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玉谿生詩中的用典
文學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唐代詩歌在語言藝術方面，杜甫之後有了李商隱，才發展到一個更成熟的境地。這首先表現在典故的運用上。
商隱詩中有一部分是用白描手法來直接寫景或抒情的，也有一部分是用典。對於這些用典的詩，過去有人把它比成獺祭魚注104，認為「用事深僻，語雖工而意不及」注105。但也有人讚嘆其「精切不移，橫絕前後」注106的。
其實詩歌中的用典，是很自然的趨向。從語言藝術的角度來說，它正是文人製作的特色；在客觀上是適應於唐代所通行的今體詩的形式而發展起來的。所謂用典，實質就是借古事來表現現實生活內容的一種手法。現實生活內容至為繁複，而詩歌的語言則要求精粹，特別是今體詩。如何概括最繁複的現象和感受，納入於精粹的語言之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內，使之平勻妥帖，內容和形式統一起來，用典是重要技巧和手段之一。因為任何一個典故，都必然有其具體的情節過程，它可以通過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理解來說明與之相類似的作者所需要說明的問題，大大提高了語言的暗示作用；同時，典故的本身，是社會歷史現象的集中和概括。社會歷史事件不一定都能成為典故；成為典故的必然有它的典型意義。運用在詩歌里，可以豐富和擴大藝術形象的思想內涵，加強其感染力。典故的運用，必須以廣博的文化知識為基礎。文人詩歌都喜歡用典，特別是唐代五、七言今體詩的體制定型以後，這種風氣尤為普遍。在精益求精的語言藝術鍛煉中，我以為李商隱確實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關於這，我們可以從下列幾方面去體會：
商隱詩中的用典，在組織結構的嚴密性上是突過前人的。他往往把他所需要表達的意思，在一首律詩的主要部分里完全通過典故來把它表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典故經詩人恰當安排，立刻系統化起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使我們看到的不是片斷拼湊的七寶樓台，而是思維織成的天機雲錦。如《隋師東》：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斗心。
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
但須鸑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
詩中所寫是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滄景亂後情況。中間四句，每句一典，但通過詩人的組織，它們便發生了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系統地表達了詩人完整的思想感情。對於李同捷叛亂不能迅速平定的原因，以及由於兵連禍結而造成人民深重的災難，表示了他的看法和感慨。而它所用的典故，都是有著典型意義的。例如三、四兩句是指斥討滄景諸軍的。按：《通鑑·唐紀》五十九太和二年（公元823年）有這樣的記載：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證以史籍，詩人確是真實地描繪了客觀現實，所以下面就進一步指出了根本問題的癥結所在，歸結到中央政府的不能夠任用才能，因而地方上只落得「積骸成莽」的慘狀了。諸葛亮斬馬謖以肅軍紀注107，王濬的虛報戰功鬧成笑話注108，這樣的典型事例，在這裡通過「未聞」、「惟是」從正反兩面把它們串聯為一個意思。不但運筆如舌，轉掉自然；而且當時這些驕兵悍將軍紀弛廢，邀功冒賞達到怎樣的程度，也就不難想像了。這些地方，正由於用典而豐富了詩歌的形象。葛立方《韻語陽秋》載楊億愛商隱詩不忍釋手，認為「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西崑詩人之宗尚商隱，主要在此。至於他們是否能繼承這種精神，則是另一問題。
商隱詩中的用典，另一種情況是：他往往以最輕靈的筆觸，從側面或反面即事微挑，引導讀者自己去思考問題，使全詩意境顯得活潑生動、透徹玲瓏，而不黏滯於他所徵引的事實的本身現象。例如《宮妓》是一首揭露宮廷秘密的詩篇。一開頭，他說：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
這種歌舞場面，是足以使人沉醉於其中的。但詩人並沒有繼續描寫下去，突然一轉道：
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為什麼不能看下去呢？原來唐代宮闈的防閒，並不嚴肅，這種熱鬧場合，正是宮中男女間發展愛情最好的機會。詩人不把它正面地說出來，只是借「偃師」的典故輕輕地點一下，聰明的讀者就會從典故的具體內容注109，參透個中消息了。周穆王之怒偃師，出於誤會；宮禁中的秘密事件，傳自風聞。典故這樣的運用，不但活躍了詩歌的語言，而且給整個的藝術形象蒙上了一層煙霧般的輕紗，顯示出一種隱約深微、是耶非耶的意境，畫龍點睛，表現得恰到好處。
又如《瑤池》一詩，是譏刺唐代君主求仙的愚妄的注110。全詩寫周穆王會見西王母的神話故事。最後兩句說：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用反詰語氣來點明主題，用意極為深長。按：《穆天子傳》載，穆王與西王母分別時，西王母作歌曰：
白雲在天，山峻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毋死，尚能復來！
穆王答覆說：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原來這裡的「不重來」，是和歌辭的內容密切相聯繫著的。「重來」是穆王的主觀願望，有了日行三萬里的八駿，也可以克服「道里悠遠，山川間之」的困難。但他為什麼「不重來」呢？無可奈何的是西王母歌辭里所說的「將子毋死」的問題，假如死是不可避免的話，那就什麼也就談不上了。周穆王會見西王母本來是荒唐無稽的傳說，而周穆王並沒有成仙則是事實。最高統治者的服食求仙，無非是為了不死。詩人抓住了他們心理中的主要一環，給以命中的一擊，像發人深省的暮鼓晨鐘一樣。典故如此的運用，真已達到融渾無跡的神化境界了。
再如《馬嵬》一詩，是譏刺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愛情不夠堅貞的。五、六兩句說：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上句即白居易《長恨歌》所詠「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的事實，下句即《長恨歌》所詠「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事實。七夕是牽牛和織女相會的日子，為什麼要「笑牽牛」呢？原來他們「私語時」的誓言，是「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一刻也不能分離。對牽牛和織女一年一度的會期，也感到不滿足，因而覺得這樣的神仙眷屬是可笑的。可是當馬嵬六軍不發的時候，唐玄宗就經不起考驗，把對方當作犧牲品了。兩句各詠一事，一今一昔，兩兩對照，不但把詩人對問題的看法，表達得明白如話，特別是句中著一「笑」字，使得通體超脫空靈，連詩人的情感也活躍紙上了。和商隱同時的溫庭筠《蘇武廟》詩有句云：
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上下句之間的結構，屬對的工巧，和這兩句大致相同。但溫詩僅僅是從正面描繪了蘇武從奉使以前到回國之後十九年羈留異域的滄桑之感，而李詩則從側面著筆，像點水的蜻蜓一樣，輕輕一掠，便劃破波痕，揭露了最高統治者愛情的虛偽。比較起來，就不得不令人有所軒輊了。
這樣的手法，在商隱詩里是純熟地被運用著，例子不勝枚舉。如《隋宮》中的「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一聯，不也是給我們以同樣的感覺嗎？
商隱詩中的用典，不僅如上所述是一個藝術技巧的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表現了深刻的思想意義。姑以《籌筆驛》為例，籌筆驛在四川北部，三國時，諸葛亮伐魏，嘗駐驛於此，籌劃軍事。這詩是憑弔古蹟之作。五、六兩句云：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上句以管仲、樂毅比諸葛亮，下句慨嘆於關羽和張飛的不幸身死，似乎並無深意，而且兩句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可是再想一想，就不是這樣的簡單。「管樂」句並非泛指，是諸葛亮在未出山以前用來自擬的，見《蜀志·諸葛亮傳》。管仲佐齊桓公成霸業，樂毅為燕昭王破強齊，諸葛亮替劉備籌劃並實現了鼎峙三分的局面，比之於管、樂，當然是「不忝」的。但為什麼不能挽救蜀漢危亡的命運呢？這和關、張之死有著極大的關係。我們知道，自劉備死後，諸葛亮當國以還，蜀、魏鬥爭的形勢逐漸有了變化，蜀漢漸漸走下坡路。這固然由於經濟力量的對比，但人才的消長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諸葛亮在《後出師表》里十分慨嘆於「關羽毀敗，秭歸蹉跌」，認為是蜀漢興衰的一個關鍵性問題。這裡的「欲何如」，就諸葛亮而言，意思說，大廈將傾，一木是難以撐持的。詩人在第四句里提出了「終見降王走傳車」，這裡便就蜀漢終不免於滅亡的原因作出這樣的分析。不但說明了對歷史問題的正確理解，而且連諸葛亮在當時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艱苦奮鬥精神，和風雨飄搖，四顧蒼茫的感慨，也都表現得深情若訴。對諸葛亮的歌詠，是古典詩歌中經常看到的題材，我們試把這兩句和溫庭筠的「下國臥龍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注111比較一下，高下立見；甚至連傳誦千古的「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注112杜甫的名句，也不得不為之減色了。因為杜詩還只是一般的讚嘆、比擬，這兩句則緊密地聯繫到諸葛亮的平生和具體的客觀歷史條件。因而不但使我們讀起來，分外感到親切有味，同時，它所表現的思想意義，也就更為深刻。而這和典故的運用，是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李商隱是怎樣在詩歌的語言藝術中創造性地發揮了典故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商隱用典的詩都是好詩，事實上他也有不少的堆砌排比、未能免俗的應酬之作；更不是說，所有商隱不用典的詩都不好，同樣在白描手法上，《玉谿生詩集》里，「羌無故實使人思」注113的妙句觸目皆是；在李、杜、韓、白之外，也是自立一宗，各不相掩的。關於這，過去論者已多闡發，這裡就不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