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東漢統治的危機　在整個兩漢時期，社會經濟危機主要是由春秋戰國以來土地自由買賣、土地的集中、奴隸使用數目的增加、小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經濟的衰頹、流民的大量出現這些現象來構成的。 春秋以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鐵器的普遍使用，「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59頁），因此，青銅器只是慢慢地消滅的。「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同上），不但鐵犁、鐵斧等普遍使用於農業方面，使農業生產有著顯著的提高，就是手工業方面，有了堅牢而銳利的鐵器以後，也產生了許多新的手工業，結果，有些手工業從農業中開始分離出來。手工業之離開農業而分立，促使交換經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就保證了商品生產出現的可能性。商業城市，也在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了起來，如趙之邯鄲，齊之臨淄，周之洛陽，楚之郢都、壽春，宋之定陶，逐漸成為經濟中心，成為手工業、商業、高利貸的薈萃之地。商品生產和國內市場的增長，還可以從金屬日益起著貨幣作用這一方面推斷出來。這時，不但金銀的行用漸廣，而且還鑄造了大量青銅幣。 隨著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出現新的經濟力量，握有這種力量的就是商人。尤其是富商大賈，挾其壓倒小生產者的經濟勢力，走向統治政權。隨著商人的較多出現，也就產生了高利貸。商人和高利貸者奴役著小生產者，《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漢書·貨殖傳》所謂「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就是指這種情況的發生而說的。 土地既然可以自由買賣，小農經濟的不穩固，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貸者借款的必要，於是抵押土地、因欠債而轉讓土地和農民破產等現象開始增多起來，所謂「秦為無道……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書·王莽傳》），「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漢書·食貨志》載賈誼語），正是這些現象的最好說明。 當然，小農經濟分化的原因，絕不能只歸之於商品貨幣的發展。馬克思曾說過：「前人總是把亞細亞的、古代的、中世紀的商業的範圍和意義，估計得過低；與此相反，異常地把它估計得過高，又已經成為時髦了。」（《資本論》，第3卷，第411頁）在秦、漢時代，對小生產者的破產起了巨大作用的，是超經濟的強制、戰爭和國家捐稅的負擔，所謂秦「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小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過程中，在戰爭、捐稅和高利貸的負擔下，迅速地破產，而商品貨幣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和加速了這一過程。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貨殖列傳》）後在朝廷「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有利條件下，內外貿易獲得長足的發展。富商大賈的勢力，「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他們不是「積貯倍息」，便是「坐列（市中賣物行）販賣」（《漢書·食貨志》）。最能發大財的要算鹽、鐵大商人了。蜀卓氏以鐵冶富；程鄭以鐵冶富；宛孔氏用鐵冶為業，家致數千金；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刁間使桀黠奴逐魚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齊之大鹽商東郭咸陽，南陽大冶鐵商人孔僅，皆致產累千金。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開採鐵礦，需要使用大量的奴隸勞動，故卓氏有僮八百人，程鄭亦有數百人。除了奴隸以外，由於小農在繼續分化，被拋出農村的農民也投向礦場鹽亭。《鹽鐵論·復古篇》所謂「豪強大家，得筦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放流人民」決不是指奴隸，而是指拋出農村的農民而言的。 漢專制主義統治政權的剝削對象主要是廣大農村的小生產者。漢政府一方面奴役和壓榨小生產者，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設法使這一小生產者階層繼續廣泛存在。因此它不喜歡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所起的促進大一統局面的作用，而擔心於商品貨幣關係發展後促使農村經濟兩極化——在一極上急速地進行著農民破產與淪落，在另一極上進行著土地以及財富的集積。小生產者是國家主要的軍事力量，他們在生產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漢書·馮唐傳》），可見當兵的是他們；「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漢書·食貨志》），可見從事耕織和負擔租賦的也是他們。倘使小生產者階層日益破產，會使「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事業陷入癱瘓狀態。 漢政府為了壓制商人經濟勢力的無限制發展起見，對商業活動曾經採取了敵視和鉗制的步驟，可是卻獲得「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後果。當時的「富商大賈或財役貧」，使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漢書·食貨志》）。這樣，到了漢武帝元狩、元鼎之際（公元前119—前115年），除採取算緡、告緡等一系列措施外，並且厲行了鹽、鐵等統制專賣政策，這樣一來，可以說沉重地打擊了商人的商業活動。商人看到重要生產事業既已收歸官營，使他們無法插手，雖然有一小部分大商人為統治政權所吸收，造成了當時所謂的「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的現象，但是絕大部分商人卻被摒於統治政權之外，於是他們也就掉轉頭來，把商業和高利貸向農村猖狂進攻，最後集中於土地的收買。如西漢末，湖陽樊重，世好貨殖，他自己又經營高利貸，「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太平御覽》卷598引《東觀漢記》），以後「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後漢書·樊宏傳》），這不是商業、高利貸、土地三位一體獨特地結合起來的最好例證嗎? 東漢一代，鹽、鐵的禁令弛禁無常，商人自然也很慎重，不肯貿然地去經營它。鹽、鐵事業，商人既不肯插手，至於其他重要手工業如紡織業，又始終和農業結合在一起，這樣，東漢的商業終於也轉化為高利貸，向土地投資。到東漢末年，荀悅《除田租論》所謂「今豪民占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珞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損益篇》所謂「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就是這種景況的寫照，社會危機更是嚴重[1]。 在兩漢整個時期里，大土地占有者——貴族官僚霸占了任何一個平民有權租入的土地。如西漢成帝時，紅陽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漢書·孫寶傳》）；哀帝時「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漢書·王嘉傳》）。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如西漢宣帝時，陰子方「田有七百餘頃」（《後漢書·陰識傳》）；成帝時，張禹「買田至四百頃」（《漢書·張禹傳》），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東漢時，濟南王劉康有「私田八百頃」（《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鄭泰「有田四百頃」（《後漢書·鄭泰傳》），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人……田百一十八頃」（《後漢書·宦者侯覽傳》），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是建立在無數小農失去土地的基礎之上的。 小生產者在貨幣商品關係的發展之後，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過程之中，在政府的租賦剝削和意外災害的襲擊之下，迅速地破產了。破產的農民，不得不求助於高利貸者，他們因負債纍纍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他們往往因種地不能謀生，而且有時還因為有了土地反要肩負整個戰爭重擔和巨額捐稅，所以甚至自己主動地拋棄了土地。西漢從武帝以下，一直到東漢統治最後崩潰為止，農民被拋擲出土地的現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被拋擲出土地的問題，便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將農民破產流亡和政府爭取控制農民的情況列表於後： 續表 續表 這些農民，既被拋擲於小農農村之外，無可抗拒地淪於依附農民的境遇，要進入新的隸屬關係。但是這種新的依附關係，也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來的。西漢以來已經萌芽的世家大族地主莊園，如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馬援役屬賓客數百家（詳見第二章），在當時還剛開始發展，不可能充分吸收被拋擲出來的農民，使他們按照這種依附關係投入生產，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在社會上流蕩，造成了王符《潛夫論·浮侈篇》里所說的「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浮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的嚴重程度。 破產流亡的農民，他們的境遇是極其悲慘的。他們在流亡途程中，往往赤裸著身體，啃著草根樹皮——「裸行草食」（《後漢書·劉平傳王望附傳》）。這種悲慘的景象，是我們不難想像到的。東漢自安、順二帝以後，農民拋出土地的現象發展到嚴重程度，階級矛盾也極端尖銳化。破產而流亡的農民，不斷舉行起義，愈到東漢末期，規模愈大。 東漢安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四次；順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三次；沖、質兩帝一共在位不滿兩年，農民起義卻發生了四次；桓帝統治二十一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四次；靈帝即位（公元168年），一直到公元180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六次。以上還不過是有史可稽的，至於規模較小、史書失載的農民起義，次數可能更多。參加起義的人數，也愈來愈多。在安、順時代，不過數千人。到了桓帝時代，如永興二年（公元154年），泰山、琅邪爆發了公孫舉、勞丙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已多達三萬人（見《後漢書·桓帝紀》、《段熲傳》、《趙彥傳》）；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長沙、桂陽、蒼梧、南海、南郡等地區爆發了卜陽、潘鴻、李研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就多達十餘萬人了（見《後漢書·桓帝紀》，《度尚》、《陳球》諸傳）。靈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廬江、江夏爆發了黃穰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也多達十餘萬人（見《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到了公元184年，便總爆發為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終於摧毀了專制腐朽的東漢王朝，使它從此一蹶不振。 東漢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尖銳化　東漢後期，隨著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和激化，統治集團內部士夫官僚與外戚、宦官之間的鬥爭激烈展開；而在地方上，由於要採用武力來鎮壓各族人民起義，州牧、郡守擅兵的割據條件也逐漸形成。 外戚、宦官的擅政，是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下的必然產物，因為唯有在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之下，皇帝的親姻才能依緣著裙帶關係，掌握國家大政；同時那些受過閹割的宦官們，才有進入宮廷侍候皇帝，從而操縱政權的可能。但是無論外戚也好，宦官也好，當專制主義的全盛時期，他們都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只有當統治政權日趨腐化，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之際，即當統治集團上層不但恐懼農民起義，而且在統治階級內部對自己的任何臣屬百官也不敢十分相信的時候，外戚、宦官這時才成了統治政權里的主要角色。 東漢的外戚，都出身於開國時的將相功勳之後，如竇氏是光武時功臣竇融之後，鄧氏是元勛鄧禹之後，耿氏是耿況之後，梁氏是梁統之後。他們雖都出身於元勛貴族，但是他們的勢力消長卻是隨著太后、皇帝的生死而轉移的。即當新皇帝即位或取得實際政權後，就有新的外戚要進入政權，而舊的外戚由於和新皇帝的關係較為疏遠，他們就不得不伴隨著舊皇帝或太后的死去而面臨失勢的境地。不過舊外戚還會留戀權勢而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新皇帝長大之後，為了要求還政於己，還須運用各方面的力量來剷除舊外戚的勢力。可是皇帝生長於深宮之中，要想消滅久秉大政、威行內外的舊外戚，沒有可能謀之於外廷群臣，這樣，不得不謀之於宮廷中親近的家奴——宦官。故東漢和帝利用宦官鄭眾殺外戚竇憲（公元92年），順帝利用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外戚閻顯（公元125年），桓帝利用宦官單超等五人殺外戚梁冀（公元159年）。梁冀消滅之後，東漢王朝的統治大權，也就落入宦官集團的手裡去了。 不論是外戚還是宦官，他們都是剝削人民霸占土地的能手。如外戚梁冀秉政十九年（公元141—159年），他搜刮四方資財，「充積藏室」，並封禁洛陽城西土地數十里，作為他的園苑，又強迫良民作奴婢，稱為「自賣人」，有數千口之多。他失敗自殺後，政府沒收他的財產，合三十餘萬萬錢，占東漢王朝全盛時期全年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2]。這三十餘萬萬錢，還不包括房屋、園苑和土地，絕大部分都是從人民頭上強取豪奪來的。 宦官的貪殘橫暴，比起外戚來更厲害。如宦官侯覽「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後漢書·侯覽傳》）。「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為宦官張讓等所霸占（見《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典略》）。他們甚至「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後漢書·侯覽傳》）。由於他們的親屬和黨羽奪占州郡大半土地，使無數農民失去土地變成赤貧，甚至淪為「自賣人」，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情況下發展到全國範圍的。 東漢統治階級中「士夫」階層是組成規模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骨幹。這些士夫，他們往往先從師受經傳或遊學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洛陽的太學，然後以經明行修應命徵辟，歷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至卿相高位，逐漸形成為世家望族。儘管士夫地主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對王朝的統一起了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士夫主觀上是主張加強專制主義政權力量的。因為只有強有力的專制主義集權的中央政府才能限制外戚勢力的無限發展，才能使他們本階層前進的路上沒有障礙。所以當外戚勢力發展，漸漸有祿去王室之勢的時候，士夫官僚是主張「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後漢書·李固傳》）。如外戚竇憲勢力膨脹時，涿郡崔駰、汝南袁安與之抗爭；外戚耿寶、閻顯勢力膨脹時，弘農楊震與之抗爭；外戚梁冀勢力膨脹時，漢中李固、犍為張綱與之抗爭。到了外戚勢力壓下去，宦官勢力抬頭，中央集權的體制更面臨惡化，社會危機也更是嚴重，士夫官僚中一部分人和太學生們就投入了反宦官的鬥爭。由於一部分士夫官僚比較有統治經驗，而三萬多太學生，其中一部分比較接近下層，因此他們提出的對政治的改良要求，也尚能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以致引起了宦官集團的恐懼，終於釀成了東漢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公元166、169年兩次黨錮之禍幾乎把當時統治階級內部較有統治經驗的所謂「清流」——士夫一網打盡，全部摒諸政權之外。 兩次黨錮之禍發生以後，一直到公元189年，前後二十三年間，可說是宦官勢力的極盛時期。中央各官署概由宦官來擔任令、丞，中官領禁兵，且成為「漢家故事」，不准有人懷疑。宦官的「父子兄弟」，不但「並據州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典略》）充當刺史、郡守，而且也有位至三公的。 靈帝時，東漢王朝的政治腐敗更達極點。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甚至公開在西園賣官鬻爵，「二千石（郡太守）二千萬，四百石（一萬戶以下的縣長食祿四百石）四百萬」（《山陽公載記》）。「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資治通鑑》漢靈帝光和元年）關內侯的爵位，賣五百萬錢。公卿的職位，不敢公開發賣，就通過宦官及皇帝的其他親信人員私下進行勒索，公定價千萬，卿定價五百萬。官吏到職以後，頭一樁事情，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把買官錢繳送上去。西園買官錢實際都轉嫁在貧苦農民頭上，只此一端，就可以知道人民受到剝削之重了。 黃巾大起義　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二月，黃巾大起義便爆發了。 當東漢順帝時（公元126—144年），有琅邪人于吉，編寫了一部《太平清領書》，傳播道教。順帝時期正是東漢王朝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時期，當時困於飢餓流亡的苦難人民正求死不得，求生無門，自然把道教作為精神上的支柱來崇奉它了。靈帝初年，巨鹿（郡治陶，今河北寧晉西南）人張角就利用了道教，自稱「大賢良師」來傳播《太平清領書》的教義，用符水咒說來醫病。張角所傳的道教——太平道發展很快，十多年間，徒眾發展到幾十萬人之多。 張角傳教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宗教是他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的工具。他提出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他的門徒用白土在京城和州郡官署牆壁上書寫「甲子」二字，暗示甲子年（公元184年）是東漢王朝（蒼天）崩潰、新政權（黃天）建立的勝利年。張角還採用軍事方式來組織農民群眾。他「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方就是一個方面軍，預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三月五日，舉行全國性的大起義。 張角的得力助手大方（即一個方面軍首領）馬元義在荊、揚一帶組織了群眾數萬人，計劃在冀州的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集合，配合張角主力軍同日起義。馬元義還幾次出入洛陽，爭取宦官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定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內外同時起義，一舉拿下洛陽。不料太平教徒濟南人唐周叛變，向東漢政府上書告密，馬元義在洛陽被捕，車裂而死。同太平道有牽連的警衛官兵和洛陽百姓，也被捕殺了一千多人。 張角聽到洛陽密謀敗露，便連夜通知三十六方，把起義日程提前到二月。起義軍自稱黃天，張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寶弟張梁稱人公將軍。三十六方同時起兵，起義軍頭戴黃巾以為標誌，所以稱為黃巾軍。黃巾軍起義以後，到處焚燒官府，攻殺官吏，州郡沒有準備，潰不成軍。僅僅十多天，「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後漢書·皇甫嵩傳》）。 起義軍活動地帶分為三個，第一是河北的冀州，由張角直接領導，起義一發動，就得到安平（今河北深州北）和甘陵（今河北清河東南）人民的擁護，活捉了民憤很大的安平王劉續、甘陵王劉忠。廣陽（郡治薊，今北京市西南）一帶的黃巾軍首領黃沙也起兵攻殺了幽州刺史郭勛和廣陽太守劉衛。在東漢王朝時期，除了京城洛陽以外，豫州的南陽（郡治宛，今河南南陽市）是皇帝的家鄉，所謂「南陽帝鄉多近親」，這一帶土地非常集中，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它和潁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汝南（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東南）二郡又都靠近東漢的政治心臟洛陽，如果農民軍能在這兩個地區展開軍事活動，便能威脅洛陽，置這個王朝於癱瘓的境地。所以南陽黃巾軍首領張曼成聚集義眾，攻殺了南陽太守褚貢；潁川黃巾軍首領波才聚集義眾，占領了潁川郡的廣大地區；汝南黃巾軍首領彭脫也戰勝了太守趙謙，和各地黃巾軍配合作戰。 漢政府為了鎮壓起義，採取了下列幾種措施。以外戚何進為大將軍，駐兵洛陽，在洛陽四周設立八個關戍，派兵駐守，確保洛陽的安全。同時調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出擊冀州，遣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出擊潁川、汝南二郡黃巾。南陽郡的黃巾進展很快，漢政府一時還抽不出力量來對付，只好暫時擱下，等潁川、汝南二郡黃巾軍解決之後，再掉轉兵鋒，來鎮壓南陽的黃巾軍。 漢政府在農民起義的巨大壓力下，為了集中統治階級的力量，就解除「黨錮之禁」，起用「黨人」，鎮壓黃巾起義。 皇甫嵩、朱儁合軍四萬餘人，進攻潁川黃巾。潁川黃巾軍作戰英勇，擊敗朱儁軍，並把皇甫嵩圍困在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北）城內。後來皇甫嵩用火攻襲擊農民軍，農民軍缺乏戰鬥經驗，受了很大損失，損折了一萬多人。官軍乘勝追擊，波才、彭脫戰敗逃散，到了中平元年的六月，潁川、汝南二郡的戰事就先結束了。 潁川、汝南的黃巾軍失敗之後，朱儁移兵趕往南陽。先是南陽黃巾軍首領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之後，占領了南陽郡宛縣有一百多天之久。到了中平元年六月，漢新任南陽太守秦頡進攻宛城，殺害了張曼成。張曼成的餘部在趙弘的領導下，堅守宛城，人數發展到十餘萬人。朱儁進攻宛城，臨陣殺害趙弘，農民軍復推韓忠為首領，據守宛城，最後因城破被殺。黃巾軍又推孫夏為首領，再次攻下宛城。後來因敵我力量懸殊，棄城西走，全軍潰散。黃巾軍在南陽和官軍的激戰，敗而復振，宛城三失三得，起義軍英勇果敢，是值得載入農民戰爭史的光輝史冊里的。 北中郎將盧植進攻黃巾軍主力張角於河北，屠殺農民軍一萬餘人。張角退保廣宗（今河北南宮南），固壘堅守。盧植築圍鑿塹，並用雲梯四面進攻，農民軍英勇抵抗，官軍還是不能得手。漢政府以盧植師久無功，把他撤回，改派東中郎將董卓代植當統帥。不久又以軍事進展不大，撤回董卓，改派皇甫嵩前去鎮壓。正當軍情緊急，張角病死。中平元年十月，廣宗決戰，張角弟張梁英勇戰死，農民軍被殺和赴河死的有八萬餘人之多。下曲陽（今河北晉州西）一役，張角弟張寶又在戰鬥中犧牲，農民軍損折了十餘萬人。黃巾軍的主力便這樣被擊潰了。漢政府趁這個勝利的軍事形勢，放手屠殺，史稱「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資治通鑑》漢靈帝中平元年）。這樣，在全國範圍內，又殺了幾十萬人。 在黃巾軍主力被消滅的次年，漢政府還藉口京城火災，以修繕宮殿為名，普加天下田稅，一畝十錢。刺史、太守除拜，責繳助軍、修宮錢，大郡太守繳足二三千萬，才准到任。農民起義更以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勢發展開來。起義的地區，不僅是在黃河流域，而且西及益州（見《三國志·蜀志·劉焉傳》），南至交阯（見《三國志·吳志·朱治傳》）。在中原地區，黃巾農民軍餘部形成無數細流，如「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氐根（首領姓於，是大鬍子）、青牛角、張白騎（首領姓張，騎白馬）、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首領是大嗓子）、浮雲、飛燕（首領腳手輕快）、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首領姓李，是大眼睛）、白繞、畦固、苦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後漢書·朱儁傳》）。而青州黃巾，眾且過百萬，黑山眾後來亦至百萬，他們終於推倒了專制主義的東漢王朝。 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軍的失敗，除了因為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之外，還有下列一些原因：（一）黃巾軍領袖開始利用宗教來組織農民群眾，這比以前有所進步，但道教徒內部階級成分是比較複雜的，起義的準備工作雖然做得比較細緻，而最後還是由於教徒中出現叛徒而被叛賣了。馬元義在洛陽犧牲，舉義日期倉猝提前，這對此後起義的成敗有一定影響。（二）起義除了主力在河北發動以外，還開闢了南陽和潁川、汝南兩個戰場，這三個戰場本來可以相互配合，實際上卻缺乏聯繫，以致官軍採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很快就次第被鎮壓下去了。（三）農民軍人數雖然達數十萬人，戰鬥意志也很旺盛，但平日缺乏訓練，裝備不良，尤其缺少有經驗的軍事指揮人員，在戰略戰術上，都不能化被動為主動。而漢政府卻動員可以動員的武裝力量，包括地主武裝在內，抓住農民軍的弱點，集中攻擊，反而暫時得手了。 黃巾大起義最後失敗了，全國各地人民再度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在過去已被榨取得幾乎一無所有了，他們被拋擲出農村，失去了土地，到處流亡。流民的問題構成漢代最大的社會危機，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民起義還會繼續發生。這個問題後來總算被曹操所解決了，那就是後面要講到的，曹操推行兵屯和民屯制度，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 黃巾大起義，首先達到了摧毀東漢王朝的最終目的。儘管在靈帝以後，漢獻帝還充當了有名無實的傀儡皇帝，但東漢王朝的大權實際上已落到曹操的手裡。 伴隨著這個腐朽的東漢王朝而存在的外戚也好，宦官集團也好，在黃巾大起義之後不久，也都被清洗出政治舞台去了。只有士夫官僚和地方豪強，他們在農民戰爭的結局中得到利益。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本來是被宦官集團排擠在政權之外的。黃巾大起義之後，東漢政權為了要集中統治階級力量來鎮壓農民運動，不得不下令解除「黨錮」，同時還起用一些「黨人」來鎮壓農民起義。從這些士夫階級的本身利益來講，為了要共同對付更可怕的敵人起見，也是迫切要求參加政府並組織地主武裝來鎮壓農民起義的。何況他們還想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出任地方州牧（或刺史）、郡守，積蓄力量，形成一種割據的勢力，以便等待時機，進而分割漢室的一統江山。 統治階級的混戰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破壞　本來，漢王朝的地方政府是郡、縣兩級制，雖設立刺史，只是一種監察的官吏，而不是行政的官吏。西漢定製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並無固定駐地。東漢開始有固定駐地，官秩也從西漢的六百石提增為二千石。一州的事情，可以由刺史來全權處理。這樣，刺史就漸漸由監察官吏變為地方行政官吏，「州」也由監察區域漸漸變為行政區域。這樣，中央與郡縣之間，又增加了州牧和刺史一級，地方政府就變成州、郡、縣三級制度了。 這州、郡、縣的三級制度，極大地影響了魏、晉、南北朝的行政制度，一直到隋朝，才加以釐革，重新恢復為州、縣或郡、縣的兩級制度。 西漢初期，只有邊郡太守才許統兵，所謂「初置四郡，以通西域……保邊塞，以二千石（太守）治之，咸以兵馬為務」。所以程不識、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漢書·李廣傳》）。東漢中葉以後，少數民族的起義，遍及內地，農民革命運動也發展到全國範圍。由於軍事的延續和擴大，刺史、太守主兵的制度遂由沿邊州郡延至腹地。刺史、太守握有軍民財政諸權，地方政府的勢力開始重要起來。到了黃巾起義，東漢王朝的末日已經來臨，中央權力薄弱，對州、郡不能控制，割據局面遂由刺史、郡守的擅兵而形成。 黃巾大起義以後，東漢政府想組織一支新軍，來加強拱衛首都的力量，於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在西園成立統帥部，即所謂「西園八校尉」。宦官蹇碩為上軍都尉，連大將軍何進也得聽他指揮，實際上是全國的最高統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也就是副統帥。 靈帝病死（公元189年），外戚何進（何太后兄，少帝舅父）以大將軍秉政。袁紹說何進誅宦官，進先殺蹇碩，取得了西園八校尉的指揮權，又想徹底消滅宦官集團，可是何太后原先是由宦官的推薦而得靈帝的寵愛的，對宦官很感激，不肯答應。何進乃調動董卓率領的西北軍進洛陽，準備在卓軍開入洛陽之後，立即採用武力剪除宦官勢力。宦官段珪等知進密謀，為了先發制人，趁何進入宮的時候，先殺進，並劫少帝出走。袁紹勒兵反攻，悉誅宦官，死者二千餘人。 宦官的勢力剛消滅，董卓的西北軍卻開進了洛陽。這樣，東漢王朝的大權就落到董卓的手裡。 董卓西北軍成分很複雜，除了漢人以外，還雜有胡、羌族的僱傭兵，沒有什麼紀律。進入洛陽以後，他放縱兵士「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後漢書·董卓傳》）。有一次他派兵去陽城（今河南登封），正是春季祭祀社神的日子，兵士突然把祭社的民眾包圍起來，男子的頭全被斬下，掛在車轅上；車上滿載婦女、財物，他們歌呼返回洛陽，聲稱擊「賊」大勝。 董卓得政之後，殺何進妹何太后，廢何太后所生子少帝，擁立少帝弟劉協為皇帝（獻帝），卓自稱相國。不久用毒藥把少帝毒死。 董卓初入洛陽，要想拉攏人才，鞏固政權，也曾起用當時著名的「黨錮」中人荀爽、陳紀、韓融等為公卿；又聽從「黨人」的推薦，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守。但是由於董卓輕率廢殺太后、少帝，引起士夫官僚的普遍不滿，因此他所任命的山東牧守，個個都舉兵來反對他。 袁紹從他高祖父袁安以來，四代出了五個三公，「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後漢書·袁紹傳》）。消滅宦官時，袁紹又出了大力。他是反對董卓廢殺少帝、立獻帝的，他反對董卓這種做法，並不是要興復漢室，而是認為這樣做會喪失人心，招致失敗。袁紹既和董卓鬧翻，怕董卓殺他，逃奔河北。後來董卓聽到袁紹還在河北帶頭反對他，他就盡殺袁氏在洛陽和長安兩地的家屬，自太傅袁隗以下死者五十餘人。山東的州郡牧守，都紛紛起兵，號為袁家報仇，推袁紹為盟主，共同聲討董卓。 董卓見洛陽受到關東（潼關以東）軍的威脅，而黃巾軍餘部以郭太為首的白波軍這時又集結在白波谷（在山西臨汾境內），人數已發展到十多萬人，有南渡黃河截斷董卓後路的動向。董卓於是慌忙挾持漢獻帝退至西北軍的根據地長安。卓入關之後，「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後漢書·董卓傳》）；又數殺大臣，欲以立威，更弄得統治階級內部上下離心，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將呂布等共殺卓，並滅其家族。長安士卒聞董卓死，皆歡呼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居民把有限的一些裝飾品和衣服都賣掉了，沽酒買肉相慶祝，「填滿街肆」，反映了人民對董卓的極度仇恨。 王允雖然果斷地把董卓殺了，但善後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大名士蔡邕，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在宦官擅政時期，蔡邕受到迫害，亡命吳會達十二年之久。董卓得政之後，蔡邕被迫出仕，做到左中郎將。由於蔡邕以前曾在一次會議上開罪了王允，王允殺掉董卓後，就借蔡邕同情董卓這個罪名把他也殺了。同時王允自謂有殺董卓之功，驕傲自大，接待人士，「每乏溫潤之色」（《後漢書·王允傳》），實際上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王允更為失策的是在董卓死後，董卓的部眾尚有十多萬人，王允不願下赦令赦免他們，加以收編，而堅持要他們解除武裝。董卓的餘部認為王允偏向關東軍，西北軍「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就會被人消滅。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遂聯兵攻破長安，殺王允。接著董卓的部將又彼此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起來。 當董卓撤出洛陽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卓〕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續漢書》）。「〔卓〕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後漢書·董卓傳》）卓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卓將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後漢書·董卓傳》）。 關中如此，山東地區的情況也沒有比關中好多少。在山東，世家大族和地方牧守在聲討董卓的同時，又互相廝殺起來。正如《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中所說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青州素殷實，戶至百萬，刺史焦和參加內戰，「不暇為民保障，……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其後曹操與徐州牧陶謙戰，時「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大抵當時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戰爭最激烈的地方，如陳留、潁川兩郡，其全盛時，陳留戶十七萬七千、口八十六萬九千，潁川戶二十六萬三千、口百四十三萬六千（《續漢書·郡國志》），以後都被戰爭破壞得荒涼不堪；涿郡舊有民戶十萬、口六十三萬（《續漢書·郡國志》），到了曹魏時，只「領戶三萬」（《三國志·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表》）了；鄢陵（屬潁川郡，今河南鄢陵）舊有民戶五六萬家，經過戰火浩劫之後，也只剩下數百民戶[3]；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野戰死亡，或門殫亡盡」（《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造成了「千里無人煙」與「白骨蔽平原」的悲慘景象[4]。 隨著統治階級的混戰，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的破壞，因而招致了人為的饑荒。「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州里蕭條。」（《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曹操與呂布相持，操軍「乏食，〔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軍隊有武力可以依靠，猶缺乏糧食到這樣地步，一般人民之飢餓死亡，可想而知了。 人民以鋒鏑餘生，奔走四方。青州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餘萬口[5]；關隴人民流徙入荊州者十餘萬家，流徙至益州者數萬家，流徙至漢中者又數萬家[6]；京雒之民流徙東出，至徐州者十餘萬口；南陽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荊州之民，又移詣冀州[7]；冀州之民五萬戶，又移詣河南[8]；皖北、蘇北人民東渡長江，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9]。此外，避難遼東，遠至交州者，又以成千成萬計算[10]。 自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一帶流行一種兇猛的疾疫[11]。至此由於天災人禍，生產荒廢，疫勢更加猖獗。人民除了顛沛鋒鏑之間、流離海內之外，還要遭受到疾疫可怕的侵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這又增加了人民死亡的數字。 大死喪大流徙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占有十二州土地，至於民戶數卻只抵得上漢時的一大郡[12]。東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七萬餘，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餘；至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得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餘，口一千六百十六萬餘；經過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減少，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當然，這種人口驟減的原因，我們不能認為完全是由於戰爭、疾疫的死亡；除了死亡而外，由於地方封建貴族——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日益發展和鞏固，大部分過去獨立小農，在戰亂與流徙以後，不得不依附於世家大族，變為「部曲」和「佃客」。這種依附農民一變成部曲、佃客之後，也就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蔭庇戶口的日益增多，政府的戶口自然日益減少，因此，戶口顯露出驟然衰落的現象來了。 自然經濟完全占統治地位　當東漢社會危機逐漸加深的時候，也正是小生產者的經濟益趨衰頹的時候。小生產者的農民，在衣食等幾項主要生產方面，向來依靠自給，現在由於他們經濟益趨衰頹的緣故，購買力更大大地降低。對於手工業者來說，農村既是手工業原料與生活資料的供給地，又是手工業製成品的市場，獨立小農經濟的衰頹，就使已經脫離農業而獨立的一些手工業走向衰落。因此，從東漢以來，商品貨幣關係的規模，就要比西漢縮小。在西漢時，黃金的行用，總數量在百萬斤以上。王莽末，「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匱者，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漢書·王莽傳》）。至東漢，黃金使用的總數量，見之於記載的，不過數萬斤，即東漢末年董卓最後藏之於郿塢的，據《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所載，也只有二三萬斤而已。青銅鑄幣方面，西漢「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上林〕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漢書·食貨志》）；王莽變漢制，幣制紊亂，至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初鑄五銖錢，中間有二十多年，已經「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帝紀》）；章帝元和中（公元84—86年），尚書張林說「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後漢書·朱暉傳》），事未施行，而章帝終以林言為然；過了七十多年，至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有人上書說「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桓帝下其議，孝廉劉陶等表示反對，「帝竟不鑄錢」（《後漢書·劉陶傳》）。這都說明由於社會經濟危機的正在日益加深，因此，商品貨幣關係規模也正在逐漸縮小。 到了東漢統治總崩潰階段，史稱由於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後漢書·董卓傳》）。「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魏志·董卓傳》）事實上，倘使錢貨的不行單純是董卓破壞五銖錢系統所造成幣制紊亂的結果，那麼以後曹操復廢小錢，行用五銖，交換經濟就應該很快重新活躍起來了，然而歷史事實卻不是如此。五銖的鑄幣，迄建安之世（公元196—220年），幾近於廢棄，谷帛等實物經濟，代替執行貨幣的性能；到了曹丕黃初二年（公元221年），終於廢止使用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可見魏、晉時期的貨幣近於廢棄，不能全部推諉責任於董卓的破壞五銖錢系統。董卓的這種舉動，不過加深了東漢的社會經濟危機，使物價騰貴，人民生活更加困難；而促使貨幣從此一度近於廢棄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伴隨著東漢王朝滅亡而來的生產力遭到巨大的破壞，農業趨於衰落，手工業由於依附農民缺乏購買力而更和農業結合在一起，而使銷路縮減，商業停滯，人口減少。自春秋戰國以來，從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起來的城市，至此日益喪失其曾經有過的政治經濟意義。此後，在中國境內特別是黃河流域，湧現了無數塢壘堡壁，住在這些塢壘堡壁里的「壘主」、「鄉豪」等地方封建貴族，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勢力大大加強，因此，地方實權分散在這些地方封建貴族的手裡。固然，在魏、晉時期，中央集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而且還微弱地向前發展，但是在自然經濟及各個塢壘堡壁間經濟聯繫極其薄弱的條件下，終於使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使國家趨向分裂。所以自東漢統治崩潰之後，一直到隋王朝的統一，這四百年間（公元189—589年）除了西晉短短二十年（公元280—300年）間一度統一以外，便出現了長期的分裂局面。 不過，我們雖然已經注意到地方封建貴族——世家大族經濟勢力增長所產生的政治變革而促使政治上造成分割，並使國家分裂，但是秦、漢時的國家究竟不和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或者愷撒和查理大帝的帝國一樣，因為「這些帝國不曾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因此，他們的國家，一支解就衰落了。而從兩漢過渡到魏、晉、南北朝，比起它們這些國家來說，固然破壞得也很厲害，但是並沒有完全衰落，就是因為漢族老早已經形成為具有比較統一的語言、地域、文化的「部族」。固然由於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尚不可能發展為近代意義的「民族」，然而它已經是比較穩固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組織了。所以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王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到了西晉初年，還能一度統一；就是以後的胡羯遞嬗稱帝，鮮卑建立北朝，亦是由於漢人的文化和經濟生活，一切都高出於他們，因此使他們很快漢化了。這些邊疆內外部落或部族入居中原地區後，甚至忘掉或廢止了自己的語言，而改說漢語，最終融合於漢部族之中。所以我們認為，東漢王朝統治的崩潰，固然造成了四百年的分裂的局面，然而這一分裂，並沒有使中國衰落，它只可算作是後來創造國家中央集權化的經濟前提的一個準備階段而已。 * * * [1]　本節論點參考侯外廬先生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漢代社會與漢代思想》。 [2]　桓譚《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3]　《晉書·庾峻傳》：潁川鄢陵人也。祖乘……峻少……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 [4]　《後漢書·仲長統傳》李賢註：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 《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注引《江表傳》：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 《三國志·魏志·王昶傳》：文帝踐祚……〔昶〕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5]　《後漢書·劉虞傳》：青、徐士庶，避亂歸虞〔於幽州〕者，百餘萬口。 [6]　《三國志·魏志·衛凱傳》：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三國志·蜀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 《三國志·魏志·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當時張魯據有漢中）者數萬家。 [7]　《續漢書·五行志》：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公元208年），〔劉〕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8]　《三國志·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9]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10]　《三國志·魏志·邴原傳》：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 《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11]　《續漢書·五行志》：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京都大疫（劉昭注引張衡明年上封事曰：「臣竊見京師……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十一月甲申，詔曰：「……今京師廝舍（李賢註：「廝舍，賤役人之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靈帝建寧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正月，大疫。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疫。（劉昭注引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12]　《三國志·魏志·張繡傳》：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三國志·魏志·杜畿傳子恕附傳》：〔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三國志·魏志·蔣濟傳》：景初中……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兗、豫、司、冀、荊、揚、青、徐、幽、並、雍、涼十二州也），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火焚宗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文帝授〔受〕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