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現的自我 · 第三章　西方國家在宗教問題上的觀點

基督紀元20世紀，西方國家迎來了社會發展，沿用基於形上學理論的猶太—基督教的道德財富——《羅馬法》，且繼承了人權不可剝奪的理想。他們時常不安地自問：這種發展何以停滯，乃至倒退呢？嘲笑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理想，並指責他們的經濟原則不切實際，都是徒勞無益的。因為，首先，這只是西方社會批判地自說自話，這些論調只有鐵幕這一邊的西方世界自己可以聽到；其次，任何經濟原則，只要準備好了應對隨之而來的各種犧牲，都是可以付諸實施的。如果像史達林那樣讓三百萬農民餓死，讓數百萬工人不領工資地免費勞作，那就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任何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像這樣的國家是沒有什麼社會危機或經濟危機可以害怕的。只要它的權力完整，換句話說，只要手中掌握一支訓練有素、補給充足的警察部隊，便可無限長地保有其統治地位，並且無限大地擴大其權力。這些國家有著過剩的人口出生率，幾乎可以任意增加免費勞動力以和西方對手競爭，而毫不顧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工人工資的世界市場。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只有一種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從內部打破這些政權，然而也只能讓其遵循自身的內在發展。就現有的安全政策和民族主義反應的危險性而言，當前任何一種來自外部世界的援助都將無濟於事。絕對國家擁有一支具有傳教感般狂熱的軍隊協助其外交政策事務，同時還依靠第五縱隊，在西方國家的法律和憲法下為其提供庇護保障。而且這些擁躉者的集合力量在某些地方甚至非常強大，極大地削弱了西方政府的決策權。反之，西方世界卻沒有機會對鐵幕另一邊施加類似的影響。雖然我們的預測可能不假，在東方世界的廣大民眾間存在一定數量對絕對國家的反對力量，他們中總有正直正義和熱愛真理的人民，他們也憎恨謊言和暴政，但是也不能對他們是否能在強大的警察政體下對其他民眾產生任何決定性的影響做出結論。 這種形勢令西方世界非常不安，不斷有人問道：要怎麼做才能抵禦來自東方陣營的威脅？儘管西方國家具有非常強大的工業力量和掌握著巨大的國防能力，但也切不可掉以輕心。因為我們知道，即便是最有威力的軍備武器、最重型的工業力量，外加相對較高的生活水平，都不足以遏制宗教性狂熱主義散布的精神傳染。 不幸的是，西方人到現在還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滿腔熱情地訴諸理想、理性以及其他令人嚮往的美德，只不過是一場虛空。這些追求會被宗教信仰的暴風驟雨所蕩滌一空，不管這些信仰對我們來說有多麼扭曲。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用理性思辨或道德爭論可以征服的局面，而是恣意的情感力量和時代精神產生的思想觀念可以辦到；正如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所了解的，這些情感力量和思想觀念既不受理性反思的左右，更不受道德訓誡的影響。人們已經在許多領域正確地認識到，能夠消毒解毒的應該是這種情況下一種不同的、非物質主義的但同樣有效的信仰，而且以此為基礎的宗教態度也可能是抵禦精神傳染病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可惜的是，「應該」這個不起眼的詞，總是出現在這個相關語境之中，它指出了這種方式在某種意義上的羸弱，即便不是指這種必備能力的缺乏。西方世界不僅缺少一種足以抵禦狂熱意識形態發展的統一信仰。儘管西方的教會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也不比東方世界更自由或更虛空，而且還不能對政治的廣大領域施以什麼顯著影響。教會作為一種公共機構，缺點是它要同時服務於兩方面。一方面，要服務於神，因為其信條脫胎於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它對國家，也就是對塵世，也要盡一份義務，它要擁護「凱撒萬歲……」的口號，還要履行《新約》中各種各樣的其他訓誡。 從早期直至相對近期的當代就一直存在「君權神授」的說法(《羅馬法》第13章第1節)。現如今，這個概念過時了。教會代表的是傳統觀念和集體信仰，很多情況下許多信徒不再以內心體驗為根據，而是依據那些未加反思的信仰。而人所共知，一旦人們開始思考這些信仰時，這些信仰也就很容易會消失。信仰的內容與知識發生衝突，其結果往往是，信仰內容中的非理性因素無法對抗知識的推理。信仰不是人類內心體驗合適的代替品，因此當其缺失，即使強烈的信念能夠像神恩典的禮物一樣神奇地出現，也會同樣神奇地消失。人們稱信仰為真正的宗教體驗，但仍會忍不住去思考，信仰實際是一種次要現象，因為我們首要被灌輸的是信任和忠誠。這種體驗包含一個明確的內容，可以在不同教派的這些或那些條的信念得到解釋。情況越是如此，信仰與知識產生衝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且這些衝突本身是毫無意義的。這也就是說，宗教信條的觀點是陳舊過時的，它們充滿了令人敬畏的神話象徵，如果從字面加以理解的話，那麼這種神話象徵便會與知識發生令人難法忍受的衝突。但是，打個比方，關於耶穌復活這個說法，如果我們從神話象徵意義上，而不是從字面去理解的話，就能有各種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既不與知識發生衝突，也無損這種說法。而從象徵意義上理解耶穌復活的對立觀點，則會使耶穌永生的希望付諸東流，因為早在基督教出現以前，人類就相信人死之後還有生命，因此也就無需有復活節來確保耶穌的永生。如果從字面上來理解神話，正如教會所告訴的一樣，神話就突然變成了一種為人們所拋棄的枷鎖、鐐銬和桎梏，其危險性遠超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難道現在不是應該把基督教神話加以象徵性的理解，而不是消滅乾淨的時候嗎？ 絕對主義聲稱「上帝之城」由人代表，不幸的是，這與國家「神學」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依納爵·羅耀拉從教會權威中所得出的道德結論「目的決定手段」，又以一種極其危險的方式把這一謊言當成了政治工具。兩者都要求人們對信仰要絕對地服從，因此就剝奪了個人的兩種自由：一種是個人在神面前的自由，另一種是個人在國家面前的自由，從而為人類挖好了墳墓。據我們迄今所知，個體脆弱的存在是生活獨特的載體，受到了來自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威脅，儘管兩者都對人類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各自實現世外桃源有過應許，然而，我們中間有多少人能長期秉持諺語「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智慧態度呢？除此之外，如我前文所述，西方國家也熱愛與東方國家相同的「科學」和理性的世界觀，這兩者在統計學意義上都有下降傾向和物質主義目標。 那麼，在政治上和教派上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能給現代人提供什麼所需呢？西方對這一問題視而不見，而且也拒不承認我們的致命弱點，這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任何人，只要他學會絕對地服從於一種集體信仰，學會放棄對自由的要求這一永恆權利以及放棄個人的責任感這一同樣永恆的義務，他就會堅持這種態度。如果強加於他所宣稱的理想主義的是另一個明顯「更好」的信仰時，他就能同樣輕信和跟風，並同樣缺乏批判性地反向而行。不久以前，在一個文明的歐洲國家發生了什麼呢？我們譴責德國人已經再次把這段歷史忘得一乾二淨，但實際上我們也不能確定，類似的事件是否就不可能在別的地方再度發生。如果真的再度發生，如果又一個文明國家也被那種統一而片面的思想觀念所影響，那也不足為奇。戰後，美國死死地支撐著西歐的政治形態，實際上，美國也可能比歐洲大陸更加脆弱，因為它採用的教育體系是最易受具有統計真理的科學世界觀的影響，而且組成合眾國的各色種族也很難紮根在一個實際上沒有歷史的土地上。如灰姑娘一般的美國，在這種形勢下，相反，更急需歷史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儘管歐洲也需要人文主義教育，但它卻用民族自我主義和具有麻痹性的懷疑主義的方式來挽救自己的衰亡。美國與歐洲也有相同之處，他們都具有物質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目標，他們又都缺乏那種展現和掌握整個人類的關鍵要素，即以個體為中心並作為萬事的標準。 僅僅這種觀念本身就足以在各方面引起最強烈的懷疑和抵制，人們幾乎可以斷言：與大多數人的價值相比，個人的價值微不足道，這得到普遍的、一致的支持。的確，我們都說這是一個普羅大眾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平民就是地球、空氣和水的主宰，他們所做的決定將左右著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歷史命運。不幸的是，這幅令人驕傲的、宏偉的人類藍圖，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與真實的現實圖景格格不入。在現實里，人類淪為機器的奴隸和犧牲品，而機器侵占人們的時間和空間；人類還被應該用來保家衛國的軍備勢力所威脅和恫嚇；人類的精神和道德自由，雖然在一半的世界裡在一定範圍內被保障，但也時常在混亂中迷失方向，而在另一半的世界裡卻已然灰飛煙滅了。最後，為了給這種悲劇注入喜劇，這萬物的上帝、宇宙的仲裁，固執己見，將自己的尊嚴和自主性棄之如敝屣。他所有的成功和財富沒有使他更強大,相反讓他更加渺小，就如在商品「公平」分配原則下的工廠工人的命運一樣。他用個人財產購買工廠股份；他用自由換來被綁定在僱傭場所這種不確切的幸福；他放棄一切可以提高地位的方法，如果他不願意被令人疲憊的計件工作所束縛，而如果他露出一點點聰明相，那麼便會被灌輸政治觀點，如果夠幸運的話，還會再加入一點技術知識。然而，在他頭頂的一片瓦和飼養有用動物的口糧不容輕視，僅有的生活必需品可能會被隨時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