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九 客觀與主觀

近日國人皆好言客觀，以為認識真理必從此入，主觀則不足恃。實則此觀念乃從西方來。在西方全文化體系中，幾乎無一處不見客觀精神之洋溢。中國則異。 先言宗教。宗教在西方文化中，似亦為人生大本大綱所系。然其教主耶穌乃猶太人。猶太民族奔波流離，受人宰制。由中亞本土播遷埃及，復自埃及重返本土，莫非在其他民族驅逼中。自由為猶太民族所想望，而自力無可恃，唯待上蒼有帝加以拯救。耶穌乃謂上帝不獨救猶太人，亦救世界其他一切人。在漁港窮鄉中，僅得信徒十三人。終判罪上十字架。後其教傳入羅馬，在帝國主義下受壓迫，無生活自由之多數民眾聞而悅之。其先乃在地窟中活動。久而冤氣上升，洋溢及於全羅馬，皆信耶教。上撼政府，即政府元首亦不得不信。不久帝國崩潰，耶教勢力仍在其封建黑暗社會中潛滋暗長，而羅馬教皇聲勢權威遂凌駕於各地封建貴族之上。於是上帝遂成為超人類而客觀獨立存在之一地位。 其前，希臘人亦如猶太人，未能成立一國家，諸城市各自分裂，各有自由，而日常生活尤賴於其海外之經商。工業製造亦胥賴于海外之需求。海外人所愛，不得不努力以赴。從事工商業，不得單憑己心，而必曲從他人心以為心，始可於貿易上博利潤。故希臘人亦如猶太人，在其內心深處同感人事控制，非可專仗己力。雖其享有城邦政治之自由，較之猶太人處境遠為優勝，然終感外於我者，猶有一客觀具體之存在。唯猶太人則展演出上帝信仰，而成為宗教。希臘人則表現其真理尋求，而成為哲學。哲學與宗教有別，而其為一種向外探索則無異。 蘇格拉底之覓得正義，乃從集體討論，匯合眾意而來。此與孔子所謂「反己求之」，「知吾者其天乎」之意態，即已迥不相同。柏拉圖懸書門外，不通幾何學勿入我門。亦與孔子之言「過我門而不入吾室，我無憾焉者，其唯鄉愿乎」之寓意，絕然相異。幾何學上之點、線、方、圓、勾、股、角、度皆在外，不在內。皆在物，不在心。更推而外之，方圓諸形，皆有一超於物而獨立客觀之存在。於是遂有一套形上學與宇宙論之確立。要之，哲學與宗教同有一種向外尋求之精神。而向外尋求，必先主張有一客觀存在則無異。循此以往，兩者配合，西方中古時期教會中乃有神學興起。此乃希臘哲學羼進耶教信仰，而由此即有文藝復興。希臘人之城市生活，商業活動，亦羼進耶穌教之信仰上帝，靈魂升入天堂之一種出世精神之中，而重求現世人生之滿足。此則顯為一種希臘精神之復活。然其一種向外尋求之共同趨向，則仍然無異。 自此乃有現代科學之興起。姑舉牛頓為例，力學三定律創始於牛頓對於地心吸力之發現。蘋果落地，此乃一常見現象，但蘋果離樹何以下落不上升，此在西方早成一問題。牛頓亦一耶教徒，雖不從事商業，而其一向之心理習慣則仍是一種向外尋求。偶得暇，乃注意到此。試問此於人事何干。自中國人觀念言，似屬一種無聊閒思。相傳牛頓畜兩貓，一大一小，乃於書房壁上鑿兩洞，亦一大一小，以便兩貓之進出。牛頓在日常人生上粗疏如此，亦可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遂得用心在蘋果落地一問題上。西方人因謂文化從閒暇中來，亦與中國觀念不同。若從中國人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日二日萬幾，於何得閒暇。民生在勤，小人閒居為不善。文化應從勤勞來，不從閒暇來。此見雙方用心之不同。 牛頓之發明，不為反宗教。唯凱撒之事由凱撒管，牛頓於信上帝一念之外，無所用心，閒暇中乃在於人事絕不相干處用心，始得有此結果。中國人非無科學發現，然皆發現在與人事有緊密相關處。如天文、曆法、水利、農田之類，皆吃緊人生，而非向外尋求。皆以人事為主，而非在人事外有一客觀存在之尋求。此即中西雙方文化精神一絕大不同之所在。 再言達爾文生物進化論，顯為反宗教。但達爾文之用心，亦不為反宗教。乃係心有閒暇，喜好觀察生物品種，遂求得隨一海輪向外尋索之機會。搜羅既富，有此發明。非作哲學思維，非為宗教信仰，而所得遂有超乎哲學與宗教之外者。是亦一種向外尋求，是亦一種客觀。其與哲學與宗教精神，亦無二致。但如哥白尼之天文學，達爾文之生物學，在西方亦曾引起極大爭議。而傳來中國，反易接受，並不與中國傳統思想有大衝突。此亦一異。 循此以下，直至近代，美國有杜威，英國有羅素，皆曾在民初來中國，極得國人信服。杜威實用主義之哲學，主張真理如一支票，須能兌現。此則仍是西方工商社會功利觀點，一切以外來所得為衡量。此即杜威心中之客觀。亦可謂實無客觀真理，唯外來所得乃始為真理。羅素則分言創造衝動與占有衝動。似認為占有未能滿足人之內在要求，故須不斷創造。但占有偏內，創造向外。而言衝動，更屬內心向外一現象。故杜威、羅素仍是在西方重外不重內之傳統文化中未能突破。否則詩言志，辭達而已，皆一心之由內而外，又豈創造之足雲。 故西方文化，自始即在其社會內不足之一種不安心情中進展。希臘農人僅供奴役榨取，工商業又各隨城市分裂。猶太人則以借貸博利潤致富，斯尤為等而下之之一種商業。羅馬人憑武力向外攫取，成為一帝國。中古時期封建社會中之農民，亦僅供奴役榨取，貴族則各困在其堡壘中，以武力自守。文藝復興，城市興起，希臘型之工商業又復盛。現代國家興起，羅馬型之帝國亦隨之復起，又兼以向外殖民。自西班牙、葡萄牙而至荷蘭、比利時，以迄英、法兩大帝國，西方人之勢力遂普遍侵入全世界，然其社會內不足之不安心情則依然如故。故西方人終必向外依存。由於此一形勢而發展，則亦無怪乎其重視外面各種客觀條件。 近代美國，即自西方傳統之向外尋求來。東部十三州獨立成國，又不斷向西部發展，乃成今日之美國。乃為一大型國家，擁有大型農業，又兼以現代科學之大型工商業。此與希臘羅馬，以及現代西歐西葡以至英法諸國各不同。乃可獨立自存，自足自安，不煩再向外索取。門羅主義適切其國情。乃其心理積習，終至成一移民國家，憑外不憑內，則依然西方傳統。以如是一富強大國，而內心依然不足不安，乃有星際發展太空發展之一種新嚮往新尋求。而其國內動力亦影響及於國外，而使全世界各地社會亦群增其一種不足不安之情緒，以釀成當前之禍亂。 東歐俄羅斯亦可為一大型農國，濟之以現代科學，亦可和平自守，自足自安。今天的蘇維埃，乃並不重農業生產，又不重工商貿易，而傾其全力于海陸空三方之武裝發展，一意趨向於為羅馬型之帝國，仍不脫西方傳統心理之束縛。於可以自足自安之環境下，必求為一種不足不安。故美國與蘇維埃，雖一為資本社會，一為共產社會，而其內在心理則實同為西方文化之傳統。 中國則自始即為一統一大國，自堯舜迄於夏商周三代，即已成為一封建式之統一。雖下有各諸侯，而上則有一共主，有一天子，有一最高之中央政府。此與希臘之城邦，羅馬之帝國，各不同。社會生產則一以農業為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井地授田，僅收其九一十一之租稅。農民生活可以自足自安。農業亦非不有賴於外力，而此外力之存在，則既可知，又可信。如水旱之災，積三年之久，不能不有一次。又不能免兩年三年繼續之水旱，然亦很少有積至三年之上者。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水旱之災，即可預防，不足為害。其所依仗乃在己，不在人。乃在內，不在外。專問耕耘，莫問收穫，克勤克儉，不忮不求，內心自得平安。恬澹知足，自可維持於久遠。 農業之外，次及工業。古有疇人之官，天文歷數，敬授民時。其事與農業最有極深之關係，政府特設官專司其事。歲加廩餼，供其生活。蓋其人既非貴族，亦非農人，故易其名曰疇人。疇者，已耕之田。其人既專司其職，不遑耕種，故政府授廩亦猶授田，用以代耕。又使其子孫世襲其業，亦猶受田之世襲。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疇人之官，即勞心而食於人者。故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之發展，乃與農業有甚深關係。亦猶古希臘人因商輪遠航，而發明幾何學。可見比論各項學術，必從其文化之全體系求之，此其一例。 推此言之，中國古代各業工人其實亦皆疇人之類。如陶業，如紡織業，如皮革業，在民間則亦農村中之附業。其事皆屬農，而政府亦特設官司之，令各業皆世襲，皆有廩餼，用以代耕。令各業工人，在其生活上，皆得內足自安，遂能一心專治所業。成器皆以上供，不許粗製濫造私自販賣以牟利。故得精益求精，其成器皆成為一藝術品，非商品。故中國人常連稱工藝，中國之工業既亦一種藝術。論語言：「百工居肆。」此肆字，乃指政府特設造作之所。以今語言之，乃廠房，非店鋪。其時尚未有店鋪林立之街市。工人居城市，各工肆皆官設，其義屬公不屬私。百工居肆，其事亦為公不為私。故工人亦當得稱之為疇人。 次言商業，亦復如是。民間交易，止於日中為市，非有私家經營之商業。凡商亦皆由政府設官分司。論語言：「不受命而貨殖。」則貨殖之必先受命可知。左傳中偶見有商人，皆屬政府指派。尤要在作國際商。如鄭商人弦高，乃得偽犒秦師，偽傳鄭政府之意旨。若如後世一私家商人，豈敢出此而不受敵人之疑。 此為中國式之封建社會，與西方封建大不同。中國式之封建，工商業皆由國營，與農業融為一體，既非一資本社會，亦非一共產社會，而自成一生產集團。其上有貴族武力保護，更上又有一中央政府。故曰治國平天下，如治水，使水流得其平。各業生產，亦務求其相流通，而各得一平。務求不復有外力干擾，而各得一既足且安之人生。 中國封建社會崩潰，乃在其既足且安之人生中，而驕奢淫佚。貴族如是，平民效之。乃離其本業，各有期求。與西方社會之內不足而必向外求之者不同。中國古人一「禮」字，乃從此來。人生有禮，如水流有堤，防其泛濫，而必導其流通。周公言禮治，而孔子唱仁道。仁從內心言。為富不仁，在中國古代封建農業社會中，各求內足自安，又何可向外求富，以自造一不足不安之人生。此又為中國古社會與希臘之絕大不同處。 其後封建社會崩潰，貴族消失，農工商諸業，轉歸私人經營。司馬遷史記中乃有遊俠貨殖兩列傳，可見當時社會，形形色色，皆已大變。然自晁錯等盛唱重農主義，桑弘羊等又有鹽鐵政策，後世宗其意，工商資本主義遂絕不在中國社會中出現。中國遂始終成為在統一政治下以農業為中心之社會。工商業亦得絕大發展，然終以不害農業為本。又國內貿易遠超於國外貿易。非無大都市，然亦皆對內相通，非向外樹敵，如西方之例。生產各業既各對內自足，亦自不感有一客觀存在之外力堪加憂慮，而必待探索。故外力存在，自不如西方之受重視。而道德藝術，則為中國社會之所尚。 工業如陶瓷，歷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皆有官窯，其出品皆受限制，須得保持其精美之水準。故中國工業均有一藝術水準，並世無其倫比。而商業如茶，如鹽，如絲綢陶瓷，凡大利所在，皆官督商辦，為人群通有無，尚信義，有道德美意存其間，而不許為私利爭。一切學術思想，其間亦存有一番公心可知。此一番公心，又必向內求。於是在中國，乃有其一番獨特突出之心性學。既不如西方之宗教與科學，亦不如西方之哲學，而有其內在深潛之一番修養與體認。 自孔子提出「仁」字，而孟子繼之提出「性」字。仁乃人心，亦人性。而喜怒哀樂之種種感情，乃特為中國人所重視。在西方如宗教，如科學，如哲學，皆不重情。情字當屬主觀，非客觀。而中國人乃特重此各人私有之主觀。其實主觀即客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同此心，即己心可以推他心。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能以己心推置他人腹中，斯乃人生一絕大道德，亦絕大藝術。 「天命之謂性」，在中國乃有「通天人合內外」之理想。我之內在，即同於外在。我之主觀，即同於客觀。天即在人中見，客即在主中存。不有主，何來客。不有人，何來天。雙方非對立，乃互成。中國人理想中，第一等人為聖人，聖字即寓通義。唯聖人之心乃可通彼我，通古今，通於全人類，而因以通於天地萬物。因人類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心又為全人類之中心，故我之一心，實可以上通天地，旁通萬物。耶穌為上帝之獨生子，然必以上帝之心為心。而堯舜孔子乃中國聖人，貴於能以己心見天地心。實則天地無心，即以人心為心，亦即以聖人心為心。此乃中國人意見。故西洋哲學必從宇宙論轉入人生論。中國無如西方之哲學，若謂有之，則實當自人生論轉入宇宙論。先立乎其內，然後可以推及乎其外。此為中國思想之特有路向，與其特有進程。人心相通，斯為人生道德之主要，亦即人生藝術之主要。 周濂溪太極圖說，陰陽五行，太極無極，此為其宇宙論部分。然歸結於主靜立人極，則為其人生論部分。天地大自然有其太極，而實是無極。人生則貴能自立其極，此之謂人極。求立人極，須能主靜。此靜字，非從人生言，人生不能有靜而無動，乃從人生內在之心言。此心則貴能有一不變之定向。故濂溪主靜立極之心，即孟子所言之不動心。在實際人生中，不免有欲，如飢欲食，寒欲衣，勞欲息，倦欲臥，隨所遇而生其欲，斯其心常動無定向，必向外求之。濂溪曰：「無欲故靜。」能在實際人生中，節慾寡慾，而至於無欲，斯能不動其心矣。諸葛孔明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志即人心之不動而有定向處，非澹泊不能明，淡泊即無欲。有此定向不搖動之志，斯能寧靜而致遠。一人如此，全人類亦如此。此即人類文化一遙遠前程之起腳點。如此則中國人意見，乃謂人類文化前程乃起腳於一己內在現有之一心。此非主觀而何？ 然實際人生烏能無欲。莊子養生主有言：「官知止而神欲行。」自然之欲，如飢欲食，寒欲衣，此即人之性。唯莊子不謂之性，而名之曰神欲。神欲即性。儒家所言無欲寡慾，斯指違性之欲言。不僅物質人生中多易引生出違性之欲，即在精神人生中，亦多引生出違性之欲。如宗教信徒一心欲死後靈魂上天堂，而不免隔絕人事，男則為神父，女則為修女。自儒家義言之，斯亦一種違性之欲。故西方宗教家乃以上帝心為主，中國儒家孔孟則以人性人心為主。一內在，一外在，其別判然。 羅素言，現代世界唯美、蘇、中三國有其前途，因其同為一大陸農國。此不失為能洞矚有遠見之言。然美蘇兩國，同束縛於西方文化內不足而一心外向之心理習慣，於可止中不知止，仍然一心向外。或以經濟，或尚武力，終於挑撥起外面種種糾紛衝突，使各陷於不足不安。循此不已，恐終將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大悲劇，乃使世界人生文化前途形成一大停頓。唯有中國，一心內向，自足自安。其文化傳統常教人克勤克儉，不忮不求，於無欲中見性，於淡泊中見心，於可止處且止，於一定向中寧靜致遠。而可以推己及人，以達於彼己俱足，人我俱安，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之一理想新境界。而惜乎現代之中國人，則舍己之田，芸人之田，亦唯西方文化是慕。不學蘇，則學美，多欲而不知靜。只認有客觀真理，不知尚有一主觀真理。斯則不僅為中國一悲劇，亦為全世界人類一悲劇。誠大可謂乃極可惋悼傷痛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