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二節 曹操的統一北方

曹操的崛起及取得在兗州的統治地位　曹操，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祖曹騰，中常侍，是桓帝時代宦官集團中的中堅分子。東漢自順帝以來，定令准許宦官養子襲爵，因此騰養子曹嵩。有人說曹嵩是曹騰從本家那兒過繼來的，有人說他是夏侯氏之子。真相究竟如何，史書上也只能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無怪曹操的政敵以後攻擊曹操時，也就要罵曹嵩是「乞丐攜養」（《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了。自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宦官王甫等殺外戚竇武，士夫陳蕃、李膺等，第二次「黨錮」之獄起，一直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靈帝之死，這二十年中，是宦官勢力達到頂峰的時期，曹氏如曹嵩以曹騰的養子，也由司隸校尉而轉大司農、大鴻臚，又適逢靈帝開「西園」賣官，嵩出錢一萬萬文，買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官職（公元187年）。在這一時期，曹氏宗屬做中央或地方大官的，如曹騰弟曹褒，官至潁川太守；褒子熾，官至侍中、長水校尉、陳侯；曹騰侄兒曹鼎，官至尚書令；曹瑜，官至衛將軍；曹騰又一個堂侄兒（曹休的祖父），官吳郡太守。真是「父子兄弟，並據州郡」。 曹嵩能出錢一萬萬買太尉的官來做，可見他家財之巨。曹熾子曹純，家亦「羨富」，「僮僕人客以百數」（《三國志·魏志·曹仁傳》注引《英雄記》）。曹鼎侄兒曹洪，「家資」比曹操家還要多，東漢末年，「家兵」至有千餘之多。可見曹氏不僅政治上有勢力，就是經濟實力也非常雄厚。 曹操是曹嵩的長子。他剛滿二十歲，就受到州郡的推薦，以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以騎都尉隨皇甫嵩、朱儁鎮壓潁川黃巾有功，遷濟南〔王〕國相，真是一年數遷，官位扶搖直上。靈帝籌組新軍——西園八校尉，曹操又一帆風順地參加了新軍，被任命為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新軍的統帥，為上軍校尉宦官小黃門蹇碩，副統帥為中軍校尉袁紹（袁紹因為他家曾和宦官袁赦攀過本家，所以才能打進這支新軍里去）。曹操的參加西園新軍，自然一大半是靠他父、祖的餘蔭了。 可是曹操看到宦官集團正處於惡化沒落中，是當時人民痛恨的目標，是沒有遠大前途的，曹操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他是不願意隨同這樣一股惡勢力同歸於盡的。他要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就必須打入雖是現時在統治政權里還未占優勢但正在發展的士夫地主——即後來的世家大族地主集團里去。經過許多曲折，曹操就取得了「世名知人」的太尉橋玄的賞識，橋玄稱曹操為「命世之才」，替他游揚名譽。曹操還通過橋玄的關係，去見當時名士中主持「月旦評」的汝南許劭。許劭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這個評價算是很高的，由此引起當時士夫集團的普遍注意，漸漸和他接近起來。久而久之，沆瀣一氣，認為曹操就是士夫官僚集團中的一分子而不加以歧視了。 曹操參加西園新軍統帥部，擔任典軍校尉以後，又和袁紹拉攏得很好，因此，到了袁紹勸外戚何進殺宦官時，身為宦官之孫的曹操到這時居然也能參加到士夫集團的核心圈裡去，預聞消滅宦官的密謀了。 袁紹勸何進殺宦官，曹操也參加了意見，袁紹主張殺得一個不剩，曹操卻認為只要懲辦幾個罪大惡極的魁首就夠了[1]。可見他對消滅宦官的看法，和士夫地主袁紹迥然不同，這都和曹操的出身以及曹操父子與宦官集團的瓜葛是分不開的。但就當時形勢來看，只懲辦幾個罪大惡極的魁首，何進當時的力量完全能夠做到；如果要把宦官殺得一個不剩，就得動用董卓的軍隊，即使何進不死，董卓軍隊只要開進洛陽，政權也遲早會落入董卓手裡，所以權衡利害，曹操的意見是可取的。 董卓入據朝廷後不久，廢少帝，立獻帝，把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裡。董卓的一切政治措施及其軍紀敗壞，都說明了董卓必然失敗並成為人民的痛恨目標。曹操眼看董卓是要失敗的，因此，董卓雖然想拉攏曹操並用漢政府名義發表曹操為驍騎校尉，可是曹操還是不願和董卓合作，而與袁紹等先後退出洛陽。操在陳留（今河南陳留）糾集宗族、賓客、部曲起兵討卓，陳留孝廉衛茲出錢助操，合兵五千人。曹操那時因為沒有地盤，在給養諸方面，不得不受陳留太守張邈的接濟，從而在行軍作戰的指揮上也不得不受張邈的節制。兗州的軍隊有十多萬人，集結在酸棗（今河南延津北）一帶，曹操也隨著張邈駐紮在酸棗前線。 關東軍都是新編成的隊伍，論起戰鬥經驗來，遠遠不及董卓的西北軍，因此山東牧守誰都不敢再向洛陽推進一步。曹操認為董卓破壞洛陽，「劫遷天子」，舉國震動，正應該趁這一個有利時機來和董卓決戰，於是把自己的軍隊向成皋前線移動，希望十多萬兗州軍在他的軍隊影響之下，同時向前推進。 曹操軍隊向成皋推進到滎陽汴水的時候，與西北軍徐榮部遭遇，戰鬥失利，士卒死傷很多，衛茲戰死，曹操自己也為流矢所傷，所騎的馬也受重傷。幸虧他的堂弟曹洪沿汴水找到一條船，才得乘夜逃脫。 曹操經過這次挫折，感到自己軍隊太少，於是和他的親信將領曹洪、夏侯惇等到揚、徐二州招募軍隊，勉強又拼湊到幾千人，再度北上。這次他不再返回酸棗，而是渡過黃河，趕到河內（郡治懷，今河南武陟西南）前線，直接受盟主袁紹的指揮了。 公元190至191年之間，關東軍統帥部內部，即山東的州郡牧守之間不斷發生矛盾。開始，兗州刺史劉岱和東郡太守橋瑁發生摩擦，劉岱火併了橋瑁，派王肱去代理東郡太守。不久，袁紹也奪取了冀州牧韓馥的地盤，而自領冀州牧，逐漸在黃河中下游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雙方膠著在滎陽和河內一帶，內戰的持續進行與擴大，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山東、河北地區本來就已發展到百萬之眾的青州黃巾軍和河北黑山軍，更以燎原之勢發展起來。 公元191年的秋天，以於毒、白繞、畦固為首的黑山農民軍，開始向冀州的心臟鄴城推進，並有渡過黃河南攻兗州的動向。而這時青州的黃巾軍一百多萬人，因受到袁紹所委派的青州刺史臧洪的軍事壓力，也正分兩路向河北移動，有與河北的黑山軍會師之勢。設使河北的黑山軍渡黃河而南，或青州的黃巾軍渡黃河而北，兩支數近百萬的大軍一旦會師，黃河中下游的力量對比就會引起急遽而深刻的變化。這樣，關東州郡儘管充滿內部矛盾，還是要集中力量來對付農民軍。 袁紹一方面要用堵擊或攔截的方法來破壞農民軍兩路會師的計劃；一方面又想利用這一時機，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兗州，使青、兗、冀三州聯繫起來，這樣，黃河中下游就全部受他的控制了。要完成這一任務，不得不借重曹操。於是袁紹以東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抗黑山農民軍為藉口，派曹操引兵進入東郡，圍攻黑山軍。在曹操剛一擊潰以白繞為首的黑山軍於濮陽（今河南濮陽南）之後，袁紹就以盟主的資格，發表曹操擔任東郡太守的職位，袁紹此時滿以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從此可以擴大到兗州地區了。 經過對農民軍瘋狂地鎮壓和掃蕩以後，到了公元192年的春天，曹操才把黃河以南的黑山軍基本肅清。可是就在同年的夏天，青州的黃巾軍卻因渡河北上受阻，轉而把主力向兗州推進。這一支農民軍的主力進入兗州以後，首先攻下了任城（今山東濟寧市東南），殺死任城相鄭遂；接著在東平（今山東東平）附近，擊潰了兗州主力軍兗州刺史劉岱的部隊，在陣上斬殺劉岱，並繼續向壽張（今山東東平西南）方向移動。 兗州刺史劉岱陣亡，州中無主，濟北（國都盧，今山東長清南）相鮑信和兗州治中萬潛等和曹操取得聯絡，推曹操出任兗州牧。曹操接受兗州牧名義之後，即與鮑信聯軍堵擊農民軍於壽張東郊。經過晝夜苦戰，農民軍雖然陣斬鮑信，並幾乎擊垮曹操的軍隊，但農民軍亦因損失太重，不得不向濟北方向撤退。曹操縱兵追擊，到了這一年的十二月，他終於把青州黃巾軍主力擊潰，收編降附男女百餘萬口，得降兵三十餘萬。曹操就從收編過來的黃巾軍中選拔精銳，來充實並擴大自己的隊伍，當時稱這支兵為「青州兵」。這支青州兵以後在曹操轉戰中原的統一戰爭中曾起過很大的作用。 曹操剛把青州黃巾軍打敗，他在兗州的統治地位還來不及進一步鞏固。長安的漢政府由於兗州刺史劉岱陣亡，就任命一個叫金尚的為兗州刺史，令其趕來兗州就任。曹操得到這個消息，預先派兵在兗州邊界迎擊，金尚只得投奔南陽袁術。 袁術是袁紹的弟弟，是嫡出；袁紹卻是庶出，其父袁逢又把袁紹出繼給二兄袁成。當袁紹據有青、冀二州的時候，袁術也據有戶口數百萬、手工業商業都比較發達的南陽郡。袁術野心很大，想做皇帝。他看不起袁紹，認為袁紹是他家「婢使」之子，對袁紹充當關東牧守的盟主，非常不服氣，兄弟之間關係很緊張。袁術曾遠交幽州的公孫瓚，企圖顛覆袁紹在河北的統治勢力，袁紹也聯絡荊州的劉表來牽制袁術。 公元192年冬天，距離曹操擊降青州黃巾軍不滿二十天，袁術就和公孫瓚遙遙配合，開始向曹操和袁紹進攻。同年的年底，龍湊（在今山東平原境內，古黃河津渡）一役，袁紹擊潰了公孫瓚的來犯部隊。第二年正月，袁術進軍陳留，與曹操作戰正處於膠著狀態的時候，荊州牧劉表從襄陽進逼袁術的根據地南陽，並切斷了袁術的糧道，由此袁術主力不戰自潰，向襄邑（今河南睢縣西）、寧陵（今河南寧陵東南）一帶退卻。從此袁術失掉南陽，退到淮北，又從淮北退到淮南，以壽春（今安徽壽縣）為根據地。袁術退到淮南以後，西面受到荊州牧劉表的威脅，東北面又不可能向徐州發展，於是想利用江東籍的將領孫策來經略大江以南，這引起了以後孫策的渡江和拓定江南，給東吳政權奠定了基業。 曹操於公元193年春天把袁術擊退，在同年秋天，就發動進攻徐州（治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牧陶謙的戰爭。 曹操進攻徐州，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當時曹操是依附袁紹的，可是陶謙卻和公孫瓚結成聯盟，與袁紹為敵。當公孫瓚進攻袁紹的時候，陶謙還曾出兵配合公孫瓚進攻袁紹。因此，袁紹擊退公孫瓚、曹操擊潰袁術之後，他們就必然要把兵鋒轉向徐州。但是那時河北地區的黑山農民軍於毒部又活躍起來，一度進入冀州的心臟鄴城，袁紹忙於鎮壓黑山農民軍，無暇遠略，所以進攻陶謙的責任，就落在曹操一個人身上。第二個原因，曹操的父親曹嵩本來居住在故鄉譙縣，山東牧守兵起，他從譙縣避難至琅邪（國都開陽，今山東臨沂北）。曹操出任兗州牧後，想把父親接到任所。曹嵩走到兗州屬郡泰山界內華縣（今山東費縣東北）、費縣（今山東費縣西北）界內，遭到陶謙的部將張闓等的襲擊，曹嵩及其次子曹德全家數十口都被殺死，一百多車財物也被掠一空。所以曹操攻入徐州，志在復仇。曹操攻入徐州境內，接連攻下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以北的十多座城市，屠殺人民數萬口[2]，這一帶破壞得「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曹操在徐州屠殺了一陣以後，軍食亦盡，到公元194年春天退回兗州。曹操將軍隊略加整補，後方也略加部署之後，就在同年的夏天，再度進攻徐州，還是和上次那樣，「所過多所殘戮」（《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最後還想進攻陶謙所駐的下邳，由於陶謙的堵擊，同時兗州境內，正醞釀著一次巨大的政變，陳留太守張邈聯絡駐屯東郡的曹操部將陳宮，迎呂布出任兗州牧，共拒曹操，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迅速把自己軍隊從徐州撤回來了。 呂布殺了董卓以後，王允並沒有怎樣重用他。董卓部將進攻王允，圍攻長安城時，呂布率百餘騎自長安逃出，由武關（今陝西商州東）至南陽，想投奔袁術，但為袁術拒絕。他又投奔袁紹，又遭袁紹猜忌，乃改投張楊（故何進部將）於河內。途中經過陳留，和張邈「把手共誓」（《三國志·魏志·張邈傳》）。自從曹操出任兗州牧以後，張邈和曹操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這時張邈和陳宮聯合，派兵迎呂布進駐濮陽（今河南濮陽南，本為東郡治所，曹操做東郡太守，移東郡治東武陽，今山東莘縣西南），推布為兗州牧。 由於張邈和陳宮在兗州陳留、東郡等地區擁有一定的地方勢力，因此他們出來反對曹操，立時「郡縣響應」。只有曹操的駐地鄄城（今山東鄄城北）和東郡的兩個屬縣范（今河南范縣東南）、東阿（今山東陽穀東北）兩城，在曹軍堅守中。這時曹操抽調了絕大兵力去攻打徐州，「留守兵少」，後方非常空虛，而兗州（鄄城）城內的「督將大吏，多與〔張〕邈、〔陳〕宮通謀」（《三國志·魏志·荀彧傳》），對曹操說來，形勢是極危險的。曹操自出任兗州牧之後，已把東郡太守讓給自己最親信的將領夏侯惇來擔任；到曹操去攻打徐州時，又把兗州後方的留守事務交給州司馬荀彧去處理。荀彧趕忙把夏侯惇的軍隊從東郡調回鄄城，連夜殺督將大吏謀叛迎呂布者數十人，把兗州的政治中心鄄城穩定了下來。同時又派東阿人程昱前往范、東阿兩城，鼓勵當地官吏「拒城堅守」（《三國志·魏志·程昱傳》）。 呂布進攻鄄城不克，西屯濮陽。曹操便回軍攻打濮陽，濮陽大姓田氏在城內響應曹操，曹操親率戰士入城，可是巷戰失利，險些兒被呂布的騎兵抓住。結果冒著火焰，從東門逃出，左手掌被火燒傷。 曹操和呂布交戰了一百多天。戰鬥的持續進行，使得農民無法從事生產。這年夏天，蝗蟲又特別多，發生了大饑荒，「百姓大餓」。呂布也是非常缺乏軍糧，只得退兵。九月間曹操回到鄄城，呂布也退屯山陽（郡治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曹操用了一年多時間，才把兗州的郡縣陸續收復。到了公元195年的夏天，經過巨野（今山東巨野南）會戰，曹操終於擊敗了呂布，迫使呂布不得不向徐州方向逃奔。張邈隨呂布南奔，後來為其部下所殺。這樣，曹操在兗州的統治地位總算漸漸穩固下來。 當曹操同呂布作戰相持不下之際，袁紹曾派人勸說曹操把家屬遣送到鄴城居住，實際上就是叫曹操對袁紹「稱臣納質」。曹操的謀臣程昱等人表示反對，曹操也沒有答應。從這一樁事可以看出，一方面當時「袁曹方睦」（《三國志·魏志·臧洪傳》），他們之間的關係還算和睦；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進展，袁曹之間的矛盾也快要表面化了。 曹操能夠統一北方的幾個重要因素　曹操在鞏固了他的兗州牧統治地位以後，接著就南征北討，最後終於完成了統一北方的事業。當然，曹操能夠統一北方，決不是僥倖成功的，是他具備了成功的一些客觀條件。由於曹操能夠充分利用或順應這些條件，因而他在逐鹿中原的許多戰役中，最後是勝利了，而其餘一些和他同時起兵的州郡牧守、地方豪強，則因不善於利用或不適應這些客觀的有利條件，因而在當時固然也是「喑叱吒」的一世之雄，但最後還是失敗了。 曹操所以能夠統一北方，第一是由於他興置屯田有顯著成效。第二是由於他建立軍隊和建立根據地獲得成功。第三是由於他能籠絡強宗豪族和士夫地主，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和擁護。第四是由於他善於利用對他有利的客觀條件，如迎漢獻帝都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極大優勢。第五是由於他在歷次戰役和長期政治生活中，鍛煉了非凡的指揮才能，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等等。 繼黃巾大起義之後，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出現了無數塢壘堡壁。那些屯塢自守、築壁相保的強宗豪族，即使為了軍事上的需要而作有計劃的遷移，他們也是帶領「賓客」、「部曲」、「宗族」，聚族而徙。在統治階級的混戰中，他們的力量不僅沒有被摧毀，反而加強了。其後割據一方的野心家為了擴張勢力來壓倒敵人，勢必要拉攏他們，曹操也不例外。當時中原地區的強宗豪族如中牟人任峻「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三千餘口」（《三國志·魏志·李典傳》），譙人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三國志·魏志·許褚傳》），他們紛紛歸附曹操，構成曹魏政權堅固的基礎。但是以「贅閹遺丑」（《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的曹操要和四世五公地跨冀、幽、青、並的袁紹來爭奪天下，還是件不容易的事。於是在曹操出任東郡太守之後，就設法籠絡士夫地主的首腦人物潁川荀淑之孫荀彧，再通過荀彧的關係，拉攏了好些士夫大地主，如彧從子荀攸、潁川郭嘉、戲志才、鍾繇、陳群、河內司馬懿、京兆杜畿等，這麼一來，曹操所代表的階層面變得更大了。 當時士夫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正在發展，農民的依附隸屬程度正在加強，客觀上，這種正在發展的莊園經濟，對統一的東漢國家，正在起著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他們在主觀上，卻還企圖早日恢復專制主義集權政治，來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以發展他們的莊園經濟，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首先主張擁戴漢帝。 自從公元192年，王允殺董卓，卓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聯軍攻破長安以來，漢獻帝就落進他們的手中。後來，李傕、郭汜自相火併，漢帝又被李傕所劫持。李傕部將楊奉叛傕，擁漢帝退往陝縣（今河南陝縣），因受李傕、郭汜聯軍的逼迫，再從陝縣北渡黃河退到大陽（今山西平陸東北），這時跟得上漢帝撤退的公卿大臣，只有幾十個人了。到達大陽是公元196年十二月的事，朝廷的秩序更是蕩然無存。史稱：「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魏書》）皇帝的尊嚴掃地，將領往往自己帶了酒菜去請皇帝吃，倘使「侍中」不給他們通報，他們就「喧呼罵詈」，罵起街來。最後因糧食發生恐慌，漢帝不得不渡河南下，回到洛陽。洛陽那時是一片焦土，「宮室燒盡，街陌荒蕪」。回都以後，百官沒有房屋住，只能「披荊棘，依牆壁間」，搭些棚子來居住。飢餓的威脅不但沒有解除，而且更加嚴重，史稱：「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穭，或飢死牆壁間。」（《後漢書·獻帝紀》）東漢國家的元首——皇帝到了這般田地，也真是走到窮途末路了。 當漢帝逃到河東的時候，袁紹的謀臣沮授勸袁紹「迎大駕安宮鄴都」，這樣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可是袁紹聽從了另一部分將領如郭圖、淳于瓊等人意見，認為把皇帝接來鄴城，動不動就要向皇帝請示，反而事事受到牽制，這不是好辦法。因此袁紹沒有接受沮授的建議。 曹操在公元195年擊走呂布，接著又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擊敗汝南潁川一帶的黃巾農民軍，攻下許縣（今河南許昌），勢力更大大地擴展起來。這時漢帝已回到洛陽，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議，「奉迎天子都許」。並告誡曹操說：「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後漢書·荀彧傳》）曹操乃派曹洪引兵先行，接著親自趕到洛陽，朝見漢帝，藉口洛陽殘破，把漢帝接到許縣，暫定許為漢王朝的都城。並用漢帝名義任命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使自己出外征伐時，中樞的大政可由荀彧來調度。漢帝從此就成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 曹操到洛陽朝見漢帝後，漢帝就任命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都於許時，曹操又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大將軍。由於袁紹反對，才把大將軍的頭銜讓給袁紹，自己做司空，行車騎將軍事。自從曹操迎漢帝都許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文臣武將，而且此後發號施令或是征伐異己，都用漢帝名義，名正言順，造成了政治上極大的優勢。 曹操興置屯田的成功　在曹操統一北方的許多重要因素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算曹操的在內地推行屯田政策了。 當時戰爭形勢變化不定，軍事集團要想站得住，除了有兵以外，還要有糧。在國家統一時代，糧食的來源，全靠向農村小生產者徵收租課。自荒亂之後，人民流亡，土地荒蕪，「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依附於世家大族莊園下的部曲佃客，對政府也不再出租賦和服徭役。因此，州郡方鎮的割據之雄，到這時也到了無兵可募、無糧可征的地步。如袁紹河北的軍隊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曹操和呂布爭奪兗州時，軍隊糧食缺乏，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糧食問題嚴重到如此程度，所以有些軍事集團並不是被敵人打敗，只是本身「率乏糧谷」，就「瓦解流離，無敵而自破」（《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糧食問題固然嚴重，比這更嚴重的，即黃巾大起義雖然被統治階級殘酷地鎮壓了，而兩漢以來的流民問題，迄未解決，因此各地的農民起義仍是此起彼伏，在持續地進行鬥爭。曹操懾於農民起義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首先考慮解決流民問題，這樣，由政府在內地推行屯田，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便成為首要的問題了。 屯田的土地是不成問題的，人民大流移使土地荒蕪，這些荒蕪無主的土地，都已變成國家的公田。《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稱「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仲長統《昌言·損益篇》稱「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當時可供屯墾的荒地是大量存在的。問題在於如果大規模地推行屯田，需要眾多的勞動力，曹操又從哪兒去招募來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鞏固了兗州統治權之後，進圍汝南、潁川黃巾，許下一戰，殺黃巾軍首領黃邵，另一部分黃巾軍首領何儀、何曼出賣農民軍投降曹操，曹操把他們收編了下來。這支隊伍本來是由農民組合成的，不管男女老小，他們都有相當豐富的生產經驗和熟練的勞動技能；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曹操還從農民軍手裡掠奪到不少農具和耕牛，誠如統治階級的史書上所記載著的「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曹操因此就採取了兩漢以來邊疆上軍事屯田的一種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在土地之上，強迫他們進行生產，這就是下面要講到的民屯和兵屯。 曹操的募民屯田，開始於建安元年的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以後又大規模地在「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三國志·魏志·任峻傳》），「五年中，倉廩豐實」（《三國志·魏志·國淵傳》），以後每年可以收穫到穀物達數千萬斛之多。這樣，不但北方的農業經濟得以逐漸恢復，而且也解決了軍糧問題，使曹操具備了統一北方的雄厚經濟基礎。同時，我們在上面反覆提到過的兩漢以來出現的流民問題，也暫時獲得了解決，使以前失去土地和脫離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性很強的隸屬農民身份，復歸於土地，復歸於農業，這標誌著一種社會危機暫時取得緩和。但是由於屯田的實施，耕種屯田土地的一部分農民，身份比起自耕農民來是大大地低落了，隸屬關係是大大地強化了。政府成為大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屯田，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農業勞動，這樣，政府便成為最大的地主，「屯田客」、「佃兵」成為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隸屬農民。 官渡會戰前曹操的攻取徐州　曹操鞏固了兗州的統治權，並迎漢帝都許之後，董卓的殘部有不少人還想把漢帝從曹操手裡搶走，但都沒有得手。 當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秋冬之交，西北軍的一支由張濟率領曾向荊州推進，被荊州牧劉表擊敗，張濟中流矢而死，他的部隊由其侄兒張繡率領，投降劉表。劉表接受了張繡的投降後，命張繡屯軍宛縣（今河南南陽市），以便在有利時機北進威脅許都。 曹操為了解除許都的威脅，便在建安二年的正月，率大兵出征。曹操的軍隊開到淯水（白河），張繡就率領全軍投降曹操。 曹操在接受張繡投降之後，卻把張繡的叔母（即張濟的後妻）娶去作妾，這使張繡心懷不滿。曹操又想用重金收買張繡親信胡車兒刺殺張繡。計劃泄露，張繡就對曹操大營發動突然襲擊，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將士死傷甚多，曹操的衛隊長校尉典韋和衛隊十多人，也都力戰而死。曹操也險些被殺，他在逃走時，自己的左臂和坐馬都被流矢射傷，僥倖逃命。曹操沿途收集散兵，退到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擊退了張繡的追軍，才退回許都。 同年的冬天，曹操又進軍宛城，張繡退屯穰縣（今河南鄧州）。南陽郡的宛、穰都是荊州牧劉表的勢力範圍，劉表不得不出兵和張繡配合，抵抗曹操。曹操怕和劉表作戰之際，河北的袁紹出兵南下襲擊許都，於是決定迅速撤退。 劉表當時據有荊州八郡，「南收零（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北）、桂（桂林郡治郴，今湖南郴州），北據漢川（漢水流域），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三國志·魏志·劉表傳》），在當時算是勢力很強的一個州牧。在曹操攻宛、穰時，他也發兵配合張繡，進行抵抗。但是他對漢帝始終「不失貢職」，不斷向許都供應物資。對待河北的袁紹也表示「不背盟主」（《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漢晉春秋》）。只是想自守一方，「保江漢間，觀天下變」（《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是一個沒有「四方誌」的人物。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況之下，只要曹操不去侵犯荊州，劉表是決不會舉兵進攻許都的。所以曹操不必首先解決劉表。 袁紹卻不是這樣。他在當時已跨據冀、幽、並、青四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兩省，以及河南省黃河以北一部分地區和山東省膠州半島地區。這時袁紹力量相當強，僅冀州一州就有民戶百萬家，倘使徵發全部及齡壯丁，可得精兵三十萬人。曹操的實力是遠遠比不上他的。不過這時袁紹正在集中全力包圍易京（今河北雄縣西北），企圖解決盤踞幽州的公孫瓚；然後再「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據「天下六分之五」（《三國志·魏志·荀彧傳》），來包圍曹操。所以對曹操來說，袁紹是當時最強大也是他最主要的敵手。 不過曹操要和袁紹決一雌雄，必須避免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當時呂布占領了徐州，曹操如果不消滅呂布，將來就很難擺脫這個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呂布自和曹操爭奪兗州的領導權失敗之後，就退到了徐州。這時徐州牧陶謙剛病死，劉備接任了徐州牧。呂布投奔劉備不久，趁劉備出擊袁術的機會，乘虛襲取了劉備的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自稱徐州刺史。劉備一度向呂布求和，後來因受呂布攻擊，投奔曹操。呂布的將領像陳宮等有不少人是從曹操的部下叛變投到呂布那裡去的，他們還想打回兗州去。因此，倘使呂布占領徐州較長時期，誠如曹操謀臣荀攸所分析的：「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三國志·魏志·荀攸傳》注引《魏書》）這樣，倘使曹操與袁紹決戰，呂布就會配合袁紹夾攻曹操，那時曹操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無疑就會遭到失敗。 所以曹操的謀臣郭嘉向曹操建議，趁袁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他並且指出，倘「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三國志·魏志·郭嘉傳》注引《傅子》）。而曹操另一謀臣荀彧也指出：「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他除了詳細分析曹、袁的優劣諸點以外，也認為倘「不先取呂布」，就會造成以後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河北未易圖」（《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曹操聽從了謀臣的分析，就決定先取呂布，然後到適當時機，再和袁紹決戰。 曹操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發動對呂布的進攻，並利用了劉備，和備聯軍向徐州進發。十月初，攻取了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進圍下邳。呂布沒有聽從部下陳宮等人用游軍切斷曹操糧道的意見，卻死守下邳，等待袁術救兵。曹操久圍下邳不克，後來引沂水、泗水灌城，城內外一片汪洋，呂布部將宋憲等遂縛陳宮投降曹操。呂布退守下邳南門的城樓——白門樓，最後也還是投降。曹操下令把呂布和陳宮絞死，而留用了呂布部將張遼、臧霸等人。 袁術龜縮在淮南壽春，不敢救援呂布。最後勢窮力竭，怕壽春守不住，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紹長子袁譚，又怕曹操中途截擊。不久就嘔血而死。他的殘部，以後都被孫策接收過去了。 劉備投靠曹操時，曹操用漢政府名義任命劉備做豫州牧。不久劉備隨曹操攻下呂布，又被任命為左將軍。這時許都正醞釀著一次反曹操的政變，參與其事的有漢車騎將軍董承、長水校尉種輯等，劉備和他們有些往來。湊巧曹操派劉備率兵去徐州堵擊袁術北上，劉備到了下邳，就殺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車胄，反起曹操來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董承等反曹操的陰謀泄露，曹操殺了董承、種輯等人，隨即東征劉備。有人認為與曹操爭天下的是袁紹，勸曹操不必親提大兵去打劉備。曹操的回答很簡單，「今不擊，必有後患」（《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實際上曹操還是怕將來和袁紹決戰時，腹背受敵。 曹操很快把劉備擊潰。劉備被迫從徐州逃往青州，最後就逃到河北袁紹那裡去了。 曹操又派過去在青、兗一帶有潛在力量的將領臧霸，率領一部分精兵入青州，攻下齊（國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北海（郡治劇，今山東壽光東南）等郡國，防止了以後袁紹可能從青州方面配合主力發動的攻勢。 這樣，雖然袁紹力量強大，曹操力量較弱，但是曹操不斷取得了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自己也就走出了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 官渡之戰　曹操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聽到袁紹要南攻許都的消息，故先進軍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九月，曹操回到許都，分兵屯守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十二里）。到了十二月間，又親至官渡前線。建安五年正月，又因劉備在徐州舉兵，他去徐州親征劉備。同月，攻破劉備，還軍官渡。 袁紹與曹操雙方的戰爭，袁紹是採取攻勢的一方，曹操是採取防禦性攻勢的一方。這時袁紹集中在河北前線的兵力，約有「精兵十萬，騎萬匹」（《後漢書·袁紹傳》）。曹操集結在官渡一帶的軍隊，最多不會超過三四萬人[3]。袁紹進攻的目的是直搗許都，劫奪漢帝。他知道這是攻取曹操的心臟一著，是迫使曹操非堵截不可的，從而可以在自己優勢兵力下兩軍進行決戰，最後達到消滅曹操的目的。 袁紹在計劃出兵之初，袁紹的監軍沮授勸袁紹不要急於決戰。他勸袁紹進屯黎陽，以黎陽為最前線，據河而守，然後「漸營河南」，不斷派遣精騎，騷擾曹操的邊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世語》），這樣不到三年工夫，就可以把曹操拖得精疲力盡，一擊就垮。袁紹的謀臣田豐也反對決戰。他認為袁紹應該「內修農戰」，來奠定和充實自己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一方面還要「外結英雄」，以便到時機成熟時開闢進攻曹操的第二戰場，來夾攻曹操。同時還主張選拔一部分精銳隊伍作為機動的奇兵，來騷擾曹操防禦較弱的地區，使曹操「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這樣，「我未勞而彼已困」（《三國志·魏志·袁紹傳》），不到兩年，就可以把曹操拖垮。他還指出：「決成敗於一戰」，這是危險的事；一戰而敗，懊悔就來不及了。 可是袁紹部下另一部分將領以郭圖、審配為代表，則主張迅速決戰。他們認為按照兵法，兵力超過敵人十倍以上，就可以包圍敵人；超過五倍以上，就可以發動進攻；兵力相當，就可以進行決戰。現在袁紹率「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其勢譬若覆手」。又說：袁紹「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後漢書·袁紹傳》），所以堅決主張進行決戰。結果，袁紹採納了郭圖、審配的意見。 袁紹在企圖進攻曹操之初，就想在曹操統治區南面開闢第二戰場，但是由於曹操已經預料到這一著，而先把呂布、劉備擊敗或消滅了，因此袁紹不得不把開闢第二戰場的希望寄託於劉表和張繡。可是這時荊州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表面化了，長沙太守張羨自建安三年起，就聯結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抗拒劉表。劉表出兵進攻張羨，戰爭尚在相持階段，沒有力量來配合袁紹向曹操進攻，所以《三國志·劉表傳》說：袁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 袁紹既沒有辦法動員劉表開闢第二戰場，於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想利用張繡。袁紹派使者去招張繡，張繡反而聽從謀士賈詡的勸告，背叛劉表，投降曹操。這樣，袁紹想聯絡張繡來開闢第二戰場的希望，又歸於泡影。 在官渡決戰前，被曹操所收編的汝南（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東）黃巾軍劉辟部背叛曹操，響應袁紹。袁紹派劉備率兵前往汝南配合劉辟，進襲許都。劉備進入汝南之後，雖然與劉辟攻下了彊（今河南臨潁東）等縣，但進展不快。曹操派大將曹仁率騎兵堵擊，很快就把劉備擊敗了。劉備回到袁紹官渡大營，急於脫身，勸袁紹讓他去荊州說服劉表出兵，袁紹要劉備率部再次趕往汝南，和另一支黃巾軍龔都部會合，人數有數千人，攻擾曹操後方，擊殺曹操部將蔡陽。可是力量還嫌薄弱，不敢輕襲許都，始終沒能形成對曹操夾攻的局面。不久，袁紹在官渡大敗，曹操回軍進擊劉備，劉備就投奔劉表去了。 袁紹要想開闢的第二戰場始終沒能開闢起來，因而曹操沒有後顧之憂，能夠集中全力，對付袁紹。這就構成袁曹兩方逐鹿中原，曹方獲得勝利，袁方終遭失敗的原因之一。 曹操自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進軍黎陽，據黃河為守。九月，退守官渡。到了建安五年正月，袁紹發表了聲討曹操罪狀的檄文。二月，袁紹將軍隊主力開抵黎陽的黃河北岸，準備渡河南進。又派大將顏良率部圍攻駐守白馬（今河南滑縣東）的曹操東郡太守劉延。到了四月間，曹操為了解白馬之圍，自官渡率兵北上，而故意進軍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裝作將襲擊袁紹後方的模樣，果然吸引袁紹一部分主力向延津移動。於是曹操立即率領輕騎，兼程趕往白馬，乘袁軍不備，斬了顏良，把白馬城內的軍民救了出來。袁紹聞訊派兵追來，曹操又斬了袁紹大將文醜，然後退回官渡。 袁紹在公元200年四月，把軍隊主力從黃河北岸推向黃河南岸。到了同年的七月，把主力繼續推進到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在官渡水北），到了八月，又進至官渡，「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里」（《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根據沮授在袁紹面前分析這時兩方的情況是：「北兵（袁紹一方）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曹操一方）谷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三國志·魏志·袁紹傳》）可見這時就袁紹一方的戰略來講，應該採取「敵飢以持久弊之」的方法來對付曹操。而曹操一方的戰略，一方面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因此必須誘敵深入，避免不利的決戰，等到情況對自己有利時再來進行決戰；另一方面由於自己的軍糧不足，必須速戰速決才有利。因此到了同年九月間，曹操除了同袁紹作了一次小接觸之外，始終堅壁不和袁紹交鋒，但是這不是消極的防禦，而是為反攻和決戰做好準備的一種積極防禦。 曹操深溝高壘，堅守官渡陣地。袁紹十萬大軍逼近官渡以後，後方補給線很長，糧食的運輸和供應都遇到困難。曹操聽從謀士荀攸的建議，趁袁紹方面幾千輛運糧的車輛快到官渡的時候，就派部將徐晃前往偷襲，把袁紹這幾千車軍糧全部燒光。 到了十月間，袁紹重新從河北運到糧食一萬多車，他把這些軍糧堆在官渡大營北面四十里的烏巢（今河南延津東南），派大將淳于瓊統兵萬餘人駐守烏巢。謀士許攸勸袁紹分遣輕兵襲許，遭到拒絕，憤而投奔曹操，他把袁紹在烏巢屯積軍糧的情況告訴了曹操，並勸他進行偷襲。曹操聽了大喜，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己挑選精騎五千人，打著袁軍旗號，乘夜趕到烏巢，放火燒糧。到了天亮，淳于瓊見曹操兵馬不多，出兵迎戰，卻被曹操擊敗。淳于瓊退保營寨，不再出戰，等待袁紹的援軍到來。 袁紹聽說曹操出擊烏巢，認為這倒是進攻曹操大營，擊敗曹軍的好機會，「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後漢書·袁紹傳》）。所以他派了大將張郃、高覽率領重兵去攻打曹操官渡陣地，只調遣了幾千騎兵去救援烏巢。曹操指揮士卒，經過苦戰，大破袁軍，殺死淳于瓊，把袁紹的存糧萬餘車全部燒掉。這一消息傳到官渡前線，張郃、高覽等看到大勢已去，就向曹洪投降了。於是袁紹軍心渙散，士卒紛紛潰逃。曹操出兵追擊，袁紹和他的長子袁譚只帶了八百多騎，逃過黃河。餘眾投降曹操，全部被坑殺。這一戰役，曹操先後消滅了袁軍主力七萬多人。 官渡決戰，是統治階級內部兩個政治集團間進行的戰爭，曹操獲勝後坑殺降卒這件事，就顯出這種戰爭的殘酷性來。不過曹操在這一戰役中，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造成了封建社會軍事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充分表現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 從軍隊的人數來講，曹操的軍隊要比袁紹的少得多。從武裝配備來講，袁紹有「鎧萬領」，曹操只有「大鎧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曹操「不能有十具」（《太平御覽》卷356引魏武《軍策令》）。從經濟力量來講，曹操占領的兗、豫二州，不及河北那樣富庶，固然這時距離屯田許下已有四五年光景，可是曹操和袁紹相持快到決戰階段時，軍糧只夠全軍吃一個月，而袁紹第一次從河北運來糧食幾千車，第二次又運來一萬多車，足見曹操的經濟力量也遠不及袁紹充裕。從雙方占領地區的地形形勢來講，曹操占領的兗、豫二州，是四戰之地，要鞏固起來比較困難；而袁紹占領的河北，有山河之固，所有以上這些條件，曹操都不如袁紹。 但是曹操在政治方面，由於他主觀的努力，造成了許多對他有利的條件。他首先推行屯田，解決了流民問題，從而緩和了其統治地區內的緊張的階級關係；其次，「挾天子以令諸侯」；再其次，拉攏了不少地主豪強和門閥士族，並取得他們的支持與擁戴；再其次，當袁、曹戰爭快要進入決戰階段，軍事物資又是極端缺乏之際，曹操卻聽從趙儼等的建議，緩徵綿絹，緩和了階級矛盾，曹操在決戰前是做了充分的政治準備的。而且，曹操能傾聽他部下正確的推論和判斷，對戰爭全局作了通盤的檢查。為了避免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當機立斷地在官渡會戰之前，攻取徐州，擒殺呂布，逐走劉備；並選擇在荊州牧劉表在荊州和張羨相持不下無法和袁紹配合進攻自己的時候，就和袁紹進行決戰。 以曹操的劣勢軍隊，處在袁紹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雙方強弱不同，弱者為了保存軍力，必須先讓一步，所以曹操從黎陽退守官渡陣地，不肯前進一步。利用袁紹輕敵的弱點，誘袁軍深入，到了袁軍主力進逼官渡，曹操始終堅守陣地，避免作戰，幾達半年之久。最後到了對自己有利的情況，看清袁紹十萬大軍補給供應上的困難，便乘敵之隙，出奇兵燒掉敵軍全部糧食，這樣，曹操不但脫出劣勢，而且還占了絕對優勢。而袁紹反從優勢轉變為絕對劣勢，最後袁軍內部分裂，大將降敵，結果全軍不戰而潰，勝利便屬於曹操一方了。曹操所取得的勝利，不能不說是他主觀努力和指揮正確的結果。 袁紹敗於官渡，從此就一蹶不振。過了兩年，即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紹病死。紹先以長子袁譚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任幽州刺史，鎮薊（今北京市西南）；以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而指定小兒子袁尚為冀州刺史，鎮鄴，繼承他的位置。不久，袁尚、袁譚兄弟火併，袁尚遠離鄴城，進攻袁譚於平原（今山東平原西南）。袁譚困急，派人向曹操求救，操出兵直搗鄴城，袁尚回師救鄴，曹操把他擊敗，袁尚逃奔幽州。鄴城外援斷絕，而袁軍堅守不降，曹軍圍攻半年之久，到建安九年八月才攻下鄴城。次年正月，曹操又攻下南皮，殺袁譚，冀、青二州很快都被曹操攻占了。 袁尚逃往幽州依靠袁熙，不久袁熙部將焦觸等響應曹操，熙、尚兄弟只得放棄幽州，逃奔遼西的烏桓部族，幽州也很快歸屬曹操。袁紹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幹在袁熙、袁尚逃奔烏桓，烏桓乘機騷擾塞上之際，想和他們配合，用奇兵偷襲鄴城。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出兵攻取并州，高幹欲南奔劉表，逃到嶢關（今陝西藍田東南），為關都尉所殺。并州從此也併入曹操勢力範圍之內了。 至此，袁紹過去占有的冀、青、幽、並四州，全部落入曹操的手中。曹操就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冀州牧。從此河北便成為曹操的根據地，而鄴城則成為曹操「霸府」的所在地。因為鄴城是魏郡太守的治所，所以後來曹操就以漢帝名義封自己為魏公，其後又進爵為魏王。到了他兒子曹丕代漢做皇帝，國號也就叫魏。 袁尚被曹操打敗以後，與兄袁熙脅迫幽冀軍民十餘萬人投奔三郡烏桓蹋頓單于，蹋頓也趁勢出兵侵擾漢邊塞，破壞沿邊人民的和平生活。公元207年，曹操出兵反擊烏桓。大軍在邊塞人民的積極支援之下，出盧龍塞（由今喜峰口至冷口），「塹山湮谷，五百餘里」（《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經過白檀（今河北灤平東北興州河南岸）、平剛（今遼寧凌源西南），翻越白狼堆（今遼寧凌源東南），向蹋頓的根據地柳城（今遼寧朝陽南）推進。在不到柳城百數里地的凡城和蹋頓主力遭遇，曹軍一戰擊潰了蹋頓的軍隊，臨陣斬蹋頓，進破柳城，獲得輝煌的戰果。並把被烏桓族擄去及逃在塞外的漢族人民十餘萬戶全部接回來，同時還把十餘萬戶烏桓族人陸續遷進關來，此後曹操利用他們的「侯王大人」率某部眾，來參加國內各個戰役，史稱「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三國志·魏志·烏丸傳》），曹操的軍事力量於是更是加強了。這樣，北方除關隴與遼東等地區以外，初步統一於曹操統治之下了。 曹操處於黃巾大起義之後這樣一個不平凡的時代里，懾於人民力量的強大，了解到流民問題的嚴重性，於是興建屯田，使流民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使社會生產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是最應該肯定的地方。他的統一北方，也是符合當時黃河流域人民結束長期內戰的迫切要求的；就是對烏桓戰爭的勝利，使北邊人民和平生活有了保障，北邊農業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也是符合廣大人民的要求的。曹操對當時歷史發展曾起了好的作用，所以曹操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傑出的人物。 赤壁之戰　荊州牧劉表，在東漢末太學生運動中，號為「八俊」之一，也是士夫地主集團中的中堅人物，出任荊州牧後，團結荊州地主的工作做得很好。荊州地方數千里（荊州八郡，包括現在的湖南、湖北地區），帶甲士兵十餘萬，在牧守混戰時期，獨有荊州沒有受到破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表病死，次子琮繼父位，曹操率十餘萬眾乘機南征，大部分荊州地主（以蒯越為代表）勸劉琮投降，琮遂降於曹操。 劉備自從建安六年投奔劉表以後，到建安十三年，駐在荊州，已有八年之久。這八個年頭中，他也利用荊州搜括「游戶」之際，招募丁壯，補充自己的軍隊，軍隊人數有了一定的增加。當劉表在世時，因為要利用劉備來抵禦曹操，所以請劉備屯軍樊城（今湖北襄陽市北），對他也還比較照顧。 劉表病死，劉琮向曹操接洽投降，劉備開始還蒙在鼓裡，全不知道。到了曹操大軍到達宛縣（今河南南陽市），劉備才知道劉琮降曹的消息，趕忙調動自己的部隊向江陵撤退，一路吸收不少軍民，一時人數發展到十幾萬人之多。曹操接受劉琮投降以後，聽說劉備退往江陵，因為江陵是荊州的重要軍事基地之一，貯積了不少軍事物資，倘被劉備取去，武裝他新編收來的軍隊，就會大大地增強劉備的軍事力量，因此自率精兵五千追擊劉備，一天一夜趕了三百多里地，趕到當陽長坂（今湖北當陽東北），才把劉備隊伍擊散。劉備只得放棄原來退往江陵的計劃，轉向漢水方面撤退，曹操於是進軍江陵。 劉備自當陽撤退到漢水，與劉表長子江夏太守劉琦合兵，共二萬人，退回夏口（今湖北漢口），又從夏口退到長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五里），聯合孫權，共抗曹操。孫權自其兄孫策割據江東，形成一種勢力以後，也恐怕曹操併吞江東，因此命周瑜、程普率軍三萬，與劉備聯軍共同抵禦曹軍。 曹操集中的軍隊，號稱八十萬，實際只有二十二至二十四萬人；二十多萬人中，有七八萬人還是剛從劉琮那兒接收過來的，他們「尚懷狐疑」（《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而曹操自己的十五六萬人，又大多「遠來疲敝」（《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而且這時長江一帶，正流行一種非常可怕的疾疫，曹操的軍隊也已經被傳染到，「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就使得曹操不能指揮如意。北軍的優勢是騎兵，缺點是「不習水戰」（《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而由於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曹操偏偏要「舍鞍馬，仗舟楫」（《三國志·吳志·周瑜傳》）來作戰，舍己之長，用己之短，軍事上化優勢為劣勢，這對於曹操也極為不利。同時由於曹操在荊州的軍事開展得太快，離開他的根據地——屯田區比較遠，因此曹軍的後方補給線太長，糧食供應困難；時值冬季，馬草也成問題。而「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民心既然不服，民眾就不可能出糧出力來支援大軍。加之這時關隴地區，馬超、韓遂的勢力正盛，曹操尚有後顧之憂，因此不可能把他的二十多萬大軍長期膠著在長江沿岸持續作戰。由於上面這些緣故，加上主觀指揮的錯誤，所以曹操在赤壁打了一個敗仗。 戰爭的經過是曹操率水陸兩軍自江陵沿長江東下，到達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在長江南岸），與孫、劉聯軍遭遇。這時曹軍已傳染上疫病，所以和孫、劉聯軍一接觸打了一個小敗仗後，曹操就把軍隊向北岸撤退，屯軍烏林（今湖北洪湖東北，在長江北岸），隔江對陣。 周瑜部將黃蓋見曹軍船艦首尾相接，就建議用火攻。他假稱向曹操投降，用蒙沖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快到曹軍二里地，順風放火。這一天，東南風很緊，「火烈風猛，船往如箭」，一靠近北岸曹操軍艦，就延燒起來，同時還延燒到岸上的營砦。南岸周瑜所率江東軍主力看到北岸火起，也擂鼓前進，曹操戰敗，只得取陸路向江陵撤退。曹操恐怕留下燒剩的船艦及軍用物資被孫、劉掠去利用，增強敵人的作戰力量，因此在退走前，就索性把沒有燒著的船艦以及帶不走的軍用物資也一起燒掉了，所以一時燒得「煙炎漲天」（《三國志·吳志·周瑜傳》）。[4] 曹操退回江陵之後不久，命大將曹仁駐守江陵，自己回到北方。後來因孫、劉聯軍長期圍攻江陵，就命曹仁放棄江陵向北撤退，把戰略據點收縮在襄陽、樊城一帶。經過這一戰役，孫權的江東政權，更為穩固。劉備據有荊州一部分地區，以後又取得益州。「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形勢上不得不三分了。 曹操的進兵關隴與漢中的得而復失　赤壁戰敗之後，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時不能殲滅孫權、劉備的事實，只有努力把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加速恢復，使自己的力量遠勝孫、劉，具備戰勝孫、劉的經濟條件，然後軍事上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曹操這一政策也就決定了他此後對吳、蜀軍事方面所採取的防禦方針。這個防禦方針決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他首先必須把自己的後方鞏固起來，使將來和吳、蜀作戰，無後顧之憂。他要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後方，必須統一關隴，然後乘機奪取漢中，進規巴蜀。因此，對關中的用兵這一樁事，首先就被提到議程上來。 當時關中還處在割據分裂狀態之中，但是這些割據一方的將領，名義上還受漢帝給與的官位，倘使曹操驟然出兵進擊他們，就會師出無名。所以曹操先不說去征服他們，而是說要奪取漢中，討伐張魯。但是事實上曹操如果要討伐張魯，必然要進兵關中，這些割據關中的將領也必然會出兵阻擋，那麼曹操正式下令對他們加以討伐，也就振振有辭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命鍾繇率大將夏侯淵等由洛陽向關中推進，聲稱進討張魯，果然關中割據的勢力——韓遂、馬超、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將領，立時聯合起來，人數共有十萬左右，屯據潼關，阻擋曹軍開入關中。曹操就在這一年的秋天，親臨前線。 曹操到達潼關之後，便把大軍集結起來，和韓遂等夾潼關而陣，牽制了韓遂等聯軍主力無法分身；然後抽調徐晃、朱靈兩將率領步騎四千，從蒲坂（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渡過黃河，在黃河西岸建立了堅固的陣地，接著曹操把潼關的大軍陸續北調，與徐晃的軍隊會合。這樣，迫使韓遂等只得放棄潼關天險，把防線退縮到從渭口（今陝西潼關縣北）以西的渭水南岸去了。曹操又把自己軍隊向渭水移動，並多設疑兵，分散敵人注意力，最後大軍陸續渡過渭水，在渭水南岸築成堅固陣地，兩軍對陣起來。 當曹操進兵關中之初，許多人對他說：「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曹操的答覆是，「戰在我」，不在韓遂、馬超，關西兵「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曹軍主力渡到渭水南岸以後，一方面「連車樹柵」（《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從黃河西岸到渭水北岸，築成一條甬道，把河東地區積貯的糧米源源不絕地運往前方，使大軍軍食供應無缺；另一方面，又堅守住渭水南岸陣地，避免與韓遂等盲目作戰。這樣，作戰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曹操一方。 關中以韓遂、馬超為首的將領，最後因求和不能，決戰不得，軍事形勢的發展，對他們愈加不利，只好向曹操納質求和了。曹操採納了謀臣賈詡的意見，假裝允許講和，再利用講和的機會，離間韓遂和馬超的關係，最後曹操又利用了他們之間互相猜忌這一弱點，一舉而擊潰了關中的聯軍。成宜、李堪等陣上被殺；楊秋逃歸安定（郡治臨涇，今甘肅鎮原南），不久投降；梁興退保鄜城（陝西洛川東南），不到一年，也被曹操消滅；韓遂逃回顯親（今甘肅天水西北），到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為其部下所殺；馬超退到隴上，一度攻殺曹操所派遣的涼州刺史韋康，攻陷冀城（今甘肅甘谷南），後來韋康部下楊阜、姜敘等起兵討超，殺超妻子，超投奔張魯，最後又從張魯那兒投奔劉備。 韓遂身死，馬超敗走，曹操在西北地區的勁敵可算基本解決。同時曹操派遣大將夏侯淵攻殺了在枹罕（今甘肅臨夏）稱了三十年「河首平漢王」的宋建，隴右一帶，從此都併入了曹操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內。到了曹丕稱帝，河西四郡也陸續併入曹魏政權統治勢力之內。 曹操剛接受劉琮投降，取得荊州不久，益州牧劉璋曾派遣使臣張松向曹操致敬。按照《三國志·蜀志·二牧傳》注引《漢晉春秋》的說法，由於曹操新取得荊州，「方自矜伐」，對張松接待很簡慢，因而張松回到成都，就「疵毀」曹操，勸劉璋不必和曹操來往。事實上這一說法對於張松這一人物的歷史作用是有誇大的地方的。曹操接見張松，大概在進軍江陵之後，赤壁會戰之前。當曹操到達江陵之際，西可以進規三峽，東可以席捲江東，但是這時孫、劉聯軍已在組成，曹操勁敵當前，必須集中全力擊潰孫、劉，然後回師入蜀，進取劉璋。到那時劉璋如果仿效劉琮束手歸附，曹操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益州；如果那時劉璋負隅抵抗，就也很容易地把他消滅。而在赤壁敗後，接著江陵不守，曹操已不可能派偏師溯江而上，席捲全蜀。劉璋後來之所以沒有同曹操往來，曹操之所以不進入巴蜀，並不決定於曹操接待張松的簡慢和張松的長相醜陋，而是決定於赤壁兵敗，江陵失守後的軍事形勢。接著曹操就謀取關中，進兵漢中，從中可以看到曹操進規巴蜀的念頭，時刻縈繞在心上，不過客觀的形勢阻止了他，使他無法實現而已。 公元211年，曹操擊敗關中韓遂、馬超等聯軍之後，本來可以立刻把兵鋒轉向漢中，但是因為當時河北的河間郡（治樂成，今河北獻縣東南）發生了以田銀、蘇伯為首的農民起義，曹操為了穩定後方，火速把關中的大軍主力抽回到河北來，這樣又推遲了對漢中的進軍。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之後，曹操恐怕自己用兵漢中，孫權會騷擾東南，所以動員了步騎四十萬，從合肥進攻孫權的濡須塢（今安徽巢湖東南四十里），想用軍事威力震懾孫權一下，使他以後不敢輕易開啟兵釁，然後可以專意經營西部地區。不過曹操剛把東南的陣地穩住，在許都卻又製造了殺漢伏皇后及其宗族一百多人這一大獄，進一步加強了對漢中央的控制，這樣又不得不推遲奪取漢中的計劃。而劉備卻在這時取得了益州的統治權。曹操怕劉備不久進窺漢中，威脅關中，因此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調遣十萬大軍，進攻張魯。 曹操從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出散關（今寶雞市西南），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弟張衛率領一萬多人拒關堅守，山峻難登，曹操進攻，損折了很多士兵，終於把它攻下。張魯聽到陽平失守，放棄南鄭（今陝西南鄭東），退到人居住地區的巴中——今四川嘉陵江、渠江上游地方去。部落酋長朴胡、杜濩、任約相率歸附曹操，曹操以朴胡為巴東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到了十一月間，張魯就也出降曹操了。 劉備看到曹操的勢力不但已進抵漢中，而且滲透到嘉陵江、渠江流域，這樣就直接威脅到蜀漢政權的存在。因此劉備派遣部將黃權出兵三巴，擊平了朴胡、杜濩、任約，把蜀漢政權在嘉陵江、渠江上游的統治權重新鞏固下來。 曹操得悉朴胡等被劉備擊破，派部將張郃進軍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劉備派巴西（郡治閬中，今四川閬中）太守張飛率領一萬餘人，和張郃相拒，經過五十多天激烈的戰鬥，最後張郃終於為張飛所破，退回南鄭。曹操在漢中坐鎮了一些時候，就留親信大將夏侯淵率領一部分將士駐防漢中，自己帶了軍隊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天回到鄴城去了。 史書上曾說，當曹操剛攻下南鄭時，隨軍從征的丞相府主簿司馬懿，勸曹操趁劉備取得益州還不到一年，「蜀人未附」，而且劉備因為與孫權交涉荊州分界的問題，正去公安的時候，乘機進兵，益州「勢必瓦解」（《晉書·宣帝紀》）。曹操另一謀臣劉曄也勸曹操說：「（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三國志·魏志·劉曄傳》）另據當時人傅幹的記載，那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三國志·魏志·劉曄傳》注引《傅子》）。這些記載都是說曹操沒有採納司馬懿和劉曄的建議，因而把進取巴蜀的大好機會放過了。這類歷史記載是不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是值得研究的。曹操指揮戰爭是非常把穩的。益州地勢險要，劉備、諸葛亮又都是有政治鬥爭經驗和軍事指揮才能的人物，只要他們據險不戰，以逸待勞，就會給曹操軍隊帶來莫大的損失，曹操是決不肯冒險進兵的。因此曹操不會在攻克南鄭之後，接著進攻成都，而只是想利用部落酋長的歸附，把他的勢力向三巴推進，這正是曹操的善於用兵而不是曹操在戰略上的失誤。 在劉備方面看來，漢中是「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三國志·蜀志·楊洪傳》）。劉備的謀臣法正也力勸劉備進取漢中。曹操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春天撤退，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天，劉備就開始發動對漢中的進攻，到了建安二十三年夏天，劉備還親臨陽平關前線，對駐防漢中的曹軍夏侯淵、張郃部發動攻擊。在同年九月，曹操也親提大軍，趕往長安，密切注意漢中戰局的發展。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劉備進據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爭奪陣地，為劉備部將黃忠所殺。這年三月，曹操自己就從「五百里石穴」（《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的斜谷道（在今陝西眉縣西南）趕往他所認為的「天獄中」的南鄭，拔出自己在漢中的所有部隊，退到長安。這樣，曹操就放棄漢中，而把抵禦劉備的戰略據點收縮到長安、陳倉（在今陝西寶雞市東）一帶。 漢中的得而復失，從曹操方面來講，固然在軍事方面是一種較大的損失，但是曹操情願放棄漢中，也不肯把自己主力拖進這一「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後漢書·楊震傳玄孫修附傳》）比之於「雞肋」的泥淖——漢中地區去，從戰略指導原則來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劉備在進兵漢中不久，就命關羽從江陵出兵，北規襄、樊，而孫權也一度配合劉備，圍攻合肥。這一次的攻勢，東西齊舉，規模相當大，對曹操來說，是應該沉著對付，不能粗心大意的。如果曹操不肯放棄漢中，曹軍主力勢必陷在西線戰場，就會造成軍事上極大的不利。所以曹操寧可放棄戰略要地的漢中，而不肯為了固守漢中而使自己的主力給敵人牽制住。由此可見，曹操放棄漢中，是不能算作失著的。 曹操利用孫權解除襄樊的威脅　劉備在攻克漢中後，即命令駐防江陵的關羽出兵襄、樊，北向宛、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關羽向樊城發起進攻。這時曹仁防守樊城，在關羽進攻前，先派于禁、龐德等七軍屯於樊北，與城內互為掎角。八月間大雨，漢水驟漲，平地水深數丈，于禁等七軍被水浸沒，只有小部分將領登高避水。關羽乘大船猛攻，于禁投降，龐德被殺。關羽乘船猛攻樊城，這時城內人馬只有幾千人，曹仁堅守待援。城遭水淹，水再漲高几尺，全城就要被淹沒，真是危急萬分。關羽還出兵包圍襄陽，曹操方面所派遣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郡治南鄉，今河南淅川東南）太守傅方也都投降關羽了。曹操聽到襄、樊戰事不利的消息，他先派遣徐晃率兵屯據宛城，待機反攻；自己也趕忙把主力從關中抽回，並且移駐洛陽，指揮襄、樊戰事。當時因許都距離前線較近，曹操還打算把首都遷往鄴城，只是怕動搖人心，才沒有遷都。 曹操的謀臣司馬懿、蔣濟勸曹操利用孫權、劉備間的矛盾，對孫權採取外交攻勢，加深孫、劉的裂痕。蔣濟還認為：「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孫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三國志·魏志·蔣濟傳》）。曹操採納了他們的意見。 孫權這時也因江陵居建業（今江蘇南京）上游，如讓關羽勢力發展，對自己極為不利。因此一方面派呂蒙偷襲關羽的根據地江陵。同時寫信給曹操，表示願意出兵偷襲江陵，並請求曹操不要泄露這個軍事秘密。曹操接到孫權的信，召集部屬商議處理辦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把孫權偷襲江陵的行動暫時保守秘密。獨有謀臣董昭認為應該把這一絕密消息透露給圍城內的將士和關羽知道。這樣，一是可以使圍城內「不知有救，計糧怖懼」（《三國志·魏志·董昭傳》）的守城將士，守城意志更加堅決。二是關羽知道後，必然要迅速退回去，樊城之圍，不救自解；同時他還料想關羽「為人強梁」，以樊城有必破之勢，必不速退，因此也不至於會影響到孫權的偷襲江陵計劃。曹操就派人抄錄孫權來信，用箭射進樊城城內和關羽營屯裡去。果然，圍城內的將士聽到這一消息，更是「志氣百倍」；而關羽則猶豫不決，沒有立即退兵。 不久，曹操又進駐摩陂（今河南襄城東南），命徐晃在前線開始進行反擊。這時孫權命呂蒙偷襲江陵已經得手，關羽獲悉江陵失守，倉皇撤退，歸路上全軍潰散，關羽沒有到達江陵，就在十二月間被呂蒙擒殺了。曹操這一次利用孫權消滅關羽，不但解除了襄、樊的暫時威脅，而且在戰略上說來，也使蜀漢失去荊州基地，以後諸葛亮幾度對魏用兵，只能出秦川（今陝西、甘肅秦嶺以北平原地帶）一路，而無法「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蜀漢兩面鉗擊的攻勢，從此流產，這對於此後的魏、蜀戰爭也有很大影響。 曹操在樊城解圍之後，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又整旅從摩陂退到洛陽，就在這一月的二十三日，在洛陽病死了。 對曹操的評價　曹操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漢帝都許，建安九年攻下河北，建安十三年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相國，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進爵魏王。在名義上，相國、魏王固然要比漢帝矮一級，在實際權力方面漢帝只是曹操手裡的一個傀儡，國家大權，刑罰慶賞，實際都掌握在曹操手裡。他把統治國家的權力是掌得牢牢的，曾公開對人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設使國家無有孤（曹操自稱），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職事，歸就武平侯國（曹操說這些話時，封武平侯），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這是比較真實的自白。 曹操臨死前數月，孫權上書勸他做皇帝，曹操把孫權的上書給他的僚屬看，文官以士族大地主陳群為首，將帥以夏侯惇為首，趁此向曹操勸進，他們認為漢朝到今天，「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而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勸曹操不用推辭，快做皇帝。曹操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意思是說，即使做皇帝的條件已具備，時機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而讓自己的後輩去做了。 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年六十六。子曹丕繼操為丞相、魏王。到了同年的十月，曹丕代漢稱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據《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可見曹操個子不很高大，卻很有精神。東吳人著《曹瞞傳》，稱他「為人佻易無威重……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膳餚皆沾污巾幘」。儘管東吳人的著作，有意要貶低曹操，但也可以看到曹操平日不大講究儀容，動作比較隨便，不矯揉做作。 曹操從小養成讀書的好習慣，平日「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他的樂府詩，豪邁悲涼，我們在文化章里還要談到。曹操的草書也寫得非常好。他還喜歡打獵，據說他曾經在南皮射雉雞，一天之內，射到六十三隻之多。 曹操提倡節儉，他的「後宮衣不錦繡……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由於曹操以身作則，建安時期，社會上形成一種儉樸的風氣。東漢末年的一股奢侈歪風，到曹操執政的年代，基本上扭轉過來。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審舉》里講到：東漢「靈、獻之世……群奸秉權……台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於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東漢王朝就是在這種腐敗的情況下，發生了農民大起義而土崩瓦解的。曹操掌握漢中央政權之後，他首先重用崔琰、毛玠來典掌選舉，把住了選拔官吏這一道關。選拔官吏的標準是要求「舉用皆清正之士」，清是指操守清廉，正是指作風正派。由於上頭的人提倡「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三國志·魏志·毛玠傳》）。一時形成了一種樸素的風氣，官吏回家省親，往往「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倘使官「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三國志·魏志·和洽傳》），輿論就會說他不廉潔；官吏如果經常穿敝舊的衣服，輿論就會說他廉潔。這固然偏於注重形式，但是承東漢末年奢靡俗尚之後，一反過去積習，對曹操當時統治權的鞏固，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潔，另一方面又強調不拘一格錄用人才。他先後三次下令，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令文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因為管仲不能算作廉士）！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九年，令文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令文說：「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可見曹操一方面雖然重視選用清正之士，而另一方面又怕有用之才，所以一涉清議便終身廢棄，這種流弊，也想竭力防止。他對各種類型人才的選拔，設想是比較周到的。 曹操這樣一個人物，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不少不可寬恕的罪行。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曹操，一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就以鎮壓潁川黃巾起義而嶄露頭角，後來他又鎮壓了青州黃巾軍、黑山黃巾軍、汝南劉辟、龔都等等的黃巾軍，以及陸渾、孫狼為首的農民起義。被曹操屠殺的農民有幾十萬之多，可以說曹操的一生，雙手沾滿了農民的鮮血。 在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戰爭中，曹操也是非常殘酷的。如曹操在進攻陶謙殘破徐州的戰役中，屠殺徐州人民數十萬人；官渡之役，坑殺袁紹降卒好幾萬人。曹操還定出了「圍而後降者不赦」（《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魏書》）這個條文，在這個條文的實施過程中，不知有多少繁華的城市遭到了慘烈的破壞，無數的無辜平民遭受到殘酷的屠戮。 曹操迎漢帝都許之後，把漢帝牢牢抓在自己手裡，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情況，一直繼續了有二十四年之久。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曹操為了鞏固自己權力，還要不斷和漢王朝的殘餘勢力進行鬥爭。建安五年，漢車騎將軍董承等曾聯結劉備，謀殺曹操，操殺承等。董承女為漢帝「貴人」（妃子），曹操也要把她殺掉，當時董貴人已懷孕，漢帝請求曹操寬恕她，操不許。漢帝因此怨操，伏皇后把這事情寫信告訴她父親伏完，「辭甚醜惡」（《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到了建安十九年，伏完已病死，伏後的信卻流傳出來，被曹操知悉，操大怒，命漢帝廢伏後，後幽閉死，並殺後所生二皇子，伏氏宗族牽連此事而死者有百餘人之多。除了上面兩次牽涉到宮廷的事變之外，在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等在許都圖謀劫奪漢帝，進攻曹操的丞相長史王必，很快就失敗了。建安二十四年，魏相國西曹掾魏諷，又結合徒眾，乘曹操不在鄴城的時候，陰謀發動武裝政變，事先被人告發被殺。曹操對這幾次搞政變的人，都殘酷地加以鎮壓了。參加政變的人，往往誅及三族，其中魏諷一次大獄，牽連被殺者有一千餘家之多，張繡子張泉，劉廙弟劉偉，王粲二子，都在這一次大獄中被殺。曹操對漢帝控制是極嚴的，議郎趙彥就因和獻帝接近而被曹操所殺。曹操對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往往無情地予以消滅，幾次大獄，牽連的人可能擴大化了一些，但曹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這樣做還是有其必要的。 但是曹操有時也把一些不必殺的人殺了；有時公開殺人不便，暗地裡還是置人於死地，這就不可原諒了。譬如陳留人邊讓，有文才，曾著《章華台賦》，傳誦一時。同時學人蔡邕、王朗，都對邊讓很推崇。像這樣一個後來收在《後漢書·文苑傳》里的人物，曹操剛當上兗州牧，就因為他譏議自己而輕率地把他殺了。這樁事曾普遍引起兗州人士對他的不滿，張邈、陳宮之所以引呂布拒曹操，和這樁事有一定關係。前北海相孔融，是一個在當時享有盛名的人物，他在北海時，效忠漢室，對袁紹、曹操兩大勢力，都不協附；曹操定鄴之後，他提出「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後漢書·孔融傳》）的建議，想阻撓曹操以魏郡為封地；他和友人禰衡的清談中，有反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傾向；他還有譏議曹操父子的地方[5]。曹操沒有能夠容忍這樣的反對派，結果把孔融連他的妻子、兒女都殺了。禰衡才氣橫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曹操想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來侮辱他，補他作鼓吏，最後還是容納不了他，把他放逐到劉表那兒，衡終於為表將黃祖所殺。丞相主簿楊修，以才智敏捷，為操所忌，卒被操所殺。前面講到過的崔琰，為曹操典選舉，有過貢獻，後來因人告發崔琰誹謗朝政，操勒令自殺。守尚書令荀彧是曹操的左右手，因反對曹操稱魏公並受「九錫」殊禮，被迫自殺。還有當時傑出的名醫華佗，由於不願在曹操左右充當侍醫，長期請假，曹操也把他抓來殺了。總之，這些人原是可以不殺，或不應該殺的，曹操卻把他們殺了。這樣做，曹操的威望，不是更為提高了，反而是削弱了。 當曹操和袁紹起兵討董卓時，袁紹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曹操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九年）智是指謀臣，力是指將士。袁紹但知割據河北地盤，曹操卻主張「任天下之智力」，自然比袁紹要高明得多。曹操不僅能夠指揮大軍作戰，而且也是一個軍事學家，對《孫子兵法》有研究，並作了注釋。史稱曹操「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但是他部下的將帥，除了後來湧現了司馬懿以外，第一流的將帥卻不多。謀臣自郭嘉、荀攸等殂逝之後，後繼者也是寥寥無幾。相反孫權、劉備那裡，人才輩出，如孫權建立東吳政權之初，與周瑜、魯肅若布衣之交，對呂蒙、陸遜信任不疑，這種君臣之間的推心置腹精神，在曹操那裡是找不到的。劉備的才具當然不及曹操，但是劉備同諸葛亮、龐統、法正等君臣之間的和諧氣氛，在曹操那裡也是不容易看到的。曹操所占據的地盤要比吳、蜀大，人口要比吳、蜀多，中原地區的文化水平要比吳、蜀高；然而像吳、蜀那樣的將相如諸葛亮、周瑜、陸遜這一類人物，卻一個也沒有。曹操叱吒風雲，為一代霸主，然而「諸將征伐，皆以新書（指曹操自作兵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即使方面大將，也都秉承他的謀略行事，反而束手束腳，難以充分發揮主觀指導的能力。這不是曹操的優點，而正是曹操的缺點。 * * * [1]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太祖……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 [2]　《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曹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太祖〕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按「坑殺男女數萬口」，《後漢書·陶謙傳》作「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3]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余所吞併，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竊謂……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雲，公坑紹眾八萬，或雲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4]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稱操後書與孫權云：「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可見赤壁之戰，曹軍船隻營砦，固然由於黃蓋的火攻而延燒，但損失還不太大；到了曹操決定撤退，又把燒剩的船隻也一起燒掉，不使流入敵人手中：這兩樁事是可以結合起來看的。 [5]　按《後漢書·孔融傳》稱孔融為北海相時，「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又稱：「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是孔融不附袁、曹之證。又《孔融傳》云：郗慮「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三國志·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亦云「禰衡受傳融論，以為……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這三條罪狀，都是想證明孔融平日和禰衡的私房話中，有敗壞儒家倫理思想的罪行。其實孔融的這種言論，是屬於當時清談範圍之內的。曹操破鄴，曹丕私納袁熙（袁紹次子）妻甄氏，故孔融譏之。「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