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其他 · 二、文化史研究
《古小說鉤沉》序
小說者，班固以為「出於稗官」，「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是則稗官職志，將同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矣。顧其條最諸子，判列十家，復以為「可觀者九」，而小說不與；所錄十五家，今又散失。惟《大戴禮》引有青史氏之記，《莊子》舉宋鈃之言，孤文斷句，更不能推見其旨。去古既遠，流裔彌繁，然論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葉乎！余少喜披覽古說，或見訛敚，則取證類書，偶會逸文，輒亦寫出。雖叢殘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語支言，史官末學，神鬼精物，數術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駟，幽驗冥征，釋氏之下乘。人間小書，致遠恐泥，而洪筆晚起，此其權輿。況乃錄自里巷，為國人所白心；出於造作，則思士之結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華，足以麗爾文明，點綴幽獨，蓋不第為廣視聽之具而止。然論者尚墨守故言。惜此舊籍，彌益零落，又慮後此閒暇者鮮，爰更比輯，並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種，名曰《古小說鉤沉》。歸魂故書，即以自求說釋，而為談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職志，將同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矣。
（發表於1912年2月《越社叢刊》第1集，署名周作人）
謝沈《後漢書》序
《隋志》：《後漢書》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晉祠部郎謝沈撰。《唐志》：一百二卷，又《漢書外傳》十卷。《晉書·謝沈傳》：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郄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牒為參軍，皆不就。康帝即位，以太學博士征，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案《隋志》無《外傳》者，或疑本在《後漢書》百二十二卷中，《唐志》乃復析出之，然據本傳當為別書，今無遺文，不復可考；惟《後漢書》尚存十餘條，輒綴輯為一卷。
（寫於1913年3月28日）
《會稽郡故書雜集》序
《會稽郡故書雜集》者，冣史傳地記之逸文，編而成集，以存舊書大略也。會稽古稱沃衍，珍寶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異，而遠於京夏，厥美弗彰。吳謝承始傳先賢，朱育又作《土地記》。載筆之士，相繼有述。於是人物山川，咸有記錄。其見於《隋書·經籍志》者，雜傳篇有四部三十八卷，地理篇二部二卷。五代雲擾，典籍湮滅。舊聞故事，殆鮮孑遺。後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緒。□□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眾。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為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絫為一帙。中經游涉，又聞明哲之論，以為誇飾鄉土，非大雅所尚。謝承虞預且以是為譏於世。俯仰之間，遂輟其業。十年已後，歸於會稽。禹勾踐之遺蹟故在。士女敖嬉，䁹睨而過，殆將無所眷念，曾何誇飾之雲，而土風不加美。是故敘述名德，著其賢能，記注陵泉，傳其典實，使後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雖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見一二。存而錄之，或差勝於泯絕云爾。因復撰次寫定，計有八種。諸書眾說，時足參證本文，亦各最錄，以資省覽。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誌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第以寡聞，不能博引。如有未備，覽者詳焉。太歲在閼逢攝提格九月既望，會稽□□□記。
（發表於1914年12月《紹興教育雜誌》第2期，署名周作人）
《呂超墓志銘》跋
呂超墓誌石，於民國六年出山陰蘭上鄉。余從陳君古遺得打本一枚，以漫患難讀，久置篋中。明年，徐㠯孫先生至京師，又與一本，因得校寫。其文僅存百十餘字，國號年號俱泐，無可馮證。唯據郡名及歲名考之，疑是南齊永明中刻也。按隨國，晉武帝分義陽立，宋齊為郡，隋為縣。此雲隋郡，當在隋前。南朝諸王分封於隨者，惟宋齊有之。此雲隋郡王國，則又當在梁陳以前。《通鑑目錄》，宋文帝元嘉六年，齊武帝永明七年，並太歲在己巳。《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廣陵王誕改封隨郡王。又《順帝紀》，升明二年十二月，改封南陽王翽為隨郡王，改隨陽郡。其時皆在己巳後。《南齊書·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進封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隆本傳雲，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為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祥瑞志》云：「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與傳合。子隆嘗守會稽，則其封國之中軍，因官而居山陰，正事理所有。故此己巳者，當為永明七年，而五月廿五為卒日。□一年者，十一年。《通鑑目錄》，永明十一年十月戊寅，十二月丁丑朔，則十一月為戊申朔，丙寅為十九日，其葬日也。和帝為皇子時，亦封隨郡王，於時不合。唐開元十八年己巳，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與志中之□一年冬十一月丙寅頗近，然官號郡名，無不格迕，若為遷窆，則年代相去又過遠，殆亦非矣。永明中，為中軍將軍見於紀傳者，南郡王長懋，王敬則，陰智伯，廬陵王子卿。此雲劉□，泐其名，無可考。「□志風烈者雲」以下無字。次為銘辭，有字可見者四行，其後余石尚小半。六朝志例，銘大抵不溢於志，或當記妻息名字，今亦俱泐。志書「隨」為「隋」，羅泌雲，隨文帝惡隨從辵改之。王伯厚亦譏帝不學。後之學者，或以為初無定製，或以為音同可通用，至征委蛇委隨作證。今此石遠在前，已如此作，知非隨文所改。《隸釋·張平子碑頌》，有「在珠詠隋，於璧稱和」語。隋字收在劉球《隸韻》正無辵，則晉世已然。作隨作隋作陏，止是省筆而已。東平本兗州所領郡，宋末沒於魏，《南齊書·州郡志》言永明七年，因光祿大夫呂安國啟立於北兗州。啟有雲「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則安國與超蓋同族矣。與石同出壠中者，尚有瓦罌銅竟各一枚。竟有銘雲「鄭氏作鏡幽涷三商幽明鏡」十一字，篆書，俱為誰何毀失。附識於此，使後有考焉。
（發表於1918年6月25日《北京大學日刊》，
題為《新出土呂超墓志銘考證》）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宋代行於民間的小說，與歷來史家所著錄者很不同，當時並非文辭，而為屬於技藝的「說話」之一種。
說話者，未詳始於何時，但據故書，可以知道唐時則已有。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云：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齋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雲世人皆誤。』」
其詳細雖難曉，但因此已足以推見數端：一小說為雜戲中之一種，二由於市人之口述，三在慶祝及齋會時用之。而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所謂「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雲話說趙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證實，不過一種無稽之談罷了。
到宋朝，小說的情形乃始比較的可以知道詳細。孟元老在南渡之後，追懷汴梁盛況，作《東京夢華錄》，於「京瓦技藝」條下有當時說話的分目，為小說，合生，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職業者則稱為「說話人」。
高宗既定都臨安，更歷孝光兩朝，汴梁式的文物漸已遍滿都下，伎藝人也一律完備了。關於說話的記載，在故書中也更詳盡，端平年間的著作有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元初的著作有吳自牧《夢粱錄》及周密《武林舊事》，都更詳細的有說話的分科：
但周密所記者又小異，為演史，說經諢經，小說，說諢話；而無合生。唐中宗時，武平一上書言「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新唐書》一百十九）則合生實始於唐，且用諢詞戲謔，或者也就是說諢話；惟至宋當又稍有遷變，今未詳。起今隨今之「今」，《都城紀勝》作「令」，明抄本《說郛》中之《古杭夢遊錄》又作起令隨合，何者為是，亦未詳。
據耐得翁及吳自牧說，是說話之一科的小說，又因內容之不同而分為三子目：
1．銀字兒 所說者為煙粉（煙花粉黛），靈怪（神仙鬼怪），傳奇（離合悲歡）等。
2．說公案 所說者為朴刀趕棒（拳勇），發跡變態（遇合）之事。
3．說鐵騎兒 所說者為士馬金鼓（戰爭）之事。
惟有小說，是說話中最難的一科，所以說話人「最畏小說，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都城紀勝》雲；《夢粱錄》同，惟「提破」作「捏合」。）非同講史，易於鋪張；而且又須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辯。然而在臨安也不乏講小說的高手，吳自牧所記有譚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記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陳郎娘棗兒，史蕙英。
臨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會；瓦舍的技藝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約是在於磨鍊技術的。小說專家所立的社會，名曰雄辯社。（《武林舊事》三）
元人雜劇雖然早經銷歇，但尚有流傳的曲本，來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說也一樣，也幸而借了「話本」偶有留遺，使現在還可以約略想見當時瓦舍中說話的模樣。
其話本曰《京本通俗小說》，全書不知凡幾卷，現在所見的只有殘本，經江陰繆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單行，後來就收在《煙畫東堂小品》之內了。還有一卷是敘金海陵王的穢行的，或者因為文筆過於礙眼了罷，繆氏沒有刻，然而仍有郋園的改換名目的排印本；郋園是長沙葉德輝的園名。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說的篇目以及故事發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 碾玉觀音 「紹興年間。」
十一 菩薩蠻 「大宋高宗紹興年間。」
十二 西山一窟鬼 「 紹興十年間。」
十三 志誠張主管 無 年代，但云東京汴州開封事。
十四 拗相公 「先朝。」
十五 錯斬崔寧 「高宗時。」
十六 馮玉梅團圓 「建炎四年。」
每題俱是一全篇，自為起訖，並不相聯貫。錢曾《也是園書目》（十）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中，有《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可知舊刻又有單篇本，而《通俗小說》即是若干單篇本的結集，並非一手所成。至於所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則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況漢唐。又可知小說取材，須在近時；因為演說古事，範圍即屬講史，雖說小說家亦復「談論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談古當是引證及裝點，而非小說的本文。如《拗相公》開首雖說王莽，但主意卻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開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薩蠻》；其餘六篇則當講說之前，俱先引詩詞或別的事實，就是「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本書十五）「頭回」當即冒頭的一回之意，「得勝」是吉語，瓦舍為軍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語說之，未必因為進御才如此。
「得勝頭回」略有定法，可說者凡四：
1．以略相關涉的詩詞引起本文。如卷十用《春詞》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遊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詞逐句解釋，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類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較遜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戲言落職，引起劉貴因戲言遇大禍；卷十六以「交互姻緣」轉入「雙鏡重圓」而「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皆是。
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處厚照鏡見白髮的詞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張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這四種定法，也就牢籠了後來的許多擬作了。
在日本還傳有中國舊刻的《大唐三藏取經記》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詩；別一小本則題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也是園書目》將《錯斬崔寧》及《馮玉梅團圓》歸入「宋人詞話」門，或者此類話本，有時亦稱詞話：就是小說的別名。《通俗小說》每篇引用詩詞之多，實遠過於講史（《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傳》，《水滸傳》等），開篇引首，中間鋪敘與證明，臨末斷結詠嘆，無不徵引詩詞，似乎此舉也就是小說的一樣必要條件。引詩為證，在中國本是起源很古的，漢韓嬰的《詩外傳》，劉向的《列女傳》，皆早經引《詩》以證雜說及故事，但未必與宋小說直接相關；只是「借古語以為重」的精神，則雖說漢之與宋，學士之與市人，時候學問，皆極相違，而實有一致的處所。唐人小說中也多半有詩，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幾句即興詩，此等風雅舉動，則與宋市人小說不無關涉，但因為宋小說多是市井間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詩人，於是自不得不由吟詠而變為引證，使事狀雖殊，而詩氣不脫；吳自牧記講史高手，為「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夢粱錄》二十）即可移來解釋小說之所以多用詩詞的緣故的。
由上文推斷，則宋市人小說的必要條件大約有三：
1．須講近世事；
2．什九須有「得勝頭回」；
3．須引證詩詞。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的話本，除《京本通俗小說》之外，今尚未見有第二種。《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極拙的擬話本，並且應屬於講史。《大宋宣和遺事》錢曾雖列入「宋人詞話」中，而其實也是擬作的講史，惟因其系鈔撮十種書籍而成，所以也許含有小說分子在內。
然而在《通俗小說》未經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說也未嘗斷絕；他間或改了名目，夾雜著後人擬作而流傳。那些擬作，則大抵出於明朝人，似宋人話本當時留存尚多，所以擬作的精神形式雖然也有變更，而大體仍然無異。
以下是所知道的幾部書：
1．《喻世明言》。未見。
2．《警世通言》。未見。王士禛雲，「《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筆記》十）《拗相公》見《通俗小說》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說。
3．《醒世恆言》。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題作者姓名。前有天啟丁卯（1627）隴西可一居士序雲，「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內，最後出的是《恆言》。所說者漢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說，故唐人小說在元既已侵入雜劇及傳奇，至明又侵入了話本；然而懸想古事，不易瞭然，所以遜於敘述明朝故事的十餘篇遠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擬作，七篇（《賣油郎獨占花魁》，《灌園叟晚逢仙女》，《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吳衙內鄰舟赴約》，《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話本，而一篇（《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則即是《通俗小說》卷十五的《錯斬崔寧》。
松禪老人序《今古奇觀》雲，「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來。……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是纂三言與補《平妖》者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傳》有張無咎序，雲「茲刻回數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而首葉則題「馮猶龍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馮猶龍作，而龍子猶乃其遊戲筆墨時的隱名。
馮猶龍名夢龍，長洲人（《曲品》作吳縣人），由貢生拔授壽寧知縣，有《七樂齋稿》；然而朱彝尊以為「善為啟顏之辭，時入打油之調，不得為詩家」。（《明詩綜》七十一）蓋馮猶龍所擅長的是詞曲，既作《雙雄記傳奇》，又刻《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多取時人名曲，再加刪訂，頗為當時所稱；而其中的《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是自作。他又極有意於稗說，所以在小說則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講史則增補《三遂平妖傳》。
4．《拍案驚奇》。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觀主人序雲，「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復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則仿佛此書也是馮猶龍作。然而敘述平板，引證貧辛，「頭回」與正文「捏合」不靈，有時如兩大段；馮猶龍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於此。同時的松禪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觀》，於敘墨憨齋編纂三言之下，則雲「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之刻，頗費搜獲，足供談麈」了。
5．《今古奇觀》。四十卷；每卷一事。這是一部選本，有姑蘇松禪老人序，雲是抱瓮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驚奇》中選刻而成。所選的出於《醒世恆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為宋人舊話本之《賣油郎》，《灌園叟》，《喬太守》在內；而《十五貫》落了選。出於《拍案驚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餘二十二篇，當然是出於《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現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觀》，還可以推見那希覯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還有比漢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莊子休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選並不定佳，大約因為兩篇的題目須字字相對，所以去取之間，也就很受了束縛了。
6．《今古奇聞》。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東璧山房主人編次，也不知是何人。書中提及「發逆」，則當是清咸豐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字冶梅）到日本去賣畫，又翻回中國來，有光緒十七年序，現在印行的都出於此本。這也是一部選集，其中取《醒世恆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貫》也在內，可惜刪落了「得勝頭回」；取《西湖佳話》者一篇（卷十）；余未詳，篇末多有自怡軒主人評語，大約是別一種小說的話本，然而筆墨拙澀，尚且及不到《拍案驚奇》。
7．《續今古奇觀》。三十卷；每卷一回。無編者名，亦無印行年月，然大約當在同治末或光緒初。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嚴禁淫詞小說，《拍案驚奇》也在內，想來其時市上遂難得，於是《拍案驚奇》即小加刪改，化為《續今古奇觀》而出，依然流行世間。但除去了《今古奇觀》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聞》中的一篇（《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改立題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數。
此外，明人擬作的小說也還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三十四卷，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十五卷皆是。但都與幾經選刻，輾轉流傳的本子無關，故不復論。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發表於1923年12月1日《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
「文藝評論」欄，收入《墳》）
《嵇康集》序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隨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乃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由目見。王楙已嘗辨之矣。至於槧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為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為六卷，蓋皆從黃本出，而略正其誤，並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第，彌失其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據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庵手校，故雖移錄，校文者亦為珍秘。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讎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訛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舊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蓋不止一人。先為墨校，增刪最多，且常滅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據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訛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據刻本，凡先所倖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從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為濃墨所滅，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既以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訖，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選》李善注，及所著《考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纘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姚瑩所編《乾坤正氣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無所正定，亦不復道。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若其集作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為「愆」，「寤」為「悟」；或刻本較此為長，如「遊」為「游」，「泰」為「太」，「慾」為「欲」，「樽」為「尊」，「殉」為「徇」，「飭」為「飾」，「閑」為「閒」，「蹔」為「暫」，「脩」為「修」，「壹」為「一」，「途」為「塗」，「返」為「反」，「捨」為「舍」，「弦」為「」；或此較刻本為長，如「饑」為「飢」，「陵」為「淩」，「熟」為「孰」，「玩」為「翫」，「災」為「災」；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與「吝」，「強」與「彊」，「於」與「於」，「無」「毋」與「無」，其數甚眾，皆不復著，以省煩累。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為《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兩卷為八，九兩卷，以為完書。黃，汪，程三家刻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而實佚其一卷及兩半卷矣。原又有目錄在前，然是校後續加，與黃本者相似。今據本文，別造一卷代之，並作《逸文考》，《著錄考》各一卷附於末。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
中華民國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會稽 序。
（發表於1938年4月23日《華美周報》第1卷第1期，印入《嵇康集》）
《俟堂專文雜集》題記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搜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餘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餘及朾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寫於1924年9月21日）
《小說舊聞鈔》序言
昔嘗治理小說，於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證》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並收傳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於是凡值涉獵故記，偶得舊聞，足為參證者，輒復別行移寫。歷時既久，所積漸多；而二年已前又復廢置，紙札叢雜，委之蟫塵。其所以不即焚棄者，蓋緣事雖猥瑣，究嘗用心，取捨兩窮，有如雞肋焉爾。今年之春，有所棖觸，更發舊稿，雜陳案頭。一二小友以為此雖不足以餉名家，或尚非無稗於初學，助之編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為此本。自愧讀書不多，疏陋殊甚，空災楮墨，貽痛評壇。然皆摭自本書，未嘗轉販；而通卷俱論小說，如《小浮梅閒話》，《小說叢考》，《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辨》等，則以本為專著，無煩披揀，冀省篇幅，亦不復采也。凡所錄載，本擬力汰復重，以便觀覽，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滸傳》，《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下有復重者，著俗說流傳之跡也；在《西遊記》下有復重者，揭此書不著錄於地誌之漸也；在《源流篇》中有復重者，明札記肊說稗販之多也。無稽甚者，亦在所刪，而獨留《消夏閒記》《揚州夢》各一則，則以見悠謬之談，故書中蓋常有，且復至於此耳。翻檢之書，別為目錄附於末；然亦有未嘗通觀全部者，如王圻《續文獻通考》，實僅閱其《經籍考》而已。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校訖記。魯迅。
（印入《小說舊聞鈔》）
漢文學史綱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寖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於內，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於外，則只畏以頌祝，踴躍吟嘆，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或逮後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讚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狉獉，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雲，「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鄭玄則謂「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詩譜序》）雖荒古無文，並難徵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以呂氏所言，為較近於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猶風波也，激盪既已，余蹤杳然，獨恃口耳之傳，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後。詩人感物，發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倘將記言行，存事功，則專憑言語，大懼遺忘，故古者嘗結繩而治，而後之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法，今不能知；書契者，相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下繫辭》）「神農氏復重之為六十四爻。」（司馬貞《補史記》）頗似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於《易》，積畫成象，短長錯綜，變易有窮，與後之文字不相系屬。故許慎復以為「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說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
許慎雲，「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了，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說文解字序》）指事象形會意為形體之事，形聲假借為聲音之事，轉注者，訓詁之事也。虞夏書契，今不可見，岣嶁禹書，偽造不足論，商周以來，則刻於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漢，文字彌繁，而攝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觸目會心，不待授受，漸而演進，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今之文字，形聲轉多，而察其締構，什九以形象為本柢，誦習一字，當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並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連屬文字，亦謂之文。而其興盛，蓋亦由巫史乎。巫以記神事，更進，則史以記人事也，然尚以上告於天；翻今之《易》與《書》，間能得其仿佛。至於上古實狀，則荒漠不可考，君長之名，且難審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者，列三才開始之序，繼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者，明人群進化之程，殆皆後人所命，非真號矣。降及軒轅，遂多傳說，逮於虞夏，乃有箸於簡策之文傳於今。
巫史非詩人，其職雖止於傳事，然厥初亦憑口耳，慮有愆誤，則練句協音，以便記誦。文字既作，固無愆誤之虞矣，而簡策繁重，書削為勞，故復當儉約其文，以省物力，或因舊習，仍作韻言。今所傳有黃帝《道言》（見《呂氏春秋》），《金人銘》（《說苑》），顓頊《丹書》（《大戴禮記》），帝嚳《政語》（《賈誼新書》），雖並出秦漢人書，不足憑信，而大抵協其音，偶其詞，使讀者易於上口，則殆猶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則初始之文，殆本與語言稍異，當有藻韻，以便傳誦，「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區以別矣。然漢時已並稱凡箸於竹帛者為文章（《漢書·藝文志》）；後或更拓其封域，舉一切可以圖寫，接於目睛者皆屬之。梁之劉勰，至謂「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文心雕龍·原道》），三才所顯，並由道妙，「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綺，林籟泉韻，俱為文章。其說汗漫，不可審理。稍隘之義，則《易》有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解字》曰，「文，錯畫也。」可知凡所謂文，必相錯綜，錯而不亂，亦近麗爾之象。至劉熙雲「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釋名》）。則確然以文章之事，當具辭義，且有華飾，如文繡矣。《說文》又有彣字，云：「戫也」；「戫，彣彰也」。蓋即此義。然後來不用，但書文章，今通稱文學。
劉勰雖於《原道》一篇，以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而晉宋以來，文筆之辨又甚峻。其《總術篇》即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蕭繹所詮，尤為昭晰，曰：「今之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曰，「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征靡曼，脤吻遒會，精靈盪搖。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金樓子·立言篇》）蓋其時文章界域，極可弛張，縱之則包舉萬匯之形聲；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敘記，必有藻韻，善移人情，始得稱文。其不然者，概謂之筆。
辭筆或詩筆對舉，唐世猶然，逮及宋元，此義遂晦，於是散體之筆，並稱曰文，且謂其用，所以載道，提挈經訓，誅鋤美辭，講章告示，高張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說》，其子福又作《文筆對》，復昭古誼，而其說亦不行。
第二篇 書與詩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已莫知其書為何等。假使五帝書誠為五典，則今惟《堯典》在《尚書》中。「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王充《論衡·須頌篇》）或曰：「言此上代以來之書。」（孔穎達《尚書正義》）緯書謂「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尚書璇璣鈐》）乃漢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書》蓋本百篇：《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本有序，相傳孔子所為，言其作意（《漢書·藝文志》），然亦難信，以其文不類也。秦燔燒經籍，濟南伏生抱書藏山中，又失之。漢興，景帝使晁錯往從口授，而伏生旋老死，僅得自《堯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漢人嘗以擬二十八宿。
《書》之體例有六：曰典，曰謨，曰訓，曰誥，曰誓，曰命，是稱六體。然其中有《禹貢》，頗似記，余則概為訓下與告上之詞，猶後世之詔令與奏議也。其文質樸，亦詰屈難讀，距以藻韻為飾，俾便頌習，便行遠之時，蓋已遠矣。晉衛宏則雲，「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故難解之處多有，今即略錄《堯典》中語，以見大凡：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
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法言·問神》）虞夏禪讓，獨饒治績，敷揚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則峻肅而不阿借；惟商書時有哀激之音，若緣厓而失其援，以為夷曠，所未詳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與伏生所誦相合，因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乃私傳其業於生徒，稱《尚書》古文之學（《隋書·經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緣其寫以漢隸，遂反稱今文。
孔氏所傳，既以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偽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稱古文書，而辭義蕪鄙，不足取信於世。若今本孔傳《古文尚書》，則為晉豫章梅賾所奏上，獨失《舜典》；至隋購募，乃得其篇，唐孔穎達疏之，遂大行於世。宋吳棫始以為疑；朱熹更比較其詞，以為「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卻似晉宋間文章」，並書序亦恐非安國作也。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尤力發其復，謂「《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並竊其字句而緣飾之」雲。
詩歌之起，雖當早於記事，然葛天《八闋》，黃帝樂詞，僅存其名。《家語》謂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尚書大傳》又載其《卿雲歌》云：「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辭僅達意，頗有古風，而漢魏始傳，殆亦後人擬作。其可徵信者，乃在《尚書·皋陶謨》，（偽孔傳《尚書》分之為《益稷》）曰：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曰，俞，往，欽哉！」
以體式言，至為單簡，去其助字，實止三言，與後之「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又雖亦偶字履韻，而樸陋無華，殊無以勝於記事。然此特君臣相勖，冀各慎其法憲，敬其職事而已，長言詠嘆，故命曰歌，固非詩人之作也。
自商至周，詩乃圓備，存於今者三百五篇，稱為《詩經》。其先雖遭秦火，而人所諷誦，不獨在竹帛，故最完。司馬遷始以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然唐孔穎達已疑其言；宋鄭樵則謂詩皆商周人作，孔子得於魯太師，編而錄之。朱熹於詩，其意常與鄭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書》有六體，《詩》則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是為《詩》之三經。賦比興以體制言：賦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興者托物興辭也。是為《詩》之三緯。風以《關雎》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鳴》始，大雅以《文王》始；頌以《清廟》始；是為四始。漢時，說詩者眾，魯有申培，齊有轅固，燕有韓嬰，皆嘗列於學官，而其書今並亡。存者獨有趙人毛萇詩傳，其學自謂傳自子夏；河間獻王尤好之。其詩每篇皆有序，鄭玄以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後之小序則子夏毛公合作也。而韓愈則雲，「子夏不序詩。」朱熹解詩，亦但信詩不信序。然據范曄說，則實後漢衛宏之所為爾。
毛氏《詩序》既不可信，三家《詩》又失傳，作詩本義，遂難通曉。而《詩》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時代為先後，故後來異說滋多。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乃以詩編年，謂上起於夏少康時（《公劉》，《七月》等）而訖於周敬王之世，（《下泉》）雖與孟子知人論世之說合，然亦非必其本義矣。要之《商頌》五篇，事跡分明，詞亦詰屈，與《尚書》近似，用以上續舜皋陶之歌，或非誣歟？今錄其《玄鳥》一篇；《毛詩》序曰：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商之先後，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至於二《雅》，則或美或刺，較足見作者之情，非如《頌》詩，大率嘆美。如《小雅·採薇》，言征人遠戍，雖勞而不敢息云：
「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啟居，狁之故。……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蓋所謂怨誹而不亂，溫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復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復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國風》之詞，乃較平易，發抒情性，亦更分明。如：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風·溱洧》）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風·山有樞》）
《詩》之次第，首《國風》，次《雅》，次《頌》。《國風》次第，則始周召二南，次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而終以豳。其序列先後，宋人多以為即孔子微旨所寓，然古詩流傳來久，篇次未必一如其故，今亦無以定之。惟《詩》以平易之《風》始，而漸及典重之《雅》與《頌》；《國風》又以所尊之周室始，次乃旁及於各國，則大致尚可推見而已。
《詩》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黃河為中心。其十五國中，周南召南王檜陳鄭在河南，邶鄘衛曹齊魏唐在河北，豳秦則在涇渭之濱，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陝西山東四省之外。其民厚重，故雖直抒胸臆，猶能止乎禮義，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雖詩歌，亦教訓也。然此特後儒之言，實則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風》《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後儒因孔子告顏淵為邦，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遂亦疑及《鄭風》，以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淨，則外物隨之，嵇康曰：「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聲無哀樂論》）世之欲捐窈窕之聲，蓋由於此，其理亦並通於文章。
參考書：
《尚書正義》（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同上）
《經義考》（清朱彝尊）卷七二至七六 卷九八至一百
《支那文學史綱》（日本兒島獻吉郎）第二篇二至四章
《詩經研究》（謝無量）
第三篇 老 莊
周室寖衰，風人輟采；故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志士欲救世弊，則窮竭神慮，舉其知聞。而諸侯又方並爭，厚招遊學之士；或將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復力斥異家，以自所執持者為要道，騁辯騰說，著作雲起矣。然當時足稱「顯學」者，實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
道家書據《漢書·藝文志》所錄有《伊尹》，《太公》，《辛甲》等，今皆不傳；《鬻子》《筦子》亦後人作，故存於今者莫先於《老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楚人，蓋生於周靈王初（約西曆紀元前五七〇），嘗為守藏室之史，見周之衰，遂去，至關，為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也。今書又離為八十一章，亦後人妄分，本文實惟雜述思想，頗無條貫；時亦對字協韻，以便記誦，與秦漢人所傳之黃帝《金人銘》，顓頊《丹書》等（見第一篇）同：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老子嘗為周室守書，博見文典，又閱世變，所識甚多，班固謂「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者蓋以此。然老子之言亦不純一，戒多言而時有憤辭，尚無為而仍欲治天下。其無為者，以欲「無不為」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後，而各欲盡人力以救世亂。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前五五一）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年三十餘，嘗問禮於老聃，然祖述堯舜，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則定《詩》《書》，訂《禮》《樂》，序《易》，作《春秋》。既卒（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門人又相與輯其言行而論篹之，謂之《論語》。墨子亦魯人，名翟，蓋後於孔子百三四十年（約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愛尚同，非古之禮樂，亦非儒，有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實，墨家尚質，故《論語》《墨子》，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時又有楊朱，主「為我」，殆未嘗著書，而其說亦盛行於戰國之世。孟子名軻（前三七二生，二八九卒）者，鄒人，受學於子思，亦崇唐虞，說仁義，於楊墨則辭而辟之，著書七篇曰《孟子》。生當周季，漸有繁辭，而敘述則時特精妙，如墦間乞食一段，宋吳氏（《林下偶談》）極推稱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食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食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瞰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然文辭之美富者，實惟道家，《列子》《鶡冠子》書晚出，皆後人偽作；今存者有《莊子》。莊子名周，宋之蒙人，蓋稍後於孟子，嘗為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無事實，而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今存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然《外篇》《雜篇》疑亦後人所加。於此略錄《內篇》之文，以見大概：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要疾偏死，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齊物論》第二）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第六）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與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應帝王》第七）
末有《天下》一篇（胡適謂非莊周作），則歷評「天下之治方術者」，最推關尹老子，以為「古之博大真人」，而自述其文與意云：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故自史遷以來，均謂周之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無，別修短，知白黑，而措意於天下；周則欲並有無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歸於「混沌」，其「不譴是非」，「外死生」，「無終始」，胥此意也。中國出世之說，至此乃始圓備。
察周季之思潮，略有四派。一鄒魯派，皆誦法先王，標榜仁義，以備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二陳宋派，老子生於苦縣，本陳地也，言清淨之治，迨莊周生於宋，則且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自無為而入於虛無。三曰鄭衛派，鄭有鄧析申不害，衛有公孫鞅，趙有慎到公孫龍，韓有韓非，皆言名法。四曰燕齊派，則多作空疏迂怪之談，齊之騶衍，騶奭，田駢，接子等，皆其卓者，亦秦漢方士所從出也。
參考書：
《老子》（晉王弼注）
《莊子》（晉郭象注）
《史記》（《孔子世家》，《孟》《老莊列傳》等）
《漢書》（《藝文志》）
《子略》（宋高似孫）
《中國文學史綱》（日本兒島獻吉郎）第二篇第六章
《中國大文學史》（謝無量）卷二第七章
《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上卷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戰國之世，言道術既有莊周之蔑詩禮，貴虛無，尤以文辭，陵轢諸子。在韻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懷王為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王令原草憲令，上官大夫欲奪其稿，不得，讒之於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澤，見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抒憤懣，曰《天問》。辭句大率四言；以所圖故事，今多失傳，故往往難得其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日，烏焉解羽？……」
「……中央共牧後何怒？蜂蟻微命力何固？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後蓋又召還，嘗欲聯齊拒秦，不見用。懷王與秦婚，子蘭勸王入秦，屈原止之，不聽，卒為秦所留。長子頃襄王立，子蘭為令尹，亦讒屈原，王怒而遷之。原在湘沅之間九年，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作《離騷》，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時蓋頃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離騷》者，司馬遷以為「離憂」，班固以為「遭憂」，王逸釋以離別之愁思，揚雄則解為「牢騷」，故作《反離騷》，又作《畔牢愁》矣。其辭述己之始生，以至壯大，迄於將終，雖懷內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讒賊，於是放言遐想，稱古帝，懷神山，呼龍虬，思妷女，申紓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其文幾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消遙以相羊。……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次述占於靈氛，問於巫咸，無不勸其遠遊，毋懷故宇，於是馳神縱意，將翱將翔，而眷懷宗國，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今所傳《楚辭》中有《九章》九篇，亦屈原作。又有《卜居》，《漁父》，述屈原既放，與卜者及漁人問答之辭，亦云自製，然或後人取故事仿作之，而其設為問難，履韻偶句之法，則頗為詞人則效，近如宋玉之《風賦》，遠如相如之《子虛》，《上林》，班固之《兩都》皆是也。
《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極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狷比跡，蓋一則達觀於文章，一乃跼蹐於詩教，故其裁決，區以別矣。實則《離騷》之異於《詩》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間耳，時與俗異，故聲調不同；地異，故山川神靈動植皆不同；惟欲婚簡狄，留二姚，或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憤責數之言，則三百篇中之甚於此者多矣。楚雖蠻夷，久為大國，春秋之世，已能賦詩，風雅之教，寧所未習，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淪亡，交錯為文，遂生壯采。劉勰取其言辭，校之經典，謂有異有同，固雅頌之博徒，實戰國之風雅，「雖取熔經義，亦自鑄偉辭。……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文心雕龍》《辨騷》）可謂知言者已。
形式文采之所以異者，由二因緣，曰時與地。古者交接鄰國，揖讓之際，蓋必誦詩，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周室既衰，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遊說之風寖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如屈原同時有蘇秦者，其說趙司寇李兌也，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贏幐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造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趙策》一）自敘其來，華飾至此，則辯說之際，可以推知。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況《離騷》產地，與詩不同，彼有河渭，此則沅湘，彼惟樸樕，此則蘭茝；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樂神，盛造歌辭，用於祀祭。《楚辭》中有《九歌》，謂「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屈原放逐，……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而綺靡杳渺，與原他文頗不同，雖曰「為作」，固當有本。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詞人，句不拘於四言，聖不限於堯舜，蓋荊楚之常習，其所由來者遠矣。今略錄其《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苹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苹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芷葺兮荷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消遙兮容與。」
同時有儒者趙人荀況（約前三一五至二三〇），年五十始遊學於齊，三為祭酒；已而被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亦作賦，《漢書》雲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禮》，曰《知》，曰《雲》，曰《蠶》，曰《箴》，臣以隱語設問，而王以隱語解之，文亦樸質，概為四言，與楚聲不類。又有佹詩，實亦賦，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遺春申君者，則詞甚切激，殆不下於屈原，豈身臨楚邦，居移其氣，終亦生牢愁之思乎？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鬱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稍後，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雖學屈原之文辭，終莫敢直諫，蓋掇其哀愁，獵其華艷，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宋玉者，王逸以為屈原弟子；事懷王之子襄王，為大夫，然不得志。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後人擬作，可信者有《九辯》。《九辯》本古辭，玉取其名，創為新制，雖馳神逞想，不如《離騷》，而悽怨之情，實為獨絕。如：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又有《招魂》一篇，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欲召魂魄，來歸修門。司馬遷以為屈原作，然辭氣殊不類。其文華靡，長於敷陳，言險難則天地間皆不可居，述逸樂則飲食聲色必極其致，後人作賦，頗學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為創格，宋沈存中雲，「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餚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鬋，艷陸離些。……」
其稱為賦者則九篇，（《文選》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賦》實傅毅作）大率言玉與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興情，因而成賦，然文辭繁縟填委，時涉神仙，與玉之《九辯》《招魂》及當時情景頗違異，疑亦猶屈原之《卜居》《漁父》，皆後人依託為之。又有《對楚王問》（見《文選》及《說苑》[1]），自辯所以不見譽於士民眾庶之故，先征歌曲，次引鯨鳳，以明俗士之不能知聖人。其辭甚繁，殆如遊說之士所談辯，或亦依託也。然與賦當並出漢初。劉勰謂賦萌於《騷》，荀卿宋玉，乃錫專名，與詩劃境，蔚成大國；又謂「宋玉含才，始造對問」，於是枚乘《七發》，揚雄《連珠》，抒憤之文，郁然盛起。然則騷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澤，而特由其時遊說之風而恢宏，因荊楚之俗而奇偉；賦與對問，又其長流之漫於後代者也。
唐勒景差之文，今所傳尤少。《楚辭》中有《大招》，欲效《招魂》而甚不逮，王逸雲，「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審其文辭，謂差為近。
參考書：
《楚辭集注》（宋朱熹）
《荀子》卷十八
《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
《文心雕龍講疏》（范文瀾）卷一《辨騷》，卷二《詮賦》，卷三《雜文》。
《支那文學之研究》（日本鈴木虎雄）卷一《騷賦之生成》
《楚辭新論》（謝無量）
《楚辭概論》（游國恩）
第五篇 李 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國呂不韋以列國常下士喜賓客，且多辯士，如荀況之徒，著書布天下，乃亦厚養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為書，凡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壯，絀不韋；又漸併兼列國，雖亦召文學，置博士，而終則焚燒《詩》《書》，殺諸生甚眾，重任丞相李斯，以法術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與韓非俱從荀況學帝王之術，成而入秦，為呂不韋舍人，說始皇，拜為長史，漸進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〇八）宦者趙高誣以謀反，殺之，具五刑，夷三族。斯雖出荀卿之門，而不師儒者之道，治尚嚴急，然於文字，則有殊勛，六國之時，文字異形，斯乃立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畫一書體，作《倉頡》七章，與古文頗不同，後稱秦篆；又始造隸書，蓋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議，尚有華辭，如上書《諫逐客》云：
「……必秦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夫擊瓮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東巡郡縣，群臣乃相與誦其功德，刻於金石，以垂後世。其辭亦李斯所為，今尚有流傳，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天下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只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東郡民刻隕石以詛始皇，案問不服，盡誅石旁居人。始皇終不樂，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其詩蓋後世遊仙詩之祖，然不傳。《漢書·藝文志》著秦時雜賦九篇；《禮樂志》雲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今亦俱佚。故由現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參考書：
《史記》卷六《秦始皇帝本紀》；卷八十五《呂不韋》，八十七《李斯列傳》。
《全秦文》（清嚴可均輯）
《中國大文學史》（謝無量）第二編第八章
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秦既焚燒詩書，坑諸生於咸陽，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間，或則委身於敵以舒憤怨。故陳涉起匹夫，旬月王楚，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歸之；孔甲則為涉博士，與俱敗死。漢興，高祖亦不樂儒術，其佐又多刀筆之吏，惟酈食其，陸賈，叔孫通文雅，有博士餘風。然其廁足漢廷，亦非盡因文術，陸賈雖稱說詩書，顧特以辯才見賞，酈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實以說客視之；至叔孫通，則正以曲學阿世取容，非重其能定朝儀，知典禮也。即位之後，過魯，雖曾以中牢祀孔子，蓋亦英雄欺人，將藉此收攬人心，俾知一反秦之所為而已。高祖崩，儒者亦不見用，《漢書·儒林傳》云：「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長登帝位，其風遂亦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項籍困於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聲也。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過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擊築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聲也。且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兒皆和習之。其後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因而廢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為楚歌：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房中樂》始於周，以樂祖先。漢初，高帝姬唐山夫人作樂詞，以從帝所好，亦楚聲。至孝惠二年（前一九三）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凡十六章，今錄其二：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又以沛宮為原廟，令歌兒吹習高帝《大風》之歌，遂用百二十人為常員。文景相嗣，禮官肄之。楚聲之在漢宮，其見重如此，故後來帝王倉卒言志，概用其聲，而武帝詞華，實為獨絕。當其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群臣醼飲，自作《秋風辭》，纏綿流麗，雖詞人不能過也：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降及少帝，將為董卓所酖，與妻唐姬別，悲歌云：「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唐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中心哀！」雖臨危抒憤，詞意淺露，而其體式，亦皆楚歌也。
參考書：
《漢書》（《帝紀》，《禮樂志》）
《全漢詩》（丁福保輯）
《中國大文學史》（謝無量）第三編第一章
第七篇 賈誼與晁錯
漢初善言治道，亦擅文章者，先有陸賈佐高祖，每稱說《詩》《書》；高帝命著書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敗，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名其書曰《新語》；今存。文帝時則有穎川賈山，嘗借秦為喻，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後每上書，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見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見於《漢書》本傳。
賈誼，雒陽人，嘗從秦博士張蒼受《春秋左氏傳》。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廷尉吳公薦於文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而善於答詔令，諸生莫能及。文帝悅之，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且擬以任公卿。絳灌馮敬等毀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議；後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吊屈原，亦以自諭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系而羈兮，豈雲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征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三年，有鴞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長沙卑濕，誼自懼不壽，因作《服賦》以自廣，服者，楚人之謂鴞也。大意謂禍福糾纏，吉凶同域，生不足悅，死不足患，縱軀委命，乃與道俱，見服細故，無足疑慮。其外死生，順造化之旨，蓋得之於莊生。歲余，文帝征誼，問鬼神之本，自嘆為不能及。頃之，拜為帝少子梁懷王太傅。時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誼上疏以諫；又以諸侯王僭擬，地或連數郡，非古之制，乃屢上書陳政事，請稍削之。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六千言，以為天下「事勢，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因歷指其失，頗切事情，然不見聽。居數年，懷王墮馬死，無後；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余，亦死，年三十三（前二〇〇至一六八）。
晁錯，潁川人，少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文帝時以文學為太常掌故，被遣從濟南伏生受《尚書》，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舉賢良文學，對策高第，又數上書文帝，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景帝即位，以為內史，言事輒聽，始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皆弗善之，而錯愈貴，遷為御史大夫。又請削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說削吳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王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錯請削地之奏，諸貴人皆不敢難，惟竇嬰爭之，由是與錯有隙。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於是吳楚七國遂反，以誅錯為名；竇嬰袁盎又說文帝[2]，令晁錯衣朝衣，斬於東市（前一五四年）。
晁賈性行，其初蓋頗同，一從伏生傳《尚書》，一從張蒼受《左氏》。錯請削諸侯地，且更定法令；誼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貴幸所譖毀。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司馬遷亦云：「賈生晁錯明申商。」惟誼尤有文采，而沈實則稍遜，如其《治安策》，《過秦論》，與晁錯之《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晁錯之深識為倫比矣。
惟其後之所以絕異者，蓋以文帝守靜，故賈生所議，皆不見用，為梁王傅，抑鬱而終。晁錯則適遭景帝，稍能改革，於是大獲寵幸，得行其言，卒召變亂，斬於東市；又夙以刑名著稱，遂復來「為人陗直刻深」之謗。使易地而處，所遇之主不同，則其晚節末路，蓋未可知也。但賈誼能文章，平生又坎，司馬遷哀其不遇，以與屈原同傳，遂尤為後世所知聞。
參考書：
《史記》（卷八十四，一百一）
《漢書》（卷四十八，四十九）
《全漢文》（清嚴可均輯）
《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二章）
《支那文學史綱》（第三篇第四章）
第八篇 藩國之文術
漢高祖雖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黃老，而當時諸侯王中，則頗有傾心養士，致意於文術者。楚，吳，梁，淮南，河間五王，其尤著者也。
楚元王交為高祖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孫卿門人浮丘伯。故好《詩》，既王楚，諸子亦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自為傳，號《元王詩》。漢初治詩大師，皆居於楚；申公，白公之外，又有韋孟，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乃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詩一篇，其敘事布詞，自為一體，皆有風雅遺韻。魏晉以來，逮相師法，用以敘先烈，述祖德，故任昉《文章緣起》以為「四言詩起於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也。
吳王濞者，高祖兄仲之子。文帝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爭博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藏亡匿死，積三十餘年，故能使其眾。然所用多縱橫遊說之士；亦有並擅文詞者，如嚴忌，鄒陽，枚乘等。吳既敗，皆游梁。
梁孝王名武，文帝竇皇后少子也。七國之叛，梁距吳楚最有功，又最為大國，鹵簿擬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傳《易》者有丁寬，以授田王孫，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又有羊勝，公孫詭，韓安國，各以辯智著稱。吳敗，吳客又皆游梁；司馬相如亦嘗游梁，皆詞賦高手，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
嚴忌本姓莊，後避明帝諱，稱嚴，會稽吳人。好詞賦，哀屈原忠貞不遇，作詞曰《哀時命》。遭景帝不好詞賦，無所得志，乃游吳；吳敗，徒步入梁，受知孝王，與鄒陽，枚乘同見尊重，而忌名尤盛，世稱莊夫子。《漢志》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今僅存《哀時命》一篇，在《楚辭》中。
鄒陽，齊人，初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吳王將叛，陽作書以諫，不見用，乃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其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為羊勝，公孫詭所讒，孝王怒，下陽於獄，將殺之。陽在獄中，上書自明：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後羊勝公孫詭以罪死，陽獨為梁王解深怒於天子。蓋吳蓄深謀，偏好策士，故文辯之士，亦常有縱橫家遺風，詞令文章，並長辟闔，猶戰國游士之說也。《漢志》縱橫家，有《鄒陽》七篇，而不錄其詞賦，似陽之在漢，固以權略見稱。《西京雜記》云：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為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幾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西京雜記》為晉葛洪作，托之劉歆，則諸賦或亦洪之所為耳。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乘上書以諫，吳王不納，乃去而之梁。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乘尤高。梁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前一四〇）。
《漢志》有《枚乘賦》九篇；今惟《梁王菟園賦》存。《臨灞池遠訣賦》僅存其目，《柳賦》蓋偽托。然乘於文林，業績之偉，乃在略依《楚辭》《七諫》之法，並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發》。借吳楚為客主，先言輿輦之損，宮室之疾，食色之害，宜聽妙言要道，以疏神導體，於是說以聲色逸游之樂等等，凡六事，最末為觀濤於廣陵：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強強，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蓋，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暗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沖津，窮曲隨隈，逾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
其說皆不入，則云：
「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由是遂有「七」體，後之文士，仿作者眾，漢傅毅有《七激》，劉廣有《七興》，崔駰有《七依》，……凡十餘家；遞及魏晉，仍多擬造。謝靈運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梁又有《七林》三十卷，蓋即集眾家此體為之，今俱佚；惟乘《七發》及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在《文選》中。
《文選》又有《古詩十九首》，皆五言，無撰人名。唐李善曰：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然陳徐陵所集《玉台新詠》，則其中九首，明題乘名。審如是，乘乃不特始創七體，且亦肇開五古者矣，今錄其三：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復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處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其詞隨語成韻，隨韻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風神或近楚《騷》，體式實為獨造，誠所謂「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者也。稍後李陵與蘇武贈答，亦為五言，蓋文景以後，漸多此體，而天質自然，終當以乘為獨絕矣。
淮南王安為文帝所封，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為諸父，辯博善文辭，甚尊重之。嘗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傳今亡；所傳者惟《淮南王》二十一篇，亦曰《鴻烈》。其書蓋與諸游士講論，掇拾舊文而成。其諸游士著者，則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是曰八公；又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其義猶《詩》之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有《招隱士》之賦，其源雖出《離騷》《招魂》等，而不泥於跡象，為漢代楚辭之新聲：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兮石嵯峨；溪谷嶄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栗。嶔岑碕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草靃靡；白鹿麐麚兮或騰或倚，狀兒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河間獻王德為景帝子，亦好書，而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又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山東諸儒，多從而游。其所好蓋與楚元王交相類。惟吳梁淮南三國之客，較富文詞，梁客之上者，多來自吳，甚有縱橫家餘韻；聚淮南者，則大抵浮辯方術之士也。
參考書：
《史記》（卷一百六，一百十八）
《漢書》（卷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三）
《全漢文》（清嚴可均輯）
《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三章）
第九篇 武帝時文術之盛
武帝有雄材大略，而頗尚儒術。即位後，丞相衛綰即請奏罷郡國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又以安車蒲輪征申公枚乘等；議立明堂；置五經博士。元光間親策賢良，則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又早慕詞賦，喜《楚辭》，嘗使淮南王安為《離騷》作傳。其所自造，如《秋風辭》（見第七篇）《悼李夫人賦》（見《漢書·外戚傳》）等，亦入文家堂奧。復立樂府，集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詩頌，用於天地諸祠，是為《十九章》之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實則楚聲之遺，又擴而變之者也。其《郊祀歌》十九章，今存《漢書·禮樂志》中，第三至第六章，皆題《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朱明》三《鄒子樂》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沱，遍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來下！」《日出入》九
是時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大樂官亦肄習之以備數，然不常用，用者皆新聲。至敖游宴飲之時，則又有新聲變曲。曲亦昉於李延年。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嘗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因進其女弟，得幸，號李夫人，早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乃夜張燭設帳，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一好女，如李夫人之貌，然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作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來其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隨事興詠，節促意長，殆即所謂新聲變曲者也。
文學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眾。先有嚴助，會稽吳人，嚴忌子也，或雲族家子，以賢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助薦吳人朱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亦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又有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而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尤見親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稱疾避事；朔皋持論不根，見遇如俳優，惟嚴助與壽王見任用。助最先進，常與大臣辯論國家便宜，有奇異亦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遷侍中中郎；有賦十五篇，見《漢志》。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其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漸以奇計俳辭得親近，詼達多端，不名一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帝亦常用之。嘗至太中大夫，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但詼啁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試用，辭數萬言，指意放蕩，頗復詼諧，終不見用，乃作《答客難》（見《漢書》本傳）以自慰諭。又有《七諫》（見《楚辭》），則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臨終誡子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又黃老意也。朔蓋多所通曉，然先以自衒進身，終以滑稽名世，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方士又附會以為神仙，作《神異經》《十洲記》，托為朔造，其實皆非也。
枚皋者字少孺，枚乘孽子也。武帝征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皋上書自陳，得見，詔使作《平樂觀賦》，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然皋好詼笑，為賦頌多嫚戲，故不得尊顯，見視如倡，才比東方朔郭舍人。作文甚疾，故所賦甚多，自謂不及司馬相如，而頗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班固云：「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至於儒術之士，亦擅文詞者，則有菑川薛人公孫宏，字次卿，元光中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終為丞相，封平津侯，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廣川董仲舒與公孫弘同學，於經術尤著，景帝時已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除江都相，遷膠西相，卒。嘗作《士不遇賦》（見《古文苑》），有云：
「……觀上世之清輝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山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微。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古。……」
終則謂不若反身素業，歸於一善，托聲楚調，結以中庸，雖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狹之意盡矣。
小說家言，時亦興盛。洛陽人虞初，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齊人饒，不知其姓，為待詔，作《心術》二十五篇。又有《封禪方說》十八篇，不知何人作，然今俱亡。
詩之新制，亦復蔚起。《騷》《雅》遺聲之外，遂有雜言，是為《樂府》。《漢書》雲東方朔作八言及七言詩，各有上下篇，今雖不傳；然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則其辭今具存，通篇七言，亦聯句之權輿也：
褚少孫補《史記》云：「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乃據地歌曰——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亦新體也，然或出後人附會。
五言有枚乘開其先，而是時蘇李別詩，亦稱佳制。蘇武字子卿，京兆杜陵人，天漢元年，以中郎將使匈奴，留不遣。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天漢二年擊匈奴，兵敗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漢夷其族。至元始六年，蘇武得歸，故與陵以詩贈答：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李陵與蘇武詩三首之一
「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武蘇別李陵。見《初學記》卷十八，然疑是後人擬作
武歸後拜典屬國；宣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神爵二年（前六十）卒，年八十餘。陵則在匈奴二十餘年，卒，有集二卷。詩以外，後世又頗傳其書問，在《文選》及《藝文類聚》中。
參考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漢書》（卷六，二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六十五，九十三）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
《全漢文》（清嚴可均輯）
《全漢詩》（丁福保輯）
《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四章）
第十篇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寥寂，一則被刑。蓋雄於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景帝。帝不好辭賦，時梁孝王來朝，遊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等皆從，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游梁，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作《子虛賦》。武帝立，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帝，因言是其邑人司馬相如作，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其文具存《史記》及《漢書》本傳中；《文選》則以後半為《上林賦》，或召問後之所續歟？
相如既奏賦，武帝大悅，以為郎；數歲，作《喻巴蜀檄》，旋拜中郎將，赴蜀，通西南夷，以蜀父老多言此事無益，大臣亦以為然，乃作《難蜀父老》文。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遂失官，歲余，復召為郎。然常閒居，不慕官爵，亦往往託辭諷諫，於遊獵信讒之事，皆有微辭。拜孝文園令。武帝既以《子虛賦》為善，相如察其好神仙，乃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惟彼大人，居於中州，悲世迫隘，於是輕舉，乘虛無，超無友，亦忘天地，而乃獨存也。中有云：
「……屯余車而萬乘兮，粹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以方馳。騷擾沖蓯其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曼衍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掘礨崴魁。……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俱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彽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既奏，武帝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益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故揚雄以為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班固以為西蜀自相如遊宦京師，而文章冠天下。蓋後之揚雄，王裦，李尤，固皆蜀人也。然相如亦作短賦，則繁麗之詞較少，如《哀二世賦》，《長門賦》。獨《美人賦》頗靡麗，殆即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者乎？
「……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寥空虛，門閣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艷光，睹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相如既病免，居茂陵，武帝聞其病甚，使所忠往取書，至則已死（前一一七）。僅得一卷書，言封禪事。蓋相如嘗從胡安受經。故少以文詞遊宦，而晚年終奏封禪之禮矣。於小學，則有《凡將篇》，今不存。然其專長，終在辭賦，製作雖甚遲緩，而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明王世貞評《子虛》《上林》，以為材極富，辭極麗，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云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之處云云，其為歷代評騭家所傾倒，可謂至矣。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生於龍門，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吳會，北涉汶泗，游鄒魯，過梁楚以歸，仕為郎中。父談，為太史令，元封初卒。遷繼其業，天漢中李陵降匈奴，遷明陵無罪，遂下吏，指為誣上，家貧不能自贖，交遊莫救，卒坐宮刑。被刑後為中書令，因益發憤，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始於黃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獲白麟止，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其友益州刺史任安，嘗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有云：
「……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子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謂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遷死後，書乃漸出；宣帝時，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彪頗不滿，以為「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是非雖多本於儒者，而太史職守，原出道家，其父談亦崇尚黃老，則《史記》雖繆於儒術，固亦能遠紹其舊業者矣。況發憤著書，意旨自激，其與任安書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然《漢書》已言《史記》有缺，於是續者紛起，如褚先生，馮商，劉歆等。《漢書》亦有出自劉歆者，故崔適以為《史記》之文有與全書乖，與《漢書》合者，亦歆所續也；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則當是後世妄人所增與鈔胥所脫雲。
遷雄於文，而亦愛賦，頗喜納之列傳中。於《賈誼傳》錄其《吊屈原賦》及《服賦》，而《漢書》則全載《治安策》，賦無一也。《司馬相如傳》上下篇，收賦尤多，為《子虛》（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賦，《漢志》雲八篇，今僅傳《士不遇賦》一篇，明胡應麟以為偽作。
至宣帝時，仍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者，於是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皆被召，待詔金馬門。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淵，詔之作《聖主得賢臣頌》，與張子僑等並待詔。褒能為賦頌，亦作俳文，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宣帝詔褒往祀，於道病死。
參考書：
《史記》（卷一百十七，一百三十）
《漢書》（卷五十七，六十二，六十四）
《史記探源》（崔適）
《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四及第五章）
《支那文學史綱》（第三篇第六章）
《支那文學之研究》（日本鈴木虎雄）第一卷
（1926年9月27日起編，原題《中國文學史略》，未完稿）
[1] 這裡《說苑》應作《新序》。——編者
[2] 這裡文帝應作景帝。——編者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闊別了多年的SF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谷里聽到跫然的足音。信函中還附著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峰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為然的就遵從，以為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麼意思，怎樣取捨的必要。但蘇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
蘇峰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雲「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著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著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為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 紙墨字體是宋；
二 宋諱缺筆；
三 羅振玉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面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只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驚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為這並不足以確定為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寧，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為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恆字搆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而且是蝶裝，繆荃蓀氏便定為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著陰時夫的《韻府群玉》，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為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儘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只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發表於1927年1月15日《北新》周刊第21期，收入《華蓋集續編》）
《絳洞花主》小引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災樂禍，於一生中，得小歡喜，少有罣礙。然而憎人卻不過是愛人者的敗亡的逃路，與寶玉之終於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紅樓夢》時的思想，大約也止能如此；即使出於續作，想來未必與作者本意大相懸殊。惟被了大紅猩猩氈斗篷來拜他的父親，卻令人覺得詫異。
現在，陳君夢韶以此書作社會家庭問題劇，自然也無所不可的。先前雖有幾篇劇本，卻都是為了演者而作，並非為了劇本而作。又都是片段，不足統觀全局。《紅樓夢散套》具有首尾，然而陳舊了。此本最後出，銷熔一切，鑄入十四幕中，百餘回的一部大書，一覽可盡，而神情依然具在；如果排演，當然會更可觀。我不知道劇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者的熟於情節，妙於剪裁。燈下讀完，僭為短引云爾。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魯迅記於廈門。
（印入《絳洞花主》劇本前）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准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閒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採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據《魯迅日記》，講於1927年7月23、26日，發表於1927年8月11—17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173—178期，改定稿載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號，收入《而已集》）
《唐宋傳奇集》序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饜於詩賦，旁求新途，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貿利，撮拾彫鐫，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薈》，如《藝苑捃華》，為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題撰人，晉唐稗傳，黥劓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嫫母護面，詎遜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輯自漢至隋小說，為《鉤沉》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匯為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蟫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埽盪煙埃，斥偽返本，積年堙郁，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尚題王洙，《靈應傳》未刪於逖，蓋於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鉤稽淵密，而於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嘆雖短書俚說，一遭篡亂，固貽害於談文，亦飛災於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渝敝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艷。千里《楊倡》，柳珵《上清》，遂極庳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郁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彩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托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樂耶。於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欣已欷：顧舊鄉而不行，弄飛光於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為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一，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鉶《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雲出於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一，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制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遊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復見於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於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一，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並為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一，唐人傳奇，大為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第於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訛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一，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為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訛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沮疑，蔣徑三君為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於年余之前者矣。廣賴眾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嘆，余在廣州。
（發表於1927年10月16日《北新周刊》
第51、52期合刊，印入《唐宋傳奇集》）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傢伙，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寫於1929年，發表於1930年1月1日
《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收入《三閒集》）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於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瞭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朴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啟上。
一月十九夜。
（發表於1931年3月《中學生》第12號，收入《二心集》）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講——
我四五年來未到這邊，對於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諸君所知。所以今天還是講幫閒文學與幫忙文學。
這當怎麼講？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家很提倡小說；其故由當時提倡新文學的人看見西洋文學中小說地位甚高，和詩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說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們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小說是給人消閒的，是為酒余茶後之用。因為飯吃得飽飽的，茶喝得飽飽的，閒起來也實在是苦極的事，那時候又沒有跳舞場：明末清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閒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著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只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至於究竟為什麼裝病，我可不知道。倘說他反對皇帝是為了盧布，我想大概是不會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盧布。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於是臣子就幫閒。所以幫閒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裡就甚是悲哀了。
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徵君；開當鋪，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征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面固然由於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於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plus）幫閒。為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於俗事如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閒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為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閒的文學真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閒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為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閒就好。
（發表於1932年12月17日《電影與文藝》
創刊號，柯桑記，後經作者修改）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慾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餵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復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髮，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發表於1933年7月《文學》月刊第1卷第1號，收入《南腔北調集》）
二丑藝術
豐之餘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裡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發表於1933年6月18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北平箋譜》序
鏤象於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眾，蓋實始於中國。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象印本，論者謂當刊於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於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幾四百年。宋人刻本，則由今所見醫書佛典，時有圖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圖史之體具矣。降至明代，為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畫沙，或細於擘發，亦有畫譜，累次套印，文彩絢爛，奪人目睛，是為木刻之盛世。清尚樸學，兼斥紛華，而此道於是凌替。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為小說作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復騰踴，然繡梓遂愈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為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復見；信箋亦漸失舊型，復無新意，惟日趨於鄙倍。北京夙為文人所聚，頗珍楮墨，遺範未墮，尚存名箋。顧迫於時會，苓落將始，吾修好事，亦多鮧憂。於是搜索市廛，拔其尤異，各就原版，印造成書，名之曰《北平箋譜》。於中可見清光緒時紙鋪，尚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鏤以制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箋出，似為當代文人特作畫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合，鎮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於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後，始見數人，分畫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意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後有作者，必將別闢塗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當遠俟於暇日也。則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於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為後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記。
（印入《北平箋譜》）
選 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報上有一點可以算是關於文學的小小的辯論，就是為了一般的青年，應否去看《莊子》與《文選》以作文學上的修養之助。不過這類的辯論，照例是不會有結果的，往復幾回之後，有一面一定拉出「動機論」來，不是說反對者「別有用心」，便是「譁眾取寵」；客氣一點，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問題於是嗚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選本」的勢力。孔子究竟刪過《詩》沒有，我不能確說，但看它先「風」後「雅」而末「頌」，排得這麼整齊，恐怕至少總也費過樂師的手腳，是中國現存的最古的詩選。由周至漢，社會情形太不同了，中間又受了《楚辭》的打擊，晉宋文人如二陸，束皙，陶潛之流，雖然也做四言詩以支持場面，其實都不過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詩，「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了。不過選者總是層出不窮的，至今尚存，影響也最廣大者，我以為一部是《世說新語》，一部就是《文選》。
《世說新語》並沒有說明是選者，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搜集；但檢唐宋類書中所存裴啟《語林》的遺文，往往和《世說新語》相同，可是它也是一部鈔撮故書之作，正和《幽明錄》一樣。它的被清代學者所寶重，自然因為注中多有現今的逸書，但在一般讀者，卻還是為了本文，自唐迄今，擬作者不絕，甚至於自己兼加註解，袁宏道在野時要做官，做了官大叫苦，便是中了這書的毒，誤明為晉的緣故。有些清朝人卻較為聰明，雖然辮髮胡服，厚祿高官，他也一聲不響，只在倩人寫照的時候，在紙上改作斜領方巾，或芒鞋竹笠，聊過「世說」式癮罷了。
《文選》的影響卻更大。從曹憲至李善加五臣，音訓書類之多，遠非擬《世說新語》可比。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地被摘進歷代的文章裡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卻又很有復辟的趨勢了。而《古文觀止》也一同漸漸的露了臉。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軼本了，《文選》卻在的；讀《古文辭類纂》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於「就範」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閒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縱使選者非常胡塗，如《儒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游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吃點心不知選擇，要每樣都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處片」，又可見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發表於1934年1月1日《文學季刊》創刊號，收入《集外集》）
論「舊形式的採用」
「舊形式的採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討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筆伐。「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乾不淨。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內容和形式》，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確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採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內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舊形式為什麼只是「採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採取若干，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內容）。然而他會想到採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只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採取，這採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將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叫座，於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採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採取什麼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跡，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則毫無用處。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確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這些採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舉的，亦即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都是消費的藝術。它一向獨得有力者的寵愛，所以還有許多存留。但既有消費者，必有生產者，所以一面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面也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閒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但雖然如此，它還是大受著消費者藝術的影響，例如在文學上，則民歌大抵脫不開七言的範圍，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經加以提煉，成為明快，簡捷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蛻變，一向則謂之「俗」。注意於大眾的藝術家，來注意於這些東西，大約也未必錯，至於仍要加以提煉，那也是無須贅說的。
但中國的兩者的藝術，也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畫的滿幅雲煙，是豪華的裝璜，花紙也有一種硬填到幾乎不見白紙的，卻是惜紙的節儉；唐伯虎畫的細腰縴手的美人，是他一類人們的欲得之物，花紙上也有這一種，在賞玩者卻只以為世間有這一類人物，聊資博識，或滿足好奇心而已。為大眾的畫家，都無須避忌。
至於謂連環圖畫不過圖畫的種類之一，與文學中之有詩歌，戲曲，小說相同，那自然是不錯的。但這種類之別，也仍然與社會條件相關聯，則我們只要看有時盛行詩歌，有時大出小說，有時獨多短篇的史實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與內容相關聯。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連環圖畫，即因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著眼於此，因而加以導引，正是前進的藝術家的正確的任務；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而且，這工作是決不如旁觀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罷，當然不會就是很高的藝術。藝術的前進，還要別的文化工作的協助，某一文化部門，要某一專家唱獨腳戲來提得特別高，是不妨空談，卻難做到的事，所以專責個人，那立論的偏頗和偏重環境的是一樣的。
五月二日。
（發表於1934年5月4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且介亭雜文》）
算 賬
莫 朕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說起來可又有些躊躇，怕英雄也許會因此指定我是猶太人，其實，並不是的。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數學家，到底沒有弄清楚。但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
但恐怕這又不過是俗見。學者的見解，是超然於得失之外的。雖然超然於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卻又似乎並非全沒有。大莫大於尊孔，要莫要於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而這中國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徹底，到現在，還在用兵燹，癘疫，水旱，風蝗，換取著孔廟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庫珍本》發行這些大門面。
我也並非不知道災害不過暫時，如果沒有記錄，到明年就會大家不提起，然而光榮的事業卻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雖然並非猶太人，卻總有些喜歡講損益，想大家來算一算向來沒有人提起過的這一筆賬。——而且，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
七月十七日。
（發表於1934年7月23日《申報·自由談》，收入《花邊文學》）
臉譜臆測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徵主義，或中國戲裡有無象徵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徵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徵」，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
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臉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徵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面的，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徵，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面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麼，「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徵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面」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麼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面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麼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麼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徵手法了。
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文下打槓者，系檢查官所為。全文被
抽去，不准發表。收入《且介亭雜文》）
《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
《小說舊聞鈔》者，實十餘年前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時，所集史料之一部。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之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故凡所采掇，雖無異書，然以得之之難也，頗亦珍惜。迨《中國小說史略》印成，復應小友之請，取關於所謂俗文小說之舊聞，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見聞雖隘，究非轉販，學子得此，或足省其復重尋檢之勞焉而已。而海上妄子，遂騰簧舌，以此為有閒之證，亦即為有錢之證也，則腰曼舞，噴沫狂談者尚已。然書亦不甚行，迄今十年，未聞再版，顧亦偶有尋求而不能得者，因圖複印，略酬同流，惟於此道久未關心，得見古書之機會又日鮮，故除錄《癸辛雜識》，《曲律》，《賭棋山莊集》三書而外，亦不能有所增益矣。此十年中，研究小說者日多，新知灼見，洞燭幽隱，如《三言》之統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歷來凝滯，一旦豁然；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錄。所以然者，乃緣或本為專著，載在期刊，或未見原書，憚於轉寫，其詳，則自有馬廉鄭振鐸二君之作在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之夜，魯迅校訖記。
（印入再版《小說舊聞鈔》）
隱 士
隱士，歷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最顯著的，則有刺陳眉公的「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詩，至今也還有人提及。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一方面，是「自視太高」，於是別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從此口舌也多起來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去飛來」，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幫閒們的開鑼喝道——隱士家裡也會有幫閒，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時立刻就有幫閒的，這叫作「啃招牌邊」。這一點，也頗為非隱士的人們所詬病，以為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菸品茗，吟詩作文的閒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只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於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只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啖飯之道，歸隱，也是啖飯之道。假使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去飛來」，正是因為要「隱」，也就是因為要啖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里，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啖飯之道。幫閒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為自己還不配「隱」，所以只好揩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啖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秘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是「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扎謀生，頗有悠閒的餘裕。但讚頌悠閒，鼓吹煙茗，卻又是掙扎之一種，不過掙扎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啖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也就為了這緣故。其實連和蒼蠅也何嘗有什麼相關。
明白這一點，對於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異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發表於1935年2月20日《太白》半月刊
第1卷第11期，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答文學社問——
這試題很難解答。
因為唐代傳奇，是至今還有標本可見的，但現在之所謂六朝小說，我們所依據的只是從《新唐書·藝文志》以至清《四庫書目》的判定，有許多種，在六朝當時，卻並不視為小說。例如《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直至劉昫的《唐書·經籍志》，還屬於史部起居注和雜傳類里的。那時還相信神仙和鬼神，並不以為虛造，所以所記雖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卻都是史的一類。
況且從晉到隋的書目，現在一種也不存在了，我們已無從知道那時所視為小說的是什麼，有怎樣的形式和內容。現存的惟一最早的目錄只有《隋書·經籍志》，修者自謂「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也許尚存王儉《今書七志》，阮孝緒《七錄》的痕跡罷，但所錄小說二十五種中，現存的卻只有《燕丹子》和劉義慶撰《世說》合劉孝標註兩種了。此外，則《郭子》，《笑林》，殷芸《小說》，《水飾》，及當時以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語林》等，還能在唐宋類書里遇見一點遺文。
單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武斷的說起來，則六朝人小說，是沒有記敘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幾乎都是人事；文筆是簡潔的；材料是笑柄，談資；但好像很排斥虛構，例如《世說新語》說裴啟《語林》記謝安語不實，謝安一說，這書即大損聲價云云，就是。
唐代傳奇文可就大兩樣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隨便驅使；文筆是精細，曲折的，至於被崇尚簡古者所詬病；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著這事跡的虛構，以見他想像的才能了。
但六朝人也並非不能想像和描寫，不過他不用於小說，這類文章，那時也不謂之小說。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陶潛的《桃花源記》，其實倒和後來的唐代傳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聖賢高士傳贊》（今僅有輯本），葛洪的《神仙傳》，也可以看作唐人傳奇文的祖師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李肇為之贊，這就是嵇康的《高士傳》法；陳鴻《長恨傳》置白居易的長歌之前，元稹的《鶯鶯傳》既錄《會真詩》，又舉李公垂《鶯鶯歌》之名作結，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記》。
至於他們之所以著作，那是無論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為的。《隋書·經籍志》抄《漢書藝文志》說，以著錄小說，比之「詢於芻蕘」，就是以為雖然小說，也有所為的明證。不過在實際上，這有所為的範圍卻縮小了。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藉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唐以詩文取士，但也看社會上的名聲，所以士子入京應試，也許豫先干謁名公，呈獻詩文，冀其稱譽，這詩文叫作「行卷」。詩文既濫，人不欲觀，有的就用傳奇文，來希圖一新耳目，獲得特效了，於是那時的傳奇文，也就和「敲門磚」很有關係。但自然，只被風氣所推，無所為而作者，卻也並非沒有的。
五月三日。
（印入《文學百題》，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閒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裡，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閒」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閒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閒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發表於1935年9月20日《雜文》月刊第3期，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題未定」草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裡，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惄然憂之，以為足煽復古之焰。我卻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裡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裡仍得舉，因為寫到這裡，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為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里，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裡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是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裡，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裡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於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裡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裡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里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裡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曆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裡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裡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裡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裡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鬍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衊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裡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以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捲三的書牘類里，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盡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丑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里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裡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丑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發表於1936年1月20日、2月20日《海燕》
月刊第1、2期，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嘆，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大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鋩。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於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制「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發表於1937年3月10日《工作與學習叢刊》
之一《二三事》，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