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六九 學問與知識
中國人重言學問，西方人重言知識。學問乃求取知識之工夫，知識則學問獲得之成果。西方人重功利，故重知識成果。中國人重道義，故重學問工夫。此又中西文化歧異一要點。
但學問則人人可同，知識則各別相異。故西方人求知識必求標新立異，出奇致勝。我之所知所有，當為他人之所不知所無。亦如商品，只此一家，別無分出，乃可廣事推銷，多獲贏利。此乃為自己謀，非為他人謀。商品出售，果於購買者有真利實益與否，此為商人所不計。古希臘人謂知識即權力。近代美國哲學家杜威謂知識當如一張銀行支票，可向銀行兌現，始有其意義與價值。
今日為知識爆破時代，然而社會不安，國際動盪，人生禍亂叢起，亟亟不可終日。幾於知識愈進步，而人生愈墮退，此實一至為明顯之事。如自然科學中之天文學，自哥白尼與伽利略發明了地球繞太陽轉，非太陽繞地球轉，太陽與月亮非可相等並視。此已為人類知識開示出一正確觀點，於日常人生有大貢獻。但繼此而進，直至今日，太陽系外之無數星雲，以及太陽系內環繞太陽之各恆星，如火星土星之類，其種種知識，究與當前人類禍亂具何關係，有何挽救，豈不如河漢之不相涉。然而西方科學家，積數百年來對此方面耗費了大量心力財力，旦夕以求。天文知識日進無疆，而此輩知識分子，竟不肯稍回頭來，先求解決了當前危機，再向此無限知識界探求。豈不如一企業家，只求自己商品推銷，更不在當前經濟危機上暫時有所措意，一色無異。
又如生物學發明了人類演進來源，此於當前人類日常生活之應有知識上，亦有相當效益。繼此而進，世界生物何限，下至深海底，上及太空界，千儔萬品，一一探索，此亦盡成為一種知識。但對人類當前危機究何關係，則亦置而不問。
自然科學界如此，哲學亦然。其實西方哲學知識亦從自然科學知識中來。自然知識無窮，斯哲學構想亦無窮。即如西方宗教，實亦是一種知識。唯耶穌為一上帝獨生子，有關上帝天堂靈魂種種知識，只有耶穌得知。其他人只得對耶穌有信仰，不得在耶穌以外有知識發現。縱使自然科學乃及哲學有種種新發現，新解脫，但信仰自信仰，仍可各不相牽涉。此亦如公司產生商品，各自牟利，互不相關。
中國人則不然。知識是各別的，而學問則是共同的。中國人獎勵人教導人去學問，卻不在知識上來過分求分別。故中國人只稱學人、學者、學士，卻無知識分子一稱呼。孔子自稱學不厭，教不倦，只自稱其學，並以學為教，即是亦教人學。至於學之所得知識方面之高下是非，則屬次要問題。此亦猶農業之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同一意義。
學則必有知。中國人之學，主要在學做人，又更重在行。孔門七十二弟子，最能學孔子者，群推顏淵。顏淵有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顏淵主要在學孔子之為人，不在學孔子之知識。而如何為人，乃有其難知難學處。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是孔子非不知自己為人有他人難知處，但只求自己為人，非為要人知我。不僅他人不能盡知我，即我亦何從盡知得他人，故孔子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孔子亦自承對後生有不知，則又焉知後生之必知我。至於行，則有一共同標準。孔子所學在此，其教人亦在此。
此一共同標準，中國人謂之道。道重在行。西方人則言真理，真理重在知。我所知不能盡與人同。亞里斯多德言：「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師弟子間所知，亦不能無分別。與顏淵之稱「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大不同。故中國人言尊師重道，與西方人言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大不同。中國文化有傳統，一脈相承。而西方知識界則日變日新，師承傳統，皆非所重。
中國人重做人，不重知識，故亦不重著書立說，為自己作表揚。中國相傳最古書籍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詩經三百首，作者可考最多只幾首，但絕不重要。此三百首詩之編集人，後世亦不知。書經數十篇，不知其作者，亦不知其編集人。易經儀禮，作者亦不知。唯春秋乃孔子作。但孔子作春秋，乃根據魯史舊文，與自己著書立說亦大不同。然唯此已為中國古代私人著書之唯一例證。
孔子生平教育門人弟子，均出隨時告語答問，並未自寫數十條作為其授教之綱要，更未嘗作一教本。論語所載，皆出其門人弟子所記錄。逐條記錄者，亦多不知其主名。論語一書之編纂，亦不知出於孔子身後幾代誰人之手。墨子亦未嘗親著書。今傳墨子書，亦不出於墨子弟子，乃在數傳之後。孟子七篇，乃由其門人萬章、公孫丑之徒隨時記錄，或有孟子親所撰寫。然與立意自著書仍不同。
其他先秦諸子，大體皆然。唯道家如莊周老聃，莊子內篇七篇，老子上下篇，當出莊老之親筆。莊子外雜篇，則不知出莊周后幾代誰何人之手。亦不自標姓名，唯傳師旨而止。今傳諸子書，唯荀卿韓非兩人最多自撰之篇。或荀子為楚之蘭陵令，老於南方，遂多閉門撰述。而韓非則為韓之諸公子，不以傳授弟子為業，故亦多閒居之筆。
最晚如呂不韋，為秦相，廣招賓客，編撰呂氏春秋一書。但賓客姓名，亦所不知。西漢初，淮南王亦招賓客著書。賓客姓名略有傳，然何人作何篇，則均不可考。周易十傳，大、小戴禮記中所收各篇，後世最著名者如中庸大學等，均不知作者姓名。要之，中國人觀念，著書乃以傳道，非以揚名。道為公，名則私。為社會大群傳道，非為個人著作揚名。果圖私名，即非公道。孔子曰：「述而不作。」先孔子，魯國有叔孫豹，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隨時隨事所言當於道，後人記述之，其言即不朽。則德功言不朽，皆公非私。孔子所言，由其門人弟子記下，非孔子自立言以求不朽。
故中國古代諸子，皆非私人著書。史籍乃記古人前言往行，與著書自立說不同，故孔子作春秋。但記述前言往行，宜亦有道，其道則在褒貶。孔子春秋雖因魯史舊文，然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有三傳，公羊榖梁傳其辭義，左氏詳其事跡，兩百四十年列國君臣前言往行，記載甚備。此皆出孔子以前列國史書，其作者姓名皆不詳。司馬遷身為史官，承父遺命，作為太史公書。義法一本春秋，是為中國史學界繼孔子後著書有主名之第一人。後代史書，始多作者主名。然司馬遷自言：「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其書亦為傳道，不為自立說自成名。
經史子三種外有集部，今人稱之為文學。最早詩經三百首，繼之有屈原離騷，乃為中國文學有主名作者之第一人。然屈原忠君愛國，離騷者，猶罹憂也。屈原所憂在楚之君國，亦為公，不為私。離騷外，尚有他篇如九歌等，合稱楚辭。屈原弟子如宋玉、唐勒，慕效其師為文，但其地位斷不能與屈原相比。高下不在文辭，而在著作之心意。故雖同在楚辭中，意義價值自別。
其他戰國時代文學作品有主名可舉而獲後世之極高評價者，最著如樂毅報燕惠王書。樂毅亦如屈原，忠於燕，愛其君，而遭讒以去。其意亦本不求為一文學家，故其報燕惠王書，乃與文學家自創一文學作品之意義大不同。其次如李斯在秦諫逐客書，與秦國當時政事大有關，其書亦流傳，何嘗是李斯創意求為文傳名。又如其為嶧山碑，亦為秦代統一後一政事文件，非私人一文學創作。而李斯亦絕非一文學家，但其作品則列入集部中。
漢初有賈誼作過秦論，此乃其青年從學，對當前史跡有莫大感觸所發抒。其上治安策陳政事疏，則對當時政治深思熟慮作莫大之貢獻。及其遠赴長沙，吊屈原，為鵬鳥賦，則其憂傷國事，感觸遭遇，滿腔心情所難禁之發泄。凡所寫作，皆以一己身世作題材，主要則在性情上，對於國與天下人群有無上之關切，而豈有意於著書立說，為一己之表揚。更豈寫為文學，以供他人之娛樂。匯而觀之，則亦經亦子，亦史亦集，何嘗如近人所想，乃有一套各自分別之專門知識，成為一專門之創造與發明。如賈誼，亦僅以一己之學公之當世。凡中國人之所謂學，經史子集四部大體皆然。
此下演變，同此本源。今不逐人逐書加以詳論，姑舉其較特出者略為陳說。東漢初王充論衡，人則隱淪，書則網羅以前各家各說，而一一加以懷疑批評，是亦見其知識之廣。其人之傑出於儔類，而有近於今人所慕效西方著書立說之所為。近代學人章太炎，乃特加欣賞，謂中國有一王充，可以無恥。其自著書，名國故論衡。同時有國粹學報。太炎意以往陳跡當稱國故，不當稱國粹，又必一一再加以論定。此見中國古人尚學不尚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傳統心情已大變。此下胡適之為先秦哲學思想史，不崇一家，不尊一說，所述必加批評，此亦太炎國故論衡之意。至於自著書自立說，則尚待後人努力。
中國之佛教，僧侶僅務傳譯，不事創作。或謂宗教信仰宜然。其實在印度，釋迦以後，佛教僧侶多自著書自立說。中國僧侶則述而不作，亦如儒家。傳譯以外，則加闡說。同時五經有義疏，注外加注，此一風氣亦受當時佛門之影響。隋唐以下，天台華嚴，中國僧人亦自成宗派，然不自創經典，仍據傳譯某部經為之會通闡說而止。同時有禪宗，則不立文字，僅有口說，受者寫為語錄。說者謂語錄乃禪門之新創，實則如論語，亦即孔門之語錄。唯六祖壇經乃用當時通俗白話，與論語雅言有別而已。是南北朝隋唐之佛徒，可謂仍不失中國學人傳統。
唐韓愈以提倡古文名，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以己之闢佛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毅然以師道自居，而曰「並世無孔子，愈不當在弟子之列」。是韓愈以孔門之傳道者自任，非有意自創為一文人。唯道之所在，身家國天下，出處進退，一飲一宴，一會一別，一死一葬，隨時隨地，隨人隨事，一吟一詠，一章一篇，皆以見道，亦即如著書立說。韓柳然，李杜亦然，其詩其文，皆以傳道。後人乃以詩人文人目之，寧待必自編一傳奇，自創一劇本，乃始得以文學家成名。
宋代歐陽修承繼韓愈，倡導為古文。然歐陽說詩說易，作為新五代史新唐書，其學亦經亦史，其集即亦自成一子。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已兼有之，亦豈求為一文學專家。同時有曾鞏、王安石、蘇洵、軾、轍父子，其學其人，大體皆然。此等皆為中國之學人，與今世之所謂文學家知識分子有辨。
理學家起，周濂溪作為易通書，大旨在說易，亦所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張橫渠著正蒙，書名亦本之易，大旨仍在闡說古經典，非為自著書自立說。二程兄弟，廣傳弟子，其學更見在其門人弟子之語錄。伊川生平唯著易傳一書，仍在闡說古經典。明道則無之。
南宋朱子，集周張二程理學之大成。著書說詩，說易，說禮，說春秋，又有四書集注，皆闡說古經典。有各朝名臣言行錄，乃屬史。其詩文成一集，即其一己作品之自成一子。其學亦經史子集四部皆備。而生平講學大旨，則更詳見於其門人弟子之語類。亦非自著書，自立說，自成一專家，如今人所想像。朱子畢生勤學，乃可為中國傳統學人一榜樣。今人乃亦目為一知識分子，則不專門，非專家，泛濫無歸，又何堪與當前分門別類之知識分子相比。
朱子先有近思錄，薈萃周張二程言，分十四目，首道體。此見中國學問傳統，主求道，即為己之學。中國古人稱道，後稱理，道學亦稱理學。做人必講道理，出處進退用舍行藏皆以道，一切財勢權力無如之何。西方重知識，求為人用，由中國觀念言，乃為人之學。乃有法律，保障自由人權。此乃中西為人為學一大相歧點。
近思錄第二目為學大要，第三格物窮理，此言為學之綱要。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即言為學主在做人。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由修身推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四者一以貫之，而人道盡。九制度，十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此皆由修齊治平之道來。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辨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此三目乃言為人以聖賢為終極。故為學主做人明道，則重在大而通。知識則貴專而精。觀近思錄十四目，即知中國學問在做人，而知識非其首要。書名近思錄，乃從論語子夏「切問而近思，可謂好學」來。學做人，故需切問近思。西方哲學貴能遠思，能自創說，不待切問而近思。此亦中西為學一歧點。
元代王應麟厚齋著困學紀聞。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則生而知之。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十而知天命，則學而知之。厚齋亡國遺民，自居為困學，而不敢言知，故曰紀聞，實如一部讀書筆記。然而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無不學，此可謂博學多聞。其實厚齋此書即從朱子近思錄來。近思錄亦是一部讀書筆記，唯只記原文。厚齋之紀聞，則記其讀後之心得。得之古人，即心悟於道。非如今人必自創造自主張，乃為自我知識，非他人所能及。厚齋一代大儒，而自稱困學紀聞。中西學人意態豈不顯而易見。
清初顧炎武亭林，亦亡國遺民，著為日知錄，亦從論語子夏「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來。則亭林之所謂日知，亦猶厚齋之所謂困學。此皆見中國學人意態。其書亦即一種讀書筆記，經史子集無不學。厚齋亭林乃皆以博學於文為教，其實即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義。故中國人又稱學人為讀書人，謂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讀書人求為一非可憎人，斯足矣。
亭林同時黃宗羲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書根源經史，自成一家言。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亦兼而有之。賈誼陳政事疏，董仲舒賢良對策，梨洲亡國遺民，無此機緣，乃錄以待訪。心抱亡國之痛，而仍不忘以天下為己任，此亦傳道宏道之心，上同於孔子之作春秋。而豈著書立說，自我創造，自我表現，以自揚己名，如今人所想像之知識分子專門學者所當同類而語。
乾嘉以下，學風又變，分宋學與漢學。宋學尚言義理，而漢學僅治訓詁考據，發明古人之所言，斯止矣。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拈出孟子書中主要幾字，定其義訓。非我有言，乃闡述孟子之言，義理即在是，故曰「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此亦述而不作。乾嘉之學仍是中國舊傳統，舊榘鑊。其意若益謙，但實則為輕蔑鄙薄清廷之科舉功令，亦上承晚明遺老之意來。唯戴震之徒，有學無己，重知不重行，則與晚明遺老大異。而近人乃謂其有近似西方處，倍加稱重，斯又擬於不倫。唯高郵王氏父子著讀書雜誌，經義述聞，乃一意於訓詁，不牽涉義理爭辨，此始有似於西方專門之學，為知識而知識，轉少大可譏評處。但其學術淵源，則中西終自大不同。昧於二王治學之用心，則亦不足以言二王之學。此義他詳，茲不贅。
乾嘉為學，亦文亦史亦子，不專一於治經。錢大昕著十駕齋養新錄，則亦為一部讀書筆記，遠追王顧遺緒。同時有章實齋著文史通義，其書不僅求通文史之學，並經子之學亦求通於一道，自謂其學淵源宋學，與當時分別漢宋以為學者不同。
晚清陳灃有東塾讀書記，亦如錢大昕養新錄，皆記錄其畢生為學，讀書所得，如是而已。何嘗標榜一己，自謂高出前人。中國學術傳統一大特性，即可由此而見。陳灃前有汪中，欲著述學一書，惜未成稿。述學者，即述其所學。中國古今學人，必重自述所學，學從何處來，不貴自創造。清末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囑其門客為書目答問一書，亦舉古今書籍分類編目，讀此可知中學之大概。
當時分義理考據辭章為三學。今人謂辭章為文學，但中國文學亦非一專門之學。姚鼐為古文辭類纂一書，亦指示人如何讀前人文。曾國藩言「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乃自為十八家詩鈔，又命其門客為經史百家雜鈔。如何讀前人文，此即自己學文之途徑，如何讀前人書，亦即自己為學之途徑。舍此何以為學。故中國之學曰尊師重道，仍即孔子之所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作為文章，尚不以自創造自開新為上。唯作者自有其身世遭遇，不同於前人，則雖好古不作，而仍不善其有自己特殊之一分，如此而已。辭章如此，更何論於義理考據，而可自誇有創造有開新。曾國藩又有求闕齋讀書記，即東塾讀書記之先例。故曾國藩雖自稱學古文於姚惜抱，而又為聖哲畫像記。又於當時義理考據辭章三門學術之外，加入經濟一門。其所謂經濟，即屬治平大道。則湘鄉之學，又更在重行可知。
西學東來，世風大變，而無奈拘墟坐井，所變亦有限。章炳麟自號太炎，乃表其超於顧炎武。康有為自號長素，乃表其超於孔子。然康、章皆信重佛教。康有為著大同書，大同二字本之小戴禮記之禮運篇，而其書內容則多從佛說，太炎菿漢微言，排列孔子地位在佛門為第幾等。則此兩人亦皆述而不作，不自標彰其一己知識之特出而獨立。實仍未脫中國舊傳統。胡適之始轉而師法歐美，曰賽先生德先生，全盤西化，但亦不謂有己見之特出獨立。自此以下，國人已不讀中國書，但依然述而不作，唯所述則在歐美，如是而已。然歐美之為學，則有作無述。是則今日國人之為學，豈不仍是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舊調。唯中國古人則主用夏變夷，近人則主用夷變夏。但西方主變，他日西方又變，則不知我國人又將何所承襲以自成其一己。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知必當兼知其有所不知，學亦當兼知其有所不學。顏淵學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在知識方面，易知則易學。又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在為人方面，有難知難學者。孔子所言，讀一部論語而可知。但孔子何由而出此言，又何為而出此言，則豈不難知而難學。若僅論知識，一部論語所言有限，我能超其所言而為言，豈不已超孔子而上之。孔子曰「述而不作」，一部論語，實多述周公之所未及言，孔子則若自謂未有言。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孔子已與周公異時，乃成其為孔子。孔子之難知難學處乃在此。
今人則必曰現代化，生現代，當知現代，為現代人。現代與古代時不同，我乃得傑出於古人。但後人又必傑出於我。故僅知現代，僅學現代，不知有古人，不知有後人，則當成為一無知無學之人。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則孔子為聖之時，與今人之所謂現代化又大異其趣矣。孔子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則後生之可畏，乃為其亦能如前人。今人則又必謂人類進步，今人當決不能追隨後人，一如後人。斯則生為現代人，現代即變而去，又何知之有，何言之有。