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 · 第六章 洛陽伽藍記

洛陽的擴大與繁榮 洛陽都城的建造 北魏孝文帝所遷都的洛陽，始於周代周公所經營的東方根據地，其後東漢、三國的魏、晉均以之為都，因此其規模很大，宮殿也很陳舊。而北魏將其進一步擴充，建為大都城。 自古以來，中國的城市都是依據《周禮》所載面朝背市① （宮殿的正門向南，而市場設於其北面）的標準而建造的，但北魏的洛陽並非完全如此。 此前的洛陽大致為東西六里、南北九里的長方形都城，內部建滿宮殿及貴族的宅邸。 其東面自北向南有建春門、東陽門、青陽門；南面自東向西有開陽門、平昌門、宣陽門、津陽門；西面自南向北有西明門、西陽門、閶闔門、承明門；而北面只有東頭的廣莫門和西頭的大夏門。除了承明門，各門自漢代即已存在，多數名稱沿襲前朝。 北魏宣武帝在501年征畿內民夫五萬五千人，修城內三百二十三坊，並在周圍修建了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這大如舊城五倍的外城建成後，舊城則被稱為內城。這樣，北至邙山、南及洛水的新洛陽城，兼具內外兩城，轉變成了以政治、經濟、文化為中心的綜合性帝都。 在外城，東陽門以東是小市，西陽門以西是大市，其周邊則住有工商業者。小市暫且不論，大市是周圍八里占有四個坊的大市場。城內被東西、南北向的道路整齊劃分為邊長三百步的正方形區域，這種小區域就是一里（坊）。大市之東有通商里、達貨里，那裡多工匠、屠戶、商戶；市南有調音里、樂律里，顧名思義，是樂器製造者的住處；西邊有釀酒者聚集的退酤里、治觴里；北邊則有賣棺者聚集的慈孝里、奉終里；此外還有準財里、金肆里，是富人所居，其名稱讓人聯想到大市附近由工商業者帶來的繁榮景象。而在城南洛水的永橋附近，則有因此橋而得名的永橋市，別名四通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② 北魏洛陽城市圖（愛宕元《中國城郭都市》） 洛陽是國際城市，有從周圍諸國來朝貢的使節，故在永橋以南設四夷館。「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③ 因為這種接受世界各國人歸化的體制完善，外國商人來北魏的亦多，單是歸化者就達到萬戶以上。據稱「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其繁榮可知。④ 宗教都市洛陽 洛陽亦是佛寺「比屋連甍」⑤ 的宗教都市。西晉的洛陽只有42寺，到北魏以此為都時寺院急增，518年孝明帝在位時有500寺，到了北魏末年已增至1367寺。孝文帝時，「制雲，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⑥ 。但到宣武帝時，已不遵此制，更在城內再建寺塔。 506年，沙門統（由政府任命，管理佛寺和僧侶的僧侶長官）惠深謂「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⑦ 。但這仍是空話，寺院仍有增無減。 宣武帝委政於大臣，醉心佛教，佛教在其統治期間普及到北魏全境，到他統治晚期的延昌年間（512——515年），北魏共有寺院13727間。北魏在遷洛後不過二十年間，寺院急增，據稱其面積已占到了洛陽城的三分之一。 因為皇帝本人皈依佛教，獎勵建寺造像，所以臣下也愈加逢迎皇帝，這導致建寺之費用龐大。而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亦顯示出皇室財政之豐。宣武帝時洛陽繁盛，西域和東方諸國的朝貢貿易亦大增，庫府充滿高價的珍寶，他所建的景明寺是占地方圓五百里的山水勝地，其伽藍之精妙，出類拔萃。 大同石窟第八洞中天竺的毗濕奴神 之後的孝明帝時代胡太后執政，建造了比景明寺更為壯麗的永寧寺。其中有高九層、九十餘丈的佛塔，「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鐸。……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另外，「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⑧ 。建造此寺院所需費用異常龐大，可謂不計其數。 王公貴族亦過著奢侈的生活。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僮僕六千，妓女五百，……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⑨ 但一山還有一山高，清河王懌「勢傾人主，第宅豐大，逾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台，俯臨朝市，目極京師」。⑩ 洛陽的這些豪宅，因官僚貴族在戰亂中死去被捐贈為寺院，北魏末期豪華的大寺院數目急增，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雲岡石窟第六洞內景 佛教都市洛陽每年都舉辦佛教盛事。四月四日長秋寺的法要，「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⑪ 。而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此像一出，市井皆空，……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⑫ 。至於景明寺，「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⑬ 。 洛陽時代的北魏與西域關係很深，故永明寺有「百國沙門，三千餘人」。⑭ 而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佛殿僧房，皆為胡飾。……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⑮ 。此外，菩提寺亦西域人所建。景樂寺則偶爾「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以娛時人。⑯ 這些風尚都與西域有關。 北魏佛教界的發展 鳩摩羅什 魏晉時代的洛陽是佛教的聖地，也是翻譯經典的中心。但之後前秦、後秦建都長安，加上道安亦到長安，故佛教的洛陽時代亦轉為長安時代。特別是鳩摩羅什來長安後，當地成為佛教研究的主場地。前面亦稍微提過，鳩摩羅什出身世代為天竺大臣的名門，其父出家後到龜茲，與龜茲王女生下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七歲隨母出家習毗曇學（研究阿毗達摩「abhidharma」相關文獻的學問，中國十三宗之一），九歲到克什米爾師從名僧學阿含，在回程時停喀什一年學阿毗達摩的發智論，十二歲與母一起回龜茲。 他在四十一歲時因為呂光破龜茲而被帶到涼州，但在姚興確立統治後又被迎到長安，加以國師之禮（405年）。雖然他初學小乘，但又在喀什學習時轉向大乘，來到長安後，身為最偉大的大乘學者，可謂是風靡一世。他是語言天才，能完整而流暢地譯經，同時他還具備高深的學識，把異說紛紜的般若思想統一了起來。 以鳩摩羅什為中心的長安佛教繁榮昌盛，受人稱道，當然是這位偉大的佛教學者的功績。集朝野尊敬於一身的他，對學生不問家世，有才則發揚之，以助學生馳名天下。其門下聚集了眾多學僧，堪稱佛國，其中就有僧肇。僧肇年輕時已以學問聞名長安，而當鳩摩羅什還在姑臧時便往從學，後來又與師同返長安。鳩摩羅什的大乘學經此高徒愈加發揚光大。 鳩摩羅什在國家的大力援助下推進譯經事業。應注意這與之前的譯僧憑藉個人的努力進行翻譯不同。作為國家事業的譯經，比起個人行為，無疑擁有極為有利的條件。但倚靠國家權力的佛教，就如在佛圖澄身上看到的那樣，另一方面又總是伴隨著極大的危險。鳩摩羅什就曾因皇帝的命令與女性同睡，淪落為破戒僧。（他從禪堂出來禁閉在別舍。但是，他想通了一切皆空，男女並無差別，就如同淤泥中也會盛開蓮花。）他在從龜茲轉移到姑臧時，既已為呂光所逼破戒，來到長安後，又被授予妓女十人。因為他是天才，如果獨身就非常可惜，所以被要求生下孩子，留下天才之種。⑰ 與權力直接相關的鳩摩羅什亦有此脫離常軌的一面，但其教團勢力卻極為穩固，其門下僧人甚至趕走了從克什米爾遠道而來的佛陀跋陀羅，將關中變成他們獨占的地盤。 不過 ，他們的身上並不能永遠閃耀著榮光，不久關中成為戰場，長安亦接連受到攻擊，因而荒廢。當地成為北魏的領土後，又發生了太武帝徹底滅佛一事，以致名僧四散，多逃到江淮。就這樣，在後秦滅亡之後，長安的佛教徒也蒙受了巨大的打擊。 新佛教的胎動 長安之外，北魏的舊都平城所出現的佛教，也是國家主義下的佛教。其僧歸法門統、都維那（中央的沙門統之下的次官，地方的州和鎮設維那）這些僧官統領，將皇帝奉為「當今如來」禮拜。⑱ 這些僧官即是身為國民精神指導的皇帝的官僚，並且享有特權。 國家佛教的命運，當然就像太武帝滅佛那樣，會因為掌權者的一個意思，而由被保護急轉直下，變成被打壓，但也會因為國家政策轉變成保護政策而復興，僧團規模也會比昔日翻倍，並且形成特權。但這反而包庇了大量想要逃避租稅和勞役的不道德之輩。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熱心的求道者和譯經事業自然全都消失不見了，而佛事變得形式化，佛寺則競相追求莊嚴。不論外地人怎樣讚嘆，都只是為其表面的豪華所眩惑。西域的僧人見到洛陽永寧寺，便贊道：「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⑲ 這同鳩摩羅什時代的長安，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此時的佛教比起精神、質量，無疑更重視物質和數量。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宣武帝時代開鑿的，在佛教藝術中可以跟雲岡石窟相媲美的龍門石窟。宣武帝表面上為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做功德而開鑿了兩所，為自己亦開鑿了一所，但其真實的目的卻是要建立自己權力的象徵，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雖說如此，北魏並不是沒有譯經，這時代也留下了一些在後世大放異彩的譯經。菩提流支是北天竺人，為了弘法，在510年左右來到北魏，受宣武帝禮遇而住在永寧寺。他接受皇帝的援助，翻譯了《十地經》《楞伽經》。不過，比起譯經，他真正在意的是追求淨土往生的禪行。 當時曇無最講涅槃和華嚴的宗旨，與上千僧徒一起不懈地研究教理，他所著《大乘義章》，深深打動了菩提流支。據說菩提流支十分尊敬他，稱他為菩薩。從這事可知，這時的佛教，從之前的般若思想，漸漸轉移為涅槃、華嚴、淨土，著重於大乘佛教的實踐倫理。 那麼，數目愈來愈多的僧徒，果真是認識到這種傾向，並基於此而尋求實踐的嗎？事實並非如此，所謂最盛時的二百萬僧尼，幾乎都只是身著僧衣卻目不識丁之輩。奢華的宮廷生活和建造寺院所造成的浪費，破壞了民眾的生活，民眾為了逃避勞役而湧向寺院。正因如此，僧團變得前所未有的龐雜。這種佛教內部的混亂，與北魏的滅亡，北齊、北周的抗爭，甚至北周武帝所施行的史上第二次對佛教的彈壓重合在一起，令真切想求道的僧侶開始深刻反省。在釋迦入滅後的千年，正法不行而殺戮橫行的末法思想重新受到了人們注視。人們意識到現在正是末法之世，而有了自肅、反省之舉。 正如目前我們看到的那樣，北魏為了擴大勢力，一開始尋求的是咒術佛教。後來漢人被納入其統治圈，於是北魏利用佛教超民族的特性，將皇帝描寫成如來，而使這種信仰變成對皇權的支持。在這過程中，佛教變成王公貴族的佛教，愈來愈形式化、物質化、數量化，到頭來因戰亂和北周滅佛而毀滅。但在其灰燼中，誕生出由真正求道者所推動的實踐佛教，而這發展成了隋唐時代的佛教。 北魏乘馬的樂人 本章開始嘗試重現洛陽城的面貌，依據的是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楊衒之看到因戰亂而荒廢、不復昔日繁華的故城遺址，在百感交集之下寫下了這本名著。這本書由爾朱榮集合士兵和軍馬建造的永寧寺開始寫起，介紹了主要的寺院，並在其中依次穿插敘述了北魏末年的歷史。作者的筆觸中不見麥秀之嘆（箕子見到殷的故都宮殿頹壞，長出禾黍而生慨嘆）⑳ ，甚至連強烈的義憤都沒有。它應該是楊衒之對極盡繁華的古都抒發的一種鄉愁，同時也是秘密獻給失去本來面貌的昔日佛教的一曲輓歌。 由三國到北周，中國經歷了三百年以上的大變動期，同時又面臨著南北分裂的危機。在這時代生活的人，對這樣的變遷應該有著很深的感慨。安逸地依賴國家權力、沒有親身體會過汗滴禾下土的辛勞的人，沒有處世之術，連活在傷感的追憶之中都不可能，一旦戰敗，就會被敵國擄獲，或者淪為奴婢。 在這危險至極的時代，由梁輾轉到齊再到周的顏之推（531——？）為了留下這些深刻的教訓給子孫，寫成了《顏氏家訓》二十篇。其文採用了對子孫直接訓誡的形式。 其中談到，父母不應只是愛護子女，還必須教育子女。唯有父母「威嚴而有慈」，子女對父母「畏慎而生孝」，家庭才能安定。還有，全家都應勤勉學習，也應知世務，不為無益之事，並且知足。 但是，這本書不是單純的訓誡，更有對當時社會痛切的批判，而顏氏本人的見識亦是處處有所體現，其中甚至還暗含了對新時代的展望。 宋雲西域之行 北魏時代，宋雲和惠生由中國遠赴天竺，其旅程對佛教也好，對東西交通也好，都有重要的意義。二人在518年奉胡太后的命令出發求經。宋雲是敦煌人，惠生是崇立寺的僧人。二人離開洛陽往西走四十日，越過草木不生的赤嶺，再往西走二十三日，穿過青海的沙漠到達了吐谷渾。 其國文字雖同於魏，但法制大異。其民是住帳篷的遊牧民，只有因貿易致富才需負擔賦稅。其習俗多與突厥同。吐谷渾在太武帝被殺的混亂時期取鄯善、且末兩國，占據了交通要地，奠定了國家繁榮的基礎。 經此地至捍 城，有一座擁有三百餘名僧人的大寺院，安放著精美的佛像。之後二人又經于闐國到了朱駒波國。由此翻越蔥嶺，就是過去孔雀王朝治下的佛教文化興盛之地。但是，之後情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當地已變成了嚈噠民族的領地。下面我們稍述一下嚈噠的情況。 嚈噠 嚈噠是帶雅利安特徵的突厥系遊牧民族。五世紀後半期，嚈噠在頭羅曼王的統治下得到很大的發展，其都城設在奢羯羅。其國向西可達呼羅珊，向南可抵西北天竺的馬拉巴（Malabar——譯註），對笈多王朝也造成了很大打擊，形成了令東西四十餘國來朝的大勢力。 頭羅曼王之後有密希拉古拉王。這時嚈噠雖然繼續繁榮，但此王迫害佛教，又在與天竺之戰中敗北，埋下了嚈噠衰亡的禍根。他被天竺的耶輸達爾曼、那羅信訶笈多·婆羅阿迭多兩王所敗，逃到克什米爾。他死後不久，嚈噠被突厥和波斯的薩珊王朝夾擊而亡（六世紀後半期）。 北亞的遊牧民族中，有像建立北魏的鮮卑那樣南下建立農業國家的類型，亦有保持遊牧社會，控制東西要道，以貿易之利致富的類型。嚈噠即後者。這種情況下，長長的貿易路線中若某一點出現衝突和混亂，即便時間很短其國也有可能因貿易停滯而衰微，很容易被外族攻擊而滅亡。而在繁盛的文化交流中，這種國家作為中介，亦未必能吸收到精神文化的食糧，國家的基礎依然薄弱。嚈噠就是具有這樣弱點的國家，因此無法再延續下去。 《洛陽伽藍記》引宋雲等留下的記錄，對其這樣描述道：「隨逐水草，夏則遷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四夷之中，最為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很難說宋雲心中是污衊還是憎惡，但是在他當初旅行時，嚈噠的勢力依然十分強大。 宋雲等經波知國、賒彌國來到烏場國，在那裡尋訪朝拜佛跡。宋雲向其國王遞交了北魏的詔書，雙方互通崇佛國家之好。在離開北魏都城的第三年，即520年，宋雲等進入犍陀羅國。 其國已被嚈噠征服，國王正與罽賓爭奪國境。宋雲向其王遞交了北魏的詔書，履行了外交使節的重責。嚈噠當地統治者好祀鬼神，但國中人民卻信奉佛教。宋雲等由那裡出發繼續向西，渡過印度河進入佛沙伏城。這裡有很多頗有淵源的古剎和聞名遐邇的高僧，人們的經濟狀態良好，風俗淳善，是佛教文化盛行之地。 宋雲、惠生從北魏出發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但是惠生「從於闐至乾陀羅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㉑ 就這樣，宋雲和惠生陸續進行著他們的巡禮之旅。 這些佛教遺蹟還留有昔日佛法教化的痕跡，而這賜予了他們勇氣，使得他們愈加努力進取。高聳的阿育王塔展示著佛陀的威嚴，而苦修精進的僧侶則自豪於古老教團的傳統。宋雲和惠生結束了漫長的旅行，帶著一百七十部經典回到北魏，其成果在佛教史、東西交流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法顯渡天竺求法」一章所述及的法顯之後，經過了大約一百年，我們再次看到了僧侶翻越西域艱險遠赴佛教故地天竺留下的旅行記。而因《西遊記》為人所熟知的三藏法師，其天竺遊歷比宋雲還要晚一百年。 ① 《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作「面朝後市」。——譯註 ② 《洛陽伽藍記》卷三——譯註 ③ 《洛陽伽藍記》卷三——譯註 ④ 《洛陽伽藍記》卷三——譯註 ⑤ 《洛陽伽藍記》卷一——譯註 ⑥ 《魏書·釋老志》——譯註 ⑦ 《魏書·釋老志》——譯註 ⑧ 《洛陽伽藍記》卷一——譯註 ⑨ 《洛陽伽藍記》卷三——譯註 ⑩ 《洛陽伽藍記》卷四——譯註 ⑪ 《洛陽伽藍記》卷一——譯註 ⑫ 《洛陽伽藍記》卷二——譯註 ⑬ 《洛陽伽藍記》卷三——譯註 ⑭ 《洛陽伽藍記》卷四——譯註 ⑮ 《洛陽伽藍記》卷四——譯註 ⑯ 《洛陽伽藍記》卷一——譯註 ⑰ 據《高僧傳·鳩摩羅什》記載，呂光曾對鳩摩羅什「強妻以龜茲王女。……飲以醇酒，同閉密室」，因而「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來到長安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譯註 ⑱ 《魏書·釋老志》：「（沙門統）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譯註 ⑲ 《洛陽伽藍記》卷一——譯註 ⑳ 意指由亡國之痛而生的感嘆。——編注 ㉑ 《洛陽伽藍記》卷五——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