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五節 曹魏的經濟與政治
曹操的田租戶調令 從東漢末年起，自耕小農對政府負擔田租、戶調、力役三項封建義務。
從東漢中葉以來，政府調發實物，尤其調發縑、帛等實物，逐漸增多。如桓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才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後漢紀》）；到了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兗、豫二州「錄戶調」，「收其綿、絹」（《三國志·魏志·趙儼傳》）；略定河北後，在建安九年，操又下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這就是田租戶調令的正式頒布。
戶調製的剝削對象是小農農村的小生產者，而戶調製的剝削形式則是從兩漢時代的人頭稅演變而來的。
漢代於徭役之外，本有所謂「口賦」及「算賦」等人頭稅：「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如淳注引《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賈人與奴婢倍算。曹魏的徵收綿、絹當為口賦和算賦的合併。不同的是漢制徵收貨幣，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自然經濟更占統治地位，鑄幣近於廢棄，民間改用谷、帛交易，故魏制改徵實物；漢制以丁為徵收單位，曹魏把人頭稅等貨幣折成絹、布以後，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絹、布，斷裂成零碎的片段來折合人頭稅，不但計算起來存在著困難，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絹、布，也不能再製衣服，這對人力物力來說，都是莫大的浪費，同時，也由於東漢末年以來，剝削過重，逃亡者多，戶較丁更不容易流動，也就更便於徵調，故魏制以戶為徵收單位，並易其名為戶調。當然，戶調實施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古代中國，家庭紡織業始終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農業和手工業是一直結合在一起的，隨著封建關係的發展，政府編戶齊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稅源日益減少，封建政權自然更需要加緊對自耕小農的剝削，這樣，就會既向他們要大量租谷，又向他們要超額的調絹了。
曹魏的屯田制度 黃巾大起義的巨大威力，迫使曹操不得不考慮流民和土地的結合問題，而開始募民屯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開始於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以後又大規模地募民，在州郡列置屯田，每年收穫到穀物數千萬斛。這樣，不但解決了軍食問題，使曹操粉碎群雄，統一北方，有了比較充實的經濟力量；同時也使東漢以來被剝奪了土地和脫離了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農民的身份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過程。屯田的成功，使政府成為大土地經營者，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隸農的勞動，這樣便構成了官府大地主和屯田客、佃兵的生產關係。
屯田分民屯和兵屯兩種。民屯的管理方式：全國所有民屯，由大司農掌管[1]；民屯所在地的郡國，設立典農中郎將（和郡守地位相等的農官）；中郎將之下，有典農都尉（和縣令地位相等的農官）[2]；典農都尉以下，就是管理一屯（生產單位）的屯司馬了。每一屯的屯司馬，管轄屯田客五十人[3]，屯田客也稱「典農部民」[4]。從管理民屯的農官稱為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屯司馬等看來，民屯的軍事色彩也是很濃厚的。
兵屯除由各軍將吏自行「勸課」耕作之外，又由大司農派司農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至兵屯所在地，專管軍隊中的屯田事項[5]。而兵屯則還是保持著原有的軍事建制，以營為生產單位，每營有佃兵六十人[6]，佃兵也稱「士」，又稱「田卒」。
參加民屯的各個家族，有著自己的固定田場，也有著自己的經濟。不過屯田客、佃兵的土地是屬於政府的，他們對土地的占有權是不穩固的，政府隨時可以把他們移詣別處，他們每年在收穫到農產品以後，按分成的辦法，繳給政府，「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晉書·傅玄傳》）。屯田客向政府繳納的租額，不但比兩漢統一政權對小生產者三十稅一或十五稅一的剝削（人口稅在外）遠為沉重，就是比之漢代無地的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繳納十分之五的地租，也都超過了。
屯田土地上，除了普遍種植稻、粟以外，從其後曹爽、何晏「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三國志·魏志·曹真傳》）一事看來，也有栽植桑、麻的。當曹操屯田實施之初，正值連年荒儉，曹操甚至命典農種稗以濟凶年，故《齊民要術·種穀篇》有「稗中有米，熟時搗取米炊食之，不減粱米」，本註：「魏武（曹操）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四斗，大儉，可磨食也。」
由於官府對屯田客、佃兵的過度剝削，以及州、郡農民過去本來是獨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較自由的，而屯田客是束縛在指定地區的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其勞動則須直接受著典農或屯司馬的管轄及支配，身份大大低落與失去自由，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屯田客、佃兵就發生不是逃亡便是起義的現象[7]，以致曹操不得不把民屯政策的強制移殖改為自願應募，同時不得不允許應募而來的屯田客只要種田，不必作戰，作為一種讓步[8]。這麼一來，應募而來的人，果然是增多了。至於曹操對付兵士的逃亡，則一味採取高壓政策。兵士逃亡，罪及妻子[9]。到此，士兵在性質上，不但是個戰士，而且是國家軍屯下的隸屬農民。這樣，制止軍士的逃亡，不但依靠有形式的軍法，而且有比軍法更厲害的使佃兵束縛於土地上的經濟關係。自此以後，由於佃兵的耕種土地，多是父子相承，軍戶從此也是世代相襲，成為低於自耕農的人戶了[10]。
曹操在許昌（今河南許昌）、潁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治）屯田的成功，使他得以統一中原，因此屯田制也擴大到各地區。如司州的洛陽、滎陽（郡治滎陽，今河南滎陽）、原武（郡治原武，今河南原陽西）、弘農（郡治弘農，今河南靈寶南）、河東（郡治安邑，今山西聞喜南）、河內（郡治懷，今河南修武西南）、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陽）、汲郡（治汲，今河南汲縣西南）、豫州的襄城（郡治襄城，今河南襄城）、汝南（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東南）、梁國（治下邑，今安徽碭山）、沛國（治相，今安徽宿州西北）、譙郡（治譙，今安徽亳州），荊州的南陽，冀州的魏郡（治鄴，今河北磁縣東南）、巨鹿（郡治陶，今河北寧晉西南），并州的上黨（郡治壺關城，今山西長治市東南）等郡國，都興立屯田[11]。此外為了供應前方的糧餉起見，也選擇軍事重鎮如雍州的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上邽（今甘肅天水市西南）、揚州的芍陂（今安徽壽縣南）、皖城（今安徽潛山）等地，興立屯田[12]。以後又於公元243年，在今蘇北、皖北一帶，廣興屯田，規模尤大：長四百餘里的屯田線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三國志·魏志·鄧艾傳》），「北臨淮水，自鍾離（今安徽鳳陽）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今河南南陽附近），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今安徽壽縣）到京師（洛陽），農官田兵，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晉書·食貨志》）。到了公元257年，「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豫州界二度支（校尉）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晉書·食貨志》）。這對中原地區農業經濟的恢復起了一定作用。
曹魏一面用屯田客、佃兵屯田，一面又招回流亡人口，分給無主荒地，並貸以犁、牛。如：「關中……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衛覬說曹操以「鹽，國之大寶」，「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三國志·魏志·衛覬傳》），於是「流人歸還，關中豐實」（《晉書·食貨志》）。原先關中經亂，「民人多不專於農殖，〔京兆太守顏〕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一二年中，家家有丁車大牛」（《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敦煌……不曉作耬犁……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敦煌太守皇甫〕隆到，教作耬犁……其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曹魏的興修水利與北方農業生產的復甦 曹魏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屯田，注意興辦水利灌溉事業，在各地修造陂堨，廣興稻田。如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治睢陽渠。黃初六年（公元225年），通討虜渠。此外又在今河南境內「斷太壽水作陂……種稻」（《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在今安徽合肥附近，「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三國志·魏志·劉馥傳》），僅七門一堰，「灌田千五百頃」（《太平寰宇記》）；芍陂灌溉的面積更廣，溉田至數萬頃之多。在今安徽宿州一帶，當時的「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三國志·魏志·鄭渾傳》）。在今河南，「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魏志·賈逵傳》）。在河南北部造沁水石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水經·沁水注》）。在今陝西「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潟鹵之地三千餘頃」（《晉書·食貨志》）。在今河南淮陽一帶，「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又「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通典·食貨典·屯田》作三）萬頃」（《三國志·魏志·鄧艾傳》）[13]。在今河北「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洽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水經·鮑丘水注》）。在河南、湖北交界處，「又修邵信臣遺蹟，激用滍、淯二水，以浸原田萬餘頃」（《晉書·杜預傳》）。可見灌溉事業的發達已普遍到整個中原地區，西至關、陝，北至幽、冀，都有引河溉田的農業經營，而從洛陽到淮南的灌溉系統，尤具規模。水田的生產量，遠比陸田為大，曹魏時代經營的水田，每年每畝的收穫量可達到數十斛以上，全國屯田的總生產量，數量當更可觀[14]。
中原地區的灌溉系統，經過長時期整理以後，粗具規模。但是由於以後掌握水利灌溉組織的都水使者和州、郡官吏以及度支、典農等農官，對於防旱和防洪的一致性認識不夠，在修建陂堰工程時，只是單純地注意於蓄水防旱，而不注意於防洪防汛，平日掌握的重點也偏重於合理用水，對防洪防汛，沒有絲毫準備，因此到了西晉政權成立初期（公元277年），潁川、襄城一帶，「自春以來」，「霖雨過差」，「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洿，高地皆多磽塉」（《晉書·食貨志》），而且在水災過後，由於陂堨已被決壞的緣故，又帶來了旱災的威脅。西晉為了防止水旱災和安插人口起見，於是就進一步把兗、豫兩州不必要的蓄水陂堰，「蒲韋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晉書·食貨志》），放泄積水，闢為陸田，借田給兗、豫兩州兵民耕種；同時，由於原來這一地帶「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晉書·食貨志》），變為陸田，就由政府調撥耕牛三萬五千頭，借與兩州兵民，收谷之後，每頭牛償谷二十斛；這樣，耕地增加，農業當繼續在發展。
中原地區農業生產逐漸復甦，手工業也相應有了發展。在東漢時，杜詩就在南陽「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後漢書·杜詩傳》），水力鼓風爐已被應用於鐵的冶鑄方面。曹魏承大破壞之後，鐵的生產，大遭破壞，改鐵制刑具為木製，足見鐵非常缺乏。曹操在「河北始開冶」（《太平御覽》卷241引《魏略》），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韓暨為監冶謁者。暨「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熟鐵一百二十斤），用馬百匹（百匹馬力），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三國志·魏志·韓暨傳》）。《水經·谷水注》：「白超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谷水為水冶，以供國用。」可見這種水冶已經普及大河南北了。在晉人的通信中，曾提到曹魏鄴城的冰井台下，還藏有石炭（煤）數十萬斤，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民逐漸擴大對自然界物資的利用[15]。由於煤開始應用於冶鐵方面，水力鼓風爐之被利用，又能不斷進行熔煉，一方面提煉出的金屬比起所耗費的原料來，已經減少，可以增大鐵的冶鑄量，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鐵的成本。鐵的冶鑄量的增加與生產成本之降低，擴大了鐵器的使用範圍，從而使農業生產獲得更快的恢復，奠定西晉代魏前後覆蜀滅吳的經濟基礎[16]。
屯田制度的逐漸破壞 中原地區自公元196年開始屯田，到公元280年實行占田，前後八十餘年之間，農村經濟逐漸恢復。但是隨著生產的進步，剝削也加重了。屯田的租率，越來越高。過去屯田客、佃兵如使用政府耕牛，生產總收穫量百分之六十歸政府，百分之四十歸自己；如用自己耕牛，與政府中分收穫量。魏末晉初，租率提高到如「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晉書·傅玄傳》）。過度的剝削，使屯田客、佃兵的生活更為困苦，生產情緒，日益低落。在這種情況下，屯田客、佃兵不是在農官的許可下，「末作治生，以要利入」（《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來補農耕之不足，造成「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晉書·束晳傳》）的景象，便是逃亡，投靠於世家大族。這樣，屯田土地上的勞動人手，必然不足。同時，為了提高剝削量，政府課田的方針也不得不一反魏初的精耕細作的耕法，所謂「不務多其頃畝，但務多其功力」的方法，而強迫屯田客、佃兵多耕墾畝數。但在當時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條件等限制之下，勞動力的強度是有限的，課田的畝數增多，他們就被迫漸趨於粗放的耕法，即所謂「日增田頃畝之課」，以致收穫減少，「至畝數斛已還」，甚至「不足以償種」（《晉書·傅玄傳》）。
為了增加租入，政府有補充勞動人手到兵屯中去的必要，乃在公元275年，用「鄴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種稻」（《晉書·食貨志》）。奴婢一經屯田，則其待遇一如佃兵，其身份也由官奴婢而提升為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了。然而奴婢成為佃兵之後，在三七、二八分的超額租課之下，勞動興趣也不會比屯田客、佃兵高。
而且，世家大族有時還想霸占屯田的土地，如曹爽專政時，與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以為產業」（《三國志·魏志·曹真傳子爽附傳》）；晉泰始（公元265—274年）初，「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晉書·李熹傳》）；「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晉書·裴秀傳》），這又加速了屯田制破壞的過程。
屯田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就政府來說，已經不能通過屯田達到束縛流民於土地之上和增加租入的目的，政府也已無利可圖了（甚至不足以償種），所以，司馬炎滅吳（公元280年）之後，因屯田的軍事目的已經消逝，便要另行頒布占田法了。
九品官人制度的產生 在曹操未死時，曹操做皇帝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可是中原的世家大族卻不願背棄享國已四百年的漢天子，而稱臣妾於「贅閹遺丑」的曹氏。曹操既殺孔融，又因荀彧不同意自己受「九錫」，迫使荀彧自殺。世家大族在這樣形勢下，也只得低首下心，暫時向曹魏政權屈服，等待時機，再圖發展。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繼位為魏王，進一步就要受禪，登上皇帝的寶座。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換代的工作，對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讓步。當時世族大地主尚書潁川陳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難地予以通過了。經過這種方式的妥協，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九品官人」方案的內容是什麼呢?
在國家統一時代，官僚的來源，大要不出「察舉」和「徵辟」兩途。察舉是由中央政府下詔規定政府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質，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武猛堪將帥」之類，要地方政府在其轄境內發現這種人才，推薦上去。至於各級官府選拔有才能的人做僚屬，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從「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或做過高官的人中挑選人才，給他大官做，那便叫做徵辟了。這兩種制度，有同一目的，就是強化中央集權。東漢以後，小生產者經濟衰頹，又經過東漢統治崩潰以後的人士大流徙，無論士、庶大都流離徙轉，脫離鄉土；秦、漢以來的鄉、亭、里組織，已大半破壞，人士的出身里爵、道德才能，均難稽考。以鄉、亭、里組織形式為基礎的「鄉舉里選」已無法執行了。在這種狀態下，所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宋書·恩幸傳》論），為了吸收人才，擴大統治集團勢力，遂不得不立權宜之制，於是有九品中正的產生[17]。這時中央的銓選機關承東漢以來尚書台權力發展的趨勢，完全轉歸吏部，而九品中正的成立，即是以已經吸收了的「著姓士族」，為其本州郡邑的州都與大中正、中正，使掌搜薦，以幫助吏部來銓選人士。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依據管內人物的品行，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有權進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文獻通考·選舉考》）。吏部的選用，就是根據中正的「品狀」來定的。
起初，權立九品，所謂「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論）。但是由於大小中正，既皆取「著姓士族」來充任，其結果必然地為世家大族所操縱，以致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現象。世家大族有了政治上這種壟斷工具，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為雄厚，只要把國家政權的主要工具軍隊抓到手，就可以戰勝寒門地主了。
曹魏前期的政治 公元220年十月，曹丕迫使漢帝禪位，自己做了皇帝，國號魏，把都城從許昌遷到洛陽。曹丕做了七年皇帝（公元220—226年）。他想完成曹操生前所沒有完成的全國統一事業，曾問謀臣賈詡，先攻吳呢，還是先平蜀?賈詡說：「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三國志·魏志·賈詡傳》）這還是曹操所規定的戰略決策，吳、蜀一時不能攻取，先不忙於興師動眾，讓中原的生產復甦，積蓄力量，然後利用吳、蜀內部的危機，取亂侮亡，出兵攻取二國。曹丕起初並不能接受這個現實，黃初五年（公元224年），他親率大軍伐吳，到達廣陵（今江蘇揚州市），「時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只得退兵。黃初六年，丕再次臨江觀兵，時魏「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注引《吳錄》）還是把軍隊北撤了。這兩次伐吳，都沒有打勝仗，耀兵江上，對東吳只是起一種威懾的作用而已。
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子曹叡即位。曹叡在即位之前，不接交朝臣，不過問政事，曹丕怕他擔當不起國家重任來，所以指定曹真、陳群、曹休、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不久，曹叡把曹真調往關中，把司馬懿調到南陽去坐鎮，處以方面重任，政由己出。又用鍾繇為太傅，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曹魏的太傅和三公，不親政事，都沒有實權，但鍾繇、王朗這些人，在當時世家大族中「皆一時之俊偉」（《三國志·魏志·鍾繇傳》），有其代表性。曹叡對這些代表人物的安排，還是比較得當的。曹叡即位的第二年，蜀相諸葛亮就開始北伐，孫權後來也配合諸葛亮幾次進攻合肥新城。曹叡先後用曹真、司馬懿鎮守關中，抵禦諸葛亮；用滿寵鎮守淮南，防備東吳，堅決執行曹操以來所堅持的戰略防禦方針，使敵軍進不得戰，糧盡必退。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針，執行得是比較成功的。
當時割據遼東的公孫淵自稱燕王，建元紹漢，並引誘鮮卑單于，侵擾魏的北邊。曹叡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景初二年三次遣兵伐淵。最後一次討伐，司馬懿擔任統帥，帶了四萬軍隊，連戰連勝，斬公孫淵父子，把遼東的廣大地區併入了曹魏的版圖。
曹叡統治的時期，是魏王朝的全盛時期。有人認為從曹丕時起，曹魏政權就在走下坡路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曹叡修繕了許昌和洛陽兩地的宮殿，在洛陽建造昭陽太極殿、九龍殿、陵霄闕、芳林園，規模巨大的土木工程，成為國家支出的重大壓力。後宮宮女多至數千人，也給人民帶來了沉重負擔。曹叡還在洛陽東面的滎陽、洛陽西面的宜陽一帶，圈禁了許多土地來豢養麋鹿，鹿群踐踏附近作物，或齕食禾苗，曹叡不准百姓加以傷害。獵禁規定，「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三國志·魏志·高柔傳》）。百姓不敢犯禁殺鹿，只能眼看著鹿群把自己辛勤種植起來的作物糟蹋得不像樣子。這些可算是曹叡的弊政，但是他政由己出，大權並沒有旁落。
曹魏的衰亡 公元239年，曹叡病死。養子曹芳年僅八歲，繼位為帝。大將軍曹爽（曹真子）、太尉司馬懿輔政，國家權力不久就落到司馬懿手裡。
司馬懿，是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的世族大地主，家世二千石高官，祖雋，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懿兄弟八人，號稱「八達」。漢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郡舉為上計掾。建安十三年，曹操為丞相，又辟司馬懿為丞相府文學掾。屢轉至丞相主簿。到了曹操封魏王、曹丕為魏國王太子時，司馬懿又轉為魏王太子中庶子，大為丕所信重。曹操死，曹丕繼為魏王、漢丞相，以司馬懿為丞相長史。丕受漢禪，司馬懿的地位漸漸重要起來，官至撫軍將軍，錄尚書事。曹丕死，司馬懿又與曹真、陳群、曹休同受遺詔，輔佐曹叡。不過當時的曹叡「政由己出」，曹真、曹休的聲望又高於司馬懿，因此司馬懿在曹魏政權中，還不可能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公元231年曹真死後，對蜀漢的戰爭開始歸司馬懿指揮。在三國鼎峙的局面下，軍事鬥爭畢竟是很重要的。曹魏的對外戰爭，主要是對蜀漢的戰爭，擔當這個重任的，實際上也就握有曹魏軍事實權。司馬懿很能掌握過去曹操的戰略方針，他就被派擔任防禦蜀漢的重任，最後不戰而屈人之兵，戰勝了諸葛亮，防禦方針完全成功。以後他又率大軍消滅割據遼東已有三世的公孫淵，因此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威信也首屈一指了。
司馬氏的姻戚都是當時世家大族，如司馬懿妻母河內山氏，是山濤的祖姑母；懿長子司馬師繼娶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姊姊；懿次子司馬昭娶東海王氏，王氏祖王朗、父王肅，都是當時數一數二的經學世家；懿女婿京兆杜預等，也都是名宦之後。而曹氏父子出自「贅閹遺丑」，曹操妻卞後出自娼家，曹丕妻郭后本銅鞮侯家女奴，曹叡妻毛後父典虞車工來，貴賤美醜，在當時世家大族看來，真是相去天淵。
曹芳繼位後，大權全歸大將軍曹爽；司馬懿轉為太傅，卻是一個閒職。曹爽一面以弟曹羲為中領軍，率領禁兵；一面引用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人掌管樞要，力圖排擠司馬氏勢力。司馬懿假裝生病，表示謙讓，暗中卻也在布置，以司馬師代夏侯玄為中護軍，蔣濟為太尉。曹氏與司馬氏之間的矛盾已趨表面化了。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日，司馬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趁皇帝曹芳和大將軍曹爽離開洛陽去祭掃高平陵（魏明帝曹叡墓，在洛陽南九十里）的時候，發動政變，控制洛陽，迫使永寧宮太后郭氏（曹叡妻）下令免除曹爽兄弟職位，並關閉洛陽各城門。司馬懿還奪據了武庫（軍器庫）；派他長子司馬師屯兵司馬門，列陣闕下；自己又和太尉蔣濟出屯洛水浮橋，切斷了洛陽和高平陵的交通。然後派人送奏章給少主曹芳，揭舉曹爽兄弟的罪惡，要求黜免曹爽兄弟的職位。曹爽進退失據，彷徨無計，最後同意放棄權力，說：「司馬公（司馬懿）正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曹爽封武安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晉書·宣帝紀》）。曹爽兄弟伴隨曹芳回到洛陽，就被軟禁起來。到了正月初十，曹爽和其弟曹羲、曹訓及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以「陰謀反逆」的罪名被斬首，誅及三族（父母、妻子、兄弟）。經過這次政變，曹魏的軍政大權，全部落在司馬懿手中。然而矛盾並沒有徹底解決，鬥爭在醞釀，在繼續發展。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馬懿病死，子司馬師繼懿擅政。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馬師死，弟司馬昭繼師擅政。
正始十年，司馬懿殺曹爽；嘉平三年，殺揚州刺史（鎮壽春）王淩及楚王曹彪（曹操子）；嘉平六年，司馬師殺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廢魏主曹芳，立高貴鄉公曹髦（曹丕孫）；正元二年，殺鎮東大將軍（鎮壽春）毌丘儉；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馬昭又殺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甘露五年，殺魏主曹髦，立曹奐（曹操孫）。經過一系列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集團的殘酷鬥爭，歷時十五六年（公元249—264年）之久，結果，親司馬氏的一派才把親曹氏的一派徹底擊垮了。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馬昭死，子司馬炎繼昭為丞相、晉王，旋即廢掉魏主曹奐，自立為皇帝，國號晉，他就是晉武帝。
中原經過五六十年相對安定的局面，實力已超過吳、蜀兩國。在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馬昭先已派兵滅蜀；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司馬炎又派兵滅吳，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使中國暫時獲得統一。
曹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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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書·敘傳》：「〔班況〕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按屯田都尉隸大司農，自漢制已然。
《三國志·魏志·曹真傳子爽附傳》注引《魏略》曰：「桓范……為司農……謂〔曹〕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
《太平御覽》卷232引《晉陽秋》曰：司農桓范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我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2]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
[3] 《晉書·食貨志》：咸寧元年十二月詔：「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種稻，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
屯司馬亦稱農司馬。《晉書·石苞傳》：「縣召為吏，給農司馬。」
[4] 屯田客見《三國志·魏志·趙儼傳》：「以儼為關中護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
屯田客亦簡稱客，見《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又見《三國志·魏志·梁習傳》：「建安十八年……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
典農部民見《三國志·魏志·鄧艾傳》：「少為襄陽典農部民。」又見《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屯田客亦有稱百姓者，見《三國志·魏志·王昶傳》：「為洛陽典農，昶勸課百姓，墾田特多。」又見《晉書·文帝紀》：「為洛陽典農中郎將……不奪農時，百姓大悅。」
[5] 度支中郎將一人，二千石，第六品，掌諸軍屯田。度支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第六品。度支都尉一人，六百石，第七品。各置司馬一人，均屬司農。
《太平御覽》卷241引《魏略》曰：司農度支校尉，黃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諸軍屯田。
[6] 《晉書·食貨志》：〔正始四年〕，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7] 《三國志·魏志·袁渙傳》：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切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屯田客起義見《三國志·魏志·趙儼傳》：「以儼為關中護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8] 《三國志·魏志·賈逵傳》：「其後欲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命。」按屯田都尉藏匿逃兵，不是因為屯田農官有勢力，而是因屯田客無兵役，兵士逃入可以相矇混。
[9] 《三國志·魏志·盧毓傳》：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處死刑）。
《三國志·魏志·高柔傳》：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處死）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父母妻子兄弟皆死，是為夷三族）。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不殺金母、弟（仍殺金妻子）。
《三國志·魏志·高柔傳》：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及男女盈為官奴婢。
[10] 《三國志·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
《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二引晉武帝伐吳詔：今調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還，先取有妻息者。
《晉書·匈奴傳》：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以上士家之證。）
《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士之子曰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初受封……而所得兵百五十人……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以上士家子稱士息之證。）
《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曰：太子舍人張茂以……帝……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以上士之女稱士女，必以配士之證）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子毓附傳》：聽……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以上士妻配嫁之證。）
[11] 許昌屯田除建安初已具規模外，以後還繼續發展。《三國志·魏志·王朗傳》：「黃初中……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
潁川屯田，見《晉書·宣帝紀》：「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按任潁川典農中郎將者，有嚴匡、徐邈、裴潛；嚴匡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徐邈、裴潛各見《三國志·魏志》本傳。
洛陽屯田，任洛陽典農中郎將者，有司馬昭、司馬望、侯史光、王昶、桓范、毌丘儉；司馬昭見《晉書·文帝紀》，司馬望見《晉書·安平王孚傳子望附傳》，侯史光見《晉書》本傳，桓范見《太平御覽》卷681引《魏書》，王昶、毌丘儉見《三國志·魏志》本傳。
滎陽屯田，見《水經·濟水注》。
原武屯田，任原武典農中郎將者，有毛曾、司馬洪；曾見《三國志·魏志·明悼毛皇后傳》，洪見《晉書·安平王孚傳孫洪附傳》。洪傳雲「仕魏歷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魏時無原武郡，其為咸熙元年罷屯田，諸典農官改為太守時所改無疑。
弘農屯田，見《三國志·魏志·賈逵傳》。任弘農典農校尉者，有孟康、傅玄；康見《三國志·魏志·杜畿傳》注引《魏略》，玄見《晉書》本傳。
宜陽屯田，任宜陽典農者有劉龜，見《三國志·魏志·高柔傳》。
河東屯田，任河東典農中郎將者，有趙儼，見《三國志·魏志》本傳。又曲沃典農都尉見大將軍曹真碑碑陰所載「州民小平農都尉」（無考），「州民曲沃農都尉」。
河內屯田，任河內典農中郎將者，有司馬孚，見《晉書》本傳及《水經·沁水注》。
野王屯田，見《三國志·魏志·曹真傳子爽附傳》：「〔爽〕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以為產業。」《晉書·安平王孚傳子輔附傳》：「魏末為野王太守。」按曹魏時無野王郡，其為咸熙元年罷屯田，諸典農官改為太守時所改無疑。
汲郡屯田，任汲郡典農中郎將者，有何曾、賈充，各見《晉書》本傳。
襄城屯田，任襄城典農中郎將者，有黃朗，見《三國志·魏志·裴潛傳》注引《魏略》。
汝南屬縣宋屯田，見《晉書·食貨志》：「宋……縣（今安徽太和北）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
梁國屯田，見《三國志·魏志·盧毓傳》：「毓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遂……使將徙民為睢陽（梁國治所）典農校尉。」
沛國屯田，見《三國志·魏志·袁渙傳》。
譙郡屯田，見《三國志·魏志·盧毓傳》：「〔文〕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
南陽屯田，見《水經·谷水注》：「涅陽縣（今河南鎮平縣南），故南陽典農治。」
魏郡屯田，任魏郡典農中郎將者，有裴潛，見《三國志·魏志》本傳。魏郡治鄴，故亦稱鄴典農中郎將；石苞任此，見《晉書》本傳。
巨鹿屬縣列人（今河北肥鄉東北）屯田，任列人典農都尉者，有王弘直，見《三國志·魏志·管輅傳》。
陽平、頓丘屯田，見《晉書·束晳傳》：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
上黨屯田，見《三國志·魏志·梁習傳》。
[12] 長安屯田，見《三國志·魏志·趙儼傳》：又《倉慈傳》注引《魏略》有「長安典農」。
上邽屯田，見《晉書·食貨志》：「嘉平四年，關中飢，宣帝（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
芍陂屯田，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皖城屯田，見《三國志·吳志·呂蒙傳》：「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
關於曹魏屯田材料，參考楊晨《三國會要》，和何茲全教授所著《三國時代國家的三種領民》（《食貨》第1卷第11期）、唐長孺教授《西晉田制試釋》（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等論文。
[13] 《元和郡縣誌》：陳州溵水縣溉灌城，縣東二十五里，本魏將鄧艾所築。艾為典農，使行陳潁之間，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遂開陂築塘，大興灌溉，軍儲豐足，因名此城。
《元和郡縣誌補》引《藝文類聚》：鄧艾既開陂灌田，又於縣（楚州寶應縣）築塘四十九所。（白水陂在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與盱眙破釜塘相連，開八水門，立屯，溉田萬二千頃）
[14] 當時東南沿海稻田每畝收稻約五六斛（一斛合今二斗左右）。《三國志·吳志·鍾離牧傳》：「種稻二十餘畝……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六十斛米約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畝收粟五六斛。巴蜀地區有畝收十五斛至三十斛者，《華陽國志·蜀志》：「綿竹縣……綿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其在黃河流域，畝收十斛，即為良田，嵇康《養生論》所謂「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是也。然通全國肥瘠而計之，每畝約收三斛；《後漢書·仲長統傳》載《昌言·損益篇》：「今通肥饒（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而屯田以灌溉規模宏大，故有畝收十餘斛，或數十斛者。《晉書·傅玄傳》：「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收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15] 《水經·濁漳水注》：魏武封於鄴……城之西北有三台……北曰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
《太平御覽》卷605引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雲消此燒，復可用燃，今送二螺。
[16] 參考何茲全教授所著《三國時代農村經濟的破壞與復興》，載《食貨》第1卷第5期。
[17] 《晉書·衛瓘傳》：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
《晉書·李重傳》：上疏陳九品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