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李商隱和他的政治詩

提起李商隱，人們就會很自然地和他的愛情詩聯繫起來。元好問《論詩絕句》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似乎兒女之情，就可以概括一部《李義山詩集》的內容。這顯然是片面的，然而它卻代表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人們對李商隱的政治詩，往往是視而不見，或存而不論的。 與此相反，朱長孺箋注義山詩，則強調「托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興之義。他據商隱「楚語含情俱有托」（《梓州罷吟寄同舍》）一語，把所有《無題》之類的詩，都看成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認為有政治上的寓意注93。這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事實上，政治詩和愛情詩同樣是李商隱抒情詩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愛情詩中，確有一小部分是別有寄託（究竟是那些篇，過去聚訟紛紜，目前也還不可能完全得出結論），因而在兩者之間，就很難劃出截然的界線，統計出一個具體數字，但大體說來，他的政治詩在數量上的比重，絕不少於愛情詩。 這大量的政治詩在李商隱創作中應該占怎樣的地位，人們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蔡寬夫詩話》說王安石晚年愛讀李商隱詩，認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從舉的例句看，知其著眼點在於政治詩。沈德潛也認為李商隱的近體詩，「長於諷諭，中有沉著頓挫，可接武少陵者」注94。他在《唐詩別裁》七律一體中，錄商隱詩至二十首之多，而有關愛情的卻一首不選。 然而一般讀者的興趣，則顯然在彼而不在此；因此近年來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關於李商隱的研究論文，也是多談他的愛情詩，而少談政治詩。 我認為：既然政治詩和愛情詩同樣是構成李商隱詩的主要內容之一，則代表他創作上的成就的也絕不可能在彼而不在此，或在此而不在彼；重視了某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都是偏而不全的；何況兩者之間，有其緊密的內在聯繫，不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但由於題材的不同，兩者又是有區別的。就研究的程序來說，先從直接表現政治態度的作品著手，弄清作家創作思想的基礎及其傾向性，然後由彼及此，互相印證，對進一步進行全面的探討，將會起著開啟關鍵的作用。 本文試圖就這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一 李商隱的先代，從高祖到祖父，都是縣令、縣尉以及州郡佐貳官；父親也只做到殿中侍御史。從家庭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來看，他是出身於統治階級的中下層。他那懷州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附近）的李姓，並不是皇室宗支，但他卻攀龍附鳳地認為「我家在山西」（《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注95，而且時時流露出一種「系本王孫」的優越感。誇耀門閥本是唐代士人的結習，但在李商隱，結合他後來畸零不偶的遭遇，卻沒由來地給自己思想上打下了一個沒落貴族的階級烙印。 商隱早年，不僅風華文采，傾動一時；而且確實懷有「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的遠大抱負。這是「少有大志」的封建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和那些僅知追求富貴利祿的庸俗之徒，是有區別的。 他十六歲時，開始從事文學和政治活動，就受到名公巨卿的賞識。這時，他的心情是單純而開朗的，正如他在《初食筍呈座中》那首托物寓意的詩所描寫的一樣：「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片心！」然而這積極向上的心情，並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一杯春露冷如冰」（《謁山》）的現實，把他折磨得像一株從石縫裡伸出的傾斜屈曲的畸形的小樹；而浮沉幕僚的漂泊生涯，悲劇的遭遇和憂鬱感傷的心情，使得他的創作，在文藝園地里開放出風姿綽約、但卻是憔悴可憐的病態的花朵。 李商隱所生活的四十七年（公元812—858年）注96，已不是唐王朝欣欣向榮，封建統治者還在一定程度上重視人才的時期，而是處於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統治階級內部朋黨鬥爭空前劇烈的混亂局面。以宦遊為生的知識分子們，總不免要和這一派系或那一派系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有的人，固然可能因為某種偶然的機會而扶搖直上；但同樣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而遭受排擠打擊，以至坎坷失意，淪落終身。特別是具有正義感，有獨立政治見解，而不願只把自己作為某一派系工具的人，更容易遭到這種不幸。 當李商隱在政治生活的海洋里游泳了不久的時候、充滿理想的頭，就狠狠地碰了現實的壁。 李商隱是處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而成為被犧牲的小人物。這兩個基於封建關係的政治集團，同樣是通過派系活動以達到其爭奪政權的目的的；而牛黨之排除異己，尤為無所不用其極。商隱早年受知於令狐父子，但同時他又是與李黨有關的王茂元的女婿；所經歷的幕府的府主中，則有鄭亞、盧宏正等人都屬於李黨。宣宗朝，牛黨代替李黨執政，令狐綯做了十年宰相，商隱就在他的壓抑下，始終不曾得志過。史稱令狐綯掌權後，「招權受賄」，「忌勝己者」。在他的心目中，商隱是個「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自然應該成為打擊的對象，這是無足怪的；可是過去歷史上，也把商隱出入於兩黨之間，作為政治道德的污點來看待，那就失去公正的判斷了。 假若李商隱真的是個投機取巧、趨炎附勢之徒，則他以愛婿的身份，做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客的時候，應該是躊躇滿志，得意忘形，為什麼反有「鴟梟腐鼠」之嘆呢？當大中初，李黨失勢的時候，他滿可以翻雲覆雨，取好於新上台的牛黨，為什麼他反而對貶死崖州的李德裕表示無窮悼念之情，而稱頌他的功業不置呢注97？《舊唐書·文苑傳》說令狐綯當國之後，商隱「屢啟陳情」。故交新貴，自傷分隔雲泥，窮困落拓之中，有望於一為援手，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寄令狐學士》、《鈞天》等篇，正是這種心情的表現。至如馮浩所說「哀詞祈請，如醉如迷」注98，則是由於誤解某些《無題》詩所致，就未免言之過甚了。孫光憲《北夢瑣言》說：商隱題《九日》詩於令狐綯廳事，「綯睹之慚悵，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軼事流傳，雖未必可信，然而商隱在政治上對令狐綯的不滿，「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二語，譴責他不能為國家建立功業，只知嫉賢害能，則用意極為明顯。令狐綯不願看到這樣的詩，是可以想像的。 從這一系列的事實看來，李商隱性格中有其耿直的一面。處在如此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裡，這種性格，和當時士人中所習以為常的只有門戶之見而無是非之分的社會風氣，是格格不入的。在《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里，商隱已作了自白。他的一生遭遇，許多客觀因素的湊合，是偶然的；然而他之所以到處碰壁，困頓終身，又有其必然性。 李商隱的世界觀是異常複雜的。他那「欲回天地」的壯志，也只是希望在挽回唐王朝衰落的命運中，發揮個人的才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同情水深火熱中的苦難人民，但始終和人民保持著很長的距離；他痛心於權奸當道，朝政日非，但又缺乏反抗精神和鬥爭勇氣；他對統治者不重人才，心懷不滿；但又始終懷抱著「燕雁迢迢隔上林」（《寫意》）的眷戀之情；「啼鶯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天涯》），往往是乞憐之心多於決絕之意。在「薄宦梗猶泛」的漂泊依人的生涯里，他何嘗不是「萬里憶歸元亮井」（《二月二日》）?然而「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上尚書范陽公啟》），又有求為隱士而不可得的悲哀。這重重的矛盾，如春蠶作繭，糾纏在他的靈魂深處，始終未能解脫，而且也無法解脫。 積極關心現實和消極逃避現實的互相矛盾著的心理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李商隱詩歌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就作者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原來居於次要方面的消極因素，逐漸擴大，到後來便成為主導的一面了。過去有人孤立地、靜止地只看到其積極的一面，而加以誇大。如朱長孺就認為他「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注99顯然是不恰當的；但無視或忽視於這積極的一面，也是錯誤的。 二 在李商隱大量政治詩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那首長達二百句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這詩以距長安不遠郿縣附近的一個破落村莊為背景，描寫了甘露之變三年後（公元837年），在兵禍旱災嚴重摧殘下民不聊生的情況；歷史地闡述了百餘年來社會政治、經濟一系列的巨大變化，把今和昔作了鮮明的對比。詩人追溯致亂之源，指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之所以爆發，是由於「因失生惠養，漸見徵求頻」；而安史之亂後，那就「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儒家仁政思想，貫串了這首長詩；這就是詩人認為救療唐王朝衰落命運最有效的藥方。但他意識到處於「使典作尚書，廝養為將軍」的時代，自己的政治理想是行不通的，因而對黑暗現實中某些令人不能容忍的現象，感到「冤憤心如焚」，而採取了揭露和批判的態度。 《引次西郊作一百韻》較系統地反映了李商隱的政治思想；它所接觸到的問題，也比較廣泛。倘若以此詩為綱，那麼我們會在其他許多詩里，進一步地分別看出他對當時發生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態度和見解。 首先是對宦官專政的猛烈抨擊。 前後延續四十多年之久的牛、李黨爭，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一個方面；主要而且表現得更為尖銳的另一方面，則是出身於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新進官僚和宦官的鬥爭。關於前者，商隱對他們黨同伐異的宗派活動是不滿的；然而對兩黨中某些具體的人，他們在政治上某些具體的措施，則採取區別對待的態度。由於切身遭受到宗派活動的打擊，而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又多有難言之隱，於是商隱憔悴自憐的心情，往往是通過詠物詩或愛情詩的形式，隱約其詞地表現出來。關於後者，他曾正面地表示過態度。 安史之亂後，朝廷大權逐漸落入宦官手裡。宦官在幕後支配著皇帝，成為統治集團中最黑暗、最凶暴的特權勢力。外廷官僚依附宦官，無恥地奔走於宦官門下，已成為數見不鮮的事。牛、李兩黨在宗派活動中，也往往不擇手段地勾結宦官，用來打擊政敵，取得權位。敢於同宦官正面展開生死搏鬥的，前有順宗朝的王叔文集團，後有文宗朝的李訓集團。他們都是代表當時統治階級中積極要求革新政治的激進派。但他們的兩次鬥爭，都不幸失敗了。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的甘露之變，不僅首謀的李訓、鄭注被殺了，連未曾預謀的宰相王涯、賈、舒元輿等人也遭受池魚之殃。宦官不僅大批屠戮官僚，而且率領禁軍，到處燒殺擄掠老百姓，造成長安一帶「伏屍萬戶，流血千門」的浩劫。然而這一事件發生以後，在封建士大夫中，輿論卻極為混亂。李訓和鄭注是新進的官僚，平素被人輕視，和王叔文的失敗一樣，他們被人罵為奸賊；而對宦官的橫行，則誰都不敢說一句話。就連寫過《宿紫閣山北村》、《輕肥》的白居易，也只是慨嘆王涯等人的「白首同歸」，而慶幸於自己「青山獨往」注100，明哲保身而已。當時的環境氣氛，是異常令人恐怖的。因作《月蝕》詩而得罪宦官的老詩人盧仝，在這次事變中的慘死，就是個現實的教訓。但年輕的李商隱卻毫無顧慮地寫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 《有感》二首，於李訓雖不無偏見，然而作者對這次鬥爭的政治意義，是肯定的；對他的死，是同情的。詩中真實地反映了事變的情況，斥宦官為「兇徒」，表示了莫大的憤慨。在《重有感》里，他進一步寄希望於上疏聲討宦官罪行的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要他以實際軍事行動，實現「清君側」的諾言，以掃清長安一帶「晝號夜哭」的人民災難注101。 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的義憤，並非激於一時，而是基於明確的思想認識。這從他和劉有關的幾篇詩以及其他文章里，就可得到證實。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劉於賢良方正考試對策中，因痛斥宦官專權而落第，直聲震動一時。商隱在令狐楚幕中，與劉一度相識。會昌三年（公元841年），劉被宦官陷害，遷謫柳州，路過洞庭，與商隱相遇，商隱作有《贈劉司戶》一詩；次年，劉死在柳州，商隱哭他的詩共有四首。把這些詩綜合起來看，商隱對劉的崇敬與同情，是和劉的政治觀點密切聯繫著；他們之間的交誼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礎的。在這些詩里，商隱結合劉的遭遇，反覆地闡明了一個中心思想：他認為唐朝之所以不能振興，是由於賢人的失位；而賢人的失位，則是由於宦官的一手遮天；不去宦官，一切政治改革都談不上。他在《為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中有云：「宰相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注102從「改作」一語中，也可看出商隱認識到李訓等之謀誅宦官，是為了企圖革新政治。 在當時，能有這樣的認識是不可多得的。張采田說：「以韓昌黎之學識，尚罪（王）伾、（王叔）文；杜牧之輩，更無論焉。義山持論，忠憤郁盤，實有不同於眾論者。」注103這話並非溢美之談。 在商隱政治詩中，另一個突出的思想，則是對國內和平統一的深長嚮往。 內則宦官和官僚盤踞朝廷，外則野心軍閥割據州郡，兩者互相聯繫，兩種惡勢力經常是勾結在一起的。藩鎮割據，是安史之亂的延續。在兵連禍結的長期混戰中，生產受到破壞，人民大量死亡，到處都出現了「積骸成莽陣雲深」（《隋師東》）的悲慘景象。商隱堅決主張健全唐王朝的國家機器，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力量，以重現和平統一局面。他一方面痛心於朝廷的姑息養奸；認為這種混亂情況的存在，是朝廷的莫大恥辱。「列聖蒙此恥，含羞不能宣；朝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對中唐以來，統治者的庸懦無能加以諷刺；另一方面，他嚴正地警告那些憑依險阻、擁兵自雄的野心軍閥們。《井絡》一詩，在描寫蜀中地形、詠嘆過去建國蜀中而終於不免滅亡的史實之後，結尾的地方，詩人意味深長地說：「將來為報奸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這一當頭棒喝，是多麼富于震動力！ 這種思想，也不是偶然出現的，同樣是構成商隱政治詩內容的核心之一。了解了這點，則那首為人所傳誦的《韓碑》的現實意義，也就軒豁呈露了。這詩以詠史形式出現，舊本向不編年。我從詩中所流露的強烈的感情色彩，印證史實以及商隱其他有關詩文，初步論斷為會昌三年唐朝平定澤、潞時所作。 安史亂後，憲宗李純曾一度努力於削平藩鎮叛亂，雖未能竟其全功，但總算給久病不支的李唐政權打了一針強心劑。穆宗和敬宗、文宗三朝，河北叛亂繼起，又出現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武宗時，李德裕執政期間，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死，他的侄兒劉稹按照軍閥割據的老例，先行繼立，造成既成事實，然後迫使朝廷追認。但在李德裕的堅決主張下，終於用武力平定了這次叛亂。 澤、潞五州，近在腹心之地，這和元和時吳元濟之據淮西，形勢是相類似的；武宗力排眾議，獨任李德裕，卒成大功，與憲宗之於裴度，其情況又是相同的。《韓碑》中熱情歌頌了憲宗和裴度，實際是讚美武宗和李德裕。作者借歌詠歷史事實，以表達其現實的政治觀點。 《平淮西碑》的作者韓愈，是極力主張用武力平亂的。征淮西時，他任行軍司馬，淮西平定後，「詠神聖功書之碑」的也是他。商隱和韓愈的身份不同，當時，他只是參加戰役的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幕下，寫了《為濮陽公與劉稹書》、《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之類的詩文，然而他的思想，和韓愈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如此地重視這篇《平淮西碑》，正因為它所記述的功業和所表現的思想，給後代指出了鞏固政權的道理，關係到國運的興衰。故此詩結尾處云：「願書萬本讀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卒章顯志，語重心長，耐人尋繹。 國內的情況如此混亂，邊境又常受到回紇、党項和吐蕃的侵擾，這也是詩人所時刻關懷的，《驕兒》里說：「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誅赦兩未成，將養如痼疾。」這詩作於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據歷史記載：會昌末，党項攻陷鹽州邊界的城堡，唐朝發諸道兵抵禦，連戰無功，一直拖到大中四五年，還沒有平定。商隱在《漢南書事》里說：「文吏何曾重刀筆，將軍猶自舞輪台！」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糾紛，是難以避免的歷史現象。形成這種矛盾糾紛的原因很複雜，但在多數情況下，往往是由於漢族統治者處理失當之所致。像這次党項的入侵，就是因邊將搶掠他們的牛馬，亂殺他們的人民而引起的，因而不能完全依靠武力解決。「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商隱在這裡不僅斥責了「文吏」和「將軍」的腐朽貪婪，而且說出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表現了憂深思遠的心情。 在李商隱詩里，較為常見的是對統治者的腐朽昏庸及其侈奢糜爛生活的冷嘲熱諷。他那犀利的筆鋒，甚至可以直接指向皇帝，而無所顧忌。例如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故事，是唐人經常歌詠的題材。人們對玄宗色荒亂政，也多表示不滿；然而關於楊玉環入宮的一段醜史，則採取迴避的態度，「為尊者諱」。如白居易在《長恨歌》里所敘寫的「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那樣，只能兜個圈子繞過，是不敢正面觸及的。李商隱《龍池》末二句則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大膽揭露精神，在當時真能使人瞠目咋舌。商隱的政治諷刺詩，有的就是這樣單刀直入；有的則結合個人遭遇，從親身感受著筆；而更多的則借詠史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有一小部分，則托之於雲階月地的遊仙之詞。 例如《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末二句云：「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寓辛辣的譏刺於沉痛心情之中。這詩是商隱初釋褐任宏農尉時因活獄忤觀察使孫簡所作。在另一首《賈生》里，他慨嘆於賈誼的懷才不遇，雖然賈誼處於歷史上所稱為有道明君漢文帝的時代，然而他所能得到於皇帝的，也只是「不問蒼生問鬼神」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際遇。兩詩一是對現實的憤懣，一是對歷史的感慨，然而它們同樣揭示了一個客觀真理：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真正重視人才的。 義山詠史在創作上的特色，如他在《李長吉小傳》里說李賀，「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一樣，他也不是為詠史而詠史，而是以古鑒今、思古慨今或託古諷今；都是密切結合當前政治現實，有感而發的。 其借詠懷古蹟以抒發政治感慨的，如《潭州》、《宋玉》、《籌筆驛》、《漢宮詞》等篇，托意都很深遠。其針對現實，提出歷史教訓的，筆意尤為警策。如唐朝皇帝中，因求仙餌藥而致死的極多，憲宗服李泌之丹而為宦官所殺；穆宗和武宗也是誤服丹藥而促壽的。商隱《瑤池》云：「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華岳下題西王母廟》云：「莫恨名姬中夜沒，君王猶自不長生。」尖銳地指出，求的是長生，而得到的卻是短命，真無異給他們兜頭澆了一瓢冷水。再如《隋宮》的「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馬嵬》的「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都善於即事微挑，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在無多的筆墨之中，發人深省，給人以集中而明快的感受，達到了語言敏銳性和思想深刻性的統一。 在李商隱詩中，更有一類是諷刺現實，有所專指，僅僅借詠史為題的。這類的詩，內容和標題往住並不完全相吻合，詞意隱約，若即若離，然而讀了以後，使人感到並不只是在詠史。如《覽古》、《南朝》、《北齊》、《詠史》、《隋宮》、《茂陵》之類，都是有具體的現實的人和事在。 例如，《富平少侯》和《陳後宮》都作於寶曆年間（公元825—826年），是諷刺敬宗李湛的童昏失政。「富平少侯」的標題，雖然令人難以捉摸，但詩一開頭就說：「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隱括內憂外患，把整個時局系在這人身上，知所指絕非一般貴族。結尾處云：「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突出了沉迷女色，荒廢朝政的主題，也就是「從此君王不早朝」的意思。據蘇鶚《杜陽雜編》載：寶曆時，浙江貢舞女飛鸞、輕鳳二人，入宮後，極使敬宗顛倒。印證有關史實，就會發現這類詩篇都是有的放矢，詩人筆鋒所指，都是有著落的。當時朝政紊亂已極，而敬宗的荒淫，卻有加無已。後來終於變起宮禁，他在酒醉夜獵之中，被人殺害。詩人在《陳後宮》里比之為號稱「無愁天子」的北齊後主高緯；齊和陳是兩不相涉的，看來似乎用事脫離了題目，然而它卻比擬得確切異常。 李商隱的遊仙詩，絕大部分描寫愛情，但也有一些是影射宮闈秘事的。例如《碧城》三首，前人索解紛紜，但從最後一首末二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看來，顯然指的是宮廷荒淫生活，不過我們難以確知其本事而已。這類的詩，藝術上極為成熟，奇妙的想像，綿邈的情思，構成一種隱約朦朧而又絢麗多彩的神秘意境，有如海市蜃樓，空靈縹緲，萬景畢呈，給人以應接不暇的美的感覺，最能看出商隱詩的獨特風格。這也屬於政治諷刺詩的一類。 三 把政治上的感觸和生活上的抒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通過個人的身世遭遇，通過日常生活的歌詠而表現出自己對現實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肯定或批判，這是李商隱大量政治詩中的主要內容；從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達到的高度。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面，我們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詩歌中所表現的濃厚的消極感傷情緒。 如前所說，商隱早年的詩，並不乏活潑輕快之作，但其中也時常流露出一種傷感年華的病態心情。「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遊原》），「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頭結層陰」（《寫意》），時代和階級沒落的投影，到後來在他的創作里，陰暗面就愈來愈擴大了。如人們所熟悉的《杜工部蜀中離席》，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商隱由梓州赴西川時所作。當離筵別席之間，對酒聽歌之際，詩人慨嘆於「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說明他關心國事，並沒有忘懷現實。然而怎樣對待這些現實呢，則是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詩里表現的是惆悵不甘的低徊情緒，最後，流露出無可奈何而托之於醇酒婦人的頹廢思想；其基調是憂鬱而低沉的。這類的詩，在商隱後期作品中最為常見。我們不免要問，他初期的那種敢於面對現實、敢於干預生活的批判精神到哪裡去了呢？這就不得不從詩人具體的社會實踐和藝術實踐，即他的生活道路與創作道路去理解。 前面說過，李商隱在封建知識分子中，尚不愧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然而，他始終缺乏實際的鍛煉，對生活體驗不深，因而他的生活道路總不能不說是較為狹窄的。 早年他以文士的身份，遊歷公卿之間「浪跡江湖白髮新」（《贈鄭讜處士》），到老仍然是個彈鋏依人的幕客。人們賞識他的是文采和才華，使用於他的是箋啟章奏之類的文字之役。誰也沒有從政治上給以應有的重視，就連他的岳丈王茂元以及後來待他最厚的柳仲郢也不例外。處於這樣一個政治生活異常複雜、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十分劇烈的時代，他的內心是深感苦悶的。他曾經不止一次地企圖在政治上奮發有為，然而事與願違，理想都一一歸於幻滅了。軟弱的階級本質，使得他並沒有通過個人遭遇，進一步與統治集團決裂，從而深入生活，加深和擴大自己的認識。相反地，當他在朋黨傾軋中被拋出政治軌道之後，他就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不見個人的前途，「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陽樓》），「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槿花》）。孤獨和寂寞的魔爪，緊緊抓住了他的心靈，他覺得「浮雲一片是吾身」（《贈鄭讜處士》），連自己都成為多餘的了。這就是李商隱所不願走而又不能自主地走上的一條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詩歌星所表現的消極感傷情緒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 從創作方面來講，其初他還是敢想敢說，敢於嬉笑怒罵的，然而「途窮方結舌」，「逢齏即便吹」（《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能夠說、願意說、敢於說的話越來越少，不能說、不願說、不敢說的話越來越多，創作的領域，自然就愈來而愈狹隘了。另一方面，他在詩歌的藝術技巧上，卻愈來而愈成熟，他自己也滿足於「聲名佳句在」（《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而鑽進了象牙之塔，逐漸地重技巧而輕內容；甚至在某些詩篇里，有著章繪句、玩弄技巧的不良傾向。這是生活面不夠廣闊的詩人往往走上的一條創作道路。生活和創作是統一的，對李商隱來說，這就使得他的詩呈現出前期和後期、思想和藝術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現象。 總的說來，作為李商隱政治詩的思想基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不是階級的矛盾；他對現實所採取的批判和揭發的態度，是從個人不滿這個立足點出發的。即使他前期政治性較強的詩，其進步意義，也並沒有超出這個範疇。雖然詩人在評述這些事件時，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同情人民的思想，然而如杜甫《三吏》、《三別》之章，白居易《秦中吟》、《新樂府》之作，在李商隱詩里是找不到的。 商隱有些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詩，感時傷亂的詩，如《隋師東》、《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漢南書事》等篇，開闔縱橫，沉鬱頓挫，筆意確實有些近似杜甫。王安石認為他「知學老杜」，是不錯的。然而為什麼僅能「得其藩籬」，而不能入其堂奧呢？這就是思想基礎的問題了。正因為思想基礎的單薄，所以在某些詩篇里，傾向性就不夠鮮明。例如《少年》一首，諷刺了驕姿色荒的貴族，是確有所指的。此詩前六句純是客觀的描寫，結尾二句「灞陵夜獵隨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才「曲終奏雅」，揭開隱藏在重重簾幕里的詩的主題。然而這微弱的不滿，並不能說明詩人對於這種不合理現象有什麼強烈的憎恨，從而引導人們進一步認識造成當時這種現象的罪惡本質；相反地，從那帶有欣賞意味的描繪中，倒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深處和這富貴豪華的生活有著某些割不斷的絲絲縷縷的聯繫。 這類的詩，詩人的情感是模糊的，因而他的批判，也就顯得有些有氣沒力。 四 歸納以上所述，我有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政治詩是李商隱全部詩的重要內容之一，無論從質量或數量上看，它們在文學史上以及詩人創作中所應占的地位，都並不低於他的愛情詩。過去有部分人忽視了這個主要方面，以致在一般讀者中造成了一種只知李商隱有愛情詩而不知有政治詩的帶有普遍性的錯覺。這對理解李商隱的整個面貌是有妨礙的，是不能見其全人的。 第二，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里所發生的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凡在李商隱詩里有所反映的，詩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和意見，較深刻地揭露和諷刺了當時的統治階級的昏庸和腐朽，並表現了某些關懷人民疾苦、同情人民的思想。從政治詩來看李商隱，他雖不能和稍早的張籍、白居易等詩人相提並論，但卻高出於與他齊名的杜牧和溫庭筠。 第三，李商隱的政治詩，並不是個簡單的統一體。詩中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互相滲透，反映了詩人世界觀的矛盾的複雜性。從創作的發展過程來看，有前期和後期的差異，但他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卻是統一的。從題材來看，有意義大小的不同；從思想和藝術來看，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不平衡的現象。我們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可一概否定，必須從作品的客觀實際出發，採取區別對待的態度，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