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七三 為政與修己
天運循環，一治一亂。人生在宇宙間，其本身即是一大自然，何能自逃於此天運循環之外。自個人言，有生必有死。自大群言，有治必有亂。唯雖有死，仍能生生不息。雖有亂，仍能治道常興。則人生與宇宙同其悠久，而可日臻於廣大與高明。中國文化傳統即具此理想，而一部中國史，亦即可為之證。
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迄於周公，已幾經治亂。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治。但自平王東遷，天下復亂，雖齊桓、晉文迭起稱霸，稍挽狂瀾，而終不能返之治。孔子起於魯，講學明道，以今語說之，謂之思想自由。墨翟楊朱繼起，群言紛擾，思想界亦臻於亂。隨後有莊周，思加澄清，乃求以人生回歸大自然。內篇七篇，首逍遙遊，即主擺脫人群束縛，以翱翔於大自然中。次以齊物論，則高置大自然以駕於人文儒墨之上。此下五篇，首養生主，終應帝王，先從個人小己立腳，最後躋於大群天下之治。亦可謂其先猶楊朱之為我，而其終則墨翟之兼愛。莊周之意實已和融楊墨而為一。
其實周公制禮作樂，本從大群政治著想。其先黃帝堯舜以來，亦大體如是。孔子始改從下層在野個人小己為起點，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人群大道先立諸己，出處進退則以隨時宜。莊周之意，實無違於孔子。唯偏人文，偏自然，儒道之歧乃在此。要之，此乃中國思想在當時一大轉變。先小己，後大群，此一態度，孔子啟之，莊子承之。孔子以前，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如傅說、膠鬲、箕子、比干諸人，莫不供其身於大群人生，則不免以上層政治為務。否則為一小民，無以自表現。自有孔子，始於上層政治外，乃可自有一己獨立為人之道，以遁世而無悶。中國人文大傳統，於是乃開始有一新道，先有己，後有群。其門人弟子贊之曰：「孔子賢於堯舜。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實自孔子始，乃始有為己之學。伯夷、叔齊、柳下惠，又豈得謂儘是為己之學。至如莊周言許由務光，古代是否確有其人尚待考。介推之逃藏山中，僅為不願受賞，不得謂之隱居以求其志，與閔子騫之「則我必在汶上」不同。孔子教人隱居以求其志，亦必行義以達其道。人群除政治外，固可別有道。而莊周之道，則終與孔子不同。亦可謂有道家，而從政以外為己之道乃益廣。唯儒家之辭受出處進退，較之道家乃益大。
孔子之後有孟子，發揮孔子之道益明益顯。其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指從政言，乃指為人言。政亂於上，身修於下，其道仍在，而其群終可以不敗。繼莊周有老聃，其書又偏言政治，實不如莊周之逍遙。故莊老同言自然，而莊周尤深遠。荀子繼孟軻而起，若以孔門四科言，則孟子應屬德行，而荀卿當列文學。以注重政治言，則荀孟之比亦如老莊。孟子後又有鄒衍，意欲會通莊周，以一陰一陽之道來言政，唱為五行家言。則政本於天，不本於群中之己。通於天而略於人，所言較莊老為益疏。而一時其說大行，則學術思想之晦明升沈，誠有難以究詰者。易傳中庸最後起，乃能融會儒道而冶之一壚，然非精治孔孟莊老四書，則亦無以掌握其深旨。呂不韋、淮南王又廣招賓客，欲薈萃百家，折中一是，而未能達其所志。直待董仲舒起，周孔六經，定於一尊，而其餘百家盡遭廢棄。自孔子以來，則已歷三百年之久。學術定，而政治亦復歸於定。一治一亂，至是而循環復始。
大體論之，漢儒之學，其意所重，為政終過於修己。故孔子亦必依周公而尊。晚漢之亂，諸葛亮高臥隆中，自言：「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於亂世中得全性命，此即孔子莊周修己之教。人知如此，則世亂亦可漸歸於治。而諸葛終許先主以馳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所修於己者，終以施之於為政。其他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皆以為政害其修己，而世亂乃不可救。王弼、何休、阮籍、嵇康之徒，則為政意淡，而修己之功則近道而遠於儒。東晉南渡，大抵承此一途而前。門第蔭庇之，大政不能上軌道，而猶知修己，終獲偏安。北方門第，亦尚知修己，終得胡漢合作，由亂返治。佛教東來，脫世離群，而一以修己為務，亦於世運有大助。
其時為學，孔子前之詩書五經，孔子後之諸子百家，皆歸暗淡，難期昌明。而史學乃特盛。何者？戰國諸子意在開新，而魏晉以後則情尚念舊。既知修己，又得門第蔭庇，門第安定則在鄉。故惓惓於家室，戀戀於州里。大群亂，州里未必全歸崩潰。門第親族猶得維持自保，而一己之性命，則猶可苟全。中國人文傳統，至是已積累深厚，則宜其隨時隨地有生機之萌茁。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今以兩晉南北朝時代人之筆墨遺傳，言行記載，比之風雨中之雞鳴，宜亦無愧。
唐代興，其時學人，修己從政，有分道揚鑣之勢。政治則復返之兩漢與周孔，而修己之學則由莊老以轉入釋迦，乃有不可復挽之勢。更要者，重視修己，已顯見高出於重視為政之上。風氣已成，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雖一國之政治最高領袖帝王卿相之尊，其於修己之道，乃亦同尊出世之佛教。中國自孔子以下，有君有師，師或更尊於君。而至是則釋即是師，師即是釋。而中國之儒道兩家，則轉退在師門之外，此則為當時一大問題。
其時中國僧人，乃不斷以中國自己傳統儒道兩家精義融會入佛說，而疊創新義，邁向於中國佛教之建立。先之以天台宗之空假中一心三觀說，又繼之以華嚴宗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說，以及禪宗之明心見性，即身成佛，立地成佛說。如是乃使印度佛法出家逃俗之修己主義，與中國傳統大群為政之學，解除其隔閡，而大義可潛通。乃有神會和尚創為大會，為政府募捐籌餉，以助政府之興軍平亂。民間之葬親送死，亦必召僧侶參預，出世入世，泯歸一體。而中國社會之師道，乃不啻全讓於寺院，學校則僅為從政入仕一門徑一階梯。此誠中國文化傳統一未之前有之大變。而當時之中國人，則以政治已上軌道，乃於此而忽之。
中唐以下，韓愈起而闢佛，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作為師說，以傳道授業解惑之大任自居。其所謂道，即孔孟儒道。其所謂業，則修己為政，一以貫之之業。其所謂惑，則時人以修己之學為出世之途，而群奉釋迦為一惑。自有韓愈，而孟子乃得與孔子同尊。中國後世群言孔孟以代周孔，於是修己之學始更駕於為政之上。唯韓愈在當時，實未見有大效。或欲以師道事柳宗元，宗元以蜀犬吠日之喻辭不敢當。是亦可見當時中國社會之一般情況。
有唐一代，論其政治成就，良堪與漢媲美。至其學術，則經史方面，遠不能與漢相比。即較魏晉南北朝，亦有遜色。唯杜佑通典，開後世通史之先河，獨步一代，實亦政治方面之貢獻。而子部則更見凋零。唯有佛法，一枝獨秀。當時人雖亦知為政之重要，而修養出世，終為最高期望之所寄。但精力余剩，對於日常生活，抒情寫意，隨口吟詠，上接詩三百之十五國風，下承漢樂府之遺聲，乃至建安以下之新文學，而唐代之詩文集部，乃冠絕前人，最稱旺盛。韓愈則謂：「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以文傳道，與先秦子部有異曲同工之妙。自宋以後，集部遂成為子部之變相。亦可謂乃子部之支流余裔。由是經史兩部，偏向上，與為政之學為近。子集兩部偏向下，與修己之學尤切。而韓愈實為古今學術風氣轉捩一主要人物。
自經唐末五代之亂，有宋興起，實可為中國歷史上之文藝復興時代。最先佛門信徒，亦知大群政治不上軌道，即私人出世修養亦無法完成。於是在僧寺中提倡韓愈。而一時士人為學，其修己之功，亦較前人倍見深切。如胡瑗、孫復、范希文、石介，其在山寺苦學之情況，後世競傳為嘉話美談。而歐陽修亦以孤兒崛起，提倡韓愈，蔚成一代風氣，更為中國學術史上一偉績。一時群士治學，莫不以修己為本。出仕從政，其政治理想，則輕薄漢唐，而上慕堯舜三代。更值重視者，則帝王尊儒亦遠過於漢唐。於是而有慶曆熙寧兩朝之變法。范仲淹慶曆變法遭反對，即乞身引退。王荊公繼之以熙寧之新政，勉其君神宗當為堯舜，勿慕漢唐。王荊公亦治韓愈古文學，而益進欲為孟子，可謂當時一理想政治家。宋代之君，其尊賢下士之風亦益進於漢唐。至如荊公伊川之爭坐講，又史無前例。但古今情勢不同。戰國時諸子皆游士，一得其君信從，即可大行其道。自漢以下，士人幾已盡入仕途，既群重修己之學，則出處進退，各先定己志，以不屈為高。王荊公同時即有司馬溫公。一重經學，一重史學。荊公重經學，尚理想。溫公治史學，尚經驗，不主張忽漢唐而肆意於前古。一時反抗新政者，多重修己。而奉行新政，則唯朝廷意志是從，轉多功利之徒。於是荊公新政不免失敗，而溫公舊黨繼起，乃亦無成就。而又有洛蜀朔三黨之分裂。在野修己之學，與在朝從政之道，如何得相濟相成，得一中道可尋，遂成為中國此下文化演進又一大問題。
繼此乃有新儒學興起。周濂溪著易通書有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志在從政，顏淵學在修己。人之為學，必兼此兩者。張橫渠西銘則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生吾順事，沒吾寧也。」則人處天地間，亦如其處家。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修己為政之學，猶是一貫相承。唯濂溪論學多本易，橫渠則兼本中庸，此兩書皆融會儒道。而明道伊川二程兄弟，乃更多本之論孟。南宋朱子，直接二程，著為論孟集注學庸章句，以四書代五經。自洛閩以下，中國千年來莫不以孔孟代周孔。宋學與漢學異，主要在此。漢儒終為經史之學，而宋儒乃近子部與集部，修己之學更駕於為政之上。後代學術無以逾之。
唯北宋開國，先已有遼。及金興，而宋南渡。及元起，而宋亡。在政治方面，宋多外患不能與漢唐比。學術方面，則經史子集四部融會宏通，更勝漢唐。群士精力萃於下，尤勝其顯於上。蒙古入主，中國社會依然不搖不變。政失於上，而學存於下。不得謂元代中國儒生不知修己，無志行道。明代之學，皆由元而來。漢宋開國皆無學，唯唐與明乃多擁有開國學人，而明則承自元，尤為難得。但亦有缺。唐代以佛門為盛，而明代學人，則群以在野不仕為高。此雖太祖成祖兩朝對士人用高壓政策有以激成，而此風實遠自元儒來，痕跡甚明顯。故明亦如唐，雖臻郅治，而根柢不深固。學人好隱在野之風，直待無錫東林講學，始求轉捩。而滿洲入關，此風終不可挽。
明末遺老多精究經史子集四部之學，而矢志不仕。影響上及朝政，故清政視元，更多循中國傳統舊規。而雍正朝之文字獄，遂又造成乾嘉之儒遠避政治，以漢學自標，而與漢儒通經致用之意，則其趣大異。此乃清學之缺。道咸以下，群士奮身再出。而西風東漸，同光之間，求有所變而未得其道。縱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呼聲，而其所謂中學，則已破碎不全，沈霾不彰，整理乏人，提倡無力，世風亦由此而大壞。
西學與中學異，正在為政與修己之兩端。在西方乃絕無與中國相似之蹤影可尋。西方古希臘，海外經商為其人生最要任務。中國人嗤之為市道。市道之交，乃敵非友，損彼利己，乃商場相交之宗旨。非忠信，無得和合為群。故希臘小小一半島，終不能摶成為國。對內如此，對外愈然。人之無群，則己不待修。最感苦痛者，乃為夫婦一倫。商人重利輕離別，夫婦不能久相聚，他可弗論。故西方文學題材最重戀愛，一若人生真樂趣僅在此戀愛上。但亦如經商，同需向外追求。其知識界亦主向外追求。亦可謂整個西方人生盡在向外追求中。故其文學哲學科學莫非向外追求。與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內修於身者，大不同。羅馬繼起，轉為軍力征服，仍屬向外。中古時期封建社會轉而向內，則唯以堡壘自守，其為無群不相交則一。人生想望，唯在靈魂與天國。及文藝復興，新城市興起。現代國家創始，主要亦唯商業與軍力之二者。非剝取，即征服，精神仍向外。既無為一己之修，乃無為一群之政。民主政治興起，結黨以爭，仍屬向外。唯所爭在國內不在國外，稍有相異而已。中國人言「君子群而不黨」。結黨與合群不同。中國人之宗法家族門第乃合群，非結黨。又如中國之鄰里鄉黨，乃家與家相群而成。擴大而為天下，普天之下，仍是一群。西方則有社會，社會與社會有別。如馬克思所分農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社會，有分則必有爭。中國人則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之人群觀，從天地大自然生。西方之社會觀與其黨，則出於人為，仍屬向外爭取。故中國人言群，只言和合。西方人則言組織，或言團結。即如夫婦婚禮，中國先拜天地，西方則必進教堂法堂，求取證明。一由內心，一依外力，是其大不同處。
西方宗教，其教會組織，亦如一政黨。羅馬教廷，亦儼然如一黨之大結合。商業上之大公司大廠家，亦如一黨。軍隊結合可弗論。知識界分門別類，或科學，或哲學，或文學，亦儼如分黨，互不相通。唯專門知識終為少數人所有，而黨則尚多數。故在西方政治上，亦唯知識界最無力量，僅供利用，不作領導。直至今日猶然。故在今日之西方，尚未見一學人一知識分子出而領導政治。西方人亦深慕中國之考試制度，於是在其實際之政治組織中，乃有專門知識之考試，成為政府中之職業人員。而最高領導，則仍屬於黨。此乃西方傳統大形勢所趨，有未可理解者。為政既不以學，亦未聞學以修己。外不尊其群，內不尊其己，唯在人事上向外尋求，曰富曰強，財力權力，外此則似無明顯之準則與號召。故西方傳統乃終不能擺脫希臘與羅馬之兩型。
近代國人對於西化一心嚮慕，所謂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必將見有卓爾而立欲從末由之嘆。西方之特立處，乃在其外無群，內無己。若謂有群，則自希臘迄於今，亦歷四千年，而今日歐洲各國林立，仍是希臘都市一變形。大敵當前，僅得一經濟同盟而止。其遷移海外，如美利堅，如加拿大，如澳洲，乃及其他各地，亦各分裂，不相統一。則西方人之不能和合為群，易趨分裂，難得和通，豈不昭然。
再則西方人無己。人之相處，必有對方始見有己。即如夫婦，中國人言夫婦有別。陰陽男女，親而無別，違逆自然，終非久道。西方則夫婦相別勝於相親，離婚自由，夫婦成為一法律上之結合。但法律力量有限，非可團結大群。故夫婦在西方，尚能偕老。至如子女，則成年即離去。後一代人對前一代人，不抱有親切感。西方人之懷念往古，只在留存之物質，人則不再有可親。即如學術，重其著作，更過於其作者，重物不重人。而史學則至近代乃始成立。中國人觀念，人生樂處主要在人與人，不在人與物。故人生真樂最親最近實在家庭夫婦父子兄弟之三倫。三倫立，推以至於大群，乃有君臣朋友兩倫。在政治則有君臣，在社會則有朋友。故中國有己乃有群，為政之道則以修己為本。爭權爭財，絕非人生之大道，又何得以為政。
中國人之所以得維繫此群道與己道於不壞者，其主要中心則為師道。在古代，則為孔子，或稱孔孟。在後代，則為朱子，或稱程朱。而中間之轉捩人物，則為韓愈。今則教育亦全趨西方化，有學校，無師道。傳授知識，各尚專門。又貴創造。最顯者如文學。中國文學，亦重傳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文必統於道，而道則又必統於古。古今不成群，則又何道之有。故中國之群，不僅有其空間性，尤貴有時間性。修己之道亦然。不僅當為天下一士，尤貴能為千古一士。故曰天地君親師，親在家，君在國，而師則在天下。人生乃在天地間。所謂天地間，則古今中外，一以包之。道之意義價值乃在此，群之意義價值同在此，而己之意義價值亦在此。故齊家治國平天下，乃一以修身為本。
韓愈雖稱為一古文家，而其學實通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以為學。其學不僅上通於為政，而必立本於修己。亦不僅為唐代一文人，乃貫通於全部中國學術史，而為一承先啟後之人物。繼之起者，為宋代之歐陽修，亦會通四部之學以為學，亦本於修己以通於為政以為學。宋代可謂乃中國一文藝復興時代，而歐陽修實有大功。今日則必分別文學於其他各項學問之外，而目為一專門之學，又好今不好古，乃目古文學為死文學，而韓歐乃首在打倒之列，則又何中國學術史可言，又何中國文化史可言。於是今人乃唯知為政有學，而不知修己之有學。乃更不知修己乃為政之本，為中國文化之大傳統。則此下中國之前途，誠有難言矣。
除舊易，開新難。「民國」以來七十年，慕效西方民主政治，而政黨制度終不能確立，則新政基礎亦終不得健全。西方政黨施行於小國寡民，猶經數百年之演進，亦唯英國能達成兩黨制，稍樹規模，為其他法意諸國所不逮。美國在新大陸亦能建兩黨制，然自十三州迄於五十一州，亦歷兩百年之久。實亦猶英國之有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同為聯邦制，合之中仍有分，和之上仍有別。而中國則自秦漢以下為郡縣統一，書同文，行同倫，中央政府巍然在上。若謂是帝王專制，則此等專制其中應寓精義，豈不大可為近代所效法。又西方政黨，最先為納稅人達於某一稅額者擁有選舉權而成立。此下乃逐步達於普選。則其政治之重要性，乃在賦稅制度上。而中國傳統政治，則主要在察舉與考試制度之選賢與能上。故西方現代政治主要奠於經濟，奠於財。而中國傳統政治則主要奠於為臣之德性才學。雙方本源不同，精神不同。今日之中國，則廢學已有其效，而興財則未有其途，此為一大難題。
中國傳統政治奠於學，而學者必先修己以道，故可進亦可退。其退而在野，則有家可親，有師可尊，而兼有朋友之交，故五倫中尚得其四，亦可樂以終身。今則此四倫亦皆破壞。士道已亡，唯有經商牟利，或結黨從政。而「民國」七十年來之政黨，乃胥由知識分子組成之。此又與西方政黨之由來有大不同。西方黨員多屬有財，可以退而在野。中國黨員則必進身在朝，有進無退。故雖一黨專政，而一黨之內仍不相安。如何善學西方，則西方人不我知，終亦無以為教。小國寡民，學於我，改學西方，則如日本。雖有成，而一敗塗地，以至今日，究不知其將來之所屆。今吾中國果能再獲統一，恐亦不當奉之以為學。此誠當前我國人一大惑不解之問題。
中國傳統有人品觀，人分上中下三品。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之最下品，多數如原始人，近禽獸。人自大自然來，實終不能脫離其最原始之自然部分。求食謀生，用武自衛，凡屬人類，直至今日亦仍如此。然人生亦自有其演進。自有夫婦，有家庭，有父母兄弟，出門而有朋友，有君臣，人在此群體中生活，乃漸修漸養自下品以達於中品上品，為君子，為賢聖。有少數之中品上品人，人類乃得善成其為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起者，庶人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則人文演進，實非由上層政治之領導，乃由少數傑出人領導。中國人之所謂聖賢君子，皆以推尊之於上層政治為領導人，而非由政治領導而產生。故道統尊於治統，而修己先於為政。作之君，作之師，唯當於此求之。
中國人之此一人品觀，以西方傳統來衡量，則未必盡然。西方人一切進步，主要仍不脫食以謀生武以自衛之兩途。雖其在物質條件上已與原始人大不同，然其主要觀念，則無大相異。故西方盛行個人主義，與中國傳統大群主義大不同。個人與個人必相爭，又何能成群以相安。唯賴法律加以制裁。以中國觀念言，則君子與賢聖，絕不由法律來。法律乃以防制人，非以領導人。而西方之領導，則學術知識界，宗教科學哲學文學，分門別類，人持一說，互不相通，亦形成一相爭之局。既無共通大道，則個人主義永難消失。於是人生之領導權，乃在其多數，尤在其科學發明對付外界事物之各項機器上。乃物質，非生命。乃無機，非有機。乃手段，非目的。乃工具，非本體。西方人除財力權力相爭外，不能自創一領導。西方悲劇正在此。
中國人則信己本之信天，重人更過於重物。故西方人主現實人生物質人生之平等，爭財爭權，人類益臻於不平等。中國人則不看重現實人生之不平等，而主希賢希聖以達於理想人生之平等。故西方歷史演進則財權日擴，成為一部唯物史。而中國歷史演進則賢聖踵起，乃成一部人文史。此乃中西雙方文化大不同處。
今日國人又盛唱復興中國文化之口號，試問此五千年來之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其道究何在。自孔子以下，孟荀莊老乃及先秦諸子之修己為政之理想，以及董仲舒韓愈漢唐兩代孔孟儒學之何以獨盛，宋元明清四代之如何繼此發揚而光大。而尤要者，如元初南宋遺民黃東發、王伯厚，以及清初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人，如何政治崩潰於上，學行潛修於己，使中國傳統文化仍得漫衍於社會，而終有其光明之前途。變而不失其常，在野而終顯於群之獨特造詣之於何而完成。以及中國文化之於現代化，如何獲得其融通。此非望於中國自身之學術界，則又於何望之。此恐終非幾句空洞口號之所能濟事。則終有待於不待文王而興之豪傑，唯我國人其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