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五 同異得失

中國人重同不重異。同為人，同處世，則有為人處世之道。如同為子，同有父母，乃同有孝道。然舜則父頑母嚚，舜必仍守孝道，乃成為大孝。周公旦父文王，母太姜，皆聖賢，其孝易。舜弟象傲，舜守弟道則難。周公兄武王，其守弟道易。然武王卒，周公有兄管叔，侄成王年尚幼，天下初定，求治則難。周公輔成王，誅管叔，大義滅親，而周公孝弟之道亦懸為後世法。舜與周公非求與人異，乃其所遭遇不同，遂得不與人同，為人中之大孝大聖。 孔子聖之時。孔子與舜與周公之時又不同。孔子幼而孤，母亦早逝，其兄無聞，少而賤。然孔子為中國之大聖，其為後世法，則尤過於舜與周公。因孔子非在上位，終其身不得志，不如舜與周公之得意於從政。而其教人以為人處世之大道，則可以歷千萬世而不變，又人人得為之。故孔子賢於堯舜，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故為人處世不當求異於人，唯當安其同於人。同於一鄉之人，更貴其能同於一國之人，天下之人。而尤貴其能上下古今同於百世千萬世之人。何以同？同在道。在家為子弟，有孝弟之道。立身處世，則有忠信之道。更大有仁道。盡人未必能守此道，行此道，而我之為人處世則必求其道，是則為我之志。論其志，非求異於人，乃求盡其道而已。道則為人之標準，亦即為人之範疇。 孟子亦幼孤，其母三遷，則其亦少賤可知。韓愈幼時，父母雙亡。隨其兄，兄亦卒。隨其嫂，與一侄，三人同一家，乃得長大成人。頌伯夷，慕其聖之清。闢佛，自比於孟子。好古之文，上同於兩漢三代，以下異於後起之八代。范仲淹早孤，母貧改嫁。仲淹讀書僧寺，斷齏畫粥，近成人，始複姓范。其為秀才時，乃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仲淹亦與人同有憂樂，但其所憂所樂則有異。慶曆變政無成，而仲淹終為此下千載一大儒。 孔、孟、韓、范，皆中國古聖先賢，莫不以同於人為志為道，而非求異於人，終異於人，乃使人仰望不可及。顏淵贊孔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子亦求在人中能有立，而其立卓爾，使人學從末由，歷兩千五百年至今猶然。孟、韓、范亦可謂卓爾有立，亦皆已在一兩千年之上。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逆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苟使生在一平常家庭，平常時代中，得為一平常人，斯即其人之幸福。然而人生不能常希望有此福，唯其生不如人，吃得苦中苦，乃為人上人。一若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使無此等人，則人群之福無由來。 人生不自知，亦不由自主，皆若有命。誰命之，亦不知，乃曰天命。父母子女，皆不自知，亦不自主。生而為人之子女，為人之父母，皆若有命。其他遭遇皆然，則唯安之而已。為父母則必慈，為子女則必孝，為人則必仁，此曰道。命異而道同，唯有大小高下深淺之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乃指小道言。天生德於予，孔子之德，乃成大道。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無義。」道不行而仍必以行道為己任，此又誰知之。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知我者其天乎」。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則四十不動心，是亦即知命矣。至范希文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是其知天命猶早於孔孟。此非其優於孔孟，乃孔道昌明，後生可畏，大賢日出，乃愈後而愈盛。然天又何不命人盡皆為堯舜，為聖賢，又何必降大任於人中之少數？此則天命不易知，而孔子亦少言之，故必謂之命。道家言自然，其實亦猶言天命，而所言各異。後代中國人則即以自然言天，會通儒道而一言之。 天生人必命其同為人，又必命其各為一己。人相同，己各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即必求己在人中能自立，成其己，此亦即可謂之知命。然己有立，即不得盡同於人。如只知求同於人，而不知有己，則為鄉愿。孔子曰：「過吾門不入吾室，而我無憾焉者，其唯鄉愿乎。」鄉愿僅得為一鄉之願人，無預於一國與天下。何者？一鄉之內可相同，一鄉之外即不相同。故一鄉稱之曰願人，他鄉未必然。如孝，中國有百孝圖，其孝各異而各成其為孝，此則見孝道之大。如聖，孟子以伊尹、伯夷、柳下惠為三聖，乃無一與孔子同。孔子以下，中國人再不以聖歸之他人。然兩千年來，大賢輩出，亦無一相同。再言學，人各學名儒大賢，未聞其學能盡同於人。若果有之，則不成其為學，亦不成其為儒與賢矣。 故最能異於人者，亦為中國人為然，但非其所求。中國人但求同為人，而不失其己。失其己又何得為人。果求異於人以為己，則既異於人，又焉得己之仍為人。西方人則若必求異於人，而稱個人主義。但既同是個人，則亦無以相異矣。此處乃有中西雙方對天命觀念一大分別。中國人認為天只生人，非各別生每一人，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即生了大群人，乃於大群人中立一統治此大群人之君。君為民立，亦本天命。故唯君乃稱天子，乃得上通於天。而祭天之禮，則唯掌於天子，大群民眾不得預。故中國古代尊君如尊天。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則為聖君，聖天子。其有不稱職者如紂，則孟子稱之曰一夫。然聖君聖天子克配上帝者，實不多有。乃如周公，不為天子，不為君，亦克盡為君為天子之大任。孔子則唯有志於周公，又極稱管仲。管仲亦僅一臣。孔子亦為魯司寇，然終不得志而去。終其生，乃僅為一平民，僅為平民中一師，而後人則尊之曰至聖先師。而中國後人所嚮往者，則為孔子一人，不為君，不為臣，僅為一民。唯有道為人師，則亦克配上帝，不愧其生矣。 孟子於孔子以上，又稱伊尹、伯夷、柳下惠三聖，此三人皆不為君，亦有不得於君而不克為臣，並亦未嘗開門授徒如孔子，然而其道則同可為人師。故荀子曰「天地君親師」。縱其道不得為人師，然為人父母，亦代天地自然盡其生人之道，斯亦足尊矣。為人父母外，貴能為人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此則盡人可尊，其有不可尊，則不得謂之人。如紂，稱一夫可誅，則亦不得為人矣。中國人之人生大道乃如此。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其實人道即止於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此為最自由，亦為最平等，並為最獨立。近代人高呼自由、平等、獨立三口號，其實中國人言人道已盡之，而天道亦無外於此。 西方人則認為天生個人，如亞當夏娃，故個人可直接上通於天。而人與人之相交，則與天無預。故耶穌言上帝之事由他管，凱撒事凱撒管。凱撒所管，即人與人相交之事。人在禮拜堂中，人人可直接通上帝，最為自由、平等、獨立。一出禮拜堂，亦求自由平等獨立，則別有凱撒管。但凱撒終不能使人人自由、平等、獨立。此為西方人生實際上一大問題。 天命又有長短，如天生人，則其命可長至千萬億兆年。如天生個人，則其命只限百年。千萬億兆年斯有常，百年則無常而必變。中國人尊其常，常中有變，則安之樂之而已。西方人尊其變，而常則所不計。既有長短，又有得失。如舜為大孝，舜之生命百年則盡，而孝道則與世長存。孔子主仁道，孔子之生命亦百年而盡，而仁道則與世以長存。故中國謂人生有道，得其道則雖死如生，如舜如孔子，雖謂其至今猶在可也。西方人則謂身在即人生，其身亡人死則生亦隨之盡，無道可言。故西方之個人主義則必求無死，乃信仰死後靈魂上天堂，可以彌其缺失。此乃中西雙方生命觀念之不同，亦即可謂天命之不同。誰是而誰非，西方人則以宗教為判。孔子不言天道，故孔子雖為師，而非宗教，實可謂之無教。孔子曰「學不厭，教不倦」，孔子之教，亦僅教人之學而已。耶穌則不學而教，並亦不教人以學，唯求能信而已。但縱信耶穌，又豈得亦同為上帝之獨生子。故信孔子，則可同為孔子。信耶穌則不得同為耶穌。今再分析言之，亦可謂天命孔子，乃與其命耶穌者不同，此又誰與辨之。 然而有得於人道，則必有失於其人。如為人子必孝，則於其保持個人主義者必有失。有得於個人主義，則必有失於孝道。故盛唱個人主義，則必孝道無存。又中國人謂樂天知命，孝弟忠信皆天命，盡人道而樂亦在其中。西方人則謂天生個人，又以罪降謫而生，則個人之生，本無樂可言。樂則在個人自求之。而或得或失，則亦盡待個人之各自努力。又有得於千萬億兆年之常，則不能不於百年之變有所失。有得於百年之變，亦不能不於千萬億兆年之常有所失。故西方人盛唱個人主義，而終必主張有世界之末日。百年已盡，則世界末日我已上天堂，又與我何關乎。此又中西雙方人生之大異所在。凡此亦皆有關於洪範「攸好德，考終命」之大義，茲不具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