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

王勃傳 《新書》二百一《文藝》上、《舊書》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新傳》云：「是時諸王鬥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舊傳》所敘略同。 茂元按：唐自開國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愈演愈烈。諸皇子間萁豆之相燃，幾無代無之。高祖時有玄武門之變；太宗時有太子承乾與魏王泰、晉王治（即高宗）、吳王恪之間奪儲之爭；高宗時情況尤為複雜。高宗八子，武后所生四人：長李弘，次李賢，次李顯，次李旦。李賢即王勃之府主沛王，英王李顯即中宗也。李弘初立為太子，為武后所殺；李賢繼立，後又被廢。《舊書》八十六《章懷太子傳》：「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公元680年），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乃廢賢為庶人。」其事雖出於武后之謀，然亦可窺見李賢與李顯兄弟間之關係。特李賢未登儲位以前，矛盾尚未發展為表面化耳。高宗防微杜漸，蓋已察其端倪。王勃以文字遊戲，至遭斥逐，其事雖出偶然，但又有其必然之理，正足反映當時皇族內鬨之劇烈也。 王勃之遭斥逐，當在總章元年（公元668年）之末或次年之初。《王子安集》卷十二《拜南郊頌》中有云：「大唐有國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九載也。」考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為五十一年，而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是年為十九年。王勃作此文時，身在朝列，而次年五月即由長安入蜀注38，則鬥雞事在獻頌之後，入蜀以前，明矣。 又按：李賢於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封沛王，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為皇太子；李顯於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封周王，儀鳳二年（公元677年）始徙封英王注39。當李賢為沛王時，李顯當稱周王，不當稱英王。兩《唐書》並誤。 《新傳》云：「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痵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舊傳》未敘滕王閣事，但云：「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墮水卒。」 茂元按：王勃作《滕王閣序》，歷來傳為文壇盛事。然作序之年，則記載互有歧異。王定保《唐摭言》卷五：「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五引作『十三』）。」《新書》謂作於南行省親途中，則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事，時王勃年二十六也注40。清人蔣清翊注《王子安集》，主《摭言》之說，於卷八本文「家君作宰」句下云：「王定保《唐摭言》載勃著序時年十四，蓋福畤先為六合令也。辛文房《唐才子傳》乃謂福畤坐勃事遠遷交趾令，勃往省親，途過南昌時所作。此由辛氏見《新唐書》本傳二事連敘，遂有此謬誤。實則《唐書》有『初』字界之，原不相蒙也。」余以為蔣氏之言，不僅與事實不合，且於《新書》亦為曲解；《新書》接敘滕王閣事於勃南行溺死之後，所謂「初」，蓋追述生前之語；所謂「道出鍾陵」，亦謂南行時途中所經。以《舊書》參之，其所謂「九月九日」，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之九月九日也。倘因有一「初」字界之，而遂謂所敘為十二年前之事，則語意突兀無根，與上文全不相屬矣。《唐才子傳》本《新書》而略變其詞，並無不合，亦無謬誤。特一為補敘，一為順敘，文字之措注有所不同耳。考楊炯《王子安集序》云：「父福畤，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令，為齊州長史。」涉歷先後，次第瞭然。蔣氏為牽合《摭言》之說，將福畤令六合事移至遠遷炎方乃至雍州司功之前，不僅臆說無憑，且六合在洪州之北，由北南行赴六合，斷無路經洪州之理。尤重要者，福畤之南遷，乃是遠謫；其徙官六合，當為量移。序文有「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之語，只可施之於南遷遠謫之時，不可移之於六合為令之日。又楊炯《王子安文集序》謂勃「棄官沉跡」，然後南行注41，序文亦云：「舍簪笏於百年，奉晨昏於萬里。」假使此文為十四歲所作，其時王勃尚未登朝注42，有何「簪笏」之可舍？而省親近在六合，更無「萬里」之足雲。即此內證，已足見《摭言》之不足據矣。蓋王勃才華，世所艷稱，而《滕王閣序》又復膾炙人口，故好事者縮小其作年，以誇大其早慧。文苑軼聞之流播，往往如此。王定保不察而誤采之耳。 洪邁《容齋四筆》卷五：「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所本源，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茂元按：六朝駢體，發展至唐，纂組益趨工麗，句調愈加整齊，四傑推一時之選，而《滕王閣序》尤為具有代表意義之作品，洪邁所謂「一時體格如此」也。此種文字，為晚唐、兩宋四六文之濫觴。其間雖不無才情宏放，吐屬清新之作，然就其總傾向言之，則講求者唯在隸事對仗之工巧，色澤文采之鮮艷。重形式而輕內容，於斯為極。承梁、陳之弊，開風氣之先，原本要終，四傑不能辭其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正以其能自振於積習之中，大力反對此種文體也。昌黎論文之旨，具見集中諸作，旗幟至為鮮明，於四傑曾無假借。其《新修滕王閣記》（《昌黎集》十三）之所以盛推「三王」者，蓋因王仲舒連類而及耳。考此文作於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時韓愈官袁州刺史，而王仲舒以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文中所云「三王之序、賦、記」，乃指王勃之序，王緒之賦，王仲舒之記（見舊注）。韓愈於王仲舒為屬吏，此文又承王命而作，故因「三王」之巧合，而漫作應酬語以稱頌之，非有意於論文，尤非論王勃、王緒之文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別集類二《王子安集提要》亦據此以評四傑之文，實則洪邁及紀昀之所取於四傑者，乃在其淹貫群書，隸事精切，特借昌黎之盛名，以成其說耳，於昌黎之本旨，固無當也。然似是而非，轉相援引，由來久矣。故辨之如此。 楊炯傳 《新書》二百一《文藝》上附《王勃傳》、《舊書》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舊傳》云：「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新傳》所敘略同。 茂元按：楊炯舉神童，兩《唐書》均未載年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上楊炯《盈川集》下云：「顯慶六年（公元661年），舉神童，授校書郎。」馬端臨《文獻通考》二百三十一《經籍考》五十八引用其說；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徐松《登科記考》卷二並同，皆本之晁氏也。然炯《渾天賦序》云：「顯慶五年（公元660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宏文館；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盈川集》一）據此，則顯慶六年舉神童之說不可信。考《新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云：「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奇藝絕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人主臨時所欲。」舉神童，即鄉貢之童子科也。《文獻通考》卷三十五「選舉考」八：「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又云：「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之例，考訖奏聞。」炯以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待制宏文館，則其為鄉里所舉，當在是年以前；且是年炯十一歲，則次年為十二歲，年齡已逾限例，州縣又安得而舉之耶？《四部叢刊》影明本《盈川集》附錄載《文獻通考》，其引晁氏說，作「顯慶四年（公元659年）舉神童」，足正諸本「六年」之誤。蓋顯慶四年，楊炯十歲，為鄉里所舉，入都應選，未得授官，故次年待制宏文，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制舉登科，始補校書郎也。炯之應制舉補官，在舉神童後之十七年，兩《唐書》未書應制舉事，而徑雲「拜校書郎」，失之過簡。又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條：「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正月，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楊炯所應制舉，當即是科，特《會要》漏載其名耳。 《新傳》云：「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舊傳》云：「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婺州盈川令。」 茂元按：楊炯為詹事司直時，曾以本官分值習藝館注43。《新書》卷二百二《宋之問傳》：「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值習藝館。」《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一宋之問《祭楊盈川文》有云：「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即指其事。觀「大君」一語，知在高宗末年。時朝政為則天所掌握，故謂武后召之也。又徐敬業以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七月起兵揚州，十一月兵敗亂平，《舊書》所謂「則天初，……左轉梓州司法參軍」，即是年矣。其任盈川令，史雖未載年月，然其時亦可考見。《舊書》卷四十《地理志》三：「盈川，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分龍丘置。」則炯之令盈川，不可能早於是年。本傳云：「如意元年七月七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陽南門與百僚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無何卒。」是獻賦而後至官矣。兩者互參，知炯洛陽獻賦之時，正梓州秩滿之日；其時盈川適新置縣，而炯夙以文學受知於武后，故首膺其選也。 《舊傳》云：「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新書》炯及盧、駱之傳，皆附王勃，故最後載其語於《駱賓王傳》之末，以論四傑雲。 茂元按：四傑之稱，著於高宗後期，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謂賓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公元685—688年）四傑」，非也。考則天臨朝，武周建國之後，王勃已前卒，賓王亡命，照鄰病廢，楊炯亦浮沉州縣，鬱郁失意。斯時，射洪崛起，沈、宋代興，而四傑已成尾聲矣。宋之問《祭楊盈川文》云：「之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夙昔崇賢，門庭若市，翰墨如泉。」則炯之蜚聲文苑，早在待制宏文館以至為崇文學士之日注44，與王勃比肩，與盧、駱相頡頏也。張《朝野僉載》卷六言盧照鄰「為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之尉新都，當乾封、總章之際（公元666—669年），其去蜀，則在咸亨初。故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王勃入都赴選時，公卿延譽，即以四傑相提並論矣注45。 王、楊、盧、駱次序之先後，寓有評第文章高下之意，蓋一時之論如此。然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言「駱、盧、王、楊」；郗雲卿《駱賓王集序》則雲「盧、駱、楊、王」；而張《朝野僉載》又謂楊、駱之文，時有「點鬼簿」「算博士」之譏，獨照鄰無可議者注46。是知藝苑雌黃，實難定論，固不僅作者有「王后盧前」之感也。考四傑之中，以年輩言，盧、駱長於王、楊；以時譽言，則王、楊高於盧、駱。王勃席父祖兄弟之重望，文采一門，互相輝映；楊炯幼舉神童，早預清華之選，其在當時文壇之地位及影響，實居於盧、駱之先。故四傑之稱，率多先王、楊而後盧、駱。《新書》卷二百一《文藝傳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締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李商隱《漫成》詩亦云：「沈、宋裁詞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皆以王、楊概四傑，言王、楊而略盧、駱。此其大較。然亦有以王概楊，以盧概駱，偏舉盧、王以概四傑者，如杜甫《戲為六絕句》之「縱使盧、王操翰墨」是也。至王、楊之優劣，當時及後世皆有不同之看法，即以兩《唐書》言之，《舊書》則四傑並列，楊在王前；《新書》則主次分明，楊附王后。聞一多謂楊炯之所以「愧在盧前」，乃因盧年輩在先，有愧不敢當之意；其「恥居王后」，則與王分是同年，心所不甘。其言殊為近理。余觀楊炯序子安之集，其推崇之者，可謂備至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彼此俱年少才高，文場角逐，旗鼓相當。恥居其後，正以齊驅方駕，莫由爭先，實乃一種無可奈何心理之反映耳。清人章藻功《登滕王閣書王子安序後》有云：「楊盈川恥居其後，似屬無征。」殊不知封建文人之相輕，其所輕者，往往即為其所極端重視之人。瑜、亮一時，相輕與相譽，言各有宜，義相反而實相成也。 盧照鄰傳 《新書》二百一《文藝》上附《王勃傳》、《舊書》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舊傳》云：「初授鄧王府典簽。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即寡人之相如也。』」《新傳》云：「調鄧王府典簽。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 茂元按：照鄰在鄧府以前，未嘗為他官。《舊傳》作「初授鄧王府典簽」，是也。《新傳》改「初授」為「調」，於義無著。張《朝野僉載》六：「盧照鄰……弱冠拜鄧王府典簽。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披覽，略能記憶。」首書「弱冠拜鄧王府典簽」，與《舊傳》合。《舊書》六十四《鄧王元恪傳》：「鄧王元恪，高祖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封鄶王，十一年（公元637年）改封鄧王。……元恪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簽盧照鄰為布衣之交。……麟德二年（公元685年）薨。」考《盧昇之集》一《病梨樹賦序》云：「癸酉之歲，……餘年垂強仕。」癸酉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其時照鄰年將四十，則其弱冠為鄧府典簽，當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末或顯慶（公元656—660年）之初矣。元恪死於麟德二年（公元685年），照鄰當以此時出任新都尉也。 《新傳》云：「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舊傳》所敘略同。 茂元按：照鄰涉歷，兩《唐書》敘次均不詳，且語意又多含混不清者。考《朝野僉載》六云：「後出為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則照鄰以秩滿去官，非因病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四十九集部別集二《盧昇之集提要》云：「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龕序》，稱乾封紀歲，當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丙寅；《對蜀父老問》稱龍集荒落，當為總章二年（公元669年）己巳，皆在益州時作。」是照鄰之尉新都，歷乾封（公元666—667年）以至總章（公元668—669年），明矣。而其去蜀，則在咸亨之初。《駱臨海集》六有《艷情代郭氏贈盧照鄰》，作於照鄰去蜀之後。考駱賓王於咸亨時始入蜀注47。觀盧、駱蹤跡相接於蜀中，知咸亨之初，照鄰固猶在蜀。《艷情》詩中有云：「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則照鄰離蜀之後，曾客東都，且另有所戀，亦足證其非因病去官也。《病梨樹賦序》云：「癸酉之歲（公元673年），余臥病於長安光祿坊之官舍。父老雲是鄱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居之。……餘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椿囷之性，其何遼哉！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征詣行在，余獨病臥茲邑，閒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照鄰染疾，乃在此時。又本集卷七《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云：「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雕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卷一《窮魚賦序》云：「余曾有橫事被拘，為群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卷五有《獄中學騷體》，即被拘時所作。其因「家難」「橫事」而下獄，始末不可得而詳；然以其時考之，則當在咸亨四年癸酉（公元673年）之前。蓋照鄰新都秩滿，婆娑蜀中，離蜀以後，漫遊京洛，不幸既遭縲紲之災，又染幽憂之疾，遂至終身廢棄也。 《舊傳》云：「照鄰既沈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新傳》云：「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後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因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潁水。」未載卒時年歲。 茂元按：照鄰死於何年，史未明載，然觀「後封嵩山」之語，則其死，當在萬歲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後注48。考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照鄰已年將四十，咸亨四年下距萬歲登封元年為二十二年，假令不久即沉潁而死，其年歲亦當在六十左右。《舊書》所云「時年四十」疑為「六十」之誤。以是上推，其生年當在貞觀十年（公元635年）前後也。 《舊傳》：「文集二十卷。」《新書》六十《藝文志》四著錄《盧照鄰集》二十卷（《舊書》四十七《經籍志》下同），又《幽憂子》三卷（《舊志》無）。 茂元按：照鄰病廢之後，自稱幽憂子。《朝野僉載》六言照鄰「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則「幽憂子」者，不僅照鄰以之自名，亦即以名其書。此例唐人多有之，如王績之《東皋子》是也。然《僉載》及《新書》所著錄之《幽憂子》，為照鄰自編病中詩文，如《五悲》、《釋疾》之類，乃其集中之一部分，故別出於其集之外，而與其集並行，非如《東皋子》之即為王績集之代稱也。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六均著錄盧集十卷，《書錄解題》稱《盧照鄰集》，而《讀書志》則稱《幽憂子集》，皆未另著錄有《幽憂子》，知宋時盧集已合二為一，無別出之本，且已散佚不全矣。 駱賓王傳 《新書》二百一《文藝》上附《王勃傳》、《舊書》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舊傳》云：「敬業敗，伏誅。」《新傳》云：「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 茂元按：《通鑑》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十一月，敬業大敗。……丁丑，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考異》日：「《唐紀》：『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偽將王那相斬之以降，餘黨赴水死。』此從《實錄》、《唐統紀》。」張《朝野僉載》卷一亦云：「賓王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舊書》所載，與《通鑑》同，皆以官書為據耳。《新書》謂「亡命不知所之」，則本諸傳聞。其說與《僉載》及《唐紀》之言雖不相合，而義實相通。孟棨《本事詩·征異》云：「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原註：出趙魯《游南嶽記》）。賓王亦落髮，遍游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所言與諸書均不合。陳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注辨其事曰：「敬業既為其將王那相斬以降，必無逃脫理，所傳為僧于衡山，或非其實。臨海之為僧與非為僧不可知，而其非死於廣陵，則信而有徵。張《朝野僉載》曰：『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舉進士於高宗調露中（公元679年），見聞不應有誤，是臨海之遁屬實。蓋賓王本不在傳首之列，因以投水報聞也。故《新書》言『亡命不知所之』，未有以為非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駱賓王集》十卷，下云：「其卷首有魯國郗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敕搜訪，雲卿撰焉。』又有蜀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詔令搜訪。』案本傳言：『賓王既敗，亡命不知所之。』與蜀本合。」據蜀本郗序之言，則亡命之說，在當時即已有之，不自《本事詩》始。蓋兵潰之際，主帥一死，眾鳥獸散，《唐紀》所謂「餘黨赴水死」，乃就一般情況言之，其中未必無逃脫之人也。 又《本事詩》同條云：「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游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郁岧嶢，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雲，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雕。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聯，乃一篇之警策。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此事為後世所盛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言廣陵敗後，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逢之於靈隱，已祝髮為浮屠矣。」即本此。而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則全采其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別集類二《駱丞集提要》辨其失曰：「今觀集中與之問蹤跡甚密，在江南則有投贈之作，在兗州則有餞別之章注49，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覿面失之？封演為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問此詩，證『月中桂子』之事，並不雲出賓王，知當時尚無是說注50。又朱國楨《涌幢小品》載：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有魯某者，鑿靛池于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征亡命為僧之說不確。」茂元按：駱、宋聯吟，其事顯出附會，《提要》之言是也。然此與亡命為僧，不可混為一談。蓋揚州敗後，賓王下落不明，當時雖以投水報聞，但亦無從證實，故有亡命為僧之說。此不可信其有，亦難以必其無。《新書》言「亡命不知所之」，而不言「為僧」，多聞闕疑，史筆固應如此。且賓王亡命為僧之與靈隱聯詩，其間並無必然聯繫。豈可因後者之失實，遂並前者而否定之？至海門古墓，真偽不可知。假令此墓誠為賓王埋骨之所，則正足證亡命之說之可信：蓋無論函首京師，抑或葬身魚腹，均不得有墓穴留在人間；《提要》反據此謂「足征亡命為僧之說不確」，於理尤不可通。 《舊書》云：「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郗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新書》云：「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茂元按：郗雲卿《駱賓王文集序》云：「後中宗朝降敕搜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即當時之遺漏，凡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著錄《駱賓王集》十卷，亦云，「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次序之。」所言皆與《新書》合；《舊書》謂駱集輯成於則天之時，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忠志》云：「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此事為世所盛傳，《新書》本傳及《通鑑》皆載之，《舊書》謂「則天素重其文」，當即本此而致誤。考賓王所作《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其前段於則天雖盡情醜詆，然「蛾眉」「狐媚」，事涉宮闈，攻擊止於人身，尚無重大政治影響；至「一抔」「六尺」之語，則以封建君巨大義激發人心，當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頗具有號召力量，故不得不為之動容。其言「宰相何得失如此人」，蓋以賓王牢落失志，為敵所用，深責宰相未能籠絡人才，使之入吾彀中耳。其著眼點，在於政治鬥爭之得失，非關文學之愛好也。賓王心存唐室，集中詩文，如與程務挺之書，「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之句注51，志事皆班班可考，又非僅討則天之一檄也。中宗復國之後，搜訪其文，編次成集，自有其政治歷史背景。而當武周之時，其集實為謗書，將禁絕之不暇，又安肯「遣使求之」，聽其流布耶？ 又賓王所著，除詩文集外，《宋史·藝文志》著錄有《百道判》三卷，辛文房《唐才子傳》作《百道判集》一卷。茂元按：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核之以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決斷，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也。」蓋唐入赴吏部選官須先試判，以驗其折獄之能。而當時公文習用駢儷之體，文士競尚辭藻，往往借判詞以逞其才華。買櫝還珠，所重者不在吏事，蓋一時風氣如此耳。《新書》卷二百一《杜審言傳》云：「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即其一例。此種文字，入仕以前，即已習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陸澤、張《龍筋鳳髓判解題》云：「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台省寺監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評《龍筋鳳髓判》云：「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賓王所作之《百道判》，今雖不存，其性質當亦《龍筋鳳髓》之類也。 杜審言傳 《新書》二百一《文藝》上、《舊書》一百九十上《文苑》上附杜易簡。 《舊傳》云：「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葉。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系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審言子並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並亦為左右所殺。……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新傳》所敘略同。 茂元按：審言之謫吉州，詳不可考。陳子昂《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云：「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而載筆下僚，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觀「桓譚」之言，蓋以上書言事而得罪也。據洛陽建春門五里出土之《杜並墓志銘》，載杜並之刺周季童（史作「季重」），在聖歷二年（公元699年）七月十二日，時並年十六歲（史作「十三」），審言貶官，當在是年春間。考審言於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成進士注52，至是凡三十年，與陳《序》「載筆下僚，三十餘載」亦合。陳《序》又云：「杜君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之未遇，恐青春之蹉跎。」則其離東都赴貶所，正當春日也。 又《杜並墓志銘》言並以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十二日瘞於洛陽建春門東五里，則審言之還東都，當在是時。 《舊傳》云：「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新傳》所敘略同。惟「配流嶺外」作「流峰州」，未著卒時年歲。 茂元按：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張昌宗，發生宮廷政變，中宗復位。二月，復國號為唐。其武周舊臣及二張之黨皆流放南邊注53，審言與閻朝隱、沈佺期、宋之問等同時遷謫，《全唐詩》卷五十一有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一詩可證。審言何時被召還朝，詳不可考；而其為修文館直學士，則為景龍二年（公元708年）四月間事注54，其卒亦即在是年。《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首題「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文中有云：「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冥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於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醫妙莫識，實冀神明獲瘳。」蓋審言入修文不久，即以暴疾而致死也。 《新傳》云：「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茂元按：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云：「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誡妻，既懇且辯。」觀此，則「久壓公等」之言，恐非其實。《祭文》又云：「自余與君，弱歲游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共入。」之問之年，雖少於審言，然文場角逐，宦海浮沉，彼此固同行輩，「替人」之語，亦於義無著。意者審言率性矜誕，平時好高自位置，莊諧雜出，往往騰播眾口，好事者遂從而附益之耳。迨疾篤自知不起，乃命子誡妻，諄諄以身後托之友人，一變其嬉笑怒罵之作風，之問文中，蓋已微露其意矣。 《舊傳》云：「（審言）次子閒，閒子甫。」《新傳》同。 茂元按：唐代詩人中，父子祖孫，擅篇什之譽，後先輝映者，往往有之；而審言之後，工部挺生，尤為世所艷稱。陳師道《後山詩話》：「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唐初無七言律，五律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獨有宦遊人』（《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排律則『六位乾坤動』（《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北地應苦寒』（《贈蘇味道》），七言則『季冬除夜』（《守歲侍宴應制》），『昆陵震澤』（《大酺》），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審言與蘇、李、沈、宋同時，皆律詩能手。當時今體，以精工縟麗為宗。風會所趨，鮮有能別出蹊徑者。審言所作，今存什一注55。篇什之富，不逮沈、宋。然自有其獨到之處。觀《登襄陽城》、《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春日京中有懷》諸篇，其氣象之開闊，筆力之陡健，固非蘇、李所可企及，亦非沈、宋所能範圍。故王世懋《藝圃擷余》評審言之詩，謂其「華於子昂，質於沈、宋」，推為「一代作家」。杜甫《贈蜀僧閭丘》詩亦云：「吾祖詩冠古。」意謂審言軒翥詞林，度越儕輩也。古與今相對而言。自天寶言之，則神龍、景龍為古矣。少陵今體，權奇飛動，排奡縱橫，中律而不可以律縛，其筆意或有取之於其祖而光大之者。然其光焰萬丈，百世楷模，固別有詩人之大本在。非僅讀書萬卷，轉益多師，淹有眾長，極其能事；尤非所謂承傳有自，淵源於家學也。管窺蠡測，求之於區區文字跡象之間，雖或得其一端，而實無異於扣盤捫燭之見矣。 沈佺期傳 《新書》卷二百二《文藝》中附李适、《舊書》卷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傳》云：「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舊傳》云：「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 茂元按：佺期涉歷，兩《唐書》所載，多乖舛亂雜，今以其詩考之，可略知梗概。蓋佺期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成進士注56，釋褐授協律郎，遷通事舍人，再轉而為考功員外郎。《唐會要》卷五十八：「考功員外郎，貞觀已後知貢舉。」佺期因受賕被劾，曾一度下獄。《全唐詩》卷九十五佺期有《被彈》詩云：「知人昔不易，舉非貴易失。爾何按國章，無罪見呵叱！平生守直道，遂為眾所嫉。少以文作吏，手不曾開律；一旦法相持，荒忙意如漆。幼子雙囹圄，老夫一請室；兄弟兩三人，相次俱囚桎。」據此，則全家被系，非僅一身。同卷又有《枉系》二首，卷九十六有《同獄者嘆獄中無燕》，卷九十七有《移禁刑司》，皆其時所作。《新傳》謂「劾，未究」，《舊傳》謂「坐贓，配流嶺表」，皆非也。佺期出獄後，復舊職，遷給事中。《全唐詩》卷九十七有《自考功員外郎授給事中》可證。其為給事中，在考功知貢舉之後，《新傳》謂「由協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亦誤。蓋佺期以阿附張易之，於神龍元年（公元705年）與杜審言、宋之問等人同流嶺表，與知貢受賕無關，《舊傳》乃以坐贓事當之，謬矣。 佺期被謫南行，時當春末。《夜宿七盤嶺》詩云：「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同上卷九十六）其在州，次年即遇赦。《喜赦》詩云：「去歲投荒客，今春肆眚歸。」（同上）「歸」，謂由南北返，蓋指量移台州，「今春」謂神龍二年（公元706年）春也。考神龍三年（公元707年）八月，改元景龍，《舊傳》謂「神龍中，授起居郎」，則其由台入朝，當在二年秋冬或三年春夏也。 佺期之卒，史但云在開元初。考《唐會要》卷三十：「開元二年（公元714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為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於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雲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為宮焉。」今按《全唐詩》卷九十六佺期詩有《龍池篇》、《興慶池侍宴應制》，皆作於興慶建宮之後，則其卒，最早在是年之冬，或為次年（公元715年），未可知也。 宋之問傳 《新書》二百二《文藝》附李适，《舊書》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傳》云：「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並肩。』謂蘇武、李陵也。」 茂元按：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云：「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輩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自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唐文粹》卷九十二獨孤及《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太羹遺味之嘆。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鞀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以唐代律詩之變體，系之沈、宋，蓋當時之議論如此，故宋祁摭採其語以成文耳。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劉熙載《藝概·詩概》釋之曰：「律，取呂律之義，為其和也；取法律之義，為其嚴也。」考律詩之興，肇端於永明新體；而沈約「四聲」「八病」之說，實為其理論之權輿。構成此種詩體之要素，一為平仄聲調之葉合，一為駢偶語言之運用。所謂「粘」與「對」是也。徐、庾有作，粗具規模；唐初詩人，並皆致力於此。演進之痕跡，斑斑可考。其間已不乏完整之五言律詩，如王績《野望》、《九月九日》之類；然數量不多，且法度未明，尚未有律詩之稱也。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龍之際，律風大暢，作者雲興，人握靈珠，家持玉尺，沈、宋於此種風氣下，總結前代積累之經驗與時人創作之成果，因勢利導，遂使詩歌古今體之分，成為定局。世言律詩而必推沈、宋者，蓋以其篇什繁麗，纂組精工，舉為格律成熟時期之代表，標誌詩體發展之過程。非謂沈、宋以前，遂無協律之詩；亦非謂沈、宋之外，同時詩人遂無律體之佳構也。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云：「五言律體，兆自齊、梁，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前；王、孟、高、岑，並驅於後。新制疊出，古體攸兮，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所論大致得之。 又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云：「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葉於度。」則以律體最後完成之功，系之審言，而不言沈、宋。其實審言與沈、宋並時而出，唱酬相接。雖彼此風調，不盡相同，而於詩歌形式之運用，格律研練之精切，固達到同一時代水平。即此一端而言，則舉此以概彼，均無不可者。惟審言前卒，其作品流傳於後世者僅四十餘篇，論其影響，似不如沈、宋之廣泛耳。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時人之語，蓋謂律體之興，作者輩出，沈、宋與蘇、李相接踵。此「蘇、李」，乃指李嶠、蘇味道，非漢之蘇武、李陵也。考《新書》卷一百十四《蘇味道傳》言味道「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卷一百二十三《李嶠傳》云：「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老宿，一時學者取法焉。」蓋蘇、李、沈、宋，俱一時律詩作手，其中之問與佺期同年成進士注57，仕履亦大略相同；而蘇、李之蜚聲翰苑，致身朝列，則較早於沈、宋。「居前」「比肩」，殆謂此耳。若謂唐詩變體，始自沈、宋，亦猶漢代五言詩始自蘇武、李陵（蘇、李詩之為偽托，姑置不論），則當雲「古有蘇、李，今有沈、宋」矣。 沈、宋之詩，流播甚廣，披沙揀金，單篇只韻，不無可取。然跡其平生，品質卑劣，小人之尤。言為心聲，其形於詠歌者，凡屬侍從宴遊之作，無非獻諛陳諂之詞；而流放遷謫之篇，不出嘆老嗟卑之意。富艷辭藻，終不掩其空虛腐朽之內容，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耶？特以生當詩壇新故因革之會，力有專攻，才適相應，遂爾因時乘勢，雄長詞壇。嘗試論之，沈、宋之成就，在於律詩體制之建設，其歷史作用，功有不可泯者。而當此種詩體既經定型之後，在一段漫長時期內，作者繼起，揣摩研習，踵事增華注58，經驗愈益豐富，體制愈益明融。雖運用之妙，各有匠心；而其基本規律，則舉凡吟詠之士，人人童而習之，皆能掌握。於以反顧創始之時，回忌聲病之術，准篇約句之方，四傑之所留心，沈、宋之所矜尚者，大類已陳之芻狗矣。李商隱《漫成》詩云：「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意謂當詩律變新之際，王、楊、沈、宋，落筆裁辭，大衍宗風，群流景慕。然自今日觀之，則其擅場之能事，惟在屬對之精工。於以見文學之發展，自有其歷史過程；而作者之成就，則不能不受時代之制約。斯乃方家之篤論，所以通古今之變異，明演進之痕跡，初非有意於貶抑前人，故作嘲諷之詞，如少陵所譏「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注59者也。 沈、宋並稱，其詩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識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風格又相近也。然其間亦未嘗不可以區分。蓋之問思致縝密，清麗居宗，五言是其擅場。其《昆明池》應制之作，固已壓倒佺期注60。沈則氣度較宏，七言獨辟勝境。其《獨不見》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調」注61，亦非之問所能企及。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雲「沈詹事七律，高華勝宋員外。」《舊書》謂佺期「尤長七言之作」；而於之問，則稱其「尤善五言詩，當時無出其右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文分舉而義互見也。又沈、宋並工五言排律，之問所作，猶不過百餘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長達四十八韻。其排比鋪陳，盡情刻畫處，已開盛唐風氣之漸矣。 陳子昂傳 《新書》一百七，《舊書》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傳》云：「聖歷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其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舊傳》云：「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系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 茂元按：子昂死於冤獄，《新傳》所載，本諸《陳氏別傳》。《別傳》云：「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鍾文林府君憂。……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將欲害之。子昂慌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敘次雖若甚詳，然其詞隱約含糊，實多可疑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五云：「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鄉里，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釁所生，必自此始矣。游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考沈《書》原文云：「喬〔知之〕死於讒，陳〔子昂〕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克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子昂居武攸宜幕，齟齬不合，《別傳》敘之詳矣。時諸武相結，把持朝政，而三思「阻忌正人特甚」注62。子昂之死，沈氏所謂「疑其擯排以為累」，而「致力克害」者，或出攸宜。特眾惡有首，系之於三思耳。《舊書》卷一百九十中《喬知之傳》云：「知之有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憤，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新書》卷二百六《武承嗣傳》所敘略同。則「奪其妓妾以加憾」者，亦為承嗣而非三思。以彼例此，胡氏言段簡之陷害子昂，與子昂之居武攸宜幕有關，益覺其言可信。段簡一卑鄙無恥之酷吏耳，希承權貴之旨以陷子昂，自當無所不用其極。《別傳》言子昂「自度氣力，恐不能全」，蓋隱指橫逆之來，有大力者操縱於幕後，莫能與之相抗，語意雙關，非僅謂居喪哀毀，氣力不勝而已也。設使段簡出於貪婪求財，覬覦子昂之富有，固不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且唐重內職，簡一縣令，敢於拉辱在籍之朝官，彼必有恃而無恐；枉殺縉紳，國有常典，而竟安然無事，此中消息斷可知矣。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云：「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子昂遭受政治迫害，沉冤以死，行道悲憐，其事在唐時當為人所共知，故沈亞之但言「死於枉」，而不詳其始末也。 又《別傳》言子昂返里之後，「於射洪西山構茅屋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又云：「聖歷初，君師舊山，有掛冠之志。余懷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弦詠，周覽所及，倏遍岷峨。」倘如《舊傳》所云，因父辱而遽歸，不應有此閒情逸緻。且子昂之父，卒於聖歷二年（公元699年）注63，而子昂遇害，則為長安二年（公元702年），中間相距三年之久，亦足證冤獄之興，與其父無關。《舊書》之言，來知何本，不足信也。 子昂年壽，《別傳》及《旌德碑》皆作四十二，宜可信。《舊傳》作四十餘，未言確數。獨《新傳》作四十三，「三」當是「二」字之誤。考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子昂年二十四，見《旌德碑》，則其卒，當為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推知生於龍朔元年（公元661年）也。 《新傳》云：「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 茂元按：《唐文粹》卷九十二盧藏用《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云：「宋、齊之末，蓋憔悴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道喪五百，而得陳君。……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此蓋括其語以成文耳。子昂生與沈、宋並時，吟詠相接，而涇渭分流，志趣各異。觀其《修竹篇序》所言，則祈向所在，宗旨可窺。四傑行輩稍前，當「文場體變」之際，亦嘗以「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靡聞」為病注64，然而黜浮返正，課實刊華，則有待於射洪，而無預王、楊者，誠以子昂推崇漢、魏，上溯《風》、《雅》，用以楬櫫文學反映現實之傳統；其以復古為革新，旗幟至為鮮明，而理論又與創作實踐相一致故也。厥後青蓮崛起，遂成廓清摧陷之功。雖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而議論多衍射洪餘緒。觀《古風》「大雅久不作」一章，則知異代同聲，其揆則一；而李陽冰之《草堂集序》，亦可與盧藏用之序子昂相發明也。要之，李唐一代詩風之盛，子昂實有開疆藍縷之功。胡震亨擬之於秦末陳涉之初發難注65，斯為篤論。元好問《論詩絕句》有云：「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亦即此意。蓋唐初詩歌，古今體尚未嚴格區分。所謂古體，率皆氣格卑弱，麗葉堆花，沿六朝藻繪余習。沈、宋回忌聲病，專攻今體；四傑佳構，亦在律詩與歌行。子昂首倡古調，《感遇》之作，雄才健筆，實啟盛唐。其五言律詩，往往直起直落，以古意蟠曲入八句中，雖或宮商未葉，文采不彰，而自然渾成，不落凡近。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載有「陳拾遺體」，所以別於初唐諸家之作，辨之晰矣。 《新傳》云：「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舊傳》云：「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 茂元按：子昂少時，以詩見賞於王適，兩《唐書》所敘，本諸《陳氏別傳》。然《別傳》但云：「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未言所見即為《感遇詩》也。考《感遇》三十八章，非成於一時一地，絕大部分皆子昂成名以後所作。讀其詩而論其世，大率與時事政治以及作者生平涉歷密切相關，寫作背景，彰明較著，班班可考，羅庸《陳子昂年譜》論之詳矣。劉昫、宋祁豈視而不見？其致誤，何也？考杜甫《陳拾遺故宅》詩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皎然《詩式》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白居易《與元九書》亦云：「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足見在唐人心目中，《感遇》為子昂之代表作；論子昂之詩，未有不言《感遇》者。然當中唐之時，白居易所見，僅二十篇，已非全本矣。五代亂離，圖書散佚，以昌黎之望重斗山，其集猶棄置敝筐，無人過問，幾至淹沒注66，則子昂製作，亦未必列在縹緗。余頗疑劉昫撰史時，徒聞《感遇》之名，而實未見其詩，故摭拾《別傳》之語，而漫以此當之耳。宋祁增減《舊傳》以成文，或未之深究。獨怪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全載《感遇》三十八篇，仍沿其失，殊令人不解。 《新傳》云：「子昂所論著，世以為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別集類二《陳子昂集提要》云：「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發奮自為，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云：『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注67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皆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偶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朴近古，韓、柳之說，未為非也。」茂元按：唐代推崇子昂散文，視為楷模者，殊不乏其人。《全唐文》卷三百十五李華《蕭穎士文集序》云：「君以為……近日陳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同書卷四百四十三李舟《獨孤州文常集序》亦云：「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訴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開、天而後，古文漸興，蕭穎士及獨孤及皆一時作者，為韓、柳之先驅，而論其流別，則皆追始於子昂。蓋子昂之於詩歌與散文，造詣雖殊，志趣則一。其散文之成就，雖不能與其詩相提並論，然在初唐，實已不可多得。此云：「子昂所論著，世以為法。」所謂「論著」，亦指其文而言之也。惟馬端臨謂韓愈及柳宗元皆兼崇子昂之詩文，於韓則有所誤解。考古人所稱文章，合詩歌與各體文言之，此通義也。然其用，則往往有所側重或偏屬，不可一概而論，顧當審其語氣如何耳。韓愈《薦士》詩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雕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觀其論述，專在詩歌，所謂「文章」，即《調張籍》詩中所言「李杜文章在」之「文章」，實指其詩，與其他文體固無預也。又《送孟東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所能鳴。」所謂「以所能鳴」，雖未明言為詩抑為文，然東野詩人也，擬必其倫，則韓氏之意，凡所稱舉，側重仍在詩歌。通觀昌黎之論，其推重子昂，在詩而不在文；與柳州之詩文兼崇，持論區以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