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七○ 知識與生命
中國古人極看重知識，孔孟儒家姑不論，即莊老道家亦然。莊子逍遙遊稱「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分大小，即其重視知識之證。又以知識與生命並言，更是其重視知識。中國人主從生命內部求知識，不向生命外面求。西方人則反之。此為中西雙方求知態度相異一大特徵。
莊子養生主又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則殆而已矣。」從生命外面求，時空事物，無邊無際，無窮無竭，以我短暫狹小之生命，向之求知，此為一危殆之道。果憑此為知，則唯有危殆而止。此非不重知識，乃主知識不應向外求。
人生外部最大莫如天。人類莫不知有天。然天實難知，天上是否有一帝，此事不易知。中國古人似亦信天上有帝。孔子於此不加深求，僅曰「天生德於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則孔子似非不信天上有帝，但孔子僅從己言，不從天言。孔子僅自信有德。就一般言，此德應由天賦。孔子自謙又自尊，自安又自虛。德之所成，並世稀知，則曰知我唯天，但不言何待人知。人果不知，仍望天知。孔子又言「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成德，乃謂上天命我如是，此其意態仍可謂極自尊又極自謙，極自虛又極自安。能如此足矣，又何煩確求天帝之知。
孔子重道，乃人生之道，當就人生求。墨翟反孔子。孔子言孝，墨翟言兼愛，必欲視人之父若其父，謂此乃本之天志。孔子並未明言天上有帝，唯人生自幼即知孝父母，乃謂孝亦天命，如此而止。墨翟則似確信天上有帝，人生無不有父母，即天志命我以兼愛。此非內求諸己，乃外求之天。儒墨是非在此。莊子齊物論兼反儒墨，然其求知意態則實近儒，不近墨。
莊子大宗師有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是莊子言知，亦兼天人言。唯莊子之求知於天者，僅曰「天而生」。人由天生，此易知。唯天之生人，欲其孝抑欲其兼愛，則不易知。故莊子不之言。然則人生當奈何？莊子意，天既生我，我當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可矣。何以盡其天年？是必有道。而其道則半在人，半在天。在天者，我不知。則唯以我所知養我所不知而已，無煩深求。
此處莊子意頗近孔子。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有所知，有所不知。知我所不知，亦即是知。人能知己有不知，亦即是知。寧知上天之必有帝，又如何為帝，此皆不易知。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與祭如不祭。」人之祭神，固知神之所在，又果知神之若何而為神，孔子不深求。祭神如神在，僅求之吾心。人豈並己心而不知，知吾此心，臨祭而敬，斯即如神之在矣。然則神即在吾心之敬，若我不與祭，或心不生此敬，則祭如不祭。有神與無神事在外，孔子不論。祭與不祭在人事，孔子乃辨之。
或疑孔子果不知有神，何煩祭。但神之有無，孔子所不知，姑盡我之心而祭，此乃孔子對人生之慎，亦即莊子所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臨祭而敬，可得神歡，孔子知之。臨祭而不敬，不可得神歡，孔子亦知之。至於神之有無，則孔子所不知，唯盡其在我，臨祭而敬，斯可矣。若必廢祭先求神之有無，萬一果有神，我此不祭，先獲神譴，慎於人事者不當如是。故貴以所知養所不知。
天與神，孔子不知。死亦孔子所不知。或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從事於可知，莊子曰「善我之生，即所以善我之死」。此亦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之一例。
個人如是，大群亦然。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積兩千年之久，若何則治，若何則亂，史跡俱在，宜可知。此下事變繁興，豈能一一逆知。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此亦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中國之大群人生，乃自孔子迄於今又已兩千五百年，而尚未有艾，此亦可謂善盡其天年矣。
西方古希臘人亦重知識，並謂知識即權力。但從人生外部求之，並又認為可以無所不知，有所全知，求得真理，乃可憑以指導人生。然外於人生，又何人生真理可得。西方人於科學哲學皆有甚深造詣。但不知何以於異中求同。如古希臘有諸城邦，而無一統一領導之政府。有此民族，無此國家。馬其頓起，希臘即亡，此未可謂盡其天年。柏拉圖懸書門外，非通幾何學，勿入吾門。但幾何真理非即人生真理。從幾何學所得知識，乃部分知識，非全體知識。柏拉圖著理想國一書，不本之於實際人生，而僅憑理想。在當時無可通行，下及近世亦然。亞里斯多德繼柏拉圖而起，持論即與柏拉圖相異，並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此與中國孔子莊子所言甚不同。莊子並不師孔子，而所陳義理盡多相同處。何以故，以其同本之實際人生內部故。西方哲學則人持一說，至今無定見。
羅馬亦一城邦，憑武力統一義大利半島，又環地中海拓展形成一大帝國。但羅馬人不甚重知識，從希臘俘虜中獲得一知半解，即告滿足。羅馬帝國崩潰，亦未可謂羅馬人已盡其天年。中古時期，耶教昌行。但耶穌乃猶太人，其教何以得盛行於歐西？因歐西人生不安，信仰天國上帝，心始稍安。但真得安乃在死後。方其生前，固仍不安。循是以至現代國家興起，其生前之人心不安則如舊。一方效希臘人經商成為資本主義，一方效羅馬人整軍經武繼續帝國主義，富強不可一世。但經兩次世界大戰，國力均告衰退。以常理推之，能勿接踵希臘羅馬遽此淪澌以盡，已為至幸。至於盛況再臨，西歐人已不作此夢想。豈得謂已盡其天年而非中道夭。
繼歐西而起者，曰美曰蘇，今稱世界兩大強。然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不再繼起，無人能加保證。原子彈肆虐，兩敗俱傷，已有作此預言者。然則美蘇如何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亦復無此把握。西方文化陷此悲境，即在其不能以其所知以養其所不知，而僅求在不可知中求知。以為可以應變，而不知終是一危局。莊生則已先言之。
哲學宗教既均不能解救此危機，試言科學。餘生晚清光緒乙未，無錫鄉村中尚無電燈。十三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始見有電燈。及今回憶，余幼時十三年中，人生亦有快樂。十三年後，亦多極不快樂事。今人則謂科學使人生進步，實則科學僅與人一方便，非能使人生有進步。以餘一人一生所知，此即一真理。科學發明，僅在物質上。人生安樂，則別有所在。至於人生之品質高下，則猶非安樂一端所能定。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則可與知者知，難為俗人言。余此下八十年來，科學種種發明，而人生則日增其不安不樂。此下之不安不樂，或將更過於今日。物質人生尚如此，品質人生更何論。
宰我以三年之喪問孔子，謂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氣候變盡，守父母喪一年已可，何必三年。孔子意，父母死，究否有鬼，鬼經三年，其變又如何，皆所不知，亦不向此等處求知。只謂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守喪三年，乃覺心安。今汝若覺一年心安，即守一年喪亦可。此非孔子深斥宰我，實告宰我以人生大道，貴在及己求之。孟子告曹交亦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古代是否有三年之喪，後人以考據家態度來疑孔子。實則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孔子著意處正在人生之德上。莊子亦好言德，故有德充符之篇。西方人不言德，此又中西雙方言人生一大歧點。
莊子大宗師又云：「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我何堪與無足者同至於丘，亦不能與無德者同臻於道。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人群大道亦唯一本於人性之忠信，加之以學，乃可達於道。學即學己之忠信而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人之至於丘，亦唯在己之雙足。有足自能行而至，有德自能學而成，此亦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知孔子之道，豈不知己心之忠信，是在好學。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則自能悅，此亦人之德，在人自學而自知之。中國人教人，在教其內心之自知。西方哲學求知，則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內。故必有邏輯辨證，語言有組織，積累篇牘，強人以信。但人亦向外求，外又何限，求而得者不同，則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中國教人，只自述所知。人有同德，斯亦同知。故中國言教必言化，乃學者之自化，非教者所能強加之以化。
莊子大宗師又言：「道可傳而不可受。」孔子之時習而悅，此即孔子之傳道。學者自學自習，乃學者之自得。故學貴自學，得貴自得。西方哲學亦志在傳道，而期人之受，不待其化。莊子又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志在傳道，不待人之自化，志在受道，不求己之自得，此皆嗜欲。自化自得，此乃人之天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天機自發，則所得日進，此乃是自然。
莊子善譬喻，養生主篇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人文大道，即今人所謂之文化，如一大燃燒體，發光發熱。人在大群體中亦如一薪，能發光發熱，傳及他薪。此薪已燃燒成灰，他薪仍續燃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前薪已盡，孔子如後薪，發光發熱，但亦必盡。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莊子孟子，又屬後生，同一發光發熱，亦同歸於盡。而人群至以永傳。西方哲學，各別成家。希臘羅馬各自成一文化，又有現代西方文化，文化日進步，前人不如後人，則人死唯有上天堂。故西方宗教雖與科學哲學各相異，而人各有其久傳永存之價值。但人之知識，只能知其一部分，不能知其大全體。空間然，時間亦然。中國則以知養其所不知，西方則以互不相知互相爭，此其異。
莊子大宗師又言：「古之真人，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人生所始，如嬰孩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抱，雖不自知，而能不忘。百年之生，亦非全知，而多能不忘。故中國人重記憶，乃重歷史。西方人則不重記憶，亦不重歷史。希臘羅馬人，皆不言其始，乃亦不計其所終。現近西方人亦然。皆忘其所始，而又忽其所或終。故西方人乃輕其前後，而重視當身。求變求新，更求自創造。信當世不信先後天，乃至失其為人為我，而卒亦無可知其所將終。心勞日拙，現世則已，其果何為。故中國人尊先賢，畏後生。所知皆從先賢來，能為後生開一始，斯可矣。此亦以其知養其所不知，以待其自化。何嘗如西方人，必求自創一真理，為後人永守。後人承此心理，亦求變求新，而所謂真理，亦隨此日變日新而俱去。中國人則不求變，不求新，唯此一化，乃自變自新，而仍在此一化中。化即是道，萬化而不出此一道。唯儒家言道重人生，道家則推而至宇宙自然，非有他也。
莊子齊物論，一儒墨之是非。然他篇如人間世、大宗師，多稱仲尼，亦及顏淵，乃不提墨翟禽滑厘。雖亦寓言，而儒墨不齊可知。故莊子言至人神人，亦言聖人。老子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乃見非聖意。莊子言道亦言德，老子則曰：「失道而後德。」莊老相較，淺深自見。老子又言：「絕學無憂。」莊子內篇中有大宗師，既有宗師，則仍主有學。老子主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而莊子內篇中有應帝王，既有帝王，則非小國寡民可知。則莊子對教育，對政治，仍與孔子儒家有吾道一貫先後相承之大義存在。而老子則言之過激。老繼莊後，一如荀子繼孟子之後。後人慾求異於孔子，乃多舉老聃，鮮及莊周。但阮瞻終以「將毋同」三字得掾，見世說新語。則中國文化儒道兩家融通和會之大體系，實亦為歷代學人所同契。唯或偏莊老，或偏孔孟，乃若有其相異耳。
莊子應帝王又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孔子亦曰：「堯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民無能名，即似不自己。可見莊子與孔子意實無大異。又曰：「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語尤有深義。中國人言教，每曰教化。言治，每曰治化。言天地，則曰造化。化待萬物之自化。大學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自化，故曰「反求之己」，「盡其在我」，則在外無所恃。西方人必求恃於外。希臘經商恃財力，羅馬整軍恃武力。直至近代資本主義恃財力，帝國主義恃武力。宗教恃上帝，科學恃自然萬物，必在外有所恃，此在中國謂之霸道。中國尚王道。孟子曰：「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足也。王者以德服人，心悅而誠服之也。」尚德必修之身。韓愈曰：「德者，足於己無待於外。」故能弗恃在外。則莊周道家言，實與孔孟儒義無大殊矣。
應帝王又曰：「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七竅在養生主謂之官知，目視耳聽，求知皆在外。渾沌非無知，唯知在一身，融通和合，乃全體之知，非分別之知。若果無知，則何以能善待倏忽，此即儒家所謂忠信之德。忠信非無知，亦乃一全體知，非部分知。死生存亡均已融為一體，何論人己物我。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渾沌善待倏忽，即此忠信之德。莊子德者成和之修，其言修德即猶儒家之言修身。忠信所以成和。而有子言：「禮之用，和為貴。」渾沌之善待倏忽即是禮。而老子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又拒禮於外，引而遠之矣。存之內，斯為忠信。表之外，斯為禮。禮即內外一體，寧有表之外而無存之內者。不忠不信即非禮。老子又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但孝慈即六親之和，忠臣亦所以成國家之治。老子又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同猶言渾沌，老子言乃眾妙所出，此猶近莊子。老子又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則又失渾沌玄同之義，莊子斷不為此言。唯曰「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則庶近之。故渾沌乃大智之謂。視聽食息之知，外取於物，內供之己。物我別，人己亦別。近代個人主義之功利觀，一切皆賴七竅之分別知，而渾沌之全體知則已死。莊子之言，仍必會通之於儒義，乃得其真解。
西方人求知重分別，乃尚空間擴張。中國人求知重和合，乃尚時間綿延。倏與忽，即指時間之無綿延而言。唯渾沌全體無分別，乃能綿延。中國自黃帝堯舜迄於今，綿延四五千年之久，仍然一中國，則唯渾沌之化。西方自希臘羅馬迄於今，則唯倏忽多變，而渾沌則已死。莊子應帝王言政治，其大義亦何異於孔孟。唯倏忽分居南海北海，而渾沌乃居中央，空間不同，氣候不同，生物不同，斯其民族文化亦不同，斯亦一自然，無可奈何。故莊子意，必求為鯤鵬，能作逍遙之游，庶可以有大知大年。其言不如孔子之親切，有規矩。然能通莊子義，則更能通孔子義。中國民族文化之所謂知，其庶無所大違越於其所謂道。與西方人之言知識與真理，則大相異。莊子與惠子辨。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惠施名家，其源自墨來。離堅白，近似西方哲學家言。莊子譏之。西方人求知識，皆求益於生。中國崇德性，即自然。好惡內傷其身，儒家謂之欲。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求知識僅養心之一事。會通而觀，中國文化精神昭然若揭矣。今之求知者，又烏足以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