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現的自我 · 第六章　自我認知

對於自我認知這個問題，只有當人們有意願進行嚴格地自省、自知以滿足這個需求時，才會有一個積極的答案。如果這樣去做，人不但會發現一些重要的關於自身的真相，還會獲得一種心理優勢，即成功地認為自己值得被關注、因為同情而獲得別人的興趣。可以說，人會立刻開始宣揚自己的尊嚴，向他的意識，也就是潛意識，邁出第一步，因為它是宗教經驗可以產生的唯一根源。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認為潛意識可以等同於上帝或甚至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潛意識只是宗教經驗得以流動的媒介。至於這種宗教經驗探究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已超越了人類的知識範圍。對於上帝的認識是一個超凡入聖的問題。 宗教信仰者在回答一些懸於我們的時代之上的關鍵問題，比如有關威脅的問題的時候，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主觀存在是基於他與「上帝」的關係。我給「上帝」這個詞加引號，是為了說明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個擬人化的概念，其精神動力和象徵意義都被潛意識精神媒介給過濾掉了。任何想要答案的人，無論是否信仰上帝，都至少要接近這種經驗的根源。如果不用這種方法，那就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我們才能親眼目睹那些奇蹟般的轉變，其中保羅在大馬士革的經歷是所有這些轉變的模範。宗教經驗存在這個事實就無需任何證明了。但是，是否真有形上學和神學稱之為上帝的那種東西，是否神是這些經驗的真實基礎，卻一直有人懷疑。實際上，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它自己就可以進行解答，因為宗教經驗有主觀上的絕對神聖性。擁有這種神聖性的人為之所吸引，因此也就不再可能會沉湎於那些毫無意義的形而上的或認識論的思考中了。絕對肯定的東西自有其證據，無需擬人化的證明。 鑒於人們對心理學有一種普遍的無知和偏見，我們應當考慮到一種不好的觀念，即具有個體存在意義的經驗似乎應當在一種肯定能夠說明每個人偏見的媒介中找到自己的根源。我們又一次聽到這種疑問：「耶穌的故鄉拿撒勒能出產什麼好東西呢？」即使我們不把潛意識完全看做意識層面之下的垃圾箱，無論如何它也只可能被看做是一種「簡單的動物性」。實際上，潛意識的範圍和構成在定義上來說都是不確定的，因此對之評價過高或過低都沒有意義，只會被當作偏見而為人們所拋棄。所有這些事，在基督教信徒的嘴裡顯得非常奇怪，他們的神耶穌自己就降生在一個馬廄的稻草上，和其他家畜混雜在一起。如果他降生在一座寺廟中，這可能會更符合大多數人的意願。具有俗世思想的普通大眾，總是用同樣的方法在群眾的集會上尋找這種神聖的經驗，因為這種集會能夠提供一種肯定比個人靈魂更強大的背景。甚至連教會的基督徒們也會有這種有害的錯覺。 心理學堅稱潛意識的過程對宗教經驗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這種觀點既得不到政治右派的支持，也得不到政治左派的認可。右派認為，在宗教經驗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來自外部的歷史啟示；而左派卻認為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為人根本沒有任何宗教功能，當人們突然需要最強烈的信仰時，他們才可能有所信仰，而這時只能信奉那些政黨綱領之類的信條。除此以外，這些理念的理論主張各有不同，卻都聲稱自己擁有絕對真理。然而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統一的世界裡，距離不再以周和月來計算，而是用小時來計算。異域民族不再是民族博物館裡的西洋鏡，他們已經成了我們的鄰居；昨天還是民族學家專門研究領域的問題，今天已變成了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心理學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也已開始彼此接觸和相互滲透，互相理解、被迫切需要的時刻也可能為時不遠了。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別人的觀點，那麼要想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並讓別人理解，肯定是不可能的。對這一看法的思考在雙方都會產生一些反響。毫無疑問，那些將阻擋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作為己任的人，終將被歷史所遺棄，而堅守我們那些重要的優良傳統卻成為可取的，在精神上也很有必要。不管還有多少差別，人類的團結終將不可阻擋。 低估精神的因素可能會對人類採取令人痛苦的報復。因此，是我們應該及時補過的時候了。現在看來，這肯定還只是一種虔誠的願望，因為對自我的認知似乎是一種不太討巧的理想主義目標，因為充滿了道德的腐朽之氣，被心理學陰影所纏繞，也不太受歡迎，所以一有可能，它就被否定了，或者不被談起。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任務實在是具有幾乎無法克服的難度。如果我們對另一種「對知識的摒棄」不感到愧疚的話，這個任務則對我們的責任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而它只能由那些具有領導力和影響力的人所理解，因為這些人才具有理解我們世界所處局面需知識的。人們或許希望他們能叩問自己良心。但由於這不僅是智力理解的問題，還有關道德結論，所以不幸的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過於樂觀。我們知道，大自然的恩賜從來都不是那麼慷慨大方的，給予高度的智慧，還會給予慈善之心。一般來說，有得有失，如果擁有一樣東西，那麼就會缺失另一樣東西；如果一樣東西極盡完美，其他方面就會有所欠缺。智力與情感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精神史上特別痛苦的一頁，智力與情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往往互相掣肘。 把我們的時代強加給我們的任務說成是一種道德要求，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最好是把心理世界的情況闡述明白，使得眼不明的人可以識別清楚，使耳不聰的人也可以聽明白其間的語言和道理。我們不僅希望那些學富五車、心懷敞亮的人能理解，我們還有必要不厭其煩地向其他人重申這些思想和觀點。最終，真理才能得以流傳，而不只是流言蜚語。 說完這番話，我很想讓讀者注意到人類不得不面對的主要困難。獨裁國家近來給人類造成的恐懼完全不亞於我們的祖先在不算太久遠的年代裡犯下的令自身都感到愧疚的所有暴行的總和。基督教國家之間在整個歐洲史上發生過各種暴亂和大屠殺，除此之外，歐洲人還應該對他們在殖民化過程中對有色人種所犯的所有罪行負責。在此方面，白人的確是罪孽深重。這給我們展現出了一幅黑暗得不能再黑暗的人類共同的陰暗面。在人們內心中暴露出來的、而且毫無疑問現在仍然處於人心之中的那種邪惡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教會談原罪，並把這種原罪追溯到亞當與夏娃那天真無辜的過失上。這就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實際的情況遠比這嚴重得多，且被完全地低估了。 由於人們普遍地相信，人類是意識所了解的自己，因此他們就認為自己是無害的，這實在是在罪惡之上又增加了一層愚蠢。雖然他們並不否定已經發生的和仍在繼續發生的可怕的事情，他們卻認為這些事情是「別人」所為。當這些可怕的事情發生在最近或者發生在遙遠的過去，他們立刻就會、而且也很容易會將之遺忘，這時那種頭腦糊塗的慢性病就會重來，而我們卻稱之為「正常狀態」。與此形成驚人對比的是，事實上最後什麼事情也沒有消失，什麼事情也沒有得到改善。如果只有我們看得見，魔鬼、罪惡、良心的極度不安和不祥的預感便會呈現在我們眼前。所有這一切都是人類造成的，我也是人類的一員，也有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同別人一樣對犯下的過錯感到愧疚，但身上具有的不可改變的、難以磨滅的能力和傾向卻可能隨時將錯事再犯一次。從法律上來說，即使我們不是幫凶，但出於我們的人性，我們有可能會一直是潛在的罪犯。實際上，我們只是缺少被捲入兇惡混戰的合適時機而已。我們中沒有任何人能夠逃離人類黑色的集體陰影。不管這種罪惡可以追溯到數代人以前還是發生在今天，它都總是殘存著處處都能彰顯出來的人類特點。因此可能是人類在對「邪惡想像」的控制力方面做得很好，因為只有傻瓜才能夠永久地忽視他的本性。事實上，這種忽視是成為罪惡工具的最佳手段。無害和幼稚，就如同對霍亂病人及其周圍的人無用一樣，對病症的傳染性毫無知覺。相反，無害和幼稚還會把這種未被察覺到的罪惡轉嫁到「別人」身上。這樣一來，它有效地增強了對手的地位，因為轉嫁本身就帶著恐懼，所以我們便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在別人身上感覺到我們自己的罪惡，從而相當大地增加了威脅的恐怖性。更壞的情況是，我們自身洞察力的缺乏使我們喪失了對付罪惡的能力。當然，這裡我們遇到了基督教傳統的主要偏見之一，而這一偏見使我們的政策嚴重受阻。我們早就被告知，我們應當避開邪惡，而且可能的話，既不要接觸也不要談及它。因為罪惡也是一種不好的預兆，人們都忌諱它、害怕它。對邪惡的規避態度，與明顯迴避行為一樣，都是在遵循我們內心對邪惡視而不見的原始傾向，或者被趕到最前方或其他地方，這就有如《舊約》里的替罪羊一樣，人們設想，這樣就能把罪惡帶到遠離人類的荒野之中。 邪惡並不是人類做出的選擇，而是與生俱來的人的本性。如果我們不再迴避這種認識，那麼善惡在心理層面即是平等的且相互對立的夥伴。這種認識直接導致精神二元論，精神二元論深埋在政治世界的分裂中，甚至是在現代人自身潛意識的分裂中。二元論並不是來自於這種認識，更確切地說，我們一開始就處於一個分裂的狀態。令人痛苦的想法是我們不得不對很多愧疚擔負個人自己的責任。因此，我們總喜歡把這種罪惡轉嫁到個體或集體犯罪團伙的頭上去，而自己表現得很無辜，否認對邪惡有大體的傾向性。這種偽善並不會長久，因為經驗表明，人性本惡，除非是根據基督教的觀點，人類願意去假定一個有關罪惡的形上學的原則。這種宗教觀點的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它使人的良心免除了一種沉重的責任感，而將責任轉交給魔鬼。用準確的心理學理論來說，與其說人是造物主的犧牲品，不如說人是他的精神構造的犧牲品。考慮到我們時代的罪惡已經將令人類痛苦不堪的一切事情發展到最為黑暗的程度，人們應該叩問於心：我們在司法公正上取得長足進步，在醫藥和技術方面突飛猛進，我們對生命和健康如此關注，為何各種足以輕易就將人類毀滅的殺傷性武器會被發明出來呢？ 沒人會認為原子物理學家是一幫罪犯，因為正是他們的努力，我們才有了特殊的人類智慧之花——氫彈。他們為核物理的發展貢獻了大量的智力勞動，為完成他們的任務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自我犧牲，他們因為為人類發明了有用、有益的東西而輕易地獲得獎彰，他們在道德上也值得嘉獎。但是，即便通向一個劃時代發明之路的第一步是有意識的決定，與其他任何領域一樣，在這裡，那種自發的想法——預感或直覺——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潛意識也參與進來，並且經常在其中做出決定性的貢獻。所以說，上述科學成就的產生，並不能僅僅是意識的功勞；有些地方也應該歸功於潛意識，雖然它的目標和意圖難以為人所覺察，但它確實在許多地方都有所涉及。如果潛意識把武器放在你的手上，那麼就是意在讓你施行某種暴力。認識真理是科學的第一目標，如果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我們遭遇了巨大的危險，那麼我們對命運印象要比預感來得深。這並不是說，現代人就比古代人和原始人更有罪惡的能力。只不過是當代人能夠用更為有效的手段把自己對罪惡的偏愛變成現實。所以，隨著現代人的意識日益擴展和分化，他的道德本性卻一直落後。這是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僅僅具有理性是不夠的。 理論上來說，光是核裂變的危險就足以讓我們理性地停止如核裂變這樣地獄般罪惡的實驗。但是，人們對罪惡的恐懼在自己心中是看不到的，卻總能在別人心中看到，儘管我們都知道核武器的使用意味著現在的人類世界會走向滅亡。對宇宙毀滅的恐懼或許可以使我們免遭厄運，但是，只要在世界範圍內的精神和政治分裂之間找不到一座跨越的橋樑，毀滅的可能性仍然如烏雲一般籠罩在我們頭上，但是這座橋就如同氫彈一般是肯定存在的。如果只有世界範圍的意識能夠認識到，所有的分裂和裂變都是由精神中的對立面分裂所造成的，那麼我們就知道該如何著手努力了。但是，即使是個人精神上最小的、最私人的波動，對於它自身來說都無足輕重的那些波動，至今仍未被發覺和認識到，那麼這些波動就會繼續累積，造成群眾糾結和群眾運動，很難施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效的操控。所有直接的努力都無異於是打影子街頭霸王，被幻覺弄得暈頭轉向的是格鬥士自己。 關鍵問題是人自身的二元性，人們對此一無所知。人們泰然自若地認為一元性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一個個小小的人類個體，人們懷著這種信仰生活了數個世紀之後，伴隨著最近以來世界歷史上的那些著名事件，二元性這個深淵就突然在人的面前裂開了。即使是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各種國際組織結構中的一個細胞，因而這些組織的衝突都會導致人也受到牽連。作為個體的人知道，他或多或少是沒有意義的，同時他還感到自己是各種無法控制的力量的犧牲品；但是另一方面，他內心深處卻隱藏著一種十分危險的陰影和魔鬼，在政治惡魔的黑色計劃中充當著隱形幫凶的角色。政治團體的本性總是在對方身上看到罪惡，如同個體也一樣，總是根深蒂固地傾向於把那些自己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關於自己的東西消除掉，方法就是強加於他人身上。 沒有什麼比道德上的自鳴得意和責任心的喪失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分裂和離間作用了，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像收回自己的投射那樣促進對立雙方之間的理解與和睦了。這種糾正的方法是有必要的，需要進行自我批評，因為一個人不能只是讓別人收回投射。人們沒有對這些投射的認識，正如他們也不了解自己。只有從更廣泛的精神層面去了解我們自己和了解別人，我們才能認識自己的偏見和幻想。這樣我們準備好去認真地懷疑我們認為是絕對正確的東西，並且細緻地良心地與客觀事物進行比較。集體國家沒有要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了解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意圖；與此相反，它拚命促進個體原子化，對個體進行精神孤立。個體之間的聯繫越缺乏，國家就越牢固；反之亦然。 在民主國家中無疑也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大，這減弱了公共福利，更不會對我們的精神需求有益。當然，各種努力都在進行中，通過呼籲人們的理想主義、狂熱激情和道德良知來消除令人扎眼的社會反差；然而，別具特色的是，人們卻忘了進行必要的自我批評來回答下列問題：誰提出的這種理想主義要求？是不是或許有人為了積極投身具有各種美好說辭的理想主義而超越自己的陰影呢？用富有欺騙性的外表掩蓋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陰暗的內心世界，有多少是值得尊敬以及有明顯的道德存在呢？人們首先希望能確保，一個滿口都是理想的人，自己本身也是理想的，這樣他們的言行舉止才會比他們看上去的要更理想化。理想化其實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有一個未實現的假設。由於我們在這方面一直有非常敏銳的嗅覺，大部分在我們面前進行鼓吹和虛飾的理想主義聽起來都非常空洞，只有當它們的對立面為社會公開地承認之後，它們才能變得為世人所接受。如果沒有對立面的平衡力，那麼理想就會超越人的能力範圍，並且因其沒有幽默感而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最終淪為一種對人的欺騙，雖然沒有惡意。欺騙是一種壓制和迫害別人的非正當手段，不會產生好的結果。 另一方面，為了承認我們的不完美，承認陰影的存在會使我們擁有必要的謙虛。在任何需要建立人與人的關係的時候，這種意識上的認可和考慮就很有必要。人類的關係不是建立在分化或完美的基礎上，因為分化或完美都只強調差異性，或者正好起到相反的作用；正相反，人類關係是建立在不完善之上，基於人的脆弱、無助和需要支持，這正好是依賴性的基礎和動機。完美的人並不需要其他人的幫助，然而脆弱的人需要，因為脆弱的人尋求支持和幫助，他不會與同伴發生衝突，不會讓任何事物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受到羞辱。羞辱感只會非常容易出現在那些理想主義過勝的地方。 這種思考不應被認為是沒必要的多愁善感。由於被壓抑的大眾被原子化，人際關係被普遍的不信任所破壞，人類關係問題以及我們當代社會的內部凝聚力是一個當務之急。正義搖擺不定、警察監視比比皆是、恐怖活動無比活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陷入孤立，這當然是獨裁國家的目標和目的所在，因為獨裁國家就是建立在那些力量減弱的社會分子身上，他們最大可能地糾集在一起。為了對抗這種危險，自由社會就需要一種情結性的紐帶，一種博愛的原則，如基督教對鄰裡間的愛。但是，正是這種對自己鄰里同伴的愛讓大多數人飽受缺乏理解帶來的痛苦。因此，更多地從心理學的角度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建立自由的社會大有幫助，因為在人際關係中存在著真正的凝聚力以及力量。沒有愛的地方，權力就會滋生，暴力和恐怖也會隨之而來。 這些思考，不是為了迎合理想主義，而只是為了提升人類精神狀況的意識。我不知道在理想主義和公眾的洞察力這二者之間，哪一方更為脆弱。我只知道，具有持久性的精神變化需要時間。在我看來，徐徐而至的洞察力似乎比忽悠不定的理想主義更具有持久力，而理想主義卻未必能堅持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