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八 德行

（一） 孔門四科首德行。此德行二字，乃西方所無。如戰國有陰陽五行家，言五行生剋，亦稱五德終始，是五行即五德，實皆本於性，故曰德性，亦曰德行，或稱性行。孔子言有狂狷與中行之分，中行即德行或性行。衣食住行，乃個人自然生活中事，孝弟忠信，乃大群人文生命之行，兩者絕不同。 易言「果行育德」，乃謂以果決果斷果敢之行。以漸滋生長完成其德。故果行乃非人生日常之行，雖非成德之行，乃育德之行，乃生命性之行，非生活性之行。性屬自然，德則人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果行育德，即是學而時習。中國之所謂學，乃生命之學，乃本於自然以達於人文，乃天人合一之學。故中國有教育一名辭。西方則傳授知識，有教無育。亦可謂西方人僅注重外在之自然方面，不注意到內在人文方面。故其學乃以成物，非以成人。 人謂中國傳統亦同有哲學，其實亦可謂中國傳統亦同有科學。唯中國哲學僅可謂多自然哲學，即偏在天的一面。而中國科學則多偏在人文方面，即如陰陽家五行五德之說，即可為人文科學一代表。中國陰陽家言，乃匯通儒道以立說。其實如墨家，如道家，皆可謂其有合於人文科學，但偏在自然哲學方面。儒家則較近於人文哲學與自然科學方面。要言之，自然與人文哲學與科學之會通合一，乃為中國學術思想主要一大綱領。德行之學，則可謂乃自然科學、人文哲學之會通，而孔門儒家為之主導。孟子繼孔子後有三聖人論，其實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德行之學，皆人文哲學，而皆植根於自然科學，如是而已。 此下三千年，中國學術思想率無以逃於此。今人率尊西化，乃無德行之學可言。曰平等，曰自由，曰獨立，非德性，非人文生命所有，故可謂非人生之本行，乃人生之外行。僅以成物相爭，非能以成德自立。舉世禍殃，乃無可逃避矣。可嘆何如。 （二） 行業二字可連言。然中國人則重行甚於重業。俗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此行字即指業言，然必改言行，以其重要出人者在行不在業。如孝弟忠信，乃從事各業者所共同應具之行為。從事工商業仍當孝弟忠信，則同得為堯舜。謂之為狀元，乃言其為人上人，出人頭地，如山東有乞丐武訓是已。實則狀元並非能出人頭地，即仕為宰相，亦非出人頭地。古今為宰相而遭人鄙視詬罵者何限，即貴為皇帝亦多遭人鄙視詬罵。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為君當有君行，如堯舜，即君中之狀元，故曰行行出狀元。中國人又常連言學業，然從事此業不為謀生，志於學，志於道，敬業樂群，乃不為一身謀，而為大群謀。故學行連言，猶多於學業連言，學業終與其他行業有不同。俗又言唯有讀書高，則學業又為百業中之狀元矣。 職事二字亦可連言。唯職業連言，則似最屬後起。言職業言行事，則職近業非所重，事屬行始當重。如紂為君，箕子、比干、微子為臣，論職則君尊臣卑，論事則紂可誅，而箕子、比干、微子孔子稱之為三仁，永受後代崇仰。一職有一職當行之事，故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果居臣位，而其上不當則可辭職不居，如孔子之辭魯司寇是也。故職業有定分，而行事則可自由。亦有為一小吏，而其人乃高出君相之上者，史乘所載，歷代有之。 遠溯太古，原始人類即有職業行事可分。如出而漁獵，可稱是職業。歸洞窟中，男女老幼群聚團居，言笑歡樂，或石上雕刻繪畫，或玩弄牲畜如羊彘之類，或月夜在洞外歌唱舞蹈，此當屬行事，非職業。循此以下，畜牧時代，耕稼時代迄於今，職業行事依然有分。大體言之，職業主要多對外物，行事主要則對同群。職業必由個人分別操作，行事則必聯合他人。職業所以維持生活，而行事則為生命之發抒。職業必有外在約束，而行事則出一己志願。職業乃屬人生之手段，而行事則為人生之本身。 務農經商，同屬職業，但業農自給自足，其事單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人團聚，職業行事分別易顯。業商則銷售貨品，必待他人購取，以其贏利維持生計，事已複雜。又供求雙方交涉多，家人共聚期轉促。疏者親，親者疏，職業與行事易混淆，難顯分別。抑使職業重於行事，而個人意義乃日增。中國人多業農，遂重家庭，重宗族，群體意識更深於個體。而西方古希臘人多業商，家庭觀念較淡，宗族觀念更渺然，而個人主義則日重。此皆由職業而影響其行事。 近代科學發展，利用機器，工商業性質大變，乃以集體為主，而有公司與工廠之組織。參加其業者，不僅隸屬於集體組織之下，抑又隸屬於各項機器之下，每一個人多失去其自主性。又有女工童工，一家皆散入工廠中，於是職業團體乃代私人團體而出現。即每一職業團體中之少數主持人，所謂企業家或資本家，上面復有政治壓逼，賦稅重重，於是自由、平等、獨立之呼聲，乃日呼日高。實則此等口號，乃從各人內心發出，乃人類生命之自然要求。於是先有政治革命，乃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繼之有職業革命，乃有更近代之共產主義，乃及集體罷工運動之出現。此可謂是人生行事。於是職業則多具服從性，而行事則多具反抗性。此誠近代人生一大變。 實則此一大變，乃胥由職業之團體組織化來。職業本為維持生活，應由私人各自負責，乃屬自由平等獨立性的。行事為生命之發抒，各人之小生命投入群體之大生命中，此為生命發抒之唯一趨向。如家如國如天下，有群體，斯見大生命。而此大生命則屬小生命之集體，當以各自小生命為中心。如夫婦，為夫始有婦，為婦始有夫，則夫婦互為此一體之中心。如父母子女，為父母始有子女，為子女始有父母，則父母子女亦互為此一體之中心。若各自自由平等獨立，則無此一體可言。故在職業上，始有自由平等獨立可言，乃帶有反抗性。在行事上，應無自由平等獨立可言，乃帶有服從性。如父母對子女言自由平等獨立，則不盡為父母之責任。如子女對父母言自由平等獨立，則不成為子女之身份。即夫婦亦然。由一家推之一國，君民上下，必當明責任，明身份，更無自由平等獨立可言。為君為卿，有其君卿之責任。為民眾，為百姓，有其民眾百姓之身份。即如近代之民主政治，國民只有一票選舉權，政治元首既經選定，則為國民者應向之服從。雖在選舉上少數服從多數，但在選舉後則多數仍服從少數。要之，政治以服從為主，不以反抗為主。若論職業，則應許反抗，可以辭職，可以轉業，豈得不許其自由。 如上所分析，政治應屬行事，不屬職業。中國向來為君主政體，然為君者，亦當知服從道義，服從制度。為臣者雖有出處進退辭受之自由，然居其位，則有其責，無所逃其任。即在近代民主政治，元首亦當服從法律。推而言及國際，亦屬政治問題。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仍當一本道義，相互服從，天下始得平。豈得各以自由平等獨立為言，則天下必入於亂矣。 中國周易六十四卦，首以乾坤兩卦，乾主健主陽主動，可謂具自由性。坤卦主順主陰主靜，可謂具服從性。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屬天，坤屬地，人生天地間必同具此乾坤兩道，始得成為人道。故無嚴格之自由與服從可分，但亦可謂人之行事則屬天道，人之職業則屬地道。近代之職業集體化，則不啻以天道轉隸於地道，而人道失其正，乃為近代人生一大問題所在。 然近代之職業集體化，乃由利用機器來。人生職業本為對物，今則物為人用，聽人支配，可省人力，則人之生命應可在行事上多發抒，而在職業上少拘束。然事實上乃有大不其然者，則在利用機器益增多產，而徒增貧富之別。其病乃在資本主義之為祟。 今果使廢去資本主義，而並世科學落後諸民族，均教以利用機器，從事農工業，則人類生產當盡夠其維持生活。而商業牟利之性質，則必加改良。僅求通有無，以信義為主，一如中國傳統之所為，以農工為本，而商業僅為其副。則職業性之壓逼自可日減，而人類乃盡可向人生方面一途發抒邁進。而人生理想庶可正常而勿歧。 唯更有其重要者，自由平等獨立三口號，並非人生大道所在。抑且其語空洞，實無具體領導功能，於此最當加以糾正，而反抗性則尤須提防。非遇甚不得已，則不宜肆行反抗。反抗若屬積極性，其實轉屬消極。服從若屬消極性，其實正是積極。於此當深辨。而更主要者，則為務使人明得職業與行事之分別。職業乃人生中所不得免，當屬人生消極方面。行事乃人生所應有，正屬人生之積極方面。果能明此，則自能重行事而輕職業，即重德行而輕事為。中國傳統中之士，則正為唯求有德行，而非職業。仕宦從政，亦為求行事而非職業。學以明道，則學亦一行，而非事為職業。至於職業，則最多能不違一義字，但終當不起一道來。人群中能多不謀職業，而唯勞心明道努力行事之人，則病害宜少發生之餘地，而亦庶乎其幾矣。 （三） 今人言人生，好言行，言活動，言向前進步。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行乃是生命一重要性，立是其起始，達則其歸終，各有其意義與價值。 西方人只言行，乃若個人生活性。中國人必言立達，其行乃若大群生命性。 宋代王荊公其先有志儒學，及相神宗，推行新法，反對者群起。荊公不之顧，亦卒無以消散反對者之氣氛，乃乞身退。神宗再起用之，所遭反對益盛，不得已，又乞身退。居於金陵之鐘山，以吟詠終老。如荊公，可謂有所立無所達，然讀其晚居鐘山詩，想像其生活，亦可謂在私人則有所達，終不失為一儒一學者，是即其所達也。其性褊急，執意肆行，事功無所成，而志節則完好。故後之學者亦終以平恕責之而止，不更加以深斥。 西漢末，王莽亦以歷行新法遭亂身死。然其與荊公終不同。王莽篡漢，改創新朝，其先之恭儉自約，博得眾譽，其志所在，無以自白。荊公則為國為民，其意在公，昭然明顯。行有未得，則潔身而退，亦只可謂其未達於大賢，未可疑其自始即非一君子。若王莽則令人疑其為一偽君子，真小人。乃其立身不正，非拘於今人所謂君主專制一觀念而責之。 後漢末曹操乃與王莽同稱。曹操天才橫溢，政治軍事文學皆超卓絕世。雖終身未敢正式篡位，乃以待其子而自居為周文王，偽跡無以自掩，此亦其居心立己之未達於正。若論成敗，則曹操未有敗，而身後則名裂，此見中國論人之嚴。 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中國人言立己，首在立其志立其德，為仁人。命則其所遭遇。孔子之為大聖，在其志在其德。其道未行，則時代之命。孔子三十而立，其授徒，其出仕，其去衛去陳，其歸老，則未有一念之私以求有利於一身。如王莽，如曹操，使能忠於平帝、獻帝，亦未嘗不足有為於其時。其自私自利，而不得為一仁人，則非時代限之如此。春秋責備於賢者，兩漢之亡，後人不以責之平、獻兩帝，而必責之莽操，此於大群生命可謂有真知卓見。中國人之論立己大義有如此。 宋神宗尊信王荊公，使在相位，不以朝臣之群加反對而加以罷免，後人則賢之。果使神宗早免荊公，則荊公退居下位，或亦如歐陽修曾鞏，轉以益成其學，而宋祚亦不遽衰。然君職當用賢，荊公一時之賢，神宗能信用之，斯即無足深責。其責則在荊公不能寬裕以教，和諧以濟，其失敗亦不得諉之於時代。堯能用舜，斯堯責已盡。舜之殛鯀而用禹，舜責亦已盡。使孔子居司寇不去，終亦不得行其道，斯孔子亦無以為大聖。中國人論立己大義又如此。 今人則先求己利，如為商即是。中國科舉制度商人不得應試，因求己利，則己先不立，更無以立人之上矣。如為勞工，僅求一身溫飽，亦為己利。然其利小，則亦不深責。但其不能立身則一。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勞力為己，勞心乃為人非為己，非為己乃可食於人。孔子為魯司寇，高官厚祿，非求而至，然而孔子乃辭而去。唯立己，能有所為，亦能有所不為。有進亦有退，自有立場，屹立不動，不隨外面形勢而轉移，始見其有己。如求富貴，則必隨人腳跟轉，依人意向移，無己可立矣。 孔子於門人獨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實則其他門人皆求有立，子貢子路亦未見其失身。冉有使季氏富於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實則冉子亦顯其理財之能，非為向季孫氏求進，而孔子非之。故知進不知退，騁其才能以顯其長，皆非立己之道。求富求貴，益可不論。 今人則知有進，不知有立。在資本主義下，求為一大企業家大富豪，而百千萬勞工屈居其下。微薪薄酬，勤苦度日，人與己同是一人，故立己立人非有二道。己當立，人亦當立，唯當各自從立己做起。剝奪勞工之剩餘價值，以為己利，既非立人之道，即亦非立己之道。又且經商贏利，如在賭場，有贏必有輸，己之富乃以形人之貧。輸者既竭，又何得贏。故商業有不景氣，商業進步必有止境。人不立，則己亦倒，何能以一贏長立於群輸中。 抑且求富必繼之以求貴，否則又何以保其富。故資本主義之後，必繼之以民主政治。其先選舉資格乃以納稅額之高下為定，繼之以普選，然仍賴財富，始能操縱選舉。其在國際間，則尚武力，乃有帝國主義。立國猶立人，勝於他人，非所以立己，勝於他國，亦非立國之道。西方有羅馬帝國，繼之為大英帝國，今皆何在。非道則不可久，亦其宜也。要之，今日世界趨勢，有己則無人，皆非中國傳統立己立人立國之道。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謂乃中國人立己之道之四綱領。最後游於藝一項，包括最廣。食衣住行諸端所需，以及一切禮樂，皆即藝。立己不以損人，斯可矣。今人之藝，則務爭勝競利。即如樂師樂工，中國古代早有之，乃一公職。守其職以維生命，維生命乃義非利。後代有樂妓，亦公職，亦以維生命。今之音樂家，則爭利並爭名。中國古樂師，亦有聲名可傳，如師曠伯牙，名傳於今越兩千年，乃群譽之，非己之求。能立於己，則不待求於外矣。繪畫亦公職。中國以宗法社會而創為封建政治，同一氏族，組成同一國家，各業皆公營，非圖私利。立國為公，立己亦為公。漸解放，漸為私，此則為小人非君子。立己則自求為君子，不為小人。小人則即今之所稱個人是也。 近人則音樂繪畫皆成商業，畫家有展覽會，畫品標價出售，中國無此例。人慕其畫，請託求乞，而厚加饋贈，此屬禮，不屬商。其他如漁獵，亦由政府民眾集體為之，所獲歸之公，由公散之私。余幼年鄉間有一湖，廣五里，長十里，入冬定時大捕魚，亦公非私，即古禮之遺。即為人，亦不稱私，故人之幼年稱子弟。子弟父兄，亦公非私。非有父兄，焉得子弟之稱。非人亦焉得己稱。故立己乃立群中之己，非外於群而有己。故立己在立其德。如為子弟，則有孝友之德。如為朋友，則有忠恕之德。豈立己之為立其財富，立其權位乎。今人又好稱人權，依中國古人觀念，人之於人，皆非貴有權。若謂有之，則子弟亦唯有孝友之權而已。人之為君子為小人，他人無其權，唯己有之，故貴自立。今人又不稱子弟，改稱青年，此則西方之個人主義，乃可平等自由獨立於社會群體中，而他人不得相干涉。又常言青年為國家之棟樑，但從不聞人言子弟為國家之棟樑。此唯西方二字可以明辨其意旨之所在。 近人又有各種運動，皆重比賽，重競爭，必使一己超出他人之上。亦如財富權位，己為冠軍，則他人僅得為亞為季，而餘人則盡歸於失敗。豈非人之失即己之得乎。人盡如此，國亦然。如最近以色列之與巴勒斯坦，只許以色列立國，再不許巴勒斯坦同樣立國。其他國與國間亦盡相爭，更不相容。今日之國際相爭，亦如開一世界大運動會。中國言立己立人之道，豈固如此？故中國只求治平，求己國之治，不在他國之亂。而今日立國，則必言富強。然絕未聞己國之富必待他國之同富，己國之強必待他國之同強。此如運動會，絕不能使預賽者之同為冠軍。中國少林寺以擅武術聞，然打擂台則屬江湖事，絕不聞少林高僧亦為之。 今人好言自由平等獨立，竊謂此三語亦唯中國人立己之道最足以當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不為，非不能也」。人皆可以為，斯為最自由。如富如貴，非人皆可為，則無自由可言。人之德性，最為平等。如孝，如忠信，豈不人人能之。忠信或遭不利，人斯不為。然不忠不信，又豈必盡有利。倘人人盡為我，先以利計，又誰為必能得利。此則有命。今人又不信命，而唯好利，則將無所不為，而終亦無利可得。此可謂之愚而不仁。但時代如此，風氣如此，而我能獨立不懼，強力不反，此之謂能立，此之謂有己。若人盡好富，我亦好富，人盡好貴，我亦好貴，生斯世為斯世也善，此為孔子所深鄙之鄉愿。今則尊之曰現代化大眾化，而惜其無一己之獨立精神，彼不自惜，斯亦無奈之何矣。 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富貴名位，人孰不知。己亦知富貴名位，乃不知其己。以今語言，則為不知有他自己獨立之人格。孔子之謂可知，即指己之人格言。中國人又說：「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己之心難以告人，唯富貴名位可以告人。故今日之人生，乃為一爭富爭貴爭名爭位之人生。其心則用在爭，在富貴名位，則又何能有一獨立之己。自由則在爭平等，爭富爭貴，實即在爭一不平等，如是而已，他復何知。 然則居今之世，而求立己之道又奈何。曰不求富，不求貴，不好名，不好位，不務前進，寧後退。處治世宜如此，處亂世則更然。今之世宜當為亂世非治世，則立己之道在是矣。或疑何以為國家，為民族？曰己之不立，而唯有富貴名位之是圖，則又何國家民族之有？今之人為己爭，乃謂為國家民族爭，則國家民族前途乃全在己之富貴名位上，又豈然乎？范仲淹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能不富不貴，無名無位，而即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始是其己立。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豈必有富貴名位。或曰，居今世，不鬥爭，不前進，則受輕蔑，受蹂躪。曰立己貴有自信，亦貴能信及人。苟唯富貴名位之可信，此亦不信己，又不信人，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是矣。故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即學其信而好古而已，立即立己，不惑亦即信其己之學，則立己立人自信己信人始。否則請信孔子。舍此復何道之從。 今人又好尚多數。唯今人僅尚一世之多數，中國人則尚千萬世之多數。孔子為至聖先師，其在中國已得兩千五百年之多數信仰，則孔子之自立其己，又豈不可信不可好乎？國人試以此思之，宜亦知所以立己之道矣。若並此而不之信，不之好，則又何言。 （四） 某西人治中國儒學有年，著有多書，謂中國儒學與西方個人主義相通，此層大值深究。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意，為己之學，乃學己之何以為人。為人之學，乃學己之何得為人用。人之生，乃求做一人，非求為人用。故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即為人所用。學做人，當從自己做起。學為一人，乃共通義。當從己始，亦共通義。則此非個人主義可知。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習乃行，即習做人，故中國人之學，重行猶過於重知。書有之「匪知之艱，行之維艱」，明亦重行。陽明唱良知之學，為知行合一，曰「不行只是不知」，其重行又可知。近代孫中山先生唱為知難行易之說，乃告其黨人信彼言而行，是亦重在行。不僅儒學重行，墨家道家亦重行。凡所陳義，皆必以行實踐，乃所謂學。豈著書立說之謂學乎。此一義最當認識明白。 孔子最稱顏淵為好學，曾曰：「我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省其私，即省其行。聞師言而發之行，斯謂好學矣。倘唯發之言語議論，則口耳之學，不足稱矣。顏淵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即人文化成之文，非指書本文字。孔門四科，游夏列文學，亦可謂文章，非如後世之所謂文學。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軍，冉有志在理財，公西華志在外交，此亦盡可歸入文章中。但常日用心在是，專一求用，機會未到，則人生落空，或不免於沈悶，並存未得知我之憾。故孔子獨與曾點，因其能不志於見用，而蕭然自得，則未失人生之正常。獨孔子稱顏淵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誠使顏淵一旦得用，當能大行其道，猶不限於治軍理財之一端一節上，此即顏淵所謂之夫子博我以文也。然方其未得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即在日常人生中亦有可樂，何必如曾點之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乃為樂乎。如子路，如冉有，雖能不憂簞食瓢飲，然仍亦有不見用之憂。顏淵之獨出於人人，即顏淵所謂之夫子約我以禮也。是則孔門以及儒家之為學，行固要，藏亦要，或者藏更要於行。有志於儒學者，必先識此。故後世儒家每以孔顏並稱，良有深意存其間矣。 己之行與藏，關鍵在乎人之用與舍，即人之知與不知。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知不知在人，可知則在己。然學益進，則可知益深益難。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則孔子之不為人知，乃孔子終身之學使然。老子亦曰：「知我者希，斯在我者貴。」前述某西人，乃以此等意識為近於英雄豪傑，求以高出人者作自我表現。但中國人之所謂聖賢，非在求表現以異於人。凡其異於人者，乃其同於人之益廣大，益精微，不僅同於一世之人，抑亦同於古今千百世之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孔子非不同於人。人之不能同於孔子，則在其學。故論中國之學，亦必先知論其人。其人不足道，其學又何足論。此乃中國人意見。 用與不用，亦有條件。魯哀公季孫氏非不欲用孔子，亦如梁惠王齊宣王非不欲用孟子。然所欲用者，乃孔孟之才與智，非能用孔孟之德。才智足以供人用，德則學以自成其己，而非以供人用。英雄豪傑乃以才智供人用，成德則為聖為賢，為己之學。孔子曰：「君子不器。」因君子以德稱，非供人用。使喪其德以供人用，則曲學阿世，豈孔孟之所願。今人皆以才智事業論學論人，則豈能知孔孟之所學。 人之制器為用，此亦通天人合內外之一事。但器為物，唯聽命於人，易滋人慾，長人傲。親於器而疏於人，使為己之德日趨於薄。電腦機器人，可得則必得。夫婦父母子女，可離亦即離。而核武器原子彈一枚，即可殺數十萬人，乃為人類謀求和平所必需，則今日世界器為主，人為奴，已為物世界，而非人世界。人則唯求於物世界中寄存，而猶有難得者。又何德之足言。中國儒家為己之學，即成德之學。德非外力可成，而由己之成德，乃亦成人成物。物亦可以為人用，此之謂通天人合內外。為己即所以為人，但此非人人能為，必由少數人導其先路，有施而不求報。此乃中國儒學之精義。 中國人言，人生每分動靜。人性亦可分個性與群性。當其動，則個性易見。靜則群性乃滋。如原始人時代，以畋為漁，獵取食物以維其生。是其動則賴個己之才智。逮其獵取已夠一日之生計，歸居洞窟，男女老幼聚處，則群性賴以長育。人生當嬰孩期，衣食賴人，不能自主，其時則靜過於動，而群性乃特顯。逮其成人，中年壯年期出至社會成事，是時則動多於靜，始多表現其個性。老而退休，復歸於靜，群性又特顯，如含飴弄孫之樂是也。故一家中，必貴有老有幼，老吾老，幼吾幼，乃中年壯年人事。而男主外，女主內，亦偏動偏靜。而女性則偏靜，亦偏於顯其群性。凡生物莫不如此，而人類之生則其著耳。 中國以農業社會為主，故其人生較偏靜，較富群性，而家庭亦特見重。西方以工商社會為主，故其人生較偏動，亦較富個性之表現，而家庭地位之穩固，則遠不如中國。中國儒學則求其人在中年壯年期投入社會，而勿忘其自身本具之群性之重要。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倫，皆重群性。太過於發展個性，則無五倫可言矣。孔子論道首重仁，仁即群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亦唯見其富群性，而個性較若未見其確立。人道之大，乃在群性中培養其個性。赤子之心，豈不知有父母親長，而轉若不知有其己。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即立其一己。大學之道，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修其一己，但非外於人群以立己，乃內在於人群中立一己。仁義禮智皆在群中，而皆立於己，成於己。己不與群為對立，而己立則為群之中心，此己之能為群之中心者，在其德。孔子少言性，重言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其性。不如丘之好學，則德不如。而孔子又曰「天生德於予」，則德亦天賦之性，而有待於學以成，唯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學而時習之」，人生之習，能一本於學，則庶幾其近於孔子之儒學矣。 顏淵之贊孔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矣。」此贊孔子之人，非贊孔子之學。其他弟子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此亦贊其人，非贊其學。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亦學孔子之人。故曰知人論世，世不同，斯人亦不同。學古人必知古人之世，世既變，斯為人之道亦當變。而其中存有不變者，知此則能自立其己矣。某西人言中國儒學亦猶西方之個人主義，能由此窺入，則不失儒學之真矣。 今人乃舍己以為學，一若學是學，己是己，學為己之人生中之一部分。學以為人，以供世用，非以學為己，即非學己之為人。如是而來批評古人之學，謂學術思想皆有其時代背景，則當改孟子言為知學論世，不當仍謂知人論世矣。 舜之孝，乃行於舜之家庭中。我之家庭與舜不同，則所行自不同，而仍當同於孝。孔子之學乃行於孔子之世，我之世與孔子不同，則所學亦不同，而仍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則一。孟子稱伊尹為聖之任，伯夷為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而孔子則為聖之時。此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三聖，皆特顯其個性，而孔子則更顯其群性，以其最能追隨於時代，而若不見孔子之個性。然寧得謂孔子無個性，此則為孔子所最惡之鄉愿矣。今人好言現代化，當知於現代化中立一己，或為伊尹，或為伯夷，或為柳下惠，皆得為聖人。而唯孔子乃至聖。能明斯義，庶可與論中國之儒學。若己實無意於做一伊尹，或伯夷，或柳下惠，更無論於孔子，而輕以論孔子之學，則風馬牛不相及，亦以自表現其一己之所學而已。此孔子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其於孔子又何預。 然則當今之世，欲學孔子又奈何。孔子生在兩千五百年前，又何嘗知有今世，則亦唯有自為其己，自志於學，自立自成其己而已。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果欲學孔子，亦唯對孔子有信，能述而止矣。至於己之為己，則仍待己之自反。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則孔子不拒來者，唯來者自拒孔子。則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亦唯一任之而已，此亦所謂不相為謀也。孔子之個人主義殆如此。歷代以來，凡有得於儒學之真傳者，殆亦如此而已。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曰：「民無信不立。」信即群性完成之最要因素。夫與婦相信，父母與子女相信，人與人相信，國與國相信，而天下平。何以得人信，則在對人無欲。而女性陰靜，尤易有信。佛徒言「善男信女」，發揚群性在起信，發揚個性在行善，而善必在群中見。中國儒學精神在做人，主要在由己做起。然不能離群以為己，必處群始有己，故為己即所以為人，貴於群性中培其己。 孔子曰：「智者樂水，動而樂。仁者樂山，靜而壽。」故中國人於尊賢外，又必敬老。濂溪通書亦曰：「主靜立人極。」而婦女老幼皆偏靜偏群，若較弱，較無用。今人撇開做人來講儒學，不反求之己，不本於內在之性情，不本於人群相處，而徒以西方哲學家活動分子之言來治儒學，儒學之受人詬病，好靜不好動，在其弱，似無用，在其如群中之婦女老幼。而今人方各自務為一壯丁，務各自騁其才智為一英雄豪傑，以超出於人群之上。如此乃為道地的個人主義。苟使婦女老幼亦競倡個人主義，曰自由，曰平等，不僅違其性，亦徒自吃虧。中國儒學則務求人人可守可行，盡為大群著想，唯由己做起而已。天下平即平在此。殆非個人主義之可盡。此亦吾今日國人所當反身自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