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序言

我從1952年起，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課程，同時開始編寫一部講義，但不盡符合教材要求，以後就索性放開手，寫成《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一部斷代史。它的上冊在1961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冊也已經定稿，1966年將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開始，暫時停止排印。 1976年冬，摧殘科學事業的「四人幫」粉碎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即來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並且出版《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冊。我覺得很為難。因為這部書是在1952年著手編寫的，實際已經經歷了二十五個年頭。我這部書，外界對它可謂毀譽參半；而在二十五年內，歷史學界對有關這段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爭論甚烈，進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新印出來，勢必大加修訂。於是我徵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決意抽出兩三年的時間，重新寫定。並決定把原書改寫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先擠出一年左右的時間，補充修訂了這部《魏晉南北朝史》；如果健康許可，再準備擠出一兩年時間，寫定《隋唐五代史》。 編寫魏晉南北朝史，首先要接觸到的是古史分期問題。而我是主張魏晉封建論者，與主張其他各種說法的同志的意見難以統一起來。我在講授這門課程時，為了避免造成教學上的混亂，儘量不去觸及這個問題。好在奴隸社會的下限，國內只有三派，而不管哪一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農奴——部曲佃客制這一加強過程，是誰都沒有否認或加以抹殺的，所以本書開頭就沒有把奴隸社會的下限問題作為重點來闡述。當然，要把每個人的古史分期主張完全撇在一邊，來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是有困難的。我在這裡只是略而不談，有些地方仍然會表現出自己所持的看法，這也可以說是鍥而不捨吧。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態是世家大族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依附農民——部曲、佃客。這種封建關係的形成，隸屬性被極度強化，但勞動者和土地的結合，緩和了兩漢以來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這一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時候的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只是作為這種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補充形態出現的，它們得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約。關於世家大族這個名稱，有不少同志認為不如用門閥士族好。我認為世家大族和門閥士族其實是同義語。世家這個名稱，可能會和春秋時代的「世卿」、「世祿」混淆，其實是能夠區別開來的，春秋時代的「世家」，如淳釋為「世世有祿秩家」（《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我認為這樣解釋是比較確當的。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就是士族。《新唐書·杜羔傳》：「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可見世家和士族本來是同義語。「士」「仕」本來是一個字，仕族用古義稱士族，而士族二字驟看起來，好像帶有書香子弟的味道。東晉、南朝的琅邪王羲之、王融，陳郡謝靈運、謝朓，南陽庾信，琅邪顏之推，他們才華不世出，稱之為士族倒可以；至如北朝的趙郡李元忠、勃海高昂，這些帶有土豪氣息，沒有一點書香餘韻的，稱之為士族，真是不相稱。所以仍用世家來稱呼他們。大族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世江東大族。」《北史·宋弁傳》：「高門大族。」門閥見《北史·辛術傳》：「管庫〔寒人〕必擢，門閥不遺。」《新唐書·薛登傳》：「魏取放達，晉先門閥。」門閥和大族雖然不是同義語，但也很接近，只是從字面上看來，門閥的門第更高峻一些，一般世家大族有時還不能企及，因此就採用大族這一個名詞了。本書有時出現世族這個名詞，這是根據《晉書·外戚傳》：「庾亮世族羽儀。」《宋書·恩幸傳》論：「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把世家大族一詞簡化一下，就成為世族這個名詞了。當然拙著里有時也用門閥士族這個名稱，偶或用之，應當也是允許的。 還有一個問題得談一談。我是把西周、春秋時期的井田制、書社制看作農村公社的。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這個看法。就是說在當時有兩種基本經濟結構存在，即既存在古代東方的奴隸制度，也還殘存著原始社會遺留下的農村公社制度。到了魏晉南北朝，西晉的占田制，北朝和唐代的均田制，實際又是封建社會前期，地主經濟已經占統治地位下再度建立起來的村社殘存形態。到了唐中葉，均田制破壞，兩稅法實施，我國村社的殘餘形態才基本結束，後來只有實行連坐法的保甲制度還殘存下來罷了。這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它的中期和後期了。 江南的地方經濟，在兩漢以前是不算十分發展的。歷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農民經過長期辛勤勞動，江南的農業和手工業才有了巨大的發展。侯景亂梁和隋文帝滅陳，江南地方經濟一度出現停滯跡象，到了唐代中後期，全國經濟的布局，又數「揚一益二」了。五代十國時期，南宋時期，明清時期，江南地方經濟都有長足的發展，所以江南成為我國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關於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情況，我們用較大的篇幅來描述它，我想這是有必要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經歷了民族融合這個過程。只有通過這個過程，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吸收了新鮮的血液，才會更加發展壯大起來。在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中，各族人民之間的密切聯繫、相互聯合和融合是主流，是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我們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與此同時，對於當時各族統治者或政權（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我們也要用一定的篇幅來加以敘述，指出這些鬥爭的階級實質，區分正義和非正義的不同性質。初稿對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後採用的胡漢分治政策或胡漢不分治政策，注意得不夠，這次也作了一定的補充。初稿對石勒、姚興等少數民族上層分子，有肯定不夠之處，這次定稿時也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長時期的劇烈的戰爭中，湧現了不少優秀的軍事統帥，他們指揮戰爭的藝術，一直到今天，還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這一次修改時，也補充了不少軍事史方面的內容。這裡著重說一說《尚書·仲虺之誥》里提出的「取亂侮亡」的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內部安定團結的話，無論敵人勢力怎樣強大，也不見得會被消滅掉。十六國時期，前趙進攻前涼，前趙主劉曜有二十八萬軍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前涼張茂雖然只有幾萬軍隊，但內部和睦，使敵無隙可乘。後來後趙主石虎也動員了十多萬軍隊進攻前涼，還是攻不下來。相反，兵力雖然強大，如果內部充滿矛盾，像前秦主苻堅統率八十七萬人大舉南下，同只有八萬人的晉兵會戰於淝水，也會一敗塗地。劉裕北伐的兵員並不比後秦多，只是趁著後秦姚氏眾叛親離之際，「取亂侮亡」，終於攻下長安，滅掉後秦。所以，只要自己內部安定團結，別人就不敢輕易欺侮，在中國歷史上，這類例子還很多。這個歷史教訓，我們應該好好記取。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匈奴、羯、氐、羌、鮮卑等部族已經融合到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裡去了。此外構成中華民族的一些部族，如東北的夫餘、沃沮、勿吉、室韋、庫莫奚、契丹各族，西北的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諸城邦，西邊的吐谷渾、附國、女國、鄧至、宕昌、党項各部落，西南的東爨、西爨各部落，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活動，在我的初稿中，都沒有涉及，這次都加以補寫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四鄰的友好往來，也是非常頻繁的。東方和海東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日本，北方和柔然、高車、突厥，西北和大月氏、噠、波斯、粟特、大秦以及五天竺國家，東南和占婆、扶南、狼牙修、訶羅單、盤盤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在拙著《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里，都不曾提到，這次稽考《吳時外國傳》、《梁書·諸夷傳》和北朝諸史，加以補寫。我個人有一種願望，希圖使中國古代中世紀歷史能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同時也想說明3—6世紀的東方各國，並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那樣，還都處於蒙昧落後狀態，其實它們是有較高的文化的。而且，它們相互間往來頻繁，包括派遣使節進行訪問和開展經濟文化交流，這些友好關係是值得加以闡揚的。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認為它一團漆黑，社會經濟停滯不前。本人也曾受到過這個看法的影響。後來學習了世界歷史，逐漸改變了這個看法。是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貨幣近於廢棄，這是由於封建依附關係的加強而造成的，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就裹足不前了，這個社會的文化就不再向前發展了。相反，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經學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史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雜技等等，以及科學技術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上的成就，為以後唐宋時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本書文化部分占了全書十二章中的三章之多，幾乎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當然，由於我的水平低，這部分內容不但還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來作一般性敘述，寫來也浮光掠影，不夠深入，這是應該向閱者致以歉意的。 本書從動筆到這一次改定為《魏晉南北朝史》，前後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詳略既不得當，前後又難免有不能照應和互相重複的地方，尤其本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不夠，觀點、方法都存在很多問題，希望歷史學界的同志們，嚴予批評，如果我有第二次修改的機會，我一定遵循同志們提出的意見，再作修改。 本書在編寫之初，得到山東大學歷史系童書業教授的幫助很大，他雖然不是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但幫助我把這部書的架子搭了起來。我們是上下樓的鄰居，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他都臥病在家，時時過從，就共同討論了大家對之都有興趣的意見。可惜書業同志逝世已十年，這次改寫時，就無法向他請教了。寫到這裡不禁為之泫然。這個改寫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讀物編輯室林燁卿同志予以細緻的審校，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書中所附的歷史地圖，是請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研究室劉思源、陳偉慶同志審核繪製的，在這裡一併表示感謝。 1979年5月，王仲犖寫定於濟南山東大學南園之華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