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七四 進與退

（一） 中國社會崇退讓，西方社會重進取，此亦中西雙方德性風俗文化傳統相異一要點。中國天地大，物產豐，退讓有餘步。西方天地小，物產瘠，非進取無以自存。積習成性，肇此兩型，而文化展衍遂有大別。 財富與權力，為人群相爭兩大端。有錢能使鬼推磨，財富多，權自大。權大財富亦自多。中國歷史上，讓位與分財，為兩大美德，故事傳述，歷代皆有。而政治上之權力退讓則尤多。堯舜禪讓，尚有許由務光故事。司馬遷登箕山，明見有許由冢。孔子不言許由，故司馬遷亦不加傳述。 泰伯三以天下讓，孔子明稱之。伯夷叔齊孤竹讓國，距泰伯虞仲之讓不遠，孔子亦亟稱之。可見讓國中國古代屢見。即論周公，亦可謂有讓國美德。而尚有大於此者，故後世不以此稱周公。春秋吳季札亦讓國，乃以釀吳國之亂。從功利觀點言，可不讓。讓乃其德性，亦其道義，尤為人群功利中之更大者。故後人亦不以吳亂責季札。 中國人論學問尚通不尚專，通則大，專則小。道有大小，斯學亦有大小。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功利乃小道，易起爭。爭於當前，貽害於後，無以致遠。中國人講學問又分等級，有小學，有大學。最大學問則曰治國平天下。論語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從政即須學，學當能從政。政學通，既不當專以從政為學，亦不當專於為學而不能從政。求學非為謀求一職業，亦非向人作誇耀，乃在完成其德性以為人服務。而治平之道，則為服務人群之最大者。故從政非為一己之功利，乃為大群之功利，此即所謂道義。故從政不為爭權，乃為行道。在道義中則有退讓。伯夷叔齊吳季札之讓，亦行其道義而已。退讓而有背於道義乃懦怯，非退讓。中國教人做聖賢，不教人以富貴。富貴途上必多爭，不重富貴始能讓。伯夷叔齊吳季札，乃聖賢中人。非聖賢，何以當治平之大任。故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必自修身齊家始。身不修，家不齊，又何以治國平天下。自堯舜以至於吳季札，亦務在先修其身，非逃避責任。而其於重責大任則能讓，乃更猶勝於不讓而出其上。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文學限於書本文字。學貴人事致用，則莫大於治平之道。故文學之上，乃為政事。然立國天地間，貴能治其內，尤貴能平其外。天下不平，國終不治。言語指國際外交，乃更在政事之上。近人謂弱國無外交，不知弱國乃更貴有外交。孔子稍前有鄭子產，孔子屢稱之。鄭以弱小處晉楚兩大間，子產周旋得其道，不僅鄭政得安，即晉楚亦得和平相處。則外交之責任，豈不更大於內政。然治其內有道，交於外亦有道。非詭詐欺騙之所能勝其任。孔子亦相魯，與齊會夾谷，而齊人服，返侵地。魯國地位大增。子貢屢為魯出使，其貢獻亦在子路冉有之上。僅為一國謀富強，適以啟爭而召亂。孔子亦稱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苟非明通於天下之大道，則何以任國際之外交。故孔門四科言語先於政事，其義尤深遠。 今人則以外交處於內政之下。不知國無大小強弱，其國際外交之意義價值，乃尤在一國內政之上。僅有國際公法國際同盟，苟其無道，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近代人能知此義者鮮矣。唯求科學發明，經濟繁榮，乃及原子彈核子武器殺人利器之日益精進。富強凌駕人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亦僅以召亂致禍。天下益不平，而國內亦各不安。美國富強冠一世，然其最弱點則為外交無道。如雅爾達協定，以迄於今之承認中國大陸共產政權，豈此乃為外交之正道。子之道，其正其大，豈不鑒於當前世界局勢，而益見其彰明較著乎。 然孔門四科於言語政事之上，猶有德行一科，此義益深遠，乃益不易為現代人所知。學貴能致用於人事，學者所以學為人。而為人之最高標準，則在其德性。用有大小，有大德，始有大用。非掌大權即可有大用。德性通於人人，所謂通天下之道，實乃通天下人之德。故德行乃為四科之首，亦為四科之本。言語政事文學，亦未有外於德行而可成其為學者。謙讓亦德行之大者，亦唯謙讓，始能使人服。 如言齊家。妻者，齊也。夫能與妻齊，斯為夫婦之道，亦即齊家之始。父母亦與子女齊。子女主孝，父母主慈。慈則必有教，而教則貴有義方。若唯教子女以服從，則豈義方乎。子女唯知服從，自陷於不義，亦陷父母於不義。豈有不義而可謂之孝。孔子教曾子，大杖則走，小杖則受，斯始為孝。可知父母與子女亦必有一齊。平等相待始為齊。但子之對其父母，可有不服從，而不能不孝。今人乃誤以服從為孝，則又大謬不然矣。西方人言父權母權，權則主服從而不齊，而必出於爭，又何以為家。唯有小家庭，子女長大成婚，另立一家，始可免爭。然夫婦亦貴有離婚之自由，乃可免爭。一家如是，何以言國。大禹之治水，乃使水順流而趨下，非如鯀之為堤以防水，而反使水之橫決，為禍益大。故治者乃領導，非僅防制。近人言法治，則亦防制而已。若必求能領導，則在我必有其德性，乃能導人以德性。中國人所謂治平之道，盡於此。今天下乃如洪水為災，而唯鯀治之，斯誠可悲之尤矣。 今再言修身。必先能自治其身，乃始可以言治人。其身不治，焉能治人。近代民主政治必尚爭，大總統競選，必謂當此大任非我莫屬。不謙不讓，自中國人言之，絕非修身之道。中國人言道，貴謙不貴夸，貴讓不貴爭。以周公之才與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驕則不謙，吝則不讓，而必出於爭。管叔聯殷叛周，此即其自心驕吝之表現。周公東征平亂，而終不自居天子位，則其大義滅親，亦終無傷於其謙恭之為懷。孔子後儒群尊周公以治平為任，而必以謙讓為德。能自謙讓，乃能使人心服。魯哀公之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則哀公雖不能行孔子之道，而其心則固尊孔子。孔子之道縱不行於當世，亦復傳於後世。後代之君，皆知尊孔子，亦知尊儒尊賢。漢高祖愛戚夫人，欲以趙王易太子位。見四皓在太子旁，乃不易。四皓皆高年，高祖招之不至，心尊其人。太子能致之，高祖自以為不如，遂不敢再有易太子之心。此下為君者，未必多能尊賢用賢，而猶知謙與讓，不尊孔尊儒，而絕無明白反孔反儒以為尊。此則大道不行而未失。中國兩千年傳統綿延，其要端即在此。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者各就己位，各射己鵠，其中與否，乃與己爭，非與人爭。則其爭仍是一退讓。孔子當時，天子諸侯，列國卿大夫，倘多出位以爭，則何治平可言。唯求不出其位，則上下無爭。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則以去就爭。所爭在去在退，不爭進取上位。身雖退而道則存。道在己，唯求藏而弗失。非道在外，乃求爭而取之也。中國歷史多有亂世，而猶有道，唯其道藏而不行，如是而已。今世則爭權不爭道，故必爭於外不爭之己。則亦唯有進取，無退讓可言。 耶穌言凱撒事由凱撒管，西方宗教不言治道。近代科學如天文、地質、生物、心理、電磁、光力、農礦、漁牧，事事物物，無所不究，但亦不言治道。其他學術分野，如文學亦不言治道。如哲學，蘇格拉底僅言人生，瘐死獄中。柏拉圖榜其門，不通幾何者勿進，幾何學亦非治道。其為烏托邦，以哲人王掌治。實則其所想像，一國亦如一幾何圖形而已。後世如康德，亦何嘗措辭及於人類之治平大道。盧梭民約論，亦屬一人冥想，何嘗有歷史根據。 近代西方大學，其先本由教會興起，此後分院分系，門類繁多，乃始有政治一系。不通法律經濟社會教育種種人事，何得通政治。而於大學四年課程中，乃得完成其學業，最多亦只是些常識與技術。與中國人之所謂治平大道則無關。技術與技術間，則必出於相爭，而無退讓可言。 學問必有一對象。有關此一學問之知識，亦必有一來歷。治平大道，則本源於人類以往之歷史。治亂興亡，鑑古知今，此為史學。西方史學特遲起。大學興起時，亦尚有史學文學是同是異之爭。黑格爾有歷史哲學，乃哲學，非歷史。其謂民族興衰，文化起伏，如日之自東西移，自中國印度移至日耳曼民族，乃始到達於最高無上之境界。此何嘗是歷史真相。並多爭意，絕少讓意。而當時日耳曼民族，竟亦受此鼓舞，孳孳日前。而其他西方史學家，竟亦無人出而加以糾正。此正亦同意於黑格爾西方勝東方之意見，而西方人之不重史學，亦可於此一端覘之。近代國人一切慕效西化，不惜舍己之田以芸人之田，此亦本之當前史實，而其意存謙退則亦可知。史學乃人類生命大總體之一項研究，當通體以觀，於古人知有讓，於其他國家其他民族亦當知有讓，而不以一時代一部分人之爭勝為目標，乃始有當於史學之大義。 歷史本是人事之懷念。西方人在人事懷念中，如戀愛鬥爭冒險諸端，乃及物質經濟建設，哲學思維，藝術創造，甚至如古希臘之奧林匹克運動會，羅馬之鬥獸場等娛樂事項，皆多稱述。而獨於政治一項，乃至一國家一民族之治亂興亡，其所懷念，若不甚親切。希臘亡，則推尊羅馬。羅馬亡，則迷惘於中古之封建社會。現代國家興起，乃一意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海外發展。似僅知一味向前，曾無鑑往知來，於古有借鏡，於今有警惕之心情。至於中國人之所謂治平大道，似無存胸懷間。世界第一次大戰時，德國人寫為西方之沒落一書，指陳病況，非不知前途有艱難，乃不見有痛悔前非，改弦易轍，針對病情，有所挽救之主張。第二次大戰後益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亦毫無一舊方案可資依據。幾乎只是走一步算一步，過一程再一程。倘由積極轉消極，恐止於停步不前，似無其他可望。 人生在自然中，不得脫離自然而獨立。自然必同時有兩現象更迭互起，中國人謂之一陰一陽。如晝夜寒暑，晴雨明暗，一正一反，循環往復。人事亦然。而政治則為人事之尤大者。治亂興亡，人事之最大妙用，在能亂後復治，亡後復興。政治之大作用亦在此。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中國史之偉大成就，五千年來依然一中國，而日漸擴大，正為有一治平大道之存在。 治平大道系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必本於天道。有爭則必有讓，有進則必有退，而退讓尤當為之主。否則政治之對內對外僅成一鬥爭場合，又或只論法不論人，乃無政治可言。要之，知爭不知讓，知進不知退，則為其致命傷所在。 中國講治平大道，又必建基於修齊。身不修，家不齊，何能出而治國平天下。而修身首貴讓。唯知爭奪進取，則家亦不齊。故修齊治平，一本於禮，以讓為主。亦有爭，如射。孔子又曰：「當仁不讓。」治平即仁道，當孝不讓，當忠不讓。不讓於此，則讓於彼。如孔子為魯司寇，不得行其道，則讓位而去。此之謂大不讓，然亦決不爭。是其讓而爭益大，其退而進益遠。存其道斯存其人，而政必舉。故亂可以復治，亡可以復興。諸葛亮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是其退。劉先主三顧草廬，遂許以馳驅，是其進。而後世論三國人物，管寧猶在諸葛之上，則以其有退而無進。中國傳統尚德，而退尤為德之首，即此亦見。 若為政而必出於爭以進，一時亦未嘗不可以得意。如孔子在魯，治軍有子路，理財有冉有，外交有子貢，先得一都，如陽虎，魯哀公季孫氏亦可如摧枯拉朽。其他類此者，一部二十五史當可千百見。如樂毅，可拒燕惠王命。岳武穆亦可自朱仙鎮回師肅君側。不退不讓，必爭必進，一部中國史，可從頭改寫。但恐不得成為一廣土眾民之大國，亦恐不得綿延五千年之久。如希臘，如羅馬，如現代之英法，豈不亦各有其得意之一時，是在人善自擇之矣。 近代人物，當首尊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遽辭臨時大總統職位，讓之袁世凱，而退居滬上。及廣州再起，又北上與張作霖段祺瑞言和。苟使不死，此下不知究將成何局面。而中山先生之讓德，則亦可受後世無窮之推尊。能治其國，斯能進而平天下。西方如華盛頓，革命成功，遽告退位，此亦略有東方人氣味，惜乎其不多見。 董仲舒言：「行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計功利，則必爭必進。如謀道義，則有退有讓。今則一世方務於功利，不知道義乃計永久之功利。披讀中西雙方歷史即可知。幸讀者其亦審思而慎擇之。 （二） 人群相處不能無政治，行政不能無領袖，而政治領袖之進退，乃為政治上一大問題。中國學人有兩大特點，一則無不關心政治，二則其對政治姿態每主退不主進。此可謂是孔子發之。墨家主兼愛，主尚同，對政治過分積極，無退義。道家主無為，意態消極，對政治可不聞問。獨孔子儒家，執兩用中，遂成中國學術大宗師，並為文化傳統一中心。絕非無故而然。 孔子為魯司寇，居三家下第四位，可謂已極一時信用之至。但孔子所抱政治理想高，不遷就，不退讓，既不得行其志，終避位去魯。其周遊列國，亦備受禮重。然不符其理想，則寧不出仕，退老於魯。孔門四子言志，子路主治軍，冉有主理財，公西華主外交，獨曾點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有吾與點也之嘆。果使孔子平日講學，不及於軍事財務及外交諸端，則三子何來有此志。但一意於進，則孔子所不與。後冉有為季孫氏家宰，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非斥冉子之善理財，乃斥其徒顯己長，違道義而不知退。故曰：「君子不器。」器則特見用於人。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自達其一己之理想，即以為人。為人則徒供人用，無理想無己可知。 孔子又曰：「不仕無義。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不欲為齊之稷下先生，但願正式出仕。不符其理想，則寧退。故不仕乃無義，而不退則無志。志則志於道，斯仕必合於道。此下儒家辭受出處進退之節，大率皆如是。而中國社會亦群知重此。漢初賈誼，抱有政治理想，而不得意於進，後世群尊之。次有董仲舒，同抱有理想，同不得進，後世亦尊之。公孫弘拜相封侯，極一時之顯榮。而曲學阿世，後世乃無稱。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賈董之名，賈董生前豈知。但後之學人，寧退不進，乃群以賈董自勉自慰。 故秦漢以下兩千年之中國傳統政治，縱多不符理想，而終有一政治理想存藏於社會之下層，使上層政治領袖心知愧怍，有所羞恥，有其廉節，而現實政治亦遂不致於大壞。如曹操有述志令，不敢身受漢禪，不得已而貌為周文王。此亦有一種內心潛力隱作主宰。爭權爭位，亦必曲折以赴，不敢明目張胆，肆無忌憚以為之。故在中國歷史上，偽君子常多於真小人，此亦文化傳統之潛力有以致之。 耶穌言，凱撒事凱撒管。既降生為人，塵世百年，不能無所作為，亦不得盡諉為凱撒事。為凱撒者，亦不得盡符於理想。西方自古希臘起，學人各務為一專家，如文學、哲學、科學等，不關心政治。即構思立論及於政治，亦非有心從政，實因其亦並無從政之機會。政教之分，早不自耶穌始。在如此情勢下之政治領袖，乃多如凱撒。希臘時代有蘇格拉底，羅馬時代有耶穌，皆受極刑。教人者與治人者，常可有大衝突，故學人常自居一旁，自守一職業，直至今世猶然。如大學教授，即以傳授專門知識為己任。而政治活動，則另有人為之。大學演進逐漸有政治經濟法律外交諸課程，然亦皆如專門知識，備現實政治界引用，亦如孔子之所謂器。而君子一觀念，則為西方人所無。 政治領袖如何產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由多數選舉決定。而多數民意，則僅為一種欲望，非可謂即是政治理想。此等欲望，要得要不得，又如何來達成，則仍待政治領袖作決定。西方政治領袖又必定期改選。也有在其任內引發內戰者，如美國林肯總統時之南北戰爭。唯一般有志政治活動者，多好進不好退。結黨競選，成為政治一大事。而政治領袖此種不好退之心理，其從政之或私或偏，亦所難免。 即如最近英阿福克蘭戰爭，本因阿根廷當局身處困境，借出兵福島以轉移國人之視聽。英國亦自有困境，當局者本受群情反對，正該引咎乞退。乃轉因出兵獲勝，又得安於其位。故政治本在解決問題，而西方政治則多引生問題。政治非以求安定，轉以增動亂，其病則在此。西方人好爭平等，重法不重禮，於上位政治領袖稱為公僕，亦不特加尊視。一旦退，即鄙夷如常人。故在位必憑其權力多求表現，即多滋事端亦所不惜。心理不平常，斯其表現亦宜然。 王荊公得宋神宗尊信，擢為首相，推行新政，亦其平日之政治理想所寄。反對者群起，荊公終亦乞身引退。而神宗尊信不輟。既復起，又乞退。舊黨用事，盡廢荊公之所為，而荊公隱淪在野，亦唯以吟詠自遣。此亦中國政治家傳統風格。即其前，范仲淹慶曆變政，亦遭反對而退，亦寧靜如荊公。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以政治為中心，而尤以不得志而退居下僚，乃及隱淪在野者為其主幹。人心重視從政，但不看重做官。從政乃以行道，做官則以求貴。能以做官與從政分作兩項看，此亦中國儒家修身養心一大要端。 故中國傳統，身居高位，必務自謙抑。尤其為一國之君，更不輕易表達其自己之主張。即如秦始皇帝焚書，亦下政府公議，而出丞相李斯之奏請。在歷代政治文件中，唯皇帝詔旨最無浮文費辭，不誇張，不闡揚，只簡單扼要一表示。絕少有政治上之大理論大發揮。政治上之大理論大發揮大文章，則盡在奏議中。而宰相大臣亦少此類文字。大奏議則多出新進後起下僚低位。後世傳誦者，亦不為帝王之詔旨，而必為臣僚之奏議。此亦中國政治傳統精神之所在。奈今人則盡以帝王專制四字訶之。此亦自表達其不讀書無知識而止，他又何言。 今人一依西方，好言平等。唯政治則顯不平等。中國人稱選賢與能，又稱賢者在位，不賢則不得高踞人上。然使其人果賢，苟居上位，則益當不敢以賢自負，必更自謙下。賢君則敬其宰輔，賢宰輔則敬其僚屬。苟其倨傲自肆，即不宜踞上位。至少當貌為謙下，乃得有安居上升之望。此乃中國傳統政治風氣，亦傳統政治心理所使然。故中國傳統政治必尚禮，禮主敬，不僅當敬其在上位者，尤當敬其在下位者。在上位，既受人敬，斯亦不得不益謙。此亦中國尚禮精神之一種精義所在。故中國人又提倡尊君，而今國人則斥之曰帝王專制。必對人不尊，乃見為平等，斯誠無禮之至矣。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必自露頭角，廣自宣傳，到處演講，認為非我莫屬。意態自傲，恬不為怪。及其出膺大任，既有種種法制束縛，又有議會從旁監察，加之評議。果使其以謙退自居，將不得成一事。故西方政治家必當有傲氣，有霸道，法治則所以防其傲與霸。中國重禮治，好讓，所以全其謙。西方好爭，無法則益以長其傲。風氣相異，乃其心理相異，據此可見。 中國人在謙退中，實有一番自尊。西方人在爭傲中，其內里實含有自卑。其中尚有心理深處，今不深論。唯中國人反己自問，能自知己尊，則樂此不疲矣。西方人務外，反諸己，則常感自卑。此乃雙方心理有異。今日國人備受外力壓迫，乃亦常有自卑感，故崇慕西化而不知恥。專言政治，在下者不知尊其上，而在上者亦無自尊求退心，則政治自宜西化，再無舊轍可尋。新政治，舊心理，儼如河漢之隔，又烏得以新政治來推論舊心理。 今全國十億人口，使不先教以尊上，則政治何由得統一而安定。然又必社會同識尊賢更勝於尊上，乃使賢者甘居下不爭居上，於是乃能使社會下層高出於政治之上層，而政治亦得其安定。中國人群知尊君，乃其尊孔尤勝尊君。即為君者，亦知尊孔。而治孔學儒家傳統者，又率重政治尊上位，斯則中國秦漢以來二千年長治久安之道之所寄。大群相處，人心感召，成為風氣，尊賢尊上，遂為中國人最所重視之兩要項。中國自秦漢以下歷兩千年，政風學風，常此相沿，迄無大變，雖遭衰亂，仍得復興，此謂之政教合，但亦當深究其所以合。孔子之所以成為至聖先師，常受國人崇拜，中國之所以成為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其傳統文化之所以常照耀於當世，為其他民族所莫逮，則亦唯此之由。今則人心變，風俗變，政風學風均隨而變。學者不復以人群治平大道為己任。出仕從政，視為一己之私業。爭權謀位，與經商謀利，致富致貴，成為人生中兩重要專業。又受社會重視，群奉以為趨新之西化。而西方世界，自兩次世界大戰，迄今未百年，每下愈況，前車屢覆，後車終蹈前軌，無可改轍。危機昭彰，舉世不安。誠使國人能於舊傳統之政風學風，大體稍有領悟，重加研闡，或不僅可以救國，亦將可以救世。孔子曰「後生可畏」，或終必有迷途知返之一日，企予望之，企予望之。 （三） 人生有快樂當求，但亦有苦痛當避。唯快樂每在外，不易知，不易求。苦痛則即在身在心，既自知之，亦當易避。並有尋求快樂而轉增苦痛者，亦有避免苦痛而即感快樂者。尋求快樂在遇事知有進，避免苦痛在遇事知有退。中國人生每在求其易，求其退，而不在求其難與進。此亦中國文化一要端。 男女各有求。在戀愛中求快樂，其事實不易，故西方文學多悲劇。夫婦和合，而快樂隨之。其事在我，較易著手。中國小說戲劇中多以團圓收場，亦教人退而則求其易也。父母子女，不和不睦，苦痛易生。兄弟姊妹，離心離德，快樂亦自遠離。故中國人以齊家為修身要務，亦即教人求快樂而已。商人重利輕離別，為一時求利而輕離其家，斯則苦痛即隨來，而快樂則可望而不可即。 人有志在求利，而離家去鄉，一時不感其苦痛者。亦有安於家鄉，而一時不感其為快樂者。則貴有知者之善為指示，善為教導。中國則得天獨厚，以農立國，安於家鄉，其樂無比，而其事亦易知易得。如古希臘以海嶼為生，所得於天薄，不如中國，固易知。而如印度，則得天似較中國更厚。身披一衣，即可禦寒。手摘一果，即可飽腹。生事易足，而轉亦感人生之多苦。生老病死，莫非人生苦處，乃求涅槃。佛教雖有種種高深理論，雖盡求避免苦痛，而終亦無快樂可得。耶教雖亦知尋求快樂，但不求之於人生之當世，而求之死後之天堂，則亦終非人生之正道。 中國人雖知求快樂，而西力來侵，乃亦有快樂難求之感。西方人求富求強，乃使我有貧弱不能自安之苦。今日國人乃明白自認為後進國家，盡其所能以追隨西方而前進。而今日世界形勢，已明見前進無安樂之望，則當奈何。而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親敬心，則更為不可忽。舉其要而言之，則仍當知退不求進，知易不求難。我當不求富，僅求貧而安。當不求強，僅求弱而存。不求如美如蘇，同為世界大強國，而僅求得喘息之餘地，則庶可矣。 即以戰爭言，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謂不可勝，我以廣土眾民十億人口之大國，而又有累積五千年文化傳統，使有自信，即為不可勝矣。以前如蒙古滿洲，皆以異族入主。然僅掌握我之政權，不能轉變我之社會，彼則一意師法我之傳統以為治。今日則其事大不易，西方人不能移來我土，僅求我之服從。如最近俄國之于波蘭即其例。故最近世界已可使人不再有亡國之憂。一國之亡，轉增天下之大憂。如中東之巴基斯坦即其例。自歐洲兩次大戰後，而天下形勢已變，此一層不當不知。 我既無亡國之憂，又何必定求強。但如當前日本之不求強而盡求富，則斷無美好前途可言。今日立國，盡可求為一中等國家，即人亦可盡求為一中等人，斯則為當前最可安而易求者。今日當前之最大問題，則為如何移易國人之慕外心為自信心。此須有人來作提倡，而其提倡則必有當前實例，使人易知易從。 吾當前國人果當何以自處，亦非無例可求。主要當戒者，在莫過分誇耀他人，自居為專家先知，而徒淆國人之視聽。果肯人人以中國人自處，人人以中等人自處，則庶乎近之。 近日有一驚人大罪案之發生，即搶劫某銀行之獨行大盜是也。方其案未破，人人認為此大盜不知系何等人物。及破案，則亦一計程車司機。識其人者，亦以尋常人視之，乃不知其能為此一大罪案。其犯此大罪，亦僅為不甘為一尋常人而已。人人不甘為一尋常人，此乃當前世界人類一共同心理，而種種危亂不安，則胥由此起。苟使人人皆肯安心為一尋常人，則世界自可改觀，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唯此是尚，即所謂中庸是也。人人肯為一中人，肯為一庸人，則社會自安，天下自平，無他道矣。 立人如此，立國亦然。百年前之大英帝國，自不當以一中等國視之。然今日已降為一中等國。果能即此自安，亦尚有其前途。而當前之英阿戰爭，即英國人不肯以一中等國自安，此下後果尚難預言。要之，為禍不為福，則似可預言者。人人分析英阿之戰，率以其所使用之武器言，不知尚有兩國人民之心理作用，則更為重要。今日人人言平等，但亦人人知有不平等。阿根廷自不能與英國作平等看，此雖阿根廷人亦自知之。故其雙方相戰，而阿根廷人之勇氣乃可倍加於英國人之上。即如美國在南越之戰，其所遇北越人，作戰心理之強，亦何嘗不如此。即當前蘇俄之在阿富汗，亦有如此心理之對比。再就第二次世界大戰論，日本軍隊之對美軍，則奮勇有加。中國軍隊之對日軍，則亦如日軍之對美。就當時中國人心理言，非不知日本之軍備武裝視我遠勝。然而彼亦學習西化，與我相似，心有不服，斯則頑抗難馴。果使中國軍隊與美英對壘，衷心崇仰，佩服已至，則不知仍能保有此一腔憤慨敵情否。唯當前人類同尊西化，而僅求平等，少如中國人之虛心熱忱，一以自卑為懷。遂使強者有其弱處，弱者有其強處，非武器一端之所能衡量。故今西方人競言平等，已使此世界難安於不平等之處。戰爭如此，商業亦然。今日世界經濟不景氣，亦有此等心理作用之存在。此亦中國人所謂中庸之道。且勿太尊視所謂先進國，太輕視所謂落後國，而一以中庸之道對付，宜亦可少其差失矣。 今人又好言自由。其實循乎中庸，則其自由亦易而多。必求超乎中庸，則其自由亦難而少。如一中等財富之家，則自由多。必為一上等財富之家，斯其自由必隨而少。家如此，國亦然。一中等國家，其自由轉多。力求為一超等大強國，其自由亦必減而少。如今美國，於英於以色列於日本，皆可謂其親善之邦。然其於此三國，所擁有之自由又幾何。即如其最近之對中國大陸與台灣，首鼠兩端，捉襟見肘，亦見其左右之為難。要之，今日全世界已同趨於西化，則天下唯有分裂，不和不讓，相爭不已。一若唯有美國，唯有民主自由，乃可和合天下，而重歸之於一。則不知到此時亦尚有中國之存在否。今則自居為後進國，唯美國之馬首是瞻。到那時則豈不又將並此國家與民族亦相隨於盡，而唯美國之巍然獨存於一世之上乎？要之，今日國人只求站在美國一邊，其意若謂國內之錯綜複雜，自可迎刃而解。固不知吾國人之是否抱此期望，而據今日之言論行事為判，則一似非此亦無他途之可期。今日國人亦尚言文化復興，然所謂文化，亦有一準則。不合西化，不合美國，已盡屏於其所謂文化之外，其他復何言。中國人言物極必反，當前西方文化，亦可謂已到極而必反之程度，而國人則不知情。 然則今日國人思路之變，實已到達一急需之境。百年以前，國人唯慕西化。百年以來，世變已亟，而國人之思路尚不變，則何以為適應。中國實為一中庸性之民族，不喜走極端，好易而不喜難，好退而不喜進，此亦似為我國民性之弱點。然處當今之世，則轉見其優處。今日為國人計，當勿好高，勿騖遠，勿求速，勿求全，務盡一己之實力，唯期一己之安心。勿求為人上人，勿圖虛名，勿希奇功，腳踏實地，步步為營，樂天知命，不知不慍，各求為一普通尋常之中庸人。則極其所至，最低限度，宜可無大災禍之來臨。試細讀中國古聖先賢，上自孔孟，下迄程朱，凡所教人之言，莫不如是。若必輕鄙前人，爭為時髦，居心浮薄，宜非福澤之所歸矣。日日言現代化，則唯有隨現代以俱盡，其他則無可期。國人其尚加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