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其他 · 一、舊文明批判

文化偏至論 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間嘗論之：昔者帝軒轅氏之戡蚩尤而定居於華土也，典章文物，於以權輿，有苗裔之繁衍於茲，則更改張皇，益臻美大。其蠢蠢於四方者，胥蕞爾小蠻夷耳，厥種之所創成，無一足為中國法，是故化成發達，咸出於己而無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臘羅馬起，藝文思理，燦然可觀，顧以道路之艱，波濤之惡，交通梗塞，未能擇其善者以為師資。洎元明時，雖有一二景教父師，以教理暨歷算質學干中國，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開，皙人踵至之頃，中國之在天下，見夫四夷之則效上國，革面來賓者有之；或野心怒發，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誠足以相上下者，蓋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無校仇，則其益自尊大，寶自有而傲睨萬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於理極者矣。雖然，惟無校仇故，則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來，上征亦輟，使人苶，使人屯，其極為見善而不思式。有新國林起於西，以其殊異之方術來向，一施吹拂，塊然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輇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後有學於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語，用以自文，征印度、波蘭，作之前鑒。夫以力角盈絀者，於文野亦何關？遠之則羅馬之於東西戈爾，邇之則中國之於蒙古、女真，此程度之離距為何如，決之不待智者。然其勝負之數，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為然，今則機械其先，非以力取，故勝負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則曷弗啟人智而開發其性靈，使知罟獲戈矛，不過以御豺虎，而喋喋譽白人肉攫之心，以為極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如其言矣，而舉國猶孱，授之巨兵，奚能勝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夫子蓋以習兵事為生，故不根本之圖，而僅提所學以干天下；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現於外矣！計其次者，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前二者素見重於中國青年間，縱不主張，治之者亦將不可縷數。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為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於身受；縱大禍垂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為己，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若夫後二，可無論已。中較善者，或誠痛乎外侮迭來，不可終日，自既荒陋，則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緒餘，思鳩大群以抗禦，而又飛揚其性，善能攘擾，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此非獨於理至悖也，即緣救國是圖，不惜以個人為供獻，而考索未用，思慮粗疏，茫未識其所以然，輒皈依於眾志，蓋無殊痼疾之人，去藥石攝衛之道弗講，而乞靈於不知之力，拜禱稽首於祝由之門者哉。至尤下而居多數者，乃無過假是空名，遂其私慾，不顧見諸實事，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搰，當列其班，況復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捷徑在目，斯不憚竭蹶以求之耳。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顧若而人者，當其號召張皇，蓋蔑弗托近世文明為後盾，有佛戾其說者起，輒諡之曰野人，謂為辱國害群，罪當甚於流放。第不知彼所謂文明者，將已立準則，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諸中國之文明乎，抑成事舊章，咸棄捐不顧，獨指西方文化而為言乎？物質也，眾數也，十九世紀末葉文明之一面或在茲，而論者不以為有當。蓋今所成就，無一不繩前時之遺蹟，則文明必日有其遷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則文明亦不能無偏至。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夫勢利之念昌狂於中，則是非之辨為之昧，措置張主，輒失其宜，況乎志行污下，將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慾者乎？是故今所謂識時之彥，為按其實，則多數常為盲子，寶赤菽以為玄珠，少數乃為巨奸，垂微餌以冀鯨鯢。即不若是，中心皆中正無瑕玷矣，於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漸乃志遂事成，終致彼所謂新文明者，舉而納之中國，而此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於殊方者，馨香頂禮，吾又何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質也，眾數也，其道偏至。根史實而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借曰非乎？請循其本—— 夫世紀之元，肇於耶穌出世，歷年既百，是為一期，大故若興，斯即此世紀所有事，蓋從歷來之舊貫，而假是為區分，無奧義也。誠以人事連綿，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於根茇，倏忽隱見，理之必無。故苟為尋繹其條貫本末，大都蟬聯而不可離，若所謂某世紀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舉犖犖大者而為言耳。按之史實，乃如羅馬統一歐洲以來，始生大洲通有之歷史；已而教皇以其權力，制御全歐，使列國靡然受圈，如同社會，疆域之判，等於一區；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幾絕，聰明英特之士，雖摘發新理，懷抱新見，而束於教令，胥緘口結舌而不敢言。雖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則於是始思脫宗教之系縛，英德二國，不平者多，法皇宮庭，實為怨府，又以居於意也，乃並義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於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無間是非，輒與贊和。時則有路德（M．Luther）者起於德，謂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榮華，力擊舊教而仆之。自所創建，在廢棄階級，黜法皇僧正諸號，而代以牧師，職宣神命，置身社會，弗殊常人；儀式禱祈，亦簡其法。至精神所注，則在牧師地位，無所勝於平人也。轉輪既始，烈栗遍於歐洲，受其改革者，蓋非獨宗教而已，且波及於其他人事，如邦國離合，爭戰原因，後茲大變，多基於是。加以束縛弛落，思索自由，社會蔑不有新色，則有爾後超形氣學上之發見，與形氣學上之發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發隱地也，善機械也，展學藝而拓貿遷也，非去羈勒而縱人心，不有此也。顧世事之常，有動無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進而求政治之更張。溯厥由來，則以往者顛復法皇，一假君主之權力，變革既畢，其力乃張，以一意孤臨萬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日夕孳孳，惟開拓封域是務，驅民納諸水火，絕無所動於心：生計絀，人力耗矣。而物反於窮，民意遂動，革命於是見於英，繼起於美，複次則大起於法朗西，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瀰漫於人心。流風至今，則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義必悉公諸眾人，而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語暨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閒，以大歸乎無差別。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實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舉其他，則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已。當舊教盛時，威力絕世，學者有見，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於眾者，每每獲囚戮之禍。遞教力墮地，思想自由，凡百學術之事，勃焉興起，學理為用，實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紀，而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餘年之業績。數其著者，乃有棉鐵石炭之屬，產生倍舊，應用多方，施之戰鬥製造交通，無不功越於往日；為汽為電，咸聽指揮，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益利。久食其賜，信乃彌堅，漸而奉為圭臬，視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將以之範圍精神界所有事，現實生活，膠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雖然，教權龐大，則復之假手於帝王，比大權盡集一人，則又顛之以眾庶。理若極於眾庶矣，而眾庶果足以極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則矯之以教宗，遞教宗淫用其權威，則又掊之以質力。事若盡於物質矣，而物質果足盡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勢如是者，蓋如前言，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亦以矯往事而生偏至，緣督校量，其頗灼然，猶孑與躄焉耳。特其見於歐洲也，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與躄，斯失孑與躄之德，而留者為空無。不安受寶重之者奈何？顧橫被之不相系之中國而膜拜之，又寧見其有當也？明者微睇，察逾眾凡，大士哲人，乃蚤識其弊而生憤嘆，此十九世紀末葉思潮之所以變矣。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則假察羅圖斯德羅（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斕之社會矣。特其為社會也，無確固之崇信；眾庶之於知識也，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奚能淹留？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獨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矚，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又無望於今之人，不得已而念來葉者也。 然則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於將來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質，即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者耳。蓋五十年來，人智彌進，漸乃返觀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黮暗，於是浡焉興作，會為大潮，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焉。全歐人士，為之栗然震驚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蓋深入於人之靈府矣。然其根柢，乃遠在十九世紀初葉神思一派；遞夫後葉，受感化於其時現實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時之現實，即所謂神思宗之至新者也。若夫影響，則眇眇來世，肊測殊難，特知此派之興，決非突見而靡人心，亦不至突滅而歸烏有，據地極固，函義甚深。以是為二十世紀文化始基，雖雲早計，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則按諸史實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顧新者雖作，舊亦未僵，方遍滿歐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餘力流衍，乃擾遠東，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於新夢，衝決囂叫，狀猶狂酲。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今為此篇，非雲已盡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為中國將來立則，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彈，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 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苟被其諡，與民賊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誤為害人利己之義也歟？夷考其實，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紀末之重個人，則弔詭殊恆，尤不能與往者比論。試案爾時人性，莫不絕異其前，入於自識，趣於我執，剛愎主己，於庸俗無所顧忌。如詩歌說部之所記述，每以驕蹇不遜者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獨憑神思構架而然也，社會思潮，先發其朕，則迻之載籍而已矣。蓋自法朗西大革命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首，繼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無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加以往之習慣墜地，崇信盪搖，則其自覺之精神，自一轉而之極端之主我。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盪無高卑。此其為理想誠美矣，顧於個人殊特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更舉黮暗，則流弊所至，將使文化之純粹者，精神益趨於固陋，頹波日逝，纖屑靡存焉。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況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於凡庸。非超越塵埃，解脫人事，或愚屯罔識，惟眾是從者，其能緘口而無言乎？物反於極，則先覺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納爾（M．Stirner）乃先以極端之個人主義現於世。謂真之進步，在於己之足下。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亦即資財，亦即權利。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制也。國家謂吾當與國民合其意志，亦一專制也。眾意表現為法律，吾即受其束縛，雖曰為我之輿台，顧同是輿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絕義務。義務廢絕，而法律與偕亡矣。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至勖賓霍爾（A．Scho﹣penhauer），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觚，為世希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並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麥哲人契開迦爾（S．Kierkegaard）則憤發疾呼，謂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而顧瞻他事，胥無益焉。其後有顯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見於文界，瑰才卓識，以契開迦爾之詮釋者稱。其所著書，往往反社會民主之傾向，精力旁註，則無間習慣信仰道德，苟有拘於虛而偏至者，無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實乃愈趨於惡濁，庸凡涼薄，日益以深，頑愚之道行，偽詐之勢逞，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於草莽，辱於泥塗，個性之尊嚴，人類之價值，將咸歸於無有，則常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敵》一書，謂有人寶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見容於人群，狡獪之徒，乃巍然獨為眾愚領袖，借多陵寡，植黨自私，於是戰鬥以興，而其書亦止：社會之象，宛然具於是焉。若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由是觀之，彼之謳歌眾數，奉若神明者，蓋僅見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讚頌，使反而觀諸黑暗，當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後世論者，孰不雲繆，顧其時則從眾志耳。設留今之眾志，迻諸載籍，以俟評騭於來哲，則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視往古，未可知也。故多數相朋，而仁義之塗，是非之端，樊然淆亂；惟常言是解，於奧義也漠然。常言奧義，孰近正矣？是故布魯多既殺該撒，昭告市人，其詞秩然有條，名分大義，炳如觀火；而眾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數言。於是方群推為愛國之偉人，忽見逐於域外。夫譽之者眾數也，逐之者又眾數也，一瞬息中，變易反覆，其無特操不俟言；即觀現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復滿盈，剗除階級，亦已至矣，而建說創業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個性之尊，所當張大，蓋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慮而可知矣。雖然，此亦賴夫勇猛無畏之人，獨立自強，去離塵垢，排輿言而弗淪於俗囿者也。 若夫非物質主義者，猶個人主義然，亦興起於抗俗，蓋唯物之傾向，固以現實為權輿，浸潤人心，久而不止。故在十九世紀，爰為大潮，據地極堅，且被來葉，一若生活本根，舍此將莫有在者。不知縱令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外此諸端，悉棄置而不顧，則按其究竟，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歷世精神，不百年而具盡矣。遞夫十九世紀後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蓋如此矣。時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糾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為聞聲而搖盪。即其他評騭之士，以至學者文家，雖意主和平，不與世迕，而見此唯物極端，且殺精神生活，則亦悲觀憤嘆，知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功有偉於洪水之有方舟者焉。主觀主義者，其趣凡二：一謂惟以主觀為準則，用律諸物；一謂視主觀之心靈界，當較客觀之物質界為尤尊。前者為主觀傾向之極端，力特著於十九世紀末葉，然其趨勢，頗與主我及我執殊塗，僅於客觀之習慣，無所盲從，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觀世界為至高之標準而已。以是之故，則思慮動作，咸離外物，獨往來於自心之天地，確信在是，滿足亦在是，謂之漸自省其內曜之成果可也。若夫興起之由，則原於外者，為大勢所向，胥在平庸之客觀習慣，動不由己，發如機緘，識者不能堪，斯生反動；其原於內者，乃實以近世人心，日進於自覺，知物質萬能之說，且逸個人之情意，使獨創之力，歸於槁枯，故不得不以自悟者悟人，冀挽狂瀾於方倒耳。如尼佉伊勃生諸人，皆據其所信，力抗時俗，示主觀傾向之極致；而契開迦爾則謂真理準則，獨在主觀，惟主觀性，即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為，亦可弗問客觀之結果若何，而一任主觀之善惡為判斷焉。其說出世，和者日多，於是思潮為之更張，騖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於人生為無當；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然爾時所要求之人格，有甚異於前者。往所理想，在知見情操，兩皆調整，若主智一派，則在聰明睿智，能移客觀之大世界於主觀之中者。如是思惟，迨黑該爾（F．Hegel）出而達其極。若羅曼暨尚古一派，則息孚支培黎（Shaftesbury）承盧騷（J．Rousseau）之後，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與情操相統一調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而希籟（Fr．Schiller）氏者，乃謂必知感兩性，圓滿無間，然後謂之全人。顧至十九世紀垂終，則理想為之一變。明哲之士，反省於內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設具足調協之人，決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軼眾，所當希求，能於情意一端，處現實之世，而有勇猛奮鬥之才，雖屢踣屢僵，終得現其理想：其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勖賓霍爾所張主，則以內省諸己，豁然貫通，因曰意力為世界之本體也；尼佉之所希冀，則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寫，則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夫諸凡理想，大致如斯者，誠以人丁轉輪之時，處現實之世，使不若是，每至捨己從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屆，文明真髓，頃刻蕩然；惟有剛毅不撓，雖遇外物而弗為移，始足作社會楨幹。排斥萬難，黽勉上征，人類尊嚴，於此攸賴，則具有絕大意力之士貴耳。雖然，此又特其一端而已。試察其他，乃亦以見末葉人民之弱點，蓋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靈，眾庶率纖弱頹靡，日益以甚，漸乃反觀諸己，為之欿然，於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為將來之柱石。此正猶洪水橫流，自將滅頂，乃神馳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沒者爾，悲夫！ 由是觀之，歐洲十九世紀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駕亞東，誠不俟明察而見矣。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為本，則偏於一極，固理勢所必然。洎夫末流，弊乃自顯。於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復以熱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滌盪。直至今日，益復浩然。其將來之結果若何，蓋未可以率測。然作舊弊之藥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衍方長，曼不遽已，則相其本質，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徵信者。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國在今，內密既發，四鄰競集而迫拶，情狀自不能無所變遷。夫安弱守雌，篤於舊習，固無以爭存於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繆而失正，則雖日易故常，哭泣叫號之不已，於憂患又何補矣？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顧今者翻然思變，歷歲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歸罪惡於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為蠻野，鄙思想為簡陋，風發浡起，皇皇焉欲進歐西之物而代之，而於適所言十九世紀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張主，惟質為多，取其質猶可也，更按其實，則又質之至偽而偏，無所可用。雖不為將來立計，僅圖救今日之阽危，而其術其心，違戾亦已甚矣。況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復有假改革公名，而陰以遂其私慾者哉？今敢問號稱志士者曰，將以富有為文明歟，則猶太遺黎，性長居積，歐人之善賈者，莫與比倫，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將以路礦為文明歟，則五十年來非澳二洲，莫不興鐵路礦事，顧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將以眾治為文明歟，則西班牙波陀牙二國，立憲且久，顧其國之情狀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質為文化之基也，則列機括，陳糧食，遂足以雄長天下歟？曰惟多數得是非之正也，則以一人與眾禺處，其亦將木居而芧食歟？此雖婦豎，必否之矣。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召張皇，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餘。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 一九〇七年作。 （發表於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號，收入《墳》） 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嘆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里，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嘆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嘆，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嘆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託空言的人，嘆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裡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里，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裡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並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賬；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裡面，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里，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裡，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裡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裡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裡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迴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麼？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麼？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誌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誌書里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裡，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裡。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發表於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5卷第2號，收入《墳》） 隨感錄三十五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遊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著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著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發表於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收入《熱風》） 隨感錄三十六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於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發表於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收入《熱風》）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聖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樑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占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的事；不但將來著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聖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於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麼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並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里，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並非創作者，並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裡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於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於數年以後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慾。因有食慾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慾。因性慾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慾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慾是保存後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塗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於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淨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於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並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並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於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麼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塗。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於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麼「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麼」之類，自以為「拚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並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餵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於是只好托他母親了。 歐 「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嗎？」 歐 「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親！」 歐 「正為那個。」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歐 「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並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倖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並沒有將什麼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几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於現在，這是對於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複，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櫱；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後起的人物，一定尤異於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麼？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丁」麼？子女便是「復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溪」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聖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並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於舊說的打擊，但實於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於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於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麼「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於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於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侘傺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里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於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塗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嘗穢，割股。又因為經濟關係，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並不如「聖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溪，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於相罵，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溪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勒令誦讀，想他們「學於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後，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該比一人無後，尤其「不孝」。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於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後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後，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人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係，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並且不准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並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願意平和的人，所以對於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發表於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6號，收入《墳》） 估《學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 《弁言》雲，「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雲「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搢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紳先生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麼？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詼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雲，「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遊記》，連題目都不通了。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游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游，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遊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里，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游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發表於1922年2月9日《晨報副刊》，收入《熱風》） 「以震其艱深」 上海租界上的「國學家」，以為做白話文的大抵是青年，總該沒有看過古董書的，於是乎用了所謂「國學」來嚇呼他們。 《時報》上載著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說： 「新學家薄國學為不足道故為鉤輈格磔之文以震其艱深也一讀之欲嘔再讀之昏昏睡去矣」 領教。我先前只以為「鉤輈格磔」是古人用他來形容鷓鴣的啼聲，並無別的深意思；虧得這《文字感想》，才明白這是怪鷓鴣啼得「艱深」了，以此責備他的。但無論如何，「艱深」卻不能令人「欲嘔」，聞鷓鴣啼而嘔者，世固無之，即以文章論，「粵若稽古」，注釋紛紜，「絳即東雍」，圈點不斷，這總該可以算是艱深的了，可是也從未聽說，有人因此反胃。嘔吐的原因決不在乎別人文章的「艱深」，是在乎自己的身體裡的，大約因為「國學」積蓄得太多，筆不及寫，所以湧出來了罷。 「以震其艱深也」的「震」字，從國學的門外漢看來也不通，但也許是為手民所誤的，因為排字印報也是新學，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艱深」。 否則，如此「國學」，雖不艱深，卻是惡作，真是「一讀之欲嘔」，再讀之必嘔矣。 國學國學，新學家既「薄為不足道」，國學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盡塗窮了！ 九月二十日。 （發表於1922年9月20日《晨報副刊》，收入《熱風》） 所謂「國學」 現在暴發的「國學家」之所謂「國學」是什麼？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藉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齒於「士類」的，現在也趁著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為名，想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里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民國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綿連，錦帙，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菁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疊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洋場上的往古所謂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鴛鴦」誠然做過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場以來，從沒有人稱這些文章（？）為國學，他們自己也並不以「國學家」自命的。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里去了。然而事實很可慘，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中略）余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從略，以省排工，閱者諒之）。 「國學」乃如此而已乎？ 試去翻一翻歷史裡的《儒林》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 倘說，從今年起，這些就是「國學」，那又是「新」例了。你們不是講「國學」的麼？ （發表於1922年10月4日《晨報副刊》，收入《熱風》） 「一是之學說」 我從《學燈》上看見駁吳宓君「新文化運動之反應」這一篇文章之後，才去尋《中華新報》來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長文，該有一萬多字罷，——而且還有作者吳宓君的照相。記者又在論前介紹說，「涇陽吳宓君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現為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學得其神髓而國學復涵養甚深近主撰學衡雜誌以提倡實學為任時論崇之」。 但這篇大文的內容是很簡單的。說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當思以博大之眼光，寬宏之態度，肆力學術，深窺精研，觀其全體，而貫通澈悟，然後平情衡理，執中馭物，造成一是之學說，融合中西之精華，以為一國一時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本其偏激之主張，佐以宣傳之良法，……加之喜新盲從者之多。」便忽而聲勢浩大起來。殊不知「物極必反，理有固然。」於是「近頃於新文化運動懷疑而批評之書報漸多」了。這就謂之「新文化運動之反應」。然而「又所謂反應者非反抗之謂……讀者幸勿因吾論列於此。而遂疑其為不贊成新文化者」雲。 反應的書報一共舉了七種，大體上都是「執中馭物」，宣傳「正軌」的新文化的。現在我也來紹介一回：一《民心周報》，二《經世報》，三《亞洲學術雜誌》，四《史地學報》，五《文哲學報》，六《學衡》，七《湘君》。 此外便是吳君對於這七種書報的「平情衡理」的批評（？）了。例如《民心周報》，「自發刊以至停版，除小說及一二來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謂新式標點。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時，亦可謂砥柱中流矣。」至於《湘君》之用白話及標點，卻又別有道理，那是「《學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話及英文標點。《湘君》求文藝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話及新式標點」的。總而言之，主張偏激，連標點也就偏激，那白話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話，離通妥就很遠；而我的標點則是「英文標點」。 但最「貫通澈悟」的是拉《經世報》來做「反應」，當《經世報》出版的時候，還沒有「萬惡孝為先」的謠言，而他們卻早已發過許多崇聖的高論，可惜現在從日報變了月刊，實在有些萎縮現象了。至於「其於君臣之倫。另下新解」，「《亞洲學術雜誌》議其牽強附會。必以君為帝王」，實在並不錯，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應」，而吳君又以為「則過矣」，那可是自己「則過矣」了。因為時代的關係，那時的君，當然是帝王而不是大總統。又如民國以前的議論，也因為時代的關係，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國粹學報》便是其一，而吳君卻怪他談學術而兼涉革命，也就是過於「融合」了時間的先後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個太沒見識處，就是遺漏了《長青》《紅》《快活》《禮拜六》等近頃風起雲湧的書報，這些實在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反應」，而且說「通妥白話」的。 十一月三日。 （發表於1922年11月3日《晨報副刊》，收入《熱風》） 看鏡有感 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面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裡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後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於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干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麼？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於是乎只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裡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准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於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於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寖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採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塚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裡，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咸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裡，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橙似的東西，上面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只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儘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咸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於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於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發表於1925年3月2日《語絲》周刊第16期，收入《墳》） 青年必讀書 ——應《京報副刊》的徵求—— （發表於1925年2月21日《京報副刊》，收入《華蓋集》） 忽然想到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的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於是外面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於他們的歷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麼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價幾十幾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趕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皕宋，濰縣陳氏的十鍾，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餘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麼？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麼？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麼？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麼，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麼？ 四月十八日。 （發表於1925年4月22日《京報副刊》，收入《華蓋集》） 春末閒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於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於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牆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採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麼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裡，可有較好的法子麼？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復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麼制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發表於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第1期，收入《墳》）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菸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裡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發表於1925年5月1、22日《莽原》周刊第2、5期，收入《墳》） 論「他媽的！」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於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卻頗簡單：專一以「媽」為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游各地，才始驚異於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於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只輪陷入很深的轍跡里，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里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說叫《飢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Artzybashev在《工人綏惠略夫》里，卻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借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為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卻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卻似乎為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為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於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於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於口，更何況筆之於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為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乾的，然而終於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為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塗，既然只限於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為「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於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丑」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裡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裡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發表於1925年7月27日《語絲》周刊第37期，收入《墳》） 十四年的「讀經」 自從章士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些論議，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並不如反對者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 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麼？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夸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裡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麼？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只有幾個胡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討論。他們雖說什麼經，什麼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他是狀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復到像清（即所謂「本朝」），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至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決無鑽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他的主張，自然也決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 至於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干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否則，他早已伏處牖下，老死田間了。現在豈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時候麼？則其所以得闊之道，居然可知。他們的主張，其實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謬以千里」了！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後的書本子裡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於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孔子豈不是「聖之時者也」麼，而況「之徒」呢？現在是主張「讀經」的時候了。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於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但幸而現在英國和日本的力量還不弱，所以，主張親俄者，是被盧布換去了良心。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里，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里去了。 以這樣文不對題的話來解釋「儼乎其然」的主張，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話，因為我也是從「讀經」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衰老的國度大概就免不了這類現象。這正如人體一樣，年事老了，廢料愈積愈多，組織間又沉積下礦質，使組織變硬，易就於滅亡。「一面，則原是養衛人體的遊走細胞（Wanderzelle）漸次變性，只顧自己，只要組織間有小洞，它便鑽，蠶食各組織，各組織耗損，易就於滅亡。俄國有名的醫學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給他別立了一個名目：大嚼細胞（Fresserzelle）。據說，必須撲滅了這些，人體才免於老衰；要撲滅這些，則須每日服用一種酸性劑。他自己就實行著。」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裡，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 「不提防臨末又提到了一個俄國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盧布了罷。我現在鄭重聲明：我沒有收過一張紙盧布。因為俄國還未赤化之前，他已經死掉了，是生了別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實驗的藥的有效與否這問題無干。」 十一月十八日。 （發表於1925年11月27日《猛進》周刊第39期，收入《華蓋集》） 這個與那個 一 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麼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裡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匯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匯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 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著。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麼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發表於1925年12月10日《國民新報副刊》，收入《華蓋集》）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里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鑑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瀰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發表於1926年2月1日《語絲》周刊第64期，收入《華蓋集續編》）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裡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裡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據《魯迅日記》，於1927年2月18日講，初發表於香港報紙， 1927年3月23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轉載，收入《三閒集》） 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裡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眾，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裡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著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著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著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著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裡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道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裡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國人也說道：「你家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著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著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裡。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的，鼓詞里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仿佛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於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裡。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眾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著。但這些事和民眾有甚麼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讚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著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裡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裡，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里，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裡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發表於1927年2月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收入《集外集拾遺》）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 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我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 中國現今的一部份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里。於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面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嘆，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里。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我於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關於文字的事較為留心些。就如白話，從中，更就世所謂「歐化語體」來說罷。有人斥道：你用這樣的語體，可惜皮膚不白，鼻樑不高呀！誠然，這教訓是嚴厲的。但是，皮膚一白，鼻樑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歐文，不是歐化語體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嗎呢」，並且一句里用許多的「的」字，這才是為世詬病的今日的中國的我輩。 但我並非將歐化文來比擬陶元慶君的繪畫。意思只在說：他並非「之乎者也」，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麼漢朝的慮傂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裡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魯迅於上海記。 （發表於1927年12月19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收入《而已集》）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裡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里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裡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於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痴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裡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復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麼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麼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姜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裡，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週遊歷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面，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面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裡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裡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囗（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 （發表於1933年3月16日《論語》半月刊第13期，收入《南腔北調集》） 四庫全書珍本 豐之餘 現在除兵爭，政爭等類之外，還有一種倘非閒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學界卻以為庫本有刪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本」來替代。 但是，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這理由很分明，就因為要趕快。四省不見，九島出脫，不說也罷，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況且「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定威光，「御醫」「貢緞」，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國，拿破崙的藏書在拍賣場上還是比平民的藏書值錢；歐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學者」，講中國就會引用《欽定圖書集成》，這是中國的考據家所不肯玩的玩藝。但是，也可見印了「欽定」過的「珍本」，在外國，生意總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國，恐怕生意也還是「珍本」好。因為這可以做擺飾，而「善本」卻不過能合於實用。能買這樣的書的，決非窮措大也可想，則買去之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這類的買主，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擺起來；不得已時，也許買一個假古鼎，擺起來；但他決不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鑊，擺在紫檀桌子上。因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並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於實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為錯字，隨手亂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來的考據家為之搖頭嘆氣，說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這回的《四庫全書》中的「珍本」是影印的，決無改錯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並且因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沒下去，將來的認真的讀者如果偶爾得到這樣的本子，恐怕總免不了要有搖頭嘆氣第二回。 然而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因為「將來」的事，和現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發表於1933年8月31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重三感舊 ——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 豐之餘 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去的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 所謂過去的人，是指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新黨」。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便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鑒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著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著，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的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就如目下的「描寫字典」「基本英語」一樣，正是那時應運而生的東西。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托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風潮之烈了。 然而現在是別一種現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裡，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著「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裡，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婁羅。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 排滿久已成功，五四早經過去，於是篆字，詞，《莊子》，《文選》，古式信封，方塊新詩，現在是我們又有了新的企圖，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給「生存競爭」添一條新例的。 十月一日。 （發表於1933年10月6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古書中尋活字彙 羅 憮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假如有「可看《文選》的青年」在這裡，就是高中學生中的幾個罷，他翻開《文選》來，一心要尋活字彙，當然明知道那裡面有些字是已經死了的。然而他怎樣分別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為標準。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後才懂的字不能算，因為這原是死屍，由六臣背進他腦里，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腦里即使復活了，在未「可看《文選》的青年」的眼前卻還是死傢伙。所以他必須看白文。 誠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這就是活字彙。然而他怎會先就懂得的呢？這一定是曾經在別的書上看見過，或是到現在還在應用的字彙，所以他懂得。那麼，從一部《文選》里，又尋到了什麼？ 然而施先生說，要描寫宮殿之類的時候有用處。這很不錯，《文選》里有許多賦是講到宮殿的，並且有什麼殿的專賦。倘有青年要做漢晉的歷史小說，描寫那時的宮殿，找《文選》是極應該的，還非看《四史》《晉書》之類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過將死屍抬出來，說得神秘點便名之曰「復活」。如果要描寫的是清故宮，那可和《文選》的瓜葛就極少了。 倘使連清故宮也不想描寫，而豫備工夫卻用得這麼廣泛，那實在是徒勞而仍不足。因為還有《易經》和《儀禮》，裡面的字彙，在描寫周朝的卜課和婚喪大事時候是有用處的，也得作為「文學修養之根基」，這才更像「文學青年」的樣子。 十一月六日。 （發表於1933年11月9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准風月談》）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 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雕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的吃火鍋，點起燈來，夜裡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於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麼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於是沒有法，只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面孔，紅鬍鬚，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 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於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麼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卻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歷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於燒飯，善於點燈，也毫沒有成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至於引為希特勒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勒太太善於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麼，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鬨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於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著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誑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著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台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裡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麼，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為是光明。 二 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只記得那裡面說，周漢都有著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只要那侵略，有著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於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為未曾輸入中國，所以像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只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里，有的說，「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消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對於那信的答覆。 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於不知道的。 不錯，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如果給與一個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將更加虐待，那麼，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還可以使人們來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於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麼？那可連現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面佩服著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面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歷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眾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週遊歷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為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因為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為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讚周朝之為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麼破綻似的。好個王道，只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國特產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這兩件在中國終於都沒有。據長久的歷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於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為羞，倘使生於今日，則跟著人類的知識範圍的展開，怕要羞談王道的罷。 三 關於中國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確由事實而從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變化的。從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這一種煩難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國打了敗仗，這才省悟了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留學生到西洋，開設兵器製造局，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這還不夠，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之後，這回是竭力開起學校來。於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從清朝倒掉，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起，才又省悟了這錯誤，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在中國，國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處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點西洋式，即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為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與為了和外國人好互相應酬，特地派出去，學些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的。託了這福，犯人的待遇也還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吃，所以倒是頗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兩三禮拜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了，還發過一個不准剋扣囚糧的命令。從此以後，可更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則因為好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還有給他吃苦的職掌。擠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窮到透頂的職掌，有時也會兼帶的。但大家都以為應該。如果有誰反對罷，那就等於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惡黨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進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慾的機會的，頗是人道主義氣味之說的官吏。其實，他也並非對於犯人的性慾，特別表著同情，不過因為總不愁竟會實行的，所以也就高聲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還以為這麼一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麼久，竟還沒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實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為對於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卻也因此可見了。 從別一條路想，監獄確也並非沒有不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們的理想鄉的地方。火災極少，偷兒不來，土匪也一定不來搶。即使打仗，也決沒有以監獄為目標，施行轟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釋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沒有的。當福建獨立之初，雖有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倒反而失蹤了的謠言，然而這樣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過的。總而言之，似乎也並非很壞的處所。只要准帶家眷，則即使不是現在似的大水，饑荒，戰爭，恐怖的時候，請求搬進去住的人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於是虐待就成為必不可少了。 牛蘭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裡，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 然而，在這樣的近於完美的監獄裡，卻還剩著一種缺點。至今為止，對於思想上的事，都沒有很留心。為要彌補這缺點，是在近來新發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裡，施著教育。我還沒有到那裡面去反省過，所以並不知道詳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將三民主義時時講給犯人聽，使他反省著自己的錯誤。聽人說，此外還得做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夠格，也還是非反省到死則不可。現在是進去的也有，出來的也有，因為聽說還得添造反省院，可見還是進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爾也可以遇見，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將力氣使盡了罷。那前途，是在沒有希望這一面的。 （1934年1月31日作，日文原稿發表於東京改造社《改造》 月刊3月號，題作《火，王道，監獄》，收入《且介亭雜文》） 儒 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余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云：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贊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准，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准。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發表於1934年6月15日《文史》月刊第1卷第2期，收入《且介亭雜文》） 隔 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里的有幾個人，為被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搬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它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裡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結局卻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罪名是「閱其呈首，膽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復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麼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麼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裡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裡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 施蟄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里，很為「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里所沒有的。 六月十日。 （發表於1934年7月5日《新語林》半月刊第1期，收入《且介亭雜文》） 點句的難 張 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記》，想到了幾句不關重要的話，是：斷句的難。 前清時代，一個塾師能夠不查他的秘本，空手點完了「四書」，在鄉下就要算一位大學者，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買舊書的人，有時會遇到一部書，開首加過句讀，夾些破句，中途卻停了筆：他點不下去了。這樣的書，價錢可以比乾淨的本子便宜，但看起來也真教人不舒服。 標點古書，印了出來，是起於「文學革命」時候的；用標點古文來試驗學生，我記得好像是同時開始於北京大學，這真是惡作劇，使「莘莘學子」鬧出許多笑話來。 這時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對白話，或並不反對白話而兼長古文的學者們講風涼話。然而，學者們也要「技癢」的，有時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幾句點不斷，還有可原，但竟連極平常的句子也點了破句。 古文本來也常常不容易標點，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們大概是這樣讀法的：「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說應該斷為「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的。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則」他的「士」，要不然，「其為士」就太鶻突了。但也很難決定究竟是那一面對。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裡是白話怎麼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麼？說好說壞，又從哪裡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 但這事還是不要多談好，再談下去，我怕不久會有更高的議論，說標點是「隨波逐流」的玩意，有損「性靈」，應該排斥的。 十月二日。 （發表於1934年10月5日《中華日報·動向》，收入《花邊文學》）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裡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像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只好採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里的插畫；一次是梁啓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裡。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裡，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裡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繫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裡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囌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里，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里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裡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日文原稿發表於東京改造社《改造》月刊1935年6月號； 後由「亦光」譯成中文，發表於7月15日東京《雜文》月刊 第2號，作者據以改定，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