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其他 · 五、語文改革說

魯迅《魏晉風度及其他》

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中國不識字的人，單會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嘆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里說的君子國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卻只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發表於1919年5月《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5號，收入《熱風》）古書與白話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里竟無不包函了！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即「其貌」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萬數千言」麼？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髮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麼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瞭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於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裡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里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髮小生」，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一月二十五日。（發表於1926年《國民新報副刊》，收入《華蓋集續編》）再來一次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五月二十四日。（發表於1926年6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1期，收入《華蓋集續編》）寫在《墳》後面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於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麼一回事。至於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裡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裡。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殭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塗的目標，範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盪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里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有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將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魯迅（發表於1926年12月4日《語絲》周刊第108期，收入《墳》）「此生或彼生」白道「此生或彼生」。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麼意思？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為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它註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為何如」？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六月二十三日。（發表於1934年6月30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花邊文學》）玩笑只當它玩笑（上）康伯度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我現在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這太老式了，不好！『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這好！『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這更好！為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里去的。實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里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只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只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麼，這不是「無的放矢」嗎？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裡，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七月十八日。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裡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儘管做，只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為什麼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康伯度答文公直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裡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奸」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徵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裡面，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於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著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裡面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夥。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專此布復，並請熱安。弟康伯度脫帽鞠躬。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發表於1934年7月25日《申報·自由談》，收入《花邊文學》）玩笑只當它玩笑（下）康伯度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是白話的「魯里魯蘇」，連劉先生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真」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鬥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嘆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里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為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選體的，桐城派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裡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的三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腳色，其實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個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一表非凡了。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畫者。「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它「頑笑」看。因為事實會並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衖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著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真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麼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麼？我們現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著這麼多。那麼，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於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七月十八日。（發表於1934年7月26日《申報·自由談》，收入《花邊文學》）答曹聚仁先生信聚仁先生：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卻依然如故。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裡：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為多少區，每區又分為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為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它已經採用著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眾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四，在鄉僻處啟蒙的大眾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嘆，因為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著「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眾有什麼益處呢？五，至於已有大眾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制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眾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眾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復，即頌時綏。迅上。八月二日。（發表於1934年8月15日《社會月報》第1卷第3期，收入《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一開頭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裡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里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裡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嘆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弔膀子，談三寸怪人干，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他們裡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麼海話呢？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二字是什麼人造的？字是什麼人造的？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桿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傢伙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裡，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原始社會裡，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麼來的？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裡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鐘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裡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蹟，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閒，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菸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裡，有了這麼一個奇蹟，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淹沒了。但在社會裡，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四寫字就是畫畫《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裡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只得來「象意」，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寶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余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裡面的。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躕一下了。五古時候言文＿致麼？到這裡，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里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伙頤，涉之為王沈沈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那麼，古書里採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裡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麼的。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裡；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裡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裡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裡。七不識字的作家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里，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里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就是《詩經》的《國風》里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八怎麼交代？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裡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裡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採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這裡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里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 chgoz，「他是工人」是Ta shgungrhen。現在在華僑里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麼窮鄉僻壤去了。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閒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九專化呢，普遍化呢？到了這裡，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裡，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方言土語裡，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裡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們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裡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里，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話」，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裡「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十不必恐慌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麼，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裡也無須多說。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一，在不識字的大眾里，是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若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里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那怕你皇親國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麼？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閒中扮演，借目蓮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十＿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藉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裡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麼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麼也不懂；但逐漸地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裡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里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彙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閒，是絕對的要不得的。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十二煞尾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縴；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這拉縴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1934年8月17日—20日作，發表於8月24日至 9月10日《申報·自由談》，收入《且介亭雜文》）「大雪紛飛」張沛人們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張的時候，有時會用一枝粉筆去搪對手的臉，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樣，來襯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章士釗先生現在是在保障民權了，段政府時代，他還曾經保障文言。他造過一個實例，說倘將「二桃殺三士」用白話寫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多麼的不行。這回李焰生先生反對大眾語文，也贊成「靜珍君之所舉，『大雪紛飛』，總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著』來得簡要而有神韻，酌量採用，是不能與提倡文言文相提並論」的。我也贊成必不得已的時候，大眾語文可以採用文言，白話，甚至於外國話，而且在事實上，現在也已經在採用。但是，兩位先生代譯的例子，卻是很不對勁的。那時的「士」，並非一定是「讀書人」，早經有人指出了；這回的「大雪紛飛」里，也沒有「一片一片」的意思，這不過特地弄得累墜，掉著要大眾語丟臉的槍花。白話並非文言的直譯，大眾語也並非文言或白話的直譯。在江浙，倘要說出「大雪紛飛」的意思來，是並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著」的，大抵用「凶」，「猛」或「厲害」，來形容這下雪的樣子。倘要「對證古本」，則《水滸傳》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緊」，就是接近現代的大眾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一個人從學校跳到社會的上層，思想和言語，都一步一步的和大眾離開，那當然是「勢所不免」的事。不過他倘不是從小就是公子哥兒，曾經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關，那麼，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記得他們有許多賽過文言文或白話文的好話。如果自造一點醜惡，來證明他的敵對的不行，那只是他從隱蔽之處挖出來的自己的醜惡，不能使大眾羞，只能使大眾笑。大眾雖然智識沒有讀書人的高，但他們對於胡說的人們，卻有一個諡法：繡花枕頭。這意義，也許只有鄉下人能懂的了，因為窮人塞在枕頭裡面的，不是鴨絨：是稻草。八月二十二日。（發表於1934年8月24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仲度反對大眾語文的人，對主張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貨色來看！」一面也有這樣的老實人，毫不問他是誠意，還是尋開心，立刻拚命的來做標本。由讀書人來提倡大眾語，當然比提倡白話困難。因為提倡白話時，好好壞壞，用的總算是白話，現在提倡大眾語的文章卻大抵不是大眾語。但是，反對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權利的。雖是一個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運動，他絕對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使是天足的壯健的女性，她還是在有意的或無意的害人。美國的水果大王，只為改良一種水果，尚且要費十來年的工夫，何況是問題大得多多的大眾語。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麼，反對者該是贊成文言或白話的了，文言有幾千年的歷史，白話有近二十年的歷史，他也拿出他的「貨色」來給大家看看罷。但是，我們也不妨自己來試驗，在《動向》上，就已經有過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胡繩先生看了之後，卻以為還是非土話所寫的句子來得清楚。其實，只要下一番工夫，是無論用什麼土話寫，都可以懂得的。據我個人的經驗，我們那裡的土話，和蘇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傳》，卻教我「足不出戶」的懂了蘇白。先是不懂，硬著頭皮看下去，參照記事，比較對話，後來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難。這困難的根，我以為就在漢字。每一個方塊漢字，是都有它的意義的，現在用它來照樣的寫土話，有些是仍用本義的，有些卻不過借音，於是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就得分析它那幾個是用義，那幾個是借音，慣了不打緊，開手卻非常吃力了。例如胡繩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回到窩裡向罷」也許會當作回到什麼狗「窩」里去，反不如說「回到家裡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漢字的「窩」字，實際上，恐怕是不該這麼寫法的。我們那裡的鄉下人，也叫「家裡」作Uwao_li，讀書人去抄，也極容易寫成「窩裡」的，但我想，這Uwao其實是「屋下」兩音的拼合，而又訛了一點，決不能用「窩」字隨便來替代，如果只記下沒有別的意義的音，就什麼誤解也不會有了。大眾語文的音數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為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眾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紹介過字母，拼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於了解也容易得遠了。至於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為也並不難。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八月二十三日。（發表於1934年8月25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花邊文學》）中國語文的新生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倖，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裡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九月二十四日。（發表於1934年10月10日《新生》周刊第1卷第36期，收入《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 ——答問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很。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將古文的句子也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也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裝作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並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以及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需有學者的氣息。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於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現在正在中國試驗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懂的。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拼，待將來再圖溝通。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將這當作一個大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他卻抹殺了方塊漢字本為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然而他們卻深知道新文字對於勞苦大眾有利，所以在瀰漫著白色恐怖的地方，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殘的。現在連並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語的「大眾語」，也在受著苛酷的壓迫和摧殘。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並不識字，但特權階級卻還嫌他們太聰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們的思索機關呢，例如用飛機擲下炸彈去，用機關槍送過子彈去，用刀斧將他們的頸子砍斷，就都是的。十二月九日。（發表於《擁護新文字六日報》，被譯為「拉丁化新文字」，收入《且介亭雜文》）論新文字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只有羅馬字拼音。這拼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拼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之分，羅馬字拼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的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只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裡，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胡，並不是正當的指摘。主張羅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里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穫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而且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於1936年1月11日《時事新報·每周文學》，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