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江東的開發與東吳政權的建立　孫堅，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世仕郡縣為小吏。東漢末，會稽地區有許生為首的農民起義，堅組織地主武裝，助州郡擊殺許生。後十年，黃巾起義，堅又隨朱儁鎮壓黃巾，積軍功封侯，任長沙太守。牧守混戰中，堅依附袁術，奉袁術命令進攻劉表，在襄陽城外為表部將黃祖部下射死。堅長子孫策，領堅部曲，有眾千餘人，馬數十匹。袁術利用孫策以江東人進取江東，策在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受命渡江作戰，所向無前，不久在江東建立了根據地；有兵兩萬餘人，馬千餘匹。袁術稱帝，策便和袁術決裂。術病死，術殘部全歸孫策，策統一了江東。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策遇刺身死（年二十六），弟權繼位。權對長江以北的中原局勢，坐觀成敗，竭力向長江以南擴大地盤，除江東之外，據有今廣東、福建及湖南大部地區。赤壁會戰打消了曹操吞併江東的企圖，這樣，東吳的江東政權就更加鞏固了。公元221年，權受封吳王，229年自稱皇帝。 東吳立國的先決條件是什麼呢?本來在西漢時，東南沿海一帶還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後地區。東漢時，安徽廬江一帶，尚未懂得牛耕，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之法，「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其他一些地區也鑄作田器，使用牛耕，從此牛耕的方法，逐漸從黃河流域推廣到長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了。 除牛耕普遍應用以外，中原的水利灌溉事業，也推廣至江南會稽一帶。《太平御覽》卷66引《會稽記》：「〔鏡湖〕，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少水，則泄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回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即此一端，可見江南的灌溉事業，也是在飛躍發展之中。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技術的逐漸提高，人口也就漸漸增加起來了。荊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五十九萬餘增至六百二十萬餘；揚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二十餘萬增至四百三十三萬餘。這種情形就說明在東漢時東南的經濟、文化逐漸發展的事實。 牧守混戰，中原變成屠場，北方人民避難渡江的更多[1]。公元213年，江北的自耕小農不願做政府屯田土地上的屯田客，渡江至江南，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他們不僅給江南帶來了進步的農業生產工具和先進生產技能，同時也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這就成為東吳在江東立國的有利條件。 東吳的屯田　今皖南歙、黟、休寧等縣，浙西淳安等縣，江西德興、上饒、永修等縣市，福建武夷山、建陽等縣市，周圍數千里，山谷萬重。這一帶的土著居民，在漢末尚過著村社的生活，當時稱之為「山越」。東吳政權建立初期，想奪取他們村社的土地，而使他們變成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強制他們給政府耕田當兵。孫權於公元200年開始向山越進攻，一直到公元237年，前後達三十八年之久。掠奪來的「生口」，除補充軍隊以外，不是充作屯田上的隸屬農民，便是分給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當作部曲和佃客；諸葛恪在丹陽（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一郡，就得到甲士四萬之多。粗略統計起來，東吳軍隊共有二十餘萬，其中精銳十餘萬人，就是由山越人組成的[2]。 軍隊擴大了，戰鬥力也加強了[3]。然而，東吳政權須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使它從軍事集團的組織形式漸漸走上封建割據國家的組織形式道路上來。 為了保證軍糧的供給，為了增加政府財政的收入，東吳政權也像曹魏政權一樣，成立兵屯和民屯的管理機構——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4]，採用軍事編制，把掠奪來的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強制他們進行耕作。兵屯下的耕作者——佃兵，稱為「作士」；民屯下的耕作者，稱為「屯田客」。屯田客只須種田耕地，政府對他們有免除兵役的規定；佃兵且耕且戰，負擔兩種任務。屯田客和佃兵有時也參加政府的突擊工作，如建糧倉、開道路[5]，但主要的還是種田耕地。 東吳的屯田，開始於公元203—204年前後，直到東吳政權覆滅（公元280年），歷七十餘年之久[6]。較大規模的兵屯在廬江郡（治皖，今安徽潛山）[7]；較大規模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有男女各數萬口之多[8]。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東吳屯田的成功，解決了北方南下流民與土地的結合問題，也解決了當時的軍食問題。同時，由於北方勞動人口湧向江南，與江南土著居民這兩支生產大軍在生產戰線上會師，大大地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隨著耕地面積的增加，農業生產的昂揚，造成了「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左思《吳都賦》）的繁榮景況。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冶鑄手工業，以武昌附近最為發達[9]。煮鹽手工業，政府在海鹽（今浙江平湖東南）、沙中（今江蘇常熟西北）設有食鹽產銷的管理機構[10]。紡織手工業方面，除了分散在農村以外，政府在建業有自己的「織絡」作坊，作坊內擁有大量的奴隸（罪人是奴隸的來源），專為統治者們製造奢侈的絲織品[11]。 東吳政權也注意興修水利，這不僅是為了利用水力資源和防止水災，而且也含有軍事意義。孫權在黃龍二年（公元230年）築東興堤以遏巢湖。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今江蘇六合）塗塘（今瓦梁堰）以淹北道。其餘重點水利工程大都是圍繞首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而興修的。孫權在赤烏四年鑿東渠，闊五丈，深八尺，以泄玄武湖水，使它傾注到秦淮河裡。從青溪而西，抵雞籠山東南，因為受到江潮的浸潤，所以又稱這一段為潮溝。青溪、潮溝，南接秦淮，西通運瀆，北達長江。赤烏八年又「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今江蘇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蘇江寧境內）至雲陽（今江蘇丹徒）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三國志·吳志·孫權傳》），這是陸上的驛道。同時開鑿破岡瀆，把秦淮河截斷，在方山埭，使秦淮河和破岡瀆接連起來，再引破岡瀆水接通到雲陽，這是水道。也就是此後南朝轉輸的主要內河航道，它的目的是「可避京江之險」。在此稍前，東吳「使郗儉鑿〔建業〕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以達吳越運船」（《讀史方輿紀要》）；在這以後，東吳還開鑿了從雲陽到達長江的運道，這就是《南齊書·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後來江南運河的雛形，在這時已經粗具規模了。 江南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一般依賴船隻，海船不算大的，尚能載馬八十匹[12]；吳亡時，東吳政府的舟船被西晉政府接收去的有五千艘以上（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臨海的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廣州的番禺（今廣州市），都是當時江南規模最大的造船基地[13]。航海的水手，大都選自閩、粵，左思《吳都賦》所謂「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是也。 江南的商業比之以前，也有了巨大的發展。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有大市二，所謂建康大市、建康東市，皆東吳時所立。《吳都賦》稱當時「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商人的財富很快地積聚起來。從公元240年起，東吳還對郡縣級城池，「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三國志·吳志·孫權傳》）。這些有防禦設備的城塞，不僅是政治和徵稅機關的集中地，同時也是這一小地域的交易集中地。商業的初步發展而引起貨幣的不足，故孫權曾下令鑄造以一當五百和以一當一千的青銅幣來流通。當然，這時的貨幣還是以輔助姿態出現，因為這時不僅北方使用谷帛，就是江南地區，也多是鹽布雜用。如孫權賜朱桓家屬「鹽五千斛以周喪事」（《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孫晧時，「一犬至直數千匹」（《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江表傳》），賞賜市易，都用實物，可見江南這一時期的商業發展，還是有限度的。 台灣與大陸經濟文化的聯繫　孫權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東吳開始和構成今中華民族之一的台灣高山族有了正式的接觸。 今天的台灣，當時稱為夷洲，據《太平御覽》卷780引《臨海水土志》稱：「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華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這時台灣高山族內部已分成若干部落，「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但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社會特徵和生活習慣。他們已經有了農業，「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但是他們的生產技術還是相當低下，生產工具和武器尚全用石器，所謂「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鬥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鐶貫珠璫」；紡織方面，他們已「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他們還沒有嚴格的君臣上下之別，首領要召集民眾，用大杵擊大木鼓，遠近馳往赴會。所有這些社會特徵，表明它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夷洲和它的近鄰亦在大海中的亶洲同大陸很早就有了貿易往來，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稱，「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而「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到他們那兒去的。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結果他們雖然沒有找到亶洲，卻到達了夷洲。這可以說是大陸上漢族人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從此之後，台灣和大陸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逐漸地密切了起來，這個寶島也就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東吳與南洋經濟文化的交流　東吳於黃龍二年「浮海求夷洲」之後不久，又進一步地鞏固了對交州（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市）的統治權，於是開始和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諸國建立友好關係。後來交州刺史又派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南海諸國。康泰等在扶南曾見到中天竺的使臣陳宋，他們向陳宋「具問天竺土俗」（《梁書·中天竺國傳》），因此這時東吳和印度也有了聯繫。他們出使南海，「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梁書·海南諸國傳》總敘），歸國後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亦稱《吳時外國傳》、《吳時外國志》，其中包括《扶南記》、《扶南傳》、《扶南土俗》諸篇），都是研究中國和南海諸國初期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材料，可惜原書已佚，現在我們只能從《水經注》、《梁書》、《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諸書中看到它的一鱗半爪。 在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秦論也從南海來到交趾，後來又從交趾到達吳都建業。他在東吳住了七八年之久，一直住到孫權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國。 當時航行在南海之上的船舶，「大者長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千噸）」（《太平御覽》卷769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有中國船、波斯船、天竺船。許多「徼外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太平御覽》卷771引萬震《南州異物志》）。至於開往大秦國的海舶，有時甚至多到「張七帆」（《太平御覽》卷771引康泰《吳時外國傳》）的。其中扶南國的航海船舶，「長者十三尋（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至四十餘人，隨船大小，行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聲如一」（《太平御覽》卷769引康泰《吳時外國傳》）。從以上記載來看，當時吳國與南洋諸國的國際交通已經相當發達，商務關係也已經相當繁榮了。 部曲佃客與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　孫策的渡江而東，統一江南，孫權的東吳政權能夠出現，主要是由於得到江東和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支持。 東漢末，由於牧守混戰，江淮構兵，江東以吳郡顧、陸、朱、張四姓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東有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和他們的地主武裝結合起來，組織一個理想的政權，共同來維持江東的局面。這種政權的出現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使他們的莊園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孫策兄弟，正是他們物色中的理想人物，而孫氏兄弟也竭力拉攏他們，孫策之女後來嫁給了顧邵、陸遜；孫權受封吳王以後，親拜顧雍老母於庭前；後以顧雍為丞相，雍為相歷十九年之久；朱桓被重用，領有部曲萬人。陸氏一家出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四姓子弟，擔任郡縣守令的更多，《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所謂「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吳志·陸凱傳》所謂「先帝（孫權）外仗顧、陸、朱、張」，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不過江東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護他們在太湖流域的既得經濟利益，對外拓地的要求，卻遠不及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樣來得迫切。 孫堅以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堅子孫策徙居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和舒縣世家大族子弟周瑜（瑜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從父尚，丹陽太守；父異，洛陽令）同年友善，瑜把自己的大宅讓給孫策居住，互通有無。其後孫策平定江東，瑜亦渡江為策得力助手。時橋公有二女，策娶大橋，瑜娶小橋。曹操取荊州，欲乘勢兼併江東，周瑜和魯肅堅決主張抗擊曹操。孫權遂命瑜率精兵三萬，敗曹操於赤壁。孫權推心置腹地信任周瑜，並以女配瑜子循；瑜女又配孫權太子登，君臣相得無間。魯肅，臨淮東城（今安徽定遠）人，家富於財。當牧守混戰時，淮泗間戰爭頻繁，肅部勒輕俠少年，「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三國志·吳志·魯肅傳》注引《吳書》），渡江到達江東，通過周瑜的推薦，說孫權割據江東。儘管張昭等人排擠他，說他「年少粗疏，未可用」，孫權還是非常信任他。周瑜死後，魯肅代瑜領兵。呂蒙，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陽西南），行伍出身。魯肅死後，孫權破格用他來代替魯肅領兵。他積極謀劃攻取江陵，「全據長江」，孫權也認為要割據江東，必須控制長江上游，所以完全聽從了他，不惜暫時破壞吳蜀聯盟，來取江陵，襲殺關羽。呂蒙病死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消瘦）」（《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諸葛瑾，是諸葛亮的胞兄，漢末移居江東，受到孫權優禮，官至大將軍。孫權曾說：「孤與子瑜（諸葛瑾字）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可見彼此關係之深。當然，孫權和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等人之間的君臣相得，推心置腹，不僅僅是出於彼此感情上的融洽，意氣間的相投。在牧守混戰之際，皖北、魯南一帶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帶領了他們的宗族、賓客、部曲南渡之後，迫切需要避難的立足點，既可以進，也可以守。孫策、孫權的江東政權能夠穩固起來是完全和他們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相一致的，他們自然樂于歸依孫氏兄弟，為孫權出謀劃策，攻城略地。孫權也必須倚賴這些流寓到江東來的世家豪族大地主來開疆拓土，北抗曹操，使割據江東的政治局面，更加穩定下來。到了三國鼎峙的局勢確定，東吳全據三峽以下長江中下游的局面已經形成，江東政權改取守勢，鞏固防務，才重用吳中四姓的首腦人物陸遜。周瑜、魯肅、呂蒙等人之後，陸遜是孫權最信任的一個將領。諸葛亮在蜀漢秉政，吳蜀聯盟重又恢復，「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但陸遜只是想維持三國鼎立的局面，只是想保住江東。當他在夷陵打敗劉備，劉備退往白帝時，東吳將領徐盛、潘璋等都主張進兵白帝，以擒劉備。陸遜和朱然等少數人認為不宜追擊，應該注意北方的動向，防備曹魏的突然襲擊，所以他很快就勝利收兵了。公元228年秋，魏將曹休被誘率步騎十萬人至皖城（今安徽潛山），孫權命陸遜、朱桓等督六萬人拒休。當時朱桓估計魏兵必敗，因此建議在打敗曹休後，「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許昌）、洛（洛陽）」（《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孫權徵求陸遜的意見，陸遜認為不可以這樣做，孫權也就作罷。孫權君臣以苟安江南為滿足，比起諸葛亮「王業不偏安」的這種心情，是遠遜一籌的。 由於東吳政權和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在東吳政權形成初期，統治集團內部是比較團結的。陸遜曾代表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向孫權建議，對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山越，使用暴力把他們變成國家屯田上的隸屬農民。孫權採納了他的意見，屢次進攻山越，以擴大其政府屯田基礎，同時也把這些隸屬農民分賜給出力的功臣（東吳出力的功臣，也往往就是江東和皖北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如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死，「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蔣欽死後，「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三國志·吳志·蔣欽傳》）；陳表「所受復賜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三國志·吳志·陳武傳》）。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前發展了一步。發展到怎樣程度呢?葛洪在《抱朴子·吳失篇》里曾說過：「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烏爰止。……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粱肉余於犬馬，積珍溢於帑藏。」莊園經濟實力這樣雄厚，毋怪江東世家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一直到南朝陳亡還未下降，吳郡陸氏，在唐一代還出了六個宰相，吳郡顧氏在唐代亦有宰相，到唐末，才漸漸衰落下去。他們的政治地位延續那麼久，從他們的莊園經濟來看，並不是偶然的。 除了佃客的賜予以外，東吳的軍隊中，由於士兵的佃耕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因此出現了世襲兵制度[14]。士兵是世襲的，將領也有不少是世襲的。東吳將領統率軍隊，往往是終身職，身死之後，他的部曲，照例應由長子來承襲「兵業」；長子死後，或有其他原因，則改由次子統率；無子或子幼，則由弟或兄弟的兒子來帶領。江東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差不多都是將領，因此，他們差不多都有部曲。朱桓部曲萬人，以後由他兒子朱異承襲他的兵業；陸遜部曲數千人，以後由他兒子陸抗承襲他的兵業；陸抗部曲數萬，抗死，五子分領。當時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實力，連敵國都不敢輕視，所以魏大將鄧艾說：「孫權已歿，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世族地主權力的擴張也就意味著政府權力的縮小，因此，在東吳政權後期，皇室和大族之間是有矛盾的[15]，不過矛盾是次要的，而他們之間的互相依存，共同對隸屬農民進行榨取，卻是主要的。 東吳的衰亡　孫權從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繼其兄孫策統事，到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冬受封吳王，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自稱皇帝，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病死，他實際做了五十多年的江東之主。 孫權繼承孫策統事時，只有十九歲。他在前半生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他能團結人，對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陸遜這些將領，能夠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們，從而取得了他們的擁戴。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沉湎於酒。他稱吳王的時候，在「武昌臨釣台，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台中，乃當止耳。』」（《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又在一次宴會中，孫權自起敬酒，有人假作喝醉了酒不肯再喝，孫權幾乎將他殺死，經大臣諫爭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三國志·吳志·虞翻傳》）這種酗酒的風氣到孫晧時更加發展了，酗酒成為東吳亡國的原因之一。 孫權在稱帝以後，剛愎自用，這在三國的君主中，也是少見的。公元233年，割據遼東（都於襄平，今遼寧遼陽北七十里）的公孫淵向孫權上表稱臣，孫權非常高興，實行大赦；並且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率兵七八千人（號稱萬人），乘船前往遼東，授予公孫淵燕王的封號。滿朝文武都說：「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宿舒、孫綜，兩人為公孫淵的使節）。」（《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孫權不聽。東吳的元老張昭更是竭力規勸，孫權和張昭反覆辯論，甚至要殺張昭。張彌、許晏等人到了遼東，果然被公孫淵所囚殺，公孫淵還把張彌、許晏的首級送給魏主曹叡請賞，七八千士兵中，由海上逃回到東吳的只有六十多人。這個例子，說明孫權的剛愎自用，發展到什麼樣程度。 孫權晚年，統治集團內部鬥爭逐漸激化。孫權立長子孫登為太子，登先於孫權病死。孫權又立登弟和為太子，封和弟霸為魯王。孫權寵愛孫霸，孫霸想奪取太子的地位，於是朝臣就分為兩大派。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擁護太子和；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支持魯王霸。孫權看到大臣分成兩派，恐怕自己身後也會像袁紹身後那樣釀成大亂，就廢太子和，並命令孫霸自殺，而立少子孫亮為太子。公元252年，孫權病死，孫亮即位，那時他才十歲，不得不由孫權生前安排好的大將軍諸葛恪來輔政。 諸葛恪是諸葛瑾的長子，年輕時就為孫權所器重，在陸遜死後代遜領兵。他秉政以後，裁撤監視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積欠政府的逋債，除去關津的雜稅，開始時吳人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史稱諸葛「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可是東吳統治集團內部，自孫權廢太子和時起，矛盾一直很尖銳，諸葛恪秉政以後，還沒有能夠完全控制這種局面，照理他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的整頓上，而不宜輕啟邊釁。諸葛恪在秉政的第二年，忸於巢湖東興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一次小勝，就輕率地徵發了近二十萬兵眾，圍攻曹魏的合肥新城，從四月圍攻到八月，由於暑天，士卒疲勞，感染瘟疫，死亡的很多，諸葛恪只得撤兵。於是吏民失望，朝野怨艾。東吳的宗室孫峻（孫堅弟孫靜的曾孫）就利用人們對諸葛恪的不滿，在宴席間殺諸葛恪，由孫峻以丞相代恪輔政。過了三年，到了公元256年，孫峻病死，孫峻從弟孫代峻輔政。公元258年，孫廢黜了孫亮，擁立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亮兄）為帝。同年，孫休殺孫，把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裡。 孫休做了六年皇帝，公元264年病死。這時蜀漢剛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變為魏、吳兩國對峙的局面，吳國西、北兩面，都受到魏國軍隊的威脅。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等認為國家面臨危機，宜立長君，所以擁立故太子和的兒子二十三歲的孫晧為皇帝。 從孫權末年，到孫晧亡國，二十餘年間，東吳屯田上的隸屬農民，生活更為困苦。民屯的屯田客過去是不服兵役的，到了公元263年蜀漢滅亡後，東吳為了要補充兵力，來充實長江防務，就取消過去屯田客不服兵役的規定，開始抽調民屯的屯田客萬人去作戰士。兵屯中的佃兵，過去規定「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自孫權死後，什麼工作都交給佃兵去做，兵士不但要給皇帝修建宮室，而且還要替將領「浮船長江」做買賣，或受僱去當佃客，把盈利和薪資，全部交給將領，這樣不僅影響屯田，使收穫量減少，造成「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的嚴重危機，也使屯田士兵因徭役太重，出現了「棄子」（《三國志·吳志·駱統傳》）不養，「父子相棄，叛者成行」（《三國志·吳志·賀邵傳》）的現象。東吳的統治者為了加緊對人民的壓榨，還採用西漢統一時代的「酤糴」、「算緡」等等舊辦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供養龐大的軍隊。當時全國民「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而「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平均十人負擔一個士兵，自然弄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志·吳志·賀邵傳》），全國人民要怨聲載道了[16]。統治者為了滿足他們腐化奢侈的生活，打算擴大官營的手工業工場，命交州的地方官吏抽調民間的手工業工人一千餘名到建業，來補充官奴隸數額之不足，以致引起了交州以呂興為首的農民起義，接著永康（今浙江永康）也發生了以施旦為首的農民起義，廣州又發生了以士兵郭馬為首的起義，東吳境內的階級矛盾，已激化到不可緩和的程度。 孫晧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暴君。濮陽興和張布擁立他做皇帝不久，見他粗暴驕盈，又好酒色，非常懊悔，孫晧知道後，就殺死興、布。接著又殺死了孫休的妻子和孫休的兩個兒子。夏口（今漢口）督孫秀（孫權弟孫匡之孫）以宗室至親握兵在外，為孫晧所不滿，被迫投奔晉朝。侍中韋昭著有《國語》注等書，是東吳著名的學者，「常領左國史。……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即「昭」，晉人避司馬昭諱所改）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酒〕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昭平日的酒量，不超過二升，孫晧嫌他不多飲酒，「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志·吳志·韋曜傳》），最後還是把他殺了。常侍王蕃也以「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在一次酒會中，「沉醉頓伏」，孫晧還說他是假醉，「呵左右於殿中斬之」（《三國志·吳志·王蕃傳》）。孫晧還常常施用剝麵皮和鑿眼睛的酷刑，如果臣下不順從他或敢於迕視他，他就施用這些酷刑。小小一個吳國，當時後宮將近萬人。孫晧還「激水入宮，宮人有不意者，輒殺流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在晉滅吳之後，晉武帝問東吳舊臣薛瑩：「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薛瑩回答說：「晧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三國志·吳志·薛綜傳》注引干寶《晉紀》）單憑薛瑩這幾句話，就知道東吳是非亡不可的了。 公元279年（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晉武帝司馬炎大舉伐吳，分六路出兵：鎮軍將軍琅邪王司馬伷趨塗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東將軍王渾趨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橫江浦，南對江南之採石），建威將軍王戎趨武昌，平南將軍胡奮趨公安（油江口），鎮南大將軍杜預自襄陽趨江陵，益州刺史龍驤將軍王濬自巴蜀順流而下。六路軍隊共二十多萬人，受大都督賈充節制，賈充率中軍駐紮在襄陽。王濬在公元272年時，就在蜀中召集兵夫一萬多人趕造船艦，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資治通鑑》晉武帝泰始八年）。當王濬大規模造船的時候，木片碎屑沿江漂下，東吳建平太守吾彥把這個情況向孫晧匯報，並請求在秭歸增加軍事力量以防晉軍出峽東下，孫晧根本不考慮吾彥這個建議。吾彥只得在江磧要害之處，加置了一些鐵鎖鏈來橫截江路，同時還鑄造了許多一丈多長的鐵錐，暗置江底，使大的船艦無法順利下駛。這時王濬率水陸軍七萬人乘樓船東下，先作大筏幾十個，方百餘步，筏上縛草為人，披甲持杖，由善識水性的兵士推筏前進，遇到江底潛伏的鐵錐，設法取出。又做了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的火炬，放在船前，遇到橫截江路的鐵鏈，用火炬把它燒斷，樓船便通行無礙。王濬順流而下，於次年二月攻下東吳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樂鄉（今湖北松滋東）；隨後又會同王戎，進克武昌，直趨建業。杜預也攻取江陵，沅水、湘水流域及其以南州郡望風歸順。 東吳丞相張悌率精兵三萬渡江迎戰，結果為王渾的軍隊所擊敗，全軍潰散，張悌陣亡，這樣，長江的制江權完全掌握在西晉一方了。王濬自武昌揚帆東下，「戎卒八萬，方舟八里」，「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資治通鑑》晉武帝太康元年）。吳軍軍心渙散，望風而逃，孫晧只得投降。吳立國凡五十八年而亡。 東吳政權被西晉消滅了，可是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除了繳出東吳政權過去交給他們率領的一部分世襲兵以外，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變動，他們的家兵，也並沒有收編或解散。這一支武裝力量，在以後西晉政權崩潰的時候，還起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作用，成為東晉統治階級穩定江東的重要支柱力量。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經濟基礎，何以不為西晉政權所消滅呢?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何以不被西晉政權所解散呢?這有一定原因。西晉統治者在滅吳之後，看到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內部很團結，經濟勢力很雄厚，武裝力量很強大，這對中央來說，固然有所不利，可是東吳末年，江南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保留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力量以及滋養這種武裝力量的莊園經濟，來共同鎮壓人民，比消滅它遠為有利。因此，吳亡之後，西晉政權一面讓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和武裝組織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另一面還吸收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中的著名人物如陸機、陸雲、顧榮、張翰等到中央去。不過，江東世族大地主並不留戀「素衣化為緇」的中朝——洛陽，天天想回到江南去。陸機臨死，還惦念著華亭（今上海市松江西平原村）的鶴唳；顧榮念念不忘江南的水味；張翰見秋風起，想到吳中的菰菜、蓴羹、鱸魚膾，立刻辭職回家，正因為他們的莊園，不因東吳政權的傾覆而荒蕪，才念念不忘啊！ 孫吳世系表 * * * [1]　《三國志·吳志·劉繇傳》：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笮〕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三國志·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曰：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 《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 《三國志·吳志·全琮傳》：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 《三國志·吳志·魯肅傳》注引《吳書》曰：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 亦有遠至交州者，見《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三國志·蜀志·許靖傳》：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漂薄風波。 [2]　「山越」之名，始見於東漢末年。他們以「宗」為組織骨幹，部稱「宗部」，伍稱「宗伍」，首領稱「宗帥」，統稱之為「宗民」，統治階級則誣之為「宗賊」。因江南山民，氏族的殘餘遺留特別嚴重，故稱「宗」。不過從《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江南……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的話看來，山越內部的階級對立，也已經非常顯著了。《戰略》又稱：「〔表〕遣人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江南遂悉平。」則他們曾遭劉表的襲擊。 《三國志·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曰：慈見策曰：「華子魚（歆）……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今江西永修）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唯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睹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併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以上系東吳立國以前山越宗部之見於當時記載者）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八年（公元203年）……「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呂范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三國志·吳志·顧雍傳》注引《吳書》曰：雍母弟徽……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為吾行。」……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三國志·吳志·張溫傳》：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三國志·吳志》賀齊等傳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御，卑詞魏氏。（山越的反抗，使孫權不得不屈事曹魏，其影響之大可知） 關於江西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魏志·劉曄傳》：廬江太守劉勛……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詞厚幣，以書說勛曰：「上繚（今江西建昌）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勛信之。……〔曄〕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勛不從，興兵伐上繚。 《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勛伐上繚，至海昏（今江西永修），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勛了無所得。時策……聞勛在海昏……乃……自……襲皖城，克之。 《三國志·吳志·韓當傳》：從……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今江西德興東）長，山越畏服。 《三國志·吳志·潘璋傳》：遷豫章西安（今江西武寧西）長。……比縣建昌（今江西奉新西）起為「賊亂」，轉領建昌……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 《三國志·吳志·董襲傳》：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分別「討」，……旬日盡平。 《三國志·吳志·凌統傳》：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余麻屯萬人，統……留攻……大破之。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化民為「賊」……齊討破突……料得精兵八千人。 《三國志·吳志·周魴傳》：黃武中（公元225年），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攻討，遂生禽綺。 《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曰：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患也。」綺果尋敗亡（《資治通鑑》繫於魏明帝太和元年）。 《三國志·吳志·周魴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五年二月……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赤烏元年（公元238年）夏，呂岱討廬陵「賊」畢。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冬十月……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嘉禾六年……鄱陽……郡民吳遽等果作「賊」……遜自聞輒討即破……料得精兵八千餘人。 《三國志·吳志·孫休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 關於皖南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孫輔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袁術……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今安徽石台東北陵陽鎮）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 《三國志·吳志·周泰傳》：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 《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 《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討丹陽黟（今安徽黟縣）、歙（今安徽歙縣）。時武強（今浙江遂安界有武強山）、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今浙江淳安西）。而歙「賊」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仆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引《魏氏春秋》曰：「丹陽郡歙縣有林歷山」）。……齊大破仆等，其餘皆降。……齊復表分歙為新定（今浙江遂安西）、黎陽（今安徽休寧東南）、休陽（今安徽休寧西）並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還屯蕪湖。 《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三年）人數（四萬），皆如本規（公元237年事）。恪自領萬人，余分給諸將。……率眾佃廬江皖口。……赤烏中（公元243年）……徙……屯於柴桑。 《三國志·吳志·顧雍傳孫承附傳》：孫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 《三國志·吳志·陳武傳子表附傳》：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 《三國志·吳志·鍾離牧傳》：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具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關於浙東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吳人嚴白虎等各萬餘人處處屯聚，策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今福建福州市），乃攻破虎等。 《三國志·吳志·朱桓傳》：遷蕩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害，歷年不禽，遜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 《三國志·吳志·凌統傳》：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人。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複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 《三國志·吳志·周魴傳》：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 《三國志·吳志·全琮傳》：權使討山越，因開召募，得精兵萬餘人。黃武七年（公元228年）……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注引《吳錄》曰：「琮時治富春」），琮領太守，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 《三國志·吳志·孫晧傳》：寶鼎元年（公元266年）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注引《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出烏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 關於福建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侯官（今福建福州市）既平，而建安（今福建建甌）、漢興（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會稽南部〕都尉府，是歲〔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也。……「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今福建建陽）；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今福建松溪）。……齊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今福建建陽）。 《三國志·吳志·呂岱傳》：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 關於湖湘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子承附傳》：子承，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 《三國志·吳志·陸凱傳》：五鳳二年（公元255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 關於交廣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陸凱傳》：〔弟〕胤……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 [3]　《三國志·吳志·華覈傳》：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北土〕十卒，當〔江〕東一人。 [4]　《宋書·州郡志》：「〔丹陽〕溧陽令，漢舊縣。吳省為屯田。」「湖熟令，漢舊縣。吳省為典農都尉。」「〔吳郡〕鹽官令，漢舊縣。《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為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為縣。』」「〔淮南〕於湖令……本吳督農校尉治。」「〔南琅邪〕江乘令，漢舊縣。……吳省為典農都尉」。「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 《三國志·吳志·華覈傳》：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 [5]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赤烏八年（公元245年）八月，……遣少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6]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年二十一……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按陸遜死於赤烏八年，年六十三，倘遜年二十二、三歲時為海昌屯田都尉，當在建安八年、九年左右。 [7]　《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恪自領萬人，……率眾佃廬江皖口。 《三國志·魏志·滿寵傳》：〔青龍〕三年（公元235年）春，〔孫〕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 《晉書·王渾傳》：吳人大佃皖城（今安徽潛山）……渾遣軍攻破之，並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田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 [8]　《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赤烏中（公元238—250年），諸郡出部伍（以所掠山越生口整編而成），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萬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諸葛〕融代表。 [9]　《太平御覽》卷343引陶弘景《刀劍錄》曰：吳主孫權黃武四年，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 [10]　《三國志·吳志·孫休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 《宋書·州郡志》：晉陵南沙令，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 [11]　《三國志·吳志·陸凱傳》：〔孫晧〕寶鼎元年（公元266年），……凱上疏曰：「……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 [12]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二年注引《吳書》曰：遣使者謝宏……拜〔句驪王〕宮為單于。……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13]　《三國志·吳志·孫晧傳》：鳳凰三年（公元274年），……會稽太守郭誕……送付建安作船。 《三國志·吳志·張傳》：子玄，玄子尚，孫晧時，送建安作船。 《宋書·州郡志》：吳孫休三年（公元260年），……立建安郡……。原豐（今福建福州市）令，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溫麻（今福建霞浦西）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溫麻船屯立。 [14]　《三國志·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日於苑中習焉。 [15]　如孫權廢張溫，見《三國志·吳志·張溫傳》；孫殺朱異，見《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孫晧厭惡陸凱，以其宗族強盛，不敢加誅，見《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引《吳錄》。 《世說新語·政事篇》：賀太傳〔邵〕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晧，然後得釋。 [16]　《續漢書·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紀》：「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二千。」按自此時越三十六年而吳亡，晉收其戶籍，得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二百三十萬，是東吳在這三十六年間，其兵戶增加十之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