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一 靜與減
時間是生命中主要一項目，亦可說時間即是生命。非有時間，生命當於何存在。人自嬰孩長大成人，乃至六十，花甲一周，則必稱觴祝壽。七十則稱古稀之年，八十以至一百，此屬人生難達之境。近代醫藥進步，八十不難，而百年則至今為稀。是生命必有時限。然五口之家，夫婦成偶，堂上父母，膝下子女，當有三代。又兼記憶，為孫一代追憶其祖父母，雖人已亡去，而事尚在心，則家庭生命在每一人之記憶中，普通當在一百五十年以上。如此子孫綿延。如舉孔子為例，至今已七十餘代，共達兩千五百年以上。若再自孔子上推，迄於殷商之先祖契，豈不遠逾三四千年。其實趙錢孫李百家姓，均可依此推算。人人如是，整個一民族如是，此之謂大生命。一部二十五史，實際只是此一大生命長時間之回憶而已。
但時間必親自經歷，頃刻有變，瞬息相異。禹惜寸陰，陶侃教人惜分陰，今人稱分秒必爭，又該惜秒陰。莊子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是倏忽即不存在之小生命。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人人皆欲效松柏，不願為朝菌蟪蛄。但今日又人人言求變求新。從生命言，則變與新之上，該有一不變不新者始得。孔子在川上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如是，生命也如是。能在不舍晝夜之逝去中，常見此川流，此須一項大學問。便該連帶說到靜與動。動是過去，是變。靜則不動不過去不變，如此常在。但川流中每滴水，果亦不動不變不過去，豈不成了一條死水。必水滴變，川流不變，人類生命即如此。
首要條件在能單純。時間是單純的，須要添進內容，否則一片空洞，便無本體可覓。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非陰陽晝夜春夏秋冬，即無天時可言。非山川田野水陸高低，即無地理可言。人生亦然。嬰孩即賴父母養育，成人亦必群居為生。故人和乃始是人生。即一身之內亦必和，其食衣住行亦必與外物和。天人內外相和，乃見為單純。大生命乃始見單純，小生命則轉而為複雜。但複雜則仍必在單純中。故人生大道貴能在複雜中求單純。
生命本質極單純。如川流，純為水滴相和。若雜以泥土沙礫，則水流不暢。上游盈科而後進，源泉混混，乃能不舍晝夜而前進。兩旁又必有堤岸夾峙，否則四周泛濫，即亦無流。人類生命乃不啻如天地大生命一堤岸。不接於目，即無色。不接於耳，即無聲。不接於鼻，即無香。不接於舌，即無味。天地雖大，接於身，乃始有之。故此身乃為天地大生命一和。其單純有如此。若使不賴於目而接天下之色，此即不見有色而為盲。若使不賴於耳而接天下之聲，此即不聞有聲而為聾。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欲保其聰明，則必減其在外之聲色，務勿淫於視聽而後聰明可保。莊子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惑。」即此旨。
世俗人生往往求多有，求增不求減，而尤以自然科學發達後之近世為然。即如電之發明，有電燈，有電話，有電影，有電視，凡耳目所不及，電皆為之增其功能，使視聽遠超於耳目為用之上。天賦人以耳目，而科學濟之以電。視聽日增，聰明日減。色聲日多，影響日小。前人以一分視聽達十分聰明，今人則以十分視聽，而僅保有一分之聰明。前人睹一桃花色，聽一流水聲，詩意自然生於其心。今人目盡天下色，耳盡天下聲，而所謂詩意則渺不得其存在。聲色紛乘，雅興轉塞。亦可謂科學日進，詩情日退。詩情乃自然人生之所有，科學則反抗自然戰勝自然，固宜有此趨勢。
不僅如上述，一切人生內涵，日淺日狹，外力強而內心弱。耳目生於天，一切科學機械發明創自人。然耳目之用，於心為親切。而機械之用，則僅以代耳目，與心隔了一層，不親不切。耳目之用本於心，故能長此心之聰明。機械之用來自外，則轉以窒塞此心之聰明。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機械外物乃一有，心則乃一無。故一切科學發明若於人身為有利，實於人心乃無用。人之生命主要在心不在身。故科學日發明，而心生命則日衰退。今世乃不啻以物世界來代替了人世界，即心世界。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實在孤獨處。求生命則必求有一我，我即一孤獨之我。浮現在外，在眾多處，一與人同，則何有所謂我。而科學機械之用，則必在眾多處，不在孤獨處。如電影，由一人觀之，其影像可與眾共觀相同。但電影乃是一商品，其攝製則只求眾人觀，不供一人觀，宜其與生命意義有別。換言之，科學實不為生命用，轉以用生命。主客易位。此下之世界勢將成為一機械世界，不復是一人世界。數百千枚核子武器，即可主宰全世界人類而有餘，即其證。
何以謂科學非生命，因生命必有情，而科學則無情。中國以農立國，農民日與大自然大生命相接觸，可謂中國古人早已讀了一部無字天書。學問全從生命來，孔子言，誦詩三百，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姑以草木言，中國人愛楊柳，自古詩人筆下無不詠柳。楊柳富感性，春光初到，柳最先知。桃李未花，柳條已青。柳又富耐性，秋冬群木凋謝，柳條猶在，故詩人亦多詠衰柳。楊柳依依，唐人栽之灞橋之兩旁，左宗棠栽之赴新疆之路上，以其若特賦遊子以同情。而夕陽衰柳，尤能耐此寂寞。此感性耐性，乃中國人心所同尚。柳無花，而有絮，亦具特性。中國詩人賦楊柳層出不窮，亦可謂楊柳乃中國人一至親密友矣。
柳之外有竹。綠竹漪漪，竹之入詩亦歷三千年如柳。中國人言，不可居無竹。居不見竹，亦如行不見柳，同為人生一憾事。柳則柔婉多情，而竹則剛直有節。個性不同，故柳則栽之牆外路邊，而竹則植之庭前階下。「能益多師是吾師」，天地群生可為我師我友者，復何限，是在我善擇之而已。蘭則盛唱於屈原之離騷，菊則盛唱於陶潛之詩，林和靖有梅妻，周濂溪則愛蓮，中國人之花卉草木，則莫不深通之於性情。天地一大生命，亦唯此性情而已。性情相通，斯生命相通。中國人對此大生命之認識與體驗，則多見之文學中。其實亦可謂是一套人文科學或哲學。
草木外言鳥獸。中國人於家畜中最喜羊，美、善、祥、群、義、養諸字，皆從羊。若言利用，不如犬、馬、牛。若言鬥爭，羊最懦弱。中國古人教牧羊者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則羊性亦自能向前，而牧羊亦當一任羊性之自由。中國人又特喜龍。易乾卦言，潛龍在淵，見龍在地，飛龍在天，則龍乃一三棲動物。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唯龍有之。但龍少見，或僅一想像。唯亢龍有悔，在人群中能見群龍無首，乃為大吉。此又是何等景象。生命第一要求當為存在，其次始有表現與活躍。羊能善存在而不爭，龍能表現又活躍，但亢龍有悔，則活躍亦有其限度。西方人信仰有靈魂，乃可不尊存在，僅求表現活躍，乃求為亢龍而不悔。
中國古人又以麟、鳳、龜、龍為四靈。麟、鳳稀見，龜則泥塗中物，易見常見，而能藏身自保，與物無爭，又能壽，故亦為中國人所尊。中國人尊龍，同時又尊龜，此又是何等景象。龜甲用以供占卜，藏之宗廟。莊子辭楚相，曰寧為曳尾塗中之龜，不願藏甲於宗廟。曳尾塗中，則猶潛龍之勿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中國人生理想之所貴乃在此。但既曳尾塗中，而仍能藏甲於宗廟。既能藏甲於宗廟，而又願曳尾於塗中。出處進退，隱現榮辱，一以貫之，此誠中國人文社會一特徵。而龜又常見易見。中國人乃奉之為四靈之一，屢見文學歌詞中。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中國文學中有烏龜，斯亦不啻以烏龜為木鐸矣。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當別論，茲不詳。
中國古代，象亦易見，象亦龐然大物，其性亦和善不爭。但象為人用，尚不如羊之無用。佛法東來，始屢言及象，然終不為中國人所尊。佛法亦好言獅，獅噬人，象供人用，兩者皆失之，遂皆不為中國人所尊。龜不噬人，亦不供人用，然自保能壽，中國人尊龜過於獅象。近代生物學家好言蜂蟻，謂其能群，但蜂蟻以功利為群，羊則性情之群，而龜則不群。中國人於天地群生間，自有其別擇取捨可知。
易乾象龍，坤象馬。馬效馳驅，亦供人用。然言牛馬與言犬馬大不同。牛馬供人用，犬馬則見性情。中國以農立國，牛司稼，豈不為用大。然中國人尊馬不尊牛。牛供人用，隨人駕使，乃不如馬之尤見有性情。馬有駿駑之別，駿馬一日千里，聞有千里馬，不聞有千里牛。牛略同如象，不見個己之別，而犬馬則有之。有性情，則有個己之別矣。羊亦若無個己之別，然羊性之能群，則又在牛馬之上。朱子言格物窮理，中國人能於有生物中窮格其理，自有一種人文科學之發明。
柏拉圖懸榜門外，不通幾何學勿進吾門。幾何僅一形式，非有生命，亦無性情。嚴格求之，世間乃無真方真圓，僅有約略相近似之方圓，真方真圓只在天上。中國人則謂規矩方圓之至。方圓屬自然，規矩屬人文，能善用規矩制器，此即善用自然以與人文，而天人合一矣。僅從方圓求方圓，此之謂不通人情。如言孝弟忠信，乃從人之性情言，各得性情之真，即可為萬世之榜樣。西方人乃避此不言，謂感情作用即無當於理性之真。此又天人顯有分別。
故中國古人於天地萬物，不論有生無生，能善觀而善為取捨，能比能興，此乃中國文化之真源。善觀是其智，而善為比興取捨則其仁。仁乃人類一種同情心。自具性情，乃能外擇於物，以取其性之所近，而舍其性之所遠。中國人好群，故有取於羊。中國人好長保其生命，故有取於龜。兩者實相通。不能群，烏能長保其生命。人各不能長保其生命，則其群亦不立。故中國人好群，又好有個性。唯求其個性之不害群而又能傑出於群，則必有大利於其群矣。僅知有群，不知有個性，則亦為中國人所不喜。
周濂溪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又曰：「主靜立人極。」人極與太極不同。太極自無生有，人極則自有生無。羊虎同群，性不同。羊不殺虎，虎必殺羊。人為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使人治其群，則驅虎於深山，善牧其羊。此則羊與虎皆所不能，唯人能之。故太極之下，唯可立人極。天地能兼生羊與虎，但不能使羊與虎必相遠勿相近，唯人能之。故曰人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如火盛人能噴水以滅火，水盛人能築為堤防，使水不泛濫。人能盡五行之性，以善其人群，此乃一種人文科學。何以能此，則必全人之性，存而勿失，此曰靜。故主靜立人極。
人有欲，則動而向外，孟子稱之曰「放心」。心放在外，則性亦漸失而不見。故曰「存心養性」。先存其心，而後性有所養。靜則心不動而存。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欲與情有別，先養其性與情，則所欲皆一發於正。性情為之本，則所欲亦可一內外。務於外，求其所欲，則內失性情之正，而欲乃無窮，終不能達，亦於外物有害。如是則人生一於動而無靜，與天地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又大相違。中國人稱之為天人之爭。天指性言，人指欲言。宋儒曰性即理，則性慾之爭即理欲之爭。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主得所欲即為理，較宋儒言，可謂大失之。當謂符於理乃為可欲，則始得之。
近代科學家乃謂發明物理可以滿足人慾，斯又失之。人慾日滋月長，無可滿足。所謂物理，亦本於人之性情而見。以人情見物理，與以人慾見物理，所見之理大不同。如虎遇羊，認為可噬，此乃在虎有欲噬之心，非在羊有可噬之理。而虎之欲噬之心，則本於其性。性不同，斯理亦不同。人性之善，較近於羊。而人性之智，則遠過於羊。故人性可以謂之仁，而羊性則終不得目之為仁。蓋仁必兼智，智必待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西方人之學，則重智不重仁，又不同。孔子本於性情以為學，西方之自然科學則不仁無情，有失於人之全性。不仁無情而濟之以學，則其為害恐將有甚於其為利矣。此誠近代國人好治西學者之所當究。
人性皆然，何以東西方有如是之不同。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西方古希臘以商業為主，商業內不足而求之外，求有得，則益進不已，遂唯見欲而不見性。然亦不得謂西方人性惡，能改其習而返之正，則善性亦自見。但少成若天性，積幾千年之傳統，一旦改弦更轍，亦自難。唯當就其習以為改，或主先復興宗教，使與科學持衡得平，為其改革之一途。但如最近耶回之爭，則又無奈之何矣。
陸象山言，「人方求增，我唯求減」。西方財富權力，日增無止境。人生正當理想，亦莫如求減。權力減，財富減，庶得與貧弱日增其同情。私慾日減，同情日增，則人性漸復。或疑事減則若閒，不知人生正大有事在。居家則奉老撫幼，此屬門內事。出門則愛國家，愛民族，以忠信愛其群，豈不大有事在。事在性情在生命，與在功利在物慾，所事不同。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西方人所有事，重在功利物慾，所患不在忘，在助。揠苗助長，反以喪苗之生。象山主求減，亦在求其勿助長。其門人乃一意靜坐，若將忘其必有事，宜為朱子所斥。西方人求助長，印度人則求忘。濂溪主靜立人極，靜非忘，減亦非求無事。唯事來務助長，則必功利物慾之歸矣。
生命寓於時間，時間當下即是，亦轉瞬即逝。勿可忘，忘則不覺有時間之存在。但亦不可助長，求其時之住，與其延長，與其速，與其即來，皆不可能。時間剎那即變，但變亦有常。時間永古長在，但亦倏忽即變。如嬰孩以至老死，乃有新生繼起，此即道家所言之自然。道家轉而為長生家言，則又失其真。長生家有鉛汞之術，乃引生西方之化學。但鉛汞非生命，求以非生命助長其生命，西方一切現代科學皆由此。乃使此下將成為一物世界，而駕於生命之上，生命僅居次位。果使生命得替代，則此下將為一無生命之世界。人之求於物質機構者，其果如此乎？
近人多言科學可減少工作時間。盡得閒暇，自尋快樂，豈非人類文化一大進步。然生命即工作，中國古人言，「小人閒居為不善」。於工作外求閒暇，閒暇中求快樂，人生一切墮落，一切罪惡，皆由此起。一陰一陽之謂道，工作勞動乃生命之陽面，閒暇休息乃生命之陰面，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人當於工作中有閒暇，閒暇中有工作，和合為一體。果分別為二，則無往而不失其生命之正矣。故娛樂工作亦為一體。
中國文學自豳風以至清末，多憫農詩。而農自可樂。工附於農，不附於商，工農皆一生命表現，亦即藝術表現，亦即德性表現。西方商業社會盛行博物院，其中陳列多采自巴比倫、埃及，希臘僅居其次。尤著者乃如埃及之金字塔。凡此皆非人生工作，乃於人生外別創工作。不於工作上表現出生命，乃俯順屈服犧牲生命以為工作，表現生命中一奴性，亦以顯示當時埃及皇帝無上之欲望與權力。以一人之意志，奴役萬人之生命，乃有此金字塔之製成。中國最近發掘得秦始皇墓，庶相近似。然始皇墓始終湮沒不彰，不為漢後人所知。阿房宮為人所知，則一炬成灰，後世不加惜，反加快。而如四川灌縣之水利工程，則修益加修，精益加精，直至於今不廢。李冰父子二王廟，亦永受後人祭祀崇拜。即以灌縣離堆工程與二王廟之建築，與埃及金字塔相比，亦可見中西文化相異之一斑。離堆工程，自秦迄今兩千年，殺身捨生者又何限，但皆成仁取義而去。故離堆工程遂得為中國名勝古蹟之一。
娛樂亦性情，工作者先有樂，乃可得人之同樂。金字塔乃孟子所謂之獨樂樂，灌縣離堆工程則孟子所謂之眾樂樂。金字塔遂使埃及人永失其生命，而灌縣離堆工程則使兩千年來四川人同得其樂。故離堆工程乃一生命工程，而金字塔則不得稱為生命工程。亦可謂近代西方科學之一切進步，多非生命進步。而中國自大禹以至李冰父子，大聖大賢，一切工程一切建設，不僅科學，亦寓有宗教教育之大生命意義在內。凡中國至今尚存之一切傳統，一切建設，一切工程，皆如此。此皆中國人所謂之禮樂，乃即生命之崇高表現，而豈專在物質機械上用心者可比。
娛樂中又有繪畫與歌唱，此兩事原始人類即知即能，然中西雙方傳遞有不同。西方人繪畫但求其與外物近似，如畫山水，即坐山水前臨摹，謂之寫真。中國人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提筆作畫，乃畫我心中之山水，故曰寫意。寫真即科學，寫意乃人文。心領神會，即同是我之生命。故中國人畫人物亦曰傳神。西方人論女性體段重三圍，中國人則曰臨去秋波那一轉。三圍之美具體在彼身，誘生我欲。臨去秋波，抽象一動，在彼亦在我，此謂之情。使其無此一轉，則三圍之美又與我何涉。故三圍僅物質之可欲，而一轉乃生命之相通。中西雙方審美觀念之不同又如此。近人又必謂西方重客觀乃科學，中國主觀非科學。但非主無客，無情不美。中國俗語情人眼裡出西施，實亦一種人文科學。
歌唱，歌者先自樂，而聞者亦同其樂，此乃生命之真樂。歌以求人樂，則歌者先無樂，聞者之樂亦復不真。詩三百，歌者先有其樂。離騷九歌，亦歌者先有其哀。漢樂府亦詩騷之流，每一歌中亦自具一番真情。唐詩人白樂天，詠潯陽江頭商人婦之琵琶曲，亦以自鳴其哀怨斯始為貴。若以歌為技，為謀生一職業，斯又何貴。
中國近代京劇，有諷有諫，有勸有懲，功在教諭風化。操此業者，固亦藉以謀生，然畢生情趣，亦寄寓其中，故不為高雅君子所棄。又演劇娛神，民亦同樂。若以演劇為純商業，觀劇為純娛樂，則中國風俗初不如此。譚鑫培梅蘭芳名震一世，但其登台，終非專供人樂。而善唱善演，亦終不如畫家之閉門揮毫自得其樂之為高。此皆中國舊觀念，莫不有甚深生命意義寓之。
中國又有武功一項，如武當山，如少林寺，道士僧尼，出家閒暇，乃以習武。不為表演，不為比賽，師徒相傳，積數百年，乃成絕藝。偶一用之，乃為俠義，無他心。得人崇敬，亦出真誠。清末義和團，亦本俠義心，事敗稱拳匪。但憑槍炮殺人滅國，恣意所欲，中國人心有不服，乃稱八國聯軍，莊嚴肅穆，又何詞譏之。此則史學文學分道揚鑣，各自專門，記載史事不知以文學用心，乃有此弊。至於中國功夫，亦非西方所能。最近忽有人在電影中表演，大獲西方人佩服，中國功夫乃成現代一專門名詞。但此等功夫純是一種生命精神之凝聚。若在電影表演，則是西方功夫，絕非中國功夫，此又不當不辨。唯今國人一經西方人稱讚，又有重利可得，相習成風，則誠可悲嘆矣。
中國人傳統心習，看不起機器。但機器勝過功夫，即據義和團一例可見。中國以人為萬物之靈，機器則靈過於人。人轉為機器操作，得閒暇，別尋快樂，乃成為人生之唯一目的。則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又何在？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又曰：「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顏所樂，即在其日常工作中。西方人謂文化自閒暇來，中國則文化自勤勞來。文化即人生，人生乃勤勞，非閒暇。
故工作當自性情來，不當自欲望來。性情中亦自有欲望，但不當為欲望而漫失其性情。性情出於天賦，亦即自然，中國人合稱之曰性命。天人合一即在此。不知性命，徒求生活，則獸生禽生，生而無靈，何得謂之人生。中國人最所尋求者正在此。尋得到此，則工作閒暇快樂苦痛皆一以貫之，又何分別可言。尋不到此，而唯機器功利之為見，則人生最高境界亦唯一項機器一番功利而止。象山之言減，濂溪之言靜，諸葛亮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澹泊斯能減而靜。孔子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之所好，亦唯心存淡泊始能明之。中國人之理想人生大率如是，而豈能語於今日之西方功利昌行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