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從嚴羽的《滄浪詩話》到高的《唐詩品匯》

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由唐入宋，是個轉變的關鍵。宋詩自蘇、黃出，開啟了一種「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風氣，語言漸趨於散文化。到江西派盛行，詩風就更加生硬僻澀了。江西而後，永嘉四靈和江湖派繼起，規撫姚合、賈島，作風和江西不同，而取徑愈狹。正如俞文豹《吹劍錄》所云：「侷促於一題，拘孿於律切，風雲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篇大章之雄偉，或歌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所以嚴羽在《滄浪詩話》里大聲疾呼地指出，「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詩辨》）元代詩風，好奇詭，尚纖巧，沿著新變的道路，每下而愈況。變極思復，到明朝初期，力宗盛唐，傾向於復古，就成為詩壇普遍的風氣。 閩中十子以林鴻為首，而這一詩派的詩歌理論則具體地體現在高的《唐詩品匯》里。 《唐詩品匯》成於洪武年間，凡九十卷，共選錄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又拾遺十卷，補錄六十一家，詩九百五十四首。是一部比較全面的、有著廣泛影響的大型唐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明初閩人林鴻始以規仿盛唐立論，而實左右之，是集其職志也。」此書凡例之前，有一段很重要的自述： 先輩博陵林鴻嘗與餘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氣骨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惟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為楷式注114。余以為確論。……及觀滄浪嚴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專以唐為編也。 這裡不僅揭出了編選的宗旨，而且可以看出高氏的詩學淵源，是推衍滄浪之緒論的。 滄浪謂論詩之法有五，一是體制，二是格力，三是氣象，四是興趣，五是音節（見《滄浪詩話·詩辨》）。《唐詩品匯序》一開頭就說：「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往體（即古體）、近體、長短篇（即長短句）、五、七言律、絕句等制。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也是從辨體入手，而進一步評論作家和品藻作品的。全書分體編次，以類相從；每類目錄之中，將入選作家分別歸納為各種不同的類型，並綴以短論，品第其高下。其論綱則概括在序言裡。它所論述的主要是唐詩的分期問題，以及各個時期各體詩歌的特色。 《滄浪詩話·詩體》曾說，「以時而論」，唐代的詩歌有「唐初體」，（原註：「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原註：「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元和體」，（原註：「元、白諸公。」）「晚唐體」。高在滄浪舊說的基礎上，用歷史的眼光，把唐詩發展明確地劃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凡例云：「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餘響。」至於宗教徒、婦女以及生平失考的作者則列入「傍流」，不以時期論。這樣的分法，其中貫串著一個總的精神，即正和變的關係。高是意圖通過正和變的辯證來闡明唐詩的發展規律的。 何謂正？正是正格，正體，正調，指唐詩盡變六朝綺靡之習，復歸於雅正而言的。這當然以開元、天寶的盛唐之詩作為代表了。開、天以前為初唐。以初唐為「正始」，指的是詩風轉變之際的良好開端，說明初唐詩歌在「襲陳、隋之體」而外，還有開啟盛唐的另一個方面，因而把這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劃作唐詩興盛的準備階段。正和變是相對而言的。有「正風」就有「變風」，有「正雅」就有「變雅」；由正到變，牽涉到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一系列的問題。以「正變」連綴成詞，是說由正以觀變，雖變而不失其正；亦即序文所謂「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的意思。他以元和作為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線，而把唐詩之變斷在自元和以後，分體系之於韓愈、孟郊、張籍、王建、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人。其論韓愈、孟郊的五古，有云：「今觀昌黎之博大……其詩騁駕氣勢，嶄絕崛強，若掀雷決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此正中之變也。東野之少懷耿介，齷齪困窮，晚擢巍科，竟淪一尉。其詩窮而有理，苦調淒涼，一發於胸中而無吝色。如古樂府等篇，諷詠久之，足有餘悲。此變中之正也。」舉此以概其餘，可以看出高所謂「正變」精神實質之所在。「餘響」則是於極盡變態之中，多少還能看出一些盛唐的流風遺韻。「正始」和「接武」屬於正的範疇，「餘響」屬於變的範疇；而正與變又是互相聯繫著的。 序云：「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高唐詩分期之說，是在這種理論認識上提了出來的；其所分的四個階段，基本上符合於唐代詩歌發展的實際情況。為了闡明唐詩發展的過程，每個階段不可能不有個大致的時間斷限。然而各個階段又不是可以截然劃斷的。凡例云：「間有一二作家特立與時異者，則不以世次拘之。」從個別的作家來看，其間又有互相交錯之處。如陳子昂的五古和李白同列「正宗」，即其一例。這樣，就比較明確而又圓通地解決了唐詩的分期問題，而且把各個階段貫通為一個整體。所以王士禛稱讚這部書說：「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注115、《鼓吹》注116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覽之憒憒。楊士宏《唐音》始稍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乖謬注117。迨高廷禮《品匯》出，而所謂『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見《香祖筆記》） 序文中有一大段論述唐詩風格，從初唐到晚唐，涉及的作家很多。雖然品題有些不夠確切之處，但他頗能注意到每一個時期總的趨向和共同的風貌；但同時又十分強調同一時期不同作家的藝術特色。在各個時期中，突出「盛唐之盛」；而在盛唐里，又有「正宗」、「大家」、「名家」和「羽翼」的區別；並且這種區分，是因體而異的。如王維在五、七言律及五言絕句為「正宗」，在五、七言古為「名家」，在七言絕句則為「羽翼」，即其一例。 毫無疑義，「正宗」是高認為最能代表盛唐風格的典型。其五古一類，列陳子昂、李白為「正宗」，並釋之曰：「使學者入門立志，取正於斯，庶無他歧之惑矣。」這也就是滄浪在《詩話》中開宗明義所強調的「入門須正」，「不失正路」，「以漢、魏、晉、盛唐為師」（《詩辨》）之意；而高則就不同的詩歌體制，分別舉出最能代表盛唐詩風的作者作為楷模，這就把滄浪的理論具體化了。 《唐詩品匯》里，各體詩都列入「正宗」的僅李白一人，而唯一標為「大家」的則是杜甫。為什麼於「正宗」之外另立「大家」呢？這兩者並無高下之分，而是兩種不同屬性的概念。所謂「正宗」，固然寓有評價作家的用意，但側重的是作品所代表的風格，因而李白之外，還可在不同的詩體中列入其他詩人，如陳子昂、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崔顥乃至崔國輔、祖詠、張謂、賈至、崔曙、萬楚等。儘管這些詩人造詣的深淺不同，在文學史上影響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各異，然而就某一詩體而言，他們同樣是能夠代表盛唐詩風的。至於「大家」，則純是就這一詩人的成就而言，所以李、杜而外，就不容有第三人分堋角立了。既然青蓮各體都列入「正宗」，「大家」一席就為少陵所獨占。高之所以這樣安排，其用意包括兩個方面： 自從中唐以來，李、杜優劣的問題聚訟紛紜，高認為無論揚杜抑李或抑李揚杜，都是不公正和不全面的。《品匯》論李白七古云：「雖少陵猶有讓焉。」論杜甫五律云：「杜公律法，變化尤高。」論五言排律云：「排律之盛，至少陵極矣！諸家皆不及。」意思是說，李和杜各有短長，互不相掩。這種李、杜並崇的態度，在理論上也不難從《滄浪詩話》里找到它的來龍去脈。《詩話》云：「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亦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詩評》）嚴羽在並崇李、杜的前提下，闡明兩家風格的異同，指出其偏勝獨至之境；高推衍滄浪餘緒，其著眼點則在詩歌形式的運用方面。後來王世貞在《藝苑卮言》、胡應麟在《詩藪》里續有論述，都是沿著這條線索向前發展的。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高雖然並崇李、杜，但卻認為最能代表盛唐詩風的是李而不是杜。這也是從滄浪那裡得到啟示的。滄浪論詩，宗主盛唐。在他看來，盛唐之所以為盛唐，其時代風格的特徵，乃在於：「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詩辨》）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李、杜二家，天馬行空的李白，自然「無跡可求」；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集大成的杜甫，則體裁明密，格局精嚴，是有規矩法度可以窺尋的。他說：「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詩評》）就是這個意思。高於杜甫五古引元微之與滄浪之說，於七古引王介甫之說，於「正宗」之外，表而出之，推為「大家」。以「正宗」屬李，以「大家」屬杜，而有時又並稱李、杜為「大家」，於以見兩人俱臻極詣，不容軒輊；而兩家詩風各異，又不容混同。這些地方，正體現了滄浪微恉。 「名家」及「羽翼」和「正宗」、「大家」相對而言；「大家」和「名家」有高下之分；「正宗」、「大家」和「名家」、「羽翼」又有主次之別。既有「正宗」、「大家」，又有「名家」和「羽翼」，就更全面地反映出盛唐詩歌的全貌以及風格流派間的相互關係。 滄浪教人學詩，「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高通過唐詩的編選，確立名目，把各個時期、不同類型、不同成就的詩人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從而清楚地指出了學習唐詩的萬戶千門，大途小徑；而要其指歸，則以盛唐為宗，李、杜為主。從這個意義來說，《唐詩品匯》無異於是《滄浪詩話》的示意圖。 滄浪以禪喻詩，主張妙悟，從氣象證入。高謂論詩，「苟非窮極精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壼奧矣。」（見《序》，下同）。滄浪《答吳景仙書》自詡「於古今體制，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見《滄浪詩話》附錄）；高也強調必須「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繼承和影響的關係。高所得，較滄為膚淺；《唐詩品匯》所收的詩歌，廣博有餘，精深不足，也由於他在藝術見解上吸取和承用別人的多，而自己的真知灼見較少的緣故。但滄浪之論，有時不免蹈入玄虛，令人難以捉摸；高此書，從辨體入手，以時為經，以人為緯；用理論作為指導，從編選的方式方法具體地體現理論，反而顯得切實一些。因而，它就成為一部有理論體系、有嚴密組織，自具特色的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明史·文苑傳》謂終明之世，館閣以此書為宗。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其胚胎實兆於此。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啟其弊；唐音之不絕於後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並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毀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提倡盛唐，在這一點上，說高此書開李、何之先河，是不錯的；然而高並沒有主張摹擬之說。倘若我們把它和清代代表格調派的唐詩選本——沈德潛的《唐詩別裁》聯繫起來，似乎更能看出此書對後世的影響。 我國古代的詩歌選集，內容是異常豐富的。能夠流傳久遠，具有一定質量的選本，其中必然貫串著一條理論批評的線索。編選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我以為《唐詩品匯》不僅是研究唐詩的重要選本之一，而且這種編選的方式方法，在今天也還有值得借鑑和吸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