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七一 知與情

錢穆 《晚學盲言》
西方人重知,中國人重情。知自外來,屬分別性。情由內發,屬和合性。孰輕孰重,人生隨之大異。 人之外界所知,萬事萬物,各有分別。即就能知言,目知色,耳知聲。目不能知聲,耳不能知色。則能知在我,亦有分別。今問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則我不知,非習生理學醫學耳目專科者不能知。即治生理學醫學耳目專科,所知亦有限。耳目病求醫,不能治者尚多。則人雖能視能聽,實不知其何以視何以聽。 抑人生非為求視聽乃生此耳目。嬰孩墜地,已帶此耳目俱來。嬰孩何知,亦有目則視,有耳則聽而已。豈不在知之後面,仍為一不知。 人身外有五官,內有臟腑。臟腑更非所知。如胃腸主消化,並所不見,何知其若何為我消化。即胃腸專科醫生,所知亦有限。故胃腸有病,亦每不能盡治。 人之一身,近代知識所不知者何限。至於如何由此一身,而成其為一我。而我此百年之人生,自西方學術界言,則又有心理學人生哲學宗教神學種種分門別類之研究。而至今仍是一謎,未有明確之解答。 中國人重情不重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之知,必當同知其所不知。而知與不知融為一體,道家名之曰自然,儒家稱之曰天。我之為我,乃由天命自然。一天人,合內外,樂天知命,主要在其情。五倫之情,在此不詳言。 西方小說中有魯濱遜漂流荒島,無所用其情,但必用其知。何以得生存在此荒島上,則一憑其知。其實今人處紐約倫敦巴黎各大都市,百千萬人群麇集,亦何嘗不如魯濱遜之漂流荒島。今日四五十億人類,群居在此交通便利之現世界,又何嘗不如魯濱遜之漂流荒島。唯魯濱遜一人在荒島,其為生活則易。今日世界則如四五十億魯濱遜同居一島,其生活則殊難。今日不知明日,且度今日,則已竭吾知而無遺。 今則稱之曰個人自由主義。然如何得成其為個人,又如何得完成其個人之自由,則恐非今日人類所能知。科學發達,有電腦,有機器人。電腦可代我記憶,供我諮詢。機器人可由我役使,順我指揮。電腦機器人勝過人腦人身。何以故?電腦機器人無個性,無感情,無欲望,乃可一任我之支配與命令。果使魯濱遜在荒島亦隨身有電腦與機器人,豈非一大方便。然在今工商大群中,運用電腦與機器人,不啻以電腦來戰勝人腦,以機器人來代替真人,今則稱之曰戰勝自然,克服自然。但世界四五十億人,同是一自然。即我個人,亦仍是一自然。自然可戰勝克服,則人類將盡,而我個人又何以獨得存在。此雖不可知,實亦可知,可不煩深論。換言之,此種人生,只是以知來戰勝克服不知,而知與不知實為一體,不知無以為生,僅知亦無以生。此仍是一天命,亦仍是一自然,則雖不知而亦可知矣。 今再換言之,能知當前,安之樂之,斯已矣。此為重情之人生。必求戰勝當前,克服當前,不安不樂,以期求於將來之明天,此為重知之人生。而明天之不可知,則更過於今天之當前。則重知人生必深陷於不知中,宜為可知。 清末嚴復派赴英倫學海軍。西方知識重分別,學海軍亦當專心一意學。乃嚴復轉而寄情於英國其他各項學術思想,歸國後盡力翻譯,如穆勒父子之哲學,斯賓塞之社會學,亞當史密斯之經濟學,達爾文之生物學,及法國孟德斯鳩之政治學。在嚴復之意,此等學術思想皆可指導輔助吾國家民族之前進,或更勝於海軍武力。嚴復不知此乃以中國人心情來治西學,在西方則分門別類,各擅專長,豈可以一人精力盡通此諸方面。當時國人讀嚴復所譯,豈能由此進窺西學。知識重分別,不僅當前與將來有分別,此方與彼方亦同樣有分別。不知重分別,即不知西方之為學。 同時有辜鴻銘,生於南洋檳榔嶼,自幼即進英文學校讀書。長而遊學歐西,兼通英法德諸國文字。又通拉丁文希臘文。西方書無所不讀。但專愛本國古典舊學,崇揚孔子春秋,與語孟四書。辜嚴皆以中國人治西學,不失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大義。西方人則敬其學之異,而中國人則不知其淵源宗旨之所在,成為一時之怪人。 繼之有胡適之,亦以青年留學美國。先學農,又改治哲學。歸國後,宣揚西化唱為新文化運動。自稱服膺美國杜威哲學,則當終身任一大學教授,庶不失西方學者典型。宣揚西化,可收躬行實踐之效。但適之於中西雙方文學史學,皆稍窺藩籬,未能深入。乃肆意卑中揚西,批舊崇新,昌言高論,漫無防戒。其於西學,獨尊民主政治,名之曰德先生。又尊自然科學,名之曰賽先生。其於哲學,則斥之曰玄學鬼,主張哲學關門。其於宗教,則鄙夷不談。但文化當論全體,崇洋西化,豈能蔑去宗教哲學於不談。西化重知識,貴專門。各務一項,亦屬自由。適之為學,似偏於通,不尚專,誠是中國風範。故適之似仍不失為一愛國家愛民族之通人,但其求對當前國家民族學術上之改進,先則主張提倡白話,廢止文言。又繼之以打倒孔家店,以非孔反孔作號召。其於知識是非姑不論,其於情感愛憎,則頗似失常。 陳獨秀與胡適之相友好,同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一唱導主持人,乃一變而信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亦近代西方思想一支流。但如何以共產主義來改進中國,則千頭萬緒,問題複雜。此須長時期知識研尋,豈得如宗教,只求信仰,便即實現。則陳獨秀最多亦仍是一愛國家愛民族,重感情尚實踐,與胡適之同為一未失中國傳統之時髦學人,如是而已。 當時新文化運動,陳胡以外,尚有人主線裝書扔毛廁,或主廢止漢字,改用羅馬拼音。不得已則主漢字簡化。不讀古書,乃為唯一已見之成效。即尚有攻讀,亦多趨專門化,乃無所謂經史子集,而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等種種稱呼出現,學術思想之西化,此可謂其第一步。 中國人做學問,不重分門別類,更重會通和合。非為求知,乃為求道。所謂道,主要為人道,為人與人相處之道。其唯一基礎,為人與人之一番同情心。故中國人所謂道,則必兼情。本於情,始見道。西方人求知在求真理,真理在外面事物上,故重客觀,不須兼以情。以情羼之,易失真理。中西求知態度大不同,而所知亦不同。中國人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屬道。人人同有身家國天下,則其道大同。豈得分門別類以為學,而知識遂亦無門類可分。 姑舉最顯見者言,漢代司馬遷著為太史公書,今稱史記。自稱其書一本孔子春秋精神。然孔子春秋入經學,司馬遷史記入史學。中國經史子集之分類,乃就其成書體裁言,不指其為學途徑言。若言為學途徑,則唯有一道。其道系何,曰為人之道。達此道,則非學問,非知識,唯其人而止。 唐韓愈以文學名家,但愈之自言曰:「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文以載道,乃亦近代國人所詬病。其實中國傳統,文學自詩騷以下,無不各歸於道。絕不許違道以為文。凡稱文,必通道。如言文化文明文教文章,豈得分門別類,獨出一途徑,以成為文學。 宋代朱熹所著書,分別列入經史子集四部中。然則朱熹之學,乃經學,抑史學,抑文學哲學,抑渾沌涵糊,不知門類,不明家派,以自成其學乎?以近代國人治學眼光來論朱子,則或稱朱子治哲學,或稱朱子治文學史學,又別稱朱子治經學,則朱子可謂不知學不成學,乃雜學,亦無學可言矣。 其他中國一切學人全類此。如歐陽修,究為經學,抑文學,抑史學,或別有其一套哲學,甚難判定。又如唐代陸贄,是否得稱為一經濟學者。宋代鄭樵,是否得稱為一社會學者。三國時諸葛亮,明代王守仁,清代曾國藩是否得稱為一軍事學者。求把中國學人分門別類,納入西方學術規範,將見甚難安排。則中國民族,中國文化,豈為一無學無知之民族,無學無知之文化。則豈不又貶抑之過甚。 又如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則文辭非可獨立成一項學問,乃以表達心情,而有文辭之修飾。文辭僅為一工具,中國古人稱為藝。故詩言志,言之不足則歌唱之,歌唱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歌唱音樂與舞蹈皆一藝,而又與文藝相通一貫,融和會合,又增之以臉譜服裝彩色圖繪。如近世所傳播流行之平劇,不得不謂其亦是一項藝術,但亦不得謂其非一項文學。若必分別論之,則果為藝術,抑為文學,豈不又成一爭辨,而亦無可判定。故中國學術皆必通而為一。而西方如文學音樂繪畫舞蹈,則皆可分門別類,互不相通,各自獨立。其和合乃偶然,其分別乃正途。此則與中國顯有異。 近代國人必稱中國無科學,而英人李約瑟乃著為中國科學史一書,歷舉史實,絕非空言。而在中國語文傳統中,則並無科學一名詞。李約瑟書稱中國科學源於老莊,其言是非,此不論。但老莊書中,絕無科學一詞,是老莊不知有科學可知。老莊書中亦論及政治社會經濟,並及宇宙萬象。近代國人則多稱老莊為哲學。然哲學一詞,亦如科學,均不見於中國學人之稱述。則莊老亦不知有哲學一項可知。然則以西方觀念言,莊老究為何等一學人,豈不仍當為爭議一問題。 西方人既重分別之知,遂多分別之名詞出現。如論政治,西方有神權君權民權之分。中國傳統政治,於此三類中當屬何類,已成一問題。論社會,中國本無此名稱。在西方則有農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諸分別。中國社會又當納入何項,亦已成問題。依西方傳統觀念言,依其重客觀分別之知言,則當為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另立新名稱,始為得之。否則中國人以前不知有西方,西方人以前亦同樣不知有中國。西方以前所分別,本未包括中國在內。今求以此等已成名詞勉強把中國納入,斯即為不客觀,不科學,亦可知。近代國人崇慕西化,唯當列中國於化外,始為得之。又豈得即化中國為西方,而一體加以論列。其絕不符真相可知。 中國人重情,但西方人亦絕非無情。中國人求知,與西方有不同。西方人求情,亦與中國有不同。此則仍是雙方一文化異同。如最近波蘭事變,西方人對之豈得謂無情。波蘭內部起此事變,又豈得謂波蘭人無情。果使中國古人處今日之波蘭,又將何以為情,何以自處,此則又有一分別,當提及。 西方人重知,重空間。中國人重情,重時間。西方人重擴張,中國人重綿延。歷史不同,在中國歷史演進中,當不致有如今日之波蘭。今再扼要言之,人生乃一綜合性。幼年中年老年,同是此一人,同是此一生。農人工人商人,亦同是一人。一切生活事業,可以隨時隨地而異。其同是一人生,則無可分別。西方人重知重分別,乃疏忽了此綜合性。如農業轉為工商業,西方人必認為乃人生一進步。故西方人昌言平等,而必於人生各方面,加以種種分別,成為一不平等。亦可謂西方一切知,乃不知此真人生。既所不知,復何有情。中國重情,乃為對此人生有真知。一旦面對西方人生,亦所不知,則宜乎其亦不知何以為情矣。如今日之波蘭,無論其為波蘭人,或非波蘭人,凡所表現之一切情,均可謂非人生真情。徒有情,而此邦之人生則終趨於日亂而無可救治,亦宜矣。 今日之波蘭人,果能動其真情,則波蘭共黨政權之軍事統治,宜亦可漸趨解消。波蘭四圍之非波蘭人,果能亦對波蘭動真情,則波蘭內部之亂,宜亦可漸趨於平息。欲速則不達,重情則知忍知讓,知緩以待之。飄風驟雨不終朝,而何是非強弱之足爭。今則爭是非爭強弱,亦無奈其無情何。則飄風驟雨雖不終朝,仍將復起。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或仍將有第三次之大戰繼起,亦唯此之故。 然則求當前世界人生有一大轉變,先當變其情,而非變其知。唯情乃可和,而知必出於爭。對此情與知和與爭之兩面,中西雙方觀念各不同。此則以中國觀念言,此情實乃一仁,唯知仁,乃得為大智。非仁且智,何以救世界救人類。其果有當乎,世人賢達,尚其平心衡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