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三 多數與少數

（一） 西方言民權，人人平等，故唯多數為貴。然人性終喜於多數中特出為少數。如何乃為特出？自多數言之，最易見者為財富。人擁十萬百萬，我獨千萬，斯為特出矣。故商人謀財富，其意亦並不僅為身家圖享受。稱為富翁，便見特出，心自喜悅。然其評價標準則終在群眾之多數，此亦不可否認。 財力之上復有武力。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武力亦當仗多數。羅馬武力震耀，環地中海歐亞非三洲，無不懾伏。雄心之滿足，猶勝於希臘之富商，斯亦足以自豪。然其評價標準，則仍在多數之群眾。西方近代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乃胥由古希臘羅馬之舊傳統來。 不僅如此，荷馬為史詩，評定其價值者，乃為其沿途四圍之聽眾。使無此聽眾，荷馬亦何由成名。雅典市區有劇場，每一劇之演出，亦仗觀眾而成名。即至近代，莎士比亞不知其究為何人，然一劇登台，觀者累月盈年而不衰，斯即成名矣。其評價標準亦在多數觀眾，不在作劇者之一己。其他文學，亦多以暢銷書成名。 文學然，藝術亦然。近世西方畫家必開畫展，競售一空，斯即成名矣。法國近代大畫家畢加索言，我畫之價值不在我所畫，而在我畫上之題名。人尊其名，即畫價高昂。其評價之標準，仍在外面多數，不在內之一己。則文學藝術亦盡如一商品，必入市場，乃有價值可言。西方人重多數，則其趨勢必如此。而人性之喜於群眾中求表現，其例猶不止此。 古希臘即有奧林匹克運動會，古羅馬有鬥獸場，直至近代，種種競技比賽，尤層出無窮。於是有拳王爭霸賽，兩人拳擊，事何足貴，貴在有萬千之觀眾。然使一出拳，對方即倒地不起，斯亦不足觀。故拳王相擊，往往雙方不相上下，歷十數回合，僅以分數定高下，此則拳逢敵手，愈緊張愈動看。實則一兩分上下所差無幾，而拳王之榮座，即在此十數回合中之一兩分上。既得名，又得利，人生無上光榮即在此。然一過三十，則務求急流勇退，又豈能終其生登拳王寶座而不退者。然則人生價值，豈真在此三十年前之剎那間乎。但多數群眾喜觀此剎那間，則價值亦即在此剎那間。 拳王之外，有歌王。歌之為技，豈論勝負。而歌王之得名，終亦定於多數之聽者。入場券可稽，券多售即獲利多，享名大，歌王之名亦定。然多數聽眾之興趣則易變，慣聽則厭，驟聽則覺新奇。別有譁眾取寵者出，而歌王寶座亦易位。故歌王亦常有後生新秀起而代興者。凡西方之喜新喜變，乃多以博取群眾多數一時興趣為主要條件。 賽拳賽歌之外，又如賽馬賽車。群馬奔馳，眾所樂觀。其到達終點，僅一頭之差，而勝負定。賽車亦多爭在分秒間。其他各種競賽，勝負之分亦甚微。亦有賽程已畢，勝負不分，乃延長若干時，甲隊得一分，乙隊即告負。果使再延長，焉知乙隊不轉增一分。要之，勝負多暫定於僥倖，具何價值，又當別論。人生如兒戲，富強豈即人生真價值所在。賽拳、賽馬、賽球、賽車，循至如登高山，游大海，空中飛行，飲啤酒，吃生蚝，吸鼻煙，人生一切事皆可賽。然果能化世界各大都市盡成為大運動場，化世界第三次大戰為一奧林匹克大會，豈非西方文化之終極理想所在，人類莫大幸運之所系乎？ 唯人生即過分崇尚多數，終亦不免輕忽少數。而少數則誠有傑出於多數者。在古希臘之雅典，即有蘇格拉底在街道上宣講哲理，遂以招忌，竟入獄判死。豈能亦如唱詩演戲，僅供大眾之娛樂。羅馬統治之下，耶穌漁村論道，信徒十三人，終亦與兩盜犯同上十字架。其徒轉入羅馬城，潛為地下活動，聽眾愈多，信徒日增，上撼帝國政府，皇帝亦轉信其教。信耶穌，抑信地下群眾？自少數轉而為多數，其形勢乃大變。羅馬帝國崩潰，羅馬城獨有教皇遞傳弗絕，以迄於今。教皇非即耶穌，乃為群眾多數所仰望，遂為不可侮。非耶穌教言不可侮，乃多數信徒之勢力不可侮而已。耶穌言，凱撒之事由凱撒管，耶穌不與凱撒爭。教會中擁戴一教皇，斯則宗教亦凱撒化，而於是有政教之相爭。西方中古時期以下之一部政教相爭史，其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之種種相爭，有其異，亦有其同。要之，其同屬西方文化傳統，則迄今無變。 政治本為大群中少數人之事，革命則為下層多數與上層少數爭。英法兩國皇帝皆上斷頭台，亦如蘇格拉底之下獄判死罪，耶穌之上十字架，不論其間相異處，實同是多數得意，少數被壓制。今日已為民主政治，少數政治人物皆受多數擁戴而起。然美國大總統任期四年，期滿需再選，連選得連任，亦僅兩次八年而止。非遇國家有大事變，多數急切感有需要，則不易競選第三任。英國首相無任期，一旦國會中多數投不信任票，唯有解散國會改選。果改選後，仍不獲多數信任，則唯有退職一途。多數則總喜變換一局面，一新耳目，或無理由可言。如邱吉爾在英國，當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厥功甚偉，戰事方畢，即不獲再當選。非邱吉爾更無連任之價值，亦當時多數人心之喜變而已。 故言民主政治，必兼言法治。其所謂法，亦以保護多數，抑壓少數。即一國行政首長，亦稱曰公僕，其他政治人物，亦同為仆可知。麥克阿瑟不失為近代軍人中一傑出人物，當南北韓戰爭時，始終不敢轟炸鴨綠江大橋，乃遵杜魯門總統之禁令。然仍不免陣前撤職，以一老兵資格返國，深受紐約數十萬市民之歡迎。要之，其奉命守法，亦當為被歡迎之一條件。又英國分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三部分，美國自十三州擴大至五十一州，各自分裂，並不受中央嚴格之統制。可見民主政治終為一柔性的平弱政治，非為一剛性的強硬政治。其上層之統治權，必日削日縮，而其下層之選舉及議會表決權，則日擴日大。尤其罷工潮，風起雲湧。更如美國早期之黑奴，轉升為選民，亦同為美國之主人翁。在被歧視之心理下，既缺乏適當之教育，而生齒日繁，救濟金日益增，選舉權亦日益普及，今已有黑人競選副總統，不久將來或可有黑人總統出現。黑白人多少數之消長，亦堪為美國當前一隱憂。 至於一輩大學名教授名學者，自屬人群中之少數，乃都絕不抱政治野心，躲避一旁，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亦受多數之抑制。參加競選，恐絕不為多數所擁戴。至於辭世而去，淪為一陳死人，其為群眾大多數所忽視，更不待論。故西方史學最為後起，亦受此崇尚多數之心理影響使然。 轉論中國則大不然。中國人崇尚少數。前人之稱述於後世者，則尤屬少數中之少數，乃尤受國人之崇尚。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語之西方人，將難獲贊同。即中國多數人，亦難了其深意。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莫患不己知，求為可知。」此亦決不求為群眾多數人所知，即求之少數人，亦非必相知，則唯有期於上天之知。故孔子三十而立，即求超乎此群眾多數而自立。四十而不惑，即不再惑於群眾多數。五十而知天命，則知己之所立，乃受命於天，非多數人可知，其意亦甚明矣。此意即道家亦言之。故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貴。」唯儒道兩家並為後世所尊，則中國文化傳統崇尚少數，亦據可知矣。 以言文學。古詩三百首，雅頌施於宗廟朝廷，其為上層少數中人作，亦流傳於上層少數間，可弗論。即十五國風，有出自里閭民間者，然經列國君卿大夫採錄潤色，亦流行在上層，不再屬多數。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游夏乃孔門文學之徒，游夏尚然，其他可知。及漢代司馬遷繼孔子春秋作為史記，乃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其不求人知之意，亦昭然若揭矣。 以言音樂。伯牙之知音，亦僅鍾子期一人，下里巴人絕不能與陽春白雪同類等視。則文學藝術之一切評價，絕不在多數亦可知。漢代有司馬相如，以辭賦擅盛名，揚子云效之，亦名聞當時。久而悔之，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乃效論語為法言，又效周易為太玄。其友笑之曰，太玄人莫曉，當以覆醬瓿耳。揚子云曰，無害，後世復有揚子云，必好之矣。揚子云之見重於後世，乃更勝於司馬相如。但孔子則曰：「知我者其天乎。」大聖人大文學家，品格高下，此亦其一端。 孔子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乃貴納己於道。道者，人生大道，古今上下盡人當然。則乃貴其最多數之同然，此必求之最少數。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則人生為人，果為少數，尚有快樂可尋，亦有意義價值可言。果必為多數，則將無言可立，亦無德可成。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無義。」出仕亦行義，治平為多數，亦即己之大德。張橫渠言：「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而豈多少數財富權力之足計。依仗外力，亦絕非中國人所謂之為人。 初唐詩人陳子昂有詩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此乃中國大文學家之志氣。前之作家已作古，後之作家未出世，當我此生，多數群眾誰歟知我。則天地悠悠，唯有抱一愴然獨立之感而已。人生最少數為一己，中國人生大道，其最所寶貴者，亦即在此一己。韓昌黎倡為古文，亦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曰：「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當其生，來從學者，不過三四人。下歷兩三百年，北宋歐陽修起，而古文始大行。是歐陽修乃始為韓愈之伯樂。苟使對韓歐間一番情意不認識不同情，則何從來讀一部中國文學史。 南宋詩人陸放翁又有詩曰：「斜陽衰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千古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負鼓盲翁之來此村莊唱說蔡中郎故事，有似於古希臘荷馬之唱史詩。其所唱亦趙五娘張老爹之流，心存諷勸，有裨教化，較之荷馬之僅唱戀愛戰爭神話以博眾歡者有不同。然蔡伯喈何嘗有此故事。放翁亦南宋一文學家，心存好古，情切求真。而村人所喜，此千載以上之往事，又何從去管其是非。 元代之劇曲，有明之說部，接踵迭起。此等彈詞戲曲小說，始與西方文學依稀仿佛可相比擬。然在中國文學史中，此等終視為稗官，為閒書，僅供群眾一時之消遣與娛樂，不得與上乘正統文學為伍。金聖歎放誕高論，乃以西廂記水滸傳與騷莊馬杜同列為才子書，但亦未為後人所遵奉。近代國人則競慕西化，遂喜捧西廂記水滸傳，認為如此始是真文學。群斥中國文學正統如騷莊馬，謂其是古文，是死文學，是封建文學貴族文學，不得與近代之白話文學、活文學、平民文學、社會文學相提並論。其間乃可見中西文化傳統一大分別，一尚多數，一尚少數。最多亦只能說是各有得失，烏得謂在彼者儘是，在此者盡非。 政治亦然。人群中必有智愚賢不肖之分，愚不肖常占多數，賢智常占少數。中國提倡賢人政治，賢人乃可代表群眾民意之深處，多數則僅能代表民意之淺處，即有賢人政府，則不須再求崇尚多數之民主政治。中國人言天賦人性，不言天賦人權。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忠信屬天性，平等相近。唯人文社會須有學，學有廣狹深淺。故「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是非得失又豈得以多少數為定。故又曰：「賢鈞從眾。」在少數賢人中而有意見相歧，則始從其多數。實乃少數中之更少數。 道家尚自然，但亦不諱言少數。少數中有孔子，亦可有盜跖。道家乃以孔子與盜跖並舉，而曰：「聖人不死，則大盜不止。」但其自修為人則仍貴為一少數，不貴取法於多數。故道家言政治領袖亦仍言聖人，則其尊少數可知。儒家主性善論，認為社會中出一孔子自可減少盜跖之產生。孔子之告季孫氏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孔子不誅少正卯可知。故政治重教化，重領導，不貴仗法律制裁。孔子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群中能無訟，則又何大盜之有。此乃儒家思想。至於荀子主性惡，韓非出其門，乃兼道家言而轉主法治。然韓非亦崇尚少數，與西方人所言法治仍不同。故自中國傳統文化言，則韓非不如老子，而老子猶不如孔子，其間自有一衡量標準。自近代國人論之，乃唯韓非是尚。 中國人言政治尚少數，主尊君。君乃一國政治之元首，尤少數中之少數。然君亦有道，苟失其道，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又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若以今日西方觀念言，則民權為上，神權次之，君權尤其下。中國人則言天生民而立之君，政治乃為民眾而有，少數亦為多數而有，而多數則當尊少數，民亦當尊君。不僅尊君，即臣亦當尊。孔子唯慕效周公，出仕為臣，非欲為君。若人各求為君，則啟爭道。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乃中國一禮，禮貴讓，不貴爭。中國言禮治，不言法治，亦貴讓，不貴爭。從政為臣如伊尹、周公、孔子，皆尊君。無意為君，非無意行道。自秦以下，一部中國政治史，慕為伊尹、周公、孔子者何限。而近代國人，又必譏斥之謂儒家僅有意為一官僚，為專制君主撐腰助勢，曾不聞西方民主政治之美意。如此言之，則中國自民國以前所未聞於西方者多矣，自黃帝、堯、舜以來，四千年全部中國政治史，豈不盡成一片黑暗。 少數人之可貴在其能。心在大眾，能為大眾謀，能領導大眾共趨一大道，而志不在為小己個人謀。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范仲淹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此少數人，乃能代表多數。中國社會士、農、工、商，士最少數，而居四民之首。士希賢，賢希聖，聖賢則士中之尤少數。此與西方崇尚多數民權社會大不同。社會不同，斯政治亦不同。此意在近代，唯孫中山先生知之。五權憲法中，有考試權與監察權。中國考試由察舉來，察舉、考試兩權皆操在上層從政者之少數，不操之在下層社會之多數。察舉、考試之用意在選賢與能，果使多數人來負此選賢與能之責，則其事當不易勝任。中山先生言，一大學教授與一洋車夫出街競選，此大學教授恐難當選。故在五權中，特設考試權。不僅被選人應先由考試通過資格，即選舉人亦然。顯與天賦人權，人人平等之說法，大相違異。故西方民主政治必尚普選，而五權憲法中之考試權則對選權加以嚴格之限制。 又中山先生似不主有黨。彼謂國民黨即是革命黨。此意乃謂在革命時應有黨，一俟革命成功，經軍政訓政而至憲政階段，則不須再有黨。在民主憲政完成後，須多黨，抑兩黨，抑一黨專政，中山先生都不言及。果經嚴格考試，選舉已成少數人事，君子群而不黨，又何必分黨以爭。 五權中於立法權外，又增監察權。自中國政治史言，監察權無所不及，立法行政一切均應不斷在被監察中。唐代中書省偏近立法，門下省即偏近監察，而尚書省則偏近行政。上推漢代，宰相偏近立法，九卿偏近行政，而御史大夫即偏近監察。在中國人觀念中，立法、行政、監察當分三大部，司法則只在行政中占一部分，遠不能與監察相比。唯立法與行政，則其事甚難顯然劃分。西方國會，實是一審議機關，最先唯租稅一項必付審議，此下凡須經審議者，皆由憲法規定，則何得目此為立法機關。如美國之總統與英國之首相，凡負全國行政首長之權位者，豈不已兼立法與行政兩權而有之。如美國總統卡特，廢止承認「中華民國」，改與共產政權建交，此非一種絕大之立法事項乎？然其權在總統，不在國會。國會僅負審議之權，而仍不能不承認此一立法之有效。建交如此，宣戰亦如此。其權皆在政府。國會之權，則甚有限。 西方政治上之有國會，亦僅對政府有其一種審議權而止。國會代表民眾，顯然為民眾多數監督政府少數之一機構。而在中國，則立法、行政、監察三權，胥由政府分別擔任。唯設官分職，職與位有其不同而已。君亦一位，唯君若無職，故在歷代職官表中不列君。而立法、行政、監察諸權，亦皆不在君職之內，則君僅乃一虛位。故曰：「堯舜之有天下，而若無與焉，民莫得而稱之。」堯舜即懸為中國君道之楷模，後世中國賢臣莫不盼其君之為堯舜，則亦望其主持大計，不實際多參預政事而已。但中國人乃絕不倡言虛君，為君者亦得預聞政事，然政府一切立法、行政、監察諸項，則皆有分職，為君者不得越位而侵之。漢有宰相，有大司馬，有御史大夫，有九卿。唐有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之六部。各有職責。又有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則中國自秦以下，不近於西方之虛君制，即近於西方之君主立憲制。以中國歷史上之君權，較之近代英美之總統與首相，其權迥不相侔。唯中國之君位為獨尊，而西方之總統與首相則有權而不尊，如是而已。 故西方政治可謂主要在去其尊，而爭其權。其所尊，則國旗、國歌。英國尚有君，其君之得尊，則亦如國旗、國歌而止。中國政治可謂主要在定其尊，而泯其爭。今日國人則競曰此乃一帝皇專制之政治。則何不一讀自秦以下之中國政治制度史，如唐杜佑通典以下之三通九通，何一制度乃由帝皇所制定？何一制度乃不見君權之限制？唐太宗曾欲一讀當時史臣所為國史記錄，其意乃懼國史所載流傳後世，或將見譏及君，是亦可謂一賢君，然當時史臣竟拒而不許。此等故事，在西方政治史上亦曾有類是者否？近代美國大總統，當其去位以後，必寫一回憶錄，亦必為一暢銷書，出版商競出巨款相爭取。即如最近之尼克森，以彈劾退位，乃亦得寫一回憶錄，亦博取出版商之巨款，國會無權禁止。中西文化傳統不同，國情不同。中國國君不自發議論，自表意見。即讀歷代詔令可見，更何論著書作自傳。 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民權一講，重言申明，權在民眾，而能在政府。此一觀念，則仍是中國觀念。果使民眾無此能，又何得有此權。今日國人則競謂有此權，斯即有此能。如選舉，民眾有此權，但豈真有選賢與能之能。故西方民主政治必由政黨操縱，政黨之操縱人，即已屬少數。故美國兩百年來歷任大總統，其真賢真能者，亦只華盛頓、林肯等少數而止。賢能總在少數，能知尊少數，始可望賢能之時出。若僅知尚多數，則唯有限之以法。孟子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則行使法治，亦仍貴有少數之能知此義者。舉世諸民族，唯中國人知此，故能成為一廣土眾民之大國，傳世綿延迄於五千年之久。此即具體客觀之明證。故一部中國政治史，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大成就大貢獻。今日國人，知者其誰。中國古帝王有堯、舜、禹、湯、文、武，今日國人不信，目之為是托古改制之一片謊言，而孔孟則真不失為助長君權造謠欺世之大奸。於是而有自秦以下兩千年來之帝王專制，中國民族乃亦誠為一卑下無能奴性深厚之劣等民族。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其首即為民族主義，此乃指有五千年深厚文化傳統之中國民族言，非專指當前國人言。林肯解放黑奴，大義昭然，但其許黑人以平等選舉權，則尚可商榷。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絕不當與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相提並論，渾為一談。中山先生又特唱知難行易之說，知難即屬少數，行易則屬多數。然則果當重多數抑重少數，中山先生之意亦可知。 中庸有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廣大面中庸面，乃大群中多數人所處。多數所同，乃在其先天所賦之德性。能於共同德性上繼續加以後天之問學，則屬少數人事。能向少數人問學，又能向已往古代少數中之更少數人問學，問學不已，始可於廣大中發見精微，於中庸上表顯高明，而後乃始群學大昌。中國民族乃於天下人群中獨知尊少數。然就一時一處言，少數之不勝多數，亦屢有之矣。則宜乎今日國人之無以自處於斯世，而唯古人之是罪矣。然吾古人則已為吾中華創成此一廣土眾民之大國，其賢其能，亦可謂已在並世各民族中最占上乘。今日國人方競尚西方之崇尚多數，而不知吾民族之獨當崇尚。此又吾今日國人所當深切反省之一事。 （二） 中國人重少數，西洋人重多數。其實此乃重抽象與重具體之一分別。多數人僅知具體，唯少數人乃能知抽象。如言生命，多數人僅知食衣住行一軀體之生命，獨少數人乃知天命與人性之為生命。中國人重少數，故重言道。西方人重多數，則僅言理。中國人能舉其共通處，而西方人則只指其分別處。如中國人言天，乃一共通體。西方人則言上帝天堂與靈魂，皆天體中之分別處。故中國人不能有如西方人之宗教信仰，而西方人亦絕不能有如中國人之天道觀。 唯其中國人重抽象，故多言其共通處。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地，彼一地，皆可有其相互共通之處。故孔子言繼周已往，雖百世可知。百世已達三千年之久。三千年前人，已可知三千年後事。故中國人好言常，輕言變，乃若無進步可言。此之謂達觀。由一己即可推而知大群，由當前即可推而知古今。此等知識，只能為少數人所具有，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中國之聖人乃能為百世師。 西方人重具體，則此刻無以知彼刻，此處亦無由知彼處。故其尚多數，又必為短時期之多數。縱雲信賴多數，亦必為短時期信賴。稍隔幾年，此多數又必變。三年前之多數，三年後已必變，不可信，故必三年一選舉。而西方人乃無一三年以上繼續可行之大道。換言之，西方人生乃短行程的。如希臘、羅馬、中古時期、現代國家中之英、法與當前之美、蘇，皆短時期必變。然則今日以後，又當為如何一世界，此則無人能知，亦唯上帝與耶穌始知。故西方科學之與時俱新，依宗教家言，實乃凱撒事非上帝事。凱撒事，上帝所不管。則可謂宗教與科學從西方文化言乃同一規轍，實無二致。近代人言自由平等獨立，豈不信仰上帝與科學創造，同屬其內，更無越出乎。 西方人重隨時變，故重物質。中國人重常不變，故重精神。今人言宗教精神，又言科學精神，其實乃會通中西雙方觀念言之，始有此。西方之宗教與科學，皆具體可指可數，在其具體以上，別無精神可言。如最近通行之電腦，豈真如真人之腦，有何精神可言？又如大量殺人之核子武器，亦只可謂其有能力，不得謂其有精神。即如上帝與耶穌，亦只可謂其有能力，不得謂其有精神。能力始是西方觀念，精神則屬中國觀念，兩者絕不相同。 故中國人言智慧，而西洋人則言知識。知識乃知具體分別的，智慧所知則抽象共通的。故凡屬具體分別事，中國人皆不之重。如言富貴，即具體的。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樂與好禮，乃屬融通抽象的。如顏淵之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簞食、瓢飲、陋巷，雖具體，顏子之樂則系抽象。人人可以慕而效之，舉世千年皆然。 中國人重少數，故於大群中有聖賢，先知先覺，先得吾心之同然。西方人重多數，乃無中國之人品觀，無等級之分，人人平等。舉手投票，僅論多數。果使千萬人同投一票，票數相等，僅一票之差，孰從孰違，亦由此一票而定。此一票，當可分屬任何人，非特定於某一人。雖亦下愚一最無知識人，其所投之票，亦與上智所投票，同有分別從違勝負之力量。其所重，實在票不在人。故曰平等，其真義乃在此。若在中國，則顏淵已不能與孔子相平等，何論其他七十二賢。既不平等，乃亦無可言自由與獨立。故孔子雖曰「學而時習之」，必又繼之曰「有朋自遠方來」。既曰「學不厭」，又必繼之曰「教不倦」。顏淵則必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非好學不倦，又何得為顏子。故中國人論道論人生，首言仁。仁不見於單獨之一人，必大群同居乃始見。朱子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西方人僅知言愛，不知言仁。猶其僅知言心，不知言德。故西方列國數千年來，乃獨無一仁字。中西文化不同，即此可知矣。 又西方人本以個人主義為人生之實體。個人既獨立為生，社會群居與相對立，故又有社會一名詞。在中國，則生命本屬群體個人不能單獨為生，仁則此心始合大群之生命體。生命中有身家國天下之別，而獨無社會一名稱。曰身、曰家、曰國、曰天下，人群大生命有此四大分別。一心之仁，可以包容無遺。既無個人生命可言，乃亦不用與個人相對立之社會一名稱。西方人言家言國，亦個人聚居為生。所謂家與國，亦如一社會，乃其個人生命所在一分別之名稱。而西方乃獨無天下一名稱，僅有國際一名稱。個人相聚為生，有法律規定，以免其相爭無底止。國與國亦然，乃有國際公法。中國人觀念，則生命乃一大群體，或見之於身，或見之於家與國與天下，外在有大小之異，而實同此一生命。唯此生命，乃屬抽象性，非具體性。西方人無此生命觀，故無中國之仁字，乃有中國人所不用之社會一名詞。 近代國人以西方人用社會一詞，又用法律一詞，乃稱西方人有公德心。不知由中國觀念言，可謂有公道，無公德。道必屬於公，德則屬於私，公私則相通。由各人之私德，發而為大群之公道。故論語言：「志於道，據於德。」非各人之私德，即無以成大群之公道。今國人則以西方人之守法謂公德。不知德必內屬心，無公可言。法則外於心，而強心以必從，乃無德可言。西方人本無德之一觀念。德者，得也。西方人所得，皆屬外在具體物質方面者。中國人所得，乃有在心體之抽象方面者，而名之曰德。此皆不得不加之以明辨。 又中國人言禮，禮即一生命之體。唯身之為體，屬於具體，而禮則為一抽象之體。禮之抽象存在，即其心之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生未有外於仁而可以為禮者，法則可以外於仁而立。西方重個人主義，乃重法。中國重群體主義，則重禮。故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此見禮乃人生之抽象體。大群人生之有禮，則猶如一鼠之生命之有其體。禮即人生之體，即據此詩句而自見。今人乃又以禮為法，一若禮法相同，則又無中西之辨矣。 今再言公私。西方人之生命，既屬個人主義，乃有私而無公。制為法律，以公限其私，故其為國民則曰公民，國際立法乃稱公法。中國則生命即一至公之大群體，故有公無私。私則屬物質方面，如身為一人之私，故曰私身。但家、國、天下則均非私。如言私家，則父母豈為一子一女所私。己有兄弟，則父母已非一人所得私。又父母亦有兄弟姊妹。人有父母，又有外父外母，又有伯仲叔季之諸父，乃及母之亦有姊妹兄弟為諸舅諸姨。專推父母一倫，即可廣大無涯，豈獨專於一父一母而已乎。故中國之孝道，乃一極廣大之道。而德則限於一身一心，無可推廣為公德。如舜之孝其父，乃可推及其嗣母，並以此心推及於廣大人群，而成為一大仁之心。但舜之德，則獨為私有。舜有此心此德，不得謂即其弟象亦所同有，而成為公心公德。其弟象若亦欲如舜之孝，則必象之自修其心其德，而成其為象之孝。故中國人之道德，實即公私之辨。老子言「失道而後德」，此謂失其公乃有私。其實則本之德乃有道，本之私乃有公。人生必由私以及公。故修身養性，乃中國大群人生大本大源之所在。 今再言本源之辨。中國人生之大本大源，則盡在其一己之私處。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即其私處，仁即其公處。德即其私處，而道即其公處。西方人主個人人生，乃從社會大群中立法，以限制此各別個人之人生，則公私為對立的。中國人則以大群人生為本，乃從大群中之個人生命為此大本之分支。故個人之私生活，各盡其禮，以達於大群生命之共體，則積極為公，公私乃一貫相通，無可分別。中國人之言性命即此義。故權利可分別，而性命則無可分別。法治乃為權利，不如禮治之為性命。此又中西生命與文化一大不相同處。 今再言同異。西方個人主義必尚異，非相異無以見其相互之個性。但相異必相爭，尚多數乃以平息爭端，則其尚多數乃人為一法治，非生命本質。中國乃大群人生，故尚同，其重少數乃謂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故中國重師教尤重於法治。其在西方，天堂中無數靈魂，一上帝獨司其懲罰。此上帝即為一專制獨裁者。其獨生子耶穌，降在世間，乃謂凱撒事凱撒管，則凱撒亦得專制，故耶穌終於上十字架。其後耶穌信徒在羅馬作地下活動，甚至凱撒亦不得不信耶穌教。此下民主政治之尚多數，淵源即在此。故尚多數，乃一種政治運動，實為自然生命一對抗一反動，非生命之自然。中國人尚少數，先知先覺，先得眾心之同然，則中國之尚少數，乃含有尚多數之真實性。故中國人言大同太平，皆非西方人所知。抑且西方之尚多數，實系相爭一手段。唯其尚異，乃重多數。中國尚同，乃重少數。中國人之所謂相反相成，乃如此。 西方科學亦以數學為基礎，一切科學脫離不了數字。中國科學則以時為重，不以數為重。時乃富生命性，數則無生命性。一曰質，一曰量。中國人言氣質，西方人言數量。如中國農業米麥豆蔬皆重質。西方商業交易則更重量。西方人之所謂進步，主要則皆在數字上。如原子彈殺人最多，斯為武器中之最進步者。但在人道中言，則斷非進，當成為一大退步。中國人言進退皆重質，此豈西方人所知。 近人又譏中國為多神教。不知西方唯獨上帝一神，即成專制獨裁。中國則上帝外尚有山川諸神，又有城隍土地，到處皆神，乃為分職群治，而非專制獨裁。 中國於政治之上，尚有教化。師道尤尊於君道。然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中國之為師者，乃由從學者自加擇取。故孔子既言「學而時習之」，又言「有朋自遠方來」，中國五倫，君臣一倫外，有朋友一倫。師道則即在朋友一倫中，故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蓋師乃由為弟子者自由擇取之。如西方教皇，又必由大主教選舉，由多數中選出此一人來。倘在春秋時，由魯國大眾來選一師，則孔子恐終不中選。或如子貢，其庶幾近之。故中國無選舉，倘有之，必由少數選，不由多數選。而此少數，則由指定，非由多數選出。西漢時代之有選舉即如此。此又中西文化之大相異處。 中國亦有科學，遠起墨家，大成於陰陽家言。陰陽本於天，又言五行，金、木、水、火、土，則本之地。會合天地萬物，求其相通之用處，故曰格物。格有限止義，亦有到達義。物各有其限止，亦各有其所能到達之處，故曰格物致知。則中國人認為人類知識乃由格物來。但中國人言知識與言性情不同，性情本於天，而知識則創自人。故自格物致知，而達於正心誠意，乃自知識上達於性情。可謂由人以達天。若依西方言，則當自科學上達於宗教。但西方則宗教科學各自平等，自由獨立，互不相關。故中國學問必歸於一，故尚通。而西方學問則達於多，各尚專。專此專彼，各相異，宜必相爭，而無和可言。能和則能平，不能和則唯有尚多數，乃可屈指計數而得之。是非曲直皆在此。 今再言窮與通。西方人主個人主義，故重分別。中國貴大群主義，故主會通。莊周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則數學而通於哲學矣。果能日取其半，是必有其他一半之存在。然其半太微，乃不能復以半取之，但非已竭，乃只不可分而已。讀中國思想史，中國先秦諸子亦各自分家，相互獨立，最後則匯歸於儒道兩家，而終得其大會通。若如中國例，西方宗教必當匯歸於科學，科學亦當匯歸於宗教，而西方則終不能有此趨向。中國學問必相通，猶如做人亦必其道相通。故中國無專門學問，亦如生命無個人主義。凡西方各項專門之學，在中國傳統中均不得有其存在之地位。苟有存在，則必相通。在中國則稱此曰藝，亦即術，而儒學為其代表。故儒為術士之稱。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大者曰六藝。藝即術也，術即藝也。中國一切人生，可謂之乃藝術人生。中國一切學問，亦可稱之為藝術學問。一切知識皆藝術，必具一美性。 西方人分真善美為三大類，在中國則三者亦相通。得其一，即可通於其二。未有真而不善不美，亦未有善而不真不美，並未有美而不真不善。故中國無此真善美之三分法，僅以一誠字盡之。而真善美則胥在其一誠之中。西方藝術亦為一專門之學。苟既不獲兼顧旁通，在中國則不得謂之藝，亦不得謂之術。故中國人則言道藝，又言道術。在西方則並無此一道字，而藝術亦成為一專門。專門則窮而不通，又烏得謂之為藝術，在中國則誠不辭之尤矣。即一語一字之微，亦可證文化大體之異同。今若以中國人語，謂宗教乃西方文化中一藝術，科學亦西方文化中一藝術，則庶乎近之。故藝必貴能游，游即互相灌溉，互相融通，而不貴其自封自閉於一技一能之內。 近人又言中國人好靜，西方人好動。其實西方言專門即主靜，中國人尚通重藝術即主動。如藝五穀，靜在畎畝中，豈不日有生意動向。故中國人能靜中有動，而西方人則唯有一動，反見其為靜而不變矣。無生意之動，豈能與有生意之靜相比。即此亦可觀中西文化之相異矣。 如此拉雜言之，將無所終極。姑止於此，以待讀者之自為尋索。此亦多少數相比之一例。故中國人不貴多言，而此文之拉雜，則亦終不免其為趨於西化之例矣。中國人則必有所止，乃能無窮。姑止於此，庶其稍有當於知止之一義。有極而無極，此之謂太極，讀者其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