於秦川，「欲以強寇弱國，捍禦蜀虜」（江統《徙戎論》）；諸葛亮遠結鮮卑軻比能，「與相首尾」（《三國志·魏志·牽招傳》），以擾曹魏北邊；鄧艾謀滅蜀漢，招鮮卑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漢人雜居（見《晉書·傅玄傳》）。從此魏、蜀的軍隊，也就變成了一支各族混雜的部曲。不獨董卓之眾「來兵皆胡羌」（《後漢書·列女·董祀妻傳》）；就是劉備、曹操的部隊也雜以「幽州烏桓雜胡騎」（《三國志·蜀志·先主傳》）；魏末郭淮部曲，更多「羌胡渠帥」（《三國志·魏志·郭淮傳》注引《世語》）；西晉滅吳之役，有騎督匈奴人綦母邪參加（見《晉書·匈奴傳》）；西晉以後，十六國迭相雄長，中原的軍事組織大都由「戎晉」組合而成，更是不用說了。 除了以部落武裝形式有組織地移居中原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移民，或因部落分散，歸附後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或由漢人把他們俘虜而來。這些移民的遷居內地，在當時簡直是必需的。因為從東漢中葉以後，農民大量流亡，被迫脫離勞動生產；東漢統治崩潰之後，接著又是連年混戰，中原地區殘破不堪，農民不是被屠殺，便是在饑饉癘疫中死亡，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剩下來的編戶齊民，僅及漢代全盛時期人口總數的七分之一。少數民族入居內地，正可以代替他們，彌補勞動人手的不足。政府只要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人民能「家使出谷」（《三國志·魏志·郭淮傳》），「輸租調」（《三國志·魏志·牽招傳》），「服事供職，同於編戶」（《三國志·魏志·梁習傳》），是招徠之不暇的。而在參加掠奪勞動人手白熱戰過程中，世族大地主看到成批成批的少數民族移民入居內地，更用盡各種方法，使他們成為自己的佃客。因此，在曹魏之末，就太原一地而論，「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晉書·外戚王恂傳》）。這樣，少數兄弟族的人民大都在忍受當地漢世族大地主的剝削和壓榨了[12]。 「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江統《徙戎論》）。晉都洛陽，離匈奴所居庭平陽（今山西臨汾）僅隔騎兵三四天路程。西晉王朝的形勢，真是岌岌可危，無怪魏晉以來，鄧艾、郭欽、傅玄、江統諸人都提出「徙戎」的主張，要反覆地說明面臨的危機了。更何況西晉之末，又繼之以「八王混戰」，增加了這種危機呢！ * * * [1]　《後漢書·西南夷·冉傳》：其（指冉——在今四川茂縣）西又有三河、槃於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 《三國志·魏志·梁習傳》注引《魏略》：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今陝西三原西），以備盧水。 《三國志·魏志·張既傳》：文帝即位（公元220年），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既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晉書·惠帝紀》：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郝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 《資治通鑑》晉元康六年胡三省註：廬水胡居安定界。 《華陽國志·大同志》：元康八年，汶山興樂縣（今四川松潘西北）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等數千騎劫縣令。 [2]　漢、魏以後入居中原內地的烏桓，見於史乘的，如：《晉書·王沈傳子浚附傳》：「〔浚〕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穎……使〔和〕演殺浚。……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單于……乃以謀告浚。」《晉書·石勒載記》：「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斬市等於襄國……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於襄國。」《晉書·苻堅載記》：「徙關東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資治通鑑》晉太元九年：「春正月……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農乃詣烏桓張驤……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二月……燕主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以攻鄴……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魏書·太祖紀》：皇始二年「秋七月，〔慕容〕普鄰遣烏丸張驤……出城求食……賀麟自丁零中入於驤軍，因其眾復入中山……張驤……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九月甲申）復獲之。……天興元年……九月，烏丸張驤子超，收合亡命，聚黨三千餘家，據渤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 [3]　漢、魏以後，塞外的烏桓見於史乘的，如：《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五月，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魯與其侯王來朝。」「二十三年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注引《魏略》：「景初元年（公元237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蘿獎等詣闕朝貢。」《通典·邊防典·烏桓傳》本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教，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雲矣。」《晉書·慕容盛載記》：「烏桓王龍之阻兵叛盛。」這部分烏桓族人，以後都融合於鮮卑族，而最後仍融合於漢部族。 [4]　《通典·邊防典·西戎·羌無弋傳》：〔安帝時〕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堠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 [5]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 [6]　《華陽國志·漢中志》：武都郡，魏益州刺史天水楊阜以濱蜀境，移其氐傁於汧、雍及天水、略陽。 《三國志·魏志·楊阜傳》：……轉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 [7]　《華陽國志·巴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捍關、陽關及沔關。《括地誌》云：涪州之陽關（今湖北巴東），夔州魚復縣之江關（今重慶奉節東赤甲山），峽州巴山縣之捍關（今湖北長陽西），此三關也。 [8]　《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李賢註：「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 [9]　《華陽國志·巴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今重慶雲陽縣，《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作「巴郡閬中夷人」）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弓弩，於高樓上射虎……夷人……專以射白虎為事……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 [10]　《華陽國志·李特志》：魏武定漢中，〔李特〕祖父虎與杜濩、朴胡、袁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氐。 《太平御覽》卷323引《十六國春秋》：及魏武克漢中，〔李〕特祖父虎歸魏，魏武嘉之，遷略陽，內徙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宏農，所在號為巴人。 《晉書·李特載記》：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氐。 [11]　《華陽國志·巴志》：宕渠郡漢昌縣……大姓勾氏。 《晉書·劉曜載記》：長水校尉尹車謀反，連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盡殺庫彭等，屍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勾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曜〕以〔游〕子遠為……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安定氐、羌悉下。唯勾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今甘肅靈台西五十里），進攻，平之。 [12]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子泰附傳》：正始（公元240—249年）中……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