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現的自我 · 第四章　個體對自身的了解

人類，是一切發展進程的煽動者、發明者和推動者，所有判斷和決策的發起者、未來的規劃者，卻令人吃驚地讓自己成為可以忽略不計的量體。人類對自身悖謬的評價這種矛盾，確實令人費解，只能解釋成這源於人類判斷力的顯著的不確定性，或者換個說法，人類對自己來說本身就是一個謎。這就不難理解了，因為人類無法對自身進行比較。人類懂得如何從解剖學和生物學角度區分自己與其他動物，但作為一種有意識、有思考能力和語言天賦的生物，他卻缺乏一切進行自我判斷的標準。他是這個星球上不能把自己與其他事物進行比較的獨特的現象。只有與居住在其他星球的類人類生物建立起聯繫時，他才可能進行比較，進而認識自己。 在那之前，人類只能繼續像隱士一樣，雖然知道從比較解剖學來看他與類人猿具有親緣關係，他又與他的這些親戚們在精神方面有很大差異。正是由於這種非常重要的物種特性，人類才難以認識自己，人類自身對自己來說至今仍是個謎。當人類與其他同人類構造相似而非同源的生物相比時，人類自身物種內部間對自己了解的差異度就顯得意義不大。人類的精神使人類在這顆星球上創造了無數歷史性的改變，而這種精神對人類來說卻仍然是不解之謎，難以理解，令人迷惑，混亂糾纏，一如大自然所有的秘密一樣。有關大自然，我們仍有希望做出更多的發現，尋找到更多難題的答案。但在精神和心理方面，我們急於了解卻又躊躇不前，這不僅是因為精神和心理學是所有經驗科學中最年輕的一門學問，而且研究難度大，很難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如哥白尼將人類從地心說的偏見中解放出來一樣，心理學也需要一場近乎革命性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將之從神學和偏見中解放出來。這種偏見一方面認為，精神只是大腦生化過程的一種附帶現象，另一方面認為精神單純就是一種個人的事情。與大腦的聯繫本身並不能證明精神是一種附帶現象，即精神不是取決於物理基質生化過程而產生的附屬功能。不過，我們清楚地知道，精神功能多大程度上會受到大腦可核實的過程的干擾，這一事實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精神的附屬性幾乎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推斷。然而，超心理學現象警告我們必須小心，因為它指出精神因素使時空概念相對化，而這些精神因素對我們在心理物理學心身平行論方面幼稚而草率的解釋表示懷疑。這種幼稚而草率的解釋,或是哲學的原因，或是智力上的懶惰，把超心理學的一切發現都完全否定了，這絕不是科學的負責任的態度，即使這是一種突破智力困難的常見方法。若要對精神現象進行評定，我們就必須把與它們同時發生的所有其他現象都考慮進去，因此也不能再繼續遵循任何一種忽視潛意識和超心理學存在的心理學了。 大腦的構造和大腦生理學無法對人類的精神過程做出任何解釋。精神有一種特有的性質，就是它無法被換算成任何其他事物。和生理學一樣，精神代表著一種相對獨立的經驗領域，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特別的重視，因為它包含了兩個必不可少的存在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意識現象。實際上，沒有意識就沒有世界，因為世界只有被人類的精神有意識地反映出來，世界才能為我們存在。意識是存在的前提。如此，精神被賦予了宇宙原則的尊嚴，從哲學上和事實上來講，這使精神獲得與物質生命原則平等的地位。個體的人是意識的載體，不產生違背自身的精神，相反，人由精神預製成型，被從童年時期就逐漸甦醒的意識所滋養。所以，如果精神具有高於一切的經驗主義的重要性，那麼個人也理應如此，因為個人是精神唯一的、直接的表現。 這一事實必須被明確強調，原因有二。第一，個人的精神，由於其個體性，異於統計法則之外，因此當它受制於統計學評估的校準影響時，它的主要特徵就被剝奪了。第二，只有當精神承認教會的教義，換句話說，只有當精神屈從於集體範疇的時候，教會才認可其有效性。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對個體性的希望被看做是自負的頑固。科學把個體性貶作主觀主義，而教會則在道德上指責它是異端邪說和精神自傲。關於教會的指控，我們別忘了，與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在世人面前高舉的(十字架)標誌，就是人——上帝之子——這一個體的形象，基督教甚至把這種個體化的過程就當作是上帝的化身和啟示。因此，人發展成為自我具有重要意義，其全部的含義幾乎沒有開始被人類所賞識，因為人們過多地關注外部，而阻擋了直接通往內心體驗的路。如果大多數人在私密的內心深處沒有對個體自主性的嚮往，那麼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精神上，都不能擺脫集體的壓制而生存。 所有這些障礙使得正確評估人的精神愈發困難，但是有另一個顯著的事實值得一提，相比之下這些障礙就不算什麼了。這就是普遍的精神病治療學經驗所認為的，精神的貶值和其他心靈的啟迪遇到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於恐懼——在潛意識領域中發現的令人驚慌的恐懼。這些恐懼不但出現在那些被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描繪的圖景所驚嚇的人們中間，而且還使弗洛伊德本人，這位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也困惑不解。他曾向我坦言，很有必要使他的性學說成為一種教條，因為性學說是唯一可防禦可能的「神秘學說的黑色洪流爆發」的堤壩。弗洛伊德曾這樣表達過他的理念，他說，潛意識中還隱藏著許多東西，被借用來當成對「神秘」的解釋，而實際上也是這樣。這些「古老遺風」，或者說這些基於本能並表達本能的原始形式都有一種超自然的性質，這種超自然的性質有時便會引發恐懼。這些原始形式根深蒂固，因為它們代表了精神的終極根源。這讓人在知識層面難以理解，當它們的一種表現形式被破壞後，這些原始形式又會以另一種改變後的形式重新出現。正是這種潛意識的精神恐懼，不但阻礙了人對自身的了解，而且也成為更廣泛地了解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最大障礙。這種恐懼如此強烈，以至人們自己都不敢承認它的存在。這是每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要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興許就會得到一個啟發性的答案。 以科學為導向的心理學研究必定流於抽象和理論，也就是說，與研究對象保持充分的、倒還不完全忽略他們的距離。這就是為什麼實驗心理學研究成果，從各種實用目的來考量的話，常常毫無啟發性且缺乏趣味性的原因所在。個體的研究對象越是在研究視野中占主要地位，研究成果就越實際、越具體、越生動有趣。這就意味著，研究調查的對象也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個體的因素的不確定性隨著其數量的增多也有所增大，因此，產生錯誤的可能性也會加大。這就可以充分理解，學院派心理學懼怕這種風險，偏向於避免複雜的情況，而通過問較簡單的問題來規避懲罰。它有充分的自由選擇要問的問題，一些與自然相關的問題。 醫學心理學卻沒有這種多少令人羨慕的境況。在這裡，提問的不是實驗者，而是實驗對象。心理分析師面臨的不是他選擇的事實，而是如果他有選擇權的話，他可能根本不想選的事實。是疾病和病人本身提出各種關鍵性的問題，換句話說，自然與醫生一起進行實驗，以期從醫生身上找到答案。個體和其處境的獨特性直視心理分析師的臉，尋求一個答案。作為一名醫生，他的職責迫使他處理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素的情況。他首先運用以一般經驗為基礎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這種原理不能充分地表述事實，也不能觸及病例的本質。對這些普通原理的理解越是深入，這些原理也就愈加喪失它們的意義。但是，這些基本原理是客觀知識的基礎，也是衡量客觀知識的準繩。隨著醫生和病人日漸感受到「理解」，情況就變得更主觀化了。起初是優勢，卻威脅要轉變成劣勢。主觀化(用技術術語來說，指的是移情與反移情)，創造了人與環境的隔離，創造了一種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都不希望出現的社會局限性，但這種社會局限性，當理解占據主要地位時總會到來，而且不能被知識所平衡。隨著理解的深入，主觀性與知識的距離也更遠。理想的理解是最終雙方草率地贊同對方的經驗，這是一種不加鑑別的被動性外加最徹底的主觀性和社會責任感喪失。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可能發展到這種程度，因為這要求參與理解的兩個人完全相同。人與人的關係早晚會達到這樣一個階段：一方會覺得，他正被迫犧牲自己的個體性以便被另一方的個體性所吸收。這一不可避免的結果破壞了理解，因為理解同樣假定了雙方個體性整體的保留。因此，最好懂得，理解只能是在理解與知識達到平衡的程度才能取得，因為不計代價的理解反而對雙方都有傷害。 無論如何複雜，這個問題總會出現，病人個體的情況必須被了解並理解。這正是醫學心理學家的專門任務，即向病人提供恰當的知識和理解。這也是一個熱心醫治靈魂的「良心醫者」的職責，如果他的診所不會在所難免地強迫他在關鍵時刻用宗教偏見來衡量病人的狀況。結果，個體存在的這樣一種權利被集體偏見所剝奪了，而且常常發生在最敏感的區域。唯一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只有當教條的標誌(比如基督的模範生活)被個人具體地理解並充分地理解的時候。這種情況如今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他人去做出判斷。無論如何，心理分析師常常需要治療那些教派的限制對其作用甚微或毫無作用的患者。他的職業迫使他要儘可能減少一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同樣的，他不但要尊重各種形上學的(即不可證實的)理念和論斷，他還得注意不能相信它們的普遍有效性。這種審慎態度是有必要的，因為病人性格的個體特徵不應被來自外部的任意干預所曲解。分析師必須從環境的影響、病人自我內心的發展以及從最廣義來講，從命運的安排(無論命運的安排明智與否)的角度來對病人進行治療。 很多人可能會發現，這種謹慎態度被過分誇大了。然而，鑒於在任何情況下兩個個體間辯證過程中都存在多種互惠的影響在發生作用，即使這種影響發生的作用機智地有所保留，負責任的心理分析師也會避免不必要地補充集體因素，雖然他的病人已經屈服於這些集體因素。此外，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有價值的宗教訓誡，也會激起病人公開的敵意或潛在的反抗，從而不必要地危及治療的目的。如今，個體的精神狀況受到極大的威脅，這些威脅主要來自廣告、宣傳以及其他或多或少出於好意的勸告和建議，這些好意的勸告和建議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可能會給病人提供一種關係，不用重複令人厭煩的「你應該」「你必須」以及其他諸如此類沒用的論調。對抗外部衝擊在病人精神上的反應不亞於對抗外部衝擊本身，精神分析師有必要擔當起對這兩方面的對抗提供諮詢的角色。人們害怕人類的無政府主義本能可能會迸發，這種可能性被極大地誇大了，因為內部和外部環境都很明顯受到保護。最重要的是，多數人還有一種需要克服的天然的膽怯，更不用說道德和好的品位，還有最後一點，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刑法。這種害怕與人類意識到最初的個體性所做的巨大努力相比算不得什麼，更不用說人類將之付諸實施。而一旦這些個體性衝動不經考慮就激烈地爆發出來，醫生必須使病人不至於從笨拙的求助到陷入短見、冷酷無情和玩世不恭。 隨著辯證討論的推進，當有必要對這些個體衝動進行評價時，觀點就形成了。到那個時候，患者對自己的判斷力有了足夠的把握，他的行為能夠依據自己的洞察力和決定而做出，而不是僅僅根據約定俗成的願望，即使他與集體的意見碰巧一致。除非患者立場堅定，否則所謂的客觀價值對他來說就沒有任何益處，因為這些價值就是用來替代並壓抑個性的。很自然，社會有無可辯駁的權力來保護自己，使自己不受徹頭徹尾的主觀主義的影響，但是，由於社會是由那些「去」個性化的個人所組成，它就仍然完完全全受那些冷酷無情的個人主義者所擺布。讓個人按自己的喜好隨意組合成各種團體和組織，而正是這種組合以及個性不情願的消亡，才使得社會非常容易屈從於獨裁統治。可惜，100萬個零加起來也不等於一。最終，一切事物都取決於個體的性質，但是我們這個極為短視的時代只從大多數和大規模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這個世界有太多被一個暴君控制的訓練有素的暴民和暴亂。遺憾的是，這種認識似乎還未深入人心，人類的愚昧無知非常危險。人們仍舊快活地組織大規模行動，他們相信大規模行動最有效果，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那些最有勢力的組織只能通過最冷酷無情的領導和最廉價的口號來維持。 奇怪的是，教會同樣也希望利用大規模行動來驅逐惡魔——真正的教會正是以拯救個體的靈魂為己任。他們還沒有聽過群眾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個體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在大眾面前低人一等，因此，教會不會過多地去履行他們真正的使命去幫助個體獲得轉化和精神復活。遺憾的是，如果個人不能在精神上獲得真正的再生，那麼同樣的，社會也不可能得以再生，因為社會畢竟是需要上帝救贖的個體的總和。因此，我認為一切都是錯覺，當教會設法——明顯他們也是這樣做的——勸誘個體加入一些社會組織，使之陷入毫無責任感的狀態之中，而不是把個體從麻木和愚鈍中拯救出來，也沒有使個人明白他本身即是拯救世界的重要一員，因為拯救世界是由拯救每一個個體的靈魂組成的。的確，群眾集會在個體面前炫耀他們的觀點，並試圖利用群眾建議在人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結果卻往往令人惆悵，一旦那種病毒消失，人們就會馬上轉為屈服於另一個更明顯、更響亮的口號。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成為一道防護傘，避免那些有害的影響。基督或許曾經在大規模活動上召集過他的門徒，基督曾餵飽過五千人，這五千人後來是否成為他的追隨者，而且沒有在保羅出現動搖時同其他門徒一起呼喊「釘死他」呢？還有，耶穌和保羅不正是那些相信自己內心體驗，不顧世界的眼光，我行我素的原型嗎？ 這些爭論當然不會使我們忽視教會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教會試圖集合一個個的個體，把這些信徒集結在一起，使無組織的集體成形為一個個組織，這就不僅是在從事一項偉大的社會服務，而是為個人引入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帶給他們價值無邊的福祉。然而，這種福祉，通常來說，也只能為個人確認某些趨勢而不能改變這些趨勢。經驗告訴我們，令人遺憾的是，人的內心是不會被改變的，無論他從屬於多少團體。環境不能給予的，人只有努力和經受苦難才能得到。與此相反，有利的環境只能加劇危險的傾向，讓人寄希望於外部因素，甚至期待著那些外部的現實條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蛻變。我的意思是說人的內心的深遠變化，尤其當今的集體化現象愈演愈烈，未來的人口過剩問題沒有解決之道，這種變化就更加迫切。現在，我們是應該自問，我們凝聚在公眾組織中的究竟是什麼？到底是什麼東西構成了每一個人(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而不是統計意義上的人)的本質呢？這些問題都只有通過一種全新的自我反省過程才能得以回答。 一如所料，所有的大規模運動都容易傾斜到由大多數人組成的斜面上去。哪裡人多，哪裡就安全；什麼東西信的人多，就肯定是真的；什麼東西想要的人多，就值得去奮鬥，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好的。在眾多的動盪中，人們有能力通過武力來讓美好的願望都如願以償；但是在這些願望之中，最甜美的願望，還是希望人們都溫和地、沒有痛苦地回歸到孩童時代，回歸到父母膝下，回歸到無憂無慮、無需擔責任的狀態中去。一切的思考和照料都由上帝來完成，一切的問題都有答案，一切的需求都有必要得以滿足。大眾的這些兒童般幼稚的夢幻都是不現實的，他也從未想過去問，這人間天堂是誰來買單？這樣，現實問題最終還是要留給更高的政治或社會權威來解決，而實際上這個權威非常樂於從命，因為這樣一來他的權力就增大了。他的權力越大，個人就變得越軟弱、越無助。 每當這種社會條件得到大規模的發展，通往專制獨裁的大門就打開了，而個人的自由就變成了精神和物質的奴役。事實上，由於每一種專制獨裁都是不道德的和冷酷無情的，所以與那種依然考慮個人因素的制度相比，他在選擇自己的統治手段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如果這種考慮個人因素的制度與有組織的國家發生衝突的話，他很快就會意識到自己在道德方面存在的真正弱點，因此不得不利用與自己的對手相同的手段來使自己獲益。於是，邪惡便不可避免地擴散開來，即使是可以直接預防的地方也是如此。當數量眾多以及統計價值居於決定性的重要位置時，邪惡傳染的危險性就更大，正如現在西方世界的情況。報紙上每天在人眼前報道各式各樣令人窒息的群眾力量，將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這種觀念徹底灌輸到個人頭腦，使個人喪失了一切發聲的希望。自由、平等、博愛這些陳腐的理想，對人毫無幫助，因為個人只能將這種訴求付諸他的劊子手，也就是群眾的發言人。 對有組織的群眾進行抵抗，只有個人的個體性也像群體那樣有組織性才能奏效。我完全知道，這個主張對今天的人來說聽起來幾乎難以理解。中世紀時期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是一個微觀宇宙，是一個反映大宇宙的微縮版，這種觀點早就不存在了，雖然這種包容世界、適應世界的精神的存在會教給人類更好的東西。不僅宏觀宇宙的形象已經深植於人的精神本質，而且人還在一個更廣闊的範圍內創造了自己的形象。一方面，人擁有反思意識的優點，使自己與宇宙保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得益於本能中遺傳的和原型的性質，他與環境緊緊相依。但是，人的本能不僅使他與宏觀宇宙相依，在某種意義上，還將人與宏觀宇宙分離開來，因為他想要與宏觀宇宙逆向而行。這樣，他便陷入與自身連續不斷的衝突中，而只在極少數情況下，他才能成功地給自己的生活確定一個完整的目標。為此，人類通常必須付出極大代價來壓抑他本能中的其他方面。人們不得不常常自問，這種過分執著的做法是否確實值得推進，因為人的精神本質存在於各種成分在一起的爭奪以及與之相反的行為，即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佛教里稱作執著於「萬物」。這種情形急需秩序與整合。 正如混亂不堪的、往往以兩敗俱傷而終的群眾運動常常被一種獨裁意志強迫著在一個既定方向上發展一樣，處於分裂狀態的個人也需要有指示性的和有命令性的原則。自我意識樂於讓自己的意志來發揮這個作用，但是卻忽視了那些阻礙自己意圖的強大的潛意識因素的存在。 如果自我意識要想達到整合的目標，它就必須首先了解這些因素的實質。它就必須體驗它們，否則，它就必須具有一種神聖的象徵，可以表達它們以及引導它們達到整合的目標。 這並不是說基督教已經終結。恰恰相反，我相信，不是基督教，而是我們關於基督教的理解和解釋，在當今世界形勢面前有些過時。基督象徵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它本身就孕育著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它還能夠繼續向前發展，而這取決於我們，我們是否有決心去重新思考規劃它，而且完全是在以基督徒名義的前提下。這就要求我們對個人、對個體的微觀宇宙，採取一種與我們迄今為止所採取的完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人知道用什麼方式方法能夠與人坦誠相對，不知道自己能夠經歷什麼樣的內心體驗，不知道在宗教神話背後還有些什麼精神層面的事實存在。這一切都普遍籠罩著黑暗，以至於沒人能夠明白，人為什麼應該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人應該做出承諾以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對這些問題，我們都無從回答。 這也不奇怪，因為實際上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我們的對手手中。對手可以訴諸軍隊武力，動用可以碾壓一切的權力。政治、科學、技術都與他們在一個戰壕。高深的科學理論代表著人類目前能確定的智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至少對當今的人類來說是如此，因為人類已經接受了很多科學理論帶來的改變，這些改變令過去年代的落後和黑暗以及迷信都得到啟蒙與教化。人類的先人就曾因為在那些不能做比較的因素間進行錯誤的比較而嚴重地迷失過方向，但這些卻從未能引起人類的注意。特別是那些人們向其討教的高智商的精英，他們幾乎一致宣稱，凡是今天的科學不能解決的事情，在任何別的時代也都不可能解決。所以，重要的是，信仰會有可能讓人有機會接受到超現實的觀點，需要被人們以對待科學的態度來進行審視。這樣，當人們質疑用以託付治癒靈魂的教會和教會發言人時，人類就會了解到：歸屬於教會這樣一個有決定性作用的、世界性的組織，多少是有必要的；令人產生懷疑的信仰的一些細節只是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某些儀式活動會產生神奇的效果；基督受難是為了替人類贖罪以及把人類從永恆的詛咒一類的惡果中解脫出來。如果人開始反思這些問題，由於用來了解宗教的方法有限，他必須承認他根本不懂得這些宗教理論，於是他就會有兩種可能的反應，一種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和接納，而另一種是因為完全不懂而斷然放棄。 然而今天的人類可以輕鬆地思考和理解由國家大量傳遞給他的所有「真理」，但是人類對宗教的理解卻由於缺乏指導和解釋變得非常困難。如《新約·使徒行傳》第8章第30節所述，問曰：「你所念的，你明白嗎？」答曰：「沒有人指導我，怎能明白呢？」如果即便如此，人類還沒有放棄宗教信仰，那是因為宗教源於人的本能需要，也因此是一種特別的功能。人心中的神可以被拿走，而只需要給他其他的東西作為回報。在集體造就的國家，領導者難免被神化；在這種粗陋行為尚未被武力所強制執行的地方，一些令人沉迷的因素油然而生並取而代之，比如金錢、工作、政治影響等具有魔鬼般的力量。當人類的天然功能喪失，也就是無法進行有意識的、有意圖的表達時，就會產生整體性失調。因此，如果理性女神取得勝利，那麼一種整體性的精神病就會蔓延開來，會產生人格分裂，與當今這個被鐵幕所分裂的世界類似。一條布滿鐵絲網的分界線將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分隔開來，不管你是站在哪一邊。正如典型的神經症患者潛意識裡不知道自己的心理陰暗面一樣，一個正常人也如此，同神經症患者一樣，只能在他的鄰居身上或者在這條鴻溝另一邊的其他人身上看見這個陰暗面。甚至，把資本主義一方和社會主義一方比作罪魁禍首已經成了一種政治義務和社會責任，這樣使人們被外表所迷惑，而不再關注內心。但是如同精神病人一樣，儘管他另一面的潛意識隱約地預感到，所有這些現象與他的心理狀態不佳，因此西方人對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狀態」產生出一種本能的興趣。 如此一來，不管情願還是不情願，醫生們被召喚到世界舞台上來，諮詢他的問題主要涉及個人最私密和最隱蔽的生活，但是最後的分析顯示，其直接的結果就是時代思潮的影響。由於帶有一些個人的症狀，時代思潮通常被認為是「精神病」。這非常正常，因為這種思潮是由一些非常幼稚的幻想組成的，與一個成年人的精神內容格格不入，會被我們的道德判斷壓抑下去，至少在這些內容被顯意識意識到的情況下。大多數這種幻想，並不必然會成為任何形式的意識，也不見得，至少可以這樣說，曾經成為過意識以及曾經被有意識地壓迫過。相反，這些幻想貌似一開始就存在，或者至少曾經在不經意間產生過，且一直保持著那種狀態，直到心理學家介入才使得這些幻想跨越了意識的門檻。潛意識幻想的激活是當意識處於困境中時才會出現的一種過程。如果不是那樣的話，這些幻想將會正常地產生出來，不會在大腦中形成精神錯亂。事實上，這種幻想屬於童年時代，只有有意識的生命中不正常的情況過早地強化了這種幻想，才會引起精神錯亂。精神錯亂特別常見於父母對孩子的不良影響，破壞兒童成長的心理環境，產生令兒童的精神平衡受到打擊的精神衝突。 如果是成年人患了精神疾病後，童年時代的幻想世界就會重現出來，人們自然就會以因果的方式解釋成因為是童年時期各種幻想的存在。但是，這並沒能解釋，那些幻想為什麼沒有在間歇期內發展為病理效應？病理效應只有當人類面臨不能用意識手段克服困境的時候才會產生。個性發展中遭遇停滯給嬰幼兒時期的幻想打開了閘門，使之湧現出來。當然，嬰幼兒時期的幻想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潛伏，但是只要有意識的個性能夠繼續沿著自己的路徑向前發展，並且不受到干擾，這些幻想就不會呈現出來。而當這些幻想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們就會進入意識領域，並且產生一種病人可以體會到的衝突，將病人被分裂成具有不同性格的兩種人格。當這些能量從意識里湧出(因為未被使用)，使得潛意識中的消極因素，尤其是人格中的嬰幼兒特性被加劇，於是早就存在於潛意識中的分裂就伺機而動了。 一個兒童的正常幻想實際上不過是些本能的想像力，可能因此被認為是他將來進行意識活動的準備活動，由此可見，神經症患者的幻想，即使由病理引起的變化以及可能由能量退化而扭曲的幻想，包含了正常本能的核心，其特點就是適應性。神經症總是意味著對正常的活力以及對其適當的「想像力」無法適應的變化和曲解。然而本能在其活力與形式方面非常地保守和古老。當本能在大腦中呈現時，其展現方式是一個圖像，這個圖像就如同一幅畫，將本能衝動的本質用形象化的方式具體地傳達出來。舉個例子，如果我們能夠洞察絲蘭蛾的精神世界，我們將會在它身上發現神秘的或是具有迷人特性的思想觀念，這種迷人的特性不但讓絲蘭蛾只能在絲蘭植物上進行受精活動，而且還幫助絲蘭蛾去「意識」到整個局面。本能絕不是一種盲目而不確定的衝動，因為事實證明，本能可以調節自身並適應確定的外部環境。這種確定的外部環境賦予了本能明確的、不能減少的形式。正如本能是原始的和具有遺傳性的一樣，它的形式也是古老的，或者說，是具有原始形態的。本能的形式甚至可以說比肉體還要古老和保守。 生物學的這些思考自然也可以應用在智人身上，儘管智人有意識、有意志、有理性，但仍屬於普通生物學範疇。人類的意識活動來源於本能，來源於本能的活力以及其概念形式的基本特性，這一事實對人類的心理以及對動物世界的所有其他成員一樣，都有著同樣的意義。人類的知識，本質上來說，存在於不斷的適應中，適應那些給我們提供了先驗的原始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需要一定的調節，因為在其原始形式中，它們適合於古老的生活方式，但不適合一個尤其是有區別的環境需要。如果本能的活力能夠持續進入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生存是絕對必要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原始形式，以便足夠應對當今世界的各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