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論駱賓王及其在「四傑」中的地位

——為重印《駱臨海集箋注》作 一 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唐朝，可說是進入了完全成熟的階段。作家的眾多，作品的繁富，體裁的齊備，風格流派的多樣化；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它在思想上和藝術上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就其成就的總和來說，確實是發揚光大了《詩經》、《楚辭》以來詩歌的優良傳統，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代。唐代詩人總結前代的創作經驗，奠定了詩歌的形式和體制，開拓了爾後詩歌發展的道路。如同宋詞和元曲一樣，我們就是從這個意義來突出唐詩在文學歷史上的地位的。對前人研究唐詩的成果，擇要地分別加以整理、介紹，從而有利於廣大讀者批判地接受，是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體裁的文學，都有其時代的和階級的內容以及它自身發展的傳統繼承關係。 開元、天寶以後，才是唐代詩歌的全盛時期，從八世紀初到九世紀末將近二百年內，詩壇上不斷地掀起一個接著一個的高潮，呈現出空前未有的盛況。唐詩之所以如此地興盛，不是偶然的，它是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隨著詩人社會生活的變遷和他們對現實的感受與認識日益豐富和深刻化而形成的。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事實：就是唐詩的發展，其自身曾經經歷過一個很長的準備階段。許多傑出的詩人，在漫長曲折的道路中，披荊斬棘，負起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任務，從各個方面替下一階段詩歌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功績是不可泯沒的。 隋末農民起義，推翻了隋朝短暫而殘暴的統治。李唐王朝建立後，魏、晉以來國內長期分裂的混亂局面才算真正告一結束。久經戰亂的勞動人民努力於和平生活的重建，統治者又採取了一定程度的有利於發展生產的措施，使得當時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呈現出一種活氣而面貌一新，這就是歷史上所艷稱的「貞觀之治」。可是，假如我們再看一看作為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的文學，則頗為冷寞寂寥，沒有現出更新的氣象。揚宮體之餘波，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注68，居然風靡一時，統治著整個貞觀時代的詩壇。這種不調和的現象，是有其歷史根源的。 六朝以來，在詩歌方面，重形式、輕內容，以章繪句為工的不良傾向在貴族文人創作中一天天地滋長著。到齊、梁宮體詩出現，詩風的衰落，可說到了極點。隋朝統治短短的三十多年中，文學上的建設，根本還談不上。唐朝建立起比較鞏固的封建大一統政權之後，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文學上自然也面臨著不得不變的狀態。但是，唐朝立國之初，貴族大地主的勢力，仍然處於支配地位。到武后時期，一般地主經濟得到發展，新興勢力逐漸形成，因而朝廷不得不對他們更多地開放政權，使能參與統治；而作為地主階級代言人的知識分子，為了表達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就不能完全使用陳舊的思想武器而必須有所革新。「四傑」和陳子昂同時出現於這一時期，是和這種情況分不開的。其次，文學藝術進程的步伐，往往跟不上現實經濟政治的變化；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適應的，又是不相適應的，由舊的不相適應發展到新的相適應。不相適應的狀況是會經常出現的。虞世南曾經諫阻太宗李世民不要作宮體詩，並且把問題提到影響詩風的理論高度注69，然而積重難返，他本人的創作，卻成為對自己主張的一種嘲諷。在七世紀上半期，六朝餘風還籠罩著整個詩壇的時候，這種現象完全可以理解。像王績、魏徵那樣古調獨彈的詩人，在當時是文藝園地上極個別的新的萌芽，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什麼重大的影響。 正式揭開唐詩序幕的是七世紀下半期的詩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號稱「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和陳子昂。 文學發展的歷史是割不斷的，沿和革、創和因的關係是辯證的。六朝綺靡頹廢的詩風必須變革，大力端正詩歌的方向，這是擺在初唐詩人面前新的時代課題，是問題的主要一面。可是六朝以來，這許多詩人在創作上所積累的豐富的藝術經驗，特別是他們在聲律上的講求，已經取得了成績，也不可簡單地一概予以否定；這又是問題的另一面。姚鉉在《唐文粹序》里說： 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焰，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 把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等量齊觀，相提並論，雖未免主次不分；但他看到六朝文學「風興或缺」的同時，而「篇翰可觀」，從而揭示出要扭轉當時「衰」、「薄」的「文風」，存在著恢復「風興」和繼承技巧這兩方面的問題，卻也不為無見。 當文學史上處於重大的變革之際，艱巨而複雜的歷史任務，往往要通過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分途努力，才能逐漸完成。如果說，陳子昂的主要貢獻是力崇漢、魏，鄙棄齊、梁，在詩歌發展方向上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的話，則「四傑」以及稍後於「四傑」的沈、宋的貢獻，主要在於繼承和發展了六朝的技巧，奠定了唐代「今體詩」的形式。一般說來，前者革新多而因襲少，後者革新少而因襲多。其成就雖有高低之分，貢獻有大小之別；然而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則他們同樣建立了開啟一代詩風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四傑」雖不滿於上官體，但旗幟並不像陳子昂那樣鮮明，他們的製作，也未盡脫六朝余習。他們的緣情綺麗的詩風，和陳子昂那種指陳時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飾的風格也是各異其趣的。可是「四傑」的繼承六朝，並不是陳陳相因，而是因中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義。 首先，他們大多出身於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其階級地位不同於宮廷貴族詩人，對社會矛盾，特別是他們這一階層在政治上的苦悶，有切身的感受。他們有所嚮往，有所憤慨和不平，因此詩歌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較廣闊，現實意義顯然是加強了。同時，六朝以來，詩歌語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艷麗鮮明，音律的調協和婉，卻為他們所吸收，而基本上掃除了纖巧堆砌的惡習；樂府歌行在他們手裡有很大的提高；正在發展中的律詩體制，由於他們的大力創作，也更加純熟而漸趨於定型。 「四傑」和陳子昂就是這樣從不同的途徑去解決繼承和革新的問題的。這就使下一階段許多大詩人有可能在這個準備好的基礎上，把正確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進一步結合起來，形成了盛唐時代詩歌的高潮。論「四傑」本身的造詣，因為較多受到因襲六朝的束縛，還存在著許多缺點，在唐朝並沒有達到第一流詩人的水平，特別是當唐代詩歌發展到高峰以後，回過頭來一看，正如李商隱《漫成》所說：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注70。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可是從詩歌發展的意義來衡量，他們仍不愧為開創時期的重要詩人。杜甫在《戲為六絕句》里曾指出「王楊盧駱當時體」，雖然是「當時體」，有著時代的局限，但卻「不廢江河萬古流」。胡震亨認為「杜少陵自詠萬古之四子」注71。意思是說，這是萬古的定評，因為他是把「四傑」放在特定的歷史地位上而加以衡量的緣故。 「四傑」和陳子昂在初唐屬於兩個不同的詩派，他們在理論認識和創作實踐上，都是有區別的。但他們並不是道不同不相與謀，而是在改革六朝詩風，開闢唐詩途徑上殊途而同歸的。過去有不少的詩論家把「四傑」和陳子昂截然對立起來，這樣，就很難看清整個唐代詩歌發展的線索，由開創走向極盛時期的大途小徑。有人又不適當地高抬「四傑」，甚至用來壓倒李、杜；也有人對「四傑」的成就，一筆抹煞，把他們看作點染花草的無聊詩人，都是不符合於事實的。 「四傑」不僅是詩人，同時又是駢文名手。破駢為散，唐代文體的改革，陳子昂倡導於前，但「古文運動」的興起，則是九世紀初韓、柳出來以後的事。「四傑」的文章雖然全部都是駢四儷六，可是在才華艷發，詞采富贍之中，寓有一種俊逸清新的氣息。無論是抒情、說理或敘事，都能夠運筆如舌，揮灑自如，和陳、隋以來那些堆花麗葉，拖泥帶水，略無生氣的駢體文是有區別的。我們不妨把這種文體稱之為唐代的新駢體文。最能夠表現出這種特色的，那就要首推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討武曌檄》兩篇膾炙人口的名作了。 二 王、楊、盧、駱排列的次序，寓有品鑑的意義。可是在當時就已引起了糾紛注72，後人的看法也不一致。這說明他們四人功力悉敵，很難有高下之分。 「四傑」年輩不同，但論其主要創作時期，則他們四人是桴鼓相應的。四人在政治上都是失意之士，有著浪漫的性格。雖然在當時蒙受「浮躁淺露」之譏，可是他們生命中所迸射出來的火花，他們的才華以及悲慘的身世遭遇，卻贏得後代文人不少的同情。其中給人們印象最深，軼事流傳最廣的，那就是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今屬浙江省）人。關於他的家世不可詳考，只知道他父親曾經做過博昌縣令，死在任上。他在極端落魄無聊的歲月中度過了早年生活。高宗李治永徽（公元650—655年）年間，他為道王李元慶府導，道王叫他陳述自己的才能，辭不奉命。後以奉禮郎從軍西域，久戍邊疆。從塞外還，宦遊蜀中。儀鳳（公元676—678年）年間，由長安主簿入朝為侍御史。因事下獄，出為臨海縣丞，鬱郁不得志。徐敬業起兵討武后，他以衰暮之年注73，毅然地參加了。敬業兵敗，賓王下落不明。靈隱為僧的傳說雖不可靠，但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個傳奇式的不平凡的人物。 「四傑」的出身、所走的生活道路和他們的性格，有其共同之點。他們都懷才自負，充滿著時代熱情和積極向上的功名事業的意念。他們不肯安於庸俗的官僚生活，或者是俯首貼耳地作個統治階級倡優同蓄的御用文人。王勃陵藉同僚；楊炯譏諷朝士為「麒麟楦」注74，並發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注75的慨嘆；盧照鄰忽而學道，忽而為儒，忽而仕，忽而隱，終於在無可奈何的矛盾與病魔纏繞的痛苦中用自殺方式結束了悲涼的一生；駱賓王做過市井的賭徒，從軍的浪子，囚系的南冠，最後捲入複雜的政治鬥爭，參加了極其冒險的軍事行動，都是最明顯的表現。但同時他們四人，仍然各自有其特色。 當唐、周政權將近交替之際，統治集團內部新舊勢力的明爭暗鬥已經非常劇烈。武則天掌握政權以後，矛盾和鬥爭卻更加複雜、更加擴大起來。武則天在政治上是很有才能的，在她統治期內，對內對外，都曾採取過某些英明的措施，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她為了排除異己，利用特務執行殘酷的統治政策。嚴刑峻法，殺戮太重，株連太過，從而引起了許多人的反感，使他們對貞觀、永徽之治，產生了更多的留戀。因此徐敬業以「皇唐舊臣、公侯冢胤」注76的身份，用恢復舊政權作為號召，起兵反對武則天，振臂一呼，旬日之間，便集中了十多萬人，也就不難理解的了。 駱賓王和徐敬業的身份不同，他之所以參加幕府，乃是由於長期以來侘傺失志，特別是親身受到迫害和壓抑，對武則天政權有所不滿。因此，他的反抗行為，固然與「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注77的維護李唐王朝的思想有關，同時也是一種個人感憤的爆發。後來有人單純從封建正統觀念來表彰他「心存故國，不忘舊君」的「忠義大節」，也有人只看到武則天在政治上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她殘暴的一面，因而對駱賓王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則都是把當時的矛盾和鬥爭理解得過於簡單化了。 駱賓王在出獄以後，出任臨海縣丞以前，曾經北赴幽燕，再度廁身戎幕。他那首《於易水送人》絕句，就是在這時寫的： 此地別燕丹，壯士發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滿腔熱血，無處可灑；對古代英雄的深切嚮往，激昂慷慨的心情，在寥寥二十字之中，躍然紙上。他參加了徐敬業的幕府以後，有《在軍登城樓》一絕：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看，這心情是多麼爽朗，多麼開闊，多麼富於樂觀幻想的色彩！這種性格以及詩歌的風格，「四傑」之中，駱賓王表現得最為突出，也是他在思想情調上最能突破六朝藩籬的代表作品。 駱賓王的《帝京篇》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都是以當時首都長安的生活為題材的長篇歌行。兩詩都染有六朝藻繪余習；思想上蒙著一層感傷色彩，有其消極因素。論韻致，盧勝於駱。但詩人通過自身感受，在繁華景象的描寫中，大膽地暴露了統治集團的腐朽荒淫及其爪牙們的驕橫不法和他們內部互相傾軋的真實情況，兩篇都不失為富有現實意義的好詩。最後一段，作者自抒感慨，總結全篇，結構也相類似。《長安古意》云：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帝京篇》云： 已矣哉，歸去來！ 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 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回。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 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一個寂寞自傷，措辭比較微婉，一個牢騷滿腹，發泄得痛快淋漓。從這可以看出兩人不同的情感色彩。陸時雍論「四傑」詩，曾說：「照鄰清藻，賓王坦易。」注78但這「坦易」並不是掉以輕心，出之於凡近，而是以一種權奇倜儻的精神和磊落嶔崎的氣息為其基調的。 聞一多在《四傑》一文里指出：「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攻五律。」論其大較，這話是不錯的。駱賓王集中除上引《帝京篇》在當時就已被稱為絕唱外，注79他如《疇昔篇》、《艷情代郭氏贈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篇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行路難》都是具有時代代表意義的作品。這類長篇歌行不同於排比鋪陳的排律。抒情敘事，間見雜出，形式非常靈活；可以運用典故，也可以運用比較通俗的語言，往往帶有濃厚的民歌意味。這種詩體，從六朝後期小賦變化而來，它吸收了六朝樂府中像《西洲曲》一類轆轤輾轉的結構形式以及正在發展中的今體詩的格律；它的特點，在於音節和諧，言辭流利，聲情並茂，感染力強，易於上口成誦。稍後如劉希夷的《代悲白頭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盛唐李頎的《古從軍行》、王維的《老將行》、高適的《燕歌行》，中唐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晚唐鄭嵎的《津陽門詩》、韋莊的《秦婦吟》等許多為人們所熟知的名篇，都是沿著這條線索發展下來的。李、杜長篇中如《猛虎行》、《洗兵馬》等也還是採用了這種形式。在唐朝，它和破偶為奇，不入律句的古詩，始終是雙峰對峙，二水分流，並行而不廢。 駱賓王詩中，五言律體並不算少，總的說來，是抵不上王勃那樣的清麗高華，也不如楊炯的精警凝鍊，但其中卻有個別的成功之作，如人們所熟知的《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余心。 托物寄興，感慨無端，若即若離的筆意，真正勾畫出「咽露哀蟬」的魂魄。這種境界，在王、楊兩家集中是見不到的。又如《送郭少府》：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 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 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 不學燕丹客，徒歌易水寒。 格高韻美，詞華朗耀，居然是李白《塞下曲》一類律詩的先聲；除了全首的平仄聲調還不協調，形式尚未成熟外，比起楊炯的《從軍行》、《紫騮馬》等篇，也略無愧色。 綜上所述，也就可以看出「四傑」在繼承與發展六朝詩歌的形式和技巧上所作的重要貢獻。可惜的是：當他們迍邅失意的時候，較多的是把憂憤停留在個人的遭遇上，這就影響到詩歌思想的深度；同時，也由於他們對變革的要求不夠徹底，創作的方向性還不夠明確，創作的方法又偏重於繼承前人技巧，因而仍不免於「風興或缺」。從這一意義說來，雖然「四傑」和陳子昂同樣是負起時代使命的重要詩人，但仍然不能同陳子昂等量齊觀。 三 流傳的「四傑」詩文集，均系後人所輯，並非原本注80。其中駱賓王集，是在他起兵失敗以後，由郗雲卿奉令編的。原序云： 文明中，（賓王）與嗣業於廣陵共謀起義。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後中宗朝降敕搜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即當時之遺漏，凡十卷。 不難想像，從兵燹灰燼之餘掇拾到的絕不可能是賓王作品的全部，可是就連這個比較早的輯本，現在也已看不到了。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駱丞集》四卷，云：「雲卿所編百餘篇，今已久佚，此本蓋後人所重輯。」明、清兩代流行的駱集有各種不同的本子，除四卷本外，也有分為六卷或十卷的，但所收篇目，大致相同。陳熙晉箋注的《駱臨海全集》後出，最為完善。 凡舊本漏收的駱賓王詩文散見於《全唐詩》、《全唐文》、《文苑英華》以及有關書籍中的，都被輯入；舊本佚去篇題及文字上脫漏的地方，都很謹慎地做了校補工作。駱集原有明朝顏文的註解，疏略弇陋，參考價值不大，陳氏的新注，則完成了一項極其艱巨的工程。 「四傑」在當時雖然負有才名，但沉淪下僚，關於他們生平的事跡，《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所載略而不詳，見於他書的也不多。明胡震亨專研唐詩，就有「四子軼事，不少慨見」注81之嘆。駱賓王在「四傑」之中年輩最長，閱歷較多，比起王、楊、盧三人還要複雜一些。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箋注他的詩文，那就更加困難了。 陳氏本知人論世的精神，運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在分體編年，逐篇箋釋之中，首先貫串了一條歷史的線索。我們讀了他的《續補唐書駱侍御傳》之後，再讀全書，不但比較完整地了解了駱賓王的生平，而且從其中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影子。原注例有云： 臨海一生涉歷，詩文所傳，尚可略見其概。今從本集證以新、舊《唐書》及初唐人集，藉以考見時事。其所不知，付之闕如。 這確實不是容易事，而他的態度則是嚴肅認真的。但其中也有某些勉強牽合的地方。例如駱賓王的下獄，據《舊唐書》本傳說是「坐贓」。證以《獄中書情通簡知己》所說「絕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在獄詠蟬》所說的「無人信高潔，難為表余心」的話看來，所謂「贓」，當然是受到誣陷。至於別人為什麼要誣陷他，卻難以查考。據《獄中書情》「三緘慎禍胎」之語，可知是因言語不慎，而招致了莫須有的打擊。但言語不慎，不一定就是指上書朝廷，或者和當時統治集團新舊勢力的明爭暗鬥有必然聯繫；上述兩詩和《螢火賦》中，作者並未流露什麼存君興國的思想感情。而陳氏在《續補傳》里據胡應麟等人說法，卻作出了這樣的推斷： 時高宗不君，政由武氏，賓王數上章疏諷諫，為當時所忌，誣以贓，下獄。久系，尚未昭雪，作《螢火賦》以自廣。 這是替賓王后來參加徐敬業的軍事行動安一伏筆，並使自己的論點構成一個體系，但卻缺乏充分的論據，是難以成為定論的。然而總的看來，他那苦搜冥索的精神，鉤稽排比的工作成績，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此外，書中有關輿地、職官、典章制度以及典故和成語的出處，也都作了詳盡的考訂和闡述。引文忠實，絕少以訛傳訛，輾轉致誤的地方。書後有附錄一卷，輯錄了不少歷代有關駱賓王的題詠篇章，但參考價值並不大。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名家詩話、筆記中的材料，卻未收入。 本書據駱祖攀的跋文說：「考訂箋注，閱數十年而成帙。」功力之深，可以想見；但過去流傳並不廣泛，甚至連很多圖書館裡都看不到；至於私人購求，那就更不容易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這次重印這本書，並做了校勘和句讀的加工工作，是有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