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論《戲為六絕句》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一種形式是論詩絕句。四句一首的絕句詩，每首可以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為組詩，又可以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運用起來，是最為靈活的了。 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絕句，如人們所熟知的元好問、王士禛、袁枚等人的作品；而最早出現，創造性地運用這一形式的則是偉大詩人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以下簡稱《六絕句》）。杜詩中有關論詩的話雖然不少，但都很零碎，有了《六絕句》，我們就不難觀其會通，較全面地理解杜甫的文學思想、理論和他的創作實踐之間的關係。 一 《六絕句》前三首評論作家，後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就內容來說，似乎兩者有區別；可是它的精神，卻前後貫通，互相聯繫，這六首詩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六絕句》的第一首論庾信云：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杜甫在《春日憶李白》里曾說，「清新庾開府」。這詩指出庾信後期文章風格更加成熟注82，健筆凌雲、意境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所謂「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蹟》），正可與此相印證。那麼，當時那些指手畫腳，嗤笑指點庾信的人，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根本不理解庾信；因而「前賢畏後生」這句成語，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第二、三兩首論初唐四傑。前一首說：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初唐詩文，沒有完全擺脫六朝藻繪余習，「輕薄為文」，是人們譏哂「四傑」之詞。如《玉泉子》所說，「時人之議，楊（炯）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賓王）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見《九家集注杜詩》趙次公注引），即其一例。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後一首說： 縱使「盧王操翰墨注83：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過去有關這詩的解釋，極多歧異，我以為郭紹虞同志的說法最得原意。他說：「此詩本承上一章言。時人之譏哂四子者，每謂其輕薄為文，正以其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四子之劣於漢、魏之近《風》、《騷》，……當時文體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龍文虎脊，自有其不廢江河者在，固非身與名俱滅之爾曹所能望塵追及矣。」「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傑的話。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後兩句才有這樣的一個轉折。意謂即便如此，然而四傑能夠以縱橫的才氣，駕馭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仍然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注84 。 這三首詩，用意很明顯：第一首是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第二首是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必須把他們放在一定的歷史地位上。第三首指出任何一個作家的成就，從相對的意義來說，都有大小高下之分；然而秋菊春蘭，各自芬芳，彼此原不相掩。所謂「作者皆殊列，聲名豈浪垂？」（《偶題》）我們應該具體地給以評價，要善於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可是這三首詩的意義，絕不僅僅停留在這上面。 為什麼在古往今來大量的作家中，杜甫單單提出庾信和初唐四傑呢？為什麼在評論庾信和四傑的時候，一則曰，「不覺前賢畏後生」，再則曰，「爾曹身與名俱滅」，三則曰，「歷塊過都見爾曹」，措辭如項莊舞劍，意有所指呢？這話的背後，顯然有個對立面的存在；而它的性質，則關係到對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對六朝文學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魏、晉、六朝這個漫長時期，是我國文學由質樸而趨向華彩的一個轉變階段。麗辭與聲律，在這個時期內得到急劇的發展，詩人們對詩歌形式及其語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顏之推所說：「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見《顏氏家訓·文章篇》）。「踵事增華」，本是文學發展中一種必然的現象，演進的痕跡，非常明顯。正因為在魏、晉、六朝有了這種演進，才給下一階段唐代詩歌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我們試想：沒有永明的新體詩，到唐朝，就不可能有今體的出現；沒有六朝人積累的豐富的藝術經驗，唐代各體詩歌在語言藝術上也就不可能達到如此成熟的境地。其間傳統繼承關係，也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六朝文學，一般地說來，又有重形式、輕內容的不良傾向。劉勰在《文心雕龍》里就曾反覆地討論到情和文、文和質的問題。等到齊、梁宮體出現之後，詩風就更加淫靡而萎弱了。 完美的形式，應該說，可以更好地表現充實的內容。六朝的某些詩人，其作品內容貧乏，甚至腐朽空虛，自有其社會、階級的根源，和整個六朝文學在藝術上的成就，並不是一回事；可是過分重視形式技巧，也往往會導致忽視思想內容，兩者又是容易有所偏廢的。因此，唐代詩論家對於前一時期文學的接受與批判，是極為艱巨而複雜的課題，經過了長期反覆的過程，由於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不同，人們所強調的往往也就難免偏於某一個方面；而認識得最為全面的，則是杜甫。 當齊、梁餘風還統治著初唐詩壇的時候，陳子昂首先提出復古的主張，明確地指出了唐代詩歌發展的方向。李白繼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陳、李對於六朝文學，是不惜加以猛烈地抨擊的。矯枉必須過正，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不如此，就不足以扭轉一時的風氣。陳、李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正在於此。陳子昂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見《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見《古風》）這類過激的言論，在當時來說，是有其現實的戰鬥意義的；然而卻也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一種流弊。這流弊，即元稹所說的「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務華去實」的風氣糾正了，有些人又不免走向「好古遺近」的另一極端，把六朝文學全盤加以否定，而且對新興的今體詩不感興趣。例如和杜甫晚年曾經有過接觸的《篋中集》中的詩人孟雲卿，就是只知道學習李陵、蘇武，而無取於建安以下的作者注85。不僅孟雲卿如此，一部《篋中集》根本就沒有選律詩，而且入選的詩篇，全都是質樸有餘，詞彩不足，讀起來，使人索然乏味。杜甫的《六絕句》作於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結的《篋中集》編於前一年的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元結在書的序言裡認為「風雅不興，幾及千載」，極力反對聲律，指斥當時流行的「指時詠物，會諧絲竹」的詩歌為「污惑之聲」。儘管他有他的看法，然而這種「好古遺近」的態度，總不能說不是一種偏向。 這正可以看出當時詩壇的風氣，也可知道《六絕句》是有的放矢，有感而發的。當然，杜甫所說的「後生」、「爾曹」，指的是那些胸中並無定見，以耳代目的尋聲逐影之徒。 了解了這點，則《六絕句》開宗明義的第一章，為什麼就以庾信為討論的對象；杜甫的用意，也就不難窺測了。 庾信總結了六朝文學的成就，特別是他那句式整齊、音律和諧的詩歌以及用詩的語言寫的抒情小賦，對唐代的律詩、樂府歌行和駢體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導作用。在唐朝人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了。不難想像，正因為影響大，所以是非毀譽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杜甫當時的人是怎樣嗤點庾信，限於現存文獻資料，無法具體地知道；可是，從初唐令狐德棻所說，「子山之文，……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夸目侈乎紅紫，盪心逾於鄭衛」（見《周書·王褒庾信傳論》），簡直把他看作詞壇禍首，文苑罪人。可見對「好古遺近」者來說，以庾信為攻擊的主要對象，是非常明顯的。至於初唐四傑，雖然不滿於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而他們主要的貢獻，則是在於對六朝藝術技巧的繼承和發展，今體詩體制的建立和鞏固。當陳子昂、李白提出「建安風骨」，復古的風氣盛行以後，回過頭從另一角度來看，王楊盧駱的「當時體」，自不免有其時代的局限；而就給「好古遺近」者以「劣於漢魏近風騷」譏笑的口實了。 二 從庾信到四傑，這條線索非常分明，是當時詩壇上論爭的焦點所在。杜甫抓住了這個焦點，針鋒相對，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意見在《六絕句》的後三首里正面說了出來：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今人」，指的是近代的作家，亦即前面三首所說的庾信和四傑這一類的人。他之所以愛古而不薄今，是從「清詞麗句必為鄰」出發的。「為鄰」，即引為同調的意思；「必為鄰」，反之，也就是說，不應該加以疏遠、菲薄。在杜甫看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詩歌的語言尤其是最精粹的語言，詩歌的藝術鍛煉，首先得從語言下功夫，「清詞麗句」，不可廢而不講。六朝詩人的經驗是值得借鑑的。所以楊萬里說：「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書王右丞詩後》）杜甫在《偶題》里說：「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詩歌的語言隨著內容而日益豐富，日益精美，飛騰的氣勢，自然會動盪為綺麗的餘波。歷代作者之所以自成體貌，自具規模，就是在不斷地吸取前人的成果中使得詩歌的體制日益完善的。他在《宗武生日》一詩里，告訴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理」，指的是行文之理，亦即蕭統在《文選序》里所說的「沉思」「翰藻」之義。這些，都可看出，他對詩歌的語言藝術是如何地重視！ 「清詞麗句」，「餘波綺麗」，指在六朝時候發展起來的麗詞和聲律而言。在這個問題上，杜甫和李白的態度有著顯然的不同。李白說：「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古風》）他所嚮往的是「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同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杜甫則「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覓句新知律」（《又示宗武》），「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對詩律的研究，從不絲毫放鬆。兩人持論的不同，由於著眼點的各異：李白以起衰自任，所謂「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見孟棨《本事詩》引）有些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其實，儘管他的詩如天馬行空，不受一切格律的束縛，儘管他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然而他又何嘗不有取於「清詞麗句」，不借鑑於六朝文學的新成就？杜甫就看出了他在理論和創作上這一矛盾，所以一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再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比擬的都是六朝詩人。雖然李、杜論文沒有留下記錄，可是從上面這些話里，杜希望和李「重與細論文」（同上）的言外之意，卻完全可以體會。 李白的著眼點在於破，破則放言高論，衝決藩籬，掃除障礙，不能有所顧惜；杜甫的著眼點在於立，立則必須把理論建設在一個更全面、更細緻、更為廣博而堅實的基礎上，因此，首先強調的是詩歌的語言及其藝術形式的問題。他密切地注意到今體詩發展到他那個時代，即將定型而結成豐碩的果實，古、今體詩並行不廢，將更好地表現不同的內容，豐富詩歌的式樣；而「貫穿古今，縷格律」，則是落在他身上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基於這樣的認識，所以他力崇古調，兼取新聲。「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是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的。 那麼，杜甫之不廢六朝，是不是僅僅有取於其「清詞麗句」，或者說，杜甫對詩歌藝術的要求，僅僅停留在「清詞麗句」上呢？則又不然。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彩麗競繁，興寄都絕。」這話是就一般情況來講，是從六朝文學不良傾向的一面而加以否定的；但具體地分析一下，實際情況又何嘗都是如此。清朝的包世臣說得好：「六朝雖尚文彩，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再答楊季子論文書》）就拿人們所極力嗤點的「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的庾信來說，大家所能夠看到的只是綺縠紛披，宮商靡曼；而杜甫在《六絕句》里，則明確地指出除了「清詞麗句」而外，他還有「凌雲健筆意縱橫」的一面；四傑的「龍文虎脊」，詞彩也不僅止於清麗。舉一反三，這話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在這種啟示下，杜甫提出他對詩歌藝術風格的看法。 由本以達末，杜甫不主張「好古遺近」，廢棄六朝；循末以返本。他認為，僅僅學習六朝，一味追求「清詞麗句」像「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注86，寫出的只不過是詞彩鮮艷、格律精妍的詩篇，雖然也足以賞心悅目，然而風格畢竟是淺薄的。必須是恢宏氣度，擴展心胸，縱其才力之所至，有如掣鯨魚於碧海，創造出一種雄偉非常的意境。這樣，於嚴整體格之中，見氣韻飛動之妙，不為篇幅所窘，不為聲律所限，從容於法度之中，而神明於規矩之外，自足以跨越前人，壓倒當世了。杜甫所祈向，乃在於此。所謂「沈鬱頓挫」（見《進雕賦表》），所謂「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就是指這種風格而言的。他說，「詩看子建親」（《奉懷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所以自比於子建，正因為「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的緣故。 要想達到這種藝術境界，杜甫認為只有上攀屈、宋，才能自鑄偉辭。他在《偶題》里慨嘆「騷人今不見」；在《詠懷古蹟》里，追慕宋玉的「文彩」，低徊於其「江山故宅」；此詩謂「竊攀屈宋宜方駕」，更指出《楚辭》的精彩絕艷，是六朝「清詞麗句」的導源，也是千古詞人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的逸步，正如劉勰所說，「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辨騷》），就不至沿流失源，墮入齊、梁輕浮側艷的後塵了。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杜甫對詩歌藝術的要求，把「清詞麗句」提到怎樣的高度；而在肯定六朝「清詞麗句」的同時，也貫徹著批判的精神。這精神充分地表現在「別裁偽體」、「轉益多師」兩句話里。 偽和真相對而言，是個抽象的概念。在文學藝術方面，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主觀理解，很難找出一個具體衡量的客觀標準。杜甫說的「偽體」，自然有所實指，可惜我們無法知道；然而他所提出的原則，則表現一種卓越的見識，是探本窮源，一針見血之論。 《六絕句》的最後一首，過去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以為原詩的語意，非常明白：「未及前賢」的「前賢」，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也包括庾信和四傑在內。「遞相祖述」，意謂因襲成風。正因為如此，所以黃茅白葦，彌望如一，大家都是一樣，誰也不比誰占先，無疑地「未及前賢」了。「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二句，指出偽體之偽，癥結在於以模擬代替創造。真偽相混，則偽可以亂真，所以下文緊接著說，要加以「別裁」。很顯然，創造和因襲，是杜甫看成真和偽的分界線。只有充分發揮創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寫性情，寫出真的文學作品。儘管人的才力不同，風格各異，然而「就使一滴露珠，照映在太陽光里，也呈現無限多樣的色彩」，它那新鮮活潑的精神，是不可汩沒的。庾信之「健筆凌雲」，四傑之「江河萬古」，乃在於此；反之，拾人唾餘，傍人門戶，無論剪彩的紙花或複製的贗鼎，同樣是沒有生命力的東西。那麼，堆砌辭藻，落入齊、梁後塵的，固然是偽體；而高談漢、魏，優孟衣冠，又何嘗不是偽體？在杜甫心目中，只有真偽的分別，而無古今的成見。錢謙益說：「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偽體』之一言。」（《徐元嘆詩序》）這話是探驪得珠之論。 「別裁偽體」和「轉益多師」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別裁偽體」，強調創造；「轉益多師」，重在繼承。繼承和創造，在杜甫看來，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轉益多師是汝師」，既無所不師而無定師。這話有好幾層意思：無所不師，故能兼取眾長；無定師，則不囿於一家之言，一偏之見，雖然繼承傳統或借鑑別人，但並不妨害自己的創造。此其一。只有能「別裁偽體」，才談得上「轉益多師」；否則真偽不分，胸無定見，根本就不知何所師，更不知如何「轉益」。這是二。無所不師而無定師，必須是善於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別人的成就，那麼吸取的同時，也就有所揚棄。這是三。批判與接受、創造和繼承相結合，熔古鑄今，把自己的藝術修養建築在一個廣博深厚的基礎上，這乃是「轉益多師」的精神之所在。杜詩中評論到古代和近代以及同時的作家，不勝枚舉，其「樂取於人以為善」的態度，無一不是從「轉益多師」出發的。然而從對不同對象的不同的提法中，不難看出節而取之的微意。杜甫不是全盤接受論者。他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懷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下筆有神」，正是「轉益多師」，含英咀華的結果。作詩到了「下筆有神」的境地，則七寶樓台，彈指既現，無論「翡翠蘭苕」的清麗，抑或「鯨魚碧海」的瑰奇，如地湧泉，遇境即際，無施而不可了。 陳子昂、李白以及後來的白居易的反對六朝，也是為了「別裁偽體」；但他們懲羹吹齏，不免將整個六朝文學的成就一筆抹煞。杜甫和他們持論不同，就在於「轉益多師」這一點上。然而他們之所以不惜全盤否定六朝文學，其用意則在於提倡以風雅為典範的反映現實的文學傳統；《六絕句》的結論，也是歸於「親風雅」。從終極的意義來說，不同的藝術見解，卻又殊途而同歸。不過杜甫的途徑，要比他們廣闊得多。 三 杜甫的詩歌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達到高度的統一，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杜甫論詩，則多半是藝術經驗的總結，談到藝術方面的比較多，談到思想方面的比較少，《六絕句》就是這樣的情況。但這是否意味著杜甫重形式而輕內容，把藝術放在第一位呢？當然不能如此機械地去理解。理論不是個什麼架空的東西，絕不能離開具體的人和具體的創作來看問題；而且理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闡明，沒有理由要求嵌在一個統一的格式里。那麼，在《六絕句》里，杜甫全面闡述了他的藝術見解之後，歸之於「親風雅」，其宗旨所在，也就無容費詞了。不過，以詩論詩，詞簡義精，限於體制，究竟不能像散文那樣的明白曉暢，因而後來箋釋紛紜，歧義百出。其中摭拾一端，割裂取義；甚至不顧原文，任意歪曲的也大有人在。如明朝的楊慎說杜甫所謂偽體，是指「以無出處之言為詩」（見《升庵詩話》），即其一例。 正因為《六絕句》是杜甫詩歌藝術經驗的總結，所以《六絕句》里的理論和杜甫的創作實踐也就結合得特別緊密；從杜甫的創作實踐來印證他的理論，問題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元稹在《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里有一段話很重要。他說：「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所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裡指出的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偉大成就，無異於給《六絕句》的時代意義作了很好的說明。張戒也說杜甫「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歲寒堂詩話》）。錢謙益則認為，「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奡，縱橫詭譎，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為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曾房仲詩序》）杜甫全面地總結前人詩歌藝術的成就，奠定了各體詩歌的體制，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適應於各類各式的題材，給後代詩人以無窮的啟發，這和他在理論上好古而不遺近，務華而不去實，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別裁偽體」，「轉益多師」，而以方駕屈、宋，接近《風》、《雅》為指歸是分不開的。 杜甫的時代，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一個完全成熟的時期。殷璠在《河嶽英靈集集論》里，曾用「文質取半，風、騷兩挾，語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來概括盛唐詩歌的成就。總的說來，這話是符合於實際的，雖然《河嶽英靈集》里沒有選錄杜甫的詩注87。但倘若運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每一個具體作家，則各有短長，互為伸屈。就拿和杜甫齊名的偉大詩人李白來說，在詩歌格律方面的建設，就是他理論和創作上薄弱的一環，雖然，我們並不能因此而降低對李白的評價。真正能夠全面體現這個時代成就的只有杜甫一人。杜甫所以偉大，乃在於此。我們必須從他的理論來看他的創作實踐，再從實踐來印證他的理論；而《戲為六絕句》則是他詩論的論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