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其他 · 四、翻譯文學論

摩羅詩力說 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於淵深，其非遠矣。 ——尼佉 ＿ 人有讀古國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於卷末，必淒以有所覺，如脫春溫而入於秋肅，勾萌絕朕，枯槁在前，吾無以名，姑謂之蕭條而止。蓋人文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緘口同絕；且益曼衍，視其種人。遞文事式微，則種人之運命亦盡，群生輟響，榮華收光；讀史者蕭條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凡負令譽於史初，開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轉為影國者，無不如斯。使舉國人所習聞，最適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韋陀》四種，瑰麗幽夐，稱世界大文；其《摩訶波羅多》暨《羅摩衍那》二賦，亦至美妙。厥後有詩人加黎陀薩（Kalidasa）者出，以傳奇鳴世，間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詩宗瞿提（W．von Goethe），至崇為兩間之絕唱。降及種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聲，漸不生於彼國民之靈府，流轉異域，如亡人也。次為希伯來，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莊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則止耶利米（Jeremiah）之聲；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而種人之舌亦默。當彼流離異地，雖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釋，然《哀歌》而下，無賡響矣。複次為伊蘭埃及，皆中道廢弛，有如斷綆，燦爛於古，蕭瑟於今。若震旦而逸斯列，則人生大戩，無逾於此。何以故？英人加勒爾（Th．Carlyle）曰，得昭明之聲，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為國民之首義。義大利分崩矣，然實一統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彼有意語。大俄羅斯之札爾，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轄大區，行大業。然奈何無聲？中或有大物，而其為大也喑。（中略）迨兵刃炮火，無不腐蝕，而但丁之聲依然。有但丁者統一，而無聲兆之俄人，終支離而已。 尼佉（Fr．Nietzsche）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於蠻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隱曜即伏於內。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發展既央，隳敗隨起，況久席古宗祖之光榮，嘗首出周圍之下國，暮氣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歷史之首，而終匿形於卷末者，殆以此歟？俄之無聲，激響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紀前葉，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擬英之狹斯丕爾（W．Shakespeare），即加勒爾所讚揚崇拜者也。顧瞻人間，新聲爭起，無不以殊特雄麗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紹介其偉美於世界；若淵默而無動者，獨前舉天竺以下數古國而已。嗟夫，古民之心聲手澤，非不莊嚴，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於今，則取以供覽古之人，使摩挲詠嘆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孫？否亦僅自語其前此光榮，即以形邇來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縱文化未昌，而大有望於方來之足致敬也。故所謂古文明國者，悲涼之語耳，嘲諷之辭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則喋喋語人，謂厥祖在時，其為智慧武怒者何似，嘗有閎宇崇樓，珠玉犬馬，尊顯勝於凡人。有聞其言，孰不騰笑？夫國民發展，功雖有在於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塗，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誇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在斯時。今試履中國之大衢，當有見軍人蹀躞而過市者，張口作軍歌，痛斥印度波闌之奴性；有漫為國歌者亦然。蓋中國今日，亦頗思歷舉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且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夫二國與震旦究孰劣，今姑弗言；若雲頌美之什，國民之聲，則天下之詠者雖多，固未見有此作法矣。詩人絕跡，事若甚微，而蕭條之感，輒以來襲。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非然者，口舌一結，眾語俱淪，沉默之來，倍於前此。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即震於外緣，強自揚厲，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 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於異邦，而其因即動於懷古。新聲之別，不可究詳；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雲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Byron）。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為傳其言行思惟，流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雖未生以前，解脫而後，或以其聲為不足聽；若其生活兩間，居天然之掌握，輾轉而未得脫者，則使之聞之，固聲之最雄桀偉美者矣。然以語平和之民，則言者滋懼。 二 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故觀之天然，則和風拂林，甘雨潤物，似無不以降福祉於人世，然烈火在下，出為地囪，一旦僨興，萬有同壞。其風雨時作，特暫伏之見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亞當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國之爭，形現既昭，已不可以諱掩；而二士室處，亦有吸呼，於是生顥氣之爭，強肺者致勝。故殺機之昉，與有生偕；平和之名，等於無有。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戰鬥，漸進於文明矣，化定俗移，轉為新懦，知前征之至險，則爽然思歸其雌，而戰場在前，復自知不可避，於是運其神思，創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區，或遲之不可計年以後。自柏拉圖（Platon）《邦國論》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幾何人。雖自古迄今，絕無此平和之朕，而延頸方來，神馳所慕之儀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間進化之一因子歟？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西方同，心神所注，遼遠在於唐虞，或徑入古初，游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惡濁阽危，無以生活。其說照之人類進化史實，事正背馳。蓋古民曼衍播遷，其為爭抗劬勞，縱不厲於今，而視今必無所減；特歷時既永，史乘無存，汗跡血腥，泯滅都盡，則追而思之，似其時為至足樂耳。倘使置身當時，與古民同其憂患，則頹唐侘傺，復遠念盤古未生，斧鑿未經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為無希望，為無上征，為無努力，較以西方思理，猶水火然；非自殺以從古人，將終其身更無可希冀經營，致人我於所儀之主的，束手浩嘆，神質同隳焉而已。且更為忖度其言，又將見古之思士，決不以華土為可樂，如今人所張皇；惟自知良懦無可為，乃獨圖脫屣塵埃，惝恍古國，任人群墮於蟲獸，而己身以隱逸終。思士如是，社會善之，咸謂之高蹈之人，而自雲我蟲獸我蟲獸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辭，欲致人同歸於朴古，老子之輩，蓋其梟雄。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其術善也。然奈何星氣既凝，人類既出而後，無時無物，不稟殺機，進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勢即入於苓落，世界之內，實例至多，一覽古國，悉其信證。若誠能漸致人間，使歸於禽蟲卉木原生物，復由漸即於無情，則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虛無，寧非至淨。而不幸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羅宗之為至偉也。人得是力，乃以發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於人所能至之極點。 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於前說。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柏拉圖建神思之邦，謂詩人亂治，當放域外；雖國之美污，意之高下有不同，而術實出於一。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澈於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雖然，上極天帝，下至輿台，則不能不因此變其前時之生活；協力而夭閼之，思永保其故態，殆亦人情已。故態永存，是曰古國。惟詩究不可滅盡，則又設范以囚之。如中國之詩，舜雲言志；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繇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亦多拘於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於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悽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於今日。大都詩人自倡，生民不耽。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第此亦不能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縱有激響，何能攖之？夫心不受攖，非槁死則縮朒耳，而況實利之念，復煔煔熱於中，且其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則馴至卑懦儉嗇，退讓畏葸，無古民之樸野，有末世之澆漓，又必然之勢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夫雲將以詩移人性情，使即於誠善美偉強力敢為之域，聞者或哂其迂遠乎；而事復無形，效不顯於頃刻。使舉一密栗之反證，殆莫如古國之見滅於外仇矣。凡如是者，蓋不止笞擊縻系，易於毛角而已，且無有為沉痛著大之聲，攖其後人，使之興起；即間有之，受者亦不為之動，創痛少去，即復營營於治生，活身是圖，不恤污下，外仇又至，摧敗繼之。故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殤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眾。 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坡侖大挫普魯士軍，翌年七月，普魯士乞和，為從屬之國。然其時德之民族，雖遭敗亡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於是有愛倫德（E．M．Arndt）者出，著《時代精神篇》（Geist der Zeit），以偉大壯麗之筆，宣獨立自繇之音，國人得之，敵愾之心大熾；已而為敵覺察，探索極嚴，乃走瑞士。遞千八百十二年，拿坡侖挫於墨斯科之酷寒大火，逃歸巴黎，歐土遂為雲擾，競舉其反抗之兵。翌年，普魯士帝威廉三世乃下令召國民成軍，宣言為三事戰，曰自由正義祖國；英年之學生詩人美術家爭赴之。愛倫德亦歸，著《國民軍者何》暨《萊因為德國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氣。而義勇軍中，時亦有人曰台陀開納（Theodor Kōrner），慨然投筆，辭維也納國立劇場詩人之職，別其父母愛者，遂執兵行；作書貽父母曰，普魯士之鷲，已以鷙擊誠心，覺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吾之吟詠，無不為宗邦神往。吾將舍所有福祉歡欣，為宗國戰死。嗟夫，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為邦人之自由與人道之善故，犧牲孰大於是？熱力無量，涌吾靈台，吾起矣！後此之《豎琴長劍》（Leier und Schwert）一集，亦無不以是精神，凝為高響，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然時之懷熱誠靈悟如斯狀者，蓋非止開納一人也，舉德國青年，無不如是。開納之聲，即全德人之聲，開納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論之，敗拿坡侖者，不為國家，不為皇帝，不為兵刃，國民而已。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豈篤守功利，擯斥詩歌，或抱異域之朽兵敗甲，冀自衛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此亦僅譬詩力於米鹽，聊以震崇實之士，使知黃金黑鐵，斷不足以興國家，德法二國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剝；示其內質，冀略有所悟解而已。此篇本意，固不在是也。 三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於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術文章之桀出於世者，觀誦而後，似無裨於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於觀誦，如游巨浸，前臨渺茫，浮游波際，游泳既已，神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游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於人生，其為用決不次於衣食，宮室，宗教，道德。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劬，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於善生，時必並忘其善生之事而入於醇樂，時或活動於現實之區，時或神馳於理想之域；苟致力於其偏，是謂之不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約翰穆黎曰，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為術，合理為神，功利為鵠。大勢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耳。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 此他麗於文章能事者，猶有特殊之用一。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機，即人生之誠理是已。此為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於學子。如熱帶人未見冰前，為之語冰，雖喻以物理生理二學，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不言質力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前，將直解無所疑沮。惟文章亦然，雖縷判條分，理密不如學術，而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如熱帶人既見冰後，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昔愛諾爾特（M．Arnold）氏以詩為人生評騭，亦正此意。故人若讀鄂謨（Homeros）以降大文，則不徒近詩，且自與人生會，歷歷見其優勝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於圓滿。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復非常教，自覺勇猛發揚精進，彼實示之。凡苓落頹唐之邦，無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顧有據群學見地以觀詩者，其為說復異：要在文章與道德之相關。謂詩有主分，曰觀念之誠。其誠奈何？則曰為詩人之思想感情，與人類普遍觀念之一致。得誠奈何？則曰在據極溥博之經驗。故所據之人群經驗愈溥博，則詩之溥博視之。所謂道德，不外人類普遍觀念所形成。故詩與道德之相關，緣蓋出於造化。詩與道德合，即為觀念之誠，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與群法僢馳。以背群法故，必反人類之普遍觀念；以反普遍觀念故，必不得觀念之誠。觀念之誠失，其詩宜亡。故詩之亡也，恆以反道德故。然詩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則曰，暫耳。無邪之說，實與此契。苟中國文事復興之有日，慮操此說以力削其萌孽者，當有徒也。而歐洲評騭之士，亦多抱是說以律文章。十九世紀初，世界動於法國革命之風潮，德意志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皆興起，往之夢意，一曉而蘇；惟英國較無動。顧上下相迕，時有不平，而詩人裴倫，實生此際。其前有司各德（W．Scott）輩，為文率平妥翔實，與舊之宗教道德極相容。迨有裴倫，乃超脫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平和之人，能無懼乎？於是謂之撒但。此言始於蘇惹（R．Southey），而眾和之；後或擴以稱修黎（P．B．Shelley）以下數人，至今不廢。蘇惹亦詩人，以其言能得當時人群普遍之誠故，獲月桂冠，攻裴倫甚力。裴倫亦以惡聲報之，謂之詩商。所著有《納爾遜傳》（The Life of Lord Nelson）今最行於世。 《舊約》記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終乃摶埴為男子，名曰亞當，已而病其寂也，復抽其肋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鳥獸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樹，一曰生命，一曰知識。神禁人勿食其實；魔乃侂蛇以誘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識。神怒，立逐人而詛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則既勞其生，又得其死，罰且及於子孫，無不如是。英詩人彌耳敦（J．Milton），嘗取其事作《失樂園》（The Paradise Lost），有天神與撒但戰事，以喻光明與黑暗之爭。撒但為狀，復至獰厲。是詩而後，人之惡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異其信仰者觀之，則亞當之居伊甸，蓋不殊於籠禽，不識不知，惟帝是悅，使無天魔之誘，人類將無由生。故世間人，當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為基督宗徒，則身被此名，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於置身，非強怒善戰豁達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亞當夏娃既去樂園，乃舉二子，長曰亞伯，次曰凱因。亞伯牧羊，凱因耕植是事，嘗出所有以獻神。神喜脂膏而惡果實，斥凱因獻不視；以是，凱因漸與亞伯爭，終殺之。神則詛凱因，使不獲地力，流於殊方。裴倫取其事作傳奇，於神多所詰難。教徒皆怒，謂為瀆聖害俗，張皇靈魂有盡之詩，攻之至力。迄今日評騭之士，亦尚有以是難裴倫者。爾時獨穆亞（Th．Moore）及修黎二人，深稱其詩之雄美偉大。德詩宗瞿提，亦謂為絕世之文，在英國文章中，此為至上之作；後之勸遏克曼（J．P．Eckermann）治英國語言，蓋即冀其直讀斯篇雲。《約》又記凱因既流，亞當更得一子，歷歲永永，人類益繁，於是心所思惟，多涉惡事。主神乃悔，將殄之。有挪亞獨善事神，神令致亞斐木為方舟，將眷屬動植，各從其類居之。遂作大雨四十晝夜，洪水泛濫，生物滅盡，而挪亞之族獨完，水退居地，復生子孫，至今日不絕。吾人記事涉此，當覺神之能悔，為事至奇；而人之惡撒但，其理乃無足詫。蓋既為挪亞子孫，自必力斥抗者，敬事主神，戰戰兢兢，繩其祖武，冀洪水再作之日，更得密詔而自保於方舟耳。抑吾聞生學家言，有雲反種一事，為生物中每現異品，肖其遠先，如人所牧馬，往往出野物，類之不拉（Zebra），蓋未馴以前狀，復現於今日者。撒但詩人之出，殆亦如是，非異事也。獨眾馬怒其不伏箱，群起而交踶之，斯足憫嘆焉耳。 四 裴倫名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系出司堪第那比亞海賊蒲隆（Burun）族。其族後居諾曼，從威廉入英，遞顯理二世時，始用今字。裴倫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倫敦，十二歲即為詩；長游堪勃力俱大學不成，漸決去英國，作汗漫遊，始於波陀牙，東至希臘突厥及小亞細亞，歷審其天物之美，民俗之異，成《哈洛爾特游草》（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二卷，波譎雲詭，世為之驚絕。次作《不信者》（The Giaour）暨《阿畢陀斯新婦行》（The Bride of Abydos）二篇，皆取材於突厥。前者記不信者（對回教而言）通哈山之妻，哈山投其妻於水，不信者逸去，後終歸而殺哈山，詣廟自懺；絕望之悲，溢於毫素，讀者哀之。次為女子蘇黎加愛舍林，而其父將以婚他人，女偕舍林出奔，已而被獲，舍林斗死，女亦終盡；其言有反抗之音。迨千八百十四年一月，賦《海賊》（The Corsair）之詩。篇中英雄曰康拉德，於世已無一切眷愛，遺一切道德，惟以強大之意志，為賊渠魁，領其從者，建大邦於海上。孤舟利劍，所向悉如其意。獨家有愛妻，他更無有；往雖有神，而康拉德早棄之，神亦已棄康拉德矣。故一劍之力，即其權利，國家之法度，社會之道德，視之蔑如。權力若具，即用行其意志，他人奈何，天帝何命，非所問也。若問定命之何如？則曰，在鞘中，一旦外輝，彗且失色而已。然康拉德為人，初非元惡，內秉高尚純潔之想，嘗欲盡其心力，以致益於人間；比見細人蔽明，讒諂害聰，凡人營營，多猜忌中傷之性，則漸冷澹，則漸堅凝，則漸嫌厭；終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舉而報之全群，利劍輕舟，無間人神，所向無不抗戰。蓋復仇一事，獨貫注其全精神矣。一日攻塞特，敗而見囚，塞特有妃愛其勇，助之脫獄，泛舟同奔，遇從者于波上，乃大呼曰，此吾舟，此吾血色之旗也，吾運未盡於海上！然歸故家，則銀暗而愛妻逝矣。既而康拉德亦失去，其徒求之波間海角，蹤跡杳然，獨有以無量罪惡，系一德義之名，永存於世界而已。裴倫之祖約翰，嘗念先人為海王，因投海軍為之帥；裴倫賦此，緣起似同；有即以海賊字裴倫者，裴倫聞之竊喜，則篇中康拉德為人，實即此詩人變相，殆無可疑已。越三月，又作賦曰《羅羅》（Lara），記其人嘗殺人不異海賊，後圖起事，敗而傷，飛矢來貫其胸，遂死。所敘自尊之夫，力抗不可避之定命，為狀慘烈，莫可比方。此他猶有所制，特非雄篇。其詩格多師司各德，而司各德由是銳意於小說，不復為詩，避裴倫也。已而裴倫去其婦，世雖不知去之之故，然爭難之，每臨會議，嘲罵即四起，且禁其赴劇場。其友穆亞為之傳，評是事曰，世於裴倫，不異其母，忽愛忽惡，無判決也。顧窘戮天才，殆人群恆狀，滔滔皆是，寧止英倫。中國漢晉以來，凡負文名者，多受謗毀，劉彥和為之辯曰，人稟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東方惡習，盡此數言。然裴倫之禍，則緣起非如前陳，實反由於名盛，社會頑愚，仇敵窺，乘隙立起，眾則不察而妄和之；若頌高官而阨寒士者，其污且甚於此矣。顧裴倫由是遂不能居英，自曰，使世之評騭誠，吾在英為無值，若評騭謬，則英於我為無值矣。吾其行乎？然未已也，雖赴異邦，彼且躡我。已而終去英倫，千八百十六年十月，抵義大利。自此，裴倫之作乃益雄。 裴倫在異域所為文，有《哈洛爾特游草》之續，《堂祥》（Don Juan）之詩，及三傳奇稱最偉，無不張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一曰《曼弗列特》（Manfred），記曼以失愛絕歡，陷於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見形問所欲，曼雲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則對曰，死果能令人忘耶？復衷疑而弗信也。後有魅來降曼弗列特，而曼忽以意志制苦，毅然斥之曰，汝曹決不能誘惑滅亡我。（中略）我，自壞者也。行矣，魅眾！死之手誠加我矣，然非汝手也。意蓋謂己有善惡，則褒貶賞罰，亦悉在己，神天魔龍，無以相凌，況其他乎？曼弗列特意志之強如是，裴倫亦如是。論者或以擬瞿提之傳奇《法斯忒》（Faust）雲。二曰《凱因》（Cain），典據已見於前分，中有魔曰盧希飛勒，導凱因登太空，為論善惡生死之故，凱因悟，遂師摩羅。比行世，大遭教徒攻擊，則作《天地》（Heaven and Earth）以報之，英雄為耶彼第，博愛而厭世，亦以詰難教宗，鳴其非理者。夫撒但何由昉乎？以彼教言，則亦天使之大者，徒以陡起大望，生背神心，敗而墮獄，是雲魔鬼。由是言之，則魔亦神所手創者矣。已而潛入樂園，至善美安樂之伊甸，以一言而立毀，非具大能力，曷克至是？伊甸，神所保也，而魔毀之，神安得雲全能？況自創惡物，又從而懲之，且更瓜蔓以懲人，其慈又安在？故凱因曰，神為不幸之因。神亦自不幸，手造破滅之不幸者，何幸福之可言？而吾父曰，神全能也。問之曰，神善，何復惡邪？則曰，惡者，就善之道爾。神之為善，誠如其言：先以凍餒，乃與之衣食；先以癘疫，乃施之救援；手造罪人，而曰吾赦汝矣。人則曰，神可頌哉，神可頌哉！營營而建伽蘭焉。盧希飛勒不然，曰吾誓之兩間，吾實有勝我之強者，而無有加於我之上位。彼勝我故，名我曰惡，若我致勝，惡且在神，善惡易位耳。此其論善惡，正異尼佉。尼佉意謂強勝弱故，弱者乃字其所為曰惡，故惡實強之代名；此則以惡為弱之冤諡。故尼佉欲自強，而並頌強者；此則亦欲自強，而力抗強者，好惡至不同，特圖強則一而已。人謂神強，因亦至善。顧善者乃不喜華果，特嗜腥膻，凱因之獻，純潔無似，則以旋風振而落之。人類之始，實由主神，一拂其心，即發洪水，並無罪之禽蟲卉木而殄之。人則曰，爰滅罪惡，神可頌哉！耶彼第乃曰，汝得救孺子眾！汝以為脫身狂濤，獲天幸歟？汝曹偷生，逞其食色，目擊世界之亡，而不生其憫嘆；復無勇力，敢當大波，與同胞之人，共其運命；偕厥考逃於方舟，而建都邑於世界之墓上，竟無慚耶？然人竟無慚也，方伏地讚頌，無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強。使眾生去而不之理，更何威力之能有？人既授神以力，復假之以厄撒但；而此種人，又即主神往所殄滅之同類。以撒但之意觀之，其為頑愚陋劣，如何可言？將曉之歟，則音聲未宣，眾已疾走，內容何若，不省察也。將任之歟，則非撒但之心矣，故復以權力現於世。神，一權力也；撒但，亦一權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於神，神力若亡，不為之代；上則以力抗天帝，下則以力制眾生，行之背馳，莫甚於此。顧其制眾生也，即以抗故。倘其眾生同抗，更何制之雲？裴倫亦然，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後於眾。蓋非自居人前，不能使人勿後於眾故；任人居後而自為之前，又為撒但大恥故。故既揄揚威力，頌美強者矣，復曰，吾愛亞美利加，此自由之區，神之綠野，不被壓制之地也。由是觀之，裴倫既喜拿坡侖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制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五 自尊至者，不平恆繼之，忿世嫉俗，發為巨震，與對跖之徒爭衡。蓋人既獨尊，自無退讓，自無調和，意力所如，非達不已，乃以是漸與社會生衝突，乃以是漸有所厭倦於人間。若裴倫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磽确之區，吾儕奚獲耶？（中略）凡有事物，無不定以習俗至謬之衡，所謂輿論，實具大力，而輿論則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與近世諾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見合，伊氏生於近世，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會之敵》以立言，使醫士斯托克曼為全書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終獲群敵之諡。自既見放於地主，其子復受斥於學校，而終奮鬥，不為之搖。末乃曰，吾又見真理矣。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其處世之道如是。顧裴倫不盡然，凡所描繪，皆稟種種思，具種種行，或以不平而厭世，遠離人群，寧與天地為儕偶，如哈洛爾特；或厭世至極，乃希滅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於刻骨，乃咸希破壞，以復仇仇，如康拉德與盧希飛勒；或棄斥德義，蹇視淫游，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則尊俠尚義，扶弱者而平不平，顛仆有力之蠢愚，雖獲罪於全群無懼，即裴倫最後之時是已。彼當前時，經歷一如上述書中眾士，特未欷歔斷望，願自逖於人間，如曼弗列特之所為而已。故懷抱不平，突突上發，則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復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獨立而愛自繇，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此詩人所為援希臘之獨立，而終死於其軍中者也。蓋裴倫者，自繇主義之人耳，嘗有言曰，若為自由故，不必戰於宗邦，則當為戰於他國。是時義大利適制於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黨起，謀獨立，乃密與其事，以擴張自由之元氣者自任，雖狙擊密偵之徒，環繞其側，終不為廢游步馳馬之事。後秘密政黨破於墺人，企望悉已，而精神終不消。裴倫之所督勵，力直及於後日，起馬志尼，起加富爾，於是意之獨立成。故馬志尼曰，義大利實大有賴於裴倫。彼，起吾國者也！蓋誠言已。裴倫平時，又至有情愫於希臘，思想所趣，如磁指南。特希臘時自由悉喪，入突厥版圖，受其羈縻，不敢抗拒。詩人惋惜悲憤，往往見於篇章，懷前古之光榮，哀後人之零落，或與斥責，或加激勵，思使之攘突厥而復興，更睹往日耀燦莊嚴之希臘，如所作《不信者》暨《堂祥》二詩中，其怨憤譙責之切，與希冀之誠，無不歷然可徵信也。比千八百二十三年，倫敦之希臘協會馳書托裴倫，請援希臘之獨立。裴倫平日，至不滿於希臘今人，嘗稱之曰世襲之奴，曰自由苗裔之奴，因不即應；顧以義憤故，則終諾之，遂行。而希臘人民之墮落，乃誠如其說，勵之再振，為業至難，因羈滯於克茀洛尼亞島者五月，始向密淑倫其。其時海陸軍方奇困，聞裴倫至，狂喜，群集迓之，如得天使也。次年一月，獨立政府任以總督，並授軍事及民事之全權，而希臘是時，財政大匱，兵無宿糧，大勢幾去。加以式列阿忒傭兵見裴倫寬大，復多所要索，稍不滿，輒欲背去；希臘墮落之民，又誘之使窘裴倫。裴倫大憤，極詆彼國民性之陋劣；前所謂世襲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而裴倫志尚不灰，自立革命之中樞，當四圍之艱險，將士內訌，則為之調和，以己為楷模，教之人道，更設法舉債，以振其窮，又定印刷之制，且堅堡壘以備戰。內爭方烈，而突厥果攻密淑倫其，式列阿忒傭兵三百人，復乘亂占要害地。裴倫方病，聞之泰然，力平黨派之爭，使一心以面敵。特內外迫拶，神質劇勞，久之，疾乃漸革。將死，其從者持楮墨，將錄其遺言。裴倫曰否，時已過矣。不之語，已而微呼人名，終乃曰，吾言已畢。從者曰，吾不解公言。裴倫曰，吁，不解乎？嗚呼晚矣！狀若甚苦。有間，復曰，吾既以吾物暨吾康健，悉付希臘矣。今更付之吾生。他更何有？遂死，時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夕六時也。今為反念前時，則裴倫抱大望而來，將以天縱之才，致希臘復歸於往時之榮譽，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將靡然向之。蓋以異域之人，猶憑義憤為希臘致力，而彼邦人，縱墮落腐敗者日久，然舊澤尚存，人心未死，豈意遂無情愫於故國乎？特至今茲，則前此所圖，悉如夢跡，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有如此也。次日，希臘獨立政府為舉國民喪，市肆悉罷，炮台鳴炮三十七，如裴倫壽也。 吾今為桉其為作思惟，索詩人一生之內，則所遇常抗，所向必動，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其戰復不如野獸，為獨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瞻顧前後，素所不知；精神鬱勃，莫可制抑，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敵，戰則不止。而復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毀譽褒貶是非善惡，皆緣習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理也。蓋英倫爾時，虛偽滿於社會，以虛文縟禮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輒謂之惡人。裴倫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凱因而言曰，惡魔者，說真理者也。遂不恤與人群敵。世之貴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遏克曼亦嘗問瞿提以裴倫之文，有無教訓。瞿提對曰，裴倫之剛毅雄大，教訓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獲教訓。若夫純潔之雲，道德之雲，吾人何問焉。蓋知偉人者，亦惟偉人焉而已。裴倫亦嘗評朋思（R．Burns）曰，斯人也，心情反張，柔而剛，疏而密，精神而質，高尚而卑，有神聖者焉，有不淨者焉，互和合也。裴倫亦然，自尊而憐人之為奴，制人而援人之獨立，無懼於狂濤而大儆於乘馬，好戰崇力，遇敵無所寬假，而於纍囚之苦，有同情焉。意者摩羅為性，有如此乎？且此亦不獨摩羅為然，凡為偉人，大率如是。即一切人，若去其面具，誠心以思，有純稟世所謂善性而無惡分者，果幾何人？遍觀眾生，必幾無有，則裴倫雖負摩羅之號，亦人而已，夫何詫焉。顧其不容於英倫，終放浪顛沛而死異域者，特面具為之害耳。此即裴倫所反抗破壞，而迄今猶殺真人而未有止者也。嗟夫，虛偽之毒，有如是哉！裴倫平時，其制詩極誠，嘗曰，英人評騭，不介我心。若以我詩為愉快，任之而已。吾何能阿其所好為？吾之握管，不為婦孺庸俗，乃以吾全心全情感全意志，與多量之精神而成詩，非欲聆彼輩柔聲而作者也。夫如是，故凡一字一辭，無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現，中於人心，神弦立應，其力之曼衍於歐土，例不能別求之英詩人中；僅司各德所為說部，差足與相倫比而已。若問其力奈何？則義大利希臘二國，已如上述，可毋贅言。此他西班牙德意志諸邦，亦悉蒙其影響。次復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澤之長，莫可闡述。至其本國，則猶有修黎（Percy Bysshe Shelley）一人。契支（John Keats）雖亦蒙摩羅詩人之名，而與裴倫別派，故不述於此。 六 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蹟也，而亦即無韻之詩。時既艱危，性復狷介，世不彼愛，而彼亦不愛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義大利之南方，終以壯齡而夭死，謂一生即悲劇之實現，蓋非夸也。修黎者，以千七百九十二年生於英之名門，姿狀端麗，夙好靜思；比入中學，大為學友暨校師所不喜，虐遇不可堪。詩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後作說部，以所得值饗其友八人，負狂人之名而去。次入惡斯佛大學，修愛智之學，屢馳書乞教於名人。而爾時宗教，權悉歸於冥頑之牧師，因以妨自由之崇信。修黎蹶起，著《無神論之要》一篇，略謂惟慈愛平等三，乃使世界為樂園之要素，若夫宗教，於此無功，無有可也。書成行世，校長見之大震，終逐之；其父亦驚絕，使謝罪返校，而修黎不從，因不能歸。天地雖大，故鄉已失，於是至倫敦，時年十八，顧已孤立兩間，歡愛悉絕，不得不與社會戰矣。已而知戈德文（W．Godwin），讀其著述，博愛之精神益張。次年入愛爾蘭，檄其人士，於政治宗教，皆欲有所更革，顧終不成。逮千八百十五年，其詩《阿剌斯多》（Alastor）始出世，記懷抱神思之人，索求美者，遍歷不見，終死曠原，如自敘也。次年乃識裴倫於瑞士；裴倫深稱其人，謂奮迅如獅子，又善其詩，而世猶無顧之者。又次年成《伊式闌轉輪篇》（The Revolt of Islam）。凡修黎懷抱，多抒於此。篇中英雄曰羅昂，以熱誠雄辯，警其國民，鼓吹自由，掊擊壓制，顧正義終敗，而壓制於以凱還，羅昂遂為正義死。是詩所函，有無量希望信仰，暨無窮之愛，窮追不捨，終以殞亡。蓋羅昂者，實詩人之先覺，亦即修黎之化身也。 至其傑作，尤在劇詩；尤偉者二，一曰《解放之普洛美迢斯》（Prometheus Unbound），一曰《煔希》（The Cenci）。前者事本希臘神話，意近裴倫之《凱因》。假普洛美迢為人類之精神，以愛與正義自由故，不恤艱苦，力抗壓制主者僦畢多，竊火貽人，受縶于山頂，猛鷲日啄其肉，而終不降。僦畢多為之辟易；普洛美迢乃眷女子珂希亞，獲其愛而畢。珂希亞者，理想也。《煔希》之篇，事出義大利，記女子煔希之父，酷虐無道，毒虐無所弗至，煔希終殺之，與其後母兄弟，同戮於市。論者或謂之不倫。顧失常之事，不能絕於人間，即中國《春秋》，修自聖人之手者，類此之事，且數數見，又多直書無所諱，吾人獨於修黎所作，乃和眾口而難之耶？上述二篇，詩人悉出以全力，嘗自言曰，吾詩為眾而作，讀者將多。又曰，此可登諸劇場者。顧詩成而後，實乃反是，社會以謂不足讀，伶人以謂不可為；修黎抗偽俗弊習以成詩，而詩亦即受偽俗弊習之夭閼，此十九稘上葉精神界之戰士，所為多抱正義而駢殞者也。雖然，往時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則至今日而大昭。革新之潮，此其巨派，戈德文書出，初啟其端，得詩人之聲，乃益深入世人之靈府。凡正義自由真理以至博愛希望諸說，無不化而成醇；或為羅昂，或為普洛美迢，或為伊式闌之壯士，現於人前，與舊習對立，更張破壞，無稍假借也。舊習既破，何物斯存，則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十九世紀機運之新，實賴有此。朋思唱於前，裴倫修黎起其後，掊擊排斥，人漸為之倉皇；而倉皇之中，即亟人生之改進。故世之嫉視破壞，加之惡名者，特見一偏而未得其全體者爾。若為桉其真狀，則光明希望，實伏於中。惡物悉顛，於群何毒？破壞之雲，特可發自冥頑牧師之口，而不可出諸全群者也。若其聞之，則破壞為業，斯愈益貴矣！況修黎者，神思之人，求索而無止期，猛進而不退轉，淺人之所觀察，殊莫可得其淵深。若能真識其人，將見品性之卓，出於雲間，熱誠勃然，無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鄉；此其為鄉，則爰有美之本體。奧古斯丁曰，吾未有愛而吾欲愛，因抱希冀以求足愛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終出人間而神行，冀自達其所崇信之境；復以妙音，喻一切未覺，使知人類曼衍之大故，暨人生價值之所存，揚同情之精神，而張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懷大希以奮進，與時劫同其無窮。世則謂之惡魔，而修黎遂以孤立；群復加以排擠，使不可久留於人間，於是壓制凱還，修黎以死，蓋宛然阿剌斯多之殞於大漠也。 雖然，其獨慰詩人之心者，則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會不可恃，則對天物之不偽，遂寄之無限之溫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是。特緣受染有異，所感斯殊，故目睛奪於實利，則欲驅天然為之得金資；智力集於科學，則思制天然而見其法則；若至下者，乃自春徂冬，於兩間崇高偉大美妙之見象，絕無所感應於心，自墮神智於深淵，壽雖百年，而迄不知光明為何物，又奚解所謂臥天然之懷，作嬰兒之笑矣。修黎幼時，素親天物，嘗曰，吾幼即愛山河林壑之幽寂，遊戲於斷厓絕壁之為危險，吾伴侶也。考其生平，誠如自述。方在稚齒，已盤桓於密林幽谷之中，晨瞻曉日，夕觀繁星，俯則瞰大都中人事之盛衰，或思前此壓制抗拒之陳跡；而蕪城古邑，或破屋中貧人啼飢號寒之狀，亦時復歷歷入其目中。其神思之澡雪，既至異於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凡萬匯之當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動，自與天籟合調，發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非狹斯丕爾暨斯賓塞所作，不有足與相倫比者。比千八百十九年春，修黎定居羅馬，次年遷畢撒；裴倫亦至，此他之友多集，為其一生中至樂之時。迨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偕其友乘舟泛海，而暴風猝起，益以奔電疾雷，少頃波平，孤舟遂杳。裴倫聞信大震，遣使四出偵之，終得詩人之骸於水裔，乃葬羅馬焉。修黎生時，久欲與生死問題以詮解，自曰，未來之事，吾意已滿於柏拉圖暨培庚之所言，吾心至定，無畏而多望，人居今日之軀殼，能力悉蔽於陰雲，惟死亡來解脫其身，則秘密始能闡發。又曰，吾無所知，亦不能證，靈府至奧之思想，不能出以言辭，而此種事，縱吾身亦莫能解爾。嗟乎，死生之事大矣，而理至，置而不解，詩人未能，而解之之術，又獨有死而已。故修黎曾泛舟墜海，乃大悅呼曰，今使吾釋其秘密矣！然不死。一日浴于海，則伏而不起，友引之出，施救始蘇，曰，吾恆欲探井中，人謂誠理伏焉，當我見誠，而君見我死也。然及今日，則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亦以真釋，特知之者，亦獨修黎已耳。 七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異於西歐，而裴倫之詩，亦疾進無所沮核。俄羅斯當十九世紀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先覺諸邦之概，令西歐人士，無不驚其美偉矣。顧夷考權輿，實本三士：曰普式庚，曰來爾孟多夫，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詩名世，均受影響於裴倫；惟鄂戈理以描繪社會人生之黑暗著名，與二人異趣，不屬於此焉。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於墨斯科，幼即為詩，初建羅曼宗於其文界，名以大揚。顧其時俄多內訌，時勢方亟，而普式庚詩多諷喻，人即借而擠之，將流鮮卑，有數耆宿力為之辯，始獲免，謫居南方。其時始讀裴倫詩，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轉化，小詩亦嘗摹裴倫；尤著者有《高加索纍囚行》，至與《哈洛爾特游草》相類。中記俄之絕望青年，囚於異域，有少女為釋縛縱之行，青年之情意復甦，而厥後終於孤去。其《及潑希》（Gypsy）一詩亦然，及潑希者，流浪歐洲之民，以遊牧為生者也。有失望於世之人曰阿勒戈，慕是中絕色，因入其族，與為婚因，顧多嫉，漸察女有他愛，終殺之。女之父不施報，特令去不與居焉。二者為詩，雖有裴倫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見放於人群，顧復不離亞歷山大時俄國社會之一質分，易於失望，速於奮興，有厭世之風，而其志至不固。普式庚於此，已不與以同情，諸凡切於報復而觀念無所勝人之失，悉指摘不為諱飾。故社會之偽善，既灼然現於人前，而及潑希之樸野純全，亦相形為之益顯。論者謂普式庚所愛，漸去裴倫式勇士而向祖國純樸之民，蓋實自斯時始也。爾後巨製，曰《阿內庚》（Eugiene Onieguine），詩材至簡，而文特富麗，爾時俄之社會，情狀略具於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響至不一，故性格遷流，首尾多異。厥初二章，尚受裴倫之感化，則其英雄阿內庚為性，力抗社會，斷望人間，有裴倫式英雄之概，特已不憑神思，漸近真然，與爾時其國青年之性質肖矣。厥後外緣轉變，詩人之性格亦移，於是漸離裴倫，所作日趣於獨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至與裴倫分道之因，則為說亦不一：或謂裴倫絕望奮戰，意向峻絕，實與普式庚性格不相容，曩之信崇，蓋出一時之激越，迨風濤大定，自即棄置而返其初；或謂國民性之不同，當為是事之樞紐，西歐思想，絕異於俄，其去裴倫，實由天性，天性不合，則裴倫之長存自難矣。凡此二說，無不近理；特就普式庚個人論之，則其對於裴倫，僅摹外狀，迨放浪之生涯畢，乃驟返其本然，不能如來爾孟多夫，終執消極觀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後，立言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衝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贊誦，美其國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闌抗俄，西歐諸國右波闌，於俄多所憎惡。普式庚乃作《俄國之讒謗者》暨《波羅及諾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愛國。丹麥評騭家勃闌兌思（G．Brandes）於是有微辭，謂惟武力之恃而狼借人之自由，雖雲愛國，顧為獸愛。特此亦不僅普式庚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愛國者，於國有誠為人愛而不墜於獸愛者，亦僅見也。及晚年，與和闌公使子覃提斯迕，終於決鬥被擊中腹，越二日而逝，時為千八百三十七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獨立，故文史家芘賓謂真之俄國文章，實與斯人偕起也。而裴倫之摩羅思想，則又經普式庚而傳來爾孟多夫。 來爾孟多夫（M．Lermontov）生於千八百十四年，與普式庚略並世。其先來爾孟斯（T．Learmont）氏，英之蘇格蘭人；故每有不平，輒雲將去此冰雪警吏之地，歸其故鄉。顧性格全如俄人，妙思善感，惆悵無間，少即能綴德語成詩；後入大學被黜，乃居陸軍學校二年，出為士官，如常武士，惟自謂僅於香賓酒中，加少許詩趣而已。及為禁軍騎兵小校，始仿裴倫詩紀東方事，且至慕裴倫為人。其自記有曰，今吾讀《世胄裴倫傳》，知其生涯有同我者；而此偶然之同，乃大驚我。又曰，裴倫更有同我者一事，即嘗在蘇格蘭，有媼謂裴倫母曰，此兒必成偉人，且當再娶。而在高加索，亦有媼告吾大母，言與此同。縱不幸如裴倫，吾亦願如其說。顧來爾孟多夫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於人生善惡競爭諸問，至為不寧，而詩則不之仿。初雖摹裴倫及普式庚，後亦自立。且思想復類德之哲人勖賓赫爾，知習俗之道德大原，悉當改革，因寄其意於二詩，一曰《神摩》（Demon），一曰《謨嚌黎》（Mtsyri）。前者托旨於巨靈，以天堂之逐客，又為人間道德之憎者，超越凡情，因生疾惡，與天地鬥爭，苟見眾生動於凡情，則輒施以賤視。後者一少年求自由之呼號也。有孺子焉，生長山寺，長老意已斷其情感希望，而孺子魂夢，不離故園，一夜暴風雨，乃乘長老方禱，潛遁出寺，彷徨林中者三日，自由無限，畢生莫倫。後言曰，爾時吾自覺如野獸，力與風雨電光猛虎戰也。顧少年迷林中不能返，數日始得之，惟已以斗豹得傷，竟以是殞。嘗語侍疾老僧曰，丘墓吾所弗懼，人言畢生憂患，將入睡眠，與之永寂，第憂與吾生別耳。……吾猶少年。……寧汝尚憶少年之夢，抑已忘前此世間憎愛耶？倘然，則此世於汝，失其美矣。汝弱且老，滅諸希望矣。少年又為述林中所見，與所覺自由之感，並及斗豹之事曰，汝欲知吾獲自由時，何所為乎？吾生矣。老人，吾生矣。使盡吾生無此三日者，且將慘澹冥暗，逾汝暮年耳。及普式庚斗死，來爾孟多夫又賦詩以寄其悲，末解有曰，汝儕朝人，天才自由之屠伯，今有法律以自庇，士師蓋無如汝何，第猶有尊嚴之帝在天，汝不能以金資為賂。……以汝黑血，不能滌吾詩人之血痕也。詩出，舉國傳誦，而來爾孟多夫亦由是得罪，定流鮮卑；後遇援，乃戍高加索，見其地之物色，詩益雄美。惟當少時，不滿於世者義至博大，故作《神摩》，其物猶撒但，惡人生諸凡陋劣之行，力與之敵。如勇猛者，所遇無不庸懦，則生激怒；以天生崇美之感，而眾生擾擾，不能相知，爰起厭倦，憎恨人世也。顧後乃漸即於實，凡所不滿，已不在天地人間，退而止於一代；後且更變，而猝死於決鬥。決鬥之因，即肇於來爾孟多夫所為書曰《並世英雄記》。人初疑書中主人，即著者自序，迨再印，乃辨言曰，英雄不為一人，實吾曹並時眾惡之象。蓋其書所述，實即當時人士之狀爾。於是有友摩爾迭諾夫者，謂來爾孟多夫取其狀以入書，因與索斗。來爾孟多夫不欲殺其友，僅舉槍射空中；顧摩爾迭諾夫則擬而射之，遂死，年止二十七。 前此二人之於裴倫，同汲其流，而復殊別。普式庚在厭世主義之外形，來爾孟多夫則直在消極之觀念。故普式庚終服帝力，入於平和，而來爾孟多夫則奮戰力拒，不稍退轉。波覃勖迭氏評之曰，來爾孟多夫不能勝來追之運命，而當降伏之際，亦至猛而驕。凡所為詩，無不有強烈弗和與踔厲不平之響者，良以是耳。來爾孟多夫亦甚愛國，顧絕異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偉大。凡所眷愛，乃在鄉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愛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敵俄國者也；來爾孟多夫雖自從軍，兩與其役，然終愛之，所作《伊思邁爾培》（Ismail Bey）一篇，即紀其事。來爾孟多夫之於拿坡侖，亦稍與裴倫異趣。裴倫初嘗責拿坡侖對於革命思想之謬，及既敗，乃有憤於野犬之食死獅而崇之。來爾孟多夫則專責法人，謂自陷其雄士。至其自信，亦如裴倫，謂吾之良友，僅有一人，即是自己。又負雄心，期所過必留影跡。然裴倫所謂非憎人間，特去之而已，或雲吾非愛人少，惟愛自然多耳等意，則不能聞之來爾孟多夫。彼之平生，常以憎人者自命，凡天物之美，足以樂英詩人者，在俄國英雄之目，則長此黯澹，濃雲疾雷而不見霽日也。蓋二國人之異，亦差可於是見之矣。 八 丹麥人勃闌兌思，于波闌之羅曼派，舉密克威支（A．Mickiewicz）斯洛伐支奇（J．Slowacki）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三詩人。密克威支者，俄文家普式庚同時人，以千七百九十八年生於札希亞小村之故家。村在列圖尼亞，與波闌鄰比。十八歲出就維爾那大學，治言語之學，初嘗愛鄰女馬理維來蘇薩加，而馬理他去，密克威支為之不歡。後漸讀裴倫詩，又作詩曰《死人之祭》（Dziady）。中數份敘列圖尼亞舊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於壠上，用享死者，聚村人牧者術士一人，暨眾冥鬼，中有失愛自殺之人，已經冥判，每屆是日，必更歷苦如前此；而詩止斷片未成。爾後居加夫諾（Kowno）為教師；二三年返維爾那。遞千八百二十二年，捕於俄吏，居囚室十閱月，窗牖皆木製，莫辨晝夜；乃送聖彼得堡，又徙阿兌塞，而其地無需教師，遂之克利米亞，攬其地風物以助詠吟，後成《克利米亞詩集》一卷。已而返墨斯科，從事總督府中，著詩二種，一曰《格羅蘇那》（Grazyna），記有王子烈泰威爾，與其外父域多勒特迕，將乞外兵為援，其婦格羅蘇那知之，不能令勿叛，惟命守者，勿容日耳曼使人入諾華格羅迭克。援軍遂怒，不攻域多勒特而引軍薄烈泰威爾，格羅蘇那自擐甲，偽為王子與戰，已而王子歸，雖幸勝，而格羅蘇那中流丸，旋死。及葬，縶發炮者同置之火，烈泰威爾亦殉焉。此篇之意，蓋在假有婦人，第以祖國之故，則雖背夫子之命，斥去援兵，欺其軍士，瀕國於險，且召戰爭，皆不為過，苟以是至高之目的，則一切事，無不可為者也。一曰《華連洛德》（Wallenrod），其詩取材古代，有英雄以敗亡之餘，謀復國讎，因偽降敵陳，漸為其長，得一舉而復之。此蓋以義大利文人摩契阿威黎（Machiavelli）之意，附諸裴倫之英雄，故初視之亦第羅曼派言情之作。檢文者不喻其意，聽其付梓，密克威支名遂大起。未幾得間，因至德國，見其文人瞿提。此他猶有《佗兌支氏》（Pan Tadeusz）一詩，寫蘇孛烈加暨訶什支珂二族之事，描繪物色，為世所稱。其中雖以佗兌支為主人，而其父約舍克易名出家，實其主的。初記二人熊獵，有名華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聲，以至洪響，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漸乃如千萬角聲，合於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為詩，有今昔國人之聲，寄於是焉。諸凡詩中之聲，清澈弘厲，萬感悉至，直至波闌一角之天，悉滿歌聲，雖至今日，而影響于波闌人之心者，力猶無限。令人憶詩中所云，聽者當華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者，蓋即生於彼歌聲反響之中，至於無盡者夫。 密克威支至崇拿坡侖，謂其實造裴倫，而裴倫之生活暨其光耀，則覺普式庚於俄國，故拿坡侖亦間接起普式庚。拿坡侖使命，蓋在解放國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則為最高之詩。至於裴倫，亦極崇仰，謂裴倫所作，實出於拿坡侖，英國同代之人，雖被其天才影響，而卒莫能並大。蓋自詩人死後，而英國文章，狀態又歸前紀矣。若在俄國，則善普式庚，二人同為斯拉夫文章首領，亦裴倫分支，逮年漸進，亦均漸趣於國粹；所異者，普式庚少時欲畔帝力，一舉不成，遂以鎩羽，且感帝意，願為之臣，失其英年時之主義，而密克威支則長此保持，洎死始已也。當二人相見時，普式庚有《銅馬》一詩，密克威支則有《大彼得象》一詩為其記念。蓋千八百二十九年頃，二人嘗避雨象次，密克威支因賦詩紀所語，假普式庚為言，末解曰，馬足已虛，而帝不勒之返。彼曳其枚，行且墜碎。歷時百年，今猶未墮，是猶山泉噴水，著寒而冰，臨懸崖之側耳。顧自由日出，薰風西集，寒冱之地，因以昭蘇，則噴泉將何如，暴政將何如也？雖然，此實密克威支之言，特托之普式庚者耳。波闌破後，二人遂不相見，普式庚有詩懷之；普式庚傷死，密克威支亦念之至切。顧二人雖甚稔，又同本裴倫，而亦有特異者，如普式庚於晚出諸作，恆自謂少年眷愛自繇之夢，已背之而去，又謂前路已不見儀的之存，而密克威支則儀的如是，決無疑貳也。 斯洛伐支奇以千八百九年生克爾舍密涅克（Krzemieniec），少孤，育於後父；嘗入維爾那大學，性情思想如裴倫。二十一歲入華騷戶部為書記；越二年，忽以事去國，不能復返。初至倫敦；已而至巴黎，成詩一卷，仿裴倫詩體。時密克威支亦來相見，未幾而迕。所作詩歌，多慘苦之音。千八百三十五年去巴黎，作東方之游，經希臘埃及敘利亞；三十七年返義大利，道出曷爾愛列須阻疫，滯留久之，作《大漠中之疫》一詩。記有亞剌伯人，為言目擊四子三女，洎其婦相繼死於疫，哀情涌於毫素，讀之令人憶希臘尼阿孛（Niobe）事，亡國之痛，隱然在焉。且又不止此苦難之詩而已，凶慘之作，恆與俱起，而斯洛伐支奇為尤。凡詩詞中，靡不可見身受楚毒之印象或其見聞，最著者或根史實，如《克壘勒度克》（Król Duch）中所述俄帝伊凡四世，以劍釘使者之足於地一節，蓋本諸古典者也。 波闌詩人多寫獄中戍中刑罰之事，如密克威支作《死人之祭》第三卷中，幾盡繪己身所歷，倘讀其契珂夫斯奇（Cichowski）一章，或娑波盧夫斯奇（Sobolewski）之什，記見少年二十橇，送赴鮮卑事，不為之生憤激者蓋鮮也。而讀上述二人吟詠，又往往聞報復之聲。如《死人祭》第三篇，有囚人所歌者：其一央珂夫斯奇曰，欲我為信徒，必見耶穌馬理，先懲污吾國土之俄帝而後可。俄帝若在，無能令我呼耶穌之名。其二加羅珂夫斯奇曰，設吾當受謫放，勞役縲紲，得為俄帝作工，夫何靳耶？吾在刑中，所當力作，自語曰，願此蒼鐵，有日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獄，當迎韃靼女子，語之曰，為帝生一巴棱（殺保羅一世者）。吾若遷居植民地，當為其長，盡吾隴畝，為帝植麻，以之成一蒼色巨索，織以銀絲，俾阿爾洛夫（殺彼得三世者）得之，可繯俄帝頸也。末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墳墓中矣。惟吾靈神，已嗅血腥，一噭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復仇復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報矣；即不如是，亦報爾！報復詩華，蓋萃於是，使神不之直，則彼且自報之耳。 如上所言報復之事，蓋皆隱藏，出於不意，其旨在凡窘於天人之民，得用諸術，拯其父國，為聖法也。故格羅蘇那雖背其夫而拒敵，義為非謬；華連洛德亦然。苟拒異族之軍，雖用詐偽，不雲非法，華連洛德偽附於敵，乃殲日耳曼軍，故土自由，而自亦懺悔而死。其意蓋以為一人苟有所圖，得當以報，則雖降敵，不為罪愆。如《阿勒普耶羅斯》（Alpujarras）一詩，益可以見其意。中敘摩亞之王阿勒曼若，以城方大疫，且不得不以格拉那陀地降西班牙，因夜出。西班牙人方聚飲，忽白有人乞見，來者一阿剌伯人，進而呼曰，西班牙人，吾願奉汝明神，信汝先哲，為汝奴僕！眾識之，蓋阿勒曼若也。西人長者抱之為吻禮，諸首領皆禮之。而阿勒曼若忽仆地，攫其巾大悅呼曰，吾中疫矣！蓋以彼忍辱一行，而疫亦入西班牙之軍矣。斯洛伐支奇為詩，亦時責奸人自行詐於國，而以詐術陷敵，則甚美之，如《闌勃羅》（Lambro）《珂爾強》（Kordyan）皆是。《闌勃羅》為希臘人事，其人背教為盜，俾得自由以仇突厥，性至凶酷，為世所無，惟裴倫東方詩中能見之耳。珂爾強者，波闌人謀刺俄帝尼可拉一世者也。凡是二詩，其主旨所在，皆特報復而已矣。 上二士者，以絕望故，遂於凡可禍敵，靡不許可，如格羅蘇那之行詐，如華連洛德之偽降，如阿勒曼若之種疫，如珂爾強之謀刺，皆是也。而克拉旬斯奇之見，則與此反。此主力報，彼主愛化。顧其為詩，莫不追懷絕澤，念祖國之憂患。波闌人動於其詩，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舉；余憶所及，而六十三年大變，亦因之起矣。即在今茲，精神未忘，難亦未已也。 九 若匈加利當沉默蜷伏之頃，則興者有裴彖飛（A．Petōfi），沽肉者子也，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於吉思珂羅（Kiskōrōs）。其區為匈之低地，有廣漠之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道周之小旅以及村舍，種種物色，感之至深。蓋普斯多之在匈，猶俄之有斯第孛（Steppe此亦翻平原），善能起詩人焉。父雖賈人，而殊有學，能解臘丁文。裴彖飛十歲出學於科勒多，既而至阿瑣特，治文法三年。然生有殊稟，摯愛自繇，願為俳優；天性又長於吟詠。比至舍勒美支，入高等學校三月，其父聞裴彖飛與優人伍，令止讀，遂徒步至菩特沛思德，入國民劇場為雜役。後為親故所得，留養之，乃始為詩詠鄰女，時方十六齡。顧親屬謂其無成，僅能為劇，遂任之去。裴彖飛忽投軍為兵，雖性惡壓制而愛自由，顧亦居軍中者十八月，以病瘧罷。又入巴波大學，時亦為優，生計極艱，譯英法小說自度。千八百四十四年訪偉羅思摩諦（M．Vōrōsmarty），偉為梓其詩，自是遂專力於文，不復為優。此其半生之轉點，名亦陡起，眾目為匈加利之大詩人矣，次年春，其所愛之女死，因旅行北方自遣，及秋始歸。洎四十七年，乃訪詩人阿闌尼（J．Arany）於薩倫多，而阿闌尼傑作《約爾提》（Joldi）適竣，讀之嘆賞，訂交焉。四十八年以始，裴彖飛詩漸傾於政事，蓋知革命將興，不期而感，猶野禽之識地震也。是年三月，墺大利人革命報至沛思德，裴彖飛感之，作《興矣摩迦人》（Tolpra Magyar）一詩，次日誦以徇眾，至解末疊句雲，誓將不復為奴！則眾皆和，持至檢文之局，逐其吏而自印之，立俟其畢，各持之行。文之脫檢，實自此始。裴彖飛亦嘗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筆一下，不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顧所為文章，時多過情，或與眾忤；嘗作《致諸帝》一詩，人多責之。裴彖飛自記曰，去三月十五數日而後，吾忽為眾惡之人矣，褫奪花冠，獨研深谷之中，顧吾終幸不屈也。比國事漸急，詩人知戰爭死亡且近，極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於孤寂，將召赴戰場矣。吾今得聞角聲召戰，吾魂幾欲驟前，不及待令矣。遂投國民軍（Honvéd）中，四十九年轉隸貝謨將軍麾下。貝謨者，波闌武人，千八百三十年之役，力戰俄人者也。時軻蘇士招之來，使當脫闌希勒伐尼亞一面，甚愛裴彖飛，如家人父子然。裴彖飛三去其地，而不久即返，似或引之。是年七月三十一日舍俱思跋之戰，遂歿於軍。平日所謂為愛而歌，為國而死者，蓋至今日而踐矣。裴彖飛幼時，嘗治裴倫暨修黎之詩，所作率縱言自由，誕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響之森林，受一呼聲，應以百響者也。又善體物色，著之詩歌，妙絕人世，自稱為無邊自然之野花。所著長詩，有《英雄約諾斯》（János Vitéz）一篇，取材於古傳，述其人悲歡畸跡。又小說一卷曰《縊吏之繯》（A hóhér Kōtele），記以眷愛起爭，肇生孽障，提爾尼阿遂終陷安陀羅奇之子於法。安陀羅奇失愛絕歡，廬其子壠上，一日得提爾尼阿，將殺之。而從者止之曰，敢問死與生之憂患孰大？曰，生哉！乃縱之使去；終誘其孫令自經，而其為繩，即昔日繯安陀羅奇子之頸者也。觀其首引耶和華言，意蓋雲厥祖罪愆，亦可報諸其苗裔，受施必復，且不嫌加甚焉。至於詩人一生，亦至殊異，浪遊變易，殆無寧時。雖少逸豫者一時，而其靜亦非真靜，殆猶大海漩洑中心之靜點而已。設有孤舟，卷於旋風，當有一瞬間忽爾都寂，如風雲已息，水波不興，水色青如微笑，顧漩洑偏急，舟復入卷，乃至破沒矣。彼詩人之暫靜，蓋亦猶是焉耳。 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惟，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而實統於一宗：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求之華土，孰比之哉？夫中國之立於亞洲也，文明先進，四鄰莫之與倫，蹇視高步，因益為特別之發達；及今日雖凋苓，而猶與西歐對立，此其幸也。顧使往昔以來，不事閉關，能與世界大勢相接，思想為作，日趣於新，則今日方卓立宇內，無所愧遜於他邦，榮光儼然，可無蒼黃變革之事，又從可知爾。故一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則震旦為國，得失滋不雲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響於異邦，自具特異之光采，近雖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則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終至墮落而之實利；為時既久，精神淪亡，逮蒙新力一擊，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與之抗。加以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為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夫如是，則精神界之戰士貴矣。英當十八世紀時，社會習於偽，宗教安於陋，其為文章，亦摹故舊而事塗飾，不能聞真之心聲。於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積弊，唱思想言議之自由，轉輪之興，此其播種。而在文界，則有農人朋思生蘇格闌，舉全力以抗社會，宣眾生平等之音，不懼權威，不跽金帛，灑其熱血，注諸韻言；然精神界之偉人，非遂即人群之驕子，軻流落，終以夭亡。而裴倫修黎繼起，轉戰反抗，具如前陳。其力如巨濤，直薄舊社會之柱石。餘波流衍，入俄則起國民詩人普式庚，至波闌則作報復詩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則覺愛國詩人裴彖飛；其他宗徒，不勝具道。顧裴倫修黎，雖蒙摩羅之諡，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實亦不必曰摩羅宗，苟在人間，必有如是。此蓋聆熱誠之聲而頓覺者也，此蓋同懷熱誠而互契者也。故其平生，亦甚神肖，大都執兵流血，如角劍之士，轉輾於眾之目前，使抱戰慄與愉快而觀其鏖撲。故無流血於眾之目前者，其群禍矣；雖有而眾不之視，或且進而殺之，斯其為群，乃愈益禍而不可救也！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賊於眾，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蕭條。勞勞獨軀殼之事是圖，而精神日就於荒落；新潮來襲，遂以不支。眾皆曰維新，此即自白其歷來罪惡之聲也，猶雲改悔焉爾。顧既維新矣，而希望亦與偕始，吾人所待，則有介紹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餘年來，介紹無已，而究其所攜將以來歸者；乃又舍治餅餌守囹圄之術而外，無他有也。則中國爾後，且永續其蕭條，而第二維新之聲，亦將再舉，蓋可准前事而無疑者矣。俄文人凱羅連珂（V．Korolenko）作《末光》一書，有記老人教童子讀書於鮮卑者，曰，書中述櫻花黃鳥，而鮮卑冱寒，不有此也。翁則解之曰，此鳥即止於櫻木，引吭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處蕭條之中，即不誠聞其好音，亦當得先覺之詮解；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一九〇七年作。 （發表於1908年2月、3月《河南》月刊第2、3號，收入《墳》） 《域外小說集》序言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作於1909年2月5日，印入《域外小說集》） 《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二 我譯這劇本，從八月初開手，逐日的登在《國民公報》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國民公報》忽然被禁止出版了，這劇本正當第三幕第二場兩個軍使談話的中途。現在因為《新青年》記者的希望，再將譯本校正一遍，載在這雜誌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場，全用一個青年作為線索。但四幕之內，無論那一幕那一場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獨立了也成一個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無所不可的。 全劇的宗旨，自序已經表明，是在反對戰爭，不必譯者再說了。但我慮到幾位讀者，或以為日本是好戰的國度，那國民才該熟讀這書，中國又何須有此呢？我的私見，卻很不然：中國人自己誠然不善於戰爭，卻並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願出戰，卻並未同情於不願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並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併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只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為這劇本也很可以醫許多中國舊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義。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迅。 （發表於1920年1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2號） 不懂的音譯 ＿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裡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還是Tolstoi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K和Ku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 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隻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裡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於華夏」，或改為「獲之於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里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發表於1922年11月4日、6日《晨報副刊》，收入《熱風》） 咬文嚼字 ＿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艷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托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妳絲苔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談到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rky」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發表於1925年1月11日《京報副刊》，收入《華蓋集》） 《思想·山水·人物》題記 兩三年前，我從這雜文集中翻譯《北京的魅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續譯下去，積成一本書冊。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並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這一篇是適合的。爽爽快快地寫下去，毫不艱深，但也分明可見中國的影子。我所有的書籍非常少，後來便也還從這裡選譯了好幾篇，那大概是關於思想和文藝的。 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於這些都不瞭然。只以為其中關於英美現勢和國民性的觀察，關於幾個人物，如亞諾德，威爾遜，穆來的評論，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聽說青年中也頗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檢舊譯，長長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學」潮聲中，在玻璃窗下，再譯添八篇，湊成一本付印了。 原書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說，「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於旅行的感想。」我於第一部分中，選譯了十五篇；從第二部分中，只選譯了四篇，因為從我看來，作者的旅行記是輕妙的，但往往過於輕妙，令人如讀日報上的雜俎，因此倒減卻移譯的興趣了。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並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卻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東西，為不失這書的本色起見，便特地譯上那一篇去。 這裡要添幾句聲明。我的譯述和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事或這樣的人，思想，言論；並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於不得已如前文所說時，便會開手來移譯，但一經移譯，則全篇中雖間有大背我意之處，也不加刪節了。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 我先前譯印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辦法也如此。且在《後記》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為我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後來看見上海的《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才知道他因為見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記》里有贊成賢母良妻主義的話，便頗責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這實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選譯也一向沒有如此之嚴，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我希望這一本書的讀者，肯體察我以上的聲明。 例如本書中的《論辦事法》是極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卻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是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於困憊。那一篇裡面就指示著這樣脾氣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於物。我以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效法的，但萬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相牽混。 原書有插畫三幅，因為我覺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換了，並且比原數添上幾張，以見文中所講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幫我搜集圖畫的幾個朋友，我便順手在此表明我的謝意，還有教給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於上海寓樓譯畢記。 （發表於1928年5月28日《語絲》周刊第4卷 第22期，印入《思想·山水·人物》）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裡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裡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里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裡，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里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裡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鍊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閒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餵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蹟，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蹟」，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只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徵》，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還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里，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里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只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 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只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麼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乾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思牛克斯」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麼馬克思」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鬥的慾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鬥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那麼，此後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為「這種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優越的地位，無產者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裡面包括文藝學術」。 自此以後，這才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四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思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於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於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思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鑑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干，因為「鑑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里，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通俗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鑑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裡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於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瞭然的語法，歌調，詼諧，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衷心在擁護它的作家而言。於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於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為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著消失了麼？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歷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面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裡的新收穫，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里，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五 到這裡，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著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麼，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麼而譯的呢？不是等於不譯麼？ 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升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於猩猩（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里去的「報復」。梁先生說「他們要報復！」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裡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於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嘆，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於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麼？……」（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於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只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於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只出了一本《一周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裡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但於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復」，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1930年1月24日作，發表於3月1日 《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收入《二心集》） 幾條「順」的翻譯 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教授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力的。因為「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自然就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卻是倘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國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只好胡裡胡塗的裝進腦子裡去了。 我對於科學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沒有什麼外國書，只好看看譯本，但近來往往遇見疑難的地方。隨便舉幾個例子罷。《萬有文庫》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學淺說》里，有這樣的一句—— 「最近如尼爾及厄爾兩氏之對於麥……」 據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個生物學名家Nilsson_Ehle是考驗小麥的遺傳的，但他是一個人而兼兩姓，應該譯作「尼爾生厄爾」才對。現在稱為「兩氏」，又加了「及」，順是順的，卻很使我疑心是別的兩位了。不過這是小問題，雖然，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但我們姑且模模胡胡罷。 今年的三月號《小說月報》上馮厚生先生譯的《老人》里，又有這樣的一句—— 「他由傷寒病變為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這也是很「順」的，但據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並不比傷寒重，而且一個是呼吸系病，一個是消化系病，無論你怎樣「變」，也「變」不過去的。須是「傷風」或「中寒」，這才變得過去。但小說不比《生物學淺說》，我們也姑且模模胡胡罷。這回另外來看一個奇特的實驗。 這一種實驗，是出在何定傑及張志耀兩位合譯的美國Conklin所作的《遺傳與環境》裡面的。那譯文是—— 「……他們先取出兔眼睛內髓質之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種『代晶質』，足以透視這種外來的蛋白質精以後，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於受孕之雌兔。雌兔經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們的眼睛或晶體並不見有若何之傷害，並且他們卵巢內所蓄之卵，亦不見有什麼特別之傷害，因為就他們以後所生的小兔看來，並沒有生而具殘缺不全之眼者。」 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頗「順」，可以懂得的。但仔細一想，卻不免不懂起來了。一，「髓質之晶體」是什麼？因為水晶體是沒有髓質皮質之分的。二，「代晶質」又是什麼？三，「透視外來的蛋白質」又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原文能對，實在苦惱得很，想來想去，才以為恐怕是應該改譯為這樣的—— 「他們先取兔眼內的製成漿狀（以便注射）的水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感應了這外來的蛋白質（即漿狀的水晶體）而生『抗晶質』（即抵抗這漿狀水晶體的物質）。然後再取其血清，而注射於懷孕之雌兔。……」 以上不過隨手引來的幾個例，此外情隨事遷，忘卻了的還不少，有許多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過去，或者照樣錯誤地裝在我的腦里了。但即此幾個例子，我們就已經可以決定，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麼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發表於1931年12月20日《北斗》月刊第1卷第4期，收入《二心集》） 風馬牛 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大將趙景深先生，近來卻並沒有譯什麼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說月報》上，將「國外文壇消息」，來介紹給我們。這自然是很可感謝的。那些消息，是譯來的呢，還是介紹者自去打聽來，研究來的？我們無從捉摸。即使是譯來的罷，但大抵沒有說明出處，我們也無從考查。自然，在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趙先生，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貫徹了宗旨。 然而，疑難之處，我卻還是遇到的。 在二月號的《小說月報》里，趙先生將「新群眾作家近訊」告訴我們，其一道：「格羅潑已將馬戲的圖畫故事『Alay Oop』脫稿。」這是極「順」的，但待到看見了這本圖畫，卻不儘是馬戲。借得英文字典來，將書名下面注著的兩行英文「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查了一通，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這麼一說，自然，有些「不順」了。但內容既然是這樣的，另外也沒有法子想。必須是「馬戲子」，這才會有「Love」。 《小說月報》到了十一月號，趙先生又告訴了我們「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連最後的一冊『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於今年出版」了。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借，那裡還敢發生什麼貳心。然而那下面的一個名詞，卻不寫尚可，一寫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於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用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卻是馬，不是牛。牛馬同是哺乳動物，為了要「順」，固然混用一回也不關緊要，但究竟馬是奇蹄類，牛是偶蹄類，有些不同，還是分別了好，不必「出到最後的一冊」的時候，偏來「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像是直譯或「硬譯」，其實卻不然，也是無緣無故的「牛」了進去的。這故事無須查字典，在圖畫上也能看見。卻說希臘神話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卻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將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著了宙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卻因此一吸，噴了出來，飛散天空，成為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奶路」。但白種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們看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於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但以對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發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卻也可當作一點談助。——不過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並且藉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於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卻還是毫無損害的。這叫作「亂譯萬歲！」 （發表於1931年12月20日《北斗》月刊第1卷第4期，收入《二心集》） 關於翻譯的通信 回 信 敬愛的J．K．同志：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嘆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嘆著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飢，說得滿紙淒悽慘慘。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斗，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著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麼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於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麼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復達恉」；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談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雲，『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他為什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於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藉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著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里，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裡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麼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裡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里。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眾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眾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於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麼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為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於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於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於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瞭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著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迴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儘是採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只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裡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於」這樣能夠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為這麼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於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為了經過階級鬥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於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著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為「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於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裡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卻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實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裡，壞在那裡，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麼，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發表於1932年6月10日《文學月刊》創刊號， 題為《論翻譯》，收入《二心集》，來信略）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裡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啓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裡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痒痒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L．Andreev）的作品裡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M．Artsybashev）的作品裡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V．Korolenko）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為「破鑼」，有的指為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勒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勒的卐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裡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鬥，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並不在這裡。自利者一淹在水裡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塗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發表於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報》第1卷 第5、6期合刊，出版愆期，收入《南腔北調集》）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肖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里，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肖伯納是丑角》里說過—— 「至於說到肖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傑譯，《肖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里，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發表於1933年9月1日《現代》月刊 第3卷第5期，收入《南腔北調集》） 為翻譯辯護 洛 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發表於1933年8月20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關於翻譯（上） 洛 文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裡，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系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e』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Academia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義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為托爾斯泰印選集，為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於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它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裡去固然是呆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裡也不敢去，卻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補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 九月十五日。 （收入《准風月談》） 關於翻譯（下） 洛 文 但我在那《為翻譯辯護》中，所希望於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真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於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一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了。因為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為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鄰近的馬路，三間門面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里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只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卻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為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卻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鬥，胥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於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為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剜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發表於1933年9月14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裡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裡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麼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麼，怎麼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裡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菸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週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發表於1934年6月7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且介亭雜文》） 論重譯 史 賁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對作家的寫無聊的遊記之類，以為不如給中國介紹一點上起希臘羅馬，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我以為這是很切實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談》上，卻又反對間接翻譯，說「是一種滑頭辦法」，雖然還附有一些可恕的條件。這是和他後來的所說衝突的，也容易啟人誤會，所以我想說幾句。 重譯確是比直接譯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譯者自慚不及，怕敢動筆的好處，先由原譯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譯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將中國的粵語譯為京語，或京語譯成滬語，也很難恰如其分。在重譯，便減少了對於原文的好處的躊躇。其次，是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註解，可以一目了然，原書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譯錯誤，而間接譯卻不然的時候。 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國也就難有上起希羅，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的譯本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將只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伊卜生，沒有伊本涅支，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話，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也無從看見了。這是何等可憐的眼界。自然，中國未必沒有精通丹麥，諾威，西班牙文字的人們，然而他們至今沒有譯，我們現在的所有，都是從英文重譯的。連蘇聯的作品，也大抵是從英法文重譯的。 所以我想，對於翻譯，現在似乎暫不必有嚴峻的堡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日本改造社譯的《高爾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責為投機，但革命者的譯本出，卻反而顯出前一本的優良了。不過也還要附一個條件，並不很懂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速成譯本，可實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 六月二十四日。 （發表於1934年6月27日《申報·自由談》，收入《花邊文學》） 再論重譯 史 賁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著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為便利的，因為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為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魯迅譯的《毀滅》，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為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為法文原譯是刪節本了。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 七月三日。 （發表於1934年7月7日《申報·自由談》，收入《花邊文學》） 非有復譯不可 好像有人說過，去年是「翻譯年」；其實何嘗有什麼了不起的翻譯，不過又給翻譯暫時洗去了惡名卻是真的。 可憐得很，還只譯了幾個短篇小說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候，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後來是譯了一點文學理論到中國來，但「批評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現了，說是「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幽默家還從他自己的腦子裡，造出可笑的例子來，使讀者們「開心」，學者和大師們的話是不會錯的，「開心」也總比正經省力，於是乎翻譯的臉上就被他們畫上了一條粉。 但怎麼又來了「翻譯年」呢，在並無什麼了不起的翻譯的時候？不是誇大和開心，它本身就太輕飄飄，禁不起風吹雨打的緣故麼？ 於是有些人又記起了翻譯，試來譯幾篇。但這就又是「批評家」的材料了，其實，正名定分，他是應該叫作「嘮叨家」的，是創作家和批評家以外的一種，要說得好聽，也可以謂之「第三種」。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樣，並不大聲，卻在那裡嘮叨，說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譯完了嗎，你們只在譯別人已經譯過的，有的還譯過了七八次。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譯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約的居多；不過別人卻也因此不敢譯，新婦就在閨中老掉。這種廣告，現在是久不看見了，但我們今年的嘮叨家，卻正繼承著這一派的正統。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夫之婦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羅，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麼？ 前幾年，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復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復譯的，雖然表面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 而且復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復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並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文藝倒也許不至於現在似的沉滯了。 三月十六日。 （發表於1935年4月1日《文學》月刊 第4卷第4期，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題未定」草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裡，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 al 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裡只有幾個洋教堂，裡面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專用於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里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色，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裡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裡——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嘆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呵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裡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後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於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於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法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嘆，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塗人臂，悍然割之，塗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六月十日。 （發表於1935年7月1日《文學》月刊 第5卷第1期，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